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神话的地域特征：大盆地生命的记忆

第二节　巴蜀神话的地域特征

集巴蜀上古神话传说故事之大成的典籍是《山海经》。历来被视为“奇书”的《山海经》，虽仅约31 000字，却记载了40个方国，550座山，300条水道，以及100余个历史人物和有关这些人物的世系与活动，还突出地描写了有关的地理地貌、重要物产及风土民俗，故被人们视为中国上古社会的百科全书。因此《汉书》划之为“数术略”，《隋书》列其为“地理”类，《宋史》置之于“子部·五行”类，清代《四库全书·提要·山海经》因其“书中序述山水，多参以神怪……道里山川，率难考据。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核实定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者”。该书以大量的大胆丰富的幻想和狂荡的夸张而被视为“古今语怪之祖”，司马迁也曾感叹其文思的“放哉”而自惭“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鲁迅则在其《汉文学史纲要》和《中国小说史略》中，以其“记神事”而界定为“古之巫书”，当代神话学专家袁珂认为它是一部“神话之渊府”^[2]。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先秦时期，华夏民族各方国都整理出各自的地域文化代表典籍，邹鲁有六艺，齐有五官技，楚有三坟、五典，因此“巴蜀之地也当有它自己的书，《山海经》就可能是巴蜀地域所流传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古籍”^[3]。

《山海经》是“代表巴蜀文化的古籍”，我们可以从其对事物的言说方式、价值评判标准去证明。首先，其对上古帝王谱系的描述，迥异于北方中原文化典籍，在对传说中人物的价值评判上也标准各异。《左传·襄公四年》将“羿”描述为“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论语·宪问》更诅咒其“不得其死焉”。《山海经》则尽情颂扬其英雄豪气，描绘其“扶下国”、“去恤下地之百艰”的义勇并赞誉其为“仁羿”。其次，这种强烈的独异意识还表现在以“南、西、北、东”的方位排序去对抗北方的“东、南、西、北”方位概念，以十万为亿的计数方式区别于中原以万万为亿的方法。特别是《山经》将巴蜀地区置于“中”心的视角，以《中山经》集中记叙岷、崃、崌（蒙）等山系和江水流向，晋代郭璞在为之作注时就直接点明“都广之野”为“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也”，可以说是抓准了该书的价值观核心所在，揭示出巴蜀先民虽处“西僻之国”却时常怀抱“戎狄之长”豪气的精神特征和自居为“天下之中”的骄狂意识。

我们再从《孟子》所叙述的舜的故事去比较。一名叫瞽叟的农民因偏爱后妻及后妻所生的儿子象而憎恶舜，将舜赶出家门。舜却毫不怨恨，辛勤耕作并热心助人，受到人们普遍的尊敬。尧了解到其德能后，把娥皇女英两个女儿嫁给他，为他修造房屋仓库并赠送一大群牛羊，还想将帝位禅让于他。嫉妒舜获好运的瞽叟夫妇和小儿子象以放火烧仓、填土塞井等方式几次谋害舜，但舜都毫不计较，终以“贤孝”而被立为天子。北方中原文化对“人”的价值判断取向标准，“犯而不较”的中庸思想，于此被典型地表现着。

《山海经》则不然，所载几大神话故事都响彻着一种顽强搏击的战斗呐喊。“夸父逐日”述说体硕壮大的巨人夸父“与日逐走”，虽渴死而不息，这种“不量力”的大胆骄顽拼搏精神以及“珥两黄蛇，把两黄蛇”的图腾特征，正透射出巴蜀先民特有的地域人格精神。“巴蛇吞象，三岁而出其骨”的意象，更是这种地域人文精神的典型积淀。“刑天断首”“猛志固常在”的不屈不挠，“精卫填海”的复仇精神及其“羽化”模式，“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彻底摧毁既存世界的反叛者共工等，都洋溢着凌厉无比狂躁批判的精神。而对鲧的性格描写，该书更是强调了其“不待帝命”的独立意识，为人民安危去“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的牺牲精神和反叛无上权威的斗争方式。骄狂自立，蔑视和反抗最高权威，大胆叛逆和顽强搏击乃至于至死不渝，《山海经》所描述的这种英雄性格和流露的英雄崇拜意识，既是上古巴蜀先民在漫长的生命进化史历程中人生体味的积淀，也是他们在适应自然，为生存而改造、创造自然的生存体验，更是他们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对世界的一种直观思考的形式和对人类命运的原始思维方式。这些，不仅汇融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之中，更是厚重地积淀于巴蜀大盆地的人文意识深处，成为巴蜀地域文化性格的特色根源和地域精神核心的原始意象及一种集体无意识。可以说，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巴蜀文化精英辈出并且成就斐然，正有着其地域文化积淀和集体无意识的深沉根基。历代巴蜀作家成就显赫、艺术个性鲜明的原因，正在于其地域文化精神和地域人文性格模式最适应诗歌的艺术格局和话语方式，其原初意象，我们仍可从《山海经》中找到。

