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学的反思与整合：刘克庄诗学思想述评

宋诗学的反思与整合 ——刘克庄诗学思想述评

上海师范大学　黄宝华

刘克庄（1189－1269），字潜夫，号后村，兴化郡莆田（今属福建）人。以荫补入仕，后因《落梅》诗获罪，废居二十余年，起复后受理宗赏识，赐同进士出身，历官秘书少监兼中书舍人、工部尚书兼侍讲，是江湖派诗人中少有的显达者，在朝以直言慷慨闻，志存恢复之业。他在江湖派中年辈虽较晚，但却成了诗派的领袖人物。陈起在宝庆元年刊刻《江湖集》时就将刘克庄的《南岳稿》收入集中，《南岳稿》的问世标志着刘克庄在诗坛的崭露头角。叶适在《题刘潜夫〈南岳诗稿〉》中称：“潜夫思益新，句愈工，涉历老练，布置阔远。建大将旗鼓，非子孰当？”（《水心文集》卷二九）以后的发展证实了叶适的这一期许，刘克庄确实成为管领风骚的诗坛宗主。这一地位的确立，固然与其较高的官位有关，而他本人也乐意奖掖后进，故能形成一种声气相通的集团之势，但更主要的还在于他的创作业绩与诗歌理论。其作品数量之丰富在江湖诗人中无出其右，今存《后村先生大全集》196卷，收诗4000余首，另外还编选了《江西诗派》、《茶山诚斋诗选》、《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等选集。同时他也是江湖诗人中最具理论素养的一位作家，不仅有《后村诗话》14卷传世，此书“论诗则有其条理”，“固迥在南宋诸家诗话上”（《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且其文集中众多的题跋、论文也留下了一笔丰富的理论遗产。这些作品正是我们赖以剖析其诗学观的基础。

一、诗歌本体论

在对诗歌本质的认识上，刘克庄继承儒家的诗教，标举“六义”，强调诗当切于世教，发挥其社会教育作用。《序王子文诗》曰：“古诗皆切于世教。……合于诗人之所谓六义者。”（《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四，以下引此书仅注卷数）举凡忠君爱国、孝悌仁义之类的道德情感，他都称为“性情”，诗歌表达了这种性情，也就符合了六义。《跋方俊甫小稿》曰：“余观古诗以六义为主，而不肯于片言只字求工。季世反是，虽退之高才，不过欲去陈言以夸末俗，后人因之，虽守诗家之句律严，然去风人之情性远矣。”（卷一一一）标举诗的六义、性情，也就是对诗的本质、价值的确认，同时也是对偏重格律形式或书本学问等非本质因素的批判，这从上文就可看出。再如《跋何谦诗》：“自四灵后，天下皆诗人，诗若果易矣，然诗人多而佳句少，又若甚难，何欤？余尝谓：以情性礼义为本，以鸟兽草木为料，风人之诗也；以书为本，以事为料，文人之诗也。世有幽人羁士，饥饿而鸣，语出妙一世；亦有硕师鸿儒，宗主斯文，而于诗无分者，信此事之不可勉强欤！……夫自国风、骚、选、玉台、胡部至于唐宋，其变多矣，然变者诗之体制也，历千年百世而不变者，人之情性也。”（卷一○六）

后村所标举的性情更多地偏重于那种忧国爱民的政治道德情操，如他推崇杜甫、元结之为民请命，盛赞陆游、杨万里之忠义报国，都可见出他的价值取向。正是这种思想情操使诗有了有益世教的意义：“观其送人去国之章，有山人处士疏直之气；伤时闻警之作，有忠臣孝子微婉之义；感知怀友之行，有侠客节士生死不相背负之意；处穷而耻势利之合，无责而任善类之忧，其言多有益世教。凡敖慢亵狎、闺情春思之类，无一字一句及之。”（《序瓜圃集》，卷九四）诗歌的教育作用是通过它所表现的道德人格境界来实现的，而这种精神人格往往在逆境困顿中更能得到磨砺激发，从而闪现出它的光华。为此，后村更着意于艰难坎坷的人生境遇对诗歌创作的激励作用。《跋章仲山诗》云：

诗非达官显人所能为，纵使为之，不过能道富贵人语。世以王岐公诗为至宝丹，晏元献不免有“腰金”、“枕玉”之句，绳以诗家之法，谓之俗可也。故诗必天地畸人、山林退士，然后有标致；必空乏拂乱，必流离颠沛，然后有感触；又必与其类锻炼追璞，然后工。（卷一○九）

