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题跋文初探
复旦大学 安芮璇
题跋文在宋代诸文体之中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如明末毛晋大规模辑集宋人题跋刊于《津逮秘书》之中，收录了20家凡76卷，数量极为可观。宋代因学术文化的昌盛、文人生活的悠闲、创作倾向的新变等背景，题跋迅速繁荣发展起来了。宋人开始用题跋文作学术性考证，品评艺术作品，记录自己生活、读书中的心得和断想，所以题跋文的兴盛反映了宋代知识阶层文化修养的提高与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
其中苏轼题跋文的成就很显著。《津逮秘书》里的《东坡题跋》凡六卷收录了近六百篇，在苏轼全部散文创作当中除了公牍、书牍以外，占着最大的分量(1)。这就说明题跋这种体裁是苏轼最偏爱的形式。而且不但其数量令人惊叹，其题材之丰富多彩、运笔之毫无拘束、韵味之淳厚隽永，也都令人赞叹，题跋果然是苏轼的最妙之文(2)。并且苏轼奠定了题跋的典型，韩愈、柳宗元以来唐末一些作家的题跋文都坚持写古文的严肃态度，欧阳修的题跋开了文学性题跋的先河，到苏轼的笔下，题跋脱离古文的框架，成为毫无拘束、随兴而写的文字。但对他题跋的专门研究，历来注意甚少，本文准备就这一论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宋代题跋文兴盛的背景
题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始于唐宋(3)，但题跋的源头“跋尾”六朝已有，初起时是在书画作品末尾署名而已，作为已经赏鉴或收藏的标识，后来又添加了记述或品评的文字。
唐代开创了一类标为“题某”、“读某”的文章，但数量不算多，形式和内容也颇局促，还未形成普遍写作的风气。到宋代欧阳修，最早用“题跋”这一名，以后出现大量的题跋，远非唐人题一书一文所可比拟(4)。在宋代这么流行“题跋”这类文体，其原因何在？
首先，是学术、文化的昌盛。“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着”(5)，宋代在金石学、儒学、经学、史学、理学、小学、目录学等各方面上获得成果，从而涌现出了专门的学术著述，不但出现了有关这些著述的题跋，还有很多读书过程中的疑问，从而写成考证、校勘、辩误等性质的题跋。尤其是金石学方面，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就是据他收集的金石碑文撰写的题跋，一共10卷，400多篇，谨严博洽。学术的兴旺多靠宋代雕版印刷的成熟，印刷术普遍以后，使图书能够较大批量地生产，从而扩大了图书的传播与收藏，文人接触书籍比以前多得多，有这样书籍的广泛流布，才可以让文人写出题跋。苏轼的题跋也多依赖于刻本，如《书诸集改字》：“蜀本大字书皆善本。蜀本《庄子》云‘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此与《易》‘阴疑于阳’、《礼》‘使人疑汝于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苏轼非但接触到蜀本《庄子》，还与其他本比较了。又如《题渊明饮酒诗后》：“近见新开韩、柳集多所刊定，失真者多矣。”这些题跋涉及书籍出版的情景，可以知道书籍的流布促进了题跋的盛行。
此外，宋代书法、绘画艺术的兴旺也远远超过前代，文人们与画家的交流频繁，互相唱和赠答，衡书论画，蔚为文坛盛事，出现了大量书跋、画跋，以鉴赏前代作品，评论当代作家，陈述创作心得，阐发艺术理论，充分展示了书画艺术高度繁荣的局面。并且诗、文、词三类文学创作都达到了极盛，文学创作的繁盛在题跋文中也有明显的体现，众多诗文作品和诸家别集的题跋，或品评作品的优劣，或叙述编集的缘起，或记录作者的轶事。但即使出现再多的艺术、文学作品，若没有鉴别者的审美眼光，也不会写出那么多数的题跋。