《山海经》以奇诡、怪诞、夸张的笔调，淋漓尽致地展开想像和幻想，表现着巴蜀先民渴望超越人类生理极限的焦灼。“建木”可使人“上下于天”，“可以不死”的三脸一臂之人，能够制造“不死药”的巫山人，凭借所造“飞车”在空中往来的国度，以及“羽民”、“奇肱”、“无肠”、“墨齿”、“聂耳”等荒诞民俗及生理现象的描述，都显示着该书丰富而奇异的浪漫想像力。如果仅仅是神话传说不足以令人信服，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神树”及其青铜面具人像那长长的“纵目”眼柱和蒲扇般巨耳，就确证着巴蜀先民对超越人类生理极限的企盼。

除《山海经》外，保存巴蜀上古神话和传说最多的是魏晋时蜀人常璩的《华阳国志》。历经漫长的历史消磨，尤其是在秦始皇“书同文”和焚百家书的思想文化统一政策高压下，巴蜀地域文化被当作一种蛮夷方国文化被中央集权文化所取缔。常璩出于对巴蜀历史的追怀和重构巴蜀文化的热情^[4]，根据巴蜀大盆地中残存的典籍史料和民间流传大量的神话、传说、故事，以一种方国的独立价值标准，系统整理出自成体系的巴蜀大盆地生命史和文化史。(www.xing528.com)

《华阳国志》从蜀王谱系角度，描述了从蚕丛称王，历经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蜀王代换史及其主要事迹，其中辅以“蚕丛目纵”、“鱼凫仙道”、“杜宇化鸟”、“朱利出井”等神话内容，这正是巴蜀先民对社会历史的一种原始思维和直觉把握方式的体现。而“五丁开山”、“廪君化虎”、“鱼盐女神”、“巫峡神女”等故事以及巴人对白虎的图腾崇拜，都充盈着浪漫奇幻的瑰丽色彩，其中一些神话原型意象一直复现在中国文学历史长河中，更是在巴蜀作家思想性格及创作中不断地被复现着，作为一种艺术的原初意象和地域文化集体无意识被表现着。正是出于这个角度考虑，卡西尔认为：“神话由于表达了人类精神的最初取向、人类意识的一种独立建构，从而成了一个哲学上的问题。谁要是意在研究综合性的人类文化系统，都必须追溯到神话”^[5]。例如成都市区关于“五块石”、“天涯石”、“支机石”等街道地名，都显示着巴蜀“大石崇拜”意识的浓郁厚重。这里还要特别强调的是，在“秦砖汉瓦”已经在华夏大地完全普及的汉代，成都人却要舍近求远、弃易取难，到遥远的山区去搬运笨重的大石头来修建“石室”校舍，这不能不说是“大石崇拜”的价值观在起作用。《蜀王本纪》早已说得明白：“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蜀人生于石，养于石，终归于石，《华阳国志·蜀志》将此解释为：“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槨，国人从之”。

