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盆地生命的记忆：巴蜀文化与文学，探寻巴蜀地域人文性格的秘密

第四节　地域人文性格

人，是具体存在的产物。在人文文化范畴中，人文精神又是对人类创造活动起重要作用的因素。

巴蜀地区远离中原而长期处于中央政权和主流统治文化的“边缘”状态，长时期被轻视为“西僻之国”，却又因物产丰足、疆域辽阔和人口众多而常居“戎狄之长”地位，其间还常因“蜀山兀，阿房出”的巨大财力、“扬一益二”的经济优势和“比之齐鲁”的文化繁荣状况而倍增骄狂之态。一方面，因“山高皇帝远”的离心作用与中原中央集权统治及正统文化保持着一定疏离，另一方面又由于自给自足、无需外求的物产经济实力而滋生着“夜郎自大”的骄狂意识。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巴蜀地区在各个历史剧变阶段和转折关头总是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地域人文精神状貌，巴蜀民众对之自诩为“世浊则逆，世清则顺”。历代流传的谚谣称：“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正是将巴蜀大盆地视为一个孕育危机的险境，《隋书·地理志》则干脆直截了当地说：“蜀人好乱，易动难安”。晋代蜀人常璩的《华阳国志》在追溯巴蜀大盆地人类历史初期时，也特地强调过巴蜀地域人文精神的表现特征：“周失纲纪，蜀先称王，七国皆王，蜀又称帝。是以蚕丛自王，杜宇自帝”，以之说明巴蜀人文精神那喜好标新立异，敢于大胆反叛权威和勇于自作主张，不乏偏激骄狂之态等地域性格特征。

其实，常璩著《华阳国志》暗含这样的心理动因：正是对秦汉统一中国尤其是思想文化大一统后，巴蜀地域文化被遏制而逐渐消亡状况的一种忧虑，从而有意识地去整理、重构巴蜀历史文化——他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族群的“寻根”和历史叩问，正是这种心理动因和“寻根”的价值选择而决定了《华阳国志》的内容和文化学价值。这种地域文化寻根意识并非仅有常璩，也表现在常璩在写作中引述过的前辈和同代如扬雄的《蜀王本纪》、《蜀纪》和《扬雄纪》、谯周的《蜀本纪》、郑伯邑的《耆旧传》中，以及他所读到的司马相如、严君平、阳成子玄、尹彭城、任给事等的著述中，之后的诸如《蜀史》、《蜀梼阢》、《全蜀艺文志》等史学和文学典籍的问世，都是基于作者对自己地域文化的一种自豪和自觉地认同皈依等价值观驱动。

有趣的是，似乎只要是蜀人，就具有撒野放泼的话语权力，晚明人张岱在其《自为墓志铭》中，就根据其祖上一点籍贯因由而自我体认为蜀人。他是如此为自己画像的：“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桔虐，书蠹诗魔，劳碌半世，皆成梦幻……任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渴睡汉，为死老魅也”。在张岱的潜意识中，巴蜀士人似乎就是封建正统文化和道德伦理价值的天然反叛者，要张扬性灵和解放自我人格，就必须认同、借助于巴蜀地域文化性格。然而，张岱作为一个饱学之士和文学家，既然有意识地认同“蜀人”的性格精神，巴蜀历代文化精英的性格表现和文化精神，如司马相如、卓文君、李白、陈子昂、苏轼、杨慎等的行为举止和创作个性，必然地对他有着厚重影响，价值标准的选择和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导引、规范着他的创作特色。也就是说，由于张岱的价值认同和模式选择偏爱，巴蜀杰出作家必然要对他产生一种范式作用，他的性格和行为表现方式，也有意无意地体现着蜀人模式。

这种现象并非绝无仅有，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港台新派武侠小说家，在描写蜀中武林门派时，无论是擅长使毒的唐门，还是青城、峨眉剑派，都被赋以阴狠、毒辣和性格怪异、功夫诡异等特征，并且笼罩着浓浓的神秘色彩，这正是外界对巴蜀的一种误读。在外部世界的意识中，巴蜀大盆地和巴蜀人文性格精神，似乎总是充满着神秘、怪异，总是一个谜。(www.xing528.com)