其次，文人生活的闲适和爱好。宋代是重文轻武的时代，所以对文人很厚待，俸禄多，假期多，生活经济上的余裕给读书人更多的时间。他们利用公务以外的时间可以尽情享受文艺生活，钻研感兴趣的学术。他们的文艺生活颇为丰富，作诗文、读书以外，还有博弈、弹琴、书法、绘画、收藏、收集、宴会、游览山水、结为会社等，这些闲适生活中的品赏和感兴都成为题跋的题材，并且从这一点上可以发挥其优点，表现用古文表达不出的轻松和悠闲，窥见他们的另一面目。而且宋人有请求当代名家品题自己收藏的书画以及文房四宝的爱好，还有以文交友、互相品评诗文的风尚，在频繁的文化交流中，题跋的写作随之也增多了，所以随处可见怀念旧情、评论诗文的内容。
其三，创作倾向的新变。题跋文体初起时，与古文运动有关。古文家一面改造基本定型的传统文体，同时一面探索开创新文体，题跋是其中之一(6)。韩愈、柳宗元的题跋文，例如《读荀》、《读仪礼》、《题哀辞后》、《读韩愈所作〈毛颖传〉后题》等，都是阐述古文与古道的关系，提倡作文“本志乎古道”。以后一些文人创作题跋也与创作其他古文一样，坚持作文负有明道的使命，所以他们的题跋改变不了严肃、生硬的作风。但宋代题跋文是闲适、无意为文的写作。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说：“夫好古之士所藏之物，未必皆适世之用，惟其埋没零落之余，尤以为可惜，此好古之僻也。”(7)“老年病目，不能读书，又艰于执笔。惟此与《集古录》可以把玩，而不欲屡阅者，留为归颍销日之乐也。”(8)“集古”是出于销时好古之情，不存任何的功利之心，其功能在于娱情遣兴，在把玩、鉴识中体验轻松舒适，享受生活的闲逸。传统古文作为一种文体形态至唐宋已发挥到极致，唐宋古文在趋于法度的齐备与规范化的同时，一面也逐步呈现灵动变化的小品化趋势。(9)这是因为一方面可能是文人自己也知道只用古文来表达复杂多样的生活与感受有拘束和限制，要开拓新的体裁；另一方面，可能因针对作文上过度强调思想、功能性而产生的逆反心理。到宋代，出现大量的闲适式的写作态度，题跋、诗话、笔记都是写作的小品化趋势的标志。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序言说“退居汝隐，而集以资闲谈也”；笔记《归田录》序言说“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可知题跋与诗话、笔记的写作心态都相同。
二、苏轼题跋文的结集过程
苏轼的文集出现过好多的版本，并且被禁毁过，原来的面目难以保存。而且许多题跋写完即给别人，或因一时的兴趣信笔而成，难以收集。苏轼生前整理编定平生所作的文字，又经后人增添补充和整理，称为“东坡七集”，包括《东坡集》、《后集》、《内制》、《外制》、《奏议》、《和陶》、《应诏》。除了《应诏集》以外，都是苏轼生前亲手整理出来的(10)。宋版“东坡七集”，明初已属罕见。到明成化四年（1468），程宗刊刻了“东坡七集”，以《续集》取代了原有的《和陶集》，而《续集》所收作品，除和陶诗外，还包括《东坡集》、《东坡后集》未予收录的诗文。据李绍为该本所撰序，成化本“东坡七集”中，其《续集》以前的六集均据宋刊“东坡七集”系统的曹训刻本翻刻(11)。现通行的《四部备要》本“东坡七集”是据对成化本七集改正疏漏的宝华庵本排印(12)。其编次卷数一致，从此可推测苏轼当初整理文集的时候收录的题跋，《前集》杂文类中16篇，《后集》杂文类中7篇，释教类6篇，跟现在我们看到的近600篇差得远。苏轼的题跋，宋时已经大多散见在文集以外的笔记、诗话，如《东坡志林》、《仇池笔记》、《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等书中，苏轼同时代人和时代稍晚的人亦有不少引录。只有一小部分收入《东坡集》和《东坡后集》。