《新唐书·文艺志》给我们讲述着李白的这样家世：“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白之生”，“十岁通诗书，既长，隐岷山。州举有道，不应。苏颋为益州长史，见白异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学，可比相如’”，“然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更客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徕山，日沉饮，号‘竹溪六逸’”，“白晚好黄老”。李白是一个万事都关心的人，他集游侠、刺客、隐士、道人、策士、酒徒、作家于一身，兴趣太广，什么都敢于去尝试、去探究，这种人生态度决定了他的文化创造方式是“了无定法”，他的艺术思维方式实际上是一种醉态思维，即把醉态变成生命方式和思维方式，这比浪漫主义更具有本质的自由特征。这种非理性甚至是非智性的思维方式，应该就是他为人放诞、文风狂放的内在原因。
李白崛立于唐代而独步千古，那独异的艺术个性，源自于两个方面：一是盛唐气象的时代精神召唤使然，是盛唐以宽容大气的胸襟、仁慈开明的关怀，孕育着李白独树一帜的诗风，“天生我财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非凡自负和豪言壮语，自信狂傲的独立人格，豪放洒脱的气度，以及自由奔放的艺术幻想和想像，正是立足于李唐王朝选拔人才的不拘一格；敢想敢说、敢爱敢恨、敢笑敢骂，就有了赖以存活的土壤，一个天才于此就有了充分展现才华的社会基础。有专家指出，贞观和开元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文祸最少的时代，这就是李白敢于傲然面对万乘之主的社会制度背景；盛大与豪情，必然要有相应的篇幅来容纳，李白大量地运用长调歌行体，亦是其狂放不羁的性格使然，这对唐代文学的各种体式的创建极有楷模意义，王闿运就说得明白：“李白始为叙情长篇，杜甫极称之，而更扩之”，因此七言歌行“至唐而大盛”[13]；二是巴蜀地域文化和文学的陶铸熏染所成。蜀中浓郁的道家思想氛围，道家对权贵世俗的蔑视和逍遥放任的人格精神，尤其是蜀人赵蕤的纵横学说，以及蜀中“蛮夷”风习和任侠使气及慷慨豪迈的民俗，还有巴蜀文人反儒家礼教，蔑视正统道德规范的传统，都是影响李白性格的地域文化因素。他叙述过自己的思想文化性格所承：“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学剑术”，“十五学神仙”，这些非儒非孔学说使他公然地“谑浪万古贤，以为儿秦剧”（《陈情寄友人·三》）。《旧唐书·文苑传》记载其行为的狂放孤傲为“白宫衣锦绣，于舟中顾瞻笑傲，旁若无人”，他在《春日山中》也回忆过自己的不拘礼节放浪行为：“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秋风”。而“天子呼来不下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更是狂傲直对万乘之主，公然对封建最高统治者表示不敬，是何等地惊世骇俗？
这种自由自然的人格精神，反叛一切威权，冲破一切束缚的进取态度，敢作敢为的创造气概，雄眄一切、高视阔步的人生姿态，使李白写出了众多不朽名篇。“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胡适对此就作过充分地肯定：“李白的乐府有时是酒后放歌，有时是离筵别曲，有时是发议论，有时颂赞山水，有时上天下地作神仙语，有时描摹小儿女情态，体贴入微”，“他大胆地运用民间的语言，容纳民歌的风格，很少雕饰，最近自然”，“最可以代表那个浪漫的时代，最可代表那时代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14]。李白那磅礴激昂的想像甚至在感悟人生时的些许愁思，穿越了时空，弥漫在整个人间，历久弥新！
李白诗歌艺术特色的形成，有着蜀中文学先贤的影响作用。“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正是他学习模摹并欲超越司马相如的创作学步记录，他还从扬雄的创作中学到了许多，是谓：“因学扬子云，献赋甘泉宫”。既然是“朝忆相如台，夜梦子云宅”，那么，蜀中文学先贤的性格精神，文学主张和艺术技巧风格，就必然地要对他发生相当的影响，巴蜀文学辉煌的成就积淀必然地要模塑着他的创作风格，制约着他诗歌的艺术表现特征。汉代蜀籍作家那冲决一切、纵横恣肆的创作风范，使李白更喜欢采用自由的“古风”体和乐府歌行，去表现自己狂放不羁的情感和思想。