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诗异域文化传播的影响

（二）古汉诗异域文化传播与影响

在中国数千年稳定的社会结构中，不管朝代如何更换，经济繁荣或战乱频繁，因其植根于民族文化心理的共同的文化理念，使中国古典诗词创作一直焕发着熠熠夺目的光彩，并对外国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

1．古汉诗在周边国家的文化传播与影响

在日本，从奈良时代开始，文人因为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开始仿照汉语诗的形式来创作日本诗歌。日本汉诗和日本本土的和歌、俳句最明显的区别是汉诗一首有四句（绝句）或八句（律诗），每句通常五言或七言，而和歌、俳句则有五、七、五或五、七、五、七、七等多种长短句，更像汉语的词。751年，日本最早的汉诗《怀风藻》出版。之后在平安时代达到全盛期，凌云集 、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敕传汉诗集持续出现，风行之盛被人称作“国风黑暗期”。其后镰仓时代、室町时代日本的汉诗得到持续的发展，譬如一休宗纯的《狂云集》中就收录了一休的很多汉诗。江户时代汉诗的发展达到高峰，明治维新时期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则几乎人人都会作或好或坏的汉诗。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汉诗的影响开始衰落，不过现代日本初中程度以上的古文教育仍然包含汉诗、汉文的背诵、解释以及创作等。因此，日本可以说是在中国之外，古汉诗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

在朝鲜，高丽朝时期，汉诗逐渐普及。高丽诗人如崔冲、李奎报（号白云居士）、郑道传等都有大量汉诗流传下来。除此之外，高丽文人还把古老的朝鲜语民歌用汉字记录下来，形成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后人称之为“别曲体”，又称为“景几体歌”，如著名的朝鲜民谣《阿里郎》，或电视连续剧《大长今》的古风片头曲《呼唤》等。高丽朝中期开始，具有朝鲜语特点的时调得以发展，并在朝鲜王朝 时期达到顶峰。时调是朝鲜的俚语民歌，但由于多是由汉诗诗人整理记录，而且汉诗诗人也创作了很多时调，因此，时调在发展中也自然地融入了汉诗的因素。所以，朝鲜诗人申钦在《放翁诗余序》中说：中国的歌极具风雅，可载籍流传，而我国所谓的歌却只能用于宾筵娱乐，不能丰我载籍。

在越南作为中国的一个郡县（交趾）时，汉字即被作为官方文字。中国五代十国时越南从南汉的治下独立，但官方文告和科举考试仍通用汉文，一般著作也以汉文撰写。是以作为汉文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汉诗在越南也得到发展。越南陈朝末年，著名的汉诗作家有陈艺宗、胡季犛等人。后黎朝时，尤其是黎圣宗（名灏、思诚）时，越南汉诗达巅峰状态。

2．古汉诗在西方国家的文化传播与影响

中西文学不同的审美特征，决定了中西文学之间具有相互参照、取长补短的巨大空间。事实上，中西文学的彼此影响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不过，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中西文化交流历程，使人们更多地感受到了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而对中国文学如何影响西方文学则了解不多。

其实早在1298年，马可·波罗的《东方旅行记》就引起了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极大兴趣和无尽遐想。在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出于对理性的追求和建立新社会的需要，西方人发现了中国正统儒家重理性、重实践、重教化、讲仁爱、讲伦理道德、追求人类大同理想等等思想，便把中国奉为文明之邦、礼仪之邦和智慧之邦来学习。在持续近两个世纪的“中国热”中，西方文学家们翻译介绍了不少中国文学作品，并在自己的创作中或多或少留下了中国文学影响的痕迹。如：1735年，法国耶稣会会员杜哈德在巴黎出版了有关中国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的巨著《中国详志》，书中收录译成了法文的元曲《赵氏孤儿》和《今古奇观》等四个短篇小说以及《诗经》中的十几首诗；1741年英国作家哈切特根据《中国详志》中原剧改编，并配以中国式歌曲，创作了诗剧《赵氏孤儿》，意在传达一种浪漫的东方情调；1759年，英国舞台上又出现了与元曲更接近的墨菲编剧的《中国孤儿》，该剧在布景、道具和服装等方面都尽量突出了东方色彩。此外，潘塞1762年出版的《中国诗文杂著》等等，也是中国文学影响的结果。

在这个时期，除了直接模仿或改写中国作品以外，西方文学家们还十分关注与中国有关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内容，致使欧洲文坛相继出现了大批以中国为题材或假托中国人之名写的各种文学作品，如：英国散文家艾迪生和斯梯尔于1711年创办《旁观者》杂志，发表了不少背景或素材涉及中国的作品，而艾迪生自己创作的《一篇洪水时代以前的故事》就是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1755年，法国文豪伏尔泰根据《赵氏孤儿》改写的《中国孤儿》在巴黎上演，此剧改两家世代冤仇为两个朝代的更替，变“忠”的题旨为“爱”的主题，宣扬两个民族的精神融汇与和解，赞颂了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菲费尔的《寓言与故事集》、塞肯道夫的《命运之轮》、哈勒尔的《乌松》等均以作者所理解的中国伦理道德、典章制度教育西方民众、劝谏统治者；魏兰受《中国详志》中介绍的《赵氏孤儿》等作品的影响，于1772年创作了“国事小说”《金镜》，假托小说出自一位不知名的中国作家“祥夫子”之手，小说通篇充满了富于中国哲理的对话，着力宣传孔子的“礼”的巨大作用，以及重实践、讲恕道的理性哲学。

