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辞赋特征：北宋科举改革与创作繁荣

论北宋中期辞赋的特征

南京师范大学　刘　培

宋代辞赋经过宋初七十余年的发展，至宋仁宗亲政的明道年间，逐渐呈现出诸体并作、异彩纷呈的局面。文人们在借鉴传统的基础上，积极扬弃，推陈出新，对辞赋的主题意蕴和艺术表现均作了有益的探索，逐渐形成了重实用、重理趣、集大成而求变的特点。辞赋创作的繁荣局面是随着诗文革新运动的展开而出现的。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第二次罢相，政治变革失败，辞赋创作也进入了深入探索人生问题的新阶段。本文所指的北宋中期即是明道年间到熙宁年间，共约四十余年。明道年间的辞赋创作大体上承天圣以来的风气，以表现雍容闲雅的太平气象为务。随着政治变革运动的展开，在参政意识、学术思潮和力求新创的为文风气影响下，辞赋创作呈现出许多引人注目的特征。

一、辞赋中太平气象的流风余韵

澶渊之盟后，真宗有意渲染太平气象，制造祥瑞，大肆封祀。这就造就了一些文人们平和、细腻、优游自得的太平心态。文学也深受这种风气的影响。在诗文革新运动方兴未艾之际，雍容闲雅的台阁文风深深影响着明道、皇祐年间的文坛。当时，一批深受西昆诗风熏习的文人活跃于赋坛，他们用赋来表达雍容闲雅的治平心理。较早的晏殊、夏疎、文彦博、胡宿等人的赋用词典雅，感情平和，流露出闲淡容与、身心通泰的心理。如晏殊的《小园赋》、《飞白书赋》等，抒发了游心世外、醉心艺术的高雅情怀，具有温润秀洁的富贵气派和和婉的情调。较晚的宋庠、宋祁兄弟则敏锐地感觉到承平景象背后的衰飒之气，情思更为深婉，悲情的抒发成为主调。他们一方面缺乏进取的胸怀，对眼前的局面较为满足，如宋庠在《登应州古城赋》中歌颂澶渊之盟之后的安定局面，不思恢复失地；另一方面，他们又颇为自怜，以细腻的诗情感悟人生，宋祁的许多赋表现了对人生的感伤，宋庠的《幽窗赋》等则在闲雅的境界中追求彻悟人生。二宋的赋把承平心态表现得较之晏殊诸人更为生动、深刻、细致，大大开拓了赋境。

明道、皇祐间的赋坛，颂美赋的创作十分兴盛。宋初的颂美赋重在描写太平气象、典礼仪式，歌功颂德的主题表现得较为隐晦。而澶渊之盟后的颂美赋则渐渐表现出处身治世的豪情，对皇德的歌颂较为直露，题材也较过去丰富得多。有颂美祥瑞的，如宋祁的《陈州瑞麦图赋》、《上苑牡丹赋》，宋庠的《瑞麦赋》，夏疎的《景灵宫双头牡丹赋》等。有的赋直接赞美当道者，如晏殊的《皇子冠礼赋》，宋祁的《皇太后恭谒清庙赋》、《皇帝后苑燕射赋》，文彦博的《圣驾幸太学赋》等。有描写宫苑的，如胡宿的《正阳门赋》。还有描写太平气象的，如夏疎的《河清赋》、宋庠的《乾元节赋》、宋祁的《王畿千里赋》等。

为了把辞赋的颂美功能发挥得更充分，赋家们积极向汉大赋学习。范镇的《大报天赋》在这方面颇具代表性。这篇赋作于明道二年（1033），可能是为仁宗祭天而作。赋中写道：“西逾月毳之垠，东走天池之纪。北穷祝栗之野，南极濮铅之地。雷出而奋豫，风兴而披靡。穹居卉服、革体木荐之酋，髽首贯胸、离身反踵之帅，寻声望景，知中国之有至仁，梯虚航深，示戎狄之无外事。顺走我辙迹，服驯我鞭辔。”这种仁风广被、蛮夷归化的情景在宋代颂美赋中很少见，是班固《东都赋》战胜于朝廷的场面的翻版。说明澶渊之盟后，宋人不再希求收复幽云故地，解除边患，而是想在苟安的环境中体会承平的气象了。赋的后半部分写皇帝赴郊行礼，充满了谀美之词，和班固《东都赋》写皇帝讲论仁义的用意一样，是为了突出其内圣外王的德行。

