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词”考述
宁夏大学 许兴宝
一
“小词”一语在宋代文献中出现较多，朱崇才对“所辑录到的2000余则宋代词话统计，约有110则词话中至少出现了一次‘小词’字样，在对于词曲的各种别称中占第一位”［1］。由此可以推知，宋人口头上用“小词”行实的实际状况。后人因此判定，“小词”是宋人给词体文学附加的蔑称。王兆鹏说：“诗大词小，是北宋人牢不可破的观念。称词，总要加个‘小’字，以示爱憎分明，尊卑有别。杨绘《本事曲》是专门谈词的词话著作，而言必称‘小词’。连苏轼那样的词的革新者，也是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永）风味，亦自是一家’。”［2］朱崇才称：“综览宋代词坛，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人们以‘小’来对词体进行价值定位，称呼这种艺术体裁为‘小词’”；“宋代较早涉及词的价值评判的一个例子是欧阳修《归田录》卷二，其中引述钱惟演的话说：‘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可见词的地位尚在小说之下，只适合在上厕时阅读”。［3］《中国词学批评史》云：“在宋初文人的眼目中，词的作用和地位，‘方之曲艺，犹不逮也’（胡寅《酒边词序》），与‘明道’、‘载道’之文，‘言志’、‘致用’之诗，更不可同日而语。钱惟演自称‘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欧阳修《归田录》卷二），等而下之，至于其极。”［4］吴熊和也说：“词在宋初，犹被视为艳科小技。钱惟演能词，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说他晚年留守西京洛阳时，好读书，词却仅于上厕所时读，它的地位犹列于小说之下：‘钱思公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5］如上诸人所言，宋初人小视词体是真，而引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言钱惟演“上厕则阅小词”去判定宋初人对词体文学的实有心态则稍欠妥当。导致如此结论缘由盖出于二端：一为钱公阅词选于上厕之时，二则将词以“小词”称。为了从根本上弄清事实，我们将欧阳修《归田录》卷二相关文字全录如下：“钱思公虽生辰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僚属曰：‘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谢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其笃学如此。余因谓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6］上文所云中心有二：一为钱公所好在读书，“盖未尝顷刻释卷也”，二为上厕读书构思文章另有榜样：宋公“每走厕，必挟书以往”，欧公“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我们不禁要问，同是上厕所为，为何“上厕则阅小词”是“等而下之，至于其极”。而走厕挟书，厕上作文就不是对书文的轻视呢？文章政事，初非两涂，而诸公特于厕上所为，岂非大逆？关键在于人们对“小词”的特定内涵缺乏清醒的认识，只将“小词”视为附加在词体文学上的蔑称。此外，沈松勤说：“自温庭筠大开文人词的风气后，被斥为‘郑卫之音’的小词在文学艺术之林赢得了公开的地位，并在世俗文化生活中，占有了广阔的‘消费’市场”。［7］则将“小词”等同于词，与“今之长短句者，字字言闺阃事，故语懦而意卑”（王炎《双溪诗余自序》）的判断如出一辙，其源渊盖得于“词本是一种音乐文艺，唐时称为曲子、曲子词、歌词或小词，与燕乐乐曲有着某种亲缘关系”［8］之断语。
以上诸例或将“小词”视为宋人给词体文学附加的蔑称，或引用“小词”史料作判断时表现出的失当，或将“小词”等视为“词”，均表现出远离真理倾向，应引起学界重视。