文学史上的创作实际也证实了这一规律，《序王子文诗》云：“谓穷乃工诗，自唐始，而李、杜为尤穷而最工者”（卷九四）；《唐博士祠》云：“今观名世作，多在谪官时。太史沅湘笔，仪曹永柳诗。”（卷一二）而由艰难困顿所激发出的往往是那种慷慨抑塞的忠愤怨悱之情，所以好诗往往是这类抒愤写忧之作，所谓“伯伦酒颂老义诗，腹愤胸奇略泄之”（《八十吟十绝》之十，卷三八），“自古放臣多感慨，吾评《哀郢》胜悲秋”（《再和林肃翁有所思韵》，卷二三）。后村上述的诗学观虽然只是“发愤著书”、“诗穷后工”之类观念的翻版，但他在南宋那样一个偏安一隅、内外交困的时代背景下重申这样的观点，实有针砭时弊、发扬诗歌的社会政治功能的意义。他本人在仕宦中经历过较大的挫折，怀着强烈的报国之志、忧患意识，在诗中表达救亡图存的恢复之意，揭发统治者的苟且偷安、将帅的腐败无能，对普通士兵、民众的苦难倾注深切的同情，这一切都印证了他的诗学观。但须指出的是，后村也不拘泥于诗穷而后工之论，如《序王子文诗》中就指出，《诗经》中有大臣、谏臣、将帅之言，“禹之训、皋陶之歌、周公之诗，大率达而在上者之作也。谓穷乃工诗自唐始，而李杜为尤穷而最工者，然杜（甫）旧谏官、白（居易）亦词臣，岂必皆窭主□人饥饿而呜哉”（卷九四），可以见出其持论之通达。

二、整合唐宋古今的诗歌风格论

刘克庄早年作诗是从晚唐、四灵入手的，收入《江湖集》的《南岳稿》就体现了这一创作倾向，故受到宗唐的叶适的赞赏，这也是时代风会所致。但随着唐体在诗界的日渐风行乃至成为诗歌的主潮，刘克庄也清醒地看到了他的偏颇与弊病，于是就试图扭转这一偏向，参酌唐宋、调和派体、力辟新境也就成了刘克庄诗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当时诗坛上唐律（晚唐体）与派家（江西派）争雄的形势下，刘克庄表达了自己独特的诗学祈向。《序刘圻父诗》云：

余尝病世之为唐律者，胶挛浅易，窘局才思，千篇一体；而为派家者，则又驰骛广远，荡弃幅尺，一嗅味尽。（卷九四）

除了唐体与派家的分野外，又有一种古和律的对立关系，《序宋希仁诗》谓：

近世诗学有二：嗜古者宗《选》，缚律者宗唐。……余谓诗之体格有古律之变，人之情性无今昔之异。《选》诗有芜拙于唐者，唐诗有佳于《选》者。（卷九七）

此外，还有所谓“风人之诗”与“文人之诗”的对比，见前引《序王子文诗》，而“文人之诗”也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一种是“资书以为诗”（《序韩隐君诗》，卷九六），一种是“守诗家之句律严”（《跋方俊甫小稿》，卷一一一），举凡雕镂文字或耽于说理之诗都是与以性情为本的“风人之诗”不合的。这些不同的对比关系并不单纯只是体、派或唐、宋之争，其间的关系错综交叉，如古律对比中既有派体之分，又有唐体与理学家诗对立的意义在（朱熹即以宗《选》体为尚）。而后村的诗学祈尚也不是简单地在对立范畴间作出取舍，他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扬长避短，择善而从，在对立统一中创获一种新的理想的诗歌境界。故考察后村的诗论，每见其有前后牴牾之论，似乎莫衷一是，其实是他随机说法、相反相成的辩证法的体现。以下我们可从不同的方面来剖析其诗论。

首先，他具有文学发展的历史眼光，而不是一味崇古非今，既看到某种风格流派是历史的产物，其存在与发展有其合理性的价值，但在流变中又会暴露出它的偏颇弊病，于是又有新的风格流派取而代之，如此更迭嬗递，构成了一部诗歌发展史。所以后村论诗常有较为客观公允、辩证通达的眼光。

