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学：守住个性，传承记忆

第二节　坚守个性的巴蜀文学

明代何宇度说：“蜀之文人才士，每出，皆表仪一代，领袖百家，岂他方所能比拟”^[10]。魏晋时期的时代精神，《北史·文苑传》概括得很清楚：“梁、荆之风，扇于关右，狂简之徒，斐然成俗”，即使在这个时期，巴蜀文学仍然以李密的《陈情表》、诸葛亮的《后出师表》这“天底下两大至情文字”辉耀千古。我们还应该看到，汉代巴蜀作家群“文坛霸主”的影响，司马相如在文学理论上探索的先导和创作实践的范式作用，扬雄在玄学上的建构，影响着整个魏晋文学，当然更要影响其故土巴蜀。即如《北史·文苑传》所称：“汉自孝武之后，雅尚斯文，扬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马、王、扬为之杰”，“历选前英，于斯为盛”，成为本时期文学创作的范式。蜀人秦宓、杜微、杨厚、任安、彭漾、杨戏，李密、李兴父子和常璩等，继扬、马、褒之流风而崛起，在曾经被人们视为仅出忠勇之士的巴文化域，也涌现出一批文士，仅巴西一郡，“文学笺启，往往可观，冠带风流，亦为不少”，产生谯周、陈寿这样的文化大家。外地入蜀者刘巴、许靖、诸葛亮、陈震、马良，也在为巴蜀地域文化的繁荣而努力。

我们应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蜀汉政权割据虽然构成当时“三足鼎立”的局面，但为时太短，魏晋统一的自我中心价值观的作用，决不会对“伪朝”的文学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即使是蜀人陈寿主笔的《三国志》，也必然要受到统治阶级“主流意识”的制约甚至是干涉，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背景和出于对自我族群意识的骄傲，乃至于对大盆地生命史的“寻根”热情，常璩才愤而写作《华阳国志》。这点，我们可以通过王商来认识，《益州耆旧传》载：“王商字文表，广汉人，以才学称，声问著于州里”。其声名远播而被作为难得人才，曹魏重臣王朗就劝说他去曹魏展现才华：“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气类之徒，遂沉溺于羌夷异种之间，永与华夏乖绝，而无朝聘中国之期缘，瞻睎故土桑梓之望也”^[11]，基于对家乡的热爱，王商不为所动。而曹魏的许靖却向往着进入巴蜀，其《与曹公书》曰：“当复相绍介于益州兄弟，使相纳受，倘天假之年，人缓其祸，得归死国家，解逋逃之负，泯躯九泉，将复何恨！”后来他如愿以偿在巴郡、广汉、蜀郡任职并终老于兹。外部世界纷纷扰扰的战乱，更衬托出大盆地“溺于逸乐”的“天府”优势，以至于巴蜀文人“士多自闲”，“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12]。但是，这也使巴蜀文学的影响难以扩展出去，“正史”难录。

被诸葛亮称为“蜀中才子”的秦宓，绵竹人，《三国志·蜀书》卷38称其：“少有才学，州郡辟命，辄称疾不往”，是一个极有个性气节的士人，后担任刘备政权大司农，为政极有美名，对刘备为关羽报仇一事，敢于直接批评之“舍万乘之躯，而徇小义”，虽因之下狱而不悔，可见其政治眼光。后人有碑文赞之：“史赞丞相俭，人敬司农廉。先生风骨高，巴蜀无贪泉”。秦宓是在巴蜀文化积淀影响的基础上崛起的代表，他对本土文化有着系统而深刻的体悟。首先，他对巴蜀生命史的由来有着清醒的认识：“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会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淮、济四渎，江为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纽，今汶山郡是也。昔尧遭洪水，鲧所不治，禹疏江决河，东注于海，为民除害，生民以来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其次，他开始注意到逐渐形成并且正在化为积淀的巴蜀文化：“严君平见《黄》、《老》作《指归》，扬雄见《易》作《太玄》，见《论语》作《法言》，司马相如为武帝制封禅之文，于今天下所共闻也”；他不无骄傲地指出：“扬子云潜心著述，有补于世，泥蟠不滓，行参圣师，于今海内，谈咏厥词，邦有斯人，以耀四远”。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在《与王商书》中自认：“仆亦善长卿之化”，强调自己的文学创作受到司马相如的影响。执著于现实世界那鲜活的人生形态，从世俗人生中获取自我的内心平衡并坚守自我人格，是谓：“听玄猿之悲吟，察鹤鸣于九霄，安身为乐，无忧为福，处空虚之名，居不灵之龟，知我者稀，则我贵也”。其地域文化意识的鲜明强烈，还表现在文学华美艳秾上——即巴蜀文学“好文”传统的大肆张扬，针对人们“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的诘难，秦宓奋起反击：“夫虎生而文炳，凤生而五色，岂以五彩自饰画哉？天性自然也。盖河、洛由文兴，六经由文起，君子懿文德，彩藻何其伤？”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文学的本质就在于是一门美的艺术，必须要有形式的美作为表现形态。这似乎是秦宓所生活的环境所铸造的，当地人们喜爱艳秾华丽的民俗，就蕴蓄而成为后来独具特色的绵竹年画。绵竹年画风格的喜庆、热烈、质朴、粗犷、泼辣，已经被世人公认为具有巴蜀浓郁乡土特色。(www.xing528.com)