二
“小词”一语出现较早，唐代就有类似称呼。白居易《就花枝》曾云：“歌翻衫袖抛小令，笑掷骰盘呼大彩”；“小令”是“词曲中短章的一种泛称”［9］，可与“小词”划等号，花间词人牛峤《女冠子》已有“低声唱小词”之语，因此吴熊和先生又说：“词本是一种音乐文艺，唐时称为曲子、曲子词、歌词或小词。”［10］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因为唐代词，特别是中唐词多为短制小篇。这个时期，文人作词尚处依曲拍为句的初始阶段，人们对篇幅小巧的小词确无成见。与宋代相较，唐代“小词”一语出现较少。由于宋代进入“词山曲海，千生万熟；三千小令，四十大曲”（元燕南芝《唱论》）的词作辉煌世界之中，以词话、诗话、词集题序、笔记等为主要形式的词论也相应产生，“小词”一语出现频次也随之增多。“小词”一语在所有词论中显示的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姿态。《跋吴思道小词》将“小词”冠于词集，道出词人创作篇幅的总体特征。“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二）在把握诗词篇幅具有相同特征之时，也注重二者在内容、创作形式及风格上的相似。有时在说“小词”时，直接点出词牌，并附出全篇，《宣和遗事》“贾奕见御衣闷倒”云：贾奕“见笔砚在侧，用手拈起笔来，拂开花笺，便写作小词一章，词寄南乡子：闲步小楼前。见个佳人貌类仙。暗想圣情浑似梦，追欢。执手阑房姿意怜。一夜说盟言，满掬沉檀喷瑞烟。报道早期归去晚，回鸾。留下交绡当宿钱。”《宣和遗事》“樊楼”条记：“及金兵之来，京师竞唱小词，其尾声云：‘蓬蓬蓬又，乍乍乍蓬又，是这蓬又乍’。”这里删去词篇主体，仅出尾声，是为另一种形式。“诗多作无害，艳歌小词可罢之”（释惠洪《冷斋夜话》“邪言为罪恶之由”），给“小词”加上了定语，限定了“小词”的内容。凡此种种，无需多赘。从“小词”显示的多种样态中，我们又发现，“小词”引出的词章字数多在20字至70字之间，上90字的篇章为数较少。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谓“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小词云：‘昨夜风疏雨骤……’”，词共33字。《复斋漫录》录无已作木兰花词，《苕溪渔隐丛话》言“见无己小词，因笔之”［11］，全词44字。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记：“北方士友传沙漠小词三阕，颇能状其景：‘瘦藤老树昏鸦，远山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斜阳西下，断肠人去天涯。’”（下两阕略）均为28字。而全宋词在百字以上者何止百千！对词人而言，谈及所作小词，于唐五代词人，尤多花间。宋时多及北宋诸家，如晏殊、欧阳修、晏几道、秦观、苏轼、周邦彦、李清照、贺铸、宋徽宗、黄庭坚、王安石、蔡京、韩魏公、赵德麟等人。从南北宋及唐五代词对比看，南宋词求工求变，案头色彩加重，篇幅普遍较长，加上应社功能的显示，使词无法保持早期轻灵短捷的特点。北宋虽有柳永、周邦彦的铺叙展衍与赋化，使词体突破了传统章法的束缚，但短章令篇仍有生命力，且佳手如云，从中是否可以看出“小词”的时代及文体内涵呢？答案在无言的事实当中。
与“小词”相伴而行的同义语随着语言史的发展而时有显现。最多见者为“小阕”一称。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云：“至唐末，遂因其声之长短句，而以意填之，始一变以成音律。大抵以《花间集》中所载为宗，然多小阕。至柳耆卿，始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12］。“小阕”与“铺叙展衍”的慢词相对，足见“小阕”为体制小巧的短章。佚名《六一词跋》云：“荆公尝对客诵永叔小阕云：‘五彩新丝缠角粽，金盘送，生绡画扇盘双凤’。曰三十年前见其全篇，今才记三句。乃永叔在李太尉端愿席上所作十二月鼓子词。”