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亦谈诗子深许”——郭祥正诗论发微
《全宋诗》所录郭祥正诗，不及孔凡礼先生点校之《郭祥正集》（黄山书杜1995年5月）详备。郭集由于是“安徽古籍丛书”，又印数有限，故资料难以觅到，缺乏对这一位被同时代人誉为“李白后身”(1)的诗人的系统研究，就不足为怪了。本人以孔先生亲赠之《郭祥正集》又参考《宋诗纪事》、《全宋诗》等，对其诗作作了全部考察，发现郭祥正竟是一位出色的诗论家，应在宋代诗论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可惜上海古籍出版社七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未论及他，而由吴文治先生主编的10册的《宋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所录“郭祥正诗话”也未尽如人意。(2)故不揣谫陋，将郭祥正诗论胪列评述如下，以就正于方家。
“殷勤访我论新诗”
郭祥正不仅有丰富的诗歌创作的实践，孔校《郭祥正集》30卷录诗1353首，辑佚三卷94首，凡33卷1447首。而且喜欢谈诗论诗。《将至寿州先寄知府龙图三首》其一（卷二十四，第395页）：“感公招我欲论诗。”“论诗”是他的喜好。《次韵池守富仲容寄诗酒为别二首》其一（卷二十八，第466页）说：“南风一送轻舟去，更与何人细论诗。”不是一般的议论，而是“细论”。他对自己的诗论也很自负：“子善评文我不如，我亦谈诗子深许。”（《瑞昌双溪堂夜饮呈吴令》，卷十五，第248页）他不仅认为自己的诗与杜甫相似，“诗似杜陵相仿佛”（《奉和梧守蔡希蘧留题石室》，卷十三，第226页），而且要和杜甫的诗论比试比试：“论诗愧杜坛。”（《将至历阳先寄王纯父贤守》，卷二十，第323页）他和当时文坛的许多巨匠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都讨论过诗（文），据《许彦周诗话》记载：“山谷守当涂日，郭功甫尝寓焉。一日，过山谷论文。”可知他的诗论受到这些人的影响，也是必然的。
郭祥正的诗论，所涉范围很广，诸凡诗学、诗体、诗韵、诗法、诗思等，皆所涉及。《奉和蔡希蘧鹄奔亭留别》（卷十三，第226页）说：“我于诗学非无意。”《元舆近诗加妙用寄四韵》（卷十九，第305页）说：“谁识子昂孙，新诗霭暮云。体兼诸谢备，名与少陵分。”《与元舆论诗而风雨骤至》（同上，第304页）说：“一作城头饮，重论别后诗。倏然云雨至，应有鬼神悲。叙事公偏富，求声我最知。赓酬三百首，余韵付《咸池》。”《贾侍御同游石盆寺以白玉船酌酒》（卷二十，第328页）说：“新堂虽未就，诗思已飘然。”又“诗思未容秋色乱。”（《贵池寺照远轩》，卷二十三，第375页）所说“诗体”、“诗韵”、“诗法”、“诗思”等，均属于“诗学”的范畴。郭祥正的诗论，还特别关注“新诗”的创作，通过对“新诗”的评论和举荐，推动创作，传播理论。“新诗欲与何人论，旧友今从上国来”（《故人李端夫昂赴廉州从事石室致酒留别二首》其一，卷二十二，第369页）。“殷勤访我论新诗”（《送陈大夫罢太平守还台》，卷八，第157页）。
郭祥正一辈子写了许多诗，看了许多诗，也评了许多诗。“论诗慰白头”（《郑致国宣义见过小山留饭叙旧》，卷二十，第323页）。他的诗论，最大的特点，是从自己和时人的创作实践中抽象出来，所以不仅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对宋诗的发展，对宋代诗论的体系形成，都作出了贡献。
“独携椽笔发清唱”
“椽笔”之豪壮，不仅代表了郭祥正的诗歌风格，而且也标明了他的论诗主张。
郭祥正在当时有一个“太白后身”的美誉。关于这个说法的出处，大致有六：
