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齐苏黄诗歌之争：第三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试论苏、黄齐名及苏黄诗歌优劣之争

中国社科院　郑永晓

在中国文学史上，人们经常把风格相近，或地位相当的文人放在一起称呼，如唐之李杜、韩柳、元白等等。但是，世上既然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自然也就不可能有两个人在创作风格、特色、成就等方面完全相同，所谓某人与他人齐名并称，仅指其主要方面而言，或者在某一方面有相似之处。人们将两个文坛名家放在一起，本身即是对他们做了一番比较的结果。这种比较可以是相同或相近之处，也可以是相异和不同之处。侧重点不同，得出的结果自然大有区别。

在宋代诗歌史上，苏轼、黄庭坚的成就一般被认为代表了北宋诗歌的最高成就。“苏、黄”齐名并称为大多数诗人、学者所公认。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九云：“元祐文章，世称苏黄。”黄庭坚自元丰二年与苏轼通信，表达仰慕之意，正式成为苏门弟子之后，二人之间一直唱和不断。尤其是元祐年间，苏、黄二人与秦观、张耒、晁补之等同在汴京任职，师友唱和次韵之风愈加炽烈，有时一韵而追和数次，苏轼与门弟子之间争相夸耀诗歌技巧，将北宋元祐时期的诗歌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了在风格和作诗技巧方面足与唐诗相颉颃的宋诗，也引出了后人有关唐宋诗优劣论、苏黄诗优劣论等一系列文学公案。这些文学论题争议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自宋代以来罕有其比。关于唐宋诗优劣的问题，此处不论，只谈宋代的苏、黄优劣论。由于参与这一话题提出各自意见的学者较多，历时又相当长久，且难有定论，故仍有重新审视考察的必要。

苏轼具有多方面的文学艺术成就，而几乎在每一方面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境界。以诗而论，苏诗作为元祐诗歌的杰出代表，历来被视为宋诗最高成就的代表者。苏轼的崇拜者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都代不乏人，研究苏诗的著作也极为丰富。而苏轼的弟子，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在总体文学成就方面虽然不及其师，唯独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被部分后学视为足堪与苏轼媲美，而并称“苏、黄”，甚至认为黄诗的成就超过苏诗。所以，自宋以来，见仁见智，争论不休，然则这两种看法究竟哪种更符合实际？苏、黄之诗孰优孰劣？这场论争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如何？我们从这些论争之中能得到哪些启示？前人对此语焉不详，故笔者对此稍加梳理，以就正于各位方家。

一、关于苏、黄齐名并称的由来

黄庭坚与苏轼齐名，并称“苏黄”，这种说法究竟起于何时，是黄庭坚门弟子拔高其师的片面之词还是当时文坛上公认的说法？这是探讨苏黄优劣之说时需要首先面对的问题。宋代有关文献苏黄并称的例证很多，例如：

元祐中，眉山苏公号文章伯，当是时，公与高邮秦少游、宛丘张文潜、济源晁无咎皆游其门，以文相高，号四学士。一文一诗出，人争传诵之，纸价为高，而公之文尤绝出高妙，追古冠今，烛后辉前。……公学问文章，天然成性，落笔妙天下。……晚节位益黜，名益高，世以配眉山苏公，谓之“苏黄”。……天下皆称曰山谷而不名字之，以配东坡云。

——佚名所作《豫章先生传》

苏黄一时顿有，风流千载追还。竟作联翩仙去，要将休歇人间。

——惠洪《悼山谷五首》之一⁽¹⁾

元祐末，有苏、黄之称。渐不平之，或曰苏公自有芍药之评，恐未必然也。靖康元年十一月十二日，嵩山晁说之题。

——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八《题黄鲁直新柑帖》

山谷老人自丱角能诗，送乡人赴庭试云：“青衫乌帽芦花鞭，送君直至明君前。若问旧时黄庭坚，谪在人间十一年。”至中年以后，句律超妙入神，于诗人有开辟之功。始受知于东坡先生，而名达夷夏，遂有苏、黄之称。

——吴坰《五总志》

初，苏文忠公见公诗于孙公觉座上，后过李公常于济南，读公诗文，以为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由是声名大振，世以苏、黄并称。

