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的快乐诗学及其哲学根基

邵雍的快乐诗学

中山大学　张海鸥

邵雍终生不仕，自号安乐先生。其诗学思想以自乐为宗旨，其诗今存千余首，多为说理之什，很少抒情之作，其中描写自然景物、季节、气候之类也不少，只不过终归要借题发挥，因象悟理，这是他作诗的基本路数。其诗风近于白居易，《四库全书总目》云：

邵子之诗，其源亦出白居易，而晚年绝意世事，不复以文字为长，意所欲言，自抒胸臆，原脱然于诗法之外。……不苦吟以求工，亦非以工为厉禁。

这是指邵雍作诗遣词用语不务艰深，不避浅易。这种类乎“白体”的风格，主要缘于他的快乐诗学思想，而他的快乐诗学又以快乐哲学为根基。

一、邵雍的快乐哲学

邵雍的诗学理念可以称之为“快乐诗学”。由于他以诗言理，而所言之理正是他对人生快乐问题的思考和体认，所以他的快乐诗学与快乐哲学是互为表里的。他的快乐哲学主要有三层内涵：生须快乐；何谓快乐？怎样快乐？

在《安乐吟》⁽¹⁾诗中，他提出“安乐先生……为快活人”的生活原则。他对“快活人”的描述是：

风月情怀，江湖性气，色斯其举，翔而后至，无贱无贫，无富无贵，无将无迎，无拘无忌，窘未尝忧，饮不至醉，收天下春，归之肝肺，盆池资吟，瓮牖蔫睡，小车赏心，大笔快志，或戴接篱，或著半臂，或坐林间，或行水际，乐见善人，乐闻善事，乐道善言，乐行善意。闻人之恶，若负芒刺，闻人之善，如佩兰蕙。不佞禅伯，不谀方士，不出户庭，直际天地，三军莫凌，万钟莫致。

在《安乐窝中四长吟》诗中，他又提出“快活人”的四大雅好：

安乐窝中快活人，闲来四物幸相亲：一编诗逸收花月；一部书严惊鬼神；一炷香清冲宇泰；一樽酒美湛天真。（卷九）

诗、书、酒都无须解释，唯“一炷香”需加解释。按邵雍自称“不佞禅伯，不谀方士”，其生平亦未见吃斋信佛之事，则此“香”非指宗教信仰，而是闲逸安静之谓。总之，人需要快活，而快活人必须身心闲逸安静，气韵平和淡泊，兴趣高远优雅。其行为特征是远仕途而近自然，远俗累而近自由，远物欲而乐清贫，远恶而近善。而这一切又都必须自然而然，并非刻意为之。

邵雍的这番描述，显然是他心仪的生命境界。他的这种快乐生活观念当与他自由放纵个性气质有关。《河南程氏遗书》⁽²⁾卷二载：

尧夫豪杰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尝戏以乱世之奸雄中，道学之有所得者，然无礼不恭极甚。又尝戒以不仁，已犹不认，以为人不曾来学。伯淳言：尧夫自是悠悠。（32页）

尧夫有诗云：“拍拍满怀都是春。”又曰：“芙蓉月向怀中照，杨柳风来面上吹。”又曰：“卷舒万古兴亡手，出入几重云水身。”若庄周，大抵寓言，要入佗放荡之场。尧夫却皆有理，万事皆出于理。自以为皆有理，故要得纵心妄行总不妨。（33页）

又卷十：

尝劝尧夫诗意，才做得识道理，却于儒术未见所得。

（112页）

又卷十一：

邵尧夫诗曰：“梧桐月向怀中照，杨柳风来面上吹。”明道曰：“真风流人豪也。”（413页）

伊川曰：“邵尧夫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快乐。”（413页）

从二程对邵雍的评价可见，邵雍不是正统的儒者，他也未作入仕的修养，他纯然是一位放纵、自由、快乐的隐逸思想家。

他的快乐生活观念是以深厚的哲学修养为底蕴的。在他的哲学思想中，有一个既是宇宙观，又是人生观，又是方法论的重要理念——“以物观物”。这是邵雍哲学和诗学的主要理念，是他达成“快活”心境的基本思维方式。他著有长篇大论《观物篇》⁽³⁾，其中第六十二节有一段话专门阐述“以物观物”学说：