一是梅尧臣赠诗，称其“谪仙”。《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十四有《采石月赠郭功甫》诗，中有“采石月下闻谪仙”之句（《宋诗纪事》诗题作《采石月下赠功甫》，诗句作“采石月下访谪仙”）。《王直方诗话》（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卷上）有“郭功父诗”条，于录梅诗后说梅尧臣“以为太白后身，缘此有名”。而《苕溪渔隐丛话》则记之曰：“功甫母梦李白而生功甫（此说应出南宋王偁《东都事略·郭祥正传》，余以为私史所记，奇闻异事，不足为据），少有诗名。圣俞尝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后身也’。”梅尧臣特别看重郭祥正的诗，《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十四有赠答诗5首，卷二十八有二首，均可参见。
二是郭的诗友郑獬（毅夫）《郧溪集》卷二十八有《寄郭祥正》诗，云：“怪得溪山不寂寞，江南又有谪仙人。”而《郭祥正集》卷十有《寄献荆州郑紫微毅夫》，自己也说“公尝爱我如李白，恨不即往从公游”可以印证。
三是苏轼和陆游的称赞。据陆游《入蜀记》乾道六年七月十三日纪事：“《李太白集》有《姑孰十咏》，予族伯父彦远尝言东坡自黄州还，过当涂（按：郭祥正曾为当涂令），读之，抚手大笑曰：‘赝物败矣，岂有李白作此语者。’郭功甫争以为不然。东坡又笑曰：‘但恐是太白后身所作耳。’功甫甚愠。盖功父少时，诗句俊逸，前辈或许之，以为太白后身，功父亦遂以自负，故东坡因是戏之。”从这段记载看出，不仅苏轼许之为“太白后身”，而且连陆游也加以认可。
苏轼与祥正过往甚密，也很欣赏功甫之诗作。故有此评论，不足为奇。《苏轼诗集》卷二十三有诗题《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二古铜剑》，诗云：“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又《王直方诗话》载，郭功甫过杭州，出诗一轴示东坡，并先自吟诵，然后请教东坡：“祥正此诗几分？”坡曰：“十分诗也。”并解释说：“七分来是读，三分来是诗，岂不是十分也。”对功甫诗的喜欢是溢于言表的。而《郭祥正集》中也有多首写苏轼的诗。所以苏对郭的评价，就不是空穴来风了。
四是黄庭坚的评价。《全宋词》第一册第400页黄作《虞美人》题下原注：至当涂呈郭功甫。第405页又赋《木兰花令》赠祥正。词中句有“翰林本是神仙谪”，乃亦“太白后身”之说。《山谷别集诗注》卷下有《书东坡画郭功甫（父）壁上墨竹》诗（《郭祥正集》辑佚卷三亦有《跋黄鲁直书东坡所画壁上墨竹诗》可佐证），并有《南柯子》词以赠。可推断黄对郭的评价，也决非为应酬之语。
五是王安石的肯定。郭功甫与王安石倡酬亦甚多。王虽没有以“太白后身”誉之，但也称其诗“豪迈精绝”（《郭祥正集》附录《临汀志》引《郭祥正传》引荆公语）。另宋人《娱书堂诗话》卷上载：“郭功甫尝与王荆公登金陵凤凰台，追次李太白韵，援笔立成，一座尽倾。”可见所说“豪迈精绝”实与李太白相似。《郭祥正集》卷二十八有《奠谒王荆公坟三首》其三：“平昔偏蒙爱小诗，如今吟就复谁知。”（第467页）可知王安石对郭诗的肯定，也是偏重于似李白这一点的。
六是其他人的附和。《能改斋漫录》卷十有“圣俞诸公以郭功甫为李太白后身”条，云：“章衡子平答郭功甫书，其略云：‘郑公毅夫，吾叔表民（章望之）及梅圣俞，皆以功甫为李谪仙之后身’。”说明除梅、郑诸公（已见上述）之外，持此说的还有章望之。（可惜找不到具体材料）
