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陈骙《文则》的文论思想

宋人陈骙《文则》中的文论思想

福建师范大学　郭　丹

陈骙，字叔进，台州临海（今浙江省临海县）人，生于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卒于南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¹⁾举进士，官吏部侍郎，知枢密事，兼参知政事，后因触犯权贵贬官。终年76岁。

陈骙所著《文则》历来被称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修辞学专著，标志着古代修辞学的建立。⁽²⁾《文则》在中国古代修辞学史上确是一部标志性的著作，他在序言中宣称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总结作文的法则、规则，探索古人作文之则，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如《尚书》、《周易》、《左传》、《礼记》等古代经典，从中概括出文章修辞的原则和规律。其实，《文则》一书中有丰富的文论思想，也是一部重要的文论著作，即使是一些修辞理论，同样又是文章理论和文学理论，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其文论思想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风格论

陈骙主张文章的风格应该自然和协、简洁通俗，要求“旨深而不晦”，意义显豁；“言简而不疏”，“言以简为当”，“文贵其简”。陈骙在《文则·甲三》中说：“夫乐奏而不和，乐不可闻；文作而不协，文不可诵。文协尚矣，是以古人之文发于自然，其协也亦自然；后世之文出于有意，其协也有意。”⁽³⁾陈氏以音乐比喻写文章，音乐的演奏要和谐自然，否则，音乐就不能听；同样的，文章如果不和协，文章就不能读。陈氏列举了不同的两种风格，认为都是自然和协的。一种是如《尚书·大禹谟》、《周易·杂卦传》、《礼记·礼运》等，是“自然协也”；自然协，不假雕琢，如行云流水，自然形成。一种如《尚书·洪范》、《诗经·大雅·荡》，虽然有的文句有颠倒，如“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等，“二者皆倒上句，又协之一体”，虽人为所至，也是和协的另一种风格。

陈氏还主张文章的风格应该简洁。因为“文之作也，以载事为难”（《甲五》），所以记事应该尽量简洁。“事以简为上，言以简为当。言以载事，文以著言，则文贵其简也”（《甲四》）。事指所记的事情，也指记事。事简则言应以简明为当。语言是用来记载事情的，所以文章应该简洁。《春秋》中的“陨石于宋五”，《论语》中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都是简洁的典范。不过，陈氏还注意到，文简必须以“理周”为前提，即“文简而理周，斯得其简也。读之疑有缺焉，非简也，疏也”（《甲四》）。简洁虽然好，但必须把事情说清楚，把道理说明白，如有疏漏而一味追求简洁，那也不好。陈氏将刘向记泄冶的话（见《说苑·君道》）与《论语》《尚书》中相同的话加以比较，认为《尚书》简而“意愈显”，堪为典范。此外，陈氏还主张要做到“言简而不疏，旨深而不晦”（《己一》）。就这一点而论，同样是写骊姬之乱和晋平公饮酒，《左传》与《檀弓》相比，还略逊一筹。陈氏甚至认为司马迁也有“辞约意疏”的时候（《戊七》）。在比较的论述中，作者认为文章要做到简洁还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非下力气磨炼不可。因此陈氏主张炼句，说：“鼓瑟不难，难于调弦；作文不难，难于炼句。”（《己三》）陈氏拿《檀弓》与《家语》相比较，认为《礼记·檀弓》“炼句益工”，其妙可睹。从陈氏所举的例子来看，都是叙事之文。《檀弓》的叙述经过锤炼，句子显得简练得多，体现了简练的风格。

在风格论中，陈氏还提出写文章应用“常语”、“浅语”、“民间之通语”，使文章通俗、晓畅。“古人之文，用古人之言也”，“取在当时为常语，而后人视为艰苦之文”，“后世不能尽识，非得训切，殆不可读”（《甲八》）,这是因为古今语言是发展的，在当时人的口中是人尽皆知的“常语”，随着时代的变迁变得艰深晦涩而已。因此要“搜摘古语，撰叙今事”“而强学焉”（均见《甲八》）,那就会失真。“浅语”就是浅近之语、通俗之语，陈氏举《礼记》之文为例，认为《礼记》之文“非纯格言，间有浅语”，像“掩口而对”、“毋投与狗骨”、“羹之有菜者用挟”、“男女相答拜也”、“嫂不抚叔、叔不抚嫂”等等，都是保持自然状态的民间浅近语言，陈氏称它们是“少施斫削”的语言。再如《尚书》里的《盘庚》，虽诘屈聱牙，但在当时，却是“民间之通语”（《戊二》），并不难懂。而且它还有地方色彩，如同《诗经》中的一些诗句，晋卫间人，东齐间人，齐楚之人都可以读懂。要认识到这一点，不要强学古人之语。陈氏认为，滥用古语，文必有失；套用陈辞，文章出丑。“语出于己，作之固难，语借于古，用亦不易”。“言有宜”则可。而历代那些辞赋家，即所谓雕虫小技之士，以及后代的“操觚含毫之士”，最好搜奇拟古。陈氏特别批评了扬雄、王通好模拟，以致落下画虎类狗之讥。这样，陈氏的主张，就从提倡通俗晓畅深入到反对模拟和贵古贱今的问题了。

