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时代西夏文学研究成果

浅谈大宋时代的西夏文学

宁夏大学　张迎胜

共处同一时空范畴的宋、辽、金、夏的文学，有着天然的联系，很有必要贯通起来研究。正如史学界遵从邓广铭先生提出的“大宋史”的新概念，将宋、辽、金、夏史纳入“大宋史”的有机整体中统一把握，开拓了研究的广阔领域。笔者以为，如果将宋、辽、金、夏文学纳入“大宋文学史”的有机整体中统一把握，对推动宋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蓬勃发展，也必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大宋文学史”是一个断代文学史的整体概念，它应拥有统一的多维空间，反映这一断代的中国文学全貌，即宋、辽、金、夏诸位缺一不可。笔者对“大宋文学史”心仪已久，愿以拙文表达一份热忱和关切。

一、西夏民间文学

西夏民间文学是以党项羌人为主体的西夏民众的语言艺术，它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并具有多样化的表现形式。这些由普通的牧人、农夫、工匠、军士们，在表白、倾诉或吟唱自己生命感悟的时候，以自己真挚的主观情感所谱成的作品，通过广泛的传播和长期的流行，熔铸了西夏民族集体的生活智慧和审美理想，是极富特色的文学奇葩。

西夏学者对西夏民间文学的发展及其所取得的成果，是极为关注的。西夏乾祐十八年（1187）经梁德养编选、王仁持补充的西夏文刻本《新集锦合辞》（又译作《新对偶谚语集锦》、《新集锦成对谚语》等）的问世，便是富有代表性的例证。收进这本书中的西夏民间文学作品，多达360余件，以谚语为主，还有民谣、谜语、歇后语等。

（一）谚　语

西夏谚语有着丰富、深厚的内涵，哲理性、思辨性、文学性三者兼具的精品数量颇多。

政治谚语。有反映西夏社会的等级制度的，如“衣紫衣者皆受拜，坐下座者依序排”。有反映对统治阶级的谴责的，如：“户户紫衣不缫丝，人人为官莫敛财。”“莫将活人捉进墓，诬陷无辜青草枯。”有揭露剥削者的凶恶本质的，如：“老狼假哭不流泪，大雕张口没有齿。”“苦蕖虽小根脚苦，豺狼虽小本性毒。”有反映人民遭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处境的，如：“树头置饵喉饿断，深井有水嗓渴干。”“陷入豪门计日算，掉入冰窟盼天暖。”

风俗谚语。有反映极富神秘色彩的民族信仰的，如：“大象一来河泽满，日月一出国土明。”“屠戮大象河泽空，毁掉日月亮光无。”“野卜植石辞相合，角鸣剑舞敌逃遁。”“设筵供神宰羔羊，追歼逃敌骑雄畜。”有反映古老的传统习俗的，如：“祖辈辩才道不尽，弭人谚语说不完。”有反映世代流行的人生观念的，如：“男儿志大植珍陵，妇人子全捧金盆。”“母美艳如千日白，父智明赛万月红。”“无缘母女常分离，有缘父子总相随。”有颂扬独具特色的民族性格的，如：“宁射苍鹰不射兔，宁捕猛虎不捕狐。”“族无壮男定会败，匕插鞘内锋刃在。”

道德谚语。有倡导孝心的，如：“不孝父母增灾祸，不敬师长减智慧。”有倡导爱心的，如：“兄弟相帮，珠玉成行。”“愚顽相欺，学者相助。”“同伴有病莫相弃，同伴有求莫相拒。”“丝锦不如爱情美，兵器不如友情贵。”“推心置腹水乳情，互吐真言贵如命。”有倡导素心的，如：“衣好更惜，食美更俭。”“互饮残羹不嫌心，同穿补衲不觉丑。”“疥癞宜用膏药贴，贪嘴须把嚼铁放。”“无德致富天上云，非道敛财草头露。”有劝善戒恶的，如：“世上正事三件：畜牧、耕作和商贩；天下坏事三件：偷盗、行骗和赌钱。”

