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德诗歌翻译：文化传播美学分析

（一）庞德诗歌翻译理论分析

19世纪最后10年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被称为美国现代诗歌史上的“晚暮时期”，诗坛为平庸的诗人所把持，他们满足于跟在英国诗人后面亦步亦趋，毫无创新意识。庞德猛烈抨击了当时诗坛的暮气：“美国的大路诗是可怕的大杂烩。未经铸造……第三流的济慈、华兹华斯的笔墨……第四流的伊丽莎白式的、钝化了的、半融化了的、软绵绵的空洞音调”^[4]，并提出《意象主义者的几个“不”》，成为开一代诗风的理论宣言。数十位新诗人在《诗刊》上亮相，出现了自新英格兰的黄金时代以来诗坛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草原诗人”、意象主义诗人、实验诗人和抒情诗人的“新声”汇合在一起，“冲破了20年来的沉寂”^[5]。

庞德的诗歌翻译带有明确的功利性，他希望借助翻译或“挪用”外国诗歌来吸取异质和营养，丰富和创新美国诗歌，追求“超越国界与时代的世界文学的标准”。庞德主张诗歌应源于生活，认为翻译不仅要“再现原文的真正语言”，而且要忠实于原文的“意义”与“气氛”^[6]。由于他认为意象表现为一刹那间理智与情感的复合，翻译家只有将注意力集中于形式、片段或细节，才能在一瞥或一瞬间“捕捉到真实”，所以庞德对翻译文本个别词语的意义并不十分在意，而十分重视“词语、措辞和词汇的动感”。因此，根茨勒将庞德的翻译理论概括为“闪光的细节”（luminous details），认为庞德刻意追求“细节、单个词语，以及个别意象甚至意象片段的精确再现”^②，以及“动态的词语”（words in action）和语言的能量。同时，庞德十分注重译者的创造性和原文在译入语文化中生命的延续，其理论意义已经超越单纯的诗歌翻译层面，反映出了当时的文化语境与文化价值观。在庞德看来，文学的发展依赖主体文化的延续及外来文化和语言的转化，因而他提出了“历史的可译性”这一重要概念：“历史的可译性就在于发现隐藏在原创作品中世界性语言（universal languages）的秘密……这是一种把各种文化的碎片积聚起来，为现代人创造一种涉及广泛的文学人类学的工作”^①。(www.xing528.com)

从以上简述中，可以看出庞德在诗歌翻译理论上特别注重异质文化的碰撞与沟通、延续，同时讲究译诗的“细节、单个词语，以及个别意象甚至意象片段”等的“真实”再现。而将这些与其明确的翻译功利性结合起来观照，即可发现其自觉或不自觉地趋向审美“接受心理”和翻译的社会文化规律之潜在事实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