到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茅维刊七十五卷本《苏文忠公全集》时，才在“题跋”的名称下收集了这些文字，即该书卷六十六至卷七十一。后来明末的书商毛晋为了迎合明末人的爱好，大规模辑集宋代士人的题跋文刊于《津逮秘书》之中，其中《东坡题跋》六卷，即从茅维刊《东坡全集》中抽出单行。那茅维根据什么来整理苏轼的题跋文？他吐露当时整理苏轼文章的困惑，“昔长公被逮于元丰间，文之秘者，朋游多弃去，家人恐怖而焚之者，殆无算。逮高宗嗜其文，汇集而陈诸左右，逸者不复收矣。迄今遍搜楚、越，并非善本，既嗟所缺，复憾其讹”(13)，幸亏他从焦竑那儿能接触阁本《外集》，“丐诸秣陵焦太史所藏阁本《外集》。太史公该博而有专嗜，出示手板，甚核。参之《志林》、《仇池笔记》等书，增益者十之二三，私加刊次，再历寒燠而付之梓。即未能复南宋禁中之旧，而今之散见于世者，庶无挂漏”(14)，他参考了阁本《外集》(15)，因为此本收录了较多的题跋文章，并且在题跋文的安排形式上他也受到了此本的影响。依焦竑的序文，可知《外集》中题跋的整理状态比较好，“最后得《外集》读之，多前所未载，既无舛误，而卷帙有序，如题跋一部，游行、诗、文、书、画等，各以类相从，而尽去《志林》、《仇池笔记》之目，最为精核”。(16)
经过千辛万苦，苏轼的题跋文集合在一起，这反映宋明两代在文章观念上的差异。宋代“文”的观念很严肃，不是严肃正经的崇论闳议，只能列入杂文类，甚至于排斥文集外，编于“外集”。到明代，才把它们安排入文集里面，这意味着文体观念的进展。
三、苏轼题跋文的主要内容
作为散文文体，题跋开始于唐代，韩愈有《读荀》、《读鹖冠子》，《读仪礼》、《读墨子》、《题哀辞后》，柳宗元有《读韩愈所着〈毛颖传〉后题》，李翱《题燕太子丹传后》，司空图《题东汉传后》，皮日休《读司马法》，陆龟蒙《书李贺小传后》，杜牧《题荀文若传后》等，皆就作品本身生发议论，限于文字著述。
苏轼对题跋文体的贡献，尤其反映在题材的开拓上，如由单纯议论著述文字扩展到书画等艺术、文化领域(17)，其题材广泛涉及文章、诗词、书法、绘画，乃至纸墨、笔砚、琴棋等杂物与日常游览，大大开拓了以前题跋题材的范围。《东坡题跋》包括杂文93篇、诗词179篇、书帖119篇、画31篇、纸墨39篇、笔砚34篇、琴棋杂器34篇、游行62篇。从内容来看，大致可分为如下三类：一是学术性的考证与评论，二是对艺术的感赏与品评，三是对生活中琐碎事物、事件的记载和感兴等。
首先看学术性的考证与评论。在全部题跋文之中属于这类不多，而且比较没有文学性，但充分体现了作者敏锐的观察和独特的视角。例如：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18)
这里他没有任何版本的根据，只是凭自己的创作感受来考证诗句。此外苏轼对《文选》的论评很辛辣，虽然其观点有一点偏颇，但可提供《文选》研究的线索。(19)
其次，对艺术、文学作品的品评与鉴赏。有的是对艺术作品的品评，往往写出从中领悟的创作论与鉴赏论。
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别其中边者，百无一二也。(20)
苏轼对陶、柳诗的好评是因为从表面上看虽枯澹，但其内涵却很膏腴，真正懂诗的人应该超过文字的表面感受其真意。因为艺术的最高境界不只是描述对象的表面，还要包含超过表面的真理、精神，但真理不能用直接的方式传达，并且我们的表现也有限制，创作人只能用有限制的表现来表达真理，尽量达到“似”的程度，所以感赏者不要只看表面，还要能看到其里面的真意。读文要读文字表面之外(21)，看书法要看形迹之外(22)，感赏绘画要看笔墨之外(23)，这是苏轼感赏艺术的一以贯之的标准。