劳动谚语。有奉劝巧于劳作的，如：“挖泉要找好源头，修路要靠近渡口。”“天未下雨修水道，不要临时抱佛脚。”“修牢畜圈防狼钻，挖好深井畜不渴。”“巧说谚语可解闷，巧干营生不觉困。”有总结劳动经验的，如：“缝衣靠针线，成衣凭领襟。”“搓揉干沙不出水，过滤清水不留渣。”

科学谚语。有气象谚，如：“西方天阴云下躲，东方炎热日下凉。”“火石打火可烧山，群鸽穿云大雨下。”有卫生谚，如：“不去腐肉，疮烂不止；不拔脚刺，跛行不息。”“盐量不足，熬汤不咸；米壳不去，煮粥不鲜。”

西夏谚语作为一种最短小的文学作品，是极富特色的。

它们言简意赅，高度凝练。有的三言两语，却道出了铮铮哲理。如：“人穷识浅因手懒，马瘦毛长缘缺粮。”“水易浸入舂开米，闲言易欺孤寡人。”“千男德行不相等，万畜毛色不相混。”“艺技粗疏讨人厌，品行怯懦受欺凌。”“家里洁净靠贤妇，国中要宁赖贤君。”“不生病不招难受，不缺德不失官位。”既有明确的结论，也有恰切的证明，令你不能不回味，不能不信服。有的寥寥几笔，却笼括了万千事实。如：“弥药勇，婚嫁美。”“犊儿受苦，孤儿受罪。”“畜喂精料耳垂大，人穿新衣神情爽。”“男人入赘山上箭，女子出嫁江底石。”这些对隐去了特定的个别对象的典型场景的“抓拍”，犹如既模糊而又清晰的艺术剪影，巧妙地诉说着西夏社会生活中的千千万万的人物的千千万万的故事。

它们修辞灵巧、形象生动。运用比喻的西夏谚语很多：“母美艳如千日白，父智明赛万月红。”“至亲硬言暖如日，庄主柔声冷如月。”“疾如奔马飞腾跃，静如夏日缓缓行。”“老狼假哭不流泪，大雕张口没有齿。”运用夸张的西夏谚语也不少：“兄弟坚比黑山高，姐妹贞比青海深。”“莫将活人捉进墓，诬陷无辜青草枯。”运用对比，使谚语所要揭示的道理，更加显豁精警。如：“丝锦不如爱情美，兵器不如友情贵。”“强笨不如弱而敏，美愚不如丑而善。”“财多不胜智慧多，畜少不胜技艺少。”运用设问的西夏谚语，更蕴含别种韵味。如：“龙恋青山何时尽？虎跃深山何长久？”“巨石高下有谁测？树根长短有谁量？”

（二）民　谣

西夏民谣多方面地反映了西夏的社会生活面貌，表达了西夏各族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理想愿望。

有些民谣具有深刻的政治讽喻性质。如：“千星已现，我未见明星；万人已告，我独缺主判。”以企盼“明星”出现，“主判”到位的方式，表达了对统治者主持正义、秉公理政的要求。对统治者追逐升官发财、贪婪物质享受的寄生生活，百姓自然要予以抨击：“又穿华服，又贮财宝，不用借债；官爵已升，宫室已成，不缺用品。”对有些不知自律的人物，民谣也加以警告：“罪过一大，必累近亲；大水一涨，必漫浅滩。”

有些民谣具有浓郁的日常生活色彩。如“让尔饮奶，我心得安；使尔穿丝，我背得软”，把一颗爱子之心表达得十分生动、形象。“亲父亲母，至亲至善；贴骨之肉，最香最美”，表达了西夏民众对和睦家庭深情钟爱。“小妹为我，理理唇上须；阿爹为我，梳梳头上髻”，这些在中国封建家庭中难以想象的事情，在西夏民众之家却是美好的现实。他们不仅不守信“男尊女卑”，有时还倒特别看重自己的女孩：“十袋苹果，不去换粮；十个女儿，不去改名。”