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谓之理者，穷之而后可知也；所以谓之性者，尽之而后可知也；所以谓之命者，尽之而后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虽圣人无以过之也。

万物皆有其本然的理、性、命，人须用心去观察，穷理、尽性、至命，这样就会成为有“真知”的人。但观物之心要像镜子一样客观，要像圣人一样能“以物观物”：

夫鉴之所以能为明者，谓其能不隐万物之形也。虽然鉴之能不隐万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万物之形也；虽然水之能一万物之形，又未若圣人之能一万物之情也。圣人之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谓其圣人之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我于其间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与人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为己之目，其目无所不观矣；用天下之耳为己之耳，其耳无所不听矣；用天下之口为己之口，其口无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为己之心，其心无所不谋矣。

圣人能“反观”万物，即“以物观物”，也就是超越一己之局限，尽可能从最接近事物本然的立场去观察事物，用超脱了自我的“天下之心”去观察万事万物之普遍的、客观的情与理，甚至把自己都视为被观察之“物”而客观地审视之，因而“其见至广，其闻至远，其论至高，其乐至大，能为至广至远至高至大之事，而中无一为焉，岂不谓至神至圣者乎？”这就是邵雍“快活”的秘诀，其实就是淡化个人的喜怒哀乐，超然于个体人生的荣辱得失祸福利弊之上，使主体之心灵处于一种通达世事与物理的状态，达到一种自由、轻松的境界，快乐就会与生命相伴了。这与孔子所谓“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的生命境界类似，又与老子的认知哲学如出一辙。《老子》第十六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云云，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知常容，容能公。”又与庄子“虚而待物”的“心斋”（《人间世》）、“齐物”以“丧我”（《齐物论》）、“丧我”而“坐忘”（《大宗师》）、“坐忘”而“无己”（《逍遥游》）的“至人”境界异曲同工。

二、邵雍的快乐诗学

作为一位崇尚快乐哲学的诗人思想家，邵雍喜欢用诗来表达他的快乐，他的诗学思想也以快乐为宗旨。《击壤集·序》是他诗学思想之总纲，开篇即拈出“自乐”之旨：

《击壤集》，伊川翁自乐之诗也。非唯自乐，又能乐时与万物之自得也。

这里提出了“自乐”和“乐时与万物之自得”两种以诗自娱的诗意生存的境界，实则是诗人在与时运、与万物、与诗的关系中的体验、理解和表达的问题。

写诗为什么能“自乐”呢？因为诗可以抒情言志：

伊川翁曰：“子夏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声成其文而谓之音。是知怀其时则谓之志，感其物则谓之情，发其志则谓之言，扬其情则谓之声，言成章则谓之诗，声成文则谓之音，然后闻其诗，听其音，则人之志情可知之矣。”

——《击壤集·序》

他在许多诗中也反复阐述这种以诗抒情言志的主张，如《论诗吟》（卷十一）：

何故谓之诗？诗者言其志。既用言成章，遂道心中事。不止炼其辞，抑亦炼其意。炼辞得奇句，炼意得余味。

《首尾吟》（卷二十）：

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有激时。留在胸中防作恨，发于词上恐成疵。

《谈诗吟》（卷十八）：

诗者人之志，非诗志莫传。人和心尽见，天与意相连。

《读古诗》（卷十四）：

闲读古人诗，因看古人意。古今时虽殊，其意固无异。喜怒与哀乐，贫贱与富贵。惜哉情何极，使人能如是。

《观诗吟》（卷十五）：

爱君难得是当时，曲尽人情莫若诗。无雅岂明王教化，有风方识国兴衰。

然而情与志是人人都有的，同是抒情言志的诗人，却并非都能自乐，有人快乐而有人忧伤。那么是什么原因决定诗人之乐或悲呢？或者说是什么因素使诗具有使人乐或悲的功能呢？这就要看情与志的内涵，而情与志无不生成于生命主体与时运、与万物的关系中。主体的体验和认知，以及体验和认知的方法，视角等等，都会影响情与志的质性。他在《击壤集·序》中进一步对“情”的内涵进行分析，提出不可“溺于情好”的主张：

