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千秋与《审斋词》：第三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论王千秋及其《审斋词》

济南大学　崔海正

王千秋，东平（今属山东）人，其词集名《审斋词》。据唐圭璋先生《宋词四考·版本考》^［1］，自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以后，尚有9种版本行世（均为1卷），可见其在清代之前，曾受到一定关注。《四库全书总目·审斋词提要》谓“其体本花间，而出入于东坡门径，风格秀拔，要自不杂俚音，南渡之后，亦卓然为一作手”，评价颇高。而观其词作，确有可称道之处。然而，对于这位比较优秀的词人，迄今尚未见有专文加以评论，未免遗憾。故此，拟试作论述，以就教于时贤。

一

关于王千秋生平行迹的资料，目前所知甚少。千秋词中有《瑞鹤仙·红消梅雨润》一首，题为“韩南涧生日”。韩南涧，名元吉，字无咎，号南涧翁，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人，晚年退居信州上饶（今属江西）。生于宋徽宗政和八年（重和元年，1118），卒于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官至吏部尚书，《宋史翼》有传。千秋此词作年无考，《中国词学大辞典》据其词中“却借乘轺，布宣宽政”句意，疑为“乾道二年（1166）间元吉为江东漕时作”，^［2］并无确证。千秋又有《水调歌头·席上呈梁次张》词。次张名安世，字次张。据《全宋诗》第46册“梁安世小传”引诸书所载［3］，梁安世生于高宗绍兴六年（1136），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孝宗淳熙六年（1179），为广南西路转运判官，改提点刑狱。曾由大农丞出知韶州。括苍（今浙江丽水东。小传谓丽水西，误）人。卒年不详。查《全宋词》，梁安世《西江月·南国秋光》写于临桂，时当淳熙庚子（1180）重九。据上述情况，可以说王千秋的主要生活年代与韩元吉、梁安世大致相近，为南宋前期人。但是，这个说法毕竟过于笼统。

现存梁文恭寄赠王千秋一诗大概是了解千秋身世经历的一篇最早、最直接的文献，文字虽长，却不妨移录如下：

审斋先生世稀有，曾是金陵一耆旧。万卷胸中星斗文，百篇笔下龙蛇走。渊源更擅麟史长，碑版肯居鳄文后。倚马常摧鏖战场，脱腕难供扫愁帚。中州文献儒一门，异县萍蓬家百口。恨极黄杨厄闰年，闲却玉堂挥翰手。夜光乾没世称屈，远枳卑栖价低售。漂摇何地著此翁，忘忧夜醉长沙酒。岂无厚禄故人来，为办草堂留野叟。嗟余亦是可怜人，惭愧阿戎惊白首。一灯续得审斋光，多少达人为裔胄。睠予憔悴五峰下，频寄篇来复相寿。年来事事淋过灰，尚有诗情闲情窦。有时信笔不自置，憾起居家吕窠臼。审斋乐府似花间，何必老夫疥篇右。

