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辞赋发展与创新——欧阳修与秦观的贡献

论宋代的辞赋

湖南科技大学　王友胜

宋赋数量可观，马积高先生主编的《历代辞赋总汇》，收录宋代辞赋作家347人，辞赋作品1445首，这个数量自然无法与明清相比，就是比唐朝（《总汇》收579人，1711首）也要少，但它作为宋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也是宋代文学研究不容忽视的内容。

一、宋代辞赋的几种主要体制

宋代的文赋渐趋成熟，律赋、骚赋的创作也较为兴盛，逞辞大赋、俳（骈）赋亦间有佳作，赋自产生以来出现的一切样式在宋代都有人尝试创作，可以说体制完备，形式丰富多样。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可见赋历来与诗关系密切，但到了唐宋时期，随着韩、柳、欧、苏古文运动的掀起，辞赋作家受此影响，将古文的笔法融入赋的创作中，以文为赋，从而产生了一种异于前代辞赋体制的新样式——文赋，祝尧《古赋辨体》卷八说“宋之古赋往往以文为体。”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亦谓“三国、两晋以及六朝再变而为俳，唐人又再变而为律，宋人又再变而为文”。关于文赋的起源，历来有不同的说法。元代祝尧认为文赋起源于汉代扬雄，“子云此赋则自首至尾纯是文赋之体，鲜矣。厥后唐宋时诸公以文为赋，岂非滥觞于此？”⁽¹⁾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则认为起源于屈原及汉代司马相如与班固，“楚辞《卜居》、《渔父》二篇已肇文体，而《子虚》、《上林》、《两都》等作则首尾是文，后人效之，纯用此体”。清代孙梅《四六丛话》则认为起源于荀子，“又有文赋，出于荀子《礼》、《智》二篇”。但学术界一般认为，以上所指只是文赋的渊源，真正意义上的文赋则形成于中晚唐，发展于宋初，成熟于欧、苏手中。宋代的文赋较之唐代的文赋在句法与章法安排上更趋于散文化，是一种散文化了的赋，这种文赋句式可以参差，语言较为流畅，押韵也不拘泥，既无须汉逞辞大赋的铺陈，也不必如骈赋或律赋过于讲究对偶，更没有前代骚体赋的藻饰，所谓“文赋尚理而失于辞”。⁽²⁾其形式往往前半部分用赋体描写叙述，后半部分用散体议论。祝尧《古赋辨体》卷七评杜牧《阿房宫赋》云：“前半篇造句犹是赋，后半篇议论俊发”；“宋朝诸家之赋，大抵皆用此格”，可见真正对宋代文赋产生影响的应是《阿房宫赋》。宋代文赋名篇有赵湘的《姑苏台赋》，田锡的《诸葛卧龙赋》，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黠鼠赋》、《滟滪堆赋》、《后杞菊赋》，黄庭坚的《休亭赋》、《苏李画枯木道士赋》、《煎茶赋》，苏辙的《黄楼赋》、《缸砚赋》、《墨竹赋》、《苏李画枯木道士赋》，张耒的《斋居赋》、《卯饮赋》、《秋风赋》，陆游的《焚香赋》等，均体现了文赋发展的新方向，尤其是《秋声赋》与《赤壁赋》更是将文赋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李调元《赋话》卷五说：“《秋声》、《赤壁》，宋赋之最擅名者，其源出于《阿房》、《华山》（按唐杨敬之作）诸篇。”宋人革新赋风，以文为赋的做法在当时并未得到理论上的认肯。欧阳修是宋代文赋的主要开创者，但宋人称道欧阳修之赋者十分少见，陈师道《后山谈丛》甚至说“欧阳永叔不工于赋”。朱熹《楚辞后语》卷六评苏轼《服胡麻赋》说欧阳修、曾巩与苏轼“各以其文擅名一世”，“独于楚人之赋，有未数数然者，盖以文为赋，则去《风》、《雅》日远也。”由此可见，赋的传统观念在当时还难以改变，文赋要得到理论上的确认，尚需一段时间。