［13］“小阕”乃“十二月鼓子词”，欧作鼓子词名《渔家傲》，为62字之短章。欧阳修原有词集名《平山集》，见《欧阳文忠公集》卷一百三十三罗泌校语。又卷一百三十二引《京本时贤本事曲子》后集云：“欧阳文忠公，文章之宗师也。其于小词，尤脍炙人口。有十二月词，寄《渔家傲》调中，本集亦未尝载。”此处则将“十二月词”称作“小词”，可见“小阕”与“小词”同。刘斧《青锁高议》记：“（张浩）开读，乃词一首，云：‘昨夜赏月堂前，颇有所感，因成小阕，以寄情郎’，曲名极相思，曰：‘红疏翠密晴暄，初夏困人天。风流滋味，伤怀尽在，花下风前。后约已知君定，这心绪尽日悬悬。鸳鸯两处，清宵最苦，月甚先圆？’”全章48字［14］。周辉《清波杂志》记：“无咎出小鬟舞梁州以佐酒，（陈）履常作小阕木兰花云：娉娉袅袅，芍药梢头红样小。舞袖低垂，心倒郎边客已知。金尊玉酒，劝我花前千万寿。莫莫休休，白发簪花各自羞”［15］，全章44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记上述事与周辉所记略有出入，此姑不校，但同为《木兰花》词，胡将其称作“小词”，周却称作“小阕”，是引起我们重视的热点［16］，据此可知，“小阕”等于“小词”。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认为唐末长短句“大抵以《花间集》为宗，然多小阕”。《花间集》词以温庭筠为鼻祖，其作多为短制小什，对后来影响颇大。高承《事物纪原》卷三“小词”条引杨绘《本事曲子》云：“近世谓小词起于温飞卿，然王建、白居易前于飞卿久矣。王建有《宫中三台》、《宫中调笑》，乐天有《谢秋娘》，咸在本集，与今小词同。”不
论王建、白居易早飞卿多久，然温庭筠“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旧唐书·温庭筠传》）是为不争之实。高承所论还表明，今人之谓“小词”，其源头可追至温庭筠，也可上溯到王建、白居易所作短章如《宫中三台》、《宫中调笑》及《谢秋娘》。《宫中三台》24字，《宫中调笑》32字，《谢秋娘》即《忆江南》27字。温庭筠“为侧艳之词”的真实含义，岳珍《“艳词”考》［17］作了回答。岳文认为，“侧”为“侧调”，为清商三调之一，“艳”为艳曲，艳曲体制短小，唐人曾云“艳曲不须长”（乔知之《铜雀妓》）是为实证。据此可推证，“侧艳之词”当为：曲调配侧调，乐体用艳曲。如此之词可视为短章小阕，亦可称作小词。查温庭筠词可知，最长篇幅为54字，其他以30－40余字为多［18］。经上述论证可知，“小阕”与“小词”无异。周辉《清波别志》记：“绍兴初，故老闲坐，必谈京师风物，且喜歌曹元宠‘甚时得归京里去’一小阕，听之感慨，有流涕者。”《全宋词》署元宠小阕为“失调名”，王灼《碧鸡漫志》云：“今有过钩容班教坊者，问曰：‘某宜何歌’，必曰：‘汝宜唱田中行、曹元宠小令’”［19］；据此可推证，元宠小阕有可能是小令。张邦基《墨庄漫录》记：“子东因为之歌，美髯者援腰间笛，复作一弄，亦能记其声，盖是重头小令”，“前后三梦，后多忘其声，惟紫髯翁笛声尚在，乃倚其声而为之词，名曰桂华明云：‘缥缈神清开洞府，遇广寒宫女，问我双鬟梁溪舞，还记得当时否。碧玉词章教仙女，为按歌宫羽。皓月满窗人何处，声永断、瑶台路’”［20］，词共50字，也在小阕列内。王明清《王照新志》记：“汪彦章在京师，尝作小阕云（词名《点降唇》，此处从略）”，全词41字［21］。周密《浩然斋雅谈》集翁时可词四首，其词牌分别为《江城子》70字，《西江月》50字，《朝中措》48字，《鹊桥仙》56字，以“小阕”笼其词首［22］。从“小阕”与“小词”在词论文章中显现形式看，二者已臻完全等同程度，即有“A＋O”式，“A＋单句”式，“A＋词牌”式，“A＋词牌＋全部词篇”式［23］，显示出二者全等的深层隐秘。
陆游有一诗题两次提到“小阕”字样：“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小园已三易主，刻小阕于石，读之怅然”。“小阕”指《钗头凤》词，此词60字。宋人像陆游如此称“小阕”者较为稀见，但从中也可窥见时人心迹。有关陆游于沈园题《钗头凤》事，周密《齐东野语》也有记载，所不同者在于，陆氏所云“小阕”被改为“小词”。周密原文如是：“至绍熙壬子岁，复有诗。序云：‘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词一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三易主，读之怅然’”。可知，“小阕”即为“小词”［24］。