政治变革运动兴起，切于时弊、有为而作的文学观流行，粉饰太平的颂美赋渐趋消沉。庆历以来关乎宫苑、典礼的赋主要有刘攽的《鸿庆宫三圣殿赋》、王子韶的《六圣原庙赋》、李山甫的《三夏享元侯赋》、沈遘的《奉祀太乙宫赋》等，这些赋或则简单介绍典礼过程，或则描写宫观之肃穆、祖先之功业，很少粉饰今上的谀美之词。

二、辞赋参与政治的功能受到重视

辞赋具有向统治者输力献忠的传统。西汉时，汉大赋宣扬尊王、一统思想，为强干弱枝、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服务；东汉时，辞赋中王霸之争的主题也是对纯用儒术的政治思想的图解。有宋天圣、明道年间颂美赋的兴盛，其实质是为真宗维持现状、掩盖内外矛盾的为政策略宣传。明道以来，经世致用的思潮逐渐成为文学的主旋律，辞赋也担当起切中时弊、谠言论政的责任。

作为政治变革的一项措施，仁宗亲政后曾下诏力戒浮文，范仲淹、欧阳修等具有变革意识的作家敏锐地觉察到时代的动向，积极倡导一种与现实政治相适应的文学风尚来补偏救弊，经世致用。古文与儒家思想、政治变革具有亲缘关系，北宋中期的政治变革是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的，因而，古文的创作便自然成为政治革新的辅助工具。宋初以来的辞赋承中唐散体化风气，深染散文风气，北宋中期，辞赋与古文混融的程度更加深入，当范、欧诸人强调古文切于时弊的作用时，这种创作主张也直接而深刻地影响到辞赋的创作，辞赋颂美的成分日渐淡薄，现实性增强，有些赋甚至类同政治散文。

随着科举的改革，律赋越来越向议论时政的策论靠拢，律赋的变化也影响到辞赋创作，使其关乎现实政治的内容不断加强。宋初科举沿袭唐制，试赋颇重辞采。一些人对此不以为然。如天禧元年（1017），右正言鲁宗道上奏曰：“进士试赋，不近治道；诸科对义，但以念诵为工，罔穷大义。”⁽¹⁾北宋科举的改革就是要改变试赋不近治道的状况。北宋科考方法比较重要的改革有三次。第一次是仁宗天圣年间的兼以策论升降天下士；第二次是庆历年间的进士重策论而诸科重大义；第三次是神宗熙宁年间的罢诗赋、帖经、墨义，专考策论和大义。策论以激讦肆意为工，是奏议写作的主要形式，它在科考中地位渐隆，反映着科考对政治才能的重视。针对庆历年间的科考改革，欧阳修在《详定贡举条例状》中指出，“今先策论，则文辞者留心于治乱矣。”⁽²⁾司马光在《论举选状》中也指出：“臣窃以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事，其次艺能。近世以来，专尚文辞，夫文辞者，乃艺能之一端耳，未足以尽天下之士也。”⁽³⁾律赋在科考改革中地位逐渐下降，在时代风气影响下，它不断向策论靠近，议论政治的内容越来越突出。天圣以来，赋题多出儒典，与现实政治结合日益紧密。为了实行新政，庆历二年，仁宗诏令御试“应天以实不以文”，为新政作舆论准备。欧阳修还为此写了一篇《进拟御试应天以实不以文赋》，认为“外议皆称自来科场，只是考试进士文辞，但取空言，无益时政”，现今以实不以文，“乃自殿试以来数百年间最美之事”。⁽⁴⁾律赋的文辞逐渐被忽视，切于时政的内容凸现出来。律赋作为科考文体，它的动向会对其他赋体产生深刻影响。随着律赋的变化，辞赋向着平淡典要、系念治乱的方向发展。

