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词学传人-第三届宋代文学国际研究会论文集

二十世纪词学传人

澳门大学　施议对

一、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

（一）显学与玄学

A：20世纪是著书立说的一个世纪。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展开，词与词学既各自发展，演变为两门独立学科，也就更加具有吸引力量。尤其是词学，至世纪之末，似已成为一门显学。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推扬，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不过，这也让人感到困惑。词学家到处都是，论文及各种读本，应有尽有，而词学呢？却不知到哪里寻找。

B：词学在哪里？这是值得探寻的一个问题，但事情也并不那么复杂。眼下有关人和事，主要是著述，都查考得到，就看其中究竟有无词学。

A：你的意思是，有的著述有词学，有的著述无词学，应当分别对待。

B：可以这么说，又不一定这么说。因为世纪末所出现大量著述，并非完全让人寻找不到词学，即并非完全无词学，只是其所谓有者，乃残缺的词学，或者说不是词学的词学。这多少有点麻烦。残缺的词学，也许可以接受，不是词学的词学，就比较难以对付。

A：不是词学的词学，照你所说，应是若干以美学阐释或文化阐释为标榜的著述。在现代化进程中，这类著述，甚是引人注目。

B：1985年，大陆学界的“方法年”。经过弘扬、引进，以及比较研究，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学科，都被推到世界文化的背景下，重新进行阐释。词学之成为显学，与此密切相关。我并不盲目地拒绝美学或者文化，但考虑阐释问题。以为所谓阐释，多数只是一种包装，一种玄学包装，看起来十分豪华，十分气派，拆开后并不见有何新鲜玩意儿。如此阐释，对于词学自身，恐怕并无太大益处。

（二）读书与阅人

A：由显学而玄学，不能不承认，这是词学的一种悲哀。此情此景，颇堪忧虑。

B：词界现状，确实存在问题，但也不应那么悲观。100年当中，几代人的努力，已为打下较好基础。认真查考，应不难得其踪迹。

A：据你所了解，不知能否将其来龙去脉，大致勾画出来？

B：1930年，龙榆生论清词，断推王（鹏运）、文（廷式）、郑（文焯）、况（周颐）为清季四大词人。当时，朱孝臧仍健在，未具于编，要不，亦当划归大家行列。四大家，还有朱孝臧，主要在于继往，但其词业活动，除文廷式、王鹏运外，郑、朱、况三氏皆进入民国。如果将其当作第一代之词学传人，那么，代代相传，到而今，已经是第五代。其传承关系，可以20世纪词学传承图加以展示（见图一）。

A：100年来，词学传承，似乎已有个阵容，但相比之下，后劲是否有些不足？从第一代到第三代，好像是一个造就大师的年代，第四代、第五代，就不知该怎么说？

B：第一代中的朱孝臧，“领袖晚清民初词坛，世有定论”（钱仲联《近百年词坛点将录》）。上文说继往，乃将其当“词学之大结穴”看待（叶恭绰《广箧中词》）。开来者，在第二代，以王国维为代表。承前启后，乃旧词学到新词学的过渡。第三代，百年词业之中坚力量。编纂《当代词综》，推举十大词人——徐行恭、陈声聪、张伯驹、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丁宁、詹安泰、李祁、沈祖棻，属于第三代；结撰《今词达变》，为七家定位，七家之王国维、胡适、夏承焘、缪钺、吴世昌、沈祖棻、饶宗颐，亦归第三代。这一代，确实是十分出色的一代。之后，又是一个过渡。主要看第五代。

图一　　　　　　　　　　二十世纪词学传人

（三）终极与新变

A：在传承过程中，第二、第四两代都是个过渡。两次过渡，不知有何共通之处？

B：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或“现代化与传统文化”这一问题上，第二代中的王国维与第四代中的若干人氏，颇有某些共通认识，但取向不同。王国维将西方哲思引进词学，倡导境界说，这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若干人氏，尤其是叶嘉莹，从西方文论看中国词学，发现颇有暗合之处，这是现代文化之传统化（详参《中国词学的现代观》）。王国维、叶嘉莹二氏对于两次过渡，均发挥巨大作用。

A：关于第一次过渡，你在《今词达变》中，曾进行过探研，词界也许已注意到这一问题，但第二次过渡，至今似乎尚未见有人提及。希望说说你的观感。

B：王国维倡导境界说，标志着中国新词学的开始。这是第一次过渡，其功不可没。第二次，似可以“返回古典与走向世界”一句话加以概括。这是我于2001年10月为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所拟定议题。第二次过渡，应当也有自己的目标。

A：第二次过渡，尽管尚未见明显的标志，其对第五代，却仍然是一种有力的鞭策。关于第五代，故意忽略，不知有何用意？

B：第五代，崛起于上世纪之最后20年。时代所赋予，包括物质与精神，既大大优越于前辈，其开辟与创造，自然比前辈优胜。对于词学而言，这是充满希望的一代。但因先天不足，后天补救不得力或者不得法，却可能让人感到失望，或者困惑。