诗中虽不无溢美之嫌，却也体现了友人对其遭遇的深切同情与理解，而我们也可以从中窥见王千秋生平经历的蛛丝马迹，这对我们观照《审斋词》很有帮助（此留待下文再说）。需要说明的是，毛晋汲古阁本《宋六十名家词》于《审斋词》跋语中引录了梁安世这首诗［4］，诗前有云：“东平王千秋，字锡老，尝见自制启联云：少日羁孤，百口星分于异县：长年忧患，一身蓬转于四方。其遭逢概可想已。乐府凡六十余调……衡山县令梁文恭读而赠诗云（即上诗）”。诗后又云：“集中席上呈梁次张《水调歌头》一阕，其互相溢美，可谓无言不雠矣。”显然，毛晋认定梁文恭即梁安世，而文恭系安世之字或号，却未加说明。《全宋诗》据毛跋收录此诗，加诗题曰《赠王锡老》，将其置于梁安世名下（《四库全书总目·审斋词提要》等书亦认为此诗乃梁安世作）。然而，笔者目前还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梁文恭就是梁安世。因而，将文恭与安世合为一人，并由此考察王千秋事迹的做法并不太可靠。另者，吴讷《唐宋名家百家词》钞本收有《审斋词》，近人林坚之根据原钞本参校他本，重新编定，名曰《百家词》，于1940年刊行。1992年，天津古籍书店据1940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影印。该书于《审斋词》前附有上面提到的梁文恭诗，诗题为《读审斋先生乐府》，署为“宣教郎知潭州衡山县事梁文恭”^［5］（按，此种署名当为后人添加而成。一般说，文人写诗不必如此郑重地署上官名，何况是赠友人诗。但这一署名方式却似乎暗示，“文恭”应是名而不是字、号，至少署此名者认为如此。当然，这是按常规推测，如果署名者比较随意，则又当别论）。此诗与毛跋所引梁诗文字基本相同，只是此诗中“异县萍逢家百口”句中之“逢”字，毛跋中作“蓬”字。察其语意，当为“蓬”：此句下原注有毛跋中所说的“少日羁孤……蓬转于四方”之“自制启联”，只不过这里称作“审斋谢解启”。林坚之《百家词》本依据吴讷所辑原钞本编定，而吴讷辑本早于毛氏汲古阁本二百年，其时去宋未远，故其资料更较可信（按，“审斋”二字有疑，称“谢解启”或有所据）。因此，我们也许有理由推测：其一，千秋既在“谢解启”中陈述自己的遭际，他或者曾被地方发送参加过科举考试，或者曾经解褐做过小官。结合千秋《减字木兰花·阴檐雪在》词中“一杯浊酒，万事世间无不有。待早归田，欲买田无使鬼钱”之句，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其二，从梁文恭赠诗内容及自称“老夫”、自谓“阿戎惊白首”（按，阿戎：从弟之意）、称千秋为“耆旧”等情况看，两人年龄当相差不多；千秋少年时代即逢靖康之乱，南渡后曾流寓各地；而梁安世出生于南宋建立政权后十年，与王千秋年龄差别较大，不类文恭诗中口气。又，王氏《水调歌头》呈次张词中称其为“济川才”，梁安世家乡即今浙江丽水固然有“济川”，但名不彰显，所以，还不能完全排除称“济水”为“济川”的另一种可能。据《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古籍所载，古济水历代沿革十分复杂，但主要流经今山东境内（古济州治所亦在今山东茌平或济宁一带）。故此，说不定千秋与梁安世有乡情之谊，而梁文恭或另有其人。