又宋人《潘子真诗话》（《宋诗话辑佚》卷上第20页），则有“潘清逸（潘兴嗣延之，潘子真大父）论郭功甫诗”条，说清逸尝有诗戏功甫：“休恨古人不见我，尤喜江东独有君。尽怪阿戎从幼异，人疑太白是重生。云间鸾凤人间现，天上麒麟地上行。诗律暮年谁可敌？笔头谈笑扫千兵。”将“太白后身”之诗风，描述得很形象，很生动，似乎是可闻可见。蔡正孙《诗林广记》也说功甫诗“真得太白体”。
以上的材料，基本上可以说明，“太白后身”之说，为当时文坛之公议。甚至在郭死后，当地人与李白祠配食。陆游《入蜀记》载：“郡集于青山李太白祠堂……侑食于侧者，郭功甫也。”
“太白后身”之说一直影响至清末。明·胡应麟《诗薮》认为郭诗《金山行》为“七言古翘楚”，并说宋之学太白者“郭功父”。明·朱存爵《存余堂诗话》则直称功甫诗“真得太白逸气”。清·曹庭栋《宋百家诗存·郭祥正评传》谓郭诗风格沈雄俊伟，如波涛万叠，一涌而至，莫可控御，其“气味”直于李白“逼真”，“句调仿佛太白”。《四库提要》认为郭诗“好用仙佛语”，“才气纵横”，“吐言天拔”，与李白“诗格相近”。
别人都这么说，郭祥正本人也就自不必客气了。他自认不讳：“赠蒙以太白，自谓无复疑。”（《哭梅直讲圣俞》，卷三十，第504页）虽然有时候也谦虚一把，如说“我攀太白惭非才”（《游陵阳谒王左丞代先书寄献和父》，卷十三，第233页），但还是坚定地认为自己与李白“神交自冥合”（《怀平云阁兼简明惠大师仙公》，卷四，第77页），自己终身学李白的心愿也很坚定：“强汛月船追李白”（《中书舍人陈公元舆以诗送吾儿鼎赴尉慎邑卒章见及次元韵和答》，卷十三，第237页）。
据我统计，郭祥正诗题标明李白者，大约有16首之多，如《松门阻风望庐山有怀李白》（卷七）、《题毕文简公撰李太白碑阴》（卷九）、《追和李白金陵月下怀古》（卷十九）等。
而诗中及李白者又有37首之多，如《阮希圣新轩即席兼呈同会君仪温老三首》其三（卷二十一，第342页）：“狂嗟李白驱鲸海”，是对李白诗风的认可；“谢公风味君能似，李白篇章我到难。”（《明叔致酒叠嶂楼》，卷二十三，第384页）则是夫子自道语。又如《留西林寺揽秀亭》（卷二）自注：“李公择学士命名，云李白有‘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之句。”诗云：“秀色可揽结，正对香炉峰。李白爱之不忍去，便欲此地巢云松。寂寥往事三百载，涧泉谷草依旧扬清风。”是以扬李白的“清风”自诩的。
看来，郭祥正以“椽笔”发“清唱”之风，“挥手出宇宙”“气夺天下秀”“落笔成千言，霹雳震白昼”（《和颖叔游浮丘观》，卷五，第105页），确是得太白之神韵的。
在郭祥正诗集中，“椽笔”、“大笔”、“巨笔”、“逸笔”、“健笔”、“劲笔”、“大句”、“大轴”、“大字”，以及“雄词”、“雄文”、“洪钟”、“凌云”等提法，比比皆是。特别是“椽笔”的使用频率尤高。(3)曾夫子自道曰：“逸调雄才世无敌，十年学诗自谓豪。”（《谢刘察推》，卷十，第190页）甚至敢说自己是“大句压甫、白”（《蒋颖叔要予同赋平云阁》，辑佚卷一，第523页），“李杜缩光焰”（《和敦复留题池州弄水亭》，卷六，第125页），皆是“狂言”大气魄。这种“豪气英风”不仅仅是夫子自道，而且也征服了当时的诗坛。
他认为，这一风格的特点，应为“雷惊电掣”，“山崩海泻”，“令人壮观不知已，倦翼欲接青云飞”（《送耿少府天骘》，卷十二，第211页）。“词源奔激吼波涛，笔画纵横挫矛槊”（《寄题德兴余氏聚远亭》，卷二，第30页）。
豪纵，不仅体现了郭氏的审美趣尚，而且也作为他评诗的标尺，被广泛运用到文学批评中去。
