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翻译发展历史及理论发展

（二）西方翻译发展

1．西方翻译简史

公元前约3000年，古车亚述帝国出现了正式的文字翻译，译员把国王的法令、宗旨翻译给庶民。公元前3世纪末至1世纪初，是希腊和古代欧洲科学史的黄金时代，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翻译高潮，这一时期建立的亚历山大里亚科学文化中心大量吸收了东方的文化遗产。公元1世纪，罗马大量翻译希腊化时期的各种著作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较大规模的翻译活动。9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统治者专门设立了“智慧之馆”，鼓励阿拉伯学者直接翻译古希腊典籍及印度的科学著作，吸收中国科技精华，这是继盛唐佛经译场之后世界上最大的翻译机构，形成了中古时期世界翻译史上的又一个高潮。中古后期，《圣经》于14世纪首先译成英语，15世纪译成德语，后来译成其他欧洲语言，对欧洲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世纪的翻译主要为宗教势力把持，翻译思想受到禁锢。文艺复兴时期，翻译活动大增，译论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20世纪前后，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巨变，20世纪成了信息时代，也成了翻译世纪。1945年联合国成立，英、法、中、俄、西、阿六种语言定为联合国工作语言，在此聚集了成千上万名翻译工作者，联合国可谓是“翻译之家”。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从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世界范围内科技译文的数量就增加了4.5倍，80年代初为欧共体各机构工作的译员近2000人。在信息爆炸时代，各国都组织了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国力的竞争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信息获取与利用的竞争。

语言方面，从希腊语分化出来的古希腊文产生了罗马文，即古代拉丁语。18世纪以前，欧洲外交普遍使用拉丁文，中国与其他国家交往时也是使用拉丁文。随着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民族与国家的形成，中世纪后半叶原来各地使用的拉丁口语与当地方言结合，形成了正式的法语、意语、西语和葡语。从东希腊文脱胎出来的拜占庭文字，后来则分化成英语、德语、俄语等。二战后英语在外交上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几乎全世界通用。但在正式外交事务和谈判中，各国仍然使用本国语言，因此，翻译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2．西方译论发展

译论方面，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家是公元前1世纪的西塞罗。他说：“我所注意的并不是字当句对，而是保留语言的风格和力量”，“我要是逐字对译，译下的话必然读起来佶屈聱牙”。他主张翻译不应拘泥于原文语词，而应注重原文的思想，坚持不可逐字死译而要符合译文的语言规则与特性；其后，奥古斯丁提出译经要注重读者；第一个系统阐述翻译理论的法国学者艾蒂安·多莱，则提出了翻译五原则：理解原著内容，通晓原语和译语，避免逐字对译，采用通俗形式，讲求整体效应。

18世纪是西方翻译理论的重要发展时期，其中最具时代成就的有英国的坎贝尔和泰特勒。坎贝尔认为好翻译有三条原则：正确传达原意、遵守译语特点的同时尽量传达原作的风格、译文如原文自然易懂；泰特勒发表《论翻译的原则》一文，主要论述世界作品的翻译，也提出翻译三原则：译作应完整地再理原作内容、译作风格应与原作相同、译作应如原作自然流畅。泰特勒的《论翻译的原则》被认为是西方翻译史上第一篇较为完善的翻译理论文章。(www.xing528.com)

而译学的奠基之作是1953年苏联语言学家、翻译学家费道罗夫的《翻译理论概要》，这是当代第一部专论翻译科学的理论性著作，首次阐明了可译性与确切性原则。

20世纪60年代最有影响的译论著作有1964年法国乔治·穆南的《翻译理论问题》和1965年英国卡特福德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前者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分析了翻译的语言障碍，揭示了与翻译活动密切相关的词汇结构化、句法和语境、语言符号的蕴涵意义、言语交际行为、语言与人类文化的共性等问题，对可译性理论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阐述；后者从语言学和概率论角度，首次从系统功能语法角度，围绕“对等”概念，探讨了翻译的性质、类型、方法、条件和限度等问题，并运用层次、范畴以及阶级等语言学概念来论述语际转换的根据，认为翻译实践的核心问题是寻找对等成分，对行文对等与形式对应、形式关系与上下文关系、翻译的层次转换和范畴转换以及语言与文化的可译限度等作了深入分析，所提出的翻译的语言综合情境模式以翻译的所指功能或叙事功能为出发点，注重双语的同义替换与逻辑联系，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开辟了翻译理论研究的新途径。

1964年和1969年美国翻译学家奈达先后出版了两部代表性著作《翻译科学探索》和《翻译理论与实践》，从语言的交际功能出发，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应用于翻译理论研究，试图建立最有效、最科学的三阶段翻译转换模式：（1）将原语句子简化为意义最清楚的核心句；（2）翻译核心句；（3）将译语核心句转换成译语表层句子。他明确提出了“动态对等”的翻译观，其核心是认为翻译应是“最接近原文的、自然的信息对等”，后来又修订为“功能对等”，并肯定这种对等必须以读者反应为据，其翻译风格的选用主要取决于读者的要求。

70年代中期至今，西方译界形成了如下主要的翻译学流派：

“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文化学派、“综合”学派、“解构”学派、“后殖民主义”学派等等。其中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英国人巴斯奈特和比利时人勒弗维，1990年他们合编了《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提出了“翻译的文化学转向”口号，他们特别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以及翻译对于文化的意义，指出翻译的目的是使译文在译语文化中起到原文在原语文化中同样的功能。这一理论与本书观点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而“解构”学派，则认为文本意义并不确定，不存在“核心”或“深层结构”，极力提倡异化翻译，认为这是对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文化自恋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抵制；“后殖民主义”学派也呼吁后殖民地的人民要正视“翻译话语权”问题的严重性，认为传统译学关于对原作忠实的观点阻碍了翻译理论去思考译本的力量。对这类完全否定忠实原则的异化翻译理论，笔者在书后附录的一篇专论中有较详细的剖析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