王千秋《沁园春·豆蔻娇春》词又为我们考察千秋的生卒年代提供了新的线索。该词题为“晁共道侍郎生日”，词中有“料是东君，都将和气，分付清丰诗礼家”之句，寿主正是人们熟悉的祖居清丰（今属河南）、后居巨野（今属山东）等地、声名显赫的晁氏家族中人。张耒《柯山集》卷十二《晁无咎墓志铭》云：“惟晁氏自汉御史大夫错而后，不能讲其出。国初为清丰人，真宗皇帝时，有讳迥者，为翰林学士承旨，溢文元，始徒居开封，或居巨野。”《宋史》卷三○五《晁迥传》：“晁迥，字明远，世为澶州清丰人。”自晁迥之后，晁氏家族人才辈出，如晁宗悫，仕至参知政事；晁端礼、晁补之、晁冲之以至晁公武等，皆有名于时。然晁氏“宗”字辈、“仲”字辈者，宋室南渡前皆已下世；“端”字辈者，亦大都去世。唯有“之”字辈者取“字”时多用“道”字，其时或已辞世，或者南渡。如晁冲之字用道（一字叔用）、晁说之字以道（一字伯以）、晁之字之道、晁谦之字恭道等：而“之”字辈中人，又只有晁谦之所历官职中有“侍郎”字样。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九“绍兴八年（1138）夏四月丙寅”条：“（王）庶奏以大理少卿周聿、尚书金部员外郎晁谦之并主管机宜文字……谦之，任城（今山东省济宁市）人也”；同上书卷一三一“绍兴九年（1139）八月癸亥”条：“尚书右司员外郎晁谦之权户部侍郎”；同上书卷一三六“绍兴十年（1140）闰六月癸酉朔”条：“权尚书户部侍郎晁谦之移工部侍郎”。同上书卷一二八、一三○、一四○载：绍兴九年五月前，谦之尝任吏部员外郎；同年五月，为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同年七月，为右司员外郎；绍兴十一年（1141）六月，以疾充敷文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观。绍兴十五年（1145）正月，充敷文阁直学士知建康府（同上书卷一五三）：“绍兴二十四年（1154）十一月庚午，……卒于信州”（同上书卷一六七）。《续资治通鉴》卷一二○、一二二、一二三所载谦之绍兴八、九、十年间事，与上书相同。又，晁谦之曾于绍兴十八年（1148）二月为《花间集》作“跋”语［6］，时仍在建康（今南京市）。由上可知：第一，千秋《沁园春》词题中“晁共道侍郎”应为“晁恭道侍郎”，寿主是晁谦之。“恭”与“共”字形近而同音，于传抄刻印过程中致误。第二，据晁谦之仕履（如绍兴八年已任尚书金部员外郎），并参照晁氏大家族中“端”、“之”上下两辈中某些人士如晁端礼（1046－1113）、晁端中（1051－1100）、晁补之（1053－1110）、晁说之（1053－1129）等之生卒年，谦之必当生于北宋末期，如说得具体一点，当在哲宗元符三年（1100）之前。而王千秋寿韩元吉、赠梁安世词，直称其“字”，唯独寿晁谦之词称其官职，这其中虽有交情厚薄、尊卑关系等因素，但察其语气，千秋于谦之为晚辈，换言之，千秋生年当在晁氏之后。第三，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千秋此词写于绍兴十八年二月至绍兴二十四年十一月之间的可能性，但从词中“侍伺甘泉”、“笑凭熊轼，嘉禾合穗，进思鱼钥”、“萧寇勋名”等语来看，当是写于谦之担任户部及工部侍郎的绍兴九年八月至绍兴十一年六月之间更合乎情理，因为这些语句所包含的若干典故的中心意思，都是为朝中高官颂扬功德，并热望其再加官晋爵。如此，千秋写此寿词时的年龄不会太小，起码应在二十岁之后；同时，其年龄亦不会太大，因为如上所说，千秋少历靖康之乱，则宋室南渡时（1127)或大约在十岁左右。这样看来，王千秋生年约在徽宗大观四年（1110）至宣和二年（1120）之间。至于其卒年，结合梁文恭赠诗谓其“耆旧”、“野叟”，以及千秋词中常自称老迈，如“老去倦遨游”（《水调歌头·迟日江山好》）、“老去闲花阵”（《生查子·花飞锦绣香》）、“而今老大，鬓苍头白”（《忆秦娥·阑干侧》等语，王氏年寿当在五六十岁以上。综合以上情况，我们可以大致描述王氏身世经历的基本轮廓了：王千秋，字锡老，人称审斋先生，今山东东平人。约生于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左右。少逢金人南侵，北宋沦亡，时局混乱。南渡后其家族中人星散各地，他自己也历尽漂泊之苦，曾旅食金陵（今南京市）、长沙（今属湖南）一带。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博学多艺，却没有受到重用。或曾做过短时间地方小官，旋即因故去职，以至坎廪终生。尝与当时名流晁谦之、韩元吉等人交游。其著述大多散佚，现存《审斋词》1卷。大约卒于孝宗淳熙七年（1180）左右，未详葬于何地。

