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研析《谷音集》中传统评述漏洞

《谷音集》研析——兼论传统评述之疏失

（英国）伦敦大学　王次澄

前　言

《谷音集》和《月泉吟社诗集》是金元、宋元之际和元初逸民、节士集体创作的重要文献，文学史和南宋遗民文学研究的专著中每每提及。目前已有数篇有关《月泉吟社诗集》的研究论文问世⁽¹⁾，唯《谷音集》似乎尚鲜人问津。本文拟就此集的作者、诗歌内容和风格等方面作较深入的探讨，借以澄清若干传统说法的疏误，并冀望能呈现其真实的特色和价值。

《谷音集》的编者杜本，是宋末元初怀抱淑世理想、笃学养性、多情尚义的知名逸民，号清碧，字伯原，一字原父，时人敬称他为“杜徵君”或“清碧先生”。生于南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卒于元至正十年（1350）八月丙戌，享年75岁。其先人居于京兆（今陕西西安），后迁至临江之清江（今江西清江县），遂为清江人。其传记见于《元史》、《元儒考略》、《宋元学案》、《元史类编》等，⁽²⁾危素在《元故徵君杜公伯原父墓碑》中，⁽³⁾对其生平事迹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

据危素所撰墓碑载：“（杜本）父谦，妣邓氏。父在文丞相幕中，毁家以佐军用，父早孤。”⁽⁴⁾杜谦的行事为人，必对杜本造成深远的影响，当是他隐居不仕和编辑《谷音集》的关键缘由。

张榘《谷音集跋》云：“京兆先生（杜本）早游江湖，得于见闻，悉能成颂，因录为一编，题名为《谷音》。”⁽⁵⁾杜本编辑《谷音》的动机，除因作者的高洁情操和古直遒上、悲慨沉郁的诗篇深得其心外，当亦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集结同道的意识。文人结社至宋末元初，由于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⁶⁾又，杜本所隐居的福建武夷山地区是亡宋遗民聚结的中心之一。⁽⁷⁾《谷音集》的编辑，正显示节士的互动相倚，具有宣扬志节、鼓舞人心的时代意义。

一、作者处世形态与宋代士人精神取向

《谷音集》二卷，上卷凡10人，诗50首；下卷凡20人，其中无名者5人，诗51首。⁽⁸⁾分析归纳25位知名作者及3位不知名作者（潇湘渔夫、闽清野人、罗浮狂客）的处世态度，大体可分为逃官避世、笃学养性、忠义守节、豪迈傲诞四种类型。⁽⁹⁾他们的处世态度与宋代士人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逃官避世与自由闲逸

《谷音集》作者群中属逃官避世型的有王浍、程自修、安如山、詹本、皇甫明子等人。王浍小传云：

浍，博学醇行，博州刺史迎为师，教授弟子百余。贞祐中就拜宣抚辽东，宰相累书请浍之镇，浍不应，浮海遁去。⁽¹⁰⁾

解脱宦场的束缚，是士人逃官的基本原因。庄子是逃官避世的先驱者，“曳尾涂中”的寓言，将个人的“自由意志”表达得淋漓尽致。宋代士人将庄子放达的自由思想，渊明解脱尘网的隐居模式，融合儒家道德自律精神，衍化成宋代“淳风俗”、“息贪竞”的逃官典范，此有异于六朝名士的逃官行径。

《宋史·隐逸传》收列43人，⁽¹¹⁾实则宋代隐者远远超过此数，若仅检索各种方志中的记载，宋代隐士人数已高达378人，其中北宋真宗至哲宗盛世时期的隐者约有百位；南宋孝宗至理宗的偏安时代，隐士约有68位，⁽¹²⁾可见宋代士人无意仕途并不限于政治动荡期，而是时代的风尚。

（二）笃学养性与理学含蕴

《谷音集》的作者中，有数位是重修身而轻事功，敦品笃静，不慕荣利，追求内心的富足，摒弃外在虚饰的，如鱼潜、柯芝、柯茂谦父子、邵定、熊与和、孙琏、杨应登、潇湘渔夫等。邵定小传云：

定，温粹博雅，通《周易》、《春秋》。宅边植梅、竹、兰、桂、莲、菊各十余本，深衣大带，婆娑其间，自称六芗老人。⁽¹³⁾

传统人士重视内蕴的人格修养，在“内圣”与“外王”无法兼得的时候，往往宁取前者而疏离后者。理学固然是经世致用之学，但某些基本理论，却间接导致士人步入归隐之途，尤其在世乱之时。比如“希圣希贤”是理学的基本思想，⁽¹⁴⁾但这个理想，恰是传统儒家隐士自我的终身期许。又如理学家主静，与隐士的心志好尚一致。⁽¹⁵⁾再如理学重义轻利，此与隐士的价值取向认同。⁽¹⁶⁾综观宋代理学宗师，如：二程、邵雍、朱熹等，均是安贫守道，轻视举业之辈。二程兄弟自十五六岁问学于周敦颐之后，“遂厌科举之习，慨然有求道之志”。⁽¹⁷⁾邵雍一生“唯意所适”，终身不仕。⁽¹⁸⁾朱熹虽然19岁就考中进士，但“登第十五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¹⁹⁾曾十多次拒绝皇帝的任命。⁽²⁰⁾其周围的亲人、弟子、乡邻，则不乏隐居不仕者。⁽²¹⁾

《谷音集》中潜心学问、修身，不事权贵的作者，也是宋代士人的重要典型之一。

（三）忠义正直与匡时淑世

以人溺己溺的淑世怀抱，尽忠职守的情操，择善固执的理念，率直地实践在行事为人上，是《谷音集》作者的另一类型。汪涯小传云：

涯，家贫，事母孝，宣抚贾似道请为客，当作露布献捷。涯瞋目曰：“啖人以利而退其师，又儿弄主上。”似道大怒，挝杀之，其母曰：“汝以直死，我则不辱，可以下报先君矣。”亦自沉。⁽²²⁾