对于唐律，他从诗歌发展的角度指出这是历史的必然：

五言诗，三百五篇中间有之，逮汉魏苏、李、曹、刘之作，号为《选》体；及沈休文出，以浮声切响作古，自谓灵均以来未睹斯□，一唱百和，渐有唐风。……五言如孟浩然、刘长卿、韦苏州、柳子厚，皆高简要妙，虽郊、岛才思拘狭……未可以唐风少之。

——《序林子显》，卷九八

至于晚唐体，则是诗歌发展中对以文为诗倾向反拨的产物：

或古诗出于情性，发必善；今诗出于记问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于是张籍、王建辈稍束起书袋，□去繁缛，趋于切近，世喜其简便，竞起效颦，遂为晚唐。

——《序韩隐君诗》，卷九六

后村从发生学的角度描述了风格论意义上的唐诗的主潮，值得注意的是，在述及晚唐时他拈出张籍、王建一类诗人。在人们习惯标举的贾岛、姚合之外再提出张、王，就有在风格论上凸现“俗”的因素的意义。要之，晚唐的风格内涵就具有简要、轻清、律切、通俗诸方面，而这正是他作为江湖派诗人纠矫江西派所依据的风格论基础。

关于宋诗，他的持论也较辩证。首先也肯定宋诗继唐诗之后所取得的丰硕成就，其历史地位不容抹煞。对于那种宋诗不如唐诗的论调，他的回答是：“此谓不能言者也。其能言者，岂惟不愧于唐，盖过之矣。”（《序本朝五七言绝句》，卷九四）《跋李贾县尉诗卷》云：“然谓诗至唐犹存则可，谓诗至唐而止则不可。本朝诗自有高手。杜、李，唐之集大成者也；梅、陆，本朝之集大成者也。”（卷九九）对于由欧、梅开创，由苏、黄继承发扬的宋诗主潮，后村尤充分的积极评价。《跋刁通判诗卷》云：“余尝评本朝诗：昆体过于雕琢，去情性浸远，至欧、梅始以开拓变拘狭，平淡易纤巧。”（卷一一○）在《江西诗派·黄山谷》的小序中，他写道：“苏、梅二子稍变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坡公，巍然为大家数，学者宗焉。……豫章稍后出，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搜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在禅学中比得达摩，不易之论也。”（卷九五）对黄庭坚的崇高评价反映了他对宋诗主流传统的肯定。

但是，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传统中所存在的问题。《序竹溪诗》写道：“迨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才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至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卷九四）这种倾向随着理学之盛而变本加厉：“近世贵理学而贱诗，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跋恕斋诗存稿》，卷一一一）

为纠此偏，宋人将目光转向所谓晚唐体，后村也是认同这一诗学转型的。《序林子显》云：“近世理学兴而诗律坏，惟永嘉四灵复为言，苦吟过于郊、岛，篇帙少而警策多。”（卷九八）晚唐体的最大特色在于轻清简远，可以疗救质实拗拙、繁冗意尽等毛病。《跋王元度诗》曰：“诗贵轻清恶重浊。王君诗如人炼形，跳出顶门，绝天下之轻；如人绝粒，不食烟火，极天下之清。殆欲遗万事而求其内，离一世而立于独矣。”（卷九九）这段议论揭示出，风格之轻清与人格之超尘出世有着内在联系，而以四灵为代表的晚唐体正是以抒写隐逸情趣为其特色的。但是四灵式之轻清仍不是后村的理想境界，故上文接着又指出：“虽然，古诗如人伦刑政之大，鸟兽草木之微，莫不该备，非必遗事也；《考槃》于君，《小弁》于亲，惓惓而不忍舍，非必离世也。……方当出而鸣国家之盛焉，乌得为是往而不返者哉！”他要追求一种具有淑世情怀的宏大诗境，因而四灵的诗风仍不能令他满足：

近时诗人竭心思搜索，极笔力雕镌，不离唐律，……皆轻清华艳，如露蝉之鸣木杪，翡翠之戏苕上，非不娱耳而悦目也，然视古诗，盖有等级。毋论骚选，求一篇可以籍手见岑参、高适辈人，难矣！虽穷搜索之功，而不能掩其寒俭刻削之态。

——《序晚觉翁稿》，卷九七

针对唐体的缺点，后村标举的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途径是向古诗回归，但细绎其思想的轨迹可以发现，复归古诗也有着多层次的内涵，而不是单一指向的。(www.xing528.com)