宋初因唐制，科考时以诗赋取士，律赋由是兴，欧阳修《归田录》卷下说：“（真宗）咸平五年，南省试进士《有教无类赋》，王沂公（曾）为第一，赋盛行于世。”此外，宋初帝王好赋，文人献赋亦是此间律赋创作繁荣的重要缘由。《山堂肆考》卷一二九载，徐奭作《试铸鼎象物赋》、蔡齐作《置器赋》，真宗“皆以文辞理致擢为第一”，吕臻作《富民之要在于节俭赋》，仁宗“亦擢第一”。律赋多为科考时所作，亦有考前的习作及后来的作品。起初，韵脚不定，至晚唐而以八韵小赋为定格。宋代律赋创作以初期数十年最为兴盛，李调元《赋话》卷五云：“宋人律赋篇什最富者王元之（禹偁）、田表圣（锡）及文（彦博）、范（仲淹）、欧阳（修）三公。”检五人文集，王禹偁存赋27篇，其中律赋19篇；田锡存赋24篇，其中律赋9篇；文彦博存赋20篇，其中律赋18篇；范仲淹存赋38篇，其中律赋35篇；欧阳修存赋20篇，其中律赋11篇。又如夏竦存赋14篇，其中律赋12篇；宋祁存赋45篇，其中律赋24篇；刘敞存赋35（含骚7首）篇，其中律赋22篇；皆为北宋前期作家。宋代自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变法，科举改制，罢诗赋，至绍圣元年（1094）复罢诗赋，再至崇宁间蔡京禁元祐学术，诗赋由罢到禁，兼之欧、苏等人倡扬文赋，律赋创作日渐其少。北宋后期稍可称举者唯秦观一人，他的律赋名作《郭子仪单骑见虏赋》被李调元评为“叙事工整，竖义透快”。⁽³⁾其律赋理论主要见李廌《师友谈纪》所载十三条，论述了宋代律赋的发展及赋用韵、用事、用字、炼句、声律等问题，被李廌评为“论赋至悉，曲尽其妙”。浦铣《复小斋赋话》卷上亦谓“秦少游论律赋最精”。南宋时写律赋的人也不多，而四六文则渐盛。李纲、楼钥两人算是例外，李纲《梁溪集》存赋23篇，其中律赋5篇，《赋话》卷五说：“靖康、建炎之际，则李忠定（纲)一人而已。”楼钥《攻媿集》存赋14篇，皆为律赋，数量为南宋赋家之冠。在形式上，宋初律赋承晚唐五代传统，追求对仗工整、平仄和谐，字数、韵脚限制较严，自欧阳修后逐步摆脱格律化、程式化的束缚，渐趋自由，《赋话》卷五说：“论宋朝律赋当以表圣、宽夫为正则，元之、希文次之，永叔而降，皆横鹜别趋，而偭唐人之规矩者矣。”可见，前人多将宋初律赋视作宋代律赋的典范，欧、苏古文运动后，律赋渐趋散文化，而与唐代及宋初律赋异趣，而且宋代律赋的成就已不如唐代，数量也没有唐代多。唐赋中律赋占一半以上，而宋赋则以古赋为多，律赋约占五六分之一。