人类文化学理论认为，神话既不是虚构的东西，也不是任意的幻想，而是人类在达到理性思维之前对世界的一种直觉思维和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一种原始思维方式。曾历经多个世纪之久被视为荒诞不经、“天方夜谭”式神话的荷马史诗，在迈锡尼——克里特文明遗址、尤其是特洛伊古城遗址的发掘之后，人们才震惊于其真实性。因此，神话和上古传说就被人们公认为是人类童年时代“历史的影子”。西方人将世界来源归结为上帝，上帝按自己的样子复制了亚当，又从亚当身上抽出肋骨造出夏娃，于是繁衍出人类，后因人类社会的诸般丑恶，上帝愤而以洪水毁灭人类，是有“诺亚方舟”的人类再生。中国的创世神话虽有“盘古开天地”故事和南方民族关于洪水毁灭人类后，幸存的兄妹通婚使人类重生之传说，但最为系统的还是女娲的神话。在出土汉代画像砖上，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伏羲女娲的“人首蛇身交尾图”。其实，蚩、禹、蚕、蜀、巴等，都与蛇形长“虫”有关。我们可以再联系其他地域的原始图腾来认识。南方诸苗对自己的生命起源归结为“神父狗母”因而崇拜“盘瓠”，将“白犬”作为图腾；北方简狄部族对自己的起源归结于其始祖母“吞燕卵而有娠”，《诗经》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已经将这种图腾崇拜解释甚为清楚；是以有“北溟之鱼”化为“其翼若垂天之云”的鲲鹏，有为昆仑山“人面虎身”西王母取食物的“三青鸟”，有“人面鸟身”的禺强。在这种价值观念的作用下，《墨子间话》辑引的《随巢子》也把大禹描绘成“大神，人面鸟身”。舜成功地逃脱“焚廪”之祸，就得之于“衣鸟”而腾飞。这些例子的背后，包含着如此的价值心理：“相信人与某一图腾有亲缘关系；或者相信一个人群体或个人与某个图腾有神秘关系”^[6]。

汉字的基本性质是以形表意，本源于图画，而图画则基于“仰观天理，俯察人文”，再“画成其物，随体诘诎”即对大自然客体的认知理解再加以摹形而成，“汉字的本质并不表现在与语言的联系，汉字同人的观念、意识、思维的联系，才是最本质的联系”^[7]。人们由汉字的书写符号，自然地联想到它所指称的事物及其意义，阅读者也许不能对某个汉字正确地读音，却可以根据其形猜想出其含义。当语言与文字在摆脱了原始的幼稚形态而进入高度发展后，客观上变成了与其发音既相互依存，又平行并列的另一套独立的符号系统。蚩、禹、蚕、蜀、巴等都与蛇形长“虫”有关之说法，就基于这种原理。汉字具有独立而直接的表意功能，这是汉语文字思维得以存在的理论前提。而语言思维不受线性思维的种种限制，可以任意驰骋，多向辐射，甚至胡思乱想：既可以在远古与现代、理想与现实的不同时空任意穿行，又可以在理性与情感、合理与荒诞的内容领域随意切换；既可以作历时性的线性思考，又可以作共时性的多向式思维。语言思维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其思维内容必然是轮廓性的、模糊性的、缺乏逻辑性的，这在原始——神话思维中体现得尤其表现典型。

卡西尔甚至认为，一个民族的神话不是由它的历史确定的，而是其历史由神话决定的。根据人是历史创造主体的观点，神话作为上古先民直观、形象把握和阐述世界的方式；既是人们既有知识和生存经验的积淀，又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和集体无意识去影响、规范着人们的价值判断以及创造方式，使后来者只能在一种既定的存在前提条件中进行创新，在已有的文化背景下发展新兴文化。这也是我们在认识巴蜀文化和文学的发生发展之际，着重讨论巴蜀上古神话的内容、特征和表现形态的原因。

因为“大溪文化遗址”的发掘和“巫山人”化石的出土而出现的“人类起源于亚洲”学说，至少说明巴蜀大盆地是人类产生较早的地区之一，对巴蜀文化的发生和繁衍的梳理，是以个案方式研究人类文化早期形态的实验，同时，也以之展现中华民族的肇始是从多元散点开始而逐渐汇融一体的。对此，李学勤教授说得很清楚：“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考虑巴蜀文化本身的特色，以及其与中原、西部、南方各古代文化间具有的种种关系，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8]。起码，中华民族的“龙”形图腾崇拜，就有化自于巴蜀“蛇”形图腾的因素，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巴蜀同囿，肇于人皇”，大盆地人类历史的久远，有其丰富的神话和上古传说等精神积淀物，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其在中国文化发展历程中产生的重要影响，值得我们特别地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