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远生命史的记忆——巴蜀文化与文学

第二节　久远生命史的记忆

人类衍化发展的运行轨迹是从山地森林的动物式生活，到发明工具、开始狩猎劳作，再逐渐移向平原，进行农耕稻作。农耕稻作技术的获得是亚洲人类进入文明的一个重要标杆，这又是以“水”为前提的。生命赖以产生的丰富的水资源，温湿宜人的亚热带气候条件，都给巴蜀大盆地的生命产生提供了最佳的土壤，“资阳龙”、“合川龙”尤其是自贡大山铺恐龙群化石的出土，都证明着巴蜀地域生命史的久远；1985年，“龙骨坡巫山猿人遗址”的发掘成果，将中华民族的祖先在长江流域的活动，推到200万年之前。《四川日报》1992年2月29日消息《震惊世界的“巫山人”发现始末》称：根据“古地磁测定，龙骨坡地质层第二层‘巫山人’化石为201～204万年”，这些化石的出土说明了巴蜀大盆地人类生命史的出现比“元谋人”早14万年，并且“为人类起源于亚洲提供了有力的新依据，将中华民族古文化产生地由黄河流域移到了长江流域”。再证之以“晚期智人”资阳人、筠连人的发现，都说明巴蜀大盆地是人类起源的最早地区之一。悠久的生命史也就是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而适应自然，并于中逐渐认识自然，进而达到改造自然以迈进文明史的历程。可以说，原始农耕的出现，是人类经历了漫长岁月的实践摸索的结果。它的意义还体现在：人类于此开始进入一个主动地利用自然，以能动的主导力量去安排自己的生存方式和优化自己的生存条件，人类于此完全脱离动物式生活，进入了文明时代。大量考古学材料证明，至少在5000多年前，巴蜀地区就已完成了从野蛮到文明的过渡，在新石器时代，稻米已是巴蜀先民的主食。农耕生产使人类生存条件具有一定保障而导致人口繁衍速度加快，而人口数量的增加和农耕生产对水的需求，以及人类出于自身安全需要必然要对水患进行控制，如此种种，都促使巴蜀先民不得不开始正视“水”的问题。此外，特定的自然条件决定着生活于其中的人类生产劳动的特点，“四川降水量大，蒸发量小，因而径流量大，是我国强径流区之一，全省平均地表径流深为562毫米，折合河川径流总量为3182亿立方米，约占全国河川径流总量的12％左右，居全国第二”^[3]，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就有1445条，人称“千水之省”，尤需强调的是，如此巨大的地表径流大多是在岭谷、丘陵分布着，因此巴蜀大地的水患就特别严重。但相应地，巴蜀先民对之的重视和投入的程度也更高。

在前文字时代（prewords times），人类的历史是通过传说和神话故事来记录的，巴蜀先民最初的创造活动，也以原始神话和上古传说的形式被记录着。鲧是中国神话传说中最早的治水者。按蒙文通先生考证，《山海经》是巴蜀地区产生的文化积存，《山海经·海内经》载：“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即是说鲧使用了一种土石材料拦河筑坝，去堙、障洪水的泛滥，这其实是巴蜀先民最原始的简单治水方式。鲧为巴蜀人，童书业先生在《古史辨·七》中已有涉及，他根据《华阳国志》等史籍所载“鳖灵治水”传说进行考证，确认：鳖，即玄鱼，也就是鲧，鳖灵治水实为鲧治水的另一种神话版本。鳖灵，实为令，即四川南部一个部落“　”的首领。由于生产规模和技术落后等条件局限，一代先民幻想有一种可随洪水起涨而生生不息的“息壤”作为水利工程材料，但幻想不能成为现实，拦、堵也非根本解决方法，失败的教训使巴蜀先民再寻他途，禹就应运而生。