骚赋是一种介于“楚辞”与赋之间的文体，形成于汉初，贾谊的《吊屈原赋》为其代表，其以“兮”、“些”字为读，长于抒幽怨之情，通体用韵等特点均源自“楚辞”，有些甚至就是拟骚之作；但它同时又更多具备有赋押韵、对偶及铺陈等特色，故早自汉代即有人将其视作赋的一种。骚赋创作历代不衰，宋代尤盛。南宋吕祖谦编《宋文鉴》卷三十“骚”类收北宋骚赋37首；元朝祝尧《古赋辨体》卷九“后骚”类收宋人骚赋5篇，“辞”类收2篇；清庄仲方《南宋文范》收南宋骚及辞作品15首。以上远不是宋代骚赋的全部，只是选录。刘壎《隐居通议》卷四说：“至宋豫章公（黄庭坚），用功于骚甚深，其所作亦甚似，如《毁璧》一篇，则其犹似者也。”其实像黄庭坚“用功于骚甚深”的作家还有很多，苏辙《栾城集》收赋8篇，其中《巫山赋》、《屈原庙赋》、《超然台赋》与《登真兴寺楼赋》为骚赋，另有《御风辞》、《上清辞》等5首，李纲有《拟骚赋》、《续远游赋》，范成大亦有“楚辞”体骚赋《幽誓》、《愍游》、《交难》、《归将》4首。宋代创作骚赋最多的当是张耒与高似孙，张耒有骚赋1卷凡10篇，高似孙甚至以骚名其别集，其《骚略》3卷，凡33篇。宋人认为骚赋创作贵在继承屈原的精神，不能只步其辞藻而无病呻吟，贵在独创而不能只取其形貌而模拟字句。⁽⁴⁾朱熹《楚辞后语叙目》云：“盖屈子者，穷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词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继之者，必其出于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乃为得其余韵，而宏衍巨丽之观，欢愉快适之语，宜不得而与焉。”与前代不重视辑录骚体赋不同，宋代则是骚赋结集的重要时期。《文苑英华》“杂文·骚”类收骚体赋42篇，据《宋史·艺文志》，晁补之辑有《续楚辞》20卷，《变离骚》20卷，所辑均自战国至宋朝王令，这是骚赋的一次较大规模的辑录，然两书均以亡佚，我们只能从《鸡肋集》卷三六作者写的两篇自序得其梗概。此后朱熹亦有骚赋选本《楚辞后语》6卷，乃由晁氏二书删削而成。宋人对屈原的爱国精神普遍认肯，楚辞学在宋代较为兴盛，前代骚体赋的辑录与整理成果较多，这些均应视作宋代骚赋创作繁荣的文化背景。

项安世《项氏家说》云：“尝读汉人之赋，铺张宏丽，唐至宋未有及者。”此话亦不尽然，《宋史·赵邻几传》载其“尝作《禹别九州赋》，凡万余言，人多传诵。”王禹偁《著作佐郎赠国子博士鞠君墓碣铭》载鞠常“举进士时著《四时成岁赋》万余言，声振场屋”。《宋史·刘弇传》载其“进《南郊大礼赋》，哲宗览之动容，以为相如、子云复出”。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七载钱熙“进《四夷来王赋》万余言，太宗爱其才。”洋洋洒洒，动辄万言。宋代的大赋名篇还有杨侃的《皇畿赋》、崔公度的《感山赋》、周邦彦的《汴都赋》、胡寅的《原乱赋》、王十朋的《会稽风俗赋》等，其中《感山赋》约七千余字，前半部分借铜鞮处士之口叙述太行山之形胜、气候与风物，后半则为曲辕先生与梁国公子之间的论难。《孙公谈圃》卷上载，欧阳修曾题此赋“司马子长（相如）之流也”，足见是典型的汉式大赋，崔公度也因此赋而被英宗授为国子监直讲。在艺术上，宋代大赋长于议论，具有气势，句式富于变化，多长联，有时甚至联中有联，文采不足而“事皆实录”，⁽⁵⁾从而与汉大赋的夸张藻饰、鸿色润业不同。宋代的骈赋间亦有作，如徐铉的《木兰赋》、《新月赋》，杨亿的《春雪赋》、《君可思赋》及司马光的《交趾献奇兽赋》等，兹不赘述。

二、宋代辞赋的题材内容

宋人颇重视辞赋的内容，欧阳修《进拟御试应天以实不以文赋》并引状批评当时“考试进士文辞，但取空言，无益时事”，故“谨拟御题撰成赋一首，不敢广列前事，但直言当今要务，皆陛下所欲闻者”。张《声赋序》亦云：“《声赋》之作，岂拘模限韵，春雷秋虫之为事也？盖取诸声，成之文，五化之本，苟有所补，不愧空言尔。”正如理论家所倡导的一样，宋代辞赋既继承了战国以来辞赋的内容，在题材上又有所开拓创新，表现出一些新的面貌。