陈氏还论述了文章的语言风格，认为语言风格应有三美：“一曰雄健而雅，二曰宛曲而峻，三曰整齐而醇。”（《己四》）这“三美”，《考工记》堪称典范。陈氏举了《周礼·考工记》中的《弓人》、《梓人》、《舆人》、《凫氏》、《磬氏》以及《总论》部分文字为例。如“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鳞之而，则于视必拨尔而怒”；“烁金以刃，凝土以为器”，这些都是介绍性的叙事语言，应该有雄健而文雅、委婉而峻密、整齐而质朴的风格。陈氏所举的例子比较逼仄，似并非完全能体现他所讲的三种风格，不过从叙事行文的要求来说，陈氏的主张是对的。陈氏曾比较了《论语》、《左传》等书语言的优劣（《戊七》），认为《论语》的语言“简而整”、“缓而周”，即使《左传》也不如它，更不要说扬雄和王通了，他们模拟《论语》却不到位，“未免画虎类狗之讥”。陈氏看到了古代文章语言风格的多样性，并提出了自己的标准，是可取的。

二、文体论

文体起源有自，“大抵文士题命篇章，悉有所本”（《甲九》）。在文体起源的看法上，陈氏继承了刘勰、颜之推等人文体起源于五经的理论，所举文体之源均以《易》、《书》、《诗》、《礼》、《春秋》三传为本。陈氏在《甲九》条中说：“自孔子为《书》作序，文遂有序；自孔子为《易》说卦，文遂有说；自有《曾子问》、《哀公问》之类，文遂有问；自有《考工记》、《学记》之类，文遂有记；自有《经解》、《王言解》之类，文遂有解；自有《辩政》、《辩物》之类，文遂有辩；自有《乐论》、《礼论》之类，文遂有论；自有《大传》、《间传》之类，文遂有传。”按陈氏如此说法，则各种文体均出自圣人经典。稍后的真德秀编《文章正宗》，全书分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大门，首选《国语》、《左传》、《史记》为其正宗，持论与陈氏相同。章学诚曾说：“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体备。”又说，“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⁴⁾《易》、《书》、《诗》、《礼》、《乐》、《春秋》是最早的文献资料，从古代文献的产生这一角度来说，“五经”之中已蕴含各种文体的萌芽与雏形，这样的论断是不错的。如《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叙事性著作中，已包含有众多文体样式的萌芽。但是，如陈氏自注所说因《孔子家语》有《辩政》《辩物》，于是有宋玉《九辩》之类，以今天的文体分辨来看，《辩政》论为政之道，是议论文；《辩物》记孔子言行，是记叙文，而《九辩》是抒情的楚辞赋体，这是不同的文体，则显然不确。陈氏硬要把它们拉在一起，只能说明他出于宗经立场的需要。陈氏依经立论，以“六经”之文为典范，又认为《六经》文体相似，创意相师。《甲一》中说：“《六经》之道，既曰同归，《六经》之文，容无异体。故《易》文似《诗》，《诗》文似《书》，《书》文似《礼》。”关于这一点，陈氏举了几个例子，如《易经·中孚》卦的九二爻辞“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认为拿它掺入《诗经》的雅诗之中，亦难以区分；而《诗经·大雅》中的《抑》之二章，也与《尚书》的典诰之体无别。从这样的思路出发，陈氏认为《六经》创意相师。如《诗经》创意师法于《尚书》，或师法于《仪礼》。陈氏看出《六经》之中有文体相似和创意相似之处，这是对的。但是，像《易经》中的卦爻辞，有一些就是原始诗歌，与《诗经》之体式相似，本不足怪；《诗经》《小雅》中如《小旻》的讥刺统治者之辞，与《尚书》中的告戒之辞，有异曲同工之妙，亦属正常。因此硬要说是创意相师，似过于牵强。