词学复兴，有赖于大家包括你与我之共同承担。

二、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一）词学与学词

A：上文标题，出自五代词人顾夐《诉衷情》：

永夜抛人何处去，绝来音。香阁掩。眉敛。月将沉。争忍不相寻。怨孤衾。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

这首词究竟说些什么呢？永夜抛人，怨孤衾。说明一个人独掩香闺，敛眉，对着即将下山的月亮发牢骚。为什么呢？因对方一走之后，杳无音讯。而走了之后，又怎么样呢？天晓得。除非换心，才能知道其真与假。

是一种单相思（茅映《词的》卷一）。虽直言其事，却有几分曲折。所谓“对面写照”（王闿运《湘绮楼词选》前编），硬把对方拉下水，试图将“单”变为“双”，用心良苦。

千百年来，诸多评议，应当就是词学。

B：词与词学，相互伴随而来。词作品出现，有关推举、评价以及本事考核一类后世包括在词学范围之内的文字资料亦相继出现。在其草创时期，词作者与词论家并无明确分工。说词的人，一般都有词作品传世。所以，既称词学，也就不当脱离词作品。

A：能说、能做，这原是极为普通的一件事。自古以来，皆如此。但不知只说不做的风气是怎么兴起的，这与你所说先天与后天，究竟有何关系？

B：第三代词学传人，其中胡云翼，便是只说不做的始作俑者。胡云翼（1906－1965），原名耀华，湖南桂东人。早在1926年3月，即有词学论著《宋词研究》问世。这是中国当代词学史上较早出现的一部专著，持论也甚公允。但1930年1月所出《词学ABC》，情况则有所变化。如曰：

我这本书是“词学”，而不是“学词”，所以也不会告诉读者怎样去学习填词。如果读者抱了一种热心于学习填词的目标，来读这本书，那便糟了！因为我不但不会告诉他一些填词的方法，而且极端反对现在的我们还去填词。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再去填词？读者不要疑心我是看不起词体才说这种话。我们对于曾经有过伟大的光荣的词体，是异常尊重的。可是，这种光荣已经过去很久了，词体在500年前便死了！

此公说到做到。在文学创作上，除了几首七言绝句以外，词则一首都未曾留下。

70年间，开头20年，学界对于胡云翼，也许并不太留意，极端反对填词，相信其论断者，应当也不太多。但其后50年，一直到现在，追随者声势却越来越大。第五代人物，所以先天不足以及后天之补救问题，于此都能找到出处。(www.xing528.com)

（二）误区与盲点

A：中国读书人秉承古训，述而不作。对于名山事业，向来看得很重。著书立说，往往不会草率从事。20世纪50年代，一本书主义，仍然十分慎重。到了世纪末，各种图书充斥市场，才有点忘乎所以。

书海茫茫，将什么都淹没了。以出版状况看学界。对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以及日本之目前所有，你曾以天上飞、地上爬以及空中走三种状态加以描述。眼下不知有无新的发现？

B：三种状态，只是一种比喻。就词学而言，大致表现为：（1）脱离对象（主要是词作品）的评论，或者只是对于评论的评论，缺乏实际的了解与感悟；（2）只是执著于对象的字面特征，将韵文当语文看待，而非当韵文看待；（3）前二者之折中，但非并取其长，而乃兼收其短。三种表现，均有实证，以下谨以东洋事例，加以印证。那是一部关于柳永的专著，论柳词构筑法，似乎想论证这么一个问题——古典主义手法与词的文体从本质上结合问题，颇有些新意，而落到实处，却有点货不对办。例如：构筑法之一，乃以《雨霖铃》为例，将援引、借鉴前代作品的词句，一一列出，详加考订。如此而已。只能说明所使用材料以及材料的来源，至于这些材料之如何变成词，则不得而知。既无构与架，又无所谓法。构筑法之二，以《鹤冲天》为例，检索语汇出处，同样未见其法。

A：说东洋，不说西洋，也不说中华本土，而他山之石，却未可忽视。不知词界是否留意这一状况？

B：近年来，若干白文本的出现，应是对于上述状况的一种反动。

（三）辨伪与认真

A：白文本，不加任何注释、品评的读本。柳永就是柳永，苏轼就是苏轼。由专家选择、校正，将最好本子（善本）翻印出来，让读者自己阅读，自加评判，这当是最根本的一种办法。不过，读者所面对的，还是一些大块头著述。假假真真，不知如何辨识？

B：上文有关“读书与阅人”，所列“词学承传图”应可作为参考。词学在那里？词学就在书与人当中。但是并非随便找一本书来看，就解决问题。开卷有益，一般情况如此，又不能忽略其害处。

A：是不是说，在某一代传人中，或者不一定哪一代，其著述，既难以给人获益，那就找另一代或另一些著述。

B：芳草处处，而心中的绿罗裙，相信只有伊人才拥有。词学踪迹，同样并非一回头就见得到，须细加探寻。

A：第三代词学传人，有一位饶宗颐。作为今词殿军，对于踪迹探寻，不知有何特别贡献？

B：饶宗颐字固庵，又字伯子，号选堂，广东潮州人。1917年6月出生于潮安。第三代传人，而今仍健在者，仅施蛰存与饶宗颐。饶氏为最年少一位。业精六学，才备九能。60年代中，在业师夏承焘教授的书案上，曾见其所寄赠新刊大著——《词籍考》。这是一部词籍目录版本研究专著。1963年，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依孔门六艺，所考范围，拟包括词集、词谱、词韵、词评、词史、词乐六大部分。此为第一部分，自唐至元之别集部分。其后增补，加上编集、词评、词乐，共12卷，改题《词集考》，于1992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论者以为：“自此以后，读词者必发轫于此”（吉川幸次郎《词籍考·序》）。由此入门，相信可探寻得到其踪迹。