第一，宋赋在题材上最值得称道的是产生了不少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统治者尤其是封建帝王腐败政治的赋。汉赋多为宫廷文人所撰，虽然“曲终奏雅”，但不过是“劝百而讽一”；唐赋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较之汉赋有所提高，如孙樵《大明宫赋》，杜牧的《阿房宫赋》等；宋代则出现了直接反映下层劳动人民悲苦生活的赋，这是前代的赋中少见的。王禹偁的《吊税人场文》、《续戒火文》、《诅掠剩文》均为现实性很强的赋体文，尤其是《吊税人场文》以虎搏人为喻，揭露统治者对人民搜刮、榨取，指出“虎之搏人也，止于充肠;官之税人也，几于败俗”，可谓苛政猛于虎。孙因的《蝗虫辞》⁽⁶⁾以拟人手法，借蝗虫“今为害者岂我乎”的反驳，愤怒地指控统治者“牟人之利以厌己之欲”，“食人之食而误人之国”，“咋人骨髓”，“害民者无期”而又“人其形而蝗其腹”，是盘剥人民而又具有欺骗性的吸血鬼。晁公遡的《暑赋》反映了下层劳动者在溽暑中的艰辛苦痛，米芾的《蚕赋》以统治者的奢侈与养蚕女的寒苦对比，其讽刺性很强。北宋赋还把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最高统治者，如宋白的《三山移文》，嘲讽秦皇汉武求仙诞妄，实讽真宗好神仙；宋祁的《诋仙赋》；李觏的《疑仙赋》、《麻姑仙赋》，文同的《石姥赋》皆为同类之作。秦观的《浮山堰赋》批判梁武帝轻举妄动，实为讽刺新法而作。程俱的《采石赋》借“三老”之口，讥讽徽宗皇帝生活的穷奢极欲。胡寅的《原乱赋》则总结了北宋灭亡的历史经验教训。更可喜的是，宋赋中还有表现民族矛盾与爱国思想的作品。路振的《祭战马文》是有爱国思想的讽刺赋，写将帅无能，无以御敌。李纲的《南征赋》以为金国所占领的“淮”，“漠北”为念，以屈原自况，忧国伤时，其思想性已远远超出了一般纪行赋的内涵。杨万里的《海鳅赋》则歌颂了采石矶之役抗金战争的胜利。

第二，描写亭台楼阁与园林斋室的辞赋大量出现，这与宋文中亭台楼阁记、园林斋室记急剧增加是一致的，此类题材唐前辞赋中比较少见，是宋人对辞赋题材内容开拓的新贡献。《历代赋汇》“室宇”（含室、堂、楼、亭、台、阁、轩、斋、庵、园等）类作品，宋前仅15首，而宋代即有50首。这一文学现象的产生与宋代文人好给书斋命名以明其志及地方官喜造台作赋的文化背景密切相连，张耒的《超然台赋序》云：“苏子瞻守密，作台于囿，名以超然，命诸公赋之。”除张耒此赋外，苏辙、文同当时也撰有同题之作。陈造的《淮海楼赋序》亦云：“师相郭公，即扬州南城为淮海楼，偕客落成，高邮陈造在焉，命之赋。”宋代亭台楼阁及园林斋室赋创作风气甚浓，其佳作如田锡的《望京楼赋》，晏殊的《中园赋》，范仲淹的《秋香亭赋》，赵湘的《姑苏台赋》，苏过的《思子台赋》，苏辙、文同、张耒的《超然台赋》，苏辙、秦观的《黄楼赋》，秦观、黄庭坚的《寄老庵赋》，晁补之的《是是堂赋》、《披榛亭赋》、《北渚亭赋》，米芾的《宝月观赋》，晁公遡的《朝山堂赋》，杨简的《南园赋》，郑刚中的《山斋赋》，陈造的《问月楼赋》，王十朋的《蓬莱阁赋》，杨万里的《清虚子此君轩赋》，范成大的《望海亭赋》、《馆娃宫赋》，林景熙的《宝月堂赋》等等。这些赋或叙亭台的营造经过；或写亭台周边的形胜风景；或抒主人的意趣胸怀，形式上骈散结合，错综优美，风格或雄浑或幽深，意境深邃，画面清新，颇富审美价值，可以说是宋赋中最富有文学性的作品。