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谓身也、时也。谓身则一身之休戚也，谓时则一时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戚则不过贫富贵贱而已，一时之否泰则在夫兴废治乱者焉。……近世诗人穷戚则职于怨憝，荣达则专于淫佚，身之休戚发于喜怒，时之否泰出于爱恶，殊不以天下大义为言者，故其诗大率溺于情好也。

不善于修养情志的诗人往往会“溺于情好”，忧戚于自身的贫富贵贱，其情志局限于小我之私，因而对时运之否泰也就缺乏客观的关注和理解，其快乐自然就少了。这就是不能“自乐”，因而也就不能“乐时”。邵雍对“近世诗人……溺于情好”的批评，是宋代诗人比较普遍的诗学乃至人学观念。在宋代诗学中，余靖论诗首倡通趣，并讥笑屈原说：“仆常患灵均负才矜己，一不得用于时，则忧愁恚憝，不能自裕其意，取讥通人，才虽美而趣不足尚。”⁽⁴⁾屈原之“忧愁恚憝，不能自裕其意”，就是“溺于情好”。宋代许多文人不赞成屈原那样执著事功而忧伤不遇，认为那是不通，是无趣。如苏舜钦不赞成“三闾遭逐便沉江”（《沧浪静吟》），司马光《醉》诗说“果使屈原知醉趣，当年不作独醒人”，苏轼也不赞成屈原之困于忧愁⁽⁵⁾。

那么将情与志修养到什么境界才能获得快乐呢？他认为诗人在性、道、心、身、物的关系中，必须有一个最佳的“观”法，即观察的最佳视角和方法。他提出以本然观本然的原则：

性者道之形体也，性伤则道亦从之矣。心者性之郛廓也，心伤则性亦从之矣。身者心之区宇也，身伤则心亦从之矣。物者身之舟车也，物伤则身亦从之矣。是知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以身观物，治则治矣，然犹未离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则虽欲相伤，其可得乎？若然则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亦从而可知之矣。（序）

这种“观”法的关键在于淡化主观因素，尽可能客观地理解被观察的对象，其实就是先“忘我”，再“以物观物”，即超越自身的利害与好恶，让主体的心性、情志尽量接近事物之本然，从而获得对事物之本然的客观的理解，这样就能够“乐万物”了，自然也就能“乐时”和“自乐”了。他认为自己观物和作诗，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

予自壮岁业于儒术，谓人世之乐何尝有万之一二，而谓名教之乐固有万万焉，况观物之乐复有万万者焉。虽死生荣辱，转战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则何异四时风花雪月一过乎眼也？诚为能以物观物而两不伤者焉，盖其间情累都忘去尔，所未忘者，独有诗在焉，然而虽曰未忘，其实亦若忘之矣。（序）

“情累都忘”才能作快乐之人。“情累都忘”并非无情无志，而是不“溺于情好”，不被一己之“身”与“时”所困，超越个体人生、情感之局限，使一己之情怀升华为人类之情怀，这就能成为快乐之人。快乐之人的创作形态是：

如鉴之应形，如钟之应声，其或经道之余，因闲观时，因静照物，因时起志，因物寓言，因志发咏，因言成诗，因咏成声，因诗成音，是故哀而未尝伤，乐而未尝淫，虽曰吟咏情性，曾何累于性情哉？（序）

作诗之人能如此既自由自在地抒情言志，又不为情志所累，既顺物之自然，又由心之自然，又顺手之自然，一切都自然而然，就是快乐的诗人。

三、快乐诗学的诗意言说

邵雍将其快乐诗学具体化为三有（有闲、有料、有氛围）境界，四不（不限声律，不沿爱恶，不立固必，不希名誉）原则，由自乐而乐天下的宗旨。

（一）闲与乐

邵雍在其诗中也常常阐释他的快乐诗学理念，他主要阐释的是“闲居之乐”和“文酒之乐”，二者又是相关的。“闲”有两层含义，一是身闲，即不在仕途，无官一身轻，隐居于乡野林泉。这是创作快乐诗歌的外部环境。他不厌其烦地描述这种环境：