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中国热”的余波所及，跨越德国文学狂飙突进时期和古典时期的歌德和席勒都受到过中国文学的明显影响。席勒于1795年和1799年先后创作过两首名为《孔夫子的箴言》的诗歌。歌德则更对中国文化有过持久的研究，他不仅欣赏中国的书籍，翻译中国诗歌，而且练习过中国书法。歌德通过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元杂剧《赵氏孤儿》、《散家财天赐老生儿》，以及明清小说《好逑传》、《花笺记》、《玉娇梨》等作品，与儒学的“礼”、“义”、“仁”、“孝”等思想产生了共鸣，对“孔夫子的中国”赞颂备至。当然，歌德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理解是理想化的，而正是这种理想化的接受，直接影响了他晚年的文学创作活动。从他1827年创作的《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里的中篇小说《五十岁的男人》中，就可以看出《好球传》的影响；1828年他写作了与《赵氏孤儿》情节近似的悲剧《哀兰伯诺》（完成两幕）；1830年又发表了著名的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在这组刻意模仿中国古诗格调的诗歌中，其形式的简约严整、诗情的委婉含蓄和诗兴的飞腾灵动，使它堪称德国古典诗歌的佳构名篇，并成为中德文学交流的美好象征。

3．对西方现代派诗歌发展的影响

继中国文学对欧洲文坛产生持续影响之后不久，就在西学东渐大潮来势凶猛的20世纪初叶，西方诗人又对中国诗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兴趣，并掀起了一个“意象派诗歌运动”。

其创始人美国诗人伊兹拉·庞德（Ezra L．Pound，1885—1972）是20世纪英美诗歌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位现代主义诗人、翻译家、评论家。他一生著述颇丰，先后出版诗集、文学评论及翻译作品20余部，对“英美现代派诗歌的建立发挥了旗手的作用”。他的诗歌巨作《诗章》（The cantos 1—117，1970）对美国国内乃至世界现代诗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庞德一生对中国的古典诗歌和儒家思想痴迷不已，先后翻译了《华夏集》（Cathay，1915）和《孔子：〈中庸〉、〈大学〉与〈论语〉》等。

庞德对前一辈英国诗人的诗作不满，立志改革，并通过美国东方文化学者费诺罗萨的遗稿发现了中国古典诗歌中时间艺术与造型艺术相结合、音乐和绘画与文学熔为一炉的新精神，于是致力于中国诗的翻译。1914年，庞德写下了一个意象派宣言，提出了以下一些作诗的原则：

第一，使用通俗的语言，用准确的词语，不用装饰性的词语。

第二，创造新的节奏以表达新的诗情。认为自由体诗可以更好地表达诗人的个性，但也不反对用其他诗体。

第三，题材完全自由，不受任何限制。现代生活可以入诗。

第四，写诗要用“意象”（因此得“意象派”之名），要写得具体、确切，而不抽象、一般。

第五，要写得明白、清楚，不模糊、含混。

第六，简练、浓缩是诗歌的极其重要的要素。

以上是原来的宣言提出的六条，后来艾米·洛厄尔（Amy Lowell，1874—1925）又加上了一条。

第七，要含蓄，不要直陈。

从以上各点我们不难看出，意象派所提出的一些写诗的原则，如要采用具体的意象，要简练、含蓄等和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特征极其相近。(https://www.xing528.com)

1915年4月，庞德从费氏手稿近150首译诗中精选了19首中国古典诗歌，重新翻译为《华夏集》在伦敦出版，将中国诗歌当成他所提出的意象主义理论的范本介绍给西方诗坛。这本诗集的翻译和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创造性吸收把中国诗带到了西方，作品一经问世，便获得了如潮的好评，几乎所有知名现代诗人——包括叶芝（Yeats）、福特（Ford）、路易斯（Lewis）、艾略特（Eliot）、威廉斯（Williams）都齐声称赞其清新、优美、简洁，从而在20世纪初的西方掀起了一股“中国热”。杰夫·特威切尔说：在庞德之前，中国没有与她的名字相称的文学流行于说英语的国家。英国评论界认为《华夏集》是庞德对英语诗歌最持久的贡献，是“美语诗歌中经典的作品之一”。《华夏集》引发了西方20世纪初的中国热，提出了崭新的意象主义的诗歌理论，其中的很多篇目，如《玉阶怨》和《长干行》已经成了美国诗歌选集和部分学校教科书的必选篇目。从此，西方掀起了翻译、阅读、学习中国诗歌的热潮，西方现代诗歌的发展进程也因而被大大推进。现在学界一般将庞德发起意象主义诗歌运动作为西方现代诗歌运动的起点。