其一是以古诗的浑朴自然补唐体之雕镂工巧。唐体虽有轻清的优点，但仍失之“雕镌”、“华艳”，与汉魏以来的古诗仍有间。《跋真仁夫诗卷》曰：“古诗远矣，汉魏以来，音调体制屡变，作者虽不必同，然其佳者必同：繁浓不如简淡，直肆不如微婉，重而浊不如轻而清，实而晦不如虚而明，不易之论也。”（卷九九）这里所标举的理想风格范畴中，有些已在唐体中达到，有些则尚欠缺，故须以追踪古诗来弥补，这主要是在含蓄浑成、简淡质朴等方面。后村曾以器物的比喻来表达其美学追求：

世所以宝贵古器物者，非直以其古也。余尝见人家藏盘□鼎洗之属，凡出于周汉以前者，其质甚轻，其范铸极精，其款识极高简，其模拟物象，殆几类神鬼所为，此其所以为贵也。苟质范无取，款识不合，徒取其风日剥裂、苔藓模糊者而宝贵之，是土鼓瓦釜得与清庙钟鼓并陈也。时父勉之！使语意俱到，巧拙相参，它日必为大作者，而不为小家数矣。

——《跋表弟方遇诗》，卷一○○

后村所追求的是那种古朴与轻清简淡相结合的境界，而不是一味粗陋朴拙，后一个比喻无疑隐含着对江西风格的指向。

具体而言，后村的风格趣尚是以陶渊明、韦应物等为范型的。这一点表现在他对诗人赵蕃、韩淲的评价中。蕃号章泉，淲号涧泉，世称“二泉”，二人都属江西诗派。后村着意的是他们诗中的陶、韦遗风：

近岁诗人惟赵章泉五言有陶、阮意，赵蹈中能为韦体。如永嘉诗人极力驰骤，才望见贾岛、姚合之藩而已，余诗亦然，十年前始自厌之，欲息唐律，专造古体。

——《序瓜圃集》，卷九四

以陶韦之风补唐体之不足的意向是显而易见的。就江西派一面来说，诗人愈益倾向表现超越世俗荣利的人生境界，因而在风格上，奇崛拗峭也日益让位于高古淡远，这就易与四灵唐体之清瘦野逸接榫。正是基于这种相通，后村能以江西之二泉来补救唐体之四灵，同样二泉之诗也表现出了融化唐体的合流趋向。

但以上仅为学古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意欲通过这一途径追求雄健阔大的风格意境。这一风格祈尚乃缘于对唐体境界狭窄的不满：

古人之诗，大篇短章皆工，后人不能皆工，始以一联一句擅名。顷赵紫芝诸人尤尚五言律体，紫芝之言曰：“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未如之何矣。”

——《序野谷集》，卷九四

他将这种气局狭小的风格称为“小家数”：“近时小家数不过点对风月花鸟，脱换前人别情闺思，以为天下之美在是，然力量轻，边幅窘，万人一律。”（《序听蛙诗》，卷九七）从上面两段论述可以看出，所谓“小家数”既指笔力之弱、篇幅之小，也指主题的偏狭。故此他寄望于“大家数”的出现，他曾以道家炼丹术中的内外丹比喻此二者：

君之作庶乎轻清矣。然余闻之：丹家冲漠自守，专固不怠，一旦婴儿成、颅门开，足以不死矣。此养内丹者之事，癯于山泽之仙也。若夫大丹则异于是：传方诀必有师，安炉灶必有地，致久永必有赀，又必修三千功行以俟之。及其成也，笙鹤幢节，本不期而至，王乔骖乘，韩众执辔，翱翔太清而朝于帝所，此天仙也，异乎前之癯于山泽者矣。余以其说推之于诗：凡大家数，擅名今古，大丹之成者也；小家数各鸣所长，内丹之成者也。

——《序王与义诗》，卷九六

内丹术是指人的精神修炼，通过炼养人体内的精气神达到延年益寿，天人合一。用它来比喻诗中的小家数，正切合晚唐四灵那种寄情山水、怡情养性的隐逸情趣，其清瘦野逸就是山泽癯仙的格调。至于外丹则喻诗中的大家数。那么这种大家数到底包含哪些方面的内涵，就需要我们梳理其诗论而加以归纳了。