陈氏的文体分类，虽不如刘勰、萧统那样细，但在他所举的分类中，亦有论述颇精彩处。如在《文则·辛》中，将《左传》之文归为八体：

春秋之时，王道虽微，文风未殄，森罗辞翰，备括规模。考诸左氏，摘其英华，别为八体，各系本文：一曰“命”，婉而当；二曰：“誓”，谨而严；三曰“盟”，约而信；四曰：“祷”，切而悫；五曰“谏”，和而直；六曰“让”，辩而正；七曰“书”，达而法；八曰“对”，美而敏。作者观之，庶知古人之大全。

——《文则·辛》

在这一则中，陈氏还为“八体”各举了例子。如“命”，举《左传·襄公十四年》周灵王命齐侯；“誓”，举《哀公二年》晋赵简子誓伐郑；“盟”，举《襄公十一年》亳城北之盟，等等。就陈氏所举例子来说，都是《左传》中的辞令。出色的外交辞令是《左传》的最大特色之一，陈氏所举八体之称，在《左传》的辞令中都已有标明，陈氏重在风格上加以区分而已，其所标示之风格，也基本准确。

在《文则·壬》中，陈氏又从文体起源的角度论述了箴、赞、铭、歌、歌之别体（谣、讴、诵）、祝、谥、颂、祷各体。如箴，本是规劝的文体，《诗经·小雅》中的《庭燎》已有规劝之意，《左传》襄公四年的《虞人之箴》可谓最早的箴文。赞体，陈氏追述到益辅佐禹的时代。陈氏所引《尚书·大禹谟》的一段话，是益劝阻禹攻打三苗的劝辞。陈氏认为“后世史官，纪传有赞，以拟诗体，非古法也”；其实且不说作为古文《尚书》的《大禹谟》是否可靠，就我们现在所说的“赞”体来说，陈氏所举例文，亦不甚洽。铭文，陈氏举了《量铭》、《鼎铭》、《盘铭》以及正考父的《鼎铭》为例，以为依此四种，则铭文写法齐备。歌谣一类（包括别体），从陈氏举的例子可知其所指不是四言体的诗歌，而是俗体歌谣，如《孔子歌》、《接舆歌》、《鹆谣》、《筑讴》等。陈氏认为歌谣一类，从《尚书》中的“赓载之歌”以来，“作者蔚起”，玉振炳焕。像《孔子歌》、《接舆歌》，已达到很高水平，很少有能同它们相媲美的了。陈氏还注意到歌谣之中也有细微的区别，歌者身份不同，谣、讴、诵也有差别，各有特点，它们虽是粗浅之辞（“刍词”），然“犹有可法”。可见陈氏并不排斥民间歌谣这一类俗文学。祝嘏和诔谥这两种文体，陈氏认为起于周公，范文则举《仪礼·士虞礼》中的“士虞祝辞”和《礼记·檀弓》中的“贞惠文子谥辞”。其实，最早的诔文，还可以举出鲁哀公的《孔子诔》，见于《左传》哀公十六年。陈氏总结这两种文体的特点是“祝嘏尚钦，诔谥宜实”。“钦”指恭敬，“实”指笃实，正如曹丕所说“铭诔尚实”一样，作为庄严实用的这两种文体，其特征应该是恭敬和笃实。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论颂体，借《诗经》四始之称，谓“颂，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陈氏论颂祷二体，先是认为箕子《麦秀》之歌与《诗经·黍离》相符，《诗经·绸缪》是依据越人《拥楫》（即《越人歌》）立意。其实陈氏所举这两例似与颂祷体无涉。陈氏举《大戴礼记·公冠篇》的《迎日》和《尚书·洛诰》以及《庆云歌》（即《卿云歌》）等为例，基本上符合刘勰所说。陈氏虽说“润色之语，不全典诰之风”，其实仍是以典诰体为基本体式。只是论颂祷时又举《麦秀》与《黍离》之诗。《文则·癸》对诏、命、封、策各体释例，认为皆起于唐虞三代，所举之例众多，均以《尚书》《左传》《国语》《汉书》为例。这些论析，对于认识上述文体的起源是有帮助的。

值得注意的是陈氏在《文则》中提出了“载事之文”与“载言之文”的区分。观陈氏之本意，原是从修辞学的角度来论述其特点的，而从文体论的层面说，这是对文体分类的一种创见。陈氏不但提出了这样的分类看法，还对它们的特点进行了概括。“载事之文”，就是叙事、记录和描绘事情的文章。“载事之文”又有“先事而断以起事”、“后事而断以尽事”以及“上下同目之法”等等的不同特点，这些特点，并非文体之别，而是修辞手法的不同，也是叙事法的不同，下文将论及。陈氏认为，“文之作也，以载事为难”（《文则·甲五》），说明叙事为文之不易。“载言之文”，即记录对话、记载言论的文章。“载言之文”也有不同的修辞手法，如不避重复、答问等。“载言之文”如果要划分几头即涉及几个方面，也不容易，“若止及一事，文固不难；至于数端，文实未易”（《文则·丁七》）。陈氏所举的“载事之文”与“载言之文”的例子，多为《左传》、《公羊传》、《论语》、《礼记》等记叙文体，并就一部书中的记事与记言的不同以及从写作方法的角度加以区别，可见其在文体论中的慧眼。