高竹数十尺，仍在高花上。柴门昼不开，青碧日相向。非止身休逸，是亦心夷旷。能知闲之乐，自可敌卿相。

——卷一《高竹八首》其七

洛阳城里任西东，二十年来放尽慵。故旧人多时款曲，京都国大体雍容。池平有类江湖上，林静或如山谷中。不必奇功盖天下，闲居之乐自无穷。

——卷七《天津闲步》

二是心闲，即淡泊名利，超脱情、物诸累，知足常乐。这是创作快乐诗歌的心理环境。读邵雍诗，发现他总在功利与自由之间计较着得失，略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令人总感觉他并不那么超脱，至少是时时牵挂着、申述着、权衡着，未能忘却而不停地告诫自己应该忘却，这不免有点累，甚至有些做作。但他自己似乎还是轻松闲逸乐观的：

鸟因择木飞还远，云为无心去更赊。盖世功名多龃龉，出群才业足咨嗟。浮生日月仍须惜，半老筋骸莫强夸。就此岩边宜筑室，乐吾真乐乐无涯。

——卷五《十四日留题福昌县宇之东轩》(www.xing528.com)

人生忧不足，足外更何求？吾生虽未足，亦也却无忧。

——卷七《逍遥吟》其二

荣利若浮云，情怀淡如水。见非天外人，意从天外起。

——卷三《秋怀三十六首》其二

物如善得终为美，事到巧图安有公。不作风波于世上，自无冰炭到胸中。

——卷八《安乐窝中自贻》

（二）诗与乐

邵雍的诗时时都在表白自己对功名荣利的超脱。在自己喜爱的乡野生活和淡泊心境中，诗既是他的精神寄托，又是他的性情慰藉，更是他满怀心事的宣泄和升华，因而作诗这件事本身就是他生活的一大快乐。所谓“安乐窝中诗一编，自歌自咏自怡然”（《安乐窝中诗一编》）。他写了《首尾吟一百三十五首》（卷二十），不厌其烦地将他写诗的原因和缘起一一道来：

尧夫非是爱吟诗，为见圣贤兴有时。日月星辰尧则了，江河淮济禹平之。皇王帝霸经褒贬，雪月风花未品题。岂谓古人无阙典，尧夫非是爱吟诗。

这是组诗的第一首，可谓开宗明义：凡古往今来之自然和人事，皆可以诗述之论之。以下130余诗，每篇首、尾两句相同，故称“首尾吟”，这是邵雍独创的格式。每首分别说明尧夫在安乐窝中作诗的一种情境，凡人生之所见所遇所感，如四时更革、百物新陈、风花雪月、鱼跃雁飞、王朝更替、人事兴衰、万家乐事、读书著述、聚会宴饮等等，都是这位闲居野处的思想者兴发感动而成诗章的契机，“胸中风雨吼，笔下龙蛇走。前后落人间，三千有余首”（卷十七《失诗吟》）。“三千来首收清月，二十余年捻白髭”（《首尾吟》）⁽⁶⁾。从艺术美的意义上说，他并不是优秀的诗人，但从生命哲学的意义上说，他却堪称“诗意地生存”者。

（三）群聚宴饮与诗

除了闲逸淡泊的环境和心境、广泛的创作兴致和题材以外，邵雍还认为作诗需要有诗友结社相聚宴饮的创作氛围，“诗可以群”，群可以诗：“樽中有酒时，且饮复且歌”（卷一《闲吟四首》其一）。“尽送光阴归酒盏，都移造化入诗篇”（卷十三《天津敝居蒙诸公共为成买作诗以谢》）。“既劝佳宾持酒盏，更将大笔写诗篇。始知心者气之帅，心快沉疴自释然”（卷十一《病起吟》）；“涤荡襟怀须是酒，优游情思莫如诗”（卷二《和人放怀》）。至于写诗的题材，他认为“万物有情皆可状”（《安乐窝中诗一编》），一切都可以入诗。他认为良辰美景嘉宾美酒诗酒雅集，这是人生之大快活，是生产快乐诗篇的最佳情境。在这种情境中，创作主体很容易进入一种如醉如痴的“诗狂”境界，邵雍认为自己就是个“诗狂”：