第三，描写山水形胜或游览纪行的辞赋在魏晋六朝时曾大量出现过，但在写法上宋人已大有改观，其结构往往是先写景状物，再生发议论，探索人生之理，有的赋还因地怀古，记叙与游览地有关的人物掌故，为后面的议论作铺垫。与前此为写景而写景的辞赋相比，宋代此类赋在思想境界上要技高一筹。从这层意义上说，宋代真正的山水赋、纪行赋比较少见，此类赋中多因山水自然现象，谈人生哲理，或抒社会感慨。苏轼的《前赤壁赋》典型地反映了以上特点，人们耳熟能详。叶清臣的《松江秋泛赋》亦复如是，该赋首叙“社桔初黄，汀葭馀翠；惊鹭朋飞，别鹄孤唳”的松江秋景；再凭吊曾在松江游泛的范蠡、张翰、陆龟蒙等历史人物，赞其避世隐居，风流高雅；最后生发“思勤官而裕民，乃善利之远猷；彼全身以远害，盖孔臧于自谋”的高论。宋代的山水赋、游览赋还有李问的《仰山赋》，夏侯嘉正的《洞庭赋》，崔公度的《感山赋》，苏轼的《滟澦堆赋》、《天庆观乳泉赋》，苏辙的《乌山赋》、《登真兴寺楼赋》，米芾的《登黄鹤台下临金山赋》，秦观的《汤泉赋》，张耒的《游东湖赋》，孔武仲的《二山赋》，李廌的《武当山赋》，李观的《长江赋》、《麻姑山赋》，李纲的《武夷山赋》，杨万里的《浯溪赋》，薛季宣的《雁荡山赋》，乐雷发的《游紫霞岩赋》，梁安世的《乳床赋》等。

第四，宋赋中数量最多的是咏物赋，其咏物的范围已由过去宫廷或人文案头室内之用物，扩展到其他与生活相关联的事物或动植物，如飞禽走兽、奇花异草、风云雨雪等。就宋人所咏之物与表达之意，此类赋又可细分为二：一是咏物抒情赋，作者选取某些在传统文学中具有特定含意的植物或其他事物加以吟咏，或托物言志，或借物抒怀，以此表现作者特立独行的高洁品格或与世无争的人生志趣，如王曾的《矮松赋》，宋祁的《右史院蒲桃赋》，刘敞的《栟榈赋》，欧阳修的《鸣蝉赋》、《红鹦鹉赋》、《黄杨树子赋》、《荷花赋》，苏轼的《沉香山子赋》，黄庭坚的《苦笋赋》，秦观的《吊镈钟文》，宗泽的《古楠赋》，李纲的《幽兰》、《莲花》、《梅花》等赋，陆游的《红栀子花赋》，范成大的《荔枝赋》,朱熹的《梅花赋》，陈翥的《桐赋》，高似孙的《幽兰赋》、《秋兰赋》、前后《水仙花赋》，洪咨夔的《老圃赋》等。王曾的《矮松赋》以矮松默默无闻而又顽强生长，比况离朝遭贬后与世无争甘居下流的心态。欧阳修的《黄杨树子赋》亦感慨黄杨树子“偏依最险之处，独立无人之迹”，君子无缘“爱赏”，而樵夫野老又“不知甚惜”。秦观的《吊镈钟文》以镈钟埋没已久，出土后又被县佐无端毁弃的不幸遭遇来反映人才的被压抑、埋没。二是咏物讽刺赋。作者多选取恶鸟臭禽或人们所厌恶、憎恨的事物，曲笔隐忍，婉转嘲讽，批判世道不平、官场腐败或某些丑恶的社会现象。这类作品笔调或幽默诙谐，或犀利尖锐，往往辞约而旨深，极富讽刺性、现实性与战斗性，相当于一篇寓言小品。艺术上化俗为雅，俗中求雅，以俗见雅，乃至融贯雅俗，达到大俗大雅。如梅尧臣的《鸤鸠》、《针口鱼赋》、《灵乌赋》、《灵乌后赋》，宋祁的《僦驴赋》，欧阳修的《憎苍蝇赋》，苏轼的《黠鼠赋》，孔武仲的《憎蝇赋》，洪咨夔的《烘蚤赋》，刘克庄的《诘猫赋》、《遣蠹鱼赋》、《劾鼠赋》，薛季宣的《蛆赋》等皆为显例。叶梦得的《避暑录话》卷下说：“欧阳文忠滁州之贬，作《憎蝇赋》，晚以濮庙事亦厌言者，屡困不已，又作《憎蚊赋》。”孔武仲的《憎蝇赋》表面体物，实则寄兴，借苍蝇来喻指俗世人们的尔虞我诈，彼此争权夺利，“人于万物，是亦一虫，纷然杂处，大小相攻”，揭露时弊真可谓一针见血。

