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文化的国际地位及形成原因分析

（二）当今中国文化的国际地位及形成原因分析

历史上，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曾经随国力的上升而形成磁性力度强大的中华文化圈：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在朝鲜、越南等国施行，政治体制和赋税制度为日本、朝鲜等国所效仿，城市布局、建筑风格则在日本、朝鲜、越南诸国影响深远，生活习惯、文化艺术等的影响力至今仍遍及东亚、东南亚一带。至于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瓷通道”所传播的中华文明，从茶叶到丝绸，从经史子集到四大发明，对世界的影响力更是不可估量。

然而，近代以降，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出现了明显式微，不仅“东学西渐”的规模和“西学东渐”无法相比，甚至传统上属于中华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也开始迫不及待地洗刷自己身上的中华文明色彩，转而追慕更时尚的欧美文化。尽管在欧美等遥远的国度，仍有不少关注中华文化的汉学家；尽管在周边邻国，中华文化的影响仍然俯拾皆是，但不能不承认的是：在近代，中国的国际文化影响力，随着国力的衰退而衰退。

自新中国成立，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力迅速提升，已重新崛起为令世界瞩目的强大力量，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可唯独在文化影响力这一领域，中国仿佛并未重新取得与政治、经济大国相称的地位。而这一点是中国崛起最令人遗憾的特征，即在与西方思想的对比中能表现中国文化特色的阐述缺失。这种情况与国外和国内的期望和要求均相对立，因此更加值得注意。

这一缺失有许多令人难堪的实例，比如：

其一，中国文化在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方案中扮演的是一个重要角色。他首先将其称之为“儒家文化”，后来统称为“中国文化”。但他却不能说明如何理解这种文化以及可以由此得出什么结论，虽然对他强调文化差异政治意义的理论来说，这点非常重要。而且，这种情况并非个例，因为其他西方人在定义中国文化的非西方特征上也同样不太成功。

其二，教育部自2004年开始在全世界开办了100多所“孔子学院”，负责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希望以此赢得“世界的喜爱和理解”。但值得注意的是，与花样繁多的手段相对应的是贫瘠的内容，因此相关课程的成效难免令人失望，如：在涉及“文化”方面，国外大多数孔子学院至今提供的课程只有书法、篆刻和水墨画入门，似乎中国“五千年文明”剩下的只有书法、篆刻等艺术了。所以，虽然从表面上看，“孔子学院”遍布全球，但其实有很多“孔子学院”的形式和效果都类似于国内的“老年大学”，仅仅变成了消闲、养生之处，并未形成文化影响力。

其三，自1901年首次颁发，诺贝尔奖已经走过100余年的历程。在这100余年里，它成为人类科学、文学和社会活动事业中最受人们重视的奖励，在中国亦是如此。客观地说，目前中国最有可能在诺贝尔奖方面取得突破的是在文学领域。然而，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一百余年来，中国作家还从未“染指”。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让人感到有些难以接受。虽然，我们可以从文化差异、语言障碍、文学生态环境、理想主义倾向、政治侵扰和欧洲中心等各个层面探讨中国作家为何无缘诺贝尔文学奖；虽然，诺贝尔文学奖不是衡量一个民族或个人文学水准的唯一标准；虽然，诺贝尔文学奖存在着明显的、难以回避的局限性和不公平性，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它已经变成了中国文学考评自己的一个无法回避的参照。无论我们采取何种态度，这个设在遥远瑞典的奖项与中国文学产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仍是我们必须直面的事实。(www.xing528.com)

导致这一局面，有诸多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首先应该承认，由于历史的原因，古老而灿烂的中华文明在近代出现了一个断裂带，中外文化，以及不同来源、不同流派外国文化间的碰撞裂变，加上因种种原因所致的几次天灾人祸、文化浩劫，使得许多宝贵的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湮灭、消淡，重新恢复元气需要漫长的时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文化的需求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中华文化的彷徨期，其他文化的影响力不仅在国门之外取而代之，甚至长驱直入，挤占了中国文化相当一部分的国内生存空间，而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自然更是大打折扣。因此，兴灭继绝，尚需一段时日。

其次，中华文化固然历史久远，博大精深，但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架构都是以西方模式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这使得古老的中华文化产生了些许水土不服。不仅许多外国人，甚至一些中国人也不免片面地将中华文化的尊严和价值贬低。而要改变这种局面，一来对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加以筛选、扬弃，工程浩繁，非旬日所能事功；二来某些人抱着敝帚自珍的心态，将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甚至与现代文明对立起来，有意无意地混淆了视听，也对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消极作用。

还应看到，由于客观原因，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中华文化圈的成员，其文化特色存在不小的差异。尽管近年来它们均开始重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但各说各话，各使各力，不仅在海外华人中引发了一些不必要的文化争执和混乱，也让不少对中华文化感兴趣的外国人觉得无所适从。

更重要的是，在当代社会，文化的国际传播并非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和政治、经济、法律体系、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等的传播相互交织在一起。在这些方面，欧美等国早已驾轻就熟，早在殖民时代便能娴熟地运用“圣经与剑的两手”，到了当代更是以文化促政治、促经济，又以政治、经济促文化，将自身的综合影响力发挥到了极致。而反观中国，尚普遍存在着割裂政治、经济、文化间联系，静态地、孤立地对待文化国际传播的问题。

此外，在当今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文化输出早已产业化、商品化、实用化。比如法国促进海外文化交流的法语联盟，在世界各地的非法语国家培养了不少既通晓法语、又熟谙各种谋生技能的人才；美国的和平队、德国的歌德学院等对外文化传播机构，同样重视在传播文化的同时，让接受文化传播者成为用得上、用得好的人才。当舶来文化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消费，而且可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谋生手段时，这种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自然大增。与之相比，中国包括新兴的孔子学院在内，各种海外文化传播机构、途径都不同程度存在着重文化、轻技能的现象。如此一来，中国文化在海外只能被当作奢侈品、工艺品和消费品，而不是生产工具、劳动技能和个人特长，其影响力自然也要打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