禹，已是较明确地为巴蜀人。《孟子》说禹是“西夷之人”，《史记·六国年表》则更具体地指明：“禹生于西羌”，在“北川石纽山”，今四川汶川县尚有“剖儿坪”、“石纽山”、“禹穴”等遗址留存，重庆也有“涂山”、“禹王宫”等遗迹。东汉赵晔《吴越春秋》甚至把禹的家世清晰地排列出来，即：鲧“娶有莘氏之女，剖肋而产高密，家于西羌，地日石纽，在蜀西川也”。在原始社会，人的身世和家族谱系，我们可以通过其族群所崇拜的图腾来认识，闻一多先生《端午考》指出：“禹从虫”，“即蛇的初文”，可见，禹就是一个带着巴蜀上古原始图腾的一个标志性人物，是当时巴蜀部落的一个首领，也是当时众多治水英雄中的一个杰出代表。禹在治水过程中，曾有众多巴蜀部落参与其事而终成大业。《楚辞·天问》王逸注曰：禹治水时“有神龙，以尾画地，导水所注”，王嘉《拾遗记》载：“蛇身人首”的伏羲曾赠禹以玉简“度量天地”，“禹即持此简以平水土”，还有《太平御览》卷八六九说“黑蛇衔珠”为禹开山疏洪指点迷津等等，这些都是以神话和传说的方式，记录着蛇、长虫形图腾的巴蜀部落参与大禹治水工程的历史真实状况。应该说，没有鲧、禹等数代巴蜀先民治水的经验积累，我们很难想像都江堰水利工程的辉煌成就。作为全人类最早最大，也是当时最先进的水利工程，都江堰的成功，正是巴蜀先民在特定自然条件下，历经数十、数百代人艰辛探索勤奋实践的积累所致。“浅包堰”正是堙、障之法所化，“深淘滩”则为禹之疏、导之技所成，伐竹为筐，内装河滩卵石为垒，任取不乏，实际上就是生生不息的“息壤”。《堤堰志》不忘其祖：“自神禹导江，正源至石纽，出汶川而南”，这是从水之源而联想到治水所师法的先辈。鲧、禹名为父子，实际上应该是经历漫长时间的两个时代的人，是治水由“堙”到“疏”这两个阶段的标志性人物，他们的治水标志着巴蜀先民已开始自觉地改造自然，主动地去征服自然，人的主体精神是以萌生，巴蜀文明曙光已经出现。治水的成功，使巴蜀大盆地生产力和农耕科技获得极大发展，巴蜀地域文化的产生，于此已具备了较丰裕的物质基础。其实，水对巴蜀地区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与意义，从某种角度看甚至比火更加重大。巴蜀文明发展的脉络，文明递进的阶段，是以对水的认识、治理、利用和驾驭为标识的。认识水、治理水、利用水、驾驭水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水平，大致上标志着巴蜀文明发展的阶段，这是判定巴蜀文明已经达到当时科技先进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识。

前面提到《山海经·海内经》对巴蜀远古生态环境的描述。“百谷自生”的优越自然气候条件，百兽“相群爰居”的生命繁盛，我们可从近年来成都平原的考古发现去证明，20世纪后半叶在成都指挥街、方池街、什邡上新统湖等地出土了大量巴蜀史前时期的植物孢子和兽骨，说明成都平原3000年前生长着多种树草植物和藻类，生息着猕猴、犀牛、猪、马、羊等动物。甚至到汉代，江南部分地区还处于“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火耕而水薅”^[4]的原始农业状况，巴蜀人已通过“先民之诗”夸耀着自己优裕的物质人生。《华阳国志》载，远在4000余年前，巴蜀先民就根据所处的地理条件，创造了成都平原的“平稻田”和岭谷丘陵区的“山原田”（梯田）等农耕技术，以惊人的智慧去征服改造自然，主宰自然，因此，20世纪初俄国人瓦维洛夫认为：古巴蜀是全世界人类童年时代作物栽培八大中心之首，是当时世界最大也是最早的农业中心^[5]。正是由于“嘉谷”的物产丰足，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极大的发展和提高，酿造“旨酒”的技术也发展起来，巴蜀地区先民们尽情地享受着“天府”慷慨的馈赠。广汉三星堆出土大量夏、商时期的土陶瓶、陶杯、铜酒器，宜宾、绵竹等地出土的大批战国时代酒器，成都出土的汉代酿酒画像砖，都证明着巴蜀地区酿酒业发展程度，当今“川酒”在中国独占鳌头，就是有这样悠久历史积淀的原因。(www.xing528.com)