就对传统的师承而言，大家数应有更宽广的取法对象，尤其着意于那些气局弘大的诗家。后村在对唐体进行反思之后，每主张向盛唐及中唐的大家回归。他在《序山名别集》中称该集作者“常欲归齐梁而返建安、黄初，蜕晚唐而追开元、大历，于古体寓其高远，于大篇发其精博，于短章穷其要眇”（卷九六），其实也正表现了他自己的诗学祈尚。《序晚觉翁稿》在批评近时诗人的轻清华艳时感叹鲜有像岑参、高适那样的诗人，高、岑的雄阔豪迈所体现的盛唐气象正是作为流行诗风的对立面被标举出来的。《序曹东圳集》谓：“公古风调鬯流丽，得元、白之意；律体精切帖妥，拍姚、贾之肩，非若小家数。”（卷九八）前已指出，后村之标举元、白表现出趋俗的意向，在此，我们还可发现其中蕴含了对阔大的诗歌境界的追求。元、白在中唐时代称雄诗坛，固有其多方面的成就，其中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其才气浩大、风调流丽。世人所称的“元和体”，就是指元、白那种逞才使气的长篇之作，既有排律，也有歌行。元稹在给杜甫作的墓志铭中称其排律“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元、白的这类诗就是其学杜的产物。此外像《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等诗虽非律体，却同样是才情纵横、风调悠扬的大气之作。元、白之外，后村对于韩孟诗派也尝致意，《跋程垣诗卷》称：“余谓姚、贾缚律，俱窘边幅，君所作稍抑扬开阖，穷变态，现老怪，绝不似姚、贾，未知与任华、卢仝何如耳。华与李、杜游，仝客于昌黎文公之门，故有奇崛气骨。”（卷一○一）后村肯定了突破姚、贾的努力，途径之一即是取法韩孟诗派之纵横奇崛。至于对李杜，后村更是奉为大家数之冠冕，效法的典范。他肯定诗人之学当“自姚合、贾岛达之于李、杜”，“则格为雄而体统全”（《跋姚

县尉文稿》，卷九九）；“学唐而不本李、杜，学本朝而不由梅、陆，是犹喜蓬户之容膝，而不知有建章千门之钜丽；爱叶舟之掀浪，而不知有龙骧万斛之负载也”（《跋李贾县尉诗卷》，卷九九）。然则师法李杜是与实现诗歌的雄阔境界相关联的。

就风格而言，后村所追求的是雄放杰出、俊伟挺拔的大气魄、大境界。如《序贾仲颖诗》赞其诗“气力雄拔，音节顿挫”（卷九四）；《跋陈秘书集句诗》谓文章家“融液众作而成一家之言，必有大气魄；陵暴万象而无一物不为吾用，必有大力量。唐人评昌黎公之文雄伟不常，比之武事，余谓诗亦然”（卷一○九）。这一风格范畴所涉及的是多方面的因素，其重要的一方面则是创作者的笔力，它是作者通过组合意象、构造意境、驾驭语言形式等要素表现其精神人格所综合而成的力度。后村对此曾反复致意，将它作为形成这一风格的基础。正如其诗中所咏“脍鲸力量要雄深”（《还黄镛诗卷》，卷九）。《跋赵戣诗卷》云：“夫太湖灵璧，玲珑可爱，而康庐雁荡，拔起万仞，紫翠扫空；山矾水仙，幽澹见赏，而乔松古柏，绝无芳艳，直以槎牙突兀为奇尔。……性情人之所同，气力君之所独，独者难强而同者易至也。”（卷一○一）《黄有容字说》称诗人中李、杜、欧、梅，苏、王（安石）、杨、陆等，“此为大家数”，“此诸先生耳目口鼻与人同，而气魄力量与人异，以其大足以容也。”（卷一一二）后村进而指出笔力归根结底又源自主体之气，他以东坡为例，说人们“往往称其天才超轶，笔力浩大而已。至我阜陵（孝宗）独曰：‘气高天下，乃克为之。’”他认为孝宗之言才是探本之论（《序诗境集》，卷九七），这就回到传统的“气盛言宜”说上去了，故后村又主张养其根本：“古之善鸣者必养其声之所自出。”（《跋林合诗卷》，卷一○六）《序刘圻父诗》重申“文以气为主”之说，谓气之“少锐老惰，人莫不然。世谓鲍昭、江淹晚节才尽，予独以气为有惰而才无尽。子美夔州、介甫钟山以后所作，岂以老而惰哉。”（卷九四）后村不认同才尽之说，认为创作的衰退乃是“气惰”的结果，杜甫、王安石晚年诗之精妙就因其年虽老而气未惰，故最后归结到“养气益充，下语益妙”，所谓养气或养其根本也就是培养主体的道德人格。除养气外，还要泛观博览，丰富学养。《题六二第诗卷》云：“万卷胸中融化成，却怜郊岛太寒生。”（卷一八）唯有读书之富、学养之厚才能成就诗的大境界而免于堕入“郊寒岛瘦”的仄径。人格学养又联系着诗人对主题的抉择。《序听蛙诗》在指出唐体小家数之局限于“风月花鸟”、“别情闺思”后说：“翁独以胸中万卷，融化为诗，于古今治乱、南北离合、世道否泰、君子小人、胜负之际皆考验而施衮斧焉。”（卷九七）一个人唯有志存高远、心怀天下才能在诗中涵盖广泛的社会政治主题，这种诗境与前者之“力量轻，边幅窘”就不可同日而语了。诗的大境界还与诗体的选择运用有关。体裁固然不是诗之格局大小的决定因素，但也不可否认其影响作用。在古律二者之间，后村更重古体之能开阔宏大。《序山名别集》称其作者“于古体寓其高远，于大篇发其精博，于短章寄其要眇。……顾专取律体，而使仲白之高远者、精博者皆不行于世，所谓要眇者又多以小疵遗落，天乎，余之有罪也”（卷九六），其间的轩轾正表现出他的体裁取向。《序晚觉翁稿》在论及近时诗人穷极笔力于唐律之后即指出它们虽能愉悦耳目，“然视古诗，盖有等级，毋论骚选”，（卷九七）轻重取舍正与上同。