三、伐柯何如，匪斧不克

（一）斧头与斧柄

A：将词集、词谱、词韵、词评、词史、词乐当作词中六艺，从而进行踪迹追寻；近代以来所谓词学者，少见如此全面之归纳。而此“六艺”，均有千年积累，将来编撰词学史，恐怕不易着手。

B：《诗经·豳风·伐柯》有云：“伐柯何如，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我觏之子，笾豆有践。”以伐柯作比。谓：伐柯要有斧头，娶妻不能没有媒人。所谓“以彼物比此物也”，将彼此看似毫不相干的两种物或事，联系在一起，进行对比，用以说明一个道理，这是一种联想。但是，彼此二物或二事，首先必有可比之处，方才产生较好效果。例如：经过砍伐，彼与此都将有所获：一个得薪，一个得妻。而且，还有个共同法则：一个以柯（毛亨：“柯，斧柄也”）为依据，一个以媒为凭借。

这是先民的一个重大发现，亦智慧之结晶。说明：无论做什么事，包括伐柯、娶妻，乃至于天地开辟，都离不开这把斧头。

A：这就是说，词学开辟，也须要这样一把斧头。

B：斧头与斧柄。一个为砍伐之具，一个为砍伐法则，二者均未可或缺。

A：那么，这样一把斧头，将如何运用？

B：用以伐柯之斧，以及取以为则之柯，这是辟地开天的两大法宝。

中国文学史上，较早将此两大法宝用以开辟的是《文赋》作者陆机，当时称“操斧伐柯”。谓：“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见《文赋》）李善曰：“此喻见古人之法不远。”并曰：“则，法也。伐柯必用其柯大小长短。近取法于柯，谓不远也。”作文难，难在达意。文赋之作，所谓述先士之盛藻，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主要说法，希望操斧者，他日能曲尽其妙。

20世纪两位大学问家——王国维与胡适，亦甚得力于此。词学开阔，不可忘记其劳绩。

（二）分期与分类

A：王国维著《人间词话》，开创中国新词学，自当有其历史地位；而胡适，同为第二代，在词界却少见有人提及，其开辟之功，不知从何说起。

B：这一问题，看起来并不怎么复杂，只不过分期分类而已，但是，也不怎么简单。这是对于操伐对象，从纵向与横向两个不同角度所进行的判断与划分。就操斧者言，这是一种识见与胆略；就读者言，这就是门径。

在这一问题上，王国维与胡适，遭遇并不公平。王国维的开辟，影响了几代人；胡适则未也。这应是治词者的一种忽略。

20世纪20年代，编撰白话词选，胡适抡起巨斧，将千年词史，劈为三个大时期：自然演变时期，曲子时期，模仿填词时期；又将第一个大时期劈为三个阶段：歌者的词，诗人的词，词匠的词。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开辟与创造。（详见图二）

图二　　　　　　　　　　千年词史开辟图

A：胡适声称：“我是一个有历史癖的人”。如此划分、判断，明显体现其历史见解，而所依据法则，不知为何？与王国维相比，究竟有无区别？

B：见解与法则，犹如斧头与斧柄。划分、判断过程中，见解本身已包含着法则，法则亦体现见解。这是开辟、创造的两大凭据（或依据）。胡适以治史学方法治词，王国维以治哲学方法治词，都是操斧伐柯的高手。

A：胡适三个大时期以及第一个大时期三个阶段之划分与判断，既以纵向推行，展示词本身的历史变化，又以横向归纳，概括所有。不仅将千年词史、词学史的脉络贯通起来，而且为千年间的人和事，找到合适位置即归宿。王国维以境界为法则，划分、判断优劣高下。所谓阔大深长，既可以现代科学方法测量，又可以现代科学语言表述。不仅有助于言传，而且打破界限，将美术、哲学引入词中。王国维、胡适之后，有关词的著述为数众多，又是越出越多，不知哪一部，曾经在这一层面上，对于千年词史、词学史进行过探研。

B：这是需要认真加以检讨的。不过，我以为，借镜于王国维、胡适二氏之开辟，所谓划分、判断，应当有一定把握。几年来，探寻踪迹，撰写词学史论纲，相信还是看得比较清楚的。（详见图三）

图三　　　　　　　　　　古今词学开辟图

A：古今分界，1908年，应是关键所在。“三个时期，三个阶段”，这一数码，看来也相当重要。踪迹者也，似可尝试由此加以探寻。

B：古今词学，推演变化，事实如此。谓为借镜，说明斧头、斧柄，二者皆有来历。希望能够推而广之，为新的开拓，提供有益的借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