华夏民族的历史是从“三皇五帝”开始纪元的。“华”是“天皇”伏羲。据《尚书·注疏》引《帝王本纪》云：“伏羲母曰华胥，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纪。”《初学记》卷九引《诗话神雾》云：“华胥履大人迹而生伏羲”。《拾遗记》还说：“春黄者，庖羲之别号，所都之国，有华胥之洲。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绕神母，久而方灭，即觉有娠，历十二年而生庖。”《路史·后记一·太昊》云：“母华胥，居华胥之渚”，注引《宝椟记》云：“所都之国有华胥之洲，乃阆中俞水之地”。这里涉及两处地方，一是“华胥之渚”即今天的四川省阆中市，“俞水”（即渝水——嘉陵江）流经其地，二是“成纪”即今天的甘肃省天水市。虽然伏羲出生于“成纪”（属于巴蜀文化的辐射圈，也是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的辖区），但“所都之国，有华胥之洲”已经说明了“华”族的发祥地所在。这些史料其实已经暗含着这样一个真实的人类繁衍、发展历程：人类是从（青藏）高原逐渐向平原迁徙，再以进入农耕文明而开始进入纪元的辉煌时期；我们再说“夏”。夏是大禹的年号，禹已是较明确地为巴蜀人，我们前面所引述的《史记·六国年表》、《吴越春秋》以及闻一多先生《端午考》等史料和有关论证都已经说明。伏羲的人首蛇身，“禹从虫”，都暗含着中华民族纪元开始的标志——华、夏两族与巴蜀大盆地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自诉：“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大湟，上姑苏、望五湖，车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堆，北自龙门，至于朔方”，可见他除了占有大量典籍史料外，还进行过具体的实地考察，其结论是可以相信的。

丰富的物产条件为巴蜀科技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物质基础，为解决高山峻岭阻隔，巴蜀先民又成功地发明了栈道索桥（笮、绳），将中国远古交通技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巴蜀地区在井盐开凿、天然气（火井）技术开发上，也走在世界前例；加上以都江堰为代表的巴蜀水利工程的成功，成都、广汉等城市的形成，巴蜀古代文明于此达到一种辉煌。成都十二桥“羊子山土台”建筑群的发掘和广汉“三星堆”文物，以及“金沙遗址”的发现，都确证着古蜀城市文明的规模巨大。可以说，正是由于有着如此丰富的物质前提以及发达的科技文明程度，才能产生“三星堆青铜文明”的辉煌以震惊世界，“三星堆青铜文明”中青铜器的冶铸技术和工艺的先进，造型的独异，种类和数量的浩瀚，还有“巴剑蜀戈”上留下的“巴蜀图语”文字，都标示着在华夏上古时期巴蜀文化的辉煌和文明发达的高度成就。

自成一个地理单元的巴蜀大盆地，兼有平原、丘陵、山地、高原四种地貌，分别呈“盆地紫色土”，“盆边山地黄壤”、“攀西山地河谷红壤”和川西“山地褐色土”等地表裸露形态，为人类意识初萌提供着一个繁复多姿的客观景象，又由于四季分明，自然植被四季代换不穷，为人类美感心理机制的形成准备了繁复多样、缤纷多姿的审美客体，这些具体的客观存在，决定着生息其中的巴蜀先民从开始具有“人”的意识时，就处在一个天然的审美场中，他们的生活方式特色和文化美学意识的价值取向，就在这样的客观物质前提下，被决定、被模塑着，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人的本性使他能够有审美的趣味和概念，他周围的条件决定着这种可能性怎样转变为现实”。^[6]如史籍所载并经地下出土文物证实的“椎髻左衽”民俗风习，就是巴蜀先民在发型、服饰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特定审美倾向的体现。无论是巴地的双椎髻还是蜀地的单椎髻发型，都与当时本地的陶器、铜器型制的高、尖（如小平底和尖底罐）造型相一致，从而与中原地区崇尚鼎、盒及与荆楚地区偏好鼎、敦一类厚重、稳固、合比例的器物形制构成鲜明对比。窄长细似柳叶的“巴剑”和窄长无胡的三角援“蜀戈”，都饰有手心纹、虎纹等繁复花纹，这种喜好华美的审美取向，区别于北方民族尚质朴节俭“实发实秀、实坚实好”（《诗经·生民》）的审美标准。巴蜀上古文化偏好华美精致的美学观念，较典型地体现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其中又以青铜人面像和人立像为最具特色。着眼于光影透视，以色彩绘饰和雕刻并举，都典型地体现着巴蜀文化美学对具象的重视和对艳秾华美价值标准的偏爱。这种文化美学观念运行流布，影响甚深，制约着后世巴蜀文学艺术的表现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