《寄陈显仁秀才二首》（卷二十七，第447页）其一说：“君家大阮最能诗，又见麟孙出盛时。笔力纵横驱阵马，成才不患少人知。”又《次凌江先寄太守黎东美二首》（卷二十八，第450页）其一说自己很欣赏黎氏诗的“纵横才力知无敌”。评陈轩诗：“醉来落纸驱龙蛇，电雹万里轰雷车”（《卧龙山泉上茗酌呈太守陈元舆》，卷十三，第221页）。而评陈元舆的诗，也是着眼于“霹雳轰车风雨惊”（《中书舍人陈公元舆以诗送吾儿鼎赴尉慎邑卒章见及次元韵和答》，卷十三，笫237页）。评耿天骘的诗“雷惊电掣露怪变，山崩海泻能扶持”（《送耿少府天骘》，卷十二，第211页）。送沈司理是“笔写纸上虬龙奔”（《送沈司理赴阙改官》卷八，第156页），和蒋颖叔是“落笔成千言，霹雳震白昼”（《和颖叔游海丘砚》，卷五，第104页），其气势豪壮可知。《送吴景山宫教供职》（辑佚卷二，第543页）说“高吟壮魂魄，老句掣惊电”。上天入地，呼风唤雨，纵横奔突，任我驱使，最能发明其诗论主豪壮的风格特点。
“手携大笔姿吟览，老句气焰摩星躔。”（《舒州使宅天柱阁呈朱光禄》，卷九，第170页）以此似李白，并不觉不妥。
当然，似李白，除了这个“豪”字，还有一个“清”字，如此才是郭氏诗论的完整面貌。“椽笔发清唱”（《次韵和元舆待制后浦宴集三首》其三，卷八，第166页），正是生动的写照。
郭祥正对李白诗风的认可和发挥，是全面的：既发其“雄豪”之风，又扬其“清新”之波。(4)
《奉和蔡希蘧鹄奔亭留别》（卷十三，第226页）自叙“我于诗学”的观点，既是“墨海濡毫写长句”之“雄豪”，“又如李白才清新”之“清新”。
需特别指出的是，这个“清”只是“清逸”（《同颖叔修撰登蕃塔》：“视笔添清逸”。卷二十，第322页），方能仿佛李白，而决不是“清浅”。
豪容易粗，水势大又容易浑。“咄嗟语险气已伤，况复赋诗声调长。卷纸连书不磨琢，子锋太峻非我当。”（《瑞昌双溪堂夜饮呈吴令》，卷十五，第248页）“太峻”入“险”，落为幽怪：“文醇潜太和，诗险露幽怪。”（《和樊希韩解之》，卷四，第65页）不是他的诗论主张。郭祥正将这矛盾的两端统一起来，“豪”而又“清”，洵为不易。“览赏挥巨笔，丹青孰为工。璨璨发明玉，琤琤叩丝桐。”（《合肥何公桧部使者杨公潜古命予赋之》，卷四，第76页）“巨笔”所赋，须是“璨璨发明玉”般的清刚。“忽逢便翼寄新章，不惜明珠满斛量。”（《次韵宜掾徐子美见寄》，卷二十二，第371页）“珠迸玉盘诗得句”（《赠予中修撰》，卷二十二，第360页）。“珠”、“玉”都是讲“清”，“清新”是其诗论的一贯主张。《次韵行中龙图游后浦六首》（卷二十四，第388页）其五说：“使君一饮诗千句，掷地浑如金玉声。”“一饮诗千句”可谓豪矣，而“金玉声”则为清。清并非浅，也非寡味，而是“寄至味于淡泊”。需要诗人在艺术上的锻炼。“璞中美玉谁雕琢，潭底神龙会屈蟠。”（《题方处士卷尾》，卷二十三，第380页）“璞”只有经过“雕琢”，才能成为“美玉”。
而美玉的清丽，并不排除辞彩的“锦绣”。辞彩锦绣，而诗境清丽，故足令人咀味，悦目赏心，而不是一眼看到底，这正是锻炼而归于清淡的至处。《补到难并序》（卷一，第1页）曰：“词则丽矣，然未能尽碧落之状，予取其言而补之，题曰《补到难篇》。”词要求“丽”，还要求“能尽碧落之状”，有无穷的“味外味”让人咀嚼。《闻陈伯育结彩舟作乐游湖戏寄三首》（卷二十一，第343页）其三：“笔下文章翻锦绣，坐中谈笑领风云。”《逍遥园并序》（卷一，第14页）：“属笔成篇兮，发天机之锦绣。”《次韵答光守杨公济见寄》（卷二十三，第386页）：“原庙诗成锦绣春。”《次韵陈文思见寄》（卷二十二，第373页）：“东阁赋梅摅锦绣”，总之是“文章老愈精，光彩烂星日。”（《酬耿天骘见寄》，卷三，第62页）锦绣灿烂，绚耀星日，如此的清丽，与雄放的诗风相合，便是无敌的：“才清思健知无敌”（《次韵行中龙图游后浦六首》其六，卷二十四，第388页）。郭祥正的诗论，正是这“健”与“清”的融通与交响。“况当仙府间，长谣愈华奂。原原无根涯，天马脱羁绊。”（《采石峨嵋亭登览赠翰林张唐公》，辑佚卷一，第516页）“脱羁绊”似李白，“愈华奂”亦似李白。二者的完美统一，才是李白诗风的全貌，亦是功甫诗论的全貌。