综观后村的诗学思想，可以发现，他由规模四灵晚唐而入，在实践中逐渐觉悟到它的局限与偏颇，终于又表现出向以江西诗学为代表的主流思潮回归的倾向。他论诗以参酌唐宋、调和体派为旨归，意欲在对立的风格范畴间寻求其结合点，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

枯槁之中含腴泽，舒肆之中富□敛，非深于诗者不能也。

——《序刘圻父诗》，卷九四

敛之中有开拓，简淡之内出奇伟，藏大功于朴，寄大辩于讷。

——《序赵寺丞和陶诗》，卷九四

槁乾中含华滋，萧散中藏严密，窘狭中见纡馀。

——《序竹溪诗》，卷九四

他往往是在列举了两种诗体的得失之后才标举这样的境界。如他在论述了宗《选》、宗唐两种倾向后就指出“选诗有芜拙于唐者，唐诗有佳于选者”，理想的选择应是“智足以知四灵之端，而欲合诸家之长”（《序宋希仁诗》，卷九七）。再如他揭出“资书以为诗，失之腐；捐书以为诗，失之野”（《序韩隐君诗》，卷九六），实质上也就是要折中性灵与学问。要之，后村所标举的是那种兼融之境：“贯穿融液，夺胎换骨，不师一家，简缛秾淡，随物赋形，不主一体。”（《序晚觉翁稿》）但是，从主导方面来看，后村在诗论中还是更多地表现出超越唐体的意向，所以才有他对江西诗派文献的整理和阐扬，有其对诗之大家数、大境界的追求。后村集中载有《江西诗派》的总序及各家小序，一般只以为它们是单篇文章，其实从总序的叙述中可知这是他为江西诗派的作品所编的选集。之后他又编了《茶山诚斋诗选》，在跋中他称二人“皆中兴大家数”，黄庭坚犹禅之初祖，吕本中、曾几为“南北二宗”，杨万里为“临济德山”，“故又以二家（曾、杨）续紫微（吕本中）之初。陆放翁学于茶山而青出于蓝”（卷九七）。曾、杨未列名吕氏的宗派图，而后村则视之为江西嫡传，并谓陆游亦属这一谱系，那么后村显然是以其继承者自居的。至于后村所向慕的诗之大境界固然不能以江西诗格来牢笼，但其中的主要方面实与之相通，如笔力之雄肆、学问之丰厚、古体之运用等都有江西渊源，而他所尤称许的风格中的奇崛拗峭更是江西本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