第五，宋初还产生了许多写京都、宫殿与典礼的赋。北宋中后期积弱积贫，兼之内忧外患，此类赋有所减少，至南宋因仅存半壁江山，国势日蹙，人们已少有兴趣写这类歌功颂德的作品，即使写了，也往往语多嘲讽。宋赋中写京都的如杨侃的《皇畿赋》，关景晖的《汴都赋》（已佚），周邦彦的《汴都赋》，李长民的《广汴都赋》，王仲旉的《南都赋》（商丘），傅共的《南都赋》（临安），赵鼎臣的《邺都赋》及王腾的《辨蜀都赋》；写宫殿的如梁周翰的《五凤楼赋》，刘邠的《鸿庆宫三圣殿赋》及刘跋的《宣防宫赋》；写典礼的有杨亿的《天禧观礼赋》，刘筠的《大酺赋》，丁谓的《大蒐赋》，王禹偁的《藉田赋》，宋祁的《圆丘赋》，范仲淹的《明堂赋》，张耒的《大礼庆成赋》及刘弇的《南郊大礼赋》等。这类赋多歌功颂德、鸿色润业，但我们能据此考知一些当时的都城建筑与礼乐行政。《宋史·太宗纪》载，雍熙四年（987）十二月，太宗“畋（打猎）近郊”，端拱元年（988）正月，“耕藉田”。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卷一载“明道二年（1033）二月十一日，仁宗行籍田礼。”丁谓的《大蒐赋》及王禹偁的《藉田赋》描写的就是类似于上述的帝王巡猎与率耕活动。《大蒐赋》写当时帝王畋猎之盛况，“上乃乘七驺，拥六军，白旄方下于北极，黄纛已搴于应门。服章天地，车驾风云，日随月侍，岳走川奔。”其场面之浩大，气势之恢宏丝毫不逊于汉代帝王出猎。

第六，宋代还出现了一些贤人失志之赋。此类赋有的咏物抒怀，如《矮松赋》、《黄杨树子赋》、《吊镈钟文》等，已如上述；有的则直抒胸臆，多带自传性质，如王禹偁的《三黜赋》，晁补之的《求志赋》，陆游的《自闵赋》，俞德邻的《斥穷赋》，蔡确的《送将归赋》。王禹偁的《三黜赋》倾吐其“八年三黜”的不幸遭遇，表明其“屈于身兮不屈其道”，“守正直兮佩仁义”之志。苏辙的《卜居赋》为164字的短赋，表现仕途的升沉俯仰，表达对现实的愤愤不平。蔡确晚年贬新州所作《送将归赋》，陆游的《跋蔡忠怀〈送将归赋〉》说，“予读《送将归》之赋，为之流涕。”足见蔡氏的赋情调悲婉。

三、宋代辞赋的艺术特色(www.xing528.com)

第一，与汉赋长于铺叙体物、魏晋六朝赋长于抒情不同，宋代辞赋长于议论说理，富于理趣，其特点是论说多，形象描写少，语言瘦硬，往往缺乏情韵。浦铣《复小斋赋话》卷上说：“宋元赋好作议论。”祝尧《古赋辨体》卷八评宋赋“精于义理而远于情性”。同卷又云“子云《长杨》纯用议论说理，遂失赋本真。欧公专以此为宗，其赋全是文体，以扫积代俳律之弊，然于三百五篇吟咏情性之流风远矣。”梁周翰的《五凤楼赋》，张咏的《声赋》，苏轼的《屈原庙赋》，崔公度的《感山赋》，狄遵度的《凿二江赋》等赋均说理透辟，议论凯切。有些赋虽以铺叙、描写为主，但主旨在于寄托某种理趣，如苏轼的前、后《赤壁赋》，表面上看是写山水，实际上是议论人生哲理。张耒的《问双棠赋》，《历代赋汇》卷一二五归入花果类，然作者却较少描写海棠的色香体姿，旨在通过自己与陈州海棠的离合经历生发议论，表现“惟得与失，相寻无极”，“棠得其居”，“我行世间”，人不如物的人生感慨。有些辞赋甚至通篇议论，成为韵语论文，刘子翚的《溽暑赋》几乎就是一篇表现作者辩证法思想的押韵的论文。司马光的《交趾献奇兽赋》，邵雍的《洛阳怀古赋》，王回的《爱人赋》等亦复如此，或表达政治见解，或演绎哲学道理，其文学的意义就不大了。宋赋的这一弊病曾遭到过后人的激烈批评。祝尧《古赋辨体》卷八说：“赋之本义当直述其事，何尝专以论理为体邪？以论理为体，则是一片之文但押几个韵尔，赋于何有？”⁽⁷⁾