——《宋黄文节公文集》卷首卷二陈纬《太常寺议谥》

庭坚长于诗，与秦观、张耒、晁补之游苏轼之门，号四学士。独江西君子以庭坚配轼，谓之苏、黄。

——王偁《东都事略·山谷传》

在这些记述苏黄齐名并称的文献中，无名氏《豫章先生传》的写作时间应该最早。传中有“今上登极，复宣德郎”之语，则是该文作于宋徽宗时期，距黄庭坚之卒不久。据该《传》记载，“苏黄”一词的出现是在黄庭坚晚年。但是“晚年”这个词汇很难确指，仍然无法确定“苏黄”并称出现的具体时间。作于靖康元年的晁说之《题黄鲁直新柑帖》在写作时间上应与《豫章先生传》相伯仲，其对“苏黄”这一词汇出现的时间表述为“元祐末”，时间相对比较确定。惠洪在诗中直接以“苏黄”并称，此诗应作于黄庭坚去世不久。吴坰《五总志》、陈纬《太常寺议谥》和王偁在《东都事略》中的记述均过于宽泛，难以确指。《太常寺议谥》作于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其对有关史实的论定当是根据前人的有关材料做出的。

根据上述材料，“苏、黄”齐名并称的记述以晁说之所记较为具体可靠。晁说之与苏东坡、黄山谷为同时代人，与苏、黄均有交往，其有关言辞理应可靠。这一记载的可信性还可以通过同时人周行己《寄鲁直学士》一诗得到旁证，周氏诗云：

当今文伯眉阳苏，新词的垂明珠。我公江南独继步，名誉籍甚传清都。……幸有得者黄与苏，谁复跼蹐如辕驹。⁽²⁾

按：周行己，字恭叔，号浮沚。曾师事程颐，并与黄庭坚、秦观等多有唱和。周氏为元祐六年进士，诗题称黄庭坚为学士，则该诗当作于元祐年间或元祐以后，又按：黄庭坚于元祐七年正月护母丧回江西，周氏诗中言“我公江南独继步”，似当时黄庭坚在家乡守丧，否则不应提及江南，而且元祐元年至元祐六年以前黄庭坚一直在京城为官，也不用寄往江南。由此，周氏此诗应作于元祐七年以后。又按：绍圣元年黄庭坚被召至陈留听候讯问，并被贬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同年四月，苏轼坐前掌制命，语涉讥讪，落职知英州。然周氏此诗中丝毫没有涉及苏轼和黄庭坚被贬之事。说明此诗写作当在绍圣以前。所以，周行己《寄黄鲁直学士》一诗只能写于元祐七年或元祐八年。诗中以黄继苏、以黄配苏的意图十分明显。这说明，以黄配苏、苏黄齐名并称这种提法至迟在元祐七年或元祐八年左右就已经出现。元祐四年，苏轼出知杭州。自此，京城附近的学子喜好聚集在黄庭坚周围，黄氏俨然成为诗坛领袖。所以，元祐后期出现苏黄并称的现象在理论上也言之成理。

苏黄齐名并称这一说法出现的时间既已大致确定，另外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确定那些倡导以黄配苏，苏黄齐名的人物身份。就上述材料而言，《豫章先生传》似应出自黄氏家族人之手，晁说之并未说出此种并称出自何人，但其本人则对以黄配苏颇不以为然。陈纬所撰《太常寺议谥》说“世以苏、黄并称”，也未指明这种言辞的来源。只有王偁《东都事略》明言“独江西君子以庭坚配轼，谓之苏、黄”，所谓江西君子虽然不一定确指江西诗派中人，但一定会包括江西诗派众成员。问题在于，苏黄并称出现于元祐后期，此时吕本中并未作《江西诗社宗派图》，亦即典型意义上的江西诗派还没有出现，自然也就谈不上江西诗派中人提出以黄配苏是出于宗派自高身份的考虑，是攀上苏东坡这样一个阔亲戚。况且像前述作《寄黄鲁直学士》，视黄足堪与苏并列的周行己为永嘉（今属浙江）人，并不在江西诸君子之列。