有些民谣揭示事理极其鲜明。如：“该提不提，性格软弱；该打不打，决心不大”。这是以斩钉截铁的口吻，批评某些丧失斗争精神的人物，抨击姑息、放任的错误态度。“是非如翼，越播越远；善恶如驰，越久越明。”这是强调民众舆论的传播，对判明是非、褒贬善恶的重要意义。“君子心静，处惊不乱；水晶陷泥，近污不染。”这是对因为深有修养而能够具有高风亮节的君子的热情称颂。

二、西夏作家文学

伴随着以“汉化”求“霸业”的进程，以及对大片的汉文化区的拥有，西夏统治者对文学的兴趣日益提高。他们格外注意宋人中的“举子不第”者，设法使其归附，“授以将帅，或任之公卿，推诚不疑，倚为谋主”⁽¹⁾。这些汉族文人（如景宋元昊时的张元、吴昊等，毅宗谅祚时的苏立、景询等），在以自己的才华为西夏效力的同时，为西夏作家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西夏作家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也依赖于西夏“蕃”“汉”文字教育的发达。西夏统治者实行蕃汉兼行的文字政策。他们需要“汉字”，与中原王朝的一切体面的表奏往来，舍此决然不可；他们又需要“蕃字”（西夏文字），以此作为“国字”，来标榜民族独立的尊严。元昊时，有了蕃字院、汉字院二院建制，“汉习正草，蕃兼篆隶”⁽²⁾。汉字教育的教材，直接采用汉文儒家典籍；而蕃字教育的教材，也以译成西夏文字的汉文儒家经典为主；所以，西夏的文字教育，实际上变成了儒家文化教育。而儒家文化教育，历来是培养各种人才，包括文学人才的摇篮。从景宗元昊的“特建蕃学”⁽³⁾，到崇宗乾顺的“特建国学”⁽⁴⁾，西夏的儒家文化教育日益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直至提高到“国学”的地位。这实在是造就西夏作家文学的极为重要的条件。

西夏作家文学不但承续了北方文学固有的质朴的传统，也不断吸收了南方文学所谓的文雅的特色。西夏的作家们立足西北边陲，放眼东南重镇，他们在文学上的追求，是南北汇合，既“重于气质”，又“贵于清绮”；既能有便于时用的深理，又能有宜于咏歌的华文。

（一）公牍文

所谓“公牍文”，是指朝廷、官府里通常使用的公事文，简称为“公文”。今存西夏的公文多是以西夏首领人物的名义，写给宋、辽、金等封建王朝的帝王们所看的表文。这些表文，继承了中国表文“对扬王廷，昭明心曲”⁽⁵⁾的传统，既表示了政治的态度，又抒发了感情的世界。西夏统治者高度重视作为“既其身文，且亦国华”⁽⁶⁾的表文，他们的一些表文之所以请文人撰写，主要考虑也在于驰骋文采方面。

西夏的章表，均采用骈体。究其原因，首先是出自对唐文化的推崇；其次是为了标榜与中原王朝的对等地位。西夏的表文得骈体之妙，在琢章、造句、遣词、炼字等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有些表文，由于作者属辞比事，警策精切，读来令人情绪激昂、回味再三。

李继迁（963－1004），西夏开国皇帝元昊之祖。他羡慕中原文明，坚持学习和使用汉语汉文。他的章表内容厚实，感情充沛，重在抒发保持民族传统的强烈愿望，以及实现民族自立的坚强决心。所用文辞，往往出入于汉文儒家经典，凿凿有据，风格雅正练达。宋太宗赵光义太平兴国八年（983），继迁闻继捧等俱已受命，便奉表言：