二

汲古阁本《审斋词》现存72首，《全宋词》据此本校录以存，又从紫芝漫抄本补入《醉落魄》残句1则。王词题材取向并不狭窄，诸如怀古、羁旅、宴游、咏物、节序、纪事、祝寿等，触及到不少生活领域，其主旋律乃是心中事、客中情，由一己之身世遭际，透射出忧念家国社稷之怀。如“心事几多白发，客情无数青山”（《西江月·心事》），“如今何事多感，双鬓不禁秋。目断五陵台路，无复临高千骑，鼓吹簇轻裘”（《水调歌头·九日》），“倦游客，一番诗思苦，无算酒肠宽”（《风流子·同云垂六幕》），“夜寒如许，客能眠否”（《忆秦娥·云叶舞》），“帐悲秋人老，浑无佳兴”、“登高人远，戏马台闲，怨歌谁听”（《瑞鹤仙·征鸿翻塞影》），等等。他切望收复故土，鼓励友人为国效力：“披锦泛江客，横槊赋诗人。气吞宇宙，当拥千骑静胡尘”（《水调歌头》寿赵可大），“看公谈笑，长河千里静氛埃。散马昼闲榆塞，辫发春趋瑶陛，都出济川才”（《水调歌头》呈梁次张）；却又觉得那已是破碎了的昨日之梦：“月落笳鸣沙碛，烽静人耕榆塞，此志恐悠悠。拟欲堕清泪，生怕菊花愁”（《水调歌头·壮日遇重九》）；他并非不想有所作为：“高怀隘世间，壮气横天际”，但因“常是惜春残，不会东君意”（《生查子·功名竹上鱼》），生不逢时，又不愿取悦于人，故不得用；他感到特别孤独：“旧游英俊今南北”、“断鸿沉鲤，更无消息”（《忆秦娥·阑干侧》）；加之体弱多病：“我今多病寄江干，瘦似东阳也惯”（《西江月·心事几多白发》）、“病起日长无意绪，等闲还与春相负”（《渔家傲·黄栗留鸣春已暮》），所以，词人的心事、客情就往往归结为一个“愁”字：“挑灯试问今何夕，柔肠底事愁如织”（《忆秦娥·云破碧》），“因何积恨山，著底攻愁阵”（《生查子·莺声恰恰娇》），“此情拍手问阑干，为甚多愁我惯”（《西江月·老去频惊节物》），“座上骑鲸仙友，笑我胸中磊隗，取酒为消愁”（《水调歌头·迟日江山好》），“拍塞愁怀人不解，只有黄鹂能语”（《贺新郎·短艇横烟渚》）等。当然，他也想调节自己的心理机制，试图放达一些：“云山静有情，天地宽无际。且放两眉开，万事非人意”（《生查子·雄姿画麒麟》）；劝慰友人实际也是自我安慰，“用即经纶天下，不用归谋三径，一笑友渊明。出处两俱得，斥亦鲲鹏”（《水调歌头·披锦泛江客》）；或者以酒消忧，“三万六千场，排日扶头醉”（《生查子·功名竹上鱼》）；或欲脱却俗务，遁入空门，“有无俱尽见真空”、“要将驴佛我，分付马牛风”（《临江仙·者也之乎真太错》）。可是，这一切他都办不到，总是“恨长怨永”（《瑞鹤仙·征鸿翻塞影》），“自恨无地可销忧”（《水调歌头·迟日江山好》），如同“楼鸟难安”（《风流子·同云垂六幕》）。他承受着复杂的心理冲突，负载着沉重的悲苦穷愁，艰难地辗转于那个时代同样复杂的现实之中，时而因个人与社会相撞击而闪现出并不太耀眼的火花。由此看来，一方面，《审斋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南渡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具有普遍性的悲苦、愁恨、忧虑、怨愤等社会心态，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审视一下那个时代的词坛，则王千秋既非慷慨悲歌的一类词人，又无资格充当宫廷侍从词人；既没有隐迹山林，也无力干预时政；上引四库馆臣谓其“出入东坡门径”，不无道理，而就其词作的思想深度而言，与苏词尚有一定距离。因为尽管王氏也想从愁苦中挣脱出来走向旷达，尽管他也对人生进行过质询、探究，但他对人生的理解远没有苏轼那样深刻——当然，这有个人的和客观的多种原因。不妨说王千秋是一位很“实际”的词人，他的诉说是一位“在野”文人关于个人经历与心态的真实记录。

不过，《审斋词》中其他题材的某些作品却不能不引起我们另外的注意。如《风流子》：

夜久烛花暗，仙翁醉、丰颊缕红霞。正三行钿袖，一声金缕，卷茵停舞，侧火分茶。笑盈盈，溅汤温翠碗，折印启缃纱。玉笋缓摇，云头初起，竹龙停战，雨脚微钭。清风生两腋，尘埃尽，留白雪，长黄芽。解使芝眉长秀，潘鬓休华。想竹宫异日，衮衣寒夜，小团分赐，新样金花。还记玉麟春色，曾在仙家。