“微词”也是“小词”的同义语。熙宁七年（1074），张先、苏轼、陈舜俞等六人会于松江垂虹亭。85岁的张先作《定风波令》（“前六客词”），传于四方。15年后（元祐四年，1089），苏轼复作“六客词”追怀前事，并与张先之作同刻于湖州墨妙亭，成为北宋词坛的一段佳话。苏轼改革词风，对柳永词颇为鄙薄，对张先则赞誉不已。张先卒后，苏轼在徐州为文遥祭，称其“微词（小词，即歌词）宛转，盖诗之裔”（苏轼《祭张子野文》，见《苏轼文集》卷六三）［25］。吴熊和先生将“微词”解释为“小词”，因《定风波令》62字，属短制。
“小曲”也是“小词”的同义语。沈括《梦溪笔谈》记：“又小曲有‘咸阳沽酒宝钗宫’之句，云是李白所制。然李白集中有清平乐词四首，独欠是诗，而《花间集》所载‘咸阳沽酒宝钗空’，乃云是张泌所为”。查《花间集》可知，此词牌属《酒泉子》43字。陶宗仪《辍耕录》记：“歌儿珠帘秀，姓朱氏，姿容姝丽，杂剧当今独步。明紫山宣慰极钟爱之，尝拟沉醉东风小曲以赠云：‘锦织江边翠竹……’”，共38字［26］。
“小品”与“小词”义近。杨无咎《解连环》云：“怎似得、斜拥檀槽，看小品吟商，玉纤推却”，出“小品”一语。姜白石有《醉吟商小品》一词：“又正是春归，细柳暗黄千缕，暮鸦啼处。梦逐金鞍去。一点芳心休诉，琵琶解语”，共30字。夏承焘谓“小品为宋词之一体”［27］，依其字数看，当为短制。宋时还有《小品谱》，“姜夔十七谱和《乐府大全》二段《小品谱》，则都是声词相当，一字一音的”［28］，“小品之制，当短于大品。《曲律》录林钟商《小品谱》两段，一段14字，一段21字”［29］。除去音乐载体不论，“小品”的体式主要决定于字数，与“小词”之制相似。
李清照在“词论”里两次提到“小歌词”，是“小词”的直接翻用。人云和凝“长于短歌艳曲”之“短歌”是“小词”的同义语。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二有《白石诗说》一节，以姜夔诗说为词说，极有见地。其中有云：“短章酝藉，大篇有开阖乃妙”。短章与大篇对应，小词与大词对应同。张炎《词源·令曲》条云：“词之难于令曲，如诗之难于绝句”。宋人言绝句为“小诗”，“小诗”对应的该是“小词”，如此可知，“令曲”可被“小词”替代。蔡嵩云曾说，“宋代所谓大词，包括慢曲及序子、三台等，所谓小词，包括令曲及引、近等”［30］，可见，“令曲”一定是“小词”，但“小词”的内涵外延要大于“令曲”。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艺”条就“令曲小词”并称：“嘌唱谓上鼓面唱令曲小词，驱驾虚声”。《花间集》都是令曲，短章小词配令曲，故有人云：“唐末诗格卑陋，而小词最为奇绝”（陈善《扪虱新话》）；“即如《花间集》小词，亦多好句”（沈义父《乐府指迷》）。
唐时的“曲子词”至宋代由“小词”代替。孙光宪《北梦琐言》云：“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云：“凝好为小词，自作相，专令人收拾焚毁”；代替的出发点在于看到了曲子词体小灵巧之特征。
“小词”之“小”意为篇幅之小，阐述论证已见上述。南宋后期，已见“大词”“小词”之说，则是证实“小”全在篇幅限定的又一得力佐证。张炎《词源》云：“大词之料，可以敛为小词；小词之料，不可展为大词。若为大词，必是一句之意引而为两三句，或引他意入来捏合成章，必无一唱三叹。”沈义父《乐府指迷》云：“作大词，先须立间架，将事与意分定了。第一要起得好，中间只铺叙，过处要清新，最紧要是末句，须是有一好出场方妙。小词只要些新意，不可太高远，却易得古人句，同一要炼句。”方智范、邓乔彬等著《中国词学批评史》认为，宋初词坛由令词独霸天下，即篇制较短的词为主要创作对象，而曲调的衍长要求词的体制也相应扩展［31］。这正是小词向大词发展的清晰描述。