汪涯母子皆为忠义捐躯，实可歌可泣，《湖广通志》、《钦定大清一统治》皆以“烈女”称颂汪涯之母。⁽²³⁾此外冉琇、孟鲠、王翥、师严、丁开、晏乂等人，或忠义直谏，或不事奸佞，或以身殉主，均留下正气凛然的事迹。

淑世情怀是由内圣推向外王的原动力，大部分的士人在天下无道时仍“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己溺之后”，⁽²⁴⁾甚至肝脑涂地而不惜，其极终的目的在于匡时济俗。“学优而仕”是通往“济世”的唯一途径。据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宋登科记总目》及《唐登科记总目》统计，宋代从太祖建隆元年（960）至理宗嘉熙二年（1238），这279年间科举取士约49300名，是唐代立国289年间，取士8500位的6倍，⁽²⁵⁾得见有宋一代士人勤学应举，冀望有所作为的风气。

宋代士人入仕后多勇于谏言，这固然与宋太祖密诫其子孙嗣帝位者“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有直接的关系，⁽²⁶⁾但其底蕴乃是文人的忠义操守。《宋史·忠义传序》云：“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²⁷⁾南宋朝廷软弱，当政已无法恪守不杀谏士的传统，但仍不乏“昧死力言”的忠义狂直之臣，如李纲、宗泽、赵鼎等，均有狂直之名。宋末及亡宋遗民，为大义赴死的忠臣义士更是不可胜数。

《谷音集》中因固守忠义而受害、舍身的作者，正呈现宋代怀抱淑世理想，以“行道”为己任的士者形象。

（四）狂放任诞与悖礼逆俗

《谷音集》作者中有数位是持享乐主义，不拘礼教的癫狂之士，这当是士大夫中的异类。鲍、崔璆、元吉、罗浮狂客、闽清野人等属之。鲍小传云：

嗜酒，授简万言，教授得钱，悉送酒家，遇客尽饮乃去。晚益傲诞，衲衣髽结，游青城不返。⁽²⁸⁾

又如崔璆小传云：

璆美风仪，善谈论，晚病逛，携大瓢贮酒行市，拍掌歌笑。未死十日，自表石，题曰：“醉乡伯崔璆之墓。”⁽²⁹⁾

在纲常废弛之际，士人由群体观照走向个体本位，从名教伦理趋于潇洒纵情。其基本心态，不外是“强调自我”及消极抗拒“个体对生存环境的冲突和不满”。宋代士人亦见疏放不羁之行，但多非持恒的常态，无论疏狂于山林、杜康、议论或声色，皆具有某一程度的自我约制，绝少出现像魏晋名士那样自毁形骸，完全蔑视礼教的情况，他们的疏狂是“有所不为”的。部分南宋遗民在承受空前羞辱、悲愤、失落的情况下，也出现疏狂的行为，⁽³⁰⁾然而他们的疏狂乃基于“亡国之恸”，与六朝名士之疏狂，在本质上自不可等量齐观。

探究《谷音集》诗人嗜酒、高谈、焚舍、衲衣结、行市笑闹等行径，似乎承继了六朝疏狂名士的处世态度，当是宋代文士中的特例。

历来学者对《谷音集》作者的属性持有不同的看法。毛晋《谷音集跋》以其为“宋末逸民诗集”。钱曾《读书敏求记》引《谷音集·徐于王跋》谓其为“宋遗民之作”，惠栋《渔洋山人京华录训纂》引《都元敬诗话》认为《谷音》乃“亡宋节士之诗”，高儒《百川书志》云：“皆宋亡元初节士悲愤、幽人清咏之辞也”，宋顾乐《梦晓楼随笔》曰：“皆宋末人诗”，⁽³¹⁾今人查洪德则称其为“宋遗民及少数金遗民之作”。⁽³²⁾

四库馆臣已察觉将《谷音集》作者定位在“宋末元初”的错误，并指出毛晋的疏略，其言曰：“其间如王浍、程自修、冉琇、元吉、孟鲠皆金、元间人。张琰以牙兵战没，汪涯以不草露布为贾似道所杀，毛晋以为皆宋逸民，亦约略大概之言耳。”⁽³³⁾《谷音集》作者生存的年代实包括：金元之际、宋末和宋元之际三种状况，故称《谷音集》作者为“宋遗民”、“宋逸民”、“宋亡元初节士”、“宋末人”，皆不尽正确。

再论以“逸民”或“遗民”归属《谷音集》作者，似亦值得商榷。在中国文化史上，“逸民”和“遗民”二词的概念是相当不确定的，再者，此二词又经常与“隐士”、“高士”、“逸士”、“隐逸”、“遗逸”等词的含义交叉重叠，更常见的情况是将“逸民”和“遗民”混淆不辨。归庄《历代遗民录序》云：“凡怀道抱德不用于世者，皆谓之逸民；而遗民则惟在废兴之际，以为此前朝之所遗也。”⁽³⁴⁾归氏之论大致是正确的。“遗民”当为“逸民”的一种类型，具有某种程度的政治意味，“遗民”和“逸民”为属概念和总概念的关系。

