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编辑与出版的探索

宋代诗文别集的编辑与出版——宋代文学的书册传播研究之一

武汉大学　王兆鹏

宋代文学的传播方式，较之唐代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印刷术的发展，使得宋代文学的传播更方便迅捷，传播方式更加多元化，宋代文人传存下来的文学作品集也比唐代文人传存下来的作品集更多。据《现存宋人著述统计表》⁽¹⁾统计，现存宋人编纂的文学总集有97种、别集多达743种。而据万曼《唐集叙录》“出版说明”的统计，“有传本的唐人诗集、文集、诗文合集共一百零八家”⁽²⁾。唐人传世文集的种数仅宋人传世文集的七分之一。而宋人的词别集255种、词总集13种，更是唐人所没有的。从绝对数量上看，宋人传世的诗词文集比唐人传世的诗文集要多近千种。

宋代文学传播方式，有口头传播和书面传播两大类型。书面传播的媒介、方式又多种多样，既有单篇传播，又有书册传播。本文主要探讨宋代文学书册传播中诗文别集（简称文集）的编印与出版。

一、文集的编者与成书的时间

宋人文集，除少数由官方编定之外，绝大多数是由私人编定的。官方编纂的个人文集，一般是特殊的政治人物。就今所知，王安石（1021－1086）的文集曾由官方主持编纂。王安石去世30多年后的政和八年（1118），宋徽宗下诏，由宰相薛昂主持，专门配备三位官员来编王安石文集⁽³⁾。

至于文集编定的时间，有的是在作家的生前，大多数是在作家的身后。著名作家的作品，一般生前就已结集，如自南唐入宋的徐铉（917－992），生前曾将在南唐时所撰的文稿“自勒成二十卷”⁽⁴⁾。宋初诗人杨亿（974－1020），在景德四年（1007）34岁时，就将自己所作的诗文结集为《武夷新集》⁽⁵⁾。苏辙（1039－1112）生前也曾三次结集，分别编成《栾城》前集、后集和《三集》⁽⁶⁾。全集的编定，一般是到晚年。苏辙《栾城》三集，直到临终前一年的政和元年（1111）才自行编好。黄庭坚的父亲黄庶（1019－1058），去世前五年才将平生所为诗文编成《伐檀集》⁽⁷⁾。王禹偁（954－1001）的文集，也是到晚年才手自编定⁽⁸⁾。

大多数宋人的文集，是身后由子孙、门人等亲属故旧编定的，有的甚至是几十年、百余年后才得以编定刊行。如宋初夏竦（985－1051）的《夏文庄集》，直到南宋绍兴十年庚申（1140），才由他的孙子托人编定校印于鄂州⁽⁹⁾。祖无择（1011－1085）的文集，也是到一百多年后的南宋绍熙三年（1192），才由他的曾孙祖行编成⁽¹⁰⁾。晁说之（1059－1129）的《景迂生文集》，也是由其孙子健于绍兴二年（1132）编成，至乾道三年（1167）始“锓木于临汀郡庠，以广其传”⁽¹¹⁾。

二、作品的选择与文集的删定

宋人生前自编文集，一般要经过选择，不是有作必录，旨在求精。而身后亲属所编文集，则是有存必录，旨在求全。如，欧阳修（1007－1072）“晚年取平生所为文自编次，今所谓《居士集》者，往往一篇至数十过，有累日去取不能决者”⁽¹²⁾。南宋程俱（1078－1144）自编文集时，也“时时芟削焚弃”⁽¹³⁾。可见宋人生前自编文集都是很审慎的。

作家自编文集时，哪些作品收录，哪些作品删汰，各有标准。北宋李觏（1009－1059）自编文集时，凡是“妖淫刻饰尤无用者，虽传在人口，皆所弗取”⁽¹⁴⁾。秦观（1049－1100）早年自编《淮海闲居集》时，也将“辞鄙而悖于理者辄删去之”⁽¹⁵⁾。

