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与文学的兴盛

第三节　史传文学的兴盛

本时期巴蜀史学亦达到鼎盛，来敏著《本蜀论》，谯周著《三巴记》、《古史考》、《蜀本纪》，陈寿著《三国志》、《益部耆旧传》，常宽著《续耆旧传》、《蜀后志》，李膺著《益州记》，寻根问祖的乡土志撰写，一时蔚为大潮。

陈寿的《三国志》不仅记录了三国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情况，以及对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作出贡献的人，同时还记录了当时国内少数民族和邻国的历史，《魏志·倭人传》就是日本古代历史的重要史料。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13]，《三国志》于司马迁、班固以外，自成一格。其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当时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至今，被视为史学典范“四史”之一，亦是魏晋时期史传散文的代表作。今人白寿彝说得准确：“《三国志》外表上有类于传记汇编，实际上却自有一个密针缝制的局度”^[14]。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归纳其体例有六：“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家之说，以核同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www.xing528.com)

《华阳国志》作者常璩的创作，源于一种强烈的地域文化寻根意识。据《隋书·经籍志》等记载，东汉魏晋时期，由私人撰写的州郡地志常以“异物志”命名，如东汉有议郎杨孚所撰《交州异物志》，吴时有丹阳太守万震所撰《南州异物志》，以及朱应的《扶南异物志》、沈莹的《临海水土异物志》、薛莹的《荆扬已南异物志》等等。晋、宋之际，有裴渊《广州记》、徐衷《南方草物状》、刘欣期《交州记》、盛弘之《荆州记》等各种地域文化史籍问世。但“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15]，于是，常璩追慕“司马相如、严君平、扬子云、阳成子玄、郑伯邑、尹彭城、谯常侍、任给事等各集传记以作《本纪》”等在巴蜀生命史的寻根方面的努力，有感于两晋朝野对巴蜀地域文化的轻视，愤而立志编修《华阳国志》，体现着巴蜀地域文化的理性自觉。该书“肇自开辟，终乎永和三年（公元347年）”，全书共十余万字，分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并士女目录》等十二卷。该书价值在于首创历史、地理、人物综合编定方志的体例，成为一种“大文化”式的历史著述新体式，宋代吕大防盛赞为“蜀记之可观，未有过于此者”，就是基于此；清代廖寅则谓“后有修滇、蜀方志者，据以为典”。梁启超亦称“晋常璩《华阳国志》，为方志之祖”。从体裁来说，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结合，构成了《华阳国志》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中国方志编纂史上的一个首创。

谯周幼年失父，家贫笃学，青年外出求师，做了博学多才的蜀中名儒秦宓的弟子。他从此研精攻籍，见识卓拔。22岁入仕，主要作品有《谯子法训》、《论语注》、《五经然否论》、《古考史》、《巴蜀异物志》等。《古考史》全书25卷，对《史论》全书作了考证，“皆凭旧典，纠迁谬误”，在唐代即被誉为“能与《史记》并行于世的史书”，还有以主客对话方式，实为《子虚上林》体式的《仇国论》等，为人所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