综观《谷音集》作者的仕隐背景：王浍、程自修、安如山、王翥、詹本、鱼潜、柯芝、邵定、熊与和、孙琏、番阳布衣、潇湘渔夫等12位可确定是“怀道抱德而不用于世者”。⁽³⁵⁾冉琇、孟鲠、师严、张琰、汪涯、丁开、晏乂等7位为忠义耿介的殉道者，并无隐逸事迹。⁽³⁶⁾元吉、鲍、崔璆、闽清野人、罗浮狂客5位，⁽³⁷⁾或为侠客，或为放诞不羁的名士，他们隐居可能含有政治意识，但以不宜归属于“有德而隐处者”。皇甫明子宋亡前曾隐逸闲居，但至元丙子则蹈海身亡，⁽³⁸⁾兼具“逸民”和“烈士”的身份，杨应登“七试国子不第”，⁽³⁹⁾乃怀才不遇者。柯芝之子茂谦、杨应登之孙雯生平无可考，⁽⁴⁰⁾曾童子澈和古碑文作者之身份则无法定夺。⁽⁴¹⁾若以归氏的义界为标准，则《谷音集》既非“逸民诗集”，也非“遗民诗集”，若称其为“节士悲愤、幽人清咏之辞”，或可差强人意。传统对《谷音集》的归属，均呈现以偏概全之失。

二、诗歌主题内涵

《谷音集》所收101首诗歌的内容颇为复杂，包括感叹世道、人事，表彰志节、忠义，忧心战争、时局，钦慕隐居、闲逸，自抒心志、境遇等。今就诗篇所呈现的主题思想，举要分析如下：

（一）感叹世道

生存在纲纪废弛、伦常失序、是非不明、价值观紊乱的末世，知识分子不免感慨频生，《谷音集》中以此为主题的诗歌约有25首。皇甫明子《京口行》云：

京口兵可用，酒可饮，一语参差族成血。忠贼相持各凛凛，岂知好丑隔形骸，父为孔鸾子为鸩。人众天定理则那，遗臭流芳且高枕。⁽⁴²⁾

这首诗将社会暴力倾向、忠奸莫辨、人心难测、是非不分的现象，描写得入木三分。“忠贼相持各凛凛”，生动地说明了价值观念的混淆，末尾“遗臭流芳且高枕”无奈的结语，则流露作者灰心失望的心情。

在善恶、优劣、是非不明的乱世，自然产生“功高人共嫉，事定我当烹”，“槁梧蒙绂冕”，“英俊沉下僚”，贤才受害、见弃的悖逆现象。《谷音集》诗作的另一主题，即是为怀才不遇者鸣不平。王浍《感遇》四道之四云：

槁梧蒙绂冕，峥嵘化侯王。饵先百牢，兰烟浮玉房。儿女何所见，拜跪色甚庄。四海正聋瞽，威灵尔翕张。哀哉杞梓材，弃捐官道旁。⁽⁴³⁾

此诗描摹“劣材”受宠得意、安享富贵、欺世盗名的景况。程自修《送元吉归河东》诗中，以“颜回盗跖终归命，诸葛曹丕岂论才”的消极语，安慰元吉“困尘埃”的境遇。⁽⁴⁴⁾杨应登《寄赵梅州》诗，则以“有才无命可流涕”、“熏天富贵忧患始”，宽慰赵梅州“束带深衣百僚底”的落魄。⁽⁴⁵⁾“贤能见弃”是世道中常见的现象，惟在政治紊乱时期，则更为明显。

诗人有时也针对某一特定事件，予以议论或批评。如师严《庚午三月五日朱尚书席上醉歌》，前半段极述美酒佳肴、歌舞升平、宾客尽欢的宴聚，但后半段笔锋一转，对国难当前的欢乐提出质疑：

干戈未定郡国破，乱臣贼子何代无？主忧臣辱坐感激，忍对花鸟调欢娱。

近闻士卒愿一战，猛气正倚风尘粗。丈夫行事动千古，快意一饱非雄图。⁽⁴⁶⁾

庚午当指度宗咸淳六年（1270），宋廷与元人之间的争战转剧，国事日危，⁽⁴⁷⁾“忍对花鸟调欢娱”、“快意一饱非雄图”，当是向大宴宾客的朱尚书所敲的暮鼓晨钟。张榘《谷音集跋》谓：“（谷音）野史之类也”，⁽⁴⁸⁾当指这些批评时事的诗歌。

（二）自悲境遇

本文第二节中曾提及《谷音集》的作者多非“性本爱丘山”的隐士，他们远离仕途，多少含有“不得已”的成分，内心不免压抑着寂寞、失意、见弃之情。此类诗歌约有20首。柯茂谦《江行早发》云：

陶铛煮孤影，寒灯沸青花。冰开数江树，月落失人家。⁽⁴⁹⁾

首句“煮”字，将寂寞煎熬的心境表露无疑。这些流落江湖的士人除了需忍受“形单影只”的孤独外，更须承受“时不我与”、“知音世所稀”的零落感。冉琇《独立》诗云：

独立春将晚，周游道正穷。江山千古后，形影百年中。士论元无的，人生各有终。临危负知己，泪落海云东。⁽⁵⁰⁾

冉琇处于失侣无俦、穷途末路之际，有感于天地无尽而人生有限，益增来日无多的惶恐。“临危负知己”句，当指他与元朝汉军将领李璮的聚散。据冉琇小传曰：“（琇）世为李氏客，难且作，琇累书止之，不听，乃南走渡江，闻璮灭东乡，三哭伏剑。”⁽⁵¹⁾引文中的“难且作”盖指元宪宗七年，璮受命取涟海数州，“璮遂发兵攻拔涟水相连四城，大张克捷之功”。⁽⁵²⁾冉琇劝止李氏攻取涟海数州，似基于“保宋”的用心，其实李璮叛元归宋早有蓄谋，拔涟水四城乃是障眼之术。⁽⁵³⁾惜冉琇当时未得实情，否则不必远离李氏，心存“负知己”的遗憾，也不至于落得“三哭伏剑”的下场。