崇尚谈辩，自古已然，魏晋之风尤烈，思想活跃的时代和精神自由的时代都常常会孕育一大批能言善辩的人物。“难张温秦宓逞天辩”故事，不仅在《三国志》中得到详尽地叙述，更是被《三国演义》给予浓墨重彩地描写，这就是史学家所说的“蜀中多辩才”之由来，也是以被今人视为“辩论界元老”之原因。《三国志》载其“答问如响，应声而出，于是温大敬服。宓之文辩，皆此类也”，陈寿谓之“秦宓始慕肥遯之高，而无若愚之实。然专对有馀，文藻壮美，可谓一时之才士矣”。秦宓的学生谯周曾经将其言论辑录为《春秋然否论》，惜失传。五言诗《远游》是其流传下来唯一可靠的诗篇，描述游子远行的艰难困苦，是为：“远游何所见，所见邈难寻，岩穴非我邻，林麓天知己，虎则豹之兄，鹰则鹞之弟，困兽走环岗，飞鸟惊巢起”。

与他同时的蜀中辩才还有伊籍、何妥。《三国志》卷38《伊籍传》载：“东使于吴，孙权闻其才辩，欲逆折以辞。籍适入拜，权曰：‘劳事无道之君乎？’籍即对曰：‘一起一拜，未足为劳’，籍之机捷，类皆如此，权甚异之”。联想到后来的苏轼，巴蜀似乎是常出雄辩家的地方。《北史·儒林传》载：“何妥，字栖风，西域人也。父细脚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妥少机警，八岁游国子学，助教顾良戏之曰：‘汝姓何，是荷叶之荷？为河水之河？’妥应声答曰：‘先生姓顾，是眷顾之顾？为新故之故？’众咸异之。十七，以伎巧事湘东王。后知其聪明，召为诵书左右。时兰陵萧翙，亦有俊才，住青杨巷，妥住白杨头。时人为之语曰：‘世有两俊，白杨何妥，青杨萧翙。’其见美如此。妥姓劲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可见其狂放性格。何妥还主持过皇家音乐歌舞事务，“于是作清、平、瑟三调声，又作八佾《鞸》、《铎》、《巾》、《拂》四舞”，是难得的音乐人才。撰《周易讲疏》三卷、《孝经义疏》二卷、《庄子义疏》四卷。与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应等大义》九卷、《封禅书》一卷、《乐要》一卷、文集十卷，并行于世。

被称为“天底下第一至情文字”的，是蜀中彭山人李密的《陈情表》。李密当时以孝闻名于世，晋武帝推行“以孝治天下”的政治策略，重新建构儒家的道德伦理，实行孝道，以显示自己清正廉明，同时也用孝来维持君臣关系，维持社会的安定秩序。因此李密屡被征召入仕，甚至“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作为一个“少仕伪朝，历职郎署”蜀汉旧臣，自然有怀乡、怀旧的思想，况且他还认为蜀汉后主刘禅是一个“可以齐桓”的人物，对于晋灭蜀汉是有一点不服气的。他也确实存在一个供养祖母的问题，尤其是眼前的困窘是祖母“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更何况“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忠君与尽孝难以两全，处境“实为狼狈”。他说自己“不矜名节”是为了打消对方的怀疑，更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来自贱自轻，他要给对方一点希望：“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与此造成一个感人至深的情境，逻辑严密、情理并重，可见其文采斐然，动人至深。晋武帝由是被感动，责令地方官给予物质帮助，后来李密确实遵守原先承诺而出仕，但官场黑暗，做官如履薄冰，李密发出这样的怨愤：“人亦有言，有因有缘，官中无人，不如归田，明明在上，斯语岂然”（《赐饯东堂诏令赋诗》），终被免官撤职。历来有言曰：“读《出师表》不流泪，此人不忠，读《陈情表》不流泪，此人不孝”，可见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