郭祥正深刻地总结了诗坛那种由“豪”入“险”而失去“平淡”的深刻教训，决心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导引，将航船摆正。他说：“自从梅老死，诗言失平淡。我欲回众航，力弱不可缆。栖迟二十年，时时漫孤啖。……为我聊一吟，粹芳超俗艳。”（《赠陈思道判官》，卷五，第98页）绚烂不等于“俗艳”，“粹芳”才是“平淡”。可知他的诗论，针对性和实践性都很强。《代刺访历阳孙守公素》（卷二十七，第436页）：“月洗晴江秋愈清，扁舟西渡历阳城。渔翁贽见无恙雁，满袖盈襟皆月明。”《览进醇老诗卷》（卷十九，第309页）：“句泻碧潭月，篇成清夜秋。”始终强调的是一个“清”字。他认为，以“椽笔”而能发出如此“清唱”的作品，便是“佳作”：“思猿有佳作，敢为倒清樽。”（《至节日君仪见过诵思猿佳作》，卷十九，第306页）必须做到“豪”而能“清”，两者的结合，才是最完美的。
与郭祥正这一诗风和诗论相联系的，就是他对杜甫的继承和发扬。而且这一联系，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宋人学杜，与宋诗面貌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关联，容另论）他直言自己对杜甫的沾溉和崇敬：“诗拟杜陵相仿佛”，“近世雄豪无此笔”（《奉和梧守蔡希蘧留题石室》，卷十三，第226页）。很清楚，这一学习和继承，都是围绕着他“雄豪”的诗风和诗论的。据我粗略统计，在《郭祥正集》中，专门提到杜甫的诗有10多首，其中重要者，胪列如下：
《次韵君仪风物可爱之什》（卷二十一，第344页）：“少陵野老谁能继，君有新诗合筑坛。”
《题清远峡广庆寺壁》（卷五，第100页）：“浑诗安可取，小雨才一霎。未能臻甫、白，源长流不乏。”
《祀南岳喜雨呈李倅》（卷九，第174页）：“高吟成章又奇绝，睥睨韩杜君何谦。”(www.xing528.com)
《奉和广帅蒋颖叔留题石室》（卷十三，第224页）：“少陵重生谪仙在。”
《和石声叔留题君仪基石亭二首》其一（卷十八，第296页）：“况得少陵句，宜镌座右屏。”
《将至历阳先寄王纯父贤守》（卷二十，第323页）：“论诗愧杜坛。”
《游道林寺呈运判蔡中允如晦昆仲用杜甫元韵》（卷九，笫169页）：“五言七字又奇绝。”
《送颖叔待制拜六路都运之命》（卷二十二，第372页）：“诗如老杜犹为达。”
《和倪敦复观梅三首》其一（卷二十三，第378页）：“坐中老杜凌何逊，索酒题诗思欲狂。”
《置酒西楼呈主公龙图》（卷二十四，第397页）：“少陵才力吟非易，摩诘工夫画亦难。”
《同刘继邺秀才游岳麓登法华台呈如水长老》（卷三，第56页）：“想当韩杜时”，“挥笔方争豪”。
郭学杜诗“豪”、“壮”的诗风，从而与学太白融为了一体。杜的《戏为六绝句》第一首便主张“凌云健笔意纵横”。可知与郭的诗风与诗论是一致的。当然杜亦不放弃“清词丽句”（第5首）的一面，这又与郭的主张“清唱”相一致。
与郭诗学之主学杜相一致的，还有倡学韩（愈）、孟（郊）。因为韩诗之雄壮与孟诗之奇绝，都属于豪壮的范畴。《蔡梧州叙拜礼用四韵谢之兼送别》（卷十九，第318页）是将韩、孟并提：“能当韩子拜，深愧孟生愚。开卷诗千首，论文酒一壶。”明确将“论文”与“韩、孟”联系起来。指出韩、孟并举，着眼于他们的“笔力”雄奇：“昌黎首唱城南句，东野继作芬兰椒。诸公笔力斗颖发，七言纸上铿琨瑶。”（《奉和安中尚书同漕宪登长干塔》，卷十三，第231页）有时候，是将韩、孟分开来提：“名参韩子犹为幸。”（《寄题罗池庙》，卷二十二，第373页）“文格迥欺韩愈老。”（《补到难篇终别作八句寄吴圣与长官》，卷二十二，第367页）“野夫学孟郊，苦吟中夜哭。”（《感怀赠鄂守李公择》，辑佚卷一，第514页）有时候他又将韩、杜并提，而侧重于韩之“峭”拔，而“峭”拔与豪健邻近。《湘西四绝堂再送蔡如晦二首用韩退之游湘西韵》（辑佚卷二，第538页）说：“卓然韩、杜诗，光焰不可掩。大羹味全醇，美玉灭瑕点。峭若蓬莱峰，夜浪岂忧飐。又如上帝箓，默诵破群魇。唯惊落俗口，一读一遭贬。”他所欣赏的“全醇”之“味”，就是这种“峭”拔；而峭拔的美学特征，便是豪壮。上引《同刘继邺秀才游岳麓登法华台呈如水长老》说得很清楚，他所以将韩、杜并提，就是要倡导他们诗风的豪壮：“挥笔方争豪”（卷五，第56页）。