疏离宦途也意味与富贵荣华绝缘，甚至不可避免地面对贫穷的困境。《谷音集》作品中不乏“浩荡千年调，饥寒八尺身”（师严《武陵客居》）；“闻到深春雪打围，谁怜身上藕丝衣”（鲍《重到钱塘》五首之四）；“翘荛企晴袄，九室十更寒”（柯芝《耳耳》）等穷愁诗句。⁽⁵⁴⁾

“壮志未酬而时不我与”是《谷音集》作者的另一悲痛。冉琇《蓬莱阁》诗：

倚阑吟不就，看剑老相催。鸟逐孤云没，帆从别国回。鲁连惟有死，王粲不胜哀。回问依依柳，秋声何处来？⁽⁵⁵⁾

“看剑老相催”灵动地勾画出“老骥伏枥，壮心未已”的悲痛。传统知识分子对功名都持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原型崇拜，虽说“天下无道则隐”，但隐得任命、自然的却寥寥无几，《谷音集》作者亦不例外，其所以自怨自哀，皆源于此。

（三）向往闲适

《谷音集》的部分作者，或歌颂闲适借以自勉，或暂时抛弃入仕的心志，享受山林之美、清静之乐，或真正返璞归真，优游于自然。此类诗歌约有20首。如程自修《独坐》云：

终南在吾目，秋色远接应。谁招天外翠，来作窗中靓。娟娟初画眉，盈盈独临镜。云去物象空，月出心源莹。我欲往从之，有客夸捷径。洗耳复洗耳，松风入清听。⁽⁵⁶⁾

借着描写景物，作者传述了对自然的神往心怡，造境清和、淡远。“有客夸捷径”是立意的转折点，引出“洗耳”的结语，间接表达了归隐的决心，但似乎略显斧凿匠意。又，孙琏《述怀》诗云：

少也不谐俗，老去益美闲。百草生已绿，春雨满南山。朝朝荷锄去，既夕驱牛还。生长茆檐下，贫贱甚独安。但愿桑麻长，优游足岁年。⁽⁵⁷⁾

这首诗从内容到境界仿陶的痕迹至为明显，诗人似能领会渊明委运乘化、遗俗任性的真趣。鲍《襄阳行》、崔璆《今日一何好》等作品，⁽⁵⁸⁾虽然也是歌咏闲适，但他们颂赞的是世俗的声色享受和安逸，当属于吟咏闲适情趣的变调。

（四）怀思故国

《谷音集》大部分诗人生于金元、宋元鼎革之际，经历了改朝换代的剧变，诗作中也不乏寄托亡国之恸、家园之思的悲吟。这类诗歌约有12首。程自修《痛哭》诗：

日射石虬鳞甲开，草色又换青春回。精灵聚散岂拘束，山鬼叫呼松柏哀。当时沸天箫鼓动，今日悲风陵上来。匆匆今古成传舍，人生有情泪如把。乾坤误入腐儒手，但遣空言当汗马。西晋风流绝可愁，怅望千秋共潇洒。⁽⁵⁹⁾

诗首二句言江山依旧，三、四句以“精灵聚散”、“山鬼叫呼”喻人事动乱，并由此引出“箫鼓沸天”的扰攘和“陵上悲风”的荒凉，作今、昔之比。第七句以下，为诗人的感悟和慨叹。丁开的《建业》诗则更直接地描述自身亡国后的萧瑟情绪和生活形态。⁽⁶⁰⁾

柯茂谦《鲁港》和杨雯《宋武帝》是具有咏史性质的两首诗，作者借着对历史的反思，表达怨懑、遗憾和无奈。柯茂谦《鲁港》诗云：

十年回首付沾襟，断甲沉沙齿齿深。可惜使船如使马，不闻声鼓但声金。

人歌鬼哭都堪泪，木落江空正独吟。遗老萧条渐无语，酒旗飐飐出芦林。⁽⁶¹⁾

由首句所提供的线索，可知此诗应作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前后。开端两句言战场遗迹仍令人惨不忍睹、悲痛难抑。三四句指陈贾似道等人昧于军事、兵法，导致鲁港败北。结尾传神地描写出亡宋遗老们茫然失意、饮酒日醉的无奈。

林景熙曾赋《书陆放翁诗卷后》云：“青山一发愁蒙蒙，干戈况满天南东。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⁶²⁾生存于金元、宋元之际的《谷音集》作者，必当心有戚戚焉。

（五）歌咏勇士和战斗

生逢兵荒马乱的时代，《谷音集》的作者们大多存有深沉的忧患意识，自然而然地产生对英雄人格的崇拜、赞美和追求，且作者群中多位本身拥有武略及战斗经验。如元吉为太原大侠；孟鲠“沉毅雄略”，具有运筹帷幄的本领；安如山“善击剑，左右射”；师严“善槊射”曾“自围中拔身走行在所”；张琰“补州牙兵，随制置李庭芝溃围……独斗死”。⁽⁶³⁾这几位作者共留下9首金戈铁马、气壮山河的诗篇。

元吉《自葫芦河至居庸关》诗云：

男儿不成名，命也负羁绁。投袂出门去，浩荡破边色。飞沙白荡胸，落叶黄没膝。微阳割层暝，山骨紧格格。抉眼已峥嵘，置身何突兀。健雕势欲落，老马智亦屈。气岸勇枝梧，脉络大包括。物候秋冬交，土风夷夏隔。怀归畏简书，欲往投鬼蜮。无言答酸楚，有血洒寥阒。古来丧乱中，天地坐跼蹐。形骸尽则已，烈士裹马革。⁽⁶⁴⁾