又《醉蓬莱》：

正歌尘惊夜，斗乳回甘，暂醒还醉。再煮银瓶，试长松风味。玉手磨香，镂金檀舞，在寿星光里。翠袖微揎，冰瓷对捧，神仙标致。记得拈时，吉祥曾许，一钦须教，百年千岁。况有阴功在，遍江东桃李。紫府春长，凤池天近，看提携云耳。积善堂前，年年笑语，玉簪珠履。

这是两首茶词。前首词写分茶。分茶又称“茶百戏”，它是在饮茶过程中形成的能够使汤纹水幻化出禽兽虫鱼花草等各种物象的一种技艺。后首词题为“送汤”，“送汤”亦即送茶。它是在酒宴将散时歌妓侑茶送客的一种习俗和礼节。沈松勤教授在《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一书中曾对唐宋时代茶酒词的社会文化功能进行过详细的考察与论证^［7］，他认为，唐代以后，饮茶礼仪成为全社会的一种风俗行为，同时也渗透到诗词创作之中。现存宋代茶词始见于苏轼，此后有数十位词人作有茶词。自然，茶词的具体内涵有所不同，但一般不像茶诗那样仅仅停留在咏茶上，它主要付诸歌妓，歌以侑茶。客至设茶是当时的礼俗，分茶是茶事茶艺的表现之一。宋代歌妓不仅擅长歌舞，也熟练分茶技艺。同时，宋人在宴集社交活动中，往往先由歌妓侑酒以娱宾，待饮阑宴终，歌妓唱茶词侑茶，表示留客、送客之意，而茶又兼有醒酒的功能。如此，虽然王千秋之前有些词人创作过这类茶词，但同一位词人以两首长调描绘歌舞之后“侧火分茶”及酒醉“再煮银瓶”点汤送客的带有连续性的过程，而且将其情景又写得如此具体，却并不多见。

王千秋还写有关于农事的词。如《清平乐，唤云且住》词上片说，农历“五月人间须好雨”，其下片云：

畦秧针绿重生，壶天表里俱清。林外桔槔闲挂，省渠多少心情。雨后畦秧更绿了，野外一片清新，桔槔（提水工具）也被闲置起来了，这省却了农人多少心力呵！

又如《鹧鸪天》：

比屋烧灯作好春，先须歌舞赛蚕神。便将簇上如霜样，来饷尊前似玉人。

丝馅细，粉肌匀。从它犀筋破花纹。殷勤又作梅羹送，酒力消除笑语新。

词题为“蒸茧”，是说春夏之交，蚕已吐丝做成茧子，蚕民们先要举行赛神会，然后蒸煮蚕茧，抽出又白又细的蚕丝。词中洋溢着丰收的季节里蚕民们欢歌笑语、欣喜愉悦的心情。这类农村农事词，苏轼曾以“太守”身份写过，后来辛弃疾等人也创作过，但在南宋前期那特殊的年代里，王千秋竟然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或许也算是个“亮点”吧。

“以词代简”类作品也出现在《审斋词》中，如《渔家傲·简张德共》就是把词当作“信简”来写的。他跟朋友说，现在已到了季春，可是“昨日骤寒风又雨”，花儿大都被吹落了，自己身体本来欠佳，看到这种景象，更没有情绪。不知彼处花丛成了什么样子，要好好照管它们，我还想去听歌观花呢。而《虞美人》则直接标明“代简督伯和借《战国策》”：