年来得疾号诗狂，每度诗狂必命觞。

——卷五《后园即事三首》其三

洛中诗有社，马上句如神。

——卷七《依韵和三王少卿同过敝庐》

终期再清会，文酒乐无穷。

——卷五《寄陕守祖择之舍人》

每逢花开与月圆，一般情态还何如？当此之际无诗酒，情亦愿死不愿醒。

——卷六《花月长吟》

清谈已是欢情极，更把狂诗当管弦。

——卷十《年老逢春十三首》其二

年近从心唯策杖，诗逢得意便操觚。快心亦恐诗拘束，更把狂诗大字书。

——卷十一《答客吟》

竹影战棋罢，闲思安乐窝……从来有诗癖，使我遂成魔。

——卷十二《答任开叔郎中昆仲相过》

六人相聚会时康，着甚来由不放狂？遍地园林同己有，满天风月助诗忙。

——卷十三《依韵和王安之少卿六老诗仍见率成七首》其四

邵雍把作诗视为生活、生命的重要内容，他说自己从中获得的是“乐吾真乐乐无涯”（卷五《十四日留题福昌县宇之东轩》）。

（四）四“不”原则

邵雍在《击壤集·序》中还提出作诗的四“不”原则：

所作不限声律，不沿爱恶，不立固必，不希名誉。

他把作诗的“声律”、诗人的“爱恶”、“固必”、“名誉”等都视为自由创作的束缚，是妨碍快乐的“诗累”，认为必须超脱之。事实上，作诗不限声律是不可能的，邵雍也不例外。但讲究声律的程度却因人而有别。格律诗形成于唐代，在刚刚定型之际，唐人作格律诗常有不合格律者。宋人作格律诗比唐人规范多了，但也偶有不合。唐宋以后诗人作诗，合声律是很容易的，甚至是自然而然的，就像人会走路而不必去想应该先迈哪只脚一样。邵雍作诗也是如此。他所谓不限声律，是指不过于拘泥，不因声律而害意，当声律与诗意有所不合时，那就不在乎声律的限制。比如他的《安乐窝中四长吟》是一首七律，起句“安乐窝中快活人”中的“活”字就不合平仄。中间四句是散文句法：

一编诗——逸——收花月，

一部书——严——惊鬼神，

一炷香——清——冲宇泰，

一樽酒——美——湛天真。

中国古代诗歌的音节节奏通常以双音起句。七言诗通常的节奏是“2－2－3”或“2－2－2－1”或“2－2－1－2”式，这里却是“3－1－3”或者说“3－1－1－2”式，这是七言诗中非常罕见的怪异句式。这四句是诗的颔联和颈联，应该是两副对联，但作者却写成了一组排比句，更像一段顺口溜而不太像两副对联。又如他的《诗画吟》、《诗史吟》许多五言诗，大量使用散文句法，在五言诗通常的“2－2－1”或“2－1－2”或“2－3”句式之外，使用特异的“1－2－2”式，如《诗画吟》“择阴阳粹美，索天地精英。藉江山清润，揭日月光荣。”或完全散文化的句子，如《诗画吟》“感之以人心，告之以神明。人神之胥悦，此所谓和羹。”《诗史吟》“天下非一事，天下非一人。天下非一物，天下非一身。皇王帝霸时，其人长如存。百千万亿年，其事长如新。可以辨庶政，可以齐黎民。可以……”之类。

邵雍作诗就是这样随意，只要把意思表达得流畅，哪怕写成顺口溜也不在乎。他喜欢“从心所欲”，而不管是否“逾矩”。

“不沿爱恶”是指不受自己主观情趣的影响，唯求客观地言说。这其实是不可能的，邵雍自己也做不到。他的意思只是尽可能“以物观物”，用客观的、理性的态度去作诗，格物明理，“如鉴之应形，如钟之应声”（《击壤集·序》）。

“不立固必”是指超脱个体人生的固执和必须，通达随意，无论诗人之情志，还是作诗之方法，都不可拘泥。

“不希名誉”主要是指超脱名誉之心，作诗只为快乐，只是怡悦情性，并不是为了知名或不朽。

以上四“不”原则与庄子“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境界类似。他还有另外的四“不”之论：

钦之谓我曰：诗似多吟，不如少吟，诗欲少吟，不如不吟。我谓钦之曰：亦不多吟，亦不少吟，亦不不吟，亦不必吟。芝兰在室，不能无臭，金石振地，不能无声，恶则哀之，哀而不伤，善则乐之，乐而不淫。

