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末民初诗歌汉译审美分析
1.主题转型审美分析
1912年以前,由于中国翻译界受到救亡图存的社会主流意识影响,外文诗汉译选材大多与爱国、革命的主题有关,力求高扬英雄主义与牺牲精神。如高剑公翻译的《战斗之歌》、刘师培翻译的《希望之歌》、胡适翻译的《军人梦》、杨笃生翻译的《醒狮之歌》等,都具有明显的政治化倾向。译诗秉承中国“文以载道” 的文化传统,成为反清革命意识的载体。随着1912年清王朝的覆灭,译诗没有了迫切、具体的政治目标,主题必然趋向多元化。
首先是宣扬人道主义和描写平民生活的译诗大量增加。如刘半农复译的《缝衣歌》“哀女工动劳而得值微也”,译者称该诗“语意之沉痛,刻画贫女心理之周到”,竟能与《汤姆叔叔的小屋》媲美;颜铸欧、陈家轩翻译的《村中锻工》或赞美平凡的劳动,或歌颂质朴的生活;而沈雁冰的《犹太的儿童》则对社会的弱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在此地上,又在黑暗里,
爬虫出世了;
他的命运——就是永久在
地上爬。
犹太的儿童呀!
和爬虫一样,在黑暗与绝望之中,
你就过了你童年的全部的昏沉岁月了!
其次是爱情主题的增加。如高平子翻译的《夏之夜二章》、鲁迅翻译的《少女的爱》、蒋同超翻译的《玫瑰》,杨杏佛翻译的《情诗四章》等,都是直白的爱情诗,到了20世纪20年代,爱情诗甚至成为诗歌翻译中最流行的主题。如徐志摩翻译的《在心眼里的颜面》:
如今,还同从前,我见她
在玻窗上移动;
啊!那是我的幻想的浮夸,
唤起她的娇容!——
不论在海上,在陆地,在梦里,
她永远不离我的心眼,
任凭世上有沧海与桑田的变异,
我永远保有她的婉委。
再次是哲理诗也成为译诗中的一个重要类别。胡适是我国哲理诗翻译尝试的先行者,从1914年到1915年,胡适所翻译的诗歌几乎全是哲理诗,如勃朗宁的《乐观主义》、爱默生的《康可歌》、克楚姆的《墓门行》等。此外,郭沫若、冰心、徐志摩、沈雁冰等,也都翻译了不少宗教和哲学意味甚浓的诗歌。
从以上简述可以看出,清末民初约20年间,爱国尚武的译诗在数量上逐渐呈由主到次的下降趋势,而描写平民生活与苦难、讴歌爱情、探究人生意义和理论思辨的译诗则日渐增多。这是因为文艺界、翻译界乃至大众都逐渐认识到:译诗不仅可以“载道”,也可以而且应该抒情和表现人性,这说明社会文化的发展必然要求诗歌翻译包容更加广泛的人类知性、情感、审美经验领域,从而引发了清末民初诗歌翻译主题的变化。而清末民初外文诗汉译主题的扩展和多元化不仅开阔了国人对异域文化的认知和审美视野,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诗歌创作的审美表述和情感传达模式,促进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和中西文化的相互认知与交流。
2.形式转型审美分析
清末民初的外文诗汉译初期,译者是首先尝试以中国传统旧体诗歌形式翻译外文诗的,所采用过的形式主要有四言、五言、七言、骚体和曲牌等,如董询就曾将威妥玛“逐字逐句”对译的《人生颂》
改易成七绝:
莫将烦恼著诗篇
百年原如一觉眠
梦短梦长同是梦
独留真气满坤乾(www.xing528.com)
直到1918年,胡适率先用自由体新诗形式翻译了安妮·林赛的《老洛伯》,用“村妇口气”、“语语率真”,节奏婉曲地成功再现了锦妮无可奈何的情感,引起强烈共鸣与赞赏,自由体译诗才蔚然成风,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周太玄翻译的《他哭泣在我心里》:
他哭泣在我心里
如像他哭泣在那城上
何处来的些凄楚
他刺逐到我的心上?
呵温柔的雨
他来自土上和屋顶
为我一个心无可奈何
呵雨的歌
这首译诗不仅诗行长短不一,每一节诗行的数量也不尽相同,在当时无疑堪称高超的创译,大大地丰富了译诗的表现形式。
这种译诗形式的转型有着其必然的内在规律性原因。因为外文诗汉译之始,译者心目中的读者,都是经受过良好传统文化教育的旧式文人。基于他们对中国传统诗歌形式天然的亲切感和本能的认同感,翻译家为了传播的方便,无一例外地从传统诗歌体裁中去寻找外文诗汉译的形式武器。然而,由于其草创初期远离原作的别扭形式与破碎内容,在当时守旧与创新激烈冲突的社会文化氛围下,此类译诗既无法普遍得到旧文人的首肯和接受,也不能取得大众的认可和喜爱,才导致当时的外文诗汉译直有“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惑。而自由体新译法则吻合了时代变化的趋势,满足了社会上主流民意的审美和情感表达需要,因而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共同发展。
3.语言转型审美分析
与此同时,清末民初20多年间,译诗的语言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这不仅是指白话文形式取代文言文形式,还包括译诗语言内在的变化,如在词汇与语法方面,出现了多音词、主语、人称代词、被动式等使用频率的增加,句式更为复杂化与多样化,结构出现欧化形式等等。试看周太玄翻译的《秋歌》:
不断的哀吟
是些四弦琴的声音
在那秋天里
刺伤我的心
他是衰病
单调的
无限的苦闷
和苍白,他正
当那钟声响
我猛然回思
于我旧日
我悲伤
译诗诗句长短参差,诗句与所表达的意义结构错位,出现跨行,明显与汉语传统语言形式极不相符。
译诗语言转型意义重大。因为白话小说古已有之,白话文在晚清也已逐渐流行,唯有诗歌始终保持古典的形式,成为古汉语最终固守的堡垒。古典诗词优美、精致的格律与遣词造句法深入中国人心灵,作为诗与非诗的分界线,历来不容混淆。因而译诗语言的白话化不仅带来了中国诗歌翻译和创作的革命性变化,其影响更超越了工具的层面,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而同时,这种文化意义又反过来从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高度对诗歌翻译的审美要求与规律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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