有些诗人，在编文集之前，对自己不满意的作品干脆焚毁，以绝“后患”。黄庭坚（1045－1105）“旧有诗千馀篇，中岁焚三之二，存者无几，故自名《焦尾集》。其后稍自喜，以为可传，故复名《敝帚集》。晚岁复刊定，止三百八篇，而不克成。今传于世者尚几千篇也”⁽¹⁶⁾。陈师道（1053－1102）平生刻意为诗，“少不中意则焚之，存者才十一”⁽¹⁷⁾。贺铸（1052－1125）自称隔几年就检阅一次旧作，不满意的，就丢进灶里烧掉：“率三数年一阅故稿，为妄作也，即投诸灶，灰灭后已者屡矣。⁽¹⁸⁾”南宋杨万里（1127－1206）早年写诗模仿江西体，后来觉得不满意，将旧作全部焚烧：“少作有诗千余篇，至绍兴壬午（1162）七月皆焚之。大概江西体也。⁽¹⁹⁾”

三、文集的编排与收录的范围：兼论词集与文集的分合

宋人文集的编排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分体编排，二是系年编排，三是分地编排。其中按文体编排的最多。南宋绍兴二年（1132）福州刊本《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就是分体编排，凡分赋、诗、章奏、谥议、制、诏、表、书启、序、记、传、铭、箴、颂、原、说、述、赠、谕、乐词、论、议、辨、策问、史赞、评议、疑孟、史郯、迂书、碑志、祭文等。《四部丛刊》本《温国文正公集》即据此本影印。从宋人的文集分类中，可以考察宋人的文体观念，也可以透视宋人的文学观念。

有的文集，则是系年编排。南宋叶适（1150－1123）《水心文集》，门人赵汝譡编，就是编年本，所谓“一用编年，庶有考也”⁽²⁰⁾。有的既分体，又编年，如庆元间周必大刊本《欧阳文忠公集》，按体裁分卷，卷内则系年排列，每篇作品目录之下标注创作年月。李纲（1083－1140）和吕本中（1084－1145）诗集，也都是编年本。这类编年本，对研究作家生平行事和创作历程，非常有价值。

有的是按居住地或做官之地分集编排，每到一地或任一官，就将在此地此任内所作诗文编为一集。杨万里每到一地做官，就将在该地该任所作诗编为一集，每集都自作一序，说明其创作过程和创作背景。这类分地编排，也有编年的意味。虽然不能确定每一首诗具体作于何年何月，但至少可以肯定是作于哪几年，在什么地方所作。比如，杨万里《荆溪集》，收录的是淳熙元年（1174）知常州时所作诗，《南海集》所收“诗四百首”是淳熙七年（1180）至九年在广东任提举常平茶盐时作。根据这些集子，我们可以考察杨万里诗歌的创作时地。

至于文集收录的范围，相当广泛，差不多是什么作品都收，无论是为政府撰写的公文，还是私人书信或民间往来的应用文字，都一概收录，连为儿女订亲的请柬，也不遗漏。但唯有一种作品是例外，那就是在北宋人编的诗文别集里，都不收词作。这反映出北宋人轻视词体的观念。北宋人把写词当作游戏，谁也没把它当作正儿八经的文学作品，所以写完后也不收拾爱惜，随作随扔，更不收进自己的集子里。南宋初胡寅就说，词“方之曲艺，犹不逮焉。其去《曲礼》则益远矣。然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²¹⁾”只是因为当时词的社会需求量大，有人喜爱，不得已，才把词独立编为一集，打入另册。在北宋，词是处在文学的边缘，或者说是边缘的文学。

到了南宋，词学观念有所变化，词体的文学地位逐渐提高，词体的文学价值得到认同，词作为文学之一体，才逐渐被编进诗文别集中。但大多数的词集还是独立刊行。

南宋人编的文集收词，有两种情形，一是把词与诗平等看待，将词与诗合编成一集，或者把词单独编成一卷，或与诗合编为一卷。如绍兴二十六年（1156），吴沆编欧阳澈（1097－1127）文集，就是将“古律诗、词、书语八十有七”分类编为《飘然集》⁽²²⁾。李处权（？－1155）晚年也是自将平生所“作古赋五，古诗三百，律诗一千二百，杂文二百，长短句一百”分类编成《崧庵集》⁽²³⁾。张纲（1083－1166）的《华阳集》，乾道三年（1167）由其子张坚裒集，其中34首词录作一卷，与诗文合编⁽²⁴⁾。其他如张孝祥（1132－1269）和刘克庄（1181－1269）等人的诗文别集也都收录词作。北宋人有的词作收到诗文别集里，那往往不是北宋时所编，而是南宋时编刻的版本。如司马光（1019－1086）的3首词，原来散在集外，到南宋绍兴间刊印的《增广司马温公全集》，才收拾进全集中。黄庭坚的词作，也是到南宋淳熙九年（1182）黄编《别集》时才录进诗集中，与其诗作并行于世⁽²⁵⁾。把词与诗合编在一起，算是承认了词的“合法”地位。