第二，宋人的辞赋创作也一变晋、唐之浮靡轻佻，而体现出以才学为赋的创作倾向。本来，“赋兼才学”，作赋既要博学，又需才情，汉人即有此传统，“汉人作赋，必读万卷书”⁽⁸⁾，故袁枚曾讥汉大赋可“当类书”读，汉人的这种功夫，唐人是做不到的，宋人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宋初孙何即谓“唯诗赋之制，非学优才高不能当也”，“观其命句，可以见学殖之浅深；即其构思，可以觇器业之大小。”⁽⁹⁾叶梦得《石林诗话》卷八亦说：“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宋人大多通经学古，故宋代以学为赋，主要表现在以经史或其他相关知识为赋方面，而不是堆砌典故，卖弄辞藻。王禹偁的《尺蠖赋》在制题上远承鲍照、东方虬同题之作，赋以《易·系辞下》“尺蠖之屈，以求伸也”为韵，亦以二句为全赋之主旨，阐释以屈求伸，以退为进的辩证道理。有学者指出，宋赋中仅以《易》义命题的赋就有田锡《圣德合天地赋》、范仲淹《易兼三材赋》及高似孙《读〈易〉赋》等20余篇。⁽¹⁰⁾以史为赋如田锡的《鄂公夺矟赋》，所赋史迹取材于《新唐书·尉迟敬德传》，陆游的《丰城剑赋》则取材于《晋书·张华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载，宋代杨钧亦以史为赋，撰《鲁史分门属类赋》3卷，“以左氏事类，分十门，各为律赋一篇”，惜乎已佚。宋初大学者吴淑则开以赋撰写类书之先河，其作《事类赋》百篇以献太宗，保存了大量学术资料。又《宋史》本传载，“（吴淑）尝献《九弦琴五弦阮赋》，太宗赏其学问优博。”又如郑獬的《圆丘象天赋》，苏颂的《历者天地之大纪赋》，葛长庚的《金丹赋》，洪咨夔的《大治赋》等皆为宋代的学人之赋。

第三，宋赋语言风格经历了一个由重藻饰向尚平易的转变过程。宋初梁周翰、徐铉、田锡、晏殊、杨亿、钱惟演等人的赋语言还上承晚唐五代赋风，颇重文采，律赋尤重修饰。李调元《赋话》卷五评田锡的《晓莺赋》，文彦博的《雁字赋》及范仲淹的《天骥呈才赋》“犹有唐人遗意”，评田锡的《雁阵赋》“羽翼自高”四句“兴会淋漓，音节嘹亮，妍辞腻旨，不让唐人。”但自欧阳修时，赋体文学的语言清淡雅洁，渐趋平易，苏轼与及门弟子又大倡其风，此后的宋赋语言便体现出清新流畅、简省质朴的清淡之美，从而与前代辞赋，尤其是汉赋语言艰深华丽，好用僻字迥乎不同。故《赋话》卷五说：“大略国初诸子，矩矱犹存，天圣、明道以来，专尚理趣，文采不赡，衷诸丽则之旨，固当俯让唐贤，而气盛于辞，汪洋恣肆，亦能上掩前哲。”如刑居实的赋《秋风三叠寄秦少游》抒其思友之情，言词通俗清丽，被朱熹评为“神会天出，如不经意，而无一字作今人语”。周汝昌评杨万里的《浯溪赋》说：“风格是承袭北宋欧苏一脉，以散势行韵文，韵脚多隐藏在句尾虚字之上，读去使人不易觉察，非常流利自然。”⁽¹¹⁾