苏轼在艺术品评上经常用比喻、直观的语言，比如品评黄庭坚的诗，就用了饮食的比喻,“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飧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24)；解释书法则用人体来比喻，“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25)，这样的比喻不是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但让我们隐约地感受到其气氛。
苏轼的艺术感受，往往通过比喻引发读者的想象。如：
凡世之所贵，必贵其难。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今君所藏，抑又可珍，卷之盈握，沙界已周，读未终篇，目力可废，乃知蜗牛之角可以战蛮触，棘刺之端可以刻沐猴。(26)
对书法艺术评赏的精微，用了一系列夸张的比喻，读来让人失笑。
其三，对生活中琐碎事物、事件的记载和感兴的文字。苏轼用很少的文字来记述生活中的场面、断想，这类题跋让我们看到苏轼真正的为人和生活的真面目。
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浓，命曰“腐肠之药”。此三十二字，吾当书之门窗、几席、缙绅、盘盂，使坐起见之，寝食念之。(27)
这是他在黄州贬谪时期的题跋，可以窥见他当时真实的心境，而这些在古文中往往是难以看到的。因为我们读古文，只能看到经过推敲琢磨和反复思考以后的精髓，而看不到隐藏在那篇文章之后的文人在生活中的真实面目，即使是苏轼也不例外。但题跋却能够相当贴切地反映了他生活中的情趣。
有些题跋是记录对身边事物的细心观察和断想，如：
砚之发墨者必费笔，不费笔则退墨。二德难兼，非独砚也。大字难结密，小字常居促；真书患不放，草书苦无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万事无不然，可一大笑也。(28)
本来题跋是针对书籍、文章写的，但宋人对文房四物的嗜好很盛，苏轼也写了大量的对墨、纸、笔、砚等身边事物的题跋，这也是他题跋的一种特色。一般来说，宋人对日常生活的关心和观察很细腻，苏轼观察砚的眼光也极为细致，对个中利弊的体会也相当深入，还能由此生发，展开联想。
四、苏轼题跋文写作的意义
在苏轼的散文创作中，他的题跋文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他写了近600篇的题跋反映着他对艺术价值的肯定；二是他的题跋远离古文的严肃性，带着闲适与幽默。
（一）宋代道学家把艺术创作视为“玩物丧志”，认为会妨碍接近“道”。但苏轼不但亲自参与艺术创作，并且写了大量题跋反映了他对艺术价值的肯定。这样的差异由于他们对“道”的解释与体现“道”的方式不一样。道学家以为道是人们行为的道德原则，道就包含在圣人的教训、儒家的经典里，只要存养省察，则心目之间，体段昭然，必能切实体验与把握。而苏轼所认识的道，是抽象的、无穷的，“物有畛而理无方，穷天下之辩，不足以尽一物之理”(29)，是超言绝象，超过于我们的知觉能力，不能把握，并不能被定义、说明(30)。正如“达与不达者语，譬如与无舌人说味。问蜜何如，可云蜜甜。问甜何如，甜不可说”(31)，那么怎么能接近于甜（道）？虽然甜不能用明了、逻辑的语言表达，但可以用比喻、形容的方法来传达甜的气氛。总之，表现的不是甜的本身，但表现甜的任何尝试都值得去做。同样，所有诗文书画的比喻、艺术的形式都包含体现道的可能性。因此苏轼认为从事诗、文、书、画，亦即“为文”是能表现“道”的方法，就是将“道”引入到实践的方法。(32)
钱塘僧思聪，七岁善弹琴。十二舍琴而学书，书既工。十五舍书而学诗，诗有奇语。……虽然，古之学道，无自虚空入者。轮扁斫轮，伛偻承蜩，苟可以发其巧智，物无陋者。聪若得道，琴与书皆与有力，诗其尤也。聪能如水镜以一含万，则书与诗当益奇。吾将观焉，以为聪得道深浅之候。(33)
