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以意为先”,既是汉诗的传统,也是汉诗的本质特征。“辞断意属”、“留白”、“造境”是中国古诗词的一个重要艺术手段,而追求“言外之意”则是古汉诗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审美规律。既然“言不尽意”,就要善于营造“言外之意”。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隐秀篇”提出:“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神思篇”提出:“文外曲致,言所不追”;唐代诗人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倡导“义、境存于言外、象外”;宋代欧阳修《六一诗话》提倡“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宋代严羽《沧浪诗话》提出“别材”“别趣”之说,强调诗创作要“言有尽而意无穷”;清代王士帧则提出“神韵说”。他强调“得意忘言之妙”,“神”是形外之真,“韵”是声外之远。从以上诗人和诗评家的主张,可以看出中国传统诗歌美学的一个绵绵不绝的脉络:崇尚言外之意。千百年来这个倡导的一脉相承,说明了这是一个客观的诗歌创作美学规律。法国诗人玛拉美有一句很著名的格言:“说明是破坏,暗示才是创造”,同样是诠释诗歌创作的“言外之意”的美学要求。意境指的是通过形象性的情景交融的艺术描写,把读者引入一个想象的空间的艺术境界。译者必须首先把握意境的总体特征,即情景交融的表现特征,虚实相生的结构特征和韵味无穷的审美特征,然后才能通过艺术语符去表达原文的神韵。问题在于:意境的营造,除了客观图景与思想感情之外,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艺术语言,而这个所谓艺术语言则是以模糊为其核心。美国人詹姆斯·邓恩说过:“也许把中国诗译成英文诗的最重要问题是目标语言不能像原始版本那样容纳那么多的歧义以及由此所产生的那么多语义的浓缩。”因为西方修辞学认为模糊是语言里的一种错误,希望限制它,消除它;中国修辞学则认为它是语言力量的必然结果,是大多数重要话语的必不可少的方式。实际上,语言的模糊性是语言具有弹性的表现。语言模糊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扩大了语言表达的信息容量,拓宽了语言表达的想象空间。就汉诗英译而言,对于中国古典诗歌所涉及的汉语语原的分化、语义的变迁、文字的假借、能指的多元均会因文化的差异面临对应物的寻找障碍,对此“译病”即使本文化的中国译者亦在所难免,更遑论西方译者了。兹略分述如下:
1.“造境”意象美的再现障碍
中国古典诗歌有一个特别的长处即是非常善于营造意境,某些造境的名句甚至因此而摆脱了原诗作得以“独自”流传千古,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前者寥寥十字就将一片苍茫雄浑的空间展现于读者心中、眼前,而后者那一派空灵清新之气更是扑面而来。如果译诗能把这一类内蕴意象传达出来,才算真正把汉诗的高超精妙翻译出了。在这方面,我非常赞同翁显良先生的见解,中国古典诗歌的本色在于意象。所谓本色,本质特色也。其他如音韵、格律不可谓不重要,不可谓不是特色,不可不尽力传达。但如果仅仅做好形式、内容、文字、音韵格律翻译,还只能算是合格之作。唯有在此基础上,把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准确而丰富地传达出去,才能算是一首成功的译诗。
但要在英文中准确地传达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气象,并引起读者的共鸣,恐怕非是简单的字、词对译所能作到。因为这要求译者必须要有一份对东西方文化传统、底蕴相当熟悉深知的功底,然后再在感同身受的基础上,把这种感受用符合英语语言文字风格的传神之笔尽量充分地再造出来。虽然事实上,英语中也不乏这类意境丰富的名句,如:一句“yesterday once more”,即内含无尽深意!其中包含的复杂情绪就自然形成了一种令人神往、神伤的意境。但是,要在译诗中达到英语中的类似境界,却又非等闲之功。因为,现在做着汉诗英译的人群无外乎两类人,一是西方汉学家,一是国内翻译家。前者就其所学,对汉语的了解运用应不成问题,但若要论及汉文化底蕴恐终难免先天不足、力所不逮;而后者恰恰反之。所以说,“造境”意象美的再现障碍,从理论上看本不应成其为障碍,但在现实中因为译者所学有限的客观因素却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大多数人的障碍。