中国诗歌完全由意象主导，贯穿全诗，犹如一幅挂于眼前的图画，情景交融，神与物游。这种表现意象而不加评价的诗风，正与意象派主张相吻合。庞德从汉语文学的描写性特征中，看到了一种语言与意象的魔力，从而产生对汉诗和汉字的魔力崇拜，遂力主寻找出汉语中的意象，提出英文诗创作中也应该力图将全诗浸润在意象之中，如他的长诗巨作《诗章》中就多处夹着汉字，以表示某种神秘意蕴。中国古典诗歌中常见的叠用意象的写法，最为意象派所称道和推崇。我国古诗中有很多叠用意象的诗句，如我们极其熟悉的散曲名句“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诗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等，意象派诗人对这种叠用意象的写法很感兴趣。庞德也曾尝试过这种意象密集并置的效果，他在《诗章》的

第49章中写道：

雨，荒江，旅人。

冻云，闪电；

豪雨，暮天。

小舟中孤灯。

芦苇沉重，低垂。

竹林萧萧，似在泣诉。

诗中用了33个字表现了9个意象，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息，很明显是在模仿中国古诗。

汉语的古典诗歌，由于其特别严谨的格律要求以及古汉语特殊的句法结构，往往略去了大部分关联词、系词，以及各种句法标记，几乎只剩下了赤裸裸的表现具体事物的词，意象派诗人被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象密度所吸引，逐渐把这种特点引入英诗中来。除了翻译汉诗以外，以庞德为首的其他意象派诗人还把这种巧妙的诗歌技巧运用到创作之中，并且把这种只剩下名词的诗句转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保留一些句法关系标记，但却在诗行写法上把它打散，例如威·卡·威廉斯的《红色手推车》：

那么多东西

依靠

一辆红色的

手推车

雨水淋得它

晶亮

旁边是一群

白鸡

这首小诗像从一个幼童的闪烁着好奇的光芒的眼睛里看出来的一幅图画，清新、具体、色彩鲜明，伴随着这个图画的是一种清新愉快的感觉，使人读着读着，仿佛退回去几十年，经岁月洗刷得褪了色的世界重新变得鲜亮起来，作者在分行上打破常规，拆散了词语，给人一种婴儿牙牙学语的感觉。在这一简约精神的指导下，庞德后来还创造了所谓“脱体句法”。比较极端的例子是庞德将李白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译为“Drawing sword，cut into water，water again flows／Raise cup，quench sorrow，sorrow again sorrow”。“脱体句法”为了力求精练，大量删除与表现性不大相关的语词——而这些语词一旦被删除，英语的逻辑语法结构也就被打破。这种打破英语语法结构、提高诗歌表现力的“脱体句法”后来被西方诗人在创作中加以承袭。雷克斯洛思说：“由于中国诗歌的影响，美国诗歌语言已经不像印欧语了，美国诗歌从逻辑上环环相扣的印欧句法转到了尽可能松散，而以并置代替环环相扣。”意象派被深深地打上了中国印记，以至有的文学史干脆名之以“意象主义这个中国龙”。

庞德发起的意象主义诗歌运动引起了英美人对中国诗歌的极大关注。后来，美国女诗人艾米·洛厄尔加盟，他们与英国诗人奥登、休姆、弗林特，美国诗人杜利特尔、弗莱彻、弗罗斯特等一起从事汉诗翻译和“意象派”诗歌创作，维持了近十年之久。作为这场运动的成果，除了《汉诗译卷》之外，还有艾米·洛厄尔与埃斯考孚夫人合译的《松花笺》、庞德的毕生力作《诗章》、艾米·洛厄尔编辑出版的3 册《几个意象派诗人》、奥登编辑出版的《意象派诗集》等。中国诗歌的生动形象、辞约义丰等特点均被他们吸取来创造“意象”，他们的创作实践还直接影响了后来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一大批诗人和新批评派的诗歌理论。1996年美国诗人加里·斯奈德教授出版了诗集《江山无际》，在诗人这部诗歌创作生涯总结与回顾的集子中，处处都刻印着中国诗歌影响的痕迹，唐代诗人寒山的影响尤为明显。这一现象，足以证明中国诗歌对于西方诗歌的影响之深。正是古汉诗那种诗画一体、情景交融的艺术风格为一代又一代西方诗人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营养，启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

有趣并值得深思的是，正当中国的诗人们纷纷抛弃传统文化及诗歌形式、中国的现代诗歌在西方文学思潮影响下发生着巨变的时候，中国古典诗歌却在西方文学界大受欢迎，特别是唐宋时期的诗人诗作备受青睐。由此，可见中华传统文明的魅力以及我们当今的传承与传播缺失。这是对汉诗英译审美传播必要性更自责、更自励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