苏轼认为琴、书、诗等艺术达到的程度是“得道”的标志，从事诗文书画是道的实践，因此艺术能够反映其人的道德修养的深浅，“凡书象其为人……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34)，“观其书，知其为挺然忠信礼义人也”(35)，“章文简公楷法尤妙，足以见前人笃厚谨厚之余风也”(36)。而且艺术的最高境界与道的境界是相同的：“其为人傥荡，本不求工，所以能工此，如没人之操舟，无意于济否，是以覆却万变，而举止自若，其近于有道者耶？”(37)这样的态度跟程颐正好相反，程氏对唐代书法家张旭的评价是“可惜张旭留心于书，若移此心于道，何所不至？”(38)，这是苏轼与二程道学派的分歧所在，苏轼不否定艺术的价值，所以他平生不断欣赏与品评艺术作品。在诗文书画等艺术的感赏与品评上，不用既存的形式，而积极采用了题跋的形式，虽然这一文体不是从他的笔下创造出来的，但在他以前还没人用这么多题跋的形式来表达对艺术的感赏与感受，可以说这是苏轼创作题跋的一种意义。
（二）苏轼题跋文的最大特征是随兴而写的态度，摆脱了任何功利目的，从中闻不到正统文章的味道，却洋溢着幽默、闲适的情感。宋代因古文运动的高涨、道学家的“作文害道”的说法，文风变得严肃、沉重，他们否定作文中的幽默、闲适之情，强调文的载道性。苏轼的题跋反而完全脱离任何思想、形式、内容的拘束，流露出他的活泼、幽默、天真、悠然的面目，还有读后久久不歇的余韵。形成这样的特征是由于他的题跋不是刻意追求题旨的深思、结构的布置、语言的润色，而是自然直率地表现日常生活。
黄鲁直学吾书，辄以书名于时，好事者争以精纸妙墨求之，常携古锦囊，满中皆是物也。一日见过，探之，得承晏墨半挺。鲁直甚惜之，曰“群儿贱家鸡，嗜野鹜”。遂夺之，此墨是也。(39)
黄庭坚不舍的神情和苏轼调侃的态度，都历历在目，苏轼甚至就用那块墨来写这篇题跋文，真让人忍俊不禁。
真宗东封还，访天下隐者，得杞人杨朴，能为诗。召对，自言不能。上问临行有人作诗送否？朴言“无有。惟臣妻一绝云：‘且休落魄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放还山，命其子一官就养。余在湖州，坐作诗追赴诏狱，妻子送余出门，皆哭。无以语之，顾老妻曰：“子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一诗送我乎？”妻不觉失笑。予乃出。(40)
处于生死未卜的紧迫情况下，他还如此豁达开朗，将生死置之度外，充分展示了他本性的幽默达观。这种生动与幽默的日常生活用传统古文是表达不出来的。
当然苏轼题跋文中，也有带着深刻的人生哲理或艺术理论，但题跋本来不是为了阐发哲理而写的，其中蕴含的哲理只是作者在日常生活中偶然遭遇到特殊的契机而体验到的。例如：
余尝寓居惠州嘉佑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床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41)
这篇题跋记录了一次简单的登山经历，但其中却包含着一刹那顿悟的哲理。这种感悟常常稍纵即逝，需要作者凭借敏锐的感受能力和高超的表现手法将之展现出来。它并不像一般古文那样深思熟虑地通过一大堆的议论来呈现哲理，而是从具体的生活琐事即兴产生的顿悟。
题跋里的哲理是融入在日常生活里的，所以他的题跋像本人一样活泼、幽默：“石昌言蓄廷珪墨，不许人磨。或戏之云：‘子不磨墨，墨当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无恙，可以为好事者之戒。”(42)这个短句子，其造语既巧妙，意义又耐人寻味。(www.xing528.com)