三、叙事论

陈骙《文则》一书所论着重在修辞方法或技巧，从叙事学的角度看，也是叙事理论。在西方，修辞“更含有美学上的创造意义，是叙事的核心功能之一”⁽⁵⁾。《文则·甲五》中曰：“文之作也，以载事为难；事之载也，以蓄意为工。”“蓄意为工”指的是叙事时应该辞约义丰，陈氏举了三个例子：

1．《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晋军与楚军战于邲，晋军大败，“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

2．《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巡视三军，抚勉将士，“三军之士皆如挟纩”。

3．《公羊传·僖公三十三年》载秦败于殽之事，只云：“匹马只轮无反者。”(www.xing528.com)

此三例的确是简要的典范。文字简省，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家历史叙事的通则。（参见前文“风格论”部分）刘知几认为：“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文约而事丰，此述作者之尤美者也。”主张叙事文字的提炼，应做到“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的地步⁽⁶⁾。厥后欧阳修等修《新唐书》，提出“事增文省”，亦师法刘知几的主张。这样的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春秋》的叙事法则。陈氏所举三例，颇似《春秋》僖公十六年的“陨石于宋五，六鹢退飞过宋都”，和定公二年的“雉门及两观灾”。

在具体的叙事原则即“数人行事”方面，陈氏总结出“先总而后数之”、“先数之而后总之”、“或先既总之而后复总之”（《丁四》）和“先事而断以起事”、“后事而断以尽事”等原则。所谓“先总而后数之”，是指先总说，然后分条列举。如孔子评论子产，先总说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然后一一分述。（见《论语·公冶长》）“先数之而后总之”则是先分条列举事例，然后再总括说明。如子产列数郑国公孙黑之罪状（见《左传》昭公二年）。“或先既总之而后复总之”则是先总说，待分项列举后再归类总结。这有如孔子列数臧文仲的罪状（见《左传》文公二年）。陈氏所说的三条，就是总述与分述的原则。这在《左传》的叙事里是常见的。“先事而断以起事”，指的是在叙事之前先提出论断以引起所记述的事情。“后事而断以尽事”，指的是先叙述事情，然后再作出判断来总结所叙之事。这两种讲的是叙事模式，即叙事者是在前或在后站出来说话。在历史叙事中，叙事者可以将自身隐去，直接叙述事件而不让读者感到叙述者的存在；叙事者也可以在叙事中插进自己对事件情节的解释或褒贬评价。这就是主观叙事方式。如陈氏所举《左传》宣公二年，先下断语“晋灵公不君”，然后才叙述晋灵公的种种暴行。而“晋灵公不君”一句，乃是叙述者的评判。《公羊传》昭公十三年载楚灵王作乾谿台，先言“灵王为无道”，这也是叙事者站出来所作的评判。“后事而断以尽事”，是叙事者的总结判断在后面。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叙晋文公如何教民习战讲礼，然后总结一句：“一战而霸，文之教也。”无论或前或后，叙事者直接站出来判断，在《左传》中是常见的。

再如，陈氏在《丁七》中论“答问”修辞并释例时说：“载言之文，又有答问，若止及一事，文固不难，至于数端，文实未易。所问不言问，所对不言对，言虽简略，意实周赡，读之续如贯珠，应如答响。”这里说的是“答问”的修辞手段，也是叙事的方法。陈氏认为，如《左传》载“楚望晋军问伯犁”是运用“答问”修辞手法好的例子，收到了“言虽简略，意实周赡”的效果。若《礼记·乐记》中载宾牟贾与孔子论乐，则没有这样的效果。我们且引《左传》载“楚望晋军问伯犁”（成公十六年）一节看看：

王曰：“骋而左右，何也？”曰：“召军吏也。”“皆聚于军中矣。”曰：“合谋也。”“张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撤幕矣。”曰：“将发命也。”“甚嚣，且尘上矣。”曰：“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曰：“听誓也。”“战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战祷也。”