元人作《宋史》，对苏黄并称有一总结性说法，《宋史》黄庭坚本传云：“庭坚于文章尤长于诗，蜀、江西君子以庭坚配轼，故称苏、黄。”除江西诸君子外，又加上蜀人，大概是因为黄庭坚被贬在黔戎一带长达数年之久，川中士子多从其游，而黄庭坚对蜀中风物亦颇多感情，而苏东坡本为蜀人，蜀中士人对东坡更是崇敬有加。他们把这两名与川蜀渊源很深的文化巨人放在一起，合称“苏黄”，实在并不令人惊讶。《宋史》的记述并非凭空杜撰，这种记述应该说比较准确地反映了苏黄二人在当时诗坛的地位。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以黄配苏，并称苏黄，是元祐后期比较普遍的行为，而并非江西诗社中黄庭坚的后学弟子出于宗派考虑、自高身份的门户之见。确立了这一前提，我们才好对苏黄优劣论问题做出符合理论与实际的评价与判断。

二、苏、黄诗歌优劣论的具体内容评析

关于苏、黄二人的诗歌孰优孰劣的问题，绝非仅仅是苏黄二人之间诗歌成就的评价问题，而且还涉及宋代诗歌发展的诸多方面，像诗歌的风格问题、流派问题、宋诗的特点问题、唐宋诗优劣问题、文学的创新与继承问题等等无不与这一问题有关。这是因为，苏黄诗歌优劣论的提出首先源于二者在艺术风格上所具有的比较明显的差异，导致喜爱苏诗与喜爱黄诗的人各自从自己的好恶出发，赞扬自己推崇的那类诗歌及其作者，而贬抑另一方的作品。黄庭坚又被视为江西诗派宗主，因而也涉及到文学流派的产生、渊源与是非的评价问题。但是，苏、黄之诗在具体风格方面各有不同，但若与唐诗相比，其共性还是很明显的，所以在对苏黄诗歌的评论中，颇有一些学者以唐诗为宗，而对苏、黄为代表的宋诗大加挞伐，这就涉及到唐宋诗优劣之争问题。同时在对这一问题的比较评论中，必然连带文学发展的创新与继承问题，涉及如何对待宋诗求新求变的问题以及中国诗歌在唐以后的发展道路问题。由此而言，有关苏、黄优劣论的种种争议绝非仅仅是苏东坡和黄山谷二人的诗歌谁更优秀一些的问题。而总结、辨析自宋以来的这些言论，从中发掘唐宋诗歌嬗变的成因，把握宋代文艺思潮的律动和脉搏，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由于这一问题涉及的资料很多，众多学者的言辞也颇为杂乱，具有真知灼见者固然不少，人云亦云者亦不鲜见。粗略而言，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苏、黄并重者

宋人继唐人之后，必然地以步武唐诗为其诗歌创作的起点。苏黄之前，宋诗难以完全摆脱唐诗的笼罩，苏黄登上诗坛以后，诗歌发展的局面为之大变，苏、黄成为唐宋诗转变的关键人物。宋之有苏、黄，犹唐之有李、杜，如双峰并峙，日月争辉，既体现了风格、体貌的多样性，代表了不同的创作倾向，又共同作为北宋诗歌的最高典范影响后世，余波所及，非止一代。所以，自宋以来，苏黄并重，将苏黄共同视为宋诗的顶峰而加以学习的诗人和评论家大有人在。

在这些推崇苏黄的人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江西诗派中人。黄庭坚本身是苏门弟子，苏门中的一些年轻后学有时也向黄山谷问学，元祐年间苏黄是文坛的中心人物，苏门中人又经常聚集在一起赋诗唱和，所以很多人同时与苏黄有很密切的交往，很难将他们在苏门或黄门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如黄山谷有《柳闳展如苏子瞻甥也其才德甚美有意于学故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八字作诗赠之》组诗，《韵语阳秋》卷第十二云：“柳展如，东坡甥也。不问道于东坡而问道于山谷，山谷作八诗赠之。”即指此诗。又如韩驹，早年曾从苏轼学，苏辙赞美其诗似储光羲，与徐俯游，遂受知于黄山谷，黄称其超轶绝尘。吕本中将其纳入《江西诗社宗派图》，尽管韩驹似有不乐意入派之意，但据现存韩驹的诗歌来看，其受黄庭坚影响还是很明显的。又如陈师道自遇到黄庭坚后，“尽焚其稿而学焉”，成为黄门弟子，但他与苏轼也有很深的渊源，在理论上也可以算作苏门弟子，并被后人纳入苏门六君子之一。这些与苏黄都有很深渊源的人在评价苏黄二人诗歌成就时，不管是否以后被纳入江西诗派，都未必会出于门户之见抬高一方，贬低另一方。像陈师道对苏黄都很敬重，但他同时批评苏黄，认为“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而子美之诗，奇常、工易、新陈莫不好也”⁽³⁾，尽管是批评，但并没有扬此抑彼之举，没有任何沾染门户习气的偏见。