另一种是“另眼相待”，不把词与诗文统一编排，而是将词独立编为一集，附刻于文集之末，以示词与正统诗文有别。如赵鼎（1085－1147）的《忠正德文集》，嘉泰元年（1201）潮州刊本就是以“词为别集”，附录于文集之末⁽²⁶⁾。陈亮（1143－1193）词，则是编作《外集》，附于诗文集后⁽²⁷⁾。欧阳修的词集，在北宋原是在诗文集外单行，到了南宋庆元（1195－1200）间，周必大编印《欧阳文忠公集》，才将词集附刻于文集之后，词算是附于“骥尾”了。其后陆游（1125－1209）的儿子子遹编印陆游文集，也是按此办理，将词独立编成一集，附刻于文集之末。其跋云：“乐府词，本当别行，而异时或至散失，宜用庐陵所刊欧阳公集例附于集后”⁽²⁸⁾。在南宋部分人的观念意识里，词还是处在诗歌的“附庸”地位。

四、文集的出版与文学的商品化

文集编好后，印刷出版，似乎比较自由。只要有钱就可以刻印。宋人文集的刻印出版，大约有三种情况，一种是自编家印，一种是自编官印，一种是自编坊印和坊编坊印。

自家印行文集，目的不是营利，而是传播作品，扩大家人的声誉和影响。文集编好后，自家即可刻印。如，范成大的文集，晚年手自编定⁽²⁹⁾。去世后，其子即在家中刻印。范莘、范兹跋云：“诗文凡百有三十卷，求序于杨先生诚斋，求校于龚编修芥隐，而刊于家之寿栎堂。”⁽³⁰⁾

宋代刻书，费用较高。南宋嘉定二年（1209）安州郡文学陈之强刻印宋庠（996－1066）宋祁（998－1061）兄弟文集，80多万字，其他杂费不算，仅工钱就要400万（四千贯）、刻工的粮食要120石⁽³¹⁾。据此推算，平均1万字需50贯现钞和1．5石粮食，10万字左右的文集，需要500贯现钞和15石粮食。这种刻印费用，对于一般家庭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所以有的文集编好后，因家贫而无力刻印出版。如胡铨（1102－1180）的文集，去世20年后，其子孙编为“七十卷，目曰《澹庵文集》，欲刻板以传，贫未能也”，此后得到有关官员的资助，才得以印行⁽³²⁾。李流谦（1123－1176）生前曾自编文集，因家贫无钱印行，直到嘉定七年（1214）去世40年后，才由其子付梓。其子廉榘《跋澹斋集后》云：“平生所作文章，尝自诠次及百余卷。先君赖此，名为不朽。计家素贫，无力刊而广之。⁽³³⁾”

家贫无力刻书，就需要人赞助，因而宋人文集，大多数是自编（包括作者自家亲属所编）官刻。官刻的经费来源，约有两种，一是官员捐俸捐资印行，二是公款公费。

官员捐资刻印文集，有的是刻自家先辈文集，有的是刻印本地先贤名流的文集。如，绍熙二年（1191），知池州张釜自费出资刊印乃祖张纲《华阳集》于郡学：“出捐家赀，板置郡学。⁽³⁴⁾”宝庆元年（1225），昌国知县赵大忠曾“割微俸”印行其六世祖赵湘（959－993）的《南阳集》⁽³⁵⁾。

地方政府刻印本地乡贤的文集，大多是用公款。如，宣和四年（1122），吉州公使库刻乡贤欧阳修《六一居士集》五十卷，是知州陈诚“以公帑之馀”刻印的⁽³⁶⁾。淳熙十三年丙午（1186），安州太守秦焴刊印本州先辈郑獬（1022－1072）《郧溪集》，也是“啬公帑之用”，即用节约的办公经费刊印的⁽³⁷⁾。