世泽长存，祖功未泯，人心思归，蕃部乐推。不望通显皇朝，但假余生戎落。克遂肯构肯堂之志，常为不侵不叛之臣。

对于自己民族的这一部的历史，他时时忆起，耿耿于怀。他毫不掩饰自己不肯官位显贵于宋廷，而甘愿余生奉献于游猎的决心。宋太宗赵光义至道元年（995），继迁为乞回夏州，上表于宋。表文故作谢恩颂德姿态，以求宋廷继续“慈爱”“宽仁”，应允其世守“首邱”“宗土”之地——夏州。所叙党项羌人自唐代以来与中原王朝“向化”的历史，撼人心魄，可歌可泣。行文之中，饱含着强烈的民族自立意识和坚忍的创业精神。党项羌人为了追求自身的发展，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他们民族的命运，犹如“蓬梗之飘零”，连“荒土”、“弹丸”之地都不可得！宋真宗赵恒咸平元年（998），夏、绥、银、宥、静五州重归党项后，李继迁极为冲动，上表宋廷，感恩抒情：

天子宅中，声教讫于海澨；王者无外，怀柔溥及戎方。恭教皇帝陛下，恩深继绝，度豁包荒。垂念祖弥之功，俾承堂构之旧。全家细小，均沐鸿慈；合族豪酋，同游化宇。从此以享以祀，在天对越。堪依斯哭斯歌，没世首邱可乐，皆出于皇帝至仁之所赐也。惟是辽远处夷落，贱属草莽。初无汗马之劳，克勤王事，继肆凭城之技，屡扰边陲。虽蒙圣主施仁，神武不杀；自念渺躬负罪，梦寝何安！谨遣下臣，拜上恩命；敢尘旒冕，窃冒殿廷。望垂日月之明，使图蚁效，俯鉴狂瞽之渎，藉展葵忱。元造曲全，天恩莫报。臣不胜悚惶待罪之至。

李继迁之所以极赞“声教”“怀柔”之“恩深”“鸿慈”，最核心的原因是：党项羌民族的传统又得以“继绝”；党项羌民族的复兴，从此又有了希望。在“戎方”“夷落”“包荒”之地，“念祖弥之功”“承堂构之旧”，“堪依斯哭斯歌”，这些表述，皆为肺腑之言，句句真实，字字深切！

李德明（982－1032），李继迁长子。周旋宋辽之间三十年，曾被辽册封为“夏国王”（1010）“大夏国王”（1021），被宋封为“夏王”（1032）。李德明仰慕汉族文化，“大辇方舆，卤簿仪卫，一如中国制”。⁽⁷⁾他的表文多以叙事带出说理，既能顾全应施之理，又能重在托出内心之情。宋真宗赵恒景德二年（1005），李德明谋求与宋廷改善关系，特上请降表。他极力强调自己“素怀恭顺”，“赋性颛蒙”，意在说明继承父业的决心。在对继迁“承阃边陲”“心乎王室”“鞠躬尽瘁”“赍恨莫伸”的概述之中，他倾注了极其深厚的感情。尊敬、爱戴、崇拜、自豪，诸种情感交织融会，给予他巨大的精神力量。他是尊继迁“尔当倾心内属”之遗嘱，与宋廷提出交好之希望。“负荷旧业，为先人光”，他志在为党项羌民族的兴旺繁荣而建树功业。

李元昊（1004－1048），德明之子，西夏开国皇帝（景宗）。他具有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不同意关于“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的父诫，以为：“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志当王霸耳！何锦绮为？”为实现民族自立，他极力制文字，立官制，用蕃礼。他的表文，情辞兼善，既有深厚的内容，又有优美的形式。登基之后，元昊于宋仁宗赵祯宝元二年（1039，即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上表宋廷曰：

臣祖宗本自帝胄，后魏赫连之旧国，拓跋之遗业也。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远祖思恭，当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姓。祖继迁，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举义旗，悉降诸部。临河五郡，不旋踵而归；沿边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从朝命，三十年边情善守，五千里职贡常输，夏主之号，夙感于颁宣；尺土之封，显蒙于割裂。

臣偶以端间，辄生狂斐，制小邦文字，改大宋衣冠，革乐之五音为一音，裁礼之元拜为三拜。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鞑靼、张掖、交河，莫不从伏。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辐辏屡期，山呼齐举。伏愿一垓之土地，建为万乘之邦君。于是。再让靡遑，群集又迫，事不得已，显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坛备礼，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国称大夏，年号天授礼法延祚。历运在兹，军民同情。