很多苏黄的同辈或后辈诗人，在谈及苏黄之诗时往往二人并称，不作区分甲乙之论。如惠洪在黄庭坚去世后，将苏黄一起悼念，其《悼山谷五首》中有一首云：“苏黄一时顿有，风流千载追还。竟作联翩仙去，要将休歇人间。”⁽⁴⁾显示出苏黄二位在他心目中具有同样高的地位。又如《江西诗社宗派图》的作者吕本中在言及苏黄时也往往苏黄并称，曾说：“自古以来语文章之妙，广备众体，出奇无穷者，唯东坡一人；极风雅之变，尽比兴之体，包括众作，本以新意者，唯豫章一人，此二者当永以为法。”⁽⁵⁾言辞恳切，把苏黄视为永远应当师法的对象。吕本中苏黄并重，既表现了这位《江西诗社宗派图》的作者并不拘泥于门户之见的宽广胸怀，也有从实际出发，纠正江西末流弊端的实际考虑。

南宋时深受黄庭坚诗风影响的杨万里也是苏黄并重。所作《江西宗派诗序》更是将李、杜、苏、黄并举，以为“今夫四家者流，苏似李，黄似杜。李、苏之诗，子列子之御风也；杜、黄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无待者神於诗者欤，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於诗者欤？”⁽⁶⁾将神于诗的李白、苏轼视为求新求变之代表，将圣于诗的杜甫、黄庭坚视为继承传统的代表，而主张兼容并包，合神与圣，苏黄并重的思想相当明显。即使是以提倡“一祖三宗”说，为江西诗派后期重要理论批评家的方回，在苏黄地位这一问题上也能持比较公正客观的态度。《瀛奎律髓》中选苏诗多于黄诗，其中卷二十一在评论黄山谷少作《春雪呈张仲谋》时指出：“苏、黄名出同时，山谷此二诗适亦用花字檐字韵，此乃山谷少作耳，视坡诗高下如何？……坡诗天才高妙，谷诗学力精严；坡律宽而活，谷律刻而切云。”对苏黄各自的诗歌特色作了言简意赅、大致恰当的总结，其间并苏黄并重，并无左东坡而右山谷的倾向，连一向对方回颇为挑剔的纪昀也认为方回此“四语评苏黄恰当”。这说明，江西诗派自其诞生之日至方回对这一诗歌流派作出总结性理论阐述，其间有很多诗派中入包括像《宗派图》作者吕本中、江西后劲方回都是苏黄并重的。

（二）贬斥苏、黄者

以苏黄为代表的北宋诗歌尤其是元祐诗歌把宋诗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与唐诗完全不同的诗歌势必引起墨守成规和喜好唐诗者的排斥和批评。虽然苏黄二人的个人气质、天生禀赋有所不同，创作态度和方法也颇有差异，但是作为元祐诗风的杰出代表，二人在诗歌思想、诗学理念、创作倾向、创作方法等方面也颇有共同或相似之处。比如二人都博学多识，除诗歌以外，都具备多方面的艺术素养，苏东坡的词在北宋独树一帜，黄庭坚的词学习苏轼，在当时也颇有声望，二人在书法方面的造诣亦相当不凡。又都是当时著名学者，对佛学、老庄之学、史学等等都颇有研究。所以他们很自然地把所掌握的广博知识和学问融入到诗歌创作中。又喜欢议论、指斥时弊，苏轼虽曾因反对新法引起乌台诗案，几乎命丧新党人士之手，但他好议论时事的习惯并未完全改变；黄庭坚晚年在严酷的党争形势下，曾经告诫后学子弟苏轼诗短处在“好骂”，但是黄庭坚本人在其早年的诗歌中亦颇有讥讽新法之作，到了晚年，虽有所收敛，却也并非完全没有。这些因素使得苏黄之诗在外在形式上呈现出程度不同的豪放、激扬之气，与温婉含蓄的正统诗风有所不同。至于喜好次韵、拗体、堆砌典故等等亦为苏黄的共同特点。这使得宋代部分批评家将批判的矛头同时对准二人，对苏、黄二人的共同诗歌倾向做出尖锐的批评。