有的文集，是作者或其亲属应书坊之请而编定，由书坊刊行。这类似于当今出版社向作者或其家属约稿刊印。如南宋临安书商陈起，有时就主动向作者约稿。黄文雷的诗集《看云小集》就是应陈起之约而刻入《江湖小集》的。其自序即说，陈起（号芸居）来“索”诗稿，于是“倒箧”出之，其中《昭君曲》以上诸诗，还经陈起“印正”审定⁽³⁸⁾。南宋李曾伯（1198－1268）文集，也曾应书坊之约请而刻为巾笥本。咸淳六年（1270）李曾伯之子李杓《可斋稿跋》云：“会书市求为巾笥本，以便致远。杓曰：‘是区区之心也。’亟命吏楷书以授之，枣刻告成，用识于后。⁽³⁹⁾”只是这书坊不知是哪家书坊。北宋末，诗人唐庚（1071－1121）的作品很受太学生欢迎，汴京书坊曾向其家征稿刊行。宣和四年（1122）郑总《唐眉山先生文集叙》说：“惟太学之士得其文，甲乙相传，爱而录之，爱之多而不胜录也，鬻书之家遂丐其本而刊焉。⁽⁴⁰⁾”所谓“鬻书之家”，即刻书卖书的书坊。宋代书坊，一般刻书兼卖书。

有的文集，是作者或编者主动给书坊刻印，这类似于当今作者向出版社投稿。南宋许棐（？－1249）就曾向陈起投诗稿，请他刻印其诗集。许氏《梅屋稿》自跋云：“右甲辰一春诗，诗共四十余篇，录求芸居吟友印可。⁽⁴¹⁾”后来《梅屋稿》被刻印在陈起编刻的《江湖小集》里。南渡初孙觌（1081－1169）的尺牍，其门人李公祖编好后，“类而笺之，欲刊之书肆，以便览者”⁽⁴²⁾。所谓“欲刊之书肆”，就是想给书坊印行。

书坊刻印文集，有的也要选择审定，不是作者、编者给什么就刻什么。比如，南宋陈起刻江湖诗人的诗集，审稿就比较严格。他本人是诗人，有《芸居乙稿》和《芸居遗诗》传世。他能写诗，也会鉴赏诗，他的审美眼光在江湖中享有盛誉，当时有诗说“江湖指作定南针”⁽⁴³⁾。他选择诗稿，严格而挑剔。宝祐三年（1255）张至龙《雪林删馀》自序云：

予自髫龀癖吟，所积稿四十年，凡删改者数四。比承芸居先生又为摘为小编，特不过十中之一耳。其间一联之雕，一句之琢，一字之炼，一意之镕，政犹强弓牵满，度不中不发，发必中的。……予遂再浼芸居先生就摘稿中拈出律绝各数首，名曰《删馀》，以受畊老（作者之子）。芸居所删，非为芜滓设，特在少而不在多也⁽⁴⁴⁾。

张至龙原经多次删改的诗稿，经陈起筛选后，只剩下十分之一，张至龙不但不生气，还再次要求他精选，可见彼此的信任和认真⁽⁴⁵⁾。

宋代诗文，无论是单篇还是文集，都可以印卖，表明宋代文学开始走向“商品化”，尽管当时有些作家的“商品”意识还没有最终形成。宋代文学的商品化，对文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首先，它造就了一批以诗文创作为生计的“职业”文人。北宋都城汴京就有一位“三十余年”靠作诗“鬻钱糊口”的张寿山人⁽⁴⁶⁾。南宋的“江湖食客”，可说是后世专业作家的前身。南宋有一批专靠以投贽诗文为生的文人，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闲人》载：“有讲古论今、吟诗和曲、围棋抚琴、投壶打马、撇竹写兰，名曰‘食客’。”⁽⁴⁷⁾词人刘过就是这类“吟诗和曲”的食客之一。他终生布衣，以诗词名世，“放浪荆楚，客食诸侯间”。他曾投赠辛弃疾一首《沁园春》词，辛弃疾“馈数百千”，并留下“馆燕弥月”，临别，又“赒之千缗”⁽⁴⁸⁾。