此诗可视为边塞之作，前半专写边塞荒旷凄紧的景色、物候与氛围，后半章则描写战士思远怀归，性命如朝露的境遇。末联“形骸尽则已，烈士裹马革”，乃是树立英雄形象，勉人、自期的壮语。张琰《出塞曲》四首之一云：

腰间插雄剑，中夜龙虎吼。平明登前途，万里不回首。男儿当野死，岂为印如斗？忠诚表壮节，灿烂千古后。⁽⁶⁵⁾

前引元吉诗首二句“男儿不成名，命也负羁绁”，似乎仍将“入相”的地位置于“出将”之上，然而张琰这首诗对长歌弹铗、血洒疆场的生涯，表示了绝对的肯定，是诗人英雄使命感和求功心志的表白。

传统将《谷音集》视为逸民或遗民诗集，因此易令人误解作品是以歌咏自然闲适，或抒发黍离之悲、忠爱之情的内容为主，但细读101首诗歌后，发现作品的主题多样，且具有积极的入世色彩。高儒《百川书志》认为《谷音集》乃“节士悲愤，幽人清咏之辞”，⁽⁶⁶⁾这是颇正确的见解，惟“悲愤”之篇多于“清幽”之作。

三、诗歌风格特色

《谷音集》所收录的101首诗歌，出自30位作家之手，虽然大部分属于“节士”之流，但他们疏离宦途的背景不一，且各具有不同的性情、学养、人生观和生活环境。探求这30位诗家创作的共性实属不易，但若作个别探讨，则必失之支离、烦琐。今试以四库馆臣对《谷音集》风格之评语：“古直悲凉，风格遒上，无宋末江湖龌龊之习”为基础，⁽⁶⁷⁾由大处着眼，分析《谷音集》诗篇的创作特色。

（一）诗如其人

创作者的个性与艺术成品风格的契合无间是历来文学家所追求的目标，也是文学批评者所把持的首要准则。若详细参读《谷音集》作者小传和作品，则不难发现“人品和诗品”如合符节的特色。

程自修，性孝友、笃学，因天下无道而逃官避世。其《归龙门》诗，可谓是他一生行事的表白和解脱。⁽⁶⁸⁾余如《出城》、《送元吉归河东》、《痛哭》等诗，⁽⁶⁹⁾则是关心民瘼、伤痛故国的内容。《岁云莫矣》、《独坐》二诗，⁽⁷⁰⁾是表述归隐心志及陶醉于自然的篇章。这几首诗歌，完整地说明了作者由入世到出世的心路历程。

又如师严是位身经戎马生涯的忠义儒士，他所写的《渡江》、《大阅》直接关联他的行伍经验。⁽⁷¹⁾《蔺五见访》、《庚午三月五日朱尚书席上醉歌》乃为批评时事而作。⁽⁷²⁾《武陵客居》、《公安早发》是坦述一己的困穷潦倒。⁽⁷³⁾他的诗歌作品紧紧扣合其性格和生活。张琰在四首《出塞曲》中所描写的边疆战士，⁽⁷⁴⁾正与其个人作战经验，以及尽忠职守、舍生取义的人格相辉映。

詹本是位道家隐者，《春日携客游武夷山》、《闲中》、《宿天台》三首沉浸于自然的作品，⁽⁷⁵⁾则流露出“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渊明式的宁静、淡远。又，崔璆《携戣钺泛江》、《今日一何好》两首诗，⁽⁷⁶⁾专注歌颂放浪形骸的尘俗享乐，极符合其饮酒无度，疏狂自得的生活形态。

何焯《谷音集跋》谓：“（《谷音》诸作）以小传寻之，无不与其人相应者，庶几为得言志之本云。”⁽⁷⁷⁾《谷音集》的确是一本言志的诗集。

方东树《昭昧詹言》说：“文字成，不见作者面目，则其文可有可无。诗亦然。”⁽⁷⁸⁾《谷音》诸作，不仅各家作品内容绝无雷同之处，在安章、造句、下字、用典等方面也各具面貌。“不拘一格”是《谷音集》的另一特色。笔者认为《谷音集》是一部具有作家个性的集子，诗人们都表现出“著我”的创作个性，其价值已不辩自明。

（二）古直遒上

“古直”一语用于文学批评，最早出现于钟嵘《诗品·卷下》评曹操云：“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⁷⁹⁾曹操本人具有出将入相的雄才，其诗歌流露强烈的忧患天下意识，风格高古悲壮、慷慨雄健，《谷音集》作品与其有近似之处。

就诗体考察，《谷音集》所收存的诗歌，古体凡59首，近体凡42首。古体部分，包括乐府：五言5首、七言2首、杂言1首；古诗：五言33首、七言15首、四言1首、杂言1首、古碑文1首。近体部分：五律21首、七律7首、五绝4首、七绝9首、六绝1首。显而易见，《谷音集》中的古体数量多于近体。以命题而言，《谷音集》诗作的命题极为简要，题目只有一字的有1首，二字的有44首，三字的有21首，四字的有16首。这种简明扼要的命题方式，乃承继汉魏古诗及乐府的命题习惯。至东晋以下，诗人渐喜以长题命诗，具有解说、记事的目的。惟短题多切中诗旨，且无修饰语，呈现真率质朴的古趣。再就表述方式而言，诗人虽偶用比兴手法，但多数则采用白描的赋笔，直抒胸臆，且往往言简意赅，遣词实而不华，鲜少铺陈排比，展现平实风貌。