叶梦得撰《石林诗话》，其中颇多记述苏黄之语。叶氏与新党渊源甚深，书中批评苏黄之处甚多，给人一种“阴抑苏黄”的感觉。叶氏之后，以张戒、严羽对苏黄的批评最为严厉。张戒论诗，推崇汉魏，以为唐诗之后，必欲与李、杜争衡，当从汉魏诗中汲取营养，而苏黄等人从李、杜入手而变本加厉，沧海横流，也就不成其为李、杜。基于这种认识，他对苏黄之诗在语言运用、作法、韵律等诸多方面痛下针砭，严厉批评。严羽作《沧浪诗话》，对以苏、黄为代表的“近代诸公”颇多指斥。他们的言论众所周知，毋庸赘言。

（三）崇苏贬黄者

与张戒、严羽等人对苏黄痛加贬斥不同，部分诗人和批评家只把矛头对准黄庭坚，而推崇苏轼。如林光朝《艾轩集》卷五云：“苏、黄之别犹丈夫女子之应接，丈夫见宾客，信步出将去，如女子，则涂泽不可。”林氏这个比喻是对黄庭坚的喜好斟酌锻炼、反复修改的创作手法有所不满，而推崇苏轼那种天才喷发、顺其自然的创作风格。南北宋之交的朱弁在《风月堂诗话》中认为黄不如苏在二人晚年表现得尤为明显⁽⁷⁾。此外，南宋时的王十朋和刘克庄两位也属于这一阵营。王十朋《读东坡诗》序云：“学江西诗者谓苏不如黄，又言韩、欧二公诗乃押韵文耳。予虽不晓诗，不敢以其说为然。因读坡诗，感而有作。”其诗云：(www.xing528.com)

东坡文章冠天下，日月争光薄风雅。谁分宗派故谤伤，蚍蜉撼树不自量。……暮年海上诗更高，《和陶》之诗文过陶。地辟天开含万汇，少陵相逢亦应避。⁽⁸⁾

王氏将苏诗之成就视为高于陶渊明、杜甫，则似对东坡褒扬太过，未必能够服人。王十朋本人曾集注苏诗，对苏轼诗歌的研究和推广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可能有一些江西派中诗人鼓噪黄诗胜于苏诗，所以才发此矫枉过正之论吧。刘克庄在《江西诗派小序》中曾对黄庭坚在宋诗史上的地位有着精湛的剖析，但如把黄庭坚与苏轼放在一起，他也认为黄不如苏：

李翱、张籍、皇甫湜皆韩门弟子，翱妻又会女也。故退之皆名呼之，如云“李翱观江涛”，又云“籍、湜辈”。然翱祭退之乃称为兄，师弟子故勿论，兄妻之诸父可乎。籍祭诗云：“而后之学者，或号为韩、张。”有抗衡之意。湜作墓碑云：“公疾，谕湜曰：‘死能令我躬不随世磨灭者，惟子以为属。’”退之乃赖湜而传耶？近世推黄配苏，亦类此。⁽⁹⁾

苏黄二人的诗歌成就究竟孰高孰低是另外一个问题，此处不论。但是刘克庄这段话的口气似乎是黄庭坚有意自高身份，压低其师，则未必符合实际。

（四）扬黄贬苏者

与上述崇尚苏诗，贬抑黄诗的言辞相反，在宋代也有一批认为黄诗胜过苏诗的人。有些阐述虽然对苏黄二人并无明确的轩轾，而内中扬黄抑苏的思想令人一目了然。如《五总志》云：“山谷老人自丱角能诗，……至中年以后，句律超妙入神，于诗人有开辟之功。始受知于东坡先生，而名达夷夏，遂有苏、黄之称。坡虽喜出我门下，然胸中似不能平也。故后之学者因生分别，师坡者萃于浙右，师谷者萃于江右。以余观之，大是云门盛于吴，林济盛于楚。云门老婆心切，接人易与，人人自得，以为得法，而于众中求脚跟点地者，百无二三焉；林济棒喝分明，堪辩极峻，虽得法者少，往往崭然见头角，如徐师川、余荀龙、洪玉父昆弟、欧阳元老，皆黄门登堂入室者，实自足以名家。”吴坰对苏黄二派人数多寡的分析有一定道理，对黄山谷和江西诗派的赞扬也至为明显。前文曾言及的《豫章先生传》中在阐述苏黄二人在宋代文坛的地位时，在诗歌这一领域也隐然把黄庭坚置于苏轼之上。该传云：