在宋代，与大词、小词相类似的称物法还有几种，这种称物法之“小”并无对被指称对象施以贬义。宫调中有大遍、小遍之说，讴曲要旨有大顿、小顿之说，管色应指有大住、小住之说，拍板形制有大拍板、小拍板之说，曲体有大品、小品之说，曲调有大曲、小曲之说，调名有大石调、小石调之说，音乐之音声有大声、小声之说，词体篇制有大篇、短章之说，门神有大门神、小门神之说，宫弦有大武、小武之说，诗有大篇、小诗之说。另外，孙光宪《北梦琐言》云：“（温庭筠）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此“小赋”乃与大赋相对而言，不是对赋体文学的蔑视称呼。刘永济、俞平伯有南朝小乐府和齐梁小乐府之说［32］，其称物态度与上全同。
宋人对部分体制小巧的作品有时也表现出高度统一口径。宋代流传一首小词，其云：“孟婆且告你，与我佐些方便，风色转吹个船儿倒转。”赵彦卫《云麓漫抄》也以“小词”称云：“徽庙既内禅，寻幸淮浙，尝作小词，名月上海棠”，末句云：“孟婆且与我做些方便”。王仲晖《雪舟
语》记：“徽宗亦工长短句，方北将，在舟中作小词云：‘孟婆，你做些方便，吹过船儿倒转。’”
三
宋人称诗有“小诗”之说，见于诗题及诗篇之中，多有体现。“小诗”只表诗体短小之意，没有附加成分。见诸苏轼诗集诗题中的“小诗”称呼较多。大略检索可知：《太夫人以无咎生日置酒留余夜归书小诗贺上》为七绝；《欧阳季默以油烟墨二丸见饷各长寸许戏作小诗》为五古十二句，60字；《偶于龙井辩才处得歙砚甚奇作小诗》为七绝；《怡然以垂云新茶见饷报以大龙团仍戏作小诗》为五古八句，40字；《元祐元年二月八日朝退在起居院读汉书儒林传感申公故事作小诗一绝》为七绝；《刘监仓家煎米粉作饼子余云为甚酥潘邠老家造逡巡酒余饮之莫作醋错著水来否后数日携家饮郊外因作小诗戏刘公求之》为七绝；《伯父送先人下第归蜀诗云人稀野店休安枕路入灵关稳跨驴安节将去为诵此句因以为韵作小诗十四首送之》全为五绝；《和孔密州五绝（五首七绝）》中有《和流杯古上草书小诗》一首，为七绝；《梵天寺见僧守诠小诗清婉可爱次韵》为五古六句；《哭欧阳公孤山僧惠思示小诗次韵》为五绝；《九月中曾题二小诗于南溪竹上既而忘之昨日再游见而录之》分别为七绝和五绝［33］。戴复古有《小孤山阻风因成小诗，适舟中有浦城人，写寄真西山》，为五古八句。朱熹《后洞雪压竹枝横道》云：“石滩联猗要重重，已把南山入小诗”，山水记散文《百丈山记》中记：“因各为小诗，以识其处”，均提到“小诗”。韩琦《阅古堂前植菊二本，九月十八日花犹未开，因以小诗嘲之》为七绝，刘贡甫作小诗寄人为七绝（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八），黄庭坚、刘过、晏殊、晏几道、王安石等人都是词话中记载的作“小诗”能手，其人所作，概未出体制短小的绝句和五言古诗短歌。
宋人有时又将“小诗”与“小词”对应起来使用。曾季狸《艇斋诗话》云：“晏元献小词为本朝之冠，然小诗亦有工者。”吴处厚《青箱杂记》记：“韩魏公晚年镇北州……作《点降唇》小词……司马温公亦尝作《阮郎归》小词……，亦作小诗寓言……”释惠洪《冷斋夜话》云：“贺方回妙于小词……山谷云：此词少游能道之。作小诗曰……”吴聿《观林诗话》记：“半山尝于江上人家壁间见一绝（绝即为小诗），……已而作小词……”周辉《清波杂志》记：“成都富春坊，群倡所聚……大书绝句诗于其上……又有小词一编，皆艳语……”二者并列出现，论者看到的仅仅在于形体短小的特征。
在唐代就有类似“小诗”的说法。白居易《与元九书》云：“因各颂新艳小律，不杂他篇”；《江上吟元八绝句》云：“一夜吟君小律诗”。“新艳小律”、“小律诗”与“小诗”体制同。陆龟蒙《和过张祜处士丹阳故居》诗序则直称“小诗”，其曰：“张祜，字承吉，元和中作宫体小诗，辞曲艳发。”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杜牧诗题极少见到“小诗”字样，倒是在白居易、杜牧诗集中能见到诗题中的“长句”之称。唐人“长句”有些是七律，有些是七言古诗（八句居多），白居易诗中“长句”均为七言古诗（八句），杜牧诗中“长句”也为七言古诗（八句）。杜甫《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中就已提到“长句”，“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小律”与“长句”的区别只在字数，丝毫没有体现尊卑观念，“长句”不过七言古诗或七律而已，“小律”只是绝句罢了，二者的立足基点在简单的语词外壳形式，与诗作内容没有关系。