总之，苏轼题跋文的特点是表现了对艺术与幽默的爱好，可以说题跋是最反映他本人性情的一种形式。不过，由于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前人认为只有宣讲圣道、宏扬大雅的文章才是文章的正宗，而抒发性情，形式自由的题跋，一直被轻视。但人不能总是严肃的，有时也需要放松的空间，就是所谓的“一张一弛”。对苏轼来说，题跋就是适合这样的要求而被写出来的。
作为散文文体的题跋从唐代开始，但当时还没有随兴而写成的典型。题跋在唐代古文家的笔下，还是比较严肃的形式，大都离不开道的影响，主要还是为了展开自己的文学主张和学术观点，与别的写作没有区别。在苏轼手中，题跋摆脱了“古文”的思想束缚，完成了轻松自由的题跋文体的典型，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以后又出现了黄庭坚等人有名的题跋作品，并影响到明末的小品。
【注释】
(1)笔者看到的《东坡题跋》六卷是《丛书集成初编》（1985）本，一共收录591篇题跋。以孔凡礼校点的《苏轼文集》的全部散文来统计，题跋占15．6%的比率。
(2)陈继儒：《东坡题跋》序：“题跋，文章家之短兵也。……苏、黄之妙，最妙于题跋。”
(3)吴讷：《文章辨体序说·题跋》：“汉晋诸集，题跋不载。至唐韩、柳始有读某书及某文题其后之名。迨宋欧、曾而后，始有跋语，然其辞意亦无大相远也，故《文鉴》、《文类》总编之曰题跋而已。”《文体明辨序说·题跋》：“按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凡经传子史诗文图书之类，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谓尽矣。其后览者，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则复撰词以缀于末简，而总谓之题跋。至综其实则有四焉：一曰题，二曰跋，三曰书某，四曰读某。夫题者，缔也，审缔其义也。跋者，本也，因文而见本也。书者，书其语。读者，因于读也。题、读始于唐；跋、书起于宋，曰题跋者，举类以该之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第45页。
(4)《文苑英华》、《唐文粹》都没有题跋一类。到南宋《宋文鉴》，始立“题跋”一类，录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22家题跋46首为2卷。大量写作题跋，从欧阳修始。欧阳修以前文人柳开、穆修、石介没写过题跋文，王禹偁、范仲淹各有两篇。欧阳修以“杂题跋”这总名，收录了27篇题跋文章，还有《集古录跋尾》400多篇。
(5)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王国维遗书》第五册。
(6)朱迎平：《唐代古文家开拓散文体裁的贡献》里说，唐代古文家开创新文体主要指杂文类，其中包括“读”、“题后”、“书后”等的题跋形式。《文学遗产》，1990年第一期。
(7)《集古录跋尾》卷三《后汉无名碑》，《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
(8)《集古录跋尾》卷十《杂法帖》六。
(9)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第258－259页。
(10)见于苏辙的《墓志铭》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11)李绍：《重刊苏文忠公全集序》：“得宋时曹训所刻旧本及仁庙所刻未完新本，重加校阅，仍依旧本卷帙，旧本无而新本有者，则为续集并刻之。”《苏轼全集》，中华书局，第2386－2387页。
(12)以上苏轼文集的版本情况参见刘尚荣《苏轼著作版本论丛》，巴蜀书社，1988。
(13)茅维：《宋苏文忠公全集敍》，《苏轼文集》，中华书局，第2390－2391页。
(14)茅维：《宋苏文忠公全集敍》，《苏轼文集》，中华书局，第2390－2391页。