元祐间苏、黄并世，以硕学宏才，鼓行士林，引笔行墨，追古人而与之俱。世谓李、杜歌诗高妙而文章不称，李翱、皇甫湜古文典雅而诗独不传，惟二公不然，可谓兼之矣。然世之论文者必宗东坡，言诗者必右山谷，其然，岂其然乎？山谷自黔州以后，句法尤高，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自宋兴以来，一人而已。

传文以比较含蓄的语句暗示在诗歌这个领域，黄山谷的成就和影响超过苏东坡。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序》，吕氏云：“唐自李杜之出，焜耀一世。后之言诗者，皆莫能及。至韩、柳、孟郊、张籍诸人，激昂奋厉，终不能与前作者并。元和以后至国朝，多依效旧文，未尽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扬反复，尽兼众体，而后学者同作并和，虽体制或异，要皆所传者一。”⁽¹⁰⁾根据前文笔者的引述，吕本中是一名苏黄并重的诗人和批评家，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篇《江西诗社宗派图序》中，吕本中并未提及苏轼，而且隐然视黄山谷为“抑扬反复，尽兼众体”的宋代诗坛第一人的意图也比较明显。至钱文子作《山谷外集诗注序》，则云：“山谷之诗与苏同律，而语尤雅健，所援引者乃多于苏。”如前文所言江西诗派中人有很多持苏黄并重的观点，但不可否认，诗派中也有不少扬黄贬苏论者，故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四谓“江西诸子以为黄胜苏”，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也有些论者引用当日苏黄互相评价之语，对苏轼的言论予以批评而赞同黄山谷的论点。如陈善《扪虱新话》云：“鲁直尝言东坡文字妙一世，其短处在好骂尔。予观山谷浑厚，坡似不及。”⁽¹¹⁾通过引述苏黄言语而谈论苏黄短长，以为黄胜苏。不过陈善所论仅限于作品风格是否浑厚。而陈长方则认为不仅苏东坡的诗歌不如黄庭坚，苏之文章也去黄远甚，其《步里客谈》卷下云：

自古称齐名甚多，其实未必然。……至如近代欧、梅、苏、黄，而子瞻文章去黄远甚，黄之诗律，苏亦不逮也。

则其扬黄贬苏的倾向可谓达到极致，后代议论苏黄诗文高下之各类观点，无论其偏袒哪一方，鲜有如此极端的例子。

三、苏黄优劣之争兴起的原因及其意义

自欧阳修将文坛盟主之位传于苏轼，苏轼诗名、文名便如日中天，光芒耀眼。众多才子俊彦，无不以成为苏门弟子或与苏门有关系为荣。于是以苏轼为中心，以众多弟子为辅翼，北宋文学达到其极盛状态，苏轼连同其门下的几名弟子都成为北宋文坛最杰出的代表。北宋文坛的这种盛况在元祐前期达到顶峰，元祐四年，苏轼因党争酷烈，被迫自求外放，离开文坛中心汴京。于是，原来在苏门奔走的诸多弟子很自然地聚集在苏门弟子之一黄庭坚的周围。至元祐七年黄庭坚因母亲病故离开京师，三年的时间中，黄庭坚因为缺少苏轼这样一位百年难逢的诗伴，便很少作诗，却利用这段时间指导年轻后学，俨然成为当时诗坛领袖。苏轼与黄庭坚的主要区别在于，苏轼属于天才型的大诗人，为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苏门也是一个松散的门派，座主与弟子之间并无严格的师承，东坡因材施教，无意于门户，门下弟子都各具自己所擅长的文体和独特的风格，苏门中晁补之的诗风与苏轼相差仿佛，其余黄庭坚、秦观、张耒等人的诗风、文风与苏轼相比则相差较大。文学艺术上这种开明、通侻的襟抱与苏轼宽容厚道，平和易与的为人完全吻合。苏东坡虽无意于建立门户，而有容乃大，门户自成。同时，苏轼这种与李白相似，凭借卓绝的天资而建立起的大厦也实在不易为他人所模仿。所以，尽管黄、秦、晁、张等出自苏门，却并未形成一个具有严格规范、香火承传不息的文学宗派。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黄庭坚的天资虽略不及苏，但与苏一样，也是学富五车，功力深厚，在诗歌的法度之中，左右逢源，曲尽其妙，并力求有所突破，自成一家。而且他特别注重诗歌在韵律、句法、对偶等方面的各项法则，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一套有法可依、循序渐进的规则供年轻学子习用。这些年轻后辈虽然没有苏黄之才，但如能按照这套法则日锻月炼，固然不能成为一流诗人，却也可以基本保证成为一名小有成就和知名度的诗人。当部分后进学人争以黄庭坚为师时，在黄的周围和身后很容易就聚集了一批具有大致相同艺术趣味和倾向的诗人，并最终形成江西诗派。