要津去去无由据，已分子生负。拟将怀抱向谁开，万水千山聊为借书来。玄都昼永闲难度，欲正书中句。黄琮丹璧已磨浓，发箧烦君早送过桥东。

伯和，姓姚氏。向友人借书，不写书信而代之以词，几为文人笔墨游戏。这类词实用性、工具性较强，亦是词体中的一个品种。王氏“代简”词得风气之先，有一定的代表性与典型性。另外还有咏“圆子”（今俗称“汤园”、“元宵”）的《鹧鸪天·翠杓银锅》词（同时代的词人史浩有《人月园》、《粉蝶儿》咏圆子词2首），咏女子裁剪新衣的《浣溪沙·白衫子》词等。要之，《审斋词》于“主题曲”之外，尚有一些特殊的“音符”，它们共同交织成一部音响比较繁杂的乐章。而上举几种类型的词，如果从纯艺术角度着眼，并不值得推赏；如果换一个角度，即从词的纵向发展来看，它们却并非没有意义。词至南宋，一方面日渐趋“雅”，一方面词的实用功能愈益增强，其触须伸向更加广阔的世俗生活层面，这也是歌词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是一种文体合乎规律的逻辑演进。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词具有独特的“词史价值”，当不算过分。(www.xing528.com)

三

毛晋在《审斋词》跋语中曾谓其“多酬贺篇，绝少绮艳之态”。说“多酬贺篇”并不准确，因为这类词篇只占王千秋词作总数的五分之一；说“绝少绮艳之态”倒符合事实。王词除个别篇章如《生查子·睡起髻云松》、《醉落魄·惊鸥扑蔌》等，或写相思或写女子歌舞，以及个别语句如“年年花月夜，沈醉绮罗间”（《临江仙·柳巷莺啼春未晓》）等稍涉绮思媚态外，大多数词作都显得相当“实在”、“雅净”。而四库馆臣与梁文恭赠诗皆云“审斋词”颇似“花间”，却值得考虑。如果说因王氏令词多于长调而迹近“花间”，则宋代词人中除了柳永等极少数词人外，几乎是所有词人词作的普遍性现象，不足为凭；如论其风神特质或情感内容，则千秋词与“花间”显然有别，要害亦不在此。前文曾提及晁谦之《花间集·跋》，其云：（花间词）“情真而调逸，思深而言婉。嗟乎！虽文之靡，无补于世，亦可谓工矣。”此言不无道理。就总体而言，花间词多写女性恋情心结、离愁别绪、珠玉帘栊，脂粉味较浓，但其对人性、情欲的宣泄与张扬却具有极强的真实性，这是前此各种文体所不曾具备的；而它又出自文士之手，不仅比较讲究选词用语、形式技巧，即使在内容上，真正猥亵淫秽的作品也并不多，因而它又显得工致，颇有韵味。所以，按照我们的理解，从情真、词工的角度来说，《审斋词》又是类似“花间”的；兼之花间词为文人词之祖脉，这实际上也就成为自宋代以来中国词史一贯的传统。

然而，花间词毕竟多是代言之什、应歌之作，情感指向往往不是创作主体。假词体以为载体，以自我之笔抒自我复杂之情，乃是东坡范式的基本特征之一。如上面所说，王千秋搦管为词，真实地诉说个人的隐衷与心灵的矛盾冲突，尽管其人生智慧与才力不逮苏轼，但其“大方向”的确是步趋“苏堂”的。而其词之雅洁，并时而引用苏轼词中语，则更为明显，如《青玉案·送人赴黄冈令》：

雪堂不远临皋路。怅仙伯，骑鲸去，燕麦桃花更几度。横桥虽在，种松无有，谁是关心处。解鞍君到冬虽暮，传语无忘晒蓑句。起手载花花定许。艺香披翠，灌红疏绿，趁取清阴雨。

东坡雪堂（苏词《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雪堂西畔暗泉鸣”）、临皋烟景（苏词《浣溪沙，覆块青青麦未苏》：“临皋烟景世间无”）、江南父老之深情（苏词《满庭芳·归去来兮》：“仍传语，江南父老，时时晒渔蓑”）等等，词人借送友人赴黄冈任，遥想东坡贬谪黄州的一幕幕生活场景，充满了无限怀思与仰慕之情；而其词之朴厚俊洁，亦沁人心神。又如《贺新郎·短艇横烟渚》：“好趁小蛮针线在，按纶巾，归唤松江渡”，采自苏词《青玉案·三年枕上吴中路》之“若到松江呼小渡”、“春衫犹是，小蛮针线，曾湿西湖雨”；《满江红·水满方塘》之“认去年，乳燕又双双，飞华屋”，又直接化用苏词《贺新郎·乳燕飞华屋》首句等。当然，王氏挣扎于愁苦之中，少有苏轼那般逸怀浩气，故其作品尚乏苏词常有的出神入天的超逸绝尘之姿，如果说苏词更多“形而上”的气韵，则王词更多“形而下”的现世精神。或许与此有关，千秋词中有的作品局面不阔，或过于直白，缺乏艺术张力。不过，不少词作用笔颇健，《贺新郎·石城吊古》尤能见其风调：

