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发展: 中国历史上的翻译高潮及现今状况

（三）中国翻译发展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

东汉末年从月氏国来华的著名僧人支谦，是中国第一个探讨翻译理论和方法的人。他的《法句经序》是我国第一篇论及翻译的文献，涉及翻译原则，先要求“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再要求“因循本旨”，“实且径达”，主张译经“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据钱钟书考证，严复的“信、达、雅”三字，皆已见此。道安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理论，五失本是：（1）梵文倒置，译时须改从汉文法；（2）梵经术质，汉文华丽，为了接受，不得不略加润饰；（3）梵经同一意义，反复多次，不得不删削；（4）梵经结束时，要重述一遍，译时删去；（5）梵文说完某事，重述后再说其他，译时删掉重复；“三不易”指的是：（1）用当时的骈文译古代梵文，难得恰当；（2）古人的精微哲理，后人难以会通；（3）后人以今度古，任意揣测，随意翻译，难得正确。

鳩摩罗什在道安的理论基础上创立了意译派，是中国第一个全面主张意译的，主张：翻译不违原文本意，但对原文形式不必复制，只要能存其本，就不妨“依实出华”。

玄奘反对鳩摩罗什的意译方法，改用直译兼意译的方法，以信为本，兼顾其他，确切表达佛经的原意，用近乎白话的文体译经，他提出的翻译标准后人归纳为“既须求真，又须合俗”，实为后世信达之先驱。此外，他还制定了音译的“五不翻”原则：佛经密语要音译；佛典的多义词要音译；无相应概念的词要音译；沿用约定的古译；为避免语义失真用音译。

两汉至明初翻译有“三多三少”的特点：独立翻译的多，合作翻译的少；外泽中的多，中译外的少；编译译述的多，全文翻译的少。

1629年，明朝徐光启受命创设历局修历，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科学翻译机构，结束了此前无组织的个人翻译阶段，徐光启与李之藻、李天经及一些耶稣会士共同编译了西方天文学的历书图表等。

清末林则徐组织编译《澳门日报》，组织摘译《反鸦片论》，组织翻译国际法书籍，组织编译《四洲志》。1984年魏源写成的《海国图志》，其绝大部分的内容来自编译材料。徐继畲编撰了第一本向中国人全面介绍世界地理的书《瀛环志略》。

19世纪初，传教士也在中国创办翻译机构，如“墨海书馆”，这是外国传教士在我国创办最早、影响较大的翻译出版机构，设于1843年。(www.xing528.com)

出于外交的需要，清末创立了为清朝政府培养外交翻译官员的同文馆。出于洋务的需要，清朝政府还为近代军工产业配备了相应的翻译出版机构，其中最有名的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著名的科学翻译家徐寿和华衡芳是制造局翻译馆的倡议者和创建者，该馆聘请过不少外籍翻译家。另一个较大的翻译机构是江楚编译局，建于1901年，设于武昌，张之洞主其局务。1896年，清朝礼部在《议复整顿各省书院折》中，将翻译人才培养课程分为六科：经学、史学、舆地学、掌故、算学和译学。八国联军入京，同文馆并入大学堂，一度易名为翻译科，旋定名为“译学馆”。

清朝末年，中国的外交官员、政府派赴国外考察和游历的官员以及自费出国考察人员和应邀外访学者，均曾奉命和主动收集并翻译一些国外有关的书刊资料。同时，清朝政府开始向国外派送留学生，许多人回国后成为中外翻译的主力军。如严复1876年受派赴英留学，学习军事，但他在国外兼治西方哲学、社会学、进化论、法律、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回国后为中国译介了大量的国外社会科学文献。译论方面，严复将变通的艺术用以至极，成了变译集大成者。

1897年梁启超撰《论译书》，指出译书的“二蔽”：“徇华文而失西义”，“徇西文而梗华读”，并提出对策：“凡译书者，将使人深知其意，苟其意靡失，虽取其文而删增之，颠倒之，未为害也”，要求译者“条分缕析，庶易晓畅，省读者心力”。

民国时期，留学欧美日的学生纷纷回国，他们都是兼通中文、外文和科学知识的最佳译才，如杨杏佛、王普、马君武、周建人、张资平、王国维、鲁迅、王云五、丁西林、郑振铎等，其中不少人自发创立了早期的科学社团，几乎都把翻译外国科学书籍、统一译名及编纂学科词典作为活动内容之一；而留学法、德、苏人员中不少人译介了大量的马列著作，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和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如王一飞、乌兰夫、刘仁静、任弼时、沈雁冰、李大钊、李达、李立三、张闻天、柳直荀、瞿秋白、恽代英等一大批知名人士。民国政府设立了正规的图书编译机构，从20世纪20年代起教育部和大学院筹备并附设了国立编译馆，成为当时中国编译活动的主力军。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就着手为新中国培养外事翻译和外交人才。1940年中共中央军委在延安开办了外语学校，不仅培养军事翻译，还加速培养了外交人才。解放战争时期，为迎接全国解放，中共中央决定在华北解放区成立外事学校，后来将华北大学二部外语系与外事学校合并为北京外国语学校。与此同时，共产党在国统区和解放区均有自己的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及其他科学著作。

在文学翻译领域，我国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出现文学翻译，因而文学翻译作品和文学翻译家很少。而在西方，从罗马时期开始，文学翻译始终是推动西方文化、文学向前发展的原动力。最早的拉丁文学作品是译自希腊的荷马史诗，最有影响的文学运动——文艺复兴运动等都离不开文学翻译的推动，各时期许多伟大的文学家同时也都是伟大的翻译家或翻译评论家，如古代的泰伦斯、西塞罗、贺拉斯（Horace），中世纪意大利的但丁和英国的乔叟，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法国的阿米欧（Amyot）、伏尔泰、雨果、夏多布里昂、波德莱尔，德国的施莱格尔、赫尔德、荷尔德林、洪堡、席勒、歌德，英国的查普曼（Chapman）、德莱顿（Dryden）、薄伯（Pope）、约翰逊（Johnson）、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阿诺德（Arnold）等等。这种对比进一步强化了我们当今诗歌翻译工作的挑战性。

当前，新时期中国出现了又一次翻译高潮，而无论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这次翻译高潮都是前三次所无法比拟的。

这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首先是全球信息时代降临的结果。信息爆炸、知识爆炸，同时也就是翻译爆炸。在今日“地球村”，离开翻译谈论知识信息，是不可思议的。同时，这次翻译高潮的出现又是以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新政，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强国之路为契机的。信息时代和市场经济，决定了这次翻译高潮最突出的特点是：信息量更庞大、涵盖面更广泛、题材体裁更丰富、理论研究更活跃。前三次翻译高潮都是外文译入中文为主，而这一次将逐渐改变中国在翻译上的“入超”地位，从而也对所有翻译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