辞赋参与政治功能的加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以辞赋直陈时弊。如李觏的《疑仙赋》、《麻姑山赋》对真宗以来的好仙之风进行微文讥刺；崔伯易的《感山赋》就宋室对辽的政策和边防策略提出建议。梅尧臣和范仲淹的《灵乌赋》、欧阳修的《啄木辞》均对朝廷举贤不明表示不满。二、以辞赋来讨论治乱兴亡之理。这方面的内容既是律赋向策论方向发展的倾向在辞赋中的表现，也是古文载道的内容向辞赋的渗透。比如，司马光针对熙宁变法作《稷下赋》抵诮虚言欺世的行径，主张履仁义而行；邵雍的《洛阳怀古赋》阐述他的皇、帝、王、霸的历史观。

从汉代以来，辞赋创作就形成了运才骋思的传统，创作辞赋要有广博的知识积累和纵横古今的艺术构思能力，以便辑事比类，铺陈排比，极貌写物，含英咀华。重策论而轻诗赋，可能会导致文人知识结构的变化。文人们往往为应试策论而专诸经籍，知识面变窄，缺乏总揽人物、包举宇宙的活跃思维和运才骋思的能力。而辞赋议论政治功能的加强还可能导致对文学特征的漠视。苏轼就曾对罢诗赋提出不同看法，他说：“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余见前辈，虽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盖自幼学时习之尔，故终老不忘。自改经术，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经受之，他经纵读，亦不能精，其教之者，亦未必能皆读五经，故虽经书正文，亦率多遗误。”⁽⁵⁾指出罢诗赋使文人的学术眼界变狭窄了，学识也浅鄙不堪。哲宗时，尚书省建言曰：“近岁以来，承学之士闻见浅陋，辞格卑弱，……为文者惟务解释，而不知声律体要之学。深虑人才不继，而适应之文从此熄矣。”⁽⁶⁾王安石晚年也觉罢诗赋之失，曰：“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⁷⁾罢诗赋的结果是文人文思枯涩，误学害文。其实，诗文革新运动的主将们是主张文道并重的。在实际创作中，优秀的辞赋家尽量协调论政与文华风采之间的矛盾，这主要表现在：一、采用汉大赋铺张扬厉的手法，罗列名物，排比词藻，如崔伯易的《感山赋》，详尽列举太行山的物产和山形水势，以弥补议论造成的枯涩之病；又如陈襄的《咸阳宫赋》，模仿汉大赋，详细描绘宫观之壮丽，与杜牧的《阿房宫赋》异趣。二、采用精炼传神的语言构造诗境，以形成含蓄隽永而条达理畅的特点，如邵雍的《洛阳怀古赋》开篇抒写登临远眺之感，像一首优美的吊古诗作，这种手法在李觏的几首论政赋中表现尤为突出。三、通过文辞的丰赡优美和说理的富于机趣来弥补文学性的不足。范仲淹的赋大多是论述治乱之道的，但他特别重视文辞的精审猷劲，用典的含蓄蕴藉，音调的铿锵有力。司马光的赋则采用纵横家散文的说辞艺术，语势跌宕，滔滔不绝，论辩巧妙，令人信服。

三、辞赋抒情功能凸现出来

宋代散文以议论治乱的论说文为其重要样式，因而形成长于说理而拙于抒情的特点。为了使文学担负起抒情的功能，一些作家努力探索新路。一方面，记、序、跋等散文体裁在北宋中期兴起，这种文体长于言情；另—方面，辞赋的抒情功能为作家青睐。辞赋介于诗与散文之间，抒情议论兼宜。宋初以来，辞赋不断向散文靠拢，抒情的功能大为削弱。诗文革新运动当中，赋家们一方面继续推进辞赋的散文化、议论化；另一方面又开掘辞赋的抒情特点，这样就使得这一时期的辞赋向抒情与议论的两极发展。一些优秀的赋家调和说理与言情，形成情理兼得，极富诗歌美韵的上乘之作。