宋人笔下的“长句”有长达十六句的七言古诗，陆游《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见城邑人物繁丽，云：西凉府也。喜甚，马上作长句，未终篇而觉，乃是成之》诗即是。“小诗”在宋代的篇幅较唐的“小律”有所加长，出现了苏轼长达十二句的五古诗。“长句”与“小诗”的篇幅加长，只是简单的语词外壳问题，与称者的态度没有丝毫关系。
宋人喜称“小诗”，概与其审美时尚相关。人所共知，宋人以纤细、小巧、瘦稚、柔丽为美，流传下来的宋画像砖，细微工整，面容姣好，秀色纤纤，词也以纤细柔媚为尚，因此花间词人颇为时人赏识。山水花鸟画也以柔细纤纤的工笔独步艺坛，人们的欣赏口味均以优雅中饱含纤细趣味为上。正因如此，宋人以“小”冠名就不足为奇。宋人称绝句为“小诗”，只是因为其与长句或长律大篇相较，具有体制短小特征，显得玲珑可爱，才给了如此爱称。宋人把令词称为“小令”，也出于同样心眼。对于“小词”一称理当不该例外，从大量“小词”具体篇幅的检索可知，唯体制短小，字数较少，是其被定名的依据。由于“小词”体制的特征，招来人的普遍欣赏，相反篇长体大的大词，由于不易传唱，常常处于被淹没的境地。“晁次膺《绿头鸭》一词，殊清婉，但樽俎间歌喉，以其篇长惮唱，故湮没无闻焉。”［34］据此可知，樽俎间歌唱的多是“小词”，这与宋人嗜小的审美趣味完全合拍。
宋人喜欢“小词”可以找到确切的文字记载。陈善《扪虱新话》记：“世传王元泽一生不作小词，或者笑之。”如果王元泽作小词，满足了有些人的审美口味，“笑”就被自然取消。袁文《翁牖闲评》记：一妇人求苏轼为其作“一小词以为终身之荣”。这个事实未必可信，但可反映时人对待“小词”的文化心理，此处求史实是假，而求文化心理却是真。妇人为之终身荣耀者有二，一是慕苏轼高名亮节，二是得到名人亲笔小词。周密《齐东野语》记：“一日，元毖舅诸姬，戏以纨扇求诗，遂各题小词于上。”所记是一种游戏，求诗而得“小词”于上，足见人们对“小词”的得心应手。
四
“小词”有其特有规定性，并非对词体蔑视的泛称，上述已作了诸多事实显示，但仍有余意尚未吐尽。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摘引《雪浪斋日记》云：“晏叔原工小词，如‘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不愧六朝宫掖体。荆公小词云：‘揉蓝一水萦花草，寂寞小桥千嶂抱，人不到，柴门自有清风扫’。略无尘土思。山谷小词云：‘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时候’。极为学者所称赏味。秦湛处度尝有小词云：‘春透水波明，寒峭花枝瘦’。盖法山谷也”［35］。一则简短词话接连四次使用“小词”，绝非偶然兴到，而是依具体词篇幅度长短而定，兹不一一检数。“小词”以如上形式出现的词话绝非仅此一则，在此不作烦拾。
柳永是慢词作家，其所存词幅较长者为数不少。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艺苑雌黄》云：“柳三变，字景庄，一名永，字耆卿，喜作小词，然薄于操行，当时有荐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词柳三变乎’。”慢词作家竟“喜作小词”，这与柳永的创作趋尚并不矛盾。众所周知，柳永写词为人主识知者，盖其短制，非慢词长篇，有文字记载为证。又此事实为柳永早年行实，须知柳永早年也写过为数较多的“小词”。与柳永相似，张先也早年多小令，晚年才多长调。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四记：“杨东山言，道藏经云，蝶交则粉退，蜂交则黄退，周美成词云‘蝶粉蜂黄浑退了’，正用此也。而说者以为宫妆，且以‘退’为‘褪’，误矣！余因叹曰：区区小词，读书不博者尚不能得其旨，况古人之文章而可以臆见妄解乎。”此处出“区区小词”字样，乍识以为有蔑视情调，细察之，可见其出语在于惊叹：篇小而意深。