第四，宋赋在句式上多有骈句与散句交错，整齐中有变化的特点。赋受其体制的限制，其本身就要求对偶精切，而宋初的骈赋、律赋对此的要求就更严，但随着唐宋古文运动的产生，尤其是欧、苏等人革新文风，倡扬长短不齐的古文后，赋中不仅出现了文赋，就连骈赋、律赋、骚赋等亦受此影响，使宋赋普遍具有句式整齐而富有变化，杂言中有骈句的句式特点。尤其是文赋、骚赋以散体为主，辅以骈偶，对偶句与散句交错，骈散错落，加上用韵的变化，使之抑扬顿挫，声调和谐，体现出赋体文学内在的韵律之美。再者，宋赋多长联，有时甚至联中有联。这是宋赋的突出特点，也是宋赋具有审美特性的重要表现。

第五，赋在制题、立意与布局结构上多模拟前人。《容斋续笔》卷十五说“黄鲁直《跛奚移文》拟王子渊（褒）《僮约》，皆极文章之妙”，浦铣《复小斋赋话》卷下说“牧之笔力最健，诸赋中以《阿房宫赋》为第一，李忠定（纲）仿之作《述楼赋》”。李调元《赋话》卷五说“（李纲）律赋专仿坡公，兼有通篇次韵者，此殆青出于蓝矣。”又如赵湘的《姑苏台赋》模仿杜牧的《阿房宫赋》，王十朋的《会稽风俗赋》模仿柳宗元的《晋问》。与此相反，宋赋有时也采用“反类尊体”的艺术手法。李涂《文章精义》说：“文字有反类尊题者，子瞻《秋阳赋》先说夏潦之可忧，却说秋阳之可喜，绝妙。若出《文选》诸人手，则通篇说秋阳，渐无余味矣。”崔敦礼《留穷文序》亦云：“子云之《逐贫》，退之之《送穷》，辞各伟丽，余反之作《留穷》。”赋中屡空先生劝穷鬼不要“舍我而他之”，“凡此五穷，为吾五友，厄穷相随，贫贱相守。”宋赋中的这种“反类尊体”现象，与宋赋在立意与布局上模拟前人，可谓相反相成，从不同方面说明了宋赋与前代辞赋割舍不断的渊源关系。在制题上，李纲的赋模拟痕迹甚明，其《幽兰赋》拟杨炯同题之作，《荔枝赋》拟张九龄的同题之作，《梅花赋》拟宋的同题之作，《浊醪有妙理赋》拟苏轼的同题之作，《三黜赋》拟王禹的同题之作，《南征赋》拟刑居实、唐庚同题之作；有的将前人赋题稍作变通，如《秋色赋》拟潘岳的《秋兴赋》、刘禹锡的《秋声赋》《后乳泉赋》拟苏轼的《天庆观乳泉赋》，其《拟骚赋》、《续远游赋》，一望赋题即知拟屈原的《离骚》与《远游》。正是这个原因，宋赋中同题之作尤其多，如朱熹、李纲及姚勉均有《梅花赋》，苏辙、文同、张耒均有《超然台赋》，张耒、唐庚、刑居实、李纲均有《南征赋》，王安石、梅尧臣及王资深均有《思归赋》，李纲、朱熹及杨万里均有《梅花赋》，苏轼、张耒及张栻均有《后杞菊赋》，文同、陈普及李纲均有《莲花赋》。至于宋人与前代辞赋的同题之作更是不胜枚举。

【注释】

(1)《古赋辨体》卷四评扬雄《长杨赋》。

(2)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

(3)《赋话》卷五。

(4)参叶幼明：《辞赋通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90页。

(5)参曾枣庄：《论宋代仿汉大赋》，《新宋学》待刊。

(6)见［清］董兆熊：《南宋文录录》卷二。

(7)祝尧：《古赋辨体》引。

(8)谢榛：《四溟诗话》卷二。

(9)沈作喆：《寓简》卷五引。

(10)马积高：《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21页。

(11)周振甫：《杨万里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