辞赋抒情功能的加强突出体现在骚体的勃兴。宋初，骚体的创作是相当沉寂的。在政治革新运动中，面对着激烈的党争和仕途的挫折，文人们的济世热情往往化而为忧世不治、道不得行的困惑与苦闷。骚体主要是用来抒发贤人失志的郁闷的，在当时情形下，它便引起文人们的重视，骚体创作勃然而兴。梅尧臣、李觏、蔡襄、王令、郑獬、范纯仁等纷纷用骚体来倾吐自己有志难展的郁闷。这种政治上的郁闷往往与缘于儒家道德人格完善的高自标识结合在一起，具有“忠愤”的特点。比如李觏的《吊扬子》，对扬雄不能输力于明君，借著书立说以阐发儒道的人生道路表现出不胜悲惋和钦佩，称赞他的《太玄经》指在于三纲，切切于君臣，对于立德立言的人格充满向往，骚之悲愤与儒家济世的情怀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由于文人们力图振作精神，焕发热情，积极入世，因而，抒发忠愤之情的骚体往往涌动着一股经受压抑而不甘沉沦的拗劲之气，具有雄豪奇峭的美学特征，体现着欧阳修提倡的重气格的主张。

辞赋中报国情怀的抒发还表现为展示崇尚气节、淡薄名利、仰慕仁人志士的胸怀。叶清臣的《松江秋泛赋》、蒋堂的《首阳山赋》、蒲宗孟的《肆业堂赋》、梅尧臣的《击瓯赋》等均是这样的作品。与骚体的感情激越不同，这些赋大抵能将一己之情升华为中正和平的道德胸怀，具有虚灵自足的特征。

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的失败以及党争中的打击，文人们的济世热情渐趋消退，辞赋中的忠愤之情、悲凉之气渐渐淡薄，转而寻找精神的自由和对世俗人生价值的超越。梅尧臣的《乞巧赋》、《思归赋》、《鹧鸪赋》等是这一时期较早表现远离世俗思想的作品。在骚体创作中，这种转变较早在欧阳修的作品中表现出来。他的《山中之乐》、《醉翁吟》表达了与自然亲和、遁世无闷的人生态度。郭祥正的骚体中，入世与遗世的思想并存，表现出忠与孝、仕与隐的矛盾，真实地反映了党争中士人进退失据的苦闷与徬徨。王安石的骚体以渴望亲情慰藉、向往绝圣去智的内容为主，希望以此来化解政治的苦闷。文同是一位大量创作骚体的作家，他的作品展示独拔流俗的人格美，离经世致用的思想更远了。

从总体态势来看，这个时期辞赋的抒情风格是趋向追求理趣韵致。即使如蔡襄、王令等人气横意举，崇尚横放恣纵的美，其作品仍不时流露出虚灵、隽逸的韵味。随着济世热情的消歇，这种抒情风格便日渐明晰、丰满了。这种风格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感情平和、深沉，有所节制。文人们不喜欢在辞赋中把情感一泄无余，言情务尽，而是藏锋敛锷，曲折舒缓，情在言外。如王安石的《石牛涧辞》：“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而旁围。欲穷源而不得，竟怅望而空归。”各种感受融化于雅丽精绝的意境中，韵味无穷。情在言外，就具有了一种平和而深沉的风格。二、融情于理，情理兼得。宋人好论，在辞赋中，文人们喜欢把一己之情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哲理，或由哲理观照自己的情绪，追求一种妙悟天人、洞悉万物的理趣。在作品中，往往抒情之后继以议论，以理释情；有的则情理混融无迹。如崔易伯的《珠赋》开篇议论造物成形的哲理，接着描写太湖水上珠光显而忽逝的情景，然后展开道家物灵异则招祸患的思想与儒家爰时进取的思想的争论，于是，贤人难为世用的感慨便融化于这样的议论中了。三、在形象塑造上的物我两致意的特点使抒情若隐若现，充满了含蓄不尽的韵致。在描写外物时，赋家们着力表现外物的特征、品格，并将其与个人情怀深相契合，个人的情感隐含于物象之中，物我两不相伤，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咏物抒情言理的多重意味。梅尧臣的许多咏物赋均能状难写之景，传不尽之意，如嚼橄榄，久而弥深。这个时期的赋家喜欢描写那种积淀着深厚文化意蕴和高雅情趣的物象，如竹、菊、松、荷花等，借以表现隽逸潇洒的情怀。可以说，情、物、理的相融，使这时期的辞赋呈现出诗般的美韵。