在这里，盛唐“崇汉”的时代精神，巴蜀作家对前代乡贤文化创造积淀的承继，都集中地通过李白的文化创造而体现着，这就是所谓的“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在思想内容上，李白对权贵的蔑视、对“鲁儒”、“鲁叟”、“鲁诸生”所代表的正统礼法规范的嘲弄，以及对自由人格的颂扬等，都占有极大比例，倾慕大鹏“旷荡而纵适”的自由生活，并以鲁仲连、范蠡、谢安、荆轲、张良等历史侠义人物自诩，表现他“好古笑流俗，素闻贤达风”（《东武吟》）的价值标准，还有《侠客行》、《扶风豪士歌》、《少年行》一类游侠诗及众多游仙诗，都体现着他那傲然独立、遗世狂歌的人格个性。而《古风·三十》、《战城南》一类作品，则表现了李白对民众疾苦的同情和对封建暴政的愤激。(www.xing528.com)
出于对自然万物和生命的热爱之情，李白一生中漫游祖国各地，留下大量吟咏山水名篇，但他无论在何处，蜀中山水故乡月，巴蜀人生形态和民俗风习都萦绕于怀，难以割舍，“巴蜀情结”催生出如《蜀道难》、《峨眉山月歌》、《游子咏》、《朝发白帝城》、《送蜀僧晏入市》等数量颇丰的佳作，也正是基于诗作那浓郁的“巴蜀情结”贯注，这些作品才具有传诵不衰的永恒生命力。李白写作于蜀中的两首诗《古风·二·蟾蜍篇》，和“金窗夹绣户，珠箔悬琼钩……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登锦城散花楼》），以及《古风·四》的：“庄周梦蝴蝶，蝴蝶为庄周。一体更变易，万事良悠悠。乃知蓬莱水，复作清浅流，青门种瓜人，旧日东陵侯。富贵固如此，营营何所求”，也正是基于“巴蜀半道，尤重老庄之术”的地域文化精神氛围的涵蕴，是李白对庄子的崇拜所决定。还有乐府《白头吟》：“锦水东北流，波荡双鸳鸯，雄巢汉宫树，雌弄秦草芳，宁同万死碎羽翼，不忍云间两分张，此时阿矫正骄妨，独坐长门悉日暮，但愿君恩顾妾深，凯惜黄金买词赋，相如作赋得黄金，丈夫好新多异心，一朝将聘茂陵女，文君因赠《白头吟》，东流不作西归水，落花辞条羞故林。菟丝故无情，随风任倾倒。谁使女萝枝，而来相紫抱，两草犹一心，人心不如草，莫卷龙须席，从他生网丝，且留琥珀枕，或有梦来时，覆水再收岂满杯，弃妾已去难重回，古来得意不相负，只今唯见青陵台”。后者共30句，六次转韵，舒卷自如，层层照应，把一个汉代巴蜀发生的真实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还有《上皇西巡南京歌》中赞叹：“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能及此间无”，对故乡的自豪之情，于兹可见。
巴蜀文化的模塑影响，使李白常常以地域文化价值标准和审美取向，去看取人的生命形态，写下大量有关酒、女人题材的诗作，有些甚至带有明显的“性”场面，如《寄远》组诗中“相思”、“阳台”、”云雨”等意象和“何由一相见，灭烛解罗衣”等句，以及《对酒》中的“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里奈君何”一类描写，体现着他对现世人生享乐的注重和自然生命意识的表现。在封建正统文人眼里，这完全违反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伦理道德规范，王安石就指斥李白“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15]。但就巴蜀文化道德标准看，李白真诚地抒写出对美好人生的热爱，表现了地域风习对世俗生命的赞美，体现了一种活泼泼的自由自然生命意识[16]，这其实也就是巴蜀民俗“未能笃信道德”的地域文化风习所铸造。最后，还需强调的是李白在文学理论上的主张，他崇尚大胆变革创新，敬佩“扬马激颓风，开流荡无垠”的开创勇气；标举“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的文学华美，《大猎赋·序》就明确阐述过他这种观点：“白以为赋者古诗之流也，辞欲壮丽，义归博远。不然，何以光赞盛美，感天动地？”
李白生平可分为四个时期：（一）蜀中生活期。李白“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同时“十五游神仙”、“十五好剑术”。二十岁以后，他便漫游蜀中，登峨眉、赴青城。蜀中生活对李白豪放的性格和诗风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巴蜀地域文化涵蕴着他的人文性格和艺术思维方式。（二）走出大盆地的漫游和求仕时期。开元十四年，李白二十六岁，开始“仗剑出国，辞亲远游”，足迹所及，几半中国。并先后与元丹丘、孔巢父和道士吴筠等隐居嵩山、徂徕山和郯中。不同地域文化的比较参照，各种学说和思想的互相碰撞，对时代精神的充分感受，催生出他的大量作品。