《谷音集》中的古体之作量多质佳，诗歌命题简明质朴，写作手法真率坦挚，不假雕饰。加上集中多感时伤世、失意忧愤的乱世悲吟，四库馆臣“古直”的称许，当是中肯之论。

四库馆臣又以为《谷音集》作品“风格遒上”，“遒上”意为“超佚不群”、“雄健挺拔”。刘义庆《世说新语·赏誉》：“王右军道谢万石，‘在林中，为自遒上’。”⁽⁸⁰⁾唐陈政《赠窦蔡二纪室入蜀》诗：“逸翮独不群，清才复遒上。”以此推之，⁽⁸¹⁾“遒上”原为称赏人品的超拔高洁及才能的卓越不凡，偏重于内蕴的涵养、识度。此词借用于文学批评，当指立意的高尚和境界的卓绝。

《谷音集》感叹世事、自悲境遇、向往闲适、怀思故国、歌咏战士等内容主题，虽不免含有乱世乖戾之气，但立意大多正直、光明，绝无鄙俗、晦涩之思。再者，前文已述及《谷音》诸作多属平易近人的白描赋体，诗人的真性情流露笔端，无论写景、抒情或言理，都使读者领受“语语皆在目前”的快感。诗歌所呈现的“境界”能给予读者直接的感受，不需猜测附会了解诗意。凡此，当为“风格遒上”的主要原因。

（三）悲慨沉郁

司空图《诗品》中列有“悲慨”一品，其言曰：“大风卷水，林木为摧。适苦欲死，招憩不来。百岁如流，富贵冷灰。大道日丧，若为雄才。壮士拂剑，浩然弥哀。萧萧落叶，漏雨苍苔。”⁽⁸²⁾这段对“悲慨”风格的解说，正适以说明《谷音》作者身处大道日衰时代的困顿际遇、灰冷心境和哀痛的情思。

悲慨和沉郁是一体的两面，悲慨是外放的愤怨，沉郁是内敛的哀愁。杜甫曾以“沉郁顿挫”总括自己的诗风，⁽⁸³⁾此四字也成为后代对杜甫作品的定评。杜甫沉郁风格的形成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作者以民胞物与的情怀，深刻而广阔地反映现实的黑暗面，使诗歌呈现悲剧性的内容。二是作者将个人的不幸遭遇与时代社会的动乱纷扰紧密结合，流露诗人对文化、历史的使命感。三是作者精妥地使用忧愁悲哀的词句，苍老遒劲的笔触，铿锵深沉的音韵，营造沉雄伤感的视听氛围。综观《谷音》众作，虽记实的内容不如杜诗广阔，文字不如杜诗蕴藉有味，所流露的历史使命感不如杜诗深重，但具体而微地呈现了杜甫沉郁风格的大部分特色。

本文第二节中所叙及的有关反映现实黑暗面与自述忧患的诗歌内容，自然造就了悲慨沉郁的气氛。同时，若干特殊的写作技巧，则有效地促进了这种风格的形成。

1．以衰景、哀事衬情

诗歌特殊的衰残造境，自然加深了“沉郁”的印象。《谷音集》101首诗中，竟有30首是以“秋天”为背景。经由黄叶、衰草、霜露、寒气、朔风、雁鸣的衬托，使得哀情愁思更为深沉难耐。

诗人们也经常描写凄凉、森寒的景物与凝重不快的情思相呼应。如“飞沙白荡胸，落叶黄没膝”（元吉《自葫芦河至居庸关》），“南山正困，血肉连川原”（师严《大阅》），“穷岛迷孤青，飓风荡顽寒”（皇甫明子《海口》），“江城雁叫天如水，寒色苍苍草木死”（杨应登《寄赵梅州》）等幽凄之景，⁽⁸⁴⁾均达到衬情的效果。

个别的人事悲剧也经常出现在作品中，如“零落投荒夷，自伤去汉土”（冉琇《秦吉了》），“贯穿死生地，蹀血天地黑”（安如山《曹将军》），“先发服勇决，手提血骷髅”（张琰《出塞曲》四首之二），“馀发萧萧白垂领，十年守拙门庭冷”（柯芝《馀发》），⁽⁸⁵⁾这些片段生命苦难的场景，足以使读者触目心惊，悲绪难抑。

2．以丧气语、萧索字造境

部分诗歌是以无奈、妥协的消极语调作结，读者由此进一步领受了诗人的沉重悲慨和余哀。如：“鸡飞与狗走，妾命独奈何”（王浍《感遇》四首之三）；“乾坤颠倒孤舟在，聊复残生伴钓翁”（丁开《建业》）；“苍茫不可会，一笑了清樽”（杨应登《水宿》）；“世路能令老，吾生且醉眠”（杨雯《宿峡市》）；“自作醉候开醉国，笑人奔走为谁狂”（杨雯《早春》）。⁽⁸⁶⁾诗人气馁、自弃的心声，自然营造了沉郁的氛围。

表达伤感的意向字和象征衰残的词汇在《谷音集》中也俯拾即是。如“落”及其同义字“堕”，出现了21次。“泪”及其相关同义词“哭”、“流涕”、“涕泪”、“呜咽”、“沾襟”、“沾巾”共用了20次。“空”出现了18次。“白”17次。“老”11次。“死”10次。“怜”、“独”、“孤”各出现9次。“寒”8次。“愁”、“哀”、“客”各出现了6次。“忧”5次。其余如：悲、怨、恨、怒、伤、穷、困、荒、凄凉、酸楚、漂泊、零落等传达哀伤、落拓的字词也连篇累牍。这些词汇将直接刺激读者的感官，进而引发共鸣。

在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中有“愤书”一说，即是在苦难中发挥才思，奋力创作之意。此说最早出自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其后桓谭在《新论·求辅》中评贾谊说：“不左迁失志，则文彩不发。”⁽⁸⁷⁾钟嵘承此见解评李陵云：“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⁸⁸⁾唐韩愈的“不平则鸣”，宋代欧阳修所谓的“诗穷而后工”等言论，均有相同的理论基础。《谷音集》当属诗人们“愤书”的慷慨沉郁之作。(www.xing528.com)