功甫之雄豪，时而表现为狂放而浩气冲天。“还歌太白篇，事往良可哀。古今倘同辙，浩气不塞灰。”（《题化成寺诸公清风亭用李白元韵》，卷七，第153页）而这一点，他自认为与他学习扬雄有关：“腐儒往往咍吾狂，犹幸扬雄作知己。”（《凌歊台呈同游李察推》，卷十五，第255页）所以他往往又将扬与杜并论：“达道齐生死，笔端真有神。挥洒十八韵，一一无价珍。老彼杜工部，玄哉扬子云。”（《颖叔招饮吴圃》，卷五，第105页）气似太白，雄亦子云。
除李白、杜甫、韩愈、孟郊、扬雄之外，苏舜钦之豪，欧阳修之放，苏轼之雄，陆游之壮，在《郭祥正集》中也屡有提及(5)，一方面是在主“豪”的这一点上，风气接近，同气相引；另一方面，就是他们在诗论的倡导“豪壮”上，推波助澜，互相激荡，使此风大扬。
郭祥正在诗论的“清”上，则每每援引陶渊明、杜牧之、白乐天、梅尧臣为论证对象。
自言“骚雅仍兼白乐天”（《子中修撰叠嶂楼致酒》，卷二十二，第361页），而且以清丽能继杜牧之为荣耀：“不是集仙来咏竹，更谁能继紫微吟。”自注：“谓小杜也。”（《次韵子中修撰塔院题竹》，同上）“盛携樽酒频赓唱，幕下高才似牧之。”（《将至五羊先寄颖叔修撰》，同上，第363页）杜牧的诗风，令他充满了仰慕、追踪之情：“君来宣城幕，众谓得杜牧。”（《感怀赠鄂守李公择》，辑佚卷一，第515页）乐天之清明，杜牧之清丽，都是他高扬的对象。
功甫对陶渊明的喜爱与学习，则更为突出，坦言“我爱陶渊明”（《送陶秀才二首》其一，辑佚卷二，第545页），“梦寐期佛仿”（《读陶渊明传二首》，卷五，第91页）。据我初步统计，郭集中涉及陶渊明有22首之多。他不但为陶渊明的人品所倾倒，“席上谁为陶令贤”（《送叶圣参守九江郡》，卷二十三，第376页），而且十分欣赏和提倡陶诗的“清淡”：“感师相过怜清淡，若比陶潜尚不如。”（《和僧诜见怀二首》其一，卷二十九。第498页）他的创作，也极力模仿陶诗的风格：“聊欲效陶潜。”（《遣意》，卷十七，第272页)以“遥知与君同”为荣耀（《望庐山怀陶渊明》，卷五，第109页）。从郭祥正的诗风和诗论看，不难发现陶渊明对其深刻的影响。
郭祥正的诗论，主“豪”倡“清”，所谓“椽笔发清唱”，因此他立下了李、杜和陶、牧为榜样，而与此相对立的，则一概加以贬斥。如他批评宋玉的“烂漫”和相如的“枯涩”（《寄献荆州郑紫微》，卷十，第182页），又不满陆机的“羞涩”（《谢东城练尉》，卷十，第191页）等，都是因为悖离了清淡之故。
郭祥正从多种角度上，全方位地论证了“豪”和“清”的风格特点和辩证统一，为宋诗全面、正确地接受唐诗的理论遗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发词寄兴良辛苦”
“兴寄”，是中国诗论的传统命题。从我国诗论的“第一篇专论”《诗大序》肇其端，即注意从诗歌艺术的内部规律上进行理论探索，而“兴寄”就是其中重要的诗学思想。
“兴寄”要求用委婉的譬喻来寄托讽谏的内容，《文心雕龙·比兴》所谓“环（曲）譬以托讽”是也。这是这一诗学思想的内涵。
郭祥正的诗论，也继承了李白的这一诗学思想(6)，而且在新的时代环境下，进行了宏扬和光大。他总结前人的经验说：“李翰林杜工部，格新句老无今古。我驱弱力谩继之，发词寄兴良辛苦。”（《送徐长官》，卷十二，第212页）“格新句老”的诗作，是“发词寄兴”的产物；倒过来说，如果没有“发词寄兴”的辛苦劳作，也就没有了“格新句老”的诗作。