(1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外集之名殊无根据。竑称得之祕阁，不知明代之书，尽于杨士奇、张萱所录，二家之目不载，竑又何从得之”，质疑明代《外集》的存在。但已有学者对此观点加以驳正。参见刘尚荣《苏轼著作版本论丛》，巴蜀书社，1988。
(16)焦竑：《刻苏长公外集序》，《苏轼文集》，中华书局，第2387－2388页。
(17)据《全唐文》有欧阳询《题诸家书帖》，罗隐：《题神羊图》，《唐文拾遗》中有韩择木《相国帖跋》，卢知猷《卢鸿草堂图后跋》，陶穀：《右军书黄庭经跋》，所以不能说唐代没有针对书画的题跋文章，但其数量确实很少。
(18)《东坡题跋》卷二《题渊明饮酒诗后》。
(19)苏轼对《文选》的评论题跋有四篇，《东坡题跋》卷二《题文选》、《书谢瞻诗》、《题蔡琰传》、《书文选后》。
(20)《东坡题跋》卷二《评韩柳诗》。
(21)《东坡题跋》卷二《书司空图诗》：“司空图表圣自论其诗，以为得味于味外。”卷二《书黄子思诗集后》：“予尝论书，以谓锺、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其论诗曰：‘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卷四《跋李康年篆心经后》：“余闻此经虽不离语言文字，而欲以文字见、欲以语言求则不可得。”
(22)《东坡题跋》卷四《题笔阵图》：“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虽然，不假外物而有守于内者，圣贤之高致也。”卷四《跋叶致远所藏永禅师千文》：“其意已逸于绳墨之外矣。”卷四《跋蔡君谟书》：“若江南李主，外托劲险而中实无有，此真可谓弱者。世以李主为劲，则宜以君谟为弱也。”
(23)《东坡题跋》卷五《书陈怀立传神》：“萧然有意于笔墨之外者也。”
(24)《东坡题跋》卷二《书黄鲁直诗后二则》其二。
(25)《东坡题跋》卷四《论书》。
(26)《东坡题跋》卷四《跋王晋卿所藏莲华经》。
(27)《东坡题跋》卷一《书四戒》。
(28)《东坡题跋》卷五《书砚》。
(29)《东坡题跋》卷一《书黄道辅品茶要录后》。
(30)《东坡题跋》卷一《跋荊溪外集》：“孔子之妙传于一唯。枘凿相应，间不容发，一唯之外，口耳皆丧，而门人区区方问其所谓，此乃系风捕影之流，不足以实告者。”
(31)《东坡题跋》卷一《跋赤溪山主颂》。
(32)包弼德（Peter Bol）通过《苏氏易传》阐述了苏轼对“道”的识识，从这一点说明苏轼不懈地参与对文学、艺术的追求以及把它们视为有用的事业。包弼德认为，对苏轼而言，作为文化的追求，“为文”是“道”的实践。他所说的“文”，包括诗、文、书、画的文化艺术。（包弼德（Peter Bol），《Sushi and Culture》，《Sung Dynasty Uses of the I Ching》,Princeton univ．1990）
(33)《苏轼文集》第十卷《送钱塘僧思聪归孤山叙》，孔凡礼，中华书局，1996。
(34)《东坡题跋》卷四《书唐氏六家书后》。
(35)《东坡题跋》卷四《跋钱君倚书遗教经》。
(36)《东坡题跋》卷四《书章郇公写遗教经》。
(37)《东坡题跋》卷四《跋王巩所收藏真书》。
(38)《二程遗书》卷第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235页。
(39)《东坡题跋》卷五《记夺鲁直墨》。
(40)《东坡题跋》卷三《题杨朴妻诗》。
(41)《东坡题跋》卷六《记游松风亭》。
(42)《东坡题跋》卷五《书石昌言爱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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