此外,还有一个意境传达难尽人意的原因,即:译者既懂原文又懂译文,他的审美感受是叠加的或复合的。译者先读原文,其大体印象构成一个审美意境,然后再来寻找字、词、句,要将这意境模拟出来。但由于译者大脑中已经有了第一个意境,第二个意境的缺陷就容易忽略,因为译者会在想象中不知不觉地用第一意境去补充它。结果译文并未真正译出原文风味,而译者自己看时却认为差不离。这个问题用完形心理学(或曰格式塔心理学)的“闭合原则”和“完形趋向原则”就完全可以解释清楚。
2.“炼字”神韵美的再造障碍(www.xing528.com)
神韵是我国传统文论和美学里的一个抽象概念,林语堂先生认为,神韵是原文的“字神句气与言外之意”,而季羡林先生则称之为“一看就懂,一问就糊涂”。中国传统文化很讲究“炼字”,一些特殊的字往往直接象征着一种意境,带来特定神韵,如“长江、大河”之称,便是古人有意将黄河统称为“大河”,使之既与长江相配,又体现大河气概,一字之易,神韵即现。
中国古典诗歌由于格式的限制,篇幅一般均较短小,也因此,诗人为了把尽可能多的感受融于寥寥几十字之中,达成所谓“尺幅千里”之效,便特别讲究遣字用词的艺术;往往一个字便蕴含了多层意思,数种感受,以一字而凝成全诗神韵的例子举不胜举,并因此产生了“炼字”一说。如以唐朝诗人贾岛等为代表的苦吟诗人为了“炼字”,达到了所谓“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地步,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诗人对诗歌“炼字”借以传神的推敲讲究之功。如“春风又绿江南岸”之“绿”字,“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之“肥”、“瘦”二字,前者将春风所到之处,大地生机勃发之态抒之一字,后者将雨后叶茂花残之态以似俗实清之肥、瘦二字浓缩,意在笔先,余味无穷,真可以说是“借此一字,尽得风流”,使全诗的神韵毕现并流传千古。
对应于英语翻译,古典汉诗神韵的传达必然成为又一大审美传达障碍。首先,英语同、近义词不及汉语丰富是一个事实;其次汉语中的词类活用(如“又绿江南岸”为形容词的使动用法)、词语通假借用、谐音会意、倒装借代等等手法已成为传统习惯,既不违反语法规则,又不造成理解障碍,这些手法在英语翻译中都无法如此自在地得到运用和达成理解;再次,在这个方面同样存在一个译者中英文功底的问题,如缺乏深厚的双语字词和文化功底,要准确地理解原文凝练字义与全诗神韵的关系乃至选择合适词汇转达必然构成障碍。
关于意境、神韵等美感的传达难度,以笔者的孤陋寡闻,实难以搜索到合适加以评述的范例来作为佐证,只在马红军同志的《神韵难求》一文中可以看到同样的感叹。因为所见译文在意境、神韵追求方面似都还相去甚远,又或如翁显良先生所主张的那样选择了“弃形求意”。这或许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确实难以达到神韵毕现的高度吧。
以上所述,限于篇幅,只是就形、意、境三方面做了一点浅探,尚未涉及作者风格传达、作品积淀附加和受体沟通障碍等等众多内容。但仅就此而言,也足以看出中国古典诗歌英译障碍的客观存在及其基本成因。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逐渐向国际化发展的大趋势下,如何使我国传统文化也跟上这一潮流,如何进一步对症下药,克服上述审美障碍,将中国古诗这一文化瑰宝充分展现于全世界的面前,应是我们民族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亦应是所有英语学习、研究者必须予以思考并努力作出回答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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