四、学术思潮与辞赋创作密切结合

学术思想对文学的影响，表面层次的是观念、思想诸因素的渗透；深层次的是对创作思维、心态的潜移默化。北宋中期的学术思潮大体来说主要包括由宋初延续下来的儒学思潮和继起的理学、新学思潮。它们对辞赋的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先看观念、思想的渗透层面。儒学复兴思潮经过刘敞等人的努力，由训诂之学进到重视义理阐发的自主为学阶段，思辨能力空前发展，而且论辩有相当的深度。议论的风气深刻地浸润着辞赋创作。这个时期的辞赋普遍地倾向于议论社会人生，感情的抒发因议论而有所节制，转向由个体情感向社会人生哲理的升华，呈现出平和而深邃的特点。宋人在学术思想上强调“道统”，这是他们思想里的一个前提。他们在文学上则强调“文统”，表现出承圣述圣的使命感，文以载道的传统得到发扬，儒家思想在辞赋中有充分的表现。像王回的《爱人》、《责难》诸赋专门宣扬儒家思想。学术思想当中的争论在辞赋中也有表现。儒家当中有“不语怪力乱神”和“天人相与”的对立命题，宋代学术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许多文人鼓吹天人感应，天圣、明道间祥瑞赋的盛行就反映了这种思想。此外，刘敞的《罪岁赋》、《逐伯强文》，欧阳修的《应天以实不以文赋》均畅言人神相和则天下大治的道理，实际上也是以这种思想为立足点的。有的文人则认为天人互不相干。梅尧臣的《风异》、《鬼火》，宋祁的《疑仙》，李觏的《诋仙》、《麻姑山》诸赋皆力斥神仙之说，对怪异之事持怀疑态度。

儒学的复兴，有两种不同的学风，一种是提倡经世致用，如范仲淹、欧阳修、李觏等；一种是注重道德修养，讲正心诚意的性命之学。王安石的新学继承了经世治用的学风，理学则继承了性命之学。熙宁变法是以王安石的新学为理论依据的。新学主张“天道尚变”、“新故相除”为新法在理论上导夫先路。新法的反对者也从学术思想上攻击新学，以达到反对变法的目的。理学中人视新学为异端，是政治斗争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新学与理学在许多问题上的对立也表现在辞赋当中。义、利之争方面，王安石主张兴利除弊，济世利民，新学早期的开拓者和新法的拥护者如李觏、狄遵度、蒲宗孟等在辞赋中或讨论天下形势利弊，或讥刺空谈道德的陋儒，表现出务实精神。新法的反对者，如一些理学中人，则主张“尚义”、“尚德”。熙宁八年（1075），程颐代吕公著起草上皇帝书曰：“所谓省己之存心者，人君因亿兆以为尊，其抚之治之之道，当尽其至诚恻怛之心。视之如伤，动敢不慎？兢兢然惟惧一政之不顺于天，一事之不合于理。如此，王者之公心也。若乃恃所据之势，肆求欲之心，以严法令、举条纲为可喜，以富国家、强兵甲为自得，锐于作为，快于自任，贪惑至于如此，迷错岂能自知？若是者，以天下徇其私欲也。”⁽⁸⁾这段文字是直接针对新法“尚利”而发的，颇能体现党争中学术争论的焦点所在。因此，政治保守者往往在辞赋中阐扬仁政治国之道，鼓吹“德治”，如陈襄的《咸阳宫赋》、司马光的《稷下赋》、陈洙的《漫泉亭赋》等。王安石的《龙赋》与司马光的《灵物赋》均仿荀卿赋，风格也十分相近，主旨上却有展示利天下的胸怀与表现仁爱万物的人生理想的区别，学术思想的分歧表现得尤为鲜明。在情、性之辨上，新学大体主性情统一说，二程诸人则主张性善情恶说。反映在辞赋中，理学家的赋往往感情平和，纯任天理；新法拥护者如王令诸人，则富于大济苍生的热情。