吊古城头去。正高秋，霜晴木落，路通州渚。欲问紫髯分鼎事，只有荒祠烟树。巫觋去，久无萧鼓。霸业荒凉遗堞坠，但苍崖日阅征帆渡。兴与废，几今古。夕阳细草空凝伫。试追思，当时子敬，用心良误。要约刘郎铜雀醉，底事遽争荆楚。遂但见，吴蜀烽举。致使五官伸脚睡，唤诸儿，昼取长陵土。遗此恨，欲谁语。

其词于追叙史迹中糅进作者的现实感喟，郁勃劲健。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词咏叹故都胜概，由六朝遗事写尽沧桑悲恨，笔力清遒，杨湜《古今词话》推其为“绝唱”。此词则专注于孙吴霸业，揭出历史教训，笔力似可与荆公颉颃。

下面，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审斋词》使用词调的情况。

关于词调的分类，向来有多种方法，或据其音乐形式、或据其词调来源、或据其“韵断”数目等，各有理由。但最常习见者是根据字数多少分为长调、短令。如毛先舒《填词名解》谓58字以内为小令，59字至90字为中调，91字以上为长调。但此法虽然沿用已久，很多人总觉得机械、死板，不大赞成；王力先生《汉语诗律学》分62字以内为小令，63字以外为慢词（按：习惯上视“慢词”为“长调”）；夏承焘、吴熊和先生《读词常识》约略分50字以下为小令，100字以下为中调（按：100字以上自然为“长调”）；黄文吉先生《北宋十大词家研究》分80字以上为长调，80字以下为小［8］。为便于比照，且易于分辨，又大体合理，此处似采用黄文吉先生的做法，以80字为基准（实际上，词调整80字者极为稀见），将词调分为长调、短调二类，并由此检视《审斋词》按调填词之特征。

在王千秋现存的72首词中（不计1则残句），共有21首长调词，使用了11种调子，它们是：《贺新郎》2首、《沁园春》1首、《风流子》2首、《醉蓬莱》1首、《念奴娇》2首、《水调歌头》4首、《蓦山溪》1首、《瑞鹤仙》3首、《满江红》2首、《喜迁莺》2首、《满庭芳》1首；共有51首短调词，使用了21种调子，具体情形是：《西江月》5首、《南歌子》1首、《虞美人》4首、《青玉案》2首、《减字木兰花》1首、《忆秦娥》3首、《清平乐》2首、《好事近》3首、《菩萨蛮》1首、《渔家傲》1首、《生查子》7首、《临江仙》2首、《浣溪沙》5首、《感皇恩》1首、《醉落魄》1首、《桃源忆故人》1首、《鹧鸪天》2首、《解佩令》1首、《诉衷情》1首、《谒金门》2首、《点绛唇》5首。