这就是钱钟书所说的“不直书甲之运为，而假乙眼中舌端出之，纯乎小说笔法”⁽⁷⁾的著名的“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的一节。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说，它不是单纯的答问式的修辞手法，而是第三人称的限知视角叙事。限知视角，是通过作品中某个人物的视野观察事物，叙事者不断变换人物承担的观察主体，以达到全方位多侧面的叙述。这里晋军的战前准备工作及临战的部署，不由作者直接叙述，而全由楚王观察得来，然后由口中说出。这样的叙事，隐退了叙事者，除了有“言虽简略，意实周赡”的效果外，且更贴近生活真实。而陈氏所举《礼记·乐记》中载宾牟贾与孔子论乐，只是一般的一问一答的对话，就显得平淡。

陈氏在论继踵（层递）的修辞手法时提出了“叙积小至大，叙由精及粗，叙自流极源”的原则，在修辞学上它是指“递升”“递降”和“从末到本”等三种不同的层递手法。这个原则如果用在叙事上，使叙事由小到大，由细到粗（即由细致的描述到概括性的叙述），从事情的结果追溯到本源，都是有启发意义的。

四、主意论

陈氏认为，为文要“壮文势，广文义”（《庚一》），他要“识文之利病”，要“析理”，以使文章“深邃”（《文则序》）。因此，不论是修辞也好，章法也好，风格也好，都离不开文章的立意。在文、意关系的问题上，自古历来主张“文以意为主”，陈氏继承了这一传统的文论思想。如前所举，他认为《尚书》是简而“意愈显”，司马迁也有“辞约意疏”的时候，都说明陈氏非常重视文章的立意，强调以意为主。前面我们已指出，陈氏主张叙事要“以蓄意为工”，取材“以蓄意为上”（《甲五》）。结合陈氏所举的例子来看，意，指文章的立意、内容。立意应精炼含蓄，值得回味。如果“意随语竭，不容致思”（《甲五》），把话说得太白了，就没有回味的余地。如《公羊传》成公二年载齐人迓却克、臧孙之事，说：“客或跛或眇，齐使跛者迓跛者，眇者迓眇者。”明白是明白了，但既不简洁，也不含蓄，无韵味，没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⁸⁾

陈氏认为意是主干，文辞应服从于意。他说：“辞以意为主，故辞有缓，有急，有轻，有重，皆生乎意也。”（《乙五》）辞句可以有缓、急、轻、重之别，这是风格的不同，但这些差别是由于立意的不同而产生的。只要“意安”，哪怕有“病辞”“疑辞”，也可“断意”（即判断其意）。“夫文有病辞，有疑辞。病辞者，读其辞则病，究其意则安。”“疑辞者，读其辞则疑，究其意则断。”（《乙四》）可见陈氏对“意”的重视。

此外，陈氏在《文则》中还反对模仿，反对抄袭。《戊十》中说：“古语曰：‘黡子在颊则好，在颡则丑。’言有宜也。白晋以降，操觚含毫之士，喜学经语者多矣。”他批评了东晋的孙盛模仿《春秋》书“王正月”的笔法著史，谢惠连作赋，模仿《周易》用“雪之时义远矣哉”，这些，都是“盖不知黡子在颡之为丑也”。所谓“言有宜”，就是指要看具体的时代和场合，亦即“时义”。否则，模仿而套用陈辞，文章出丑。陈氏还认为，《孝经》之文，有因袭他书的现象。如《三才章》“似摭子产言礼之辞”，《圣治章》之末“似删文子论仪之语（《左传》）”，《事君章》的“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一句，有抄袭《左传》中士贞子谏晋景公之辞的嫌疑，等等。陈氏认为，《孝经》“简易醇正，蕴圣人之气象，揭《六经》之表仪”，虽然可以“远稽格言”，但“不应雷同如此”。可以说，陈氏反对模仿抄袭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

综观陈氏《文则》全书，可以看出，陈氏论文的特点是依经立论。陈氏在其《文则序》中也说自己所读主要是经书、子书，而书中所举文献，大部分是先秦经书。由此可以看出其文论思想宗经的特征。

【注释】

(1)或谓陈骙生卒年不详，此据台湾蔡宗阳《陈騤文则新论》一书所考，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版。

(2)可参见宗廷虎、李金苓：《中国修辞学通史·隋唐五代宋金元卷》，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页。

(3)本文所用《文则》引文，均据刘明晖校点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4)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0页。

(5)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8页。

(6)刘知几：《史通·叙事》。刘知几论述“简约”，还提出“省句”、“省字”的主张。见《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7)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10页。

(8)从简省的角度来说，陈氏此说殆沿袭刘知几。刘知几《史通·叙事》认为《公羊传》此说只要改为“各以其类逆者”即可，否则“于文殊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