学术思潮对文学深层次的影响是以心态、思维模式为中介的。文学从基本上讲是心灵的写照，学术思潮投射于文人的心灵，要经过心灵的提炼、玩味，以另一种形态反映于文学中。宋代各个方面都表现出颓势，这种形势已成为难以扭转的历史必然。在变法运动中，有识之士激励名节，经世致用，如蔡襄、王令和郭祥正的一些骚体，激荡着济世救民的豪情，但这种豪情表现得并不能痛快淋漓、俊逸奔放，而是暗含着深刻的危机感、迟暮感和无可奈何的情绪，因而，这些骚体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和悲凉色彩，即使在刘敞、王回这些学者的辞赋中，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感伤情绪也极其明显。在品尝了党争的酷烈和政治的失败后，文人们心灵中适性逍遥的一面便明晰起来。社会环境造成的强烈压抑和痛苦失望通过静观内省而化解了。在辞赋中表现出来的，便是复杂、深邃而归于宁静的心灵和对社会人生大彻大悟后的怡悦；是浅而能深，于平淡中见精警，于流畅中显奇峭的审美特征。学术思想对辞赋深层次的影响，便形成了北宋中期辞赋内省、深沉、敏锐、悲凉的风貌。其时，理学类推、遍观的思维方式对辞赋的体物缘情、情理兼得诸方面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五、集大成而求变的创作倾向(www.xing528.com)

在辉煌的唐代文学之后，宋人沿袭唐人似乎无发展的余地。宋人只有另立门户才能求得发展。要另立门户，则必须在融汇前人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特色。这一点宋人认识得很清楚。孙何曾就文学问题询问欧阳修，欧阳修曰：“无他术，唯勤读书，有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庇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见之。”⁽⁹⁾罗大经《鹤林玉露》亦曰：“凡作文章，须要胸中有万卷书，为之根底，自然雄浑有筋骨，精明有气魄，深醇有意味，可以追古作者。……王荆公谓今之作文者如拾花之英，掬而玩之，虽芳馨可爱，而根柢蔑如也。”⁽¹⁰⁾宋人普遍地认为多读书乃作文的根柢。经过宋初七十余年的姁姁涵养，北宋中期，文人学殖深醇的文化品格终于养成。与前朝相比，北宋中期以来的文人其知识的广博和学术思维的缜密远甚于前人。出于力变唐人的目的，宋人在辞赋方面，选择了以学识修养为根柢，由六朝上溯先秦两汉的道路。宋初以来《文选》流行，就反映了这种创作倾向。广博的知识积累使他们有热情、有条件去尝试辞赋各体的创作，于是，便出现了众体并作的局面。

北宋中期辞赋创作众体并作的局面反映了宋人以广博的知识为根柢而集大成的创作意识。不过，这并不等同于对前代辞赋的追摹，而是在集大成的基础上力求创新。当时，宋人努力在创作各种文体的基础上突破文体的限制，破体为文。破体为文并非置文体特征于不顾，而是遵循可辨别而不执着的准则，在保持文体基本特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自由行文，不硁硁于法度。钱钟书先生指出：“足见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亦因以恢弘焉。”⁽¹¹⁾破体为文正显示出宋人立足于渊博学识的大手笔。明人许学夷在《诗源辨体》中云：“至梅圣俞，才力稍强，始欲自立门户，故多创奇变，宋人好奇者，大都出此。”⁽¹²⁾其实，当时的北宋文人大多具有创新意识。对于辞赋创作，黄庭坚指出：“凡作赋要须以宋玉、贾谊、相如、子云为师，略依放其步骤，乃有古风耳。”⁽¹³⁾宋玉、贾谊的骚体和司马相如、扬雄的大赋在文体方面极具代表性，黄氏要求在以他们为师的基础上放其步骤，这正是宋人破体为文的基本态度。

在辞赋当中，破体为文表现为各种文体的互相渗透，一方面，辞赋向其他文体浸透；另一方面，辞赋又融汇其他文体的特征，并且辞赋各体也存在着互渗的现象。

北宋中期，辞赋向其他文体的渗透是相当明显的。在散文方面，抒情散文从辞赋中汲取了不少营养。如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层层铺叙山中美景，在当时即被以赋目之。赋在描写景物时多从上下四旁言之，苏轼的《超然台记》、《凌虚台记》也采用这种手法。辞赋还向诗歌渗透。欧阳修的《庐山谣》是仿李白《蜀道难》而作，但行文风格的吞吐夷犹和景物描写的铺陈排比极似辞赋。