（四）《谷音集》异于江湖诗作

四库馆臣以为《谷音集》“无宋末江湖龌龊之习”。⁽⁸⁹⁾江湖诗风盛行于宋末，《谷音集》作品是否染有江湖习气，当值得探讨。

就诗歌内容而言，江湖诗派作品的主要内容有六大类：（1）现实之关注，（2）行谒之悲，（3）羁旅之苦，（4）友谊之求，（5）钦慕古贤，（6）模山范水。⁽⁹⁰⁾第（2）、（4）、（5）、（6）种主题是《谷音》诗作所未涉及者，第（3）种主题，在《谷音集》中也偶尔出现，但多与大时代的动荡紧密结合，与江湖诗人因行谒而经历的羁旅之苦，在本质上大不相同。至于对现实的关注，根据《南宋六十家小集》所收录的江湖诗人5340首诗歌内容考查，其中具有政治内涵的约有180首，主要是渴望恢复江山，反映宋与金、元之间的战事和农民生活。⁽⁹¹⁾《谷音集》101首诗中，有48首具有政治、社会内涵，或批评时事、或抒故国之思、或感世道人心、或述战争，其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浓度是江湖诗作远远不及的。

以创作风格而言，江湖诗人擅于近体而拙于古体，注重音律、对仗，取材通俗，写境切近，语言浅显，具有巧思和清趣。而《谷音集》作品以古体取胜，诗人直抒胸臆不假雕饰，语言质朴，造境遒上，呈现古直沉郁的风貌，诚与江湖诗风大相径庭。馆臣以“龌龊”贬责江湖派诗篇，虽失之过苛，然《谷音集》诸作异于江湖诗人的作品，当是确论。

结　语

《谷音集》作者的生存年代并不限于宋元之际，且其身份既非遗民，也无法归属于逸民之列，称《谷音》为宋遗民或逸民诗集，皆失之以偏概全。若称其为金元、晚宋及宋元之际的节士诗集，则差近实事。此诗集的作品固有反映时代、社会的内容，但史料价值甚微，“野史”之许，⁽⁹²⁾或为过誉。

伍崇曜氏将《谷音集》比之《月泉吟社诗集》，⁽⁹³⁾然此二诗集相异之处甚多。《月泉吟社诗集》是诗社征诗活动的产品，作者均生存于宋亡之后，其身份为一般骚人墨客及儒家隐者。他们参与竞赛的动机不一，或为纾解亡国之恸与故宋怀思，或基于以诗会友和科举的向往，或冀望于丰富的给赏。诗人们是被局限在《春日田园杂兴》的统一命题下从事创作，因此内容不免雷同。作品的主题多在抒发黍离之悲，表明避世远祸之想，以及描写耕农生活，鲜少反映现实苦难和个人乖逆命运的内涵。⁽⁹⁴⁾整体风格平和温厚，哀而不怨。若以“抒怀抱，见性情”的观点论之，《月泉吟社诗集》当不及《谷音集》。

四库馆臣引王士祯《论诗绝句》云：“谁嗣《箧中》冰雪句，《谷音》一卷独铮铮”，⁽⁹⁵⁾《箧中集》中的7位作者“皆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⁹⁶⁾元结基于褒节扬善的目的，收集他们“淳古淡泊，绝去雕饰”的诗篇，⁽⁹⁷⁾期望为其留名传世。诗集中的24首作品均为古诗和乐府，⁽⁹⁸⁾文字质朴如话，情真意切，具有民歌风调。凡此，与《谷音集》或有几分近似。然而诗歌内容，除元季川所作的四首诗是歌咏田园自适的生活外，余则皆属怀人、伤别、叹老、诉穷、忧生、畏死的雷同主题，充满了儒士怀才不遇的酸楚，与《谷音》诸作实非同调。王士祯所谓“冰雪句”，不知究竟何指，若针对内容而言，实差之千里；若以“冰雪”类比两本诗集作者的高洁情操，则颇切合事实。

《谷音集》的作品具有特定的时代意义，流露了作家真诚的情怀和个性，这是其价值所在和流传至今的原因。

【注释】

(1)徐儒宗：《元初遗民诗社——月泉吟社》，《文学遗产》，1986，6期，第40页；王次澄：《元初月泉吟社及其诗析论》，《中华文化学报》创刊号，1994，第135－148页；欧阳光：《月泉吟社作者群略考》，《宋元诗社研究丛稿》，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第81－85页。

(2)宋濂等撰：《元史》199卷《杜本传》，冯从吾撰：《元儒考略》3卷，黄宗义、全祖望编：《宋元学案》85卷，邵远平撰：《元史类编》35卷。

(3)危素：《危太朴集二十二卷附录一卷》，刘氏嘉叶堂刊本，《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第七册，第515－516页。

(4)参见《元史》本传及危素《元故徵君杜公伯原父墓碑》。

(5)《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365册，第611页。

(6)参见欧阳光：《宋元诗社研究丛稿》，第46－57页、第72－80页、第116－124页。

(7)方勇：《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第93－98页。

(8)本文所引诗人小传、诗歌作品、序跋，一律依据《四库全书》本。《谷音集》在《四库全书》1365册，第593－611页。

(9)作者生平主要根据《四库全书》本作者小传，厉鹗：《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及万斯同：《宋季忠义录》（四明丛书约园刊本，1934年张寿镛序）中的记载。

(10)《谷音集》上卷，第1页。

(11)脱脱等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13417－13470页。

(12)参见张海鸥：《宋代文化与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232页。

(13)《谷音集》下卷，第10页。

(14)周敦颐云：“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见《通书·志学第十》，《周元公集》1卷，第19页，《四库全书》1101册，第425页。参见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第243页，有关朱子“以圣贤为己任”的言论。