陈元靓《岁时广记》转摘《复雅歌词》曰：“元丰七年，都下传唱此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神宗问内侍外面新行小词，内侍录此进呈。读至‘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上曰：‘苏轼终是爱君。’乃命量移汝州。”其中言及《水调歌头》为“小词”，此判断无误。宋人所谓“小词”包括令曲及引近等，成说出自蔡嵩云先生语。而令曲不仅仅指字数极少的小令，也包括十数句的词篇。张炎《词源》云：“词之难于令曲，如诗之难于绝句。不过十数句，一句一字闲不得。”苏轼《水调歌头》95字，句数亦“不过十数句”，为“小词”无疑。
以上数例作为补充，仅起示范作用。而在诸多词话中，具有说服力的案例随翻可见，尚需解释并能得出可靠结论的个案也不在少数，此处仅作抛砖引玉之举。
后人误识“小词”内涵有其深刻内在原因，绝非识者情感冲动所致。而且误识延续了数个朝代之久，诚为学界遗憾。概观之，“文章小技耳，况长短句哉”（赵以夫《虚斋乐府自序》）的自嘲。词是一种谑浪文字的游戏说，“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陆游《长短句序》），自谦等话语的被认假为真，加之“为洛学者崇性理而抑艺文，词尤艺文之下者”（刘克庄《黄孝迈长短句序》），“诸公贵人，怜才者少，卫道者多”（刘克庄《题汤墅孙长短句》）的部分社会心态被视作整体社会心态的判断偏差，造成了世人以填词为小道的褊狭之见，词体文学的地位被部分人的唾液所淹没。后人未能从时代文化心理的深处寻找活生生的亮点，于是也高谈宋人以词为小技。唐宋正史官家藏书目录不收词籍，反映了一代学术对词的轻视，宋代官藏书目如《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都不收词籍，词籍著录主要见于私家书目。北宋诗文别集，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不收词，即使把词编成集，也是别刻单行。欧阳修自订的《居士集》，苏轼生前整理编定的《东坡六集》，秦观自编的《淮海闲居集》都不收词。这些事实被后人确认为宋人轻视词体的客观实在，本无可厚非。宋代评品人物极重德、学、才、干，即品行、学问、辞章和能力。四者之中又以德行品质为最，而学、才、干三者，学为根本，为内修之功；才华外溢为文章；吏事政绩显才干，见能力。欧阳修曾有“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的名言，在宋代流传甚广。因此宋代很多以文学名世者，大都是深于学术，娴于理政的综合型通才。由此而论，将词视为政事、文章诗赋之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社会走向正规的标志。社会运行的秩序，个体运行也有秩序，因而将偏重抒一己之情的词排在载治国平天下之道的诗文之后是完全合理的。但不能把“词小”与“小词”混为一谈。前者说明的是词体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问题，后者说的是词体文学的体制大小即篇幅长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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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A表示小阕或小词，O表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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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施蛰存、陈如江：《宋元词话》，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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