辞赋创作也深受来自散文的影响。早在宋初，田锡、赵湘、王禹偁等人的辞赋即吸取散文的成分。中期以来，这种创作倾向表现更甚。骈赋与骈文都有追求整丽雅切的特征，文体风格相近。北宋时期，骈文积极向散文靠拢。欧阳修曾评价苏洵父子的骈文曰：“往时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语，及广引故事，以炫博学，而不思述事不畅。近时文章变体，如苏氏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尽，不减古人。”⁽¹⁴⁾苏氏父子以四六叙述，让它发挥散体文的作用，因而受到欧氏推祟。当时人们特别重视唐人陆贽的骈文，主要在于他突破了骈文整丽的传统而向散文靠近。苏轼在《进呈唐陆贽奏议札子》中说：“贽文多用骈句，盖当日之体裁。然真意笃挚，反覆曲畅，不复见排偶之迹。”⁽¹⁵⁾在诗文革新运动中，自由畅达的散体文风融入骈体当中，形成了另立门户的“宋四六”，骈文的变化自然会带动骈赋，使它向散体发展。这时的骈赋略于用典，语言通俗，文气流贯，完全脱去了以往的滞涩和典雅。骚体本是近于诗的一种赋体，这时的一些骚体从内容到语言风格均与散文相去无几，如王回的《责难》、《爱人》，张载的《鞠歌》等。

辞赋还受到诗歌的渗透。辞赋以体貌缘情见长，往往极貌写物，言情务尽。而当时的一些辞赋表现出了词约旨丰、含蓄深婉、情理兼得的理趣韵致，极富诗之美韵。即使一些大赋也放弃了铺张扬厉的手法而追求诗韵。骈赋更是这样，如郑伯玉的《钓台赋》写游目山间的情景曰：“今古堪悲，跻攀尽趣。潮平昔日之岸，风动当时之树。石上少留，人间多故。游丝乱举，初同触目之疑；野竹随低，忽有沉钩之误。迹是人非，萧条晚晖。万里之碧嶂如画，几片之白云不归。鹭立斜分之浦，鱼惊半毁之矶。尽目而风波莫问，满山之松桂相依。”追怀往昔的情怀和凄凉落寞的心绪与穷山野水、林木萧疏的景象互相映发，表现出情景相生的诗境和旨深趣远的诗味。诗向骚体渗透的程度更深，像王令、郭祥正、文同的许多骚体与诗的界限几乎混融了。诗向辞赋的渗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散文化带来的寡于言情的不足。

辞赋各体也有互相渗透的现象。骚体在欧阳修、王安石、文同等人手里，脱尽了抒愤的特点，而是表现出幽婉旖旎的情怀，而这种内容，在六朝时多以骈体来表现。文同的骚体语言整丽雅洁，类似骈赋。范仲淹的《秋香亭赋》、蔡襄的《季秋牡丹赋》等除点缀一些“兮”字外，骚体的悲怨特色和悠扬舒缓的行文特征都非常淡薄了。

各种文体与辞赋以及辞赋各体之间的渗透，使宋赋在唐赋之后另辟新径。其中散文和诗向辞赋的浸透意义重大，这是形成宋赋平易而深婉的美学特征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之，北宋中期辞赋在众多因素的作用下，进一步拓宽领域，向着重实用和重文学性两个方向并进，逐步形成了平易畅达、旨深趣远、妙悟世情的特点，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

【注释】

(1)《续通鉴长编》卷九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欧阳文忠公全集》卷一百四。四部备要本。

(3)《全宋文》卷一一七九，巴蜀书社，1988。

(4)《欧阳文忠公全集》卷七十四。

(5)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中华书局，1984。

(6)《续通鉴长编》卷三六八。

(7)陈师道：《后山集》卷十八《谈丛》，四库全书本。

(8)《程氏文集》，中华书局，1981。

(9)《东坡志林》卷一，中华书局，1981。

(10)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六，中华书局，1983。

(11)钱钟书：《管锥篇》第三册，第890页。

(12)许学夷：《诗源辨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3)《苕溪渔隐丛话》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4)《全宋文》卷七四四。

(15)《苏轼文集》卷六十四，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