所以，从苏黄二人的创作手法、诗歌风格、创作成就以及对后学的影响等方面着眼，苏黄确有许多不同之处。二人之间也时常有一些善意的批评或建议，苏黄优劣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问题在于，苏黄间一些善意的、玩笑性质的批评是否如某些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意在贬低对方，抬高自己？黄庭坚作为苏门弟子对苏轼的态度究竟如何？再者，如果说元祐末期人们以黄配苏，苏黄齐名，那么到苏黄晚年，是否苏诗大进，而黄诗停步不前，成为黄庭坚之“大不幸”呢？第三，苏黄优劣论的提出和有关争议在诗歌批评史上有何意义？

苏黄二人在世时，在诗歌创作方面可能有相互争胜之处，互不服气之时，比如在唱和之中互相比拼谁用韵难度大，谁的作品用典冷僻却又巧妙等，以展示各自雄厚的学养和精湛的技巧。这正说明座主苏轼胸襟之宽广与待人之宽厚，对弟子优先考虑发挥他们的特长，而并不要求局限于师门规矩。苏轼对黄庭坚的才干和学识经常予以褒扬，并举以自代，而黄庭坚终其一生也对苏轼十分敬仰，这在宋代有关文献中多有记载。关于苏东坡在黄山谷心目中的地位，黄庭坚自己的言论最具说服力。比如他曾说：“予尝对人言：作诗在东坡下，文潜、少游上。”⁽¹²⁾又曾对自己的学生赞叹苏轼的诗说：“苏端明之诗笔，语妙天下，于今为独步，当激赏其妙处，率马以骥也。”⁽¹³⁾在这里，黄庭坚对自己和苏轼诗歌的评价都很客观，符合实际，其含义甚为明白，无论如何解释不出黄庭坚有轻视苏诗的思想。退一步讲，即使黄庭坚的确想过在诗歌创作方面胜过苏东坡，那也是见贤思齐，有何不可？

至于是否如朱弁所言苏东坡晚年被贬海南，反而成就了晚年的苏诗，致使一向与苏东坡争胜的黄庭坚追赶不及呢？黄庭坚在其生命的晚年屡遭贬谪，所受磨难并不逊于苏轼，并且也创作出相当数量的诗歌。笔者以为，《豫章先生传》对黄庭坚晚年的创作成就虽有过誉之嫌，但认为黄庭坚的诗歌成就晚年更为成熟，应该说不失为一种正确观点；而《风月堂诗话》在说明苏轼晚年经过贬谪生活的磨炼，诗兴不减，创作出很多优秀的诗歌方面有其正确性，但其举证失当，选择黄庭坚作为类比对象未免有些欠考虑。对此，莫砺锋先生曾有精当的论述，兹不赘言。⁽¹⁴⁾