其次，文学的商品化，加速了文学的传播流通与消费，扩大了作家在当代文坛和读者中的影响，不仅促进了本地文学的发展，也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苏轼的诗文，在编成文集之前就已流传到辽东等地，宋初魏野的诗，也很快传到契丹⁽⁴⁹⁾。北宋与周边地区的边境贸易比较活跃，又有来往的使臣和商人到内地购买，因此中原内地的诗文能够迅速传播到辽东、契丹各地，并在当地文坛产生影响。

【注释】

(1)刘琳、沈治宏：《现存宋人著述总录》，巴蜀书社，1995年版。

(2)中华书局，1980年版。

(3)杨仲良：《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四政和八年六月壬申条；魏了翁：《鹤山集》卷五十一《临川诗注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参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2页。

(5)杨亿：《武夷新集》卷首自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苏辙：《栾城后集》卷一《栾城后集引》、《栾城第三集》卷一《栾城第三集引》，《四部丛刊》本。

(7)参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66页。(www.xing528.com)

(8)苏颂：《苏魏公文集》卷六六《小畜外集序》：“公之属稿，晚年手自编缀，集为三十卷，名曰《小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江邈：《文庄集原序》，《文庄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祖行：《龙学文集并源流始末》，《龙学文集》卷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嵩山文集》卷二十晁子健跋，《四部丛刊》本。

(12)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六十一引叶石林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24页。

(13)程瑀：《程公行状》，载程俱《北山小集》卷四十，《四部丛刊》本。

(14)李觏：《旴江集》卷首自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淮海闲居集序》，《淮海集笺注后集》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531页。

(16)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二，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本。

(17)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下，《四部丛刊》本。

(18)贺铸：《庆湖遗老诗集》卷首自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杨万里：《诚斋集》卷八十《诚斋江湖集序》，《四部丛刊》本。

(20)《叶适集》卷首赵汝譡：《水心文集序》，中华书局，1983年版。

(21)胡寅：《斐然集》卷十九《向芗林〈酒边集〉后序》，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03页。

(22)吴沆：《欧阳修撰集序》，《欧阳修撰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李处权：《崧庵集》卷首自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张纲：《华阳集》卷末张坚跋，《四部丛刊》本。

(25)参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504页。

(26)周必大：《文忠集》卷五四《忠正德文集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得全居士集》谓：“全集号《忠正德文》，其曾孙璧别刊其诗，附以乐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96页。

(27)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著录《龙川集》四十卷、《外集》四卷，并谓“《外集》皆长短句，极不工而自负，以为经纶之意俱在是，尤不可晓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48页。

(28)《四部丛刊本》本《渭南文集》卷首。

(29)杨万里：《石湖集序》，《石湖居士诗集》卷首，《四部丛刊》本。

(30)《石湖居士诗集》卷末，《四部丛刊》本。

(31)陈之强：《元宪集序》，宋庠：《元宪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2)杨万里：《澹庵先生文集序》，《诚斋集》卷八十二，《四部丛刊》本。

(33)李流谦：《澹斋集》卷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4)洪迈：《华阳老人文集序》，《华阳集》卷首，《四部丛刊》本。

(35)赵湘：《南阳集》卷末赵大忠《后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6)参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卷四，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70页。

(37)郑獬：《郧溪集》卷首秦焴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8)《江湖小集》卷五十《看云小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9)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八十九，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

(40)《四部丛刊》本《眉山唐先生文集》卷首。

(41)《江湖小集》卷七十七許棐《梅屋稿》卷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2)祭建侯：《李学士新注孙尚书内简尺牍序》，《宋孙仲益内简尺牍编注》卷首，《常州先哲遗书》本。

(43)《江湖小集》卷四十叶茵《赠陈芸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4)《雪林删馀》卷首，1922年上海古书流通处影印《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本。

(45)参姚福申：《中国编辑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7页。

(46)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宋元笔记小说大观》本，第1307页。

(47)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169页。

(48)岳珂：《桯史》卷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23页。

(49)参王兆鹏：《宋文学书面传播方式初探》，《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