由上可知：（一）王千秋用32种词调填了72首词，平均每种调子使用两次稍多一点，说明他择调的范围较广，是一位熟悉词调的词人。（二）虽然以填制短调为主（短调词数量为长调词的两倍多），但长调词几占词作总数的三分之一，且平均1个调子填不到2首，说明他有较强的驾驭长调词的能力，这也是花间词不可能有的现象。（三）无论长调、短调，他没有特别喜用的调子，没有用一个调子大量集中填词的情形。在长调中，用得较多的是《水调歌头》4首、《瑞鹤仙》3首；在短调中，用得较多的是《生查子》7首、《西江月》5首、《浣溪沙》5首、《点绛唇》5首。盖因这些词调在字声、韵格等方面变化较多，可以较自由地表达复杂多变的意绪。如几首《水调歌头》即采用平韵中夹叶韵的格式；而几种短调，又多是同题材、同韵脚之组词，如7首《生查子》，分别是5首一组和2首一组，《点绛唇》5首中有4首为一组，这类组词当是一气呵成之作，可见出才思之敏。（四）在32种词调中，约有五分之四的调子属于仄韵格，且多半韵位较密，适宜抒发激切、顿咽、怨抑一类情感，此亦与《审斋词》的“主旋律”基本一致。（五）王氏所用词调都是唐五代、北宋以来词人们使用频率较高的调子，他没有创制新的词调。不过，这并不能证明王氏不懂词乐，相反，《康熙词谱》卷二曾举出他的《风流子·夜久烛花暗》作为“又一体”之代表，同书卷六、卷十九中也曾举示他的《喜迁莺·玉龙垂尾》、《蓦山溪·清明池馆》词中字声与押韵之变格［9］，可证其对于此道并非外行，未创新调可能与战乱时局、词乐渐失、不少词调已成为习常用调、个人音乐造诣等有一定关系。

为更较全面地审视王氏及其词作的历史地位，笔者选择了与千秋大约同时以及在他之前或之后的十几位词人，主要据《全宋词》从词调使用角度进行约略统计，并参照其他有关情况，稍加比较后我们发现，像柳永、姜夔这样的乐律名家，能自制曲调（尤其是柳永，仅长调就自创近30个），长调词几乎平均1调1首词（柳永125首用95调，姜夔43首用39调），其用调之变化，非王氏可比。辛弃疾虽然平均1调使用约近6次，但辛氏存词既多，用调数量达110多个，高出王氏词两倍多，且是开宗立派的大家，亦非千秋可攀。王氏学苏，苏轼长调词43首，用20调，平均1调约填2首，《水调歌头》是比较爱用的词调之一（4次）；短调词314首，用59调，平均1调使用5次稍多。最爱用的调子是《浣溪沙》（40次），《西江月》使用频率也较高（15次），有其相似之处。但苏轼也有自制腔，又创新词风，名篇甚多，被公认为大家，王氏或可入其室，却无能比肩。相较之下，王千秋与同时代的韩元吉、侯等人更加接近。韩氏存词83首，用34调，平均1调使用2次稍多。其长调词25首，用10调；短调词58首，用24调，长、短调平均使用次数皆为2次稍多一点。长调中较爱用《水调歌头》7首、《念奴娇》4首；短调中较爱用《菩萨蛮》6首、《醉落魄》6首。侯氏存词97首，使用40个调子，其长调词26首，用11调；短调词71首，用29调，平均1调使用次数也都是2次稍多一点。长调中较爱用《水调歌头》5次、《满江红》5次；短调中较爱用《菩萨蛮》15次、《朝中措》7次。韩、侯二人传世名作也都较少。这些情况和数据基本表明，王千秋与韩、侯等词人大体处在同一水平线上。

综合以上所述，应该说王千秋是一位值得注意的重要词人，其《审斋词》亦有相当的艺术价值。本来，这位在野词人拥有更大、更“自由”的创作空间，可以无拘无束地驰骋情思；但同时，也许因为没有经历宦海沉浮的惊涛骇浪，固其对人生、社会的体悟多半停留在一己的、感性的层面之上；加之为其个性气质、创造才力等所限，使他终未能进入一流大家的行列。而我们今天在清理宋人的文化遗产时，却不应忘记这位“卓然为一作手”的词人，因为他至少可以丰富人们对南宋前期这个特定历史阶段词坛状况的悟解与认知。

参考文献：

［1］唐圭璋：《宋词四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第134页。

［2］马兴荣等：《中国词学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第81页。

［3］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28960页。

［4］毛晋：《宋六十名家词》（重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573页。

［5］吴讷：《百家词》（下），天津市古籍书店，1992，第919页。

［6］施蛰存：《词籍序跋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632页。

［7］沈松勤：《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第218页。

［8］黄文吉：《北宋十大词家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6，第111页。

［9］陈廷敬等：《康熙词谱》，岳麓书社，2000，第59页、第173页、第5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