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审美文化：巴蜀文化与文学的生动记忆

第三节　巴蜀审美文化

一年四季的分明、繁复多姿的美景，铸造着巴蜀人对美的敏感心理机制，决定他们的审美创造特色，“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以“基本上符合中国人的身材比例和一般的艺术表现采用的造像量度”，体现着对“人”的真实生存状况的关注。但更重要的是，除了对人体各部分甚至脚踝的细节雕塑写真外，还突出地使用了彩绘着色技法，在眉毛、眼眶和颞部涂有青黑色，并在眼眶中间画出很大的圆眼珠，口部、鼻孔以至耳上的穿孔则涂抹着朱色，这正显示着巴蜀先民偏爱艳秾色彩和艺术华美的美学观念。从这些青铜器和人像绘刻的龙纹、异兽纹、云纹和服饰的阴线纹饰中，从其中表现的绚丽多姿的色彩绘涂中，我们不难看到巴蜀文化美学对精美形制和艳秾华美的追求和表现特征。这种美学追求，既是特定存在的产物，与中原“中和之美”和北方“真善”实用为美迥然不同，同时又在地域风俗习惯中被不断强化和复现着。

“巴寡妇清”三代经营朱砂矿而“富敌祖龙”，致使一代雄豪如秦始皇也不得不“筑台怀清”进行笼络。按当时的科技水平程度，朱砂矿最主要的用途应该是印染颜料和化妆品材料。巴寡妇清那宏大的经营规模，实际上正是巴蜀民众对色彩和颜料的消费规模而决定，正是巴蜀民众对色彩艳丽华美的消费需求，才有巴寡妇清那富可敌国的生产盛况。“西蜀丹青”^[7]成为秦宫贡品，也正说明巴蜀对色彩的敏感和颜料生产工艺上所达到的领先水平。在这样的基础上，汉代漆器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皆居全国第一，广汉、成都被汉朝皇室指定为漆器生产基地并设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其基本色调为红、黄、黑、棕、绿等浓烈色调，且“花纹精致，色彩斑斓，华而不浮，缛而不艳，轻灵幻美，悦目怡心”，“奇制诡器，胥有所出，非中原燕赵三晋古墓中所有者”^[8]，因而受到世人广泛喜爱甚至远销日本、朝鲜等国家。扬雄《蜀都赋》曾极尽繁文丽词地夸耀道：“雕镂筘器，百质千工”、“百位千品”。而汉代就以“细密黄润”的蜀布行销全国，甚至远至西亚地区，则是人们熟知的例证。唐代蜀锦更是以“筒中黄润，一端数金”的细腻艳丽而再次显现着巴蜀人对美的高度把握。在此背景下出现的“晚唐花间词”群体及其表现的艳秾华美文风，可谓极为自然。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司马相如等汉代蜀籍赋家那穷形极相的夸饰、铺张扬厉的铺陈和华美艳丽文风的真正原因了。司马相如论及作赋之法，曾以“含綦组以成文，列锦绣以为质”为喻，强调了文学创作的结构艺术、语言艺术的形式美，这也体现着巴蜀美学意识华美艳秾标准对其创作的直接作用。

即如“忧患苍生”的杜甫，入蜀之后也被俗风所熏染，“入乡随俗”而诗风大变，其“沉郁顿挫”诗风的形成和诗艺的精美化，正有着巴蜀文化的熏染作用。(www.xing528.com)

从以上物化形态的器物，我们就可于中发现创造者的审美思维特征。就生产和消费的关系而言，“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马克思语），正是由于普遍而强烈的审美消费需求，才有对精致华美艳秾形式美的生产和规模的宏大。“邛三彩”的艳丽以及绵竹、梁平年画以艳丽色彩而行销各地，也正说明着这种地域审美价值标准的广泛性和深入性。在文艺美学意识达到自觉的20世纪，郭沫若对“文艺的全与美”的强调和“为艺术而艺术”的追求，何其芳创作思维中浮现的那些“色彩、图案”的艳丽意象，都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地域美学积淀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复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择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9]。在四周阻隔的大盆地中，这种“条件”的作用尤其浓厚而强烈。

文学，是人的一种精神活动现象，作为一种精神范畴的创造，它首先呈现为创造者的人文性格特征。中国文学流布历时最久的样式是诗歌，而诗歌则是最能体现作家性格气质和精神的艺术话语方式。从中国文化大一统局面完全定型的汉代开始，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卓文君等，就以大胆冲决的创造进取精神，对文学创作特征的准确体认和对大汉声威时代精神的表现，以汉大赋的艺术方式，成为汉代时代精神的艺术代言人。历经魏晋李密、唐之陈子昂、李白、雍涛，五代西蜀花间词人、宋代三苏、元明清的虞集、杨慎、李调元，到20世纪的郭沫若、何其芳和世纪末的“巴蜀新生代诗”群体，莫不因其大胆冲决、反叛、创新和强烈的个性情感表现而震惊世人，其作品皆以鲜明的自我意识表现和坦率真诚吟咏生命体验而积淀为中国文学的范式精品。因此，我们对巴蜀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历程的探寻，应首先从巴蜀大盆地的人文性格特征的形成原因和表现方式开始。

总之，巴蜀文学是在一个特定的地域空间中发生、运行和繁荣壮大的，它既是巴蜀大盆地特定气候、自然地理地貌和物产条件等客观存在的结果，又是影响、制约、规范、导引后来巴蜀文学发展运行的种种特征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存在决定着意识及意识的物化形态——反映的内容和形式，而“反映”的物化又是后代人承接的一种新“存在”——第二自然。如此循环往复就构成一种文化传统和氛围。大盆地的四周阻隔又使这种文化氛围自成体系地运行流布，并作用影响一代代作家而愈益深化，使巴蜀文学的地域特征愈益明显。例如从唐代蜀中“杂剧”（时有“戏剧在蜀”之誉）到清代“川剧”的发展历程，即是典型体现^[10]。物产的丰裕使巴蜀文化文学发展有着优越的经济基础，使巴蜀人士有充裕的条件去冶铸青铜器物和精雕细刻地创造出漆器、蜀锦等形式精美、色彩艳秾的文化艺术品。这些，又与蜀中美丽多姿繁复多样的山水花草景观，共同冶铸着巴蜀文人的审美心理机制，养成着巴蜀文人对文学形式美偏爱和艺术审美自由取向的特征。汉代成都“说唱俑”那得意忘形、手舞足蹈和神采飞扬的造型，不正是说明这点？位居西南一隅却经济实力雄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巴蜀人虽远离北方中原政治文化中心却不甘心常居“边缘”地位，他们总是寻找机会去大展才华，以大胆冲决、创新一切的豪气而常常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代霸主。这种地域人文性格正是巴蜀作家层出不穷且彪炳一代的内在原因。同时也正是基于这种地域文化性格，巴蜀文人方可在历史剧变、文化转型和文学变革转折阶段奔突而出，成为一时俊杰，甚至开创一代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