(15)参见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第39页、第237页。

(16)参见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第240页，朱子重义轻利学说。

(17)《宋史》，第12716页。

(18)《宋史》，第2726－12728页。

(19)《宋史》，第12767页。

(20)《宋史》，第12751－12770页。

(21)参见张海鸥：《宋代文化与文学研究》，第241－243页。

(22)《谷音集》上卷，第15页。

(23)《湖广通志》67卷，第1页，《四库全书》533册，第529页；《钦定大清一统志》62卷，第16页，《四库全书》480册，第94页。

(24)元结：《箧中集序》，《四库全书》1332册，第14页。

(25)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四库全书》610册，第704－711页。参见张海鸥：《宋代文化与文学研究》，第37页。

(26)见潘永因：《宋稗类钞》卷1《君范第一》，第1页，《四库全书》册1034，第216页。

(27)《宋史》，第13149页。

(28)《谷音集》下卷，第4页。

(29)《谷音集》下卷，第6页。

(30)宋遗民吴思齐、方凤、谢翱、严侣、郑思肖等的疏狂言行，参见《宋季忠义录》卷11，第363页、第365页、第367页。

(31)以上资料取自《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五册，第84－85页。

(32)见《元代文学文献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47页。

(33)《谷音集提要》，《四库全书》1365册，第593页。

(34)《历代遗民录序》，《归元恭文续钞》1卷，转引自方勇：《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第2页。

(35)分见《谷音集》上卷，第1页、第3页、第9页、第10页，下卷，第1页、第7页、第9页、第10页、第11页、第12页、第15页、第16页。

(36)分见《谷音集》上卷，第3页、第8页、第12页、第14页、第15页，下卷，第3页、第11页。

(37)分见《谷音集》上卷，第6页，下卷，第4页、第6页、第16页、第17页。

(38)《谷音集》下卷，第1页。

(39)《谷音集》下卷，第2页。

(40)分见《谷音集》下卷，第10页、第13页。

(41)分见《谷音集》下卷，第15页、第16页。

(42)《谷音集》下卷，第2页。

(43)《谷音集》上卷，第2页。

(44)《谷音集》上卷，第4页。

(45)《谷音集》下卷，第13页。

(46)《谷音集》上卷，第13页。

(47)《宋史》，第904－906页《度宗纪·咸淳六年》。

(48)《四库全书》1365册，第611页。

(49)《谷音集》下卷，第10页。

(50)《谷音集》上卷，第6页。

(51)《谷音集》上卷，第5页。

(52)《元史》，第4591页。

(53)参见孙克宽：《元初李事变的分析》，《蒙古汉军与汉文化研究》，台湾私立东海大学，1970，第44－64页。

(54)分见《谷音集》上卷，第13页，下卷，第6页、第9页。

(55)《谷音集》上卷，第5页。

(56)《谷音集》上卷，第3页。

(57)《谷音集》下卷，第12页。

(58)分见《谷音集》下卷，第4－5页、第7页。

(59)《谷音集》上卷，第3－4页。

(60)《谷音集》下卷，第4页。

(61)《谷音集》下卷，第10页。

(62)《林景熙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第265页。

(63)分见《谷音集》上卷，第6页、第8页、第9页、第12页、第14页。

(64)《谷音集》上卷，第7页。

(65)《谷音集》上卷，第14页。

(66)高儒：《百川书志》19卷，《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第五册，第84页。

(67)《谷音集提要》，《四库全书》1365册，第594页。

(68)《谷音集》上卷，第3页。四库本将诗题至于作者小传下，今据《粤雅堂丛书》本更正之。

(69)分见《谷音集》上卷，第3页、第4页。

(70)分见《谷音集》上卷，第3页、第4页。

(71)《谷音集》上卷，第12页。

(72)《谷音集》上卷，第13页。

(73)《谷音集》上卷，第13页、第14页。

(74)《谷音集》上卷，第14页、第15页。

(75)《谷音集》下卷，第1页。

(76)《谷音集》下卷，第6页、第7页。

(77)转引自《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第五册，第85页。

(78)方东树：《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1卷，第2页。

(79)张伯伟：《钟嵘诗品集评》，《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282页。

(80)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470页。

(81)《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22册，第8742页。

(82)孙联奎：《诗品臆说》，《司空图诗品解说二种》，山东齐鲁书社，1980，第38页。

(83)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5737页，《文艺上·杜甫传》。

(84)分见《谷音集》上卷，第7页，下卷，第3页、第13页。

(85)分见《谷音集》上卷，第6页、第9页、第14页，下卷，第9页。

(86)分见《谷音集》上卷，第2页、第12页，下卷，第4页、第13页、第14页、第15页。

(87)桓谭：《新论》，《四部备要》，上海中华书局，1936，第178函，第6本，正文5b页。

(88)《钟嵘诗品集注》，《钟嵘诗品研究》，第226－227页。

(89)《谷音集提要》，《四库全书》1365册，第594页。

(90)参见郑雅薇：《南宋江湖诗派之研究》，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81，第127－144页；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44－87页。

(91)参见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第44页。

(92)张榘：《谷音集跋》，《四库全书》1365册，第611页。

(93)伍崇曜：《谷音集跋》，《粤雅堂丛书》本。

(94)参见王次澄：《元初月泉吟社及其诗析论》。

(95)《谷音集提要》，《四库全书》1365册，第594页。王士祯：《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之六，《渔洋精华录集注》，山东齐鲁书社，1992，第239页。

(96)《箧中集原序》，《四库全书》1332册，第14页。

(97)《箧中集提要》，《四库全书》1332册，第13页。

(98)以四库本所收录的诗篇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