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诗学在中国的文化接受现状

（三）艾略特诗学在中国的文化接受状态解析

据此分析艾略特诗学在中国的文化接受从引起轰动到渐被扬弃的原因，有助于我们发现一些文化接受的规律性要求。

1．受欢迎源于厚重的主题和新奇的形式

艾略特《荒原》厚重的“死亡与新生”主题和打破一切传统表现规则的形式，恰巧适应当时中国国情的需要。因为当时中国深陷战乱危机，民族心态混杂焦灼，翻译家赵萝蕤就深刻理解了艾略特所表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现代人特有的“荒原求水的焦渴”，并分析说：“我翻译《荒原》曾有一种类似的盼望：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平常的大时代里，这其中的喜怒哀乐，失望与盼望，悲观与信仰，能有谁将活的语言来一泻数百年来我们这民族的灵魂里至痛至深的创作与不变不屈的信心。”这就从文化的角度找到了作品在两个民族之间的沟通管道。而此前，五四时广受欢迎的郭沫若《凤凰涅槃》实际上与《荒原》就几乎创作于同一时期，其主题也近乎一致地为“死亡与重生”。这可以为我们理解《荒原》以至艾略特诗学在当时中国受到诗界欢迎找出原因。如果再结合此前长期的闭关锁国、“辞旧迎新”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当时的民族危机来观照，其引起轰动就越发显得自然。

同时，由于赵萝蕤以直译法较完整地保持了原作广泛采用的象征、寓言、时空错位、梦幻、意识流等写作技巧和多层次、多线条、多视角的表现手法，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西方现代派创作手法并丰富民族文化表达方式，也得到了当时文艺界人士的接受和认可。

2．被扬弃只因艰涩的内容和混杂的表达(www.xing528.com)

美国的梅尔文·德弗勒曾经就大众传播指出一个现象：“形式简单、内容浅显、接受起来无需特别费脑筋的，正是最容易在普通大众中流行的内容。它与浅薄、低俗、粗鄙不是一回事，而是指内容、形式让人接受起来一点都不费劲，但却能给人以心灵触动。反之，艰涩难懂的内容和混乱芜杂的表达无法取得普遍和长久的认同，以《荒原》来看，虽然作品耗时7年，专家评价极高，但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应该说它的传播面远未达到与其名声相应的程度，这自然与它的表达方式有关，西方现代诗研究者沙柏容的研究显示“就读者而言，艾略特和庞德没有真正拥有过读者——艾略特直到近几年才有了读者，而且这个刚刚获得的读者还是‘强迫性读者’，是那些为了通过考试而阅读艾略特的人。”^[4]这充分证明了文化传播必须通俗明了的审美要求。反观庞德选择李白和王维作品为代表的部分古汉诗结集出版的《华夏集》，由于其内容浅白动人、形式质朴新颖，就博得了西方读者的普遍接受，被誉为20世纪初（西方）最受欢迎的诗集之一。

3．需肯定内在强烈的情感和鲜明的个性

虽然艾略特本人标榜“非情感化”和“非个性化”的诗学理论观点，但即使他本人不承认，他也是公认的最具个性化的诗人。同时，他在《荒原》中所表达的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的独特“荒原”式认知和厌弃以及对重生的强烈向往，也无可否认地表现出了强烈的个人感情倾向。而这点同样是艾略特诗歌传入中国后受到欢迎的重要原因。可以说，当时的中国文艺青年，在出于本能为他的叛逆和新奇而欢呼的时候，未必真正、全面了解他们的偶像排斥感情和个性的诗学理论。即如艾略特现代诗在中国的代表性承接人物——穆旦，抒情性与个性化也仍是其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穆旦《玫瑰之歌》就带有明显的传记色彩，具有强烈的个人经验性，说明他并非如艾略特般排斥抒情与个性。毕竟，无论如何，诗歌归根结底是有关人的艺术，而有关人的艺术必须引起人的情感共鸣。这点，从现代诗歌的名目不断、花样出尽，旗号日多而围拥日少、左冲右突而终归沉寂的现状，我们似乎也能得到一种观照和感悟。因为，再“高明”的理论与实践如果抛弃了人性的共鸣，最终也只能陷入自娱自怜的泥潭。

综上，从以艾略特诗学代表的西方现代派诗歌在中国的文化接受，我们既可以总结出主题共鸣、形式新颖的正面经验，又可以发现内容艰涩、表达混杂的负面教训，同时可以进一步认识到情感因素和个性化风格不容忽视与回避的客观重要性。这对于正确理解西方现代派诗歌在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困境无疑是有所启发的。而更重要的是，这种经验有助于我们在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大潮中，科学地选择促进异域文化输入和民族文化输出的正确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