这个“谜”还表现在，世间公认聪慧敏智的巴蜀士人，常常只是在文学领域纵横驰骋，并且大多都能在历史文化转型阶段大胆创新和勇于变革。证之一部中国文学史，我们不难看到，自中华民族完全统一的汉代始，巴蜀作家辈出不穷，都对其所处时代作出了巨大建树，许多人甚至就是其所在时代文学的代表者和成就体现者。这正如当今一位文学史专家所指出的：“这些文学家都生长于蜀中，而驰骋才能于蜀地之外。他们不出夔门则已，一出夔门则雄踞文坛霸主地位”^[11]。但较早论述这种现象的是唐代魏颢，其《李翰林集序》曰：“自盘古划天地，天地之气艮于西南。剑门上断，横江下绝，岷、峨之曲，别为锦川。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北魏时邢峦也曾赞叹巴蜀地区“文学笺启，往往可观，冠带风流，亦为不少”^[12]。明·何宇度《益部谈资·卷上》也说：“蜀之文人才士，每出，皆表征一代，领袖百家，岂他方所能比拟”。

值得注意的是，似乎愈是社会及文化震荡剧烈和文学转型风云激荡之际，就愈能激发起巴蜀作家的创造活力，愈能使他们体现出成就。例如大汉声威之于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盛唐气象之于李白、陈子昂，晚唐夕照之于西蜀花间丽词，两宋睿智之于苏轼，狂飙突进“五四”浪潮之于郭沫若、巴金，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之于周克芹，20世纪末中国戏剧勃兴之于魏明伦……有趣的是，他们的作品都流传深广，他们的文学成就都雄踞一代，而对他们的为文和为人的指责诟病，也一直伴随着他们。巴蜀地域人文精神的大胆叛逆，对一切既有传统和道德规范进行狂浪地冲击和消解，以自我为中心的汪洋恣肆的情感袒露，自出心裁地创新的艺术话语符号……从严格意义的中国文学形成开始，一直到20世纪末巴蜀新生代诗，莫不如是。这些当然不符合中国正统文化思想的“中和”之道，却又激发着人们对自由人格、自由人生的热切企盼，因此博得人们的情感共鸣和内心价值认同。这种地域人文精神的形成，却是在一个动态的历程中，受各种因素制约的。

自秦始皇横扫六合，建立中央集权以来，巴蜀大盆地就被称为“僻陋”“蛮夷”之地，因此秦始皇打击关中豪强和清肃文化思想的具体措施，是将程郑、卓王孙一类经营有术的富豪赶往巴蜀，又将“不遵先王之法，不循孔子之术”的思想家尸佼、吕不韦及其门下知识者，每次上千人地流放进巴蜀。秦始皇的用意当然是希图身边清静，但也不乏让这些人去巴蜀大盆地接受野蛮荒凉之苦折磨的阴狠用心。《史记》载：“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既然秦始皇为统一意识形态和整肃思想而烧书，决不会破例让《吕览》独存，吕不韦门客千人被迁徙入蜀，这些学说当然地要被带进巴蜀，这些异端邪说正可和巴蜀“蛮夷”文化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也就是说，“边缘”性质的巴蜀地域文化对吕氏“杂家”学说思想的保存和流传，是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

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弁言》中指出：“文化必有刺激，犹如人生必赖滋养，人身非滋养则不能成长，文化非刺激则不能持续发展”，巴蜀地域文化就在汲取外来文化的过程中逐渐系统化、理论化。《秦律》规定，凡是犯罪者，流放于蜀，《汉书·高帝纪》注引如淳语：“秦法，有罪，迁徙于蜀汉”，流风所及，又有项羽逼刘邦入蜀受穷……余如扬雄祖上逃罪入蜀、李白父亲避仇入蜀、苏轼先祖苏味道遭贬入蜀等等，都说明了外界对巴蜀大盆地的一种认识误区。明代冯梦龙把卓王孙、程郑氏称为“大智”，就是强调他们能够远离关中，到巴蜀寻求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果然，他们利用巴蜀地区丰富的铜铁矿产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很快成为全国闻名大富翁，而那些希望尽可能靠近咸阳的人，结果都倒霉。

这类迫不得已进入巴蜀者，对巴蜀地域文化汲取新养料，对巴蜀生产接受新技术都有着重要作用。而从生理行为学角度看，这类不安本分，敢于创新，不惜冒险的血型和性格生理特征，也对改善巴蜀土著的遗传基因有一定作用。具有强烈边缘意识的巴蜀文化，就在四周天然屏障而相对辽阔的大盆地中运行流布，又不断化取、汇融新的养分，逐渐形成自己的独异色彩。生活于其中的人，带着不同方面和层次的地域文化印记，受着地域人文精神积淀的影响和规范，去开始个体的新创造，这种个体创造就必然带有地域群体的某种共同特征，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地域文化积淀的集体无意识作用。只有从这种角度去审视，我们才能把握巴蜀地域文化产生的某种原因，并由此把握巴蜀地域人文精神的发生背景及表现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