郭祥正关于“兴寄”的诗学思想，几乎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首先，他的“兴寄”说，从诗产生的本源上，进行阐发，从而坚持了这一理论的客观性原则。他在《泛江·序》（卷一，第5页）中开宗明义，认为诗的产生，是“感慨其怀，而为之辞”。客观世界对诗人的激发是产生诗的来源。“览景壮我怀，长谣念前古。”（《望白
山》，卷四，第76页）“长谣”是“览景壮我怀”的发泄，没有客观物象的引发，激动，不会“助公吟笔泻潺潺”（《双溪呈帅座颖叔》，卷二十八，第453页）的。在《游石盆寺呈蒋殿院兼简余光禄》（卷十五，第254页）中，他深一步地阐述：“请携吟笔窥造物，更向云中调管弦。”明确指出“造物”是第一性的。《招蒋颖叔游丁山彰教寺》（卷三，第54页）说：“闲心乐名山，景象恣吟剽。”只有客观世界的“景象”，供诗人的“恣剽”，才会有诗作的产生。可见其对诗本源的准确把握。
其次，“生平读尽道藏书，寓兴成诗仅千首。”（《赠潜山伊居哲先生》，卷十四，第238页）“寓兴成诗”，说明客观存在的物象，只有经过诗人的心灵加工，“寓兴”，才能成为诗的意象。可知郭氏的“兴寄”说，还进一步触及到了诗的本质特征问题。泰戈尔《文学的本质》（刘湛秋主编《泰戈尔文集》第4册，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说“外界世界一旦进入我们的内心，就构成了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仅有外界世界的色彩、形态和声音等，还包含着个人的情趣爱好，人们的喜怒哀乐等，外界世界与我们心灵上的感情结合，就具有了许多表现形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心灵化的过程，其“表现形式”之一，便是诗的生成。郭祥正在《赠元龙图子发》（辑佚卷一，第517页）中，对这一过程作了详尽的、形象化的描述，说：“遇胜寄幽怀，览古兴绝唱。况逢谪御史，文章是宗匠。赓酬戛金玉，侧身听响亮。”“览古”“遇胜”，都属客观外物的激发，而“寄”和“兴”则为心灵化的过程，这二者的完美结合，便产生了“戛金玉”的歌唱。与泰戈尔所论，异曲同工。他十分明确地认为，那些纷纭的客观“物象”，只有经过心灵化的加工，即“通神”，方可产生无穷尽的原创产品：“谈诗何所极，元化浩无垠。物象不得晦，丹青亦通神。”（《送僧白》，辑佚卷二，第543页）“物象”、“通神”几句诗，便将一个深奥的诗理说透彻了。当然还比不上刘勰所概括得更精练，叫作“感物吟志”（《文心雕龙·明诗》）。
一方面是“笔窥造物”，另一方面是“心通造物”（《嵩山归送刘伯寿秘监》，卷十五，第265页），构成了“兴寄”说的两支翅膀，避免了这一理论的任何一个方面的偏颇。
第三，郭祥正的“兴寄”说，超越别人之处，还在于他强调了兴寄的艺术效果，即必须具有强大的感染力，方是完整的“兴寄”。作者心动了，还得让读者动了心，才是好的兴寄作品。“许有新诗令我听，夜堂还使鬼神哀。”（《王平甫下第南归》，卷二十四，第391页）感天地、泣鬼神的艺术品，才有永久的生命价值。
郭氏的兴寄说，还不只是强调作品的艺术效果，更特别强调作品的社会效果。认为“相如谩作《长门赋》，屈原虚著《离骚》经。不知于世竟何补，可怜博得千年名。”（《瑞昌双溪堂夜饮呈吴令》，卷十五，第248页）这里姑不论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和屈原的《离骚》是否“于世何补”，只是从此见出郭氏主张“补世”，强调作品的社会效果的诗论观。
“补世”为儒家诗论的核心内容。白居易的两句话“救济人病，裨补时缺”（《与元九书》）最有代表性。作为儒家诗教的继承者，郭祥正从诗的“直笔正褒贬”（《湘西四绝堂再送蔡如晦二首》其二，辑佚卷二，第539页）的社会功能的发掘中，大力倡导诗要反映民生疾苦，诗人要为民鼓呼的宝贵精神。他说：“目前奚所忧，所忧在村墟”（《复雪》，卷七，第138页），可见他的忧患意识。