——卷十二《答傅钦之》

这是对《序》中四“不”原则的进一步阐释。他把作诗看作生命快乐的需要，是主体意愿自然而然的流露，是“哀”或“乐”客观言说，而不是必须担负的责任，也不是为了“立言”以不朽。喜怒哀乐都可以自然地用诗来言说，又要“不伤”“不淫”，恰如其分。由此，他主张诗人不必“苦吟”：

平生无苦吟，书翰不求深。行笔因调性，成诗为写心。诗扬心造化，笔发性园林。所乐乐吾乐，乐而安有淫。

——卷十七《无苦吟》

苦吟就是有“固必”，苦吟的诗人通常是注重“声律”的、不善于淡化“爱恶”的，这些都不利于快乐的创作。

（五）“自乐”与“乐天下”——诗歌的功能论

邵雍把作诗定位为“自乐”，那么他是否认为这是诗的唯一功能呢？《击壤集》卷十八有两篇长诗，从广泛的意义上集中论述一般诗歌的普遍性质和多种功能。

《诗画吟》：

画笔善状物，长于运丹青。丹青入巧思，万物无遁形。诗画善状物，长于运丹诚。丹诚入秀句，万物无遁情。诗者人之志，言者心之声。志因言以发，声因律而成。多识于鸟兽，岂止毛与翎。多识于草木，岂止枝与茎。不有风雅颂，何由知功名。不有赋比兴，何由知废兴。观朝廷盛事，壮社稷威灵。有汤武缔构，无幽厉欹倾。知得之艰难，肯失之骄矜。去巨蠹奸邪，进不世贤能。择阴阳粹美，索天地精英。藉江山清润，揭日月光荣。收之为民极，著之为国经。播之于金石，奏之于大庭。感之以人心，告之以神明。人神之胥悦，此所谓和羹。既有虞舜歌，岂无皋陶赓。既有仲尼删，岂无季札听。必欲乐天下，舍诗安足凭。得吾之绪余，自可致升平。

《诗史吟》：

史笔善记事，长于炫其文。文胜则实丧，徒憎口云云。诗史善记事，长于造其真。真胜则华去。非如目纷纷。天下非一事，天下非一人。天下非一物，天下非一身。皇王帝霸时，其人长如存。百千万亿年，其事长如新。可以辨庶政，可以齐黎民。可以述祖考，可以训子孙。可以尊万乘，可以严三军。可以进讽谏，可以扬功勋。可以移风俗，可以厚人伦。可以美教化，可以和疏亲。可以正夫妇，可以明君臣。可以赞天地，可以感鬼神。规人何切切，诲人何谆谆。送人何恋恋，赠人何勤勤。无岁无嘉节，无月无嘉辰。无时无嘉景，无日无嘉宾。樽中有美禄，坐上无妖氛。胸中有美物，心上无埃尘。忍不用大笔，书字如车轮。三千有余首，布为天下春。

这完全是儒家关于诗歌功能的观念。看来邵雍并不认为诗歌的功能只是自寻快乐，他承认诗歌对于历史、社会、人生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功能，他用“乐天下”来概括这些价值功能。

作为一位思想家，邵雍对宇宙、人生、社会、历史等诸多方面的问题都有深入的思考，他喜欢把自己思考的心得用诗表述出来，“静把诗评物，闲将理告人”（卷十一《静乐吟》）。这在他自己是快乐的，而对读者，当然也就具有“乐天下”的价值和功能了。仔细读他的诗，发现“乐天下”是他作诗的用意之一。他喋喋不休地言说着、发表着，“三千有余首”，“大半落天下”，让更多的人读自己的诗，这正是诗人的一大快乐；如果读者又认同了自己诗中的情、志、理，如果这诗又传之久远，那就是快乐之极了。

【注释】

(1)《击壤集》卷十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下引邵诗均依此本，只注卷次。

(2)见《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7月第1版，以下引程氏语均依此书。

(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皇极经世书》卷十二。

(4)《武溪集》卷三《曾太傅临川十二诗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详参拙文《余靖诗学及其诗之通趣》，载《文学遗产》，2000年第4期。

(6)他多次说自己写了三千多首诗，但今存只有一千多首。卷十七《借出诗》云：“诗狂书更逸，近岁不胜多。大半落天下，未还安乐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