苏黄优劣之争其实是诗歌风格之争与发展道路之争，这与李、杜优劣论颇为相似。从苏黄二人的才性而言，苏轼比较接近李白，而黄庭坚较为接近杜甫。李、苏属于激扬外向型诗人，杜、黄属于沉潜内向型诗人，前者以天资卓绝、自由豪放著称，为文如万斛泉源，自然奔放；后者以体大思精、沉郁顿挫著称，讲究铸词炼句，镌镵深透。当然这只是就大致方面作粗略比较，以杜甫与黄庭坚而论，黄庭坚终生以杜甫为追求目标，而其学杜也颇有得杜甫精髓之处，但与杜甫的地负海涵、包罗万汇相比，似颇有不及。然而，杜甫被视为唐诗之集大成者，黄庭坚被视为宋诗之集大成者，却也自有其道理所在。李白、苏轼一类诗人，凭借自己超凡的才情，独超众类，他人无此才情健笔，绝难模仿。杜甫因为“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文人之所独专矣”⁽¹⁵⁾，“利钝杂陈，巨细咸畜”⁽¹⁶⁾，开启后人无数做诗法门。黄庭坚正是觑定杜甫夔州以后诗歌的路数，潜心揣摩，在继承杜诗精华的同时，又广泛汲取先秦至宋以来各家诗歌的优良传统，为我所用，力求自成一家，终于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也为后人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黄庭坚做诗既讲法度规矩，又以摆脱前人藩篱，自创新体，自成一家为能事，所以他的创新，他的自成一家都是在法度范围内进行的，是在诗歌规则的圈圈内力求搞出些新意来。他也以此教导年轻后辈，从而为宋诗的发展规范了一条有图标指示的路径。这与李白、苏轼那种类型的诗人纯粹出于天籁，难以模仿颇有区别。因为有章可循，易于操作，所以步武黄庭坚的青年诗人逐渐超过了苏轼，江西诗派在南宋声势浩大，而学习苏诗的人却不多见。可以说，后世有关苏、黄诗歌优劣之争的言论在实质上多是源于对诗歌发展道路的认同有异所致。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天才型诗人苏轼及其诗歌无疑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应给予高度评价；另一方面，以黄庭坚为代表的，靠功力创作的诗人也不宜贬低。毕竟多数人没有苏东坡那样的才气，他们靠精湛的诗歌修养和不懈的努力，在有章可循的范围内力求成就自我面目，无可厚非，自有其存在的理由。

另一方面，因为黄庭坚本人受苏轼嘉惠颇深，苏、黄之诗颇多共同之处，黄又主张转益多师，并非如某些学者理解的那样以门户自限眼界，因而黄诗也具有集大成的性质。故清代翁方纲云：“诗则至宋人而益加细密，盖抉刻入理，实非唐人所能囿也。而其总萃处则黄文节为之提挈，非仅江西派以之为祖，实乃南渡以后，笔虚笔实，俱从此导引而出。”⁽¹⁷⁾笔者以为，从总体文学成就或仅就诗歌而论，黄不如苏，但黄诗无疑是狭义的宋诗最典型的代表，视之为宋诗之集大成者亦不为过，亦即黄诗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涵盖苏诗。同时江西诗派中许多杰出后辈如吕本中等又以苏济黄，苏黄并重，所以即使是江西诗派中的诗人也学习苏诗、研究苏诗。此足以说明，后人有关苏、黄优劣之争固然体现了对诗歌风格和发展道路的不同探索，但鉴于苏黄二人之间的深厚渊源和共性，我们也不宜过分夸大这种区别，在谈论苏黄优劣这一命题时应该统筹兼顾，既要清晰地阐明二人各自的艺术风貌和创新之处，又要把他们视为宋诗发展到高峰时期的共同代表，对黄庭坚诗歌的意义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恰当的评价，对黄诗影响深远的必然性做出正确合理的阐释。

【注释】

(1)《石门文字禅》卷十四。又按同书卷五《季长见和，甚工，复韵答之》有“坡、谷渊源有风格，光芒万丈余五色”之句；卷七《郑南寿携诗见过，次韵谢之》有“东坡句法补造化，山谷笔力江倒流”之句，均为苏、黄并举，然写作时间难以确考。《四部丛刊》本。

(2)《浮沚集》卷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后山诗话》，《历代诗话》本。

(4)《石门文字禅》卷十四，《四部丛刊》本。

(5)《童蒙诗训》，《宋诗话辑佚》本。

(6)《诚斋集》卷七十九，《四部丛刊》本。

(7)参见《风月堂诗话》卷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梅溪集》卷一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后村诗话》前集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12月出版。

(10)《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八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出版。

(11)《扪虱新话》上集卷一，《丛书集成初编》本。

(12)《别集》卷十一《论作诗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别集》卷十八《答何斯举书》。

(14)《论黄庭坚诗歌创作的三个阶段》，《文学遗产》1995年第3期。

(15)《元氏长庆集》卷五十六《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

(17)《石洲诗话》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