郭祥正不仅学老杜的诗风，也学老杜忧国忧民的精神。《前村雪》（卷六，第123－124页）揭露社会现实说：“嗟哉吾邦民，何以保骨肉。……美人学回风，欢笑列灯烛。不知万户寒，唯忧五更促。世无采诗官，悲歌寄鸿鹄。”与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线贯通。《墨染丝》（卷十六，第262页）之“墨丝归织家人衣，别买输官吏嗔迟。寄言夷狄与三军，汝得丰衣民苦辛”。《农事》（卷十八，第289页）之“三岁悲农事，官仓亦已贫。敕书虽赦狱，恩泽未苏民。南国贡输大，中宵涕泗频”。又与杜之《三吏》、《三别》何其相似！
诗人对仕途浮沉，可以“无心”；而对“润泽生民”，则必怀其“志”。(7)他对人民的仁爱之心，同样十分动人：“标尺直寻非我欲，仁民爱物任君真。”（《题史君梁正叔浩然堂》，卷二十四，第399页）他的为官愿望就是“湖南本钱二十有四万，岁望何以安黎黔。”（《祀南岳喜雨呈李倅》，卷九，第174页)他高兴的就是“和气油然熟禾黍，天下蒸黎免穷苦。”（《送沈司理赴阙改官》，卷八，第156页)他颂扬“乐民之乐真循良”（《蒲涧奉呈蒋帅待制》，卷八，第163页)的爱民之心，同时自己也为人民的不幸洒下同情的热泪：“君子有忧心盘盘，欲上问天造化端。苍天无路不可干，哀歌空屋声何酸！”（《苦雨行》，卷十六，第262页)也与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心心相印。
总之，郭祥正的“补世”说，是其“兴寄”说的延伸和升华。有了“补世”说，“兴寄”说就具有了更深层次的意义了。
【注释】
(1)关于称郭祥正为“李白后身”的说法，可详见文内“独携椽笔发清唱”所征引有关材料。
(2)《宋诗话全编》第一册胡大浚、李占鹏编纂：《郭祥正诗话》仅录13条，见316－319页，不及《郭祥正集》远甚。
(3)仅以几卷为例，卷八《次韵和元舆待制后浦宴集三首》其三（第166页）：“独携椽笔发清唱”。同卷《广州越王台呈蒋帅待制》（第162页）：“蕃坊翠塔卓椽笔，欲蘸河汉濡烟煤。”卷二十三《重阳怀历阳孙公素太守》（第381页）：“安得快风吹我去，勇提椽笔伴君吟。”同卷《次韵行中龙图游后浦六首》其二（第388页）：“公提椽笔诗无敌”。卷二十四《代先书奉迎庐帅元舆待制》（第393页）：“倦提椽笔厌承明。”卷二十八《达观台黄鲁直名之二首》其一（第471页）：“集贤椽笔写台名”等等，不一而足。
(4)李白的诗风，就是“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与“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的统一。他的诗论主张，也是“骨”与“清”的两面：“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5)梅、轼、游等评述已见前引。而欧如“平生最爱醉翁诗。”（《怀文忠公》，卷二十七，第431页）苏如“自愧学诗三十年，缩手袖间惊血指。君如欧阳公，我非苏与梅。但能泉上伴君饮，高咏阁笔无由陪。”（《卧龙山泉上茗酌呈太守陈元舆》，卷十三，第221页）等。
(6)李白也以“兴寄深微”（孟棨《本事诗·高逸》引述李白语）作为评诗的标准。
(7)《重阳怀历阳孙公素太守》（卷二十三，第381页）其中二句云：“润泽生民公有志，浮沉末路我无心。”从“有志”与“无心”的对照中，可见其情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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