天宝元年，因吴筠推荐，被玄宗下诏征赴长安，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的青云之志。又因被贺知章叹为“谪仙人”而名动朝野。李白本质上不是政治家，“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的言行，蔑视帝王权贵的傲然作风，必然有“五噫出西京”、“赐金放还”的结局，这就是他那些抒发愤懑，抨击现实的诗篇产生的背景。（三）再度漫游（四十五至五十五岁）。“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出京至洛，遇杜甫，至汴州，逢高适，三人同游梁宋，用杜甫《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的话来说，就是“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李杜深厚友谊至此开始。其间，李白发出了“归来无产业，生事如飘蓬”的窘困之吁，有“摧残槛中虎，羁絏鞲上鹰”的现实批判，但他仍然相信自己“才力犹可倚，不愧世上英”，狂傲自信还是其性格的主要方面。（四）晚年（五十五岁至卒）。安史乱起，隐于庐山。永王璘起兵，他起而应和，为幕府，璘败而下狱，并被流放夜郎，是有“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江夏别宋之悌》）的反省。途中遇赦，往依当涂令李阳冰。夜醉酒泛舟江上，“捉月”水中，以浪漫诗情方式告别人间。
概而言之，李白在创作中呈现的强烈而真挚的情感，通脱豪迈的自我个性，冲决和超越一切的巨大勇气，非凡的想像以及奇瑰的文学形象塑造，即杜甫所称的“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都对巴蜀文学的繁盛和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超拔飘逸与雄奇豪迈的如椽巨笔，奏响了唐代诗歌的最强音，若天籁萦绕千古不绝，他身上那生机勃勃的生命律动，浓缩着唐代诗歌的精神特质。唐代诗歌有着独具魅力的时代风格与时代精神：博大，雄浑，深远，超逸，充沛的活力，浓郁的激情，不息的生命力，崭新的生活体验，以壮阔为美的审美情趣，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这一切合起来就成为唐代诗歌与其他朝代诗歌相区别的特色，所谓：“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耀。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古风其十》），人生就应该如此实现，李白向往的是一种人的全面自由和真正的人的生活，否则，即使是他所崇拜的巴蜀先贤，也受到批评：“子云不晓事，晚献长杨辞，赋达身已老，草玄鬓若丝”（《古风·八》）。李白的人生理想，标志着唐人的普遍价值取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即使生活中出现不尽如人意之处，却可以“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这种博大壮阔的情怀可以说是唐代诗歌的基调，体现于李白俯仰天地的慷慨大气：“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日出入行》），以及“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和“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等，皮日休说李白是“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刘枣强碑》），其实也是李白《上韩荆州书》文中说的：“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今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当今台湾诗人余光中在其《寻李白》中，准确感悟到了李白的独特：“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啸成了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我们最后还是以其《古风·一》的句子为其作结：“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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