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宽慈及物，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敦欢好。鱼来雁往，任传临国之音；地久天长，永镇边防之患。至诚沥恳，仰俟帝谕。谨遣弩涉俄疾、你斯闷、卧普令济、嵬伽崖妳奉表以闻。

将先世所建之业绩，如数家珍般道出；将自己称帝建国的理由，如发宣言般公布。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上，不但论证了“西郊之地”“南面之君”的合理存在，而且指明了“鱼来雁往”“地久天长”的美好前景。从艺术表达上看，全文主旨突出，结构严谨，层次清晰；用语典雅凝重，论说逐步深入，文气沉稳从容。宋宝元二年（1039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元昊写作嫚书并上于宋，意在激怒宋廷。其书对宋廷不仁不义之伪善，外强中干之虚弱，两面三刀之卑劣，勾心斗角之纷争，较全面地予以揭露。在鲜明的对比之中，驳斥了“井蛙”“秋螳”等来自宋廷的诽谤，肯定了西夏立国既是“众心之所推”的现实选择，又是“拓跋之远裔”的历史延续，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秉常（1060－1086），夏惠宗。夏毅宗谅祚之子，元昊之孙。8岁即位，17岁亲政。他奉行“汉礼”“和亲”政策，喜任用汉族谋士，力求安定民生。其表文多以乞和平为旨，以披沥心迹、自然真实见长。宋元丰六年（1083，西夏大安九年），秉常遣使入宋上表，诉说“宋夏交战岁久”，酿成了西夏民族之苦，表达“贵图普率之和平”的迫切愿望。贯穿表文的中心旨意，并不是争胜示强，而是“用息干戈”“生民康泰”。所叙款款有情，所议凿凿有理，是一篇袒露心迹的公文佳作。

乾顺（1084－1139），夏崇宗。惠宗长子。三岁即位时，母党专权。至16岁时，在辽国支持下，消灭母党而亲政。政治上较为软弱，力图安定民生。他重视人才培养，极力倡导汉学，热心学习儒家文化。他的表文能吐露真情，文辞又颇为讲究，表现了较深厚的汉文学修养。宋元符二年（1099，西夏永安二年）九月，乾顺亲政之后，即有“谢章”于宋。一般意义上的“谢章”，往往是官样文章。而乾顺的这篇谢章，却充满了他的真切感受。所说祖母大臣之“僭窃”，凶舅之“擅命”，奸臣之“固权”，以及自己之“冲动”“未任”等，都是真实的事情。其中所表达的对宋夏友好的恳求，对列祖前猷的继承，也都是伴随深思熟虑而积聚于内心的感情。同年二月，乾顺又遣令能嵬名济如宋，进誓表。由于宋廷对歼除凶党、亲临政事的乾顺，抱有“改图”“自新”希望，尤其是对其“逊顺”的态度引以为“喜”，认为是改善关系的机缘；才作出决定，收接夏之誓表。乘此之机，乾顺便于“誓表”中，进而表达处理内政、外交的鲜明态度和坚定政策。所言“两经母党之擅权，累为奸臣之窃命”，倾吐了内心深重的苦痛。而“班昭申谕”，“贡誓输诚”，“当饬疆吏”，“永绝争端”等表白，更是自认职责的公开承诺。表文有叙有议，兼及事理，驱辞造语，精当难移。

（二）碑志文

所谓“碑志文”，是对刻在石碑上的各种文辞的总称，简称“碑文”。碑文的一般写法，分为两部分：前面用散体记事，称为“志”或“序”；后面用韵语颂赞，称为“铭”。

西夏的碑志文，许多都是以佛事活动为中心而产生的，并往往将宫室庙宇碑文与纪功碑文合而为一。这种全然佛教化的碑志文，体现着西夏的民族特色，很值得深入研究。尤其是那些同时用汉文和西夏文两种文字写成的全然佛教化的碑志文，更值得格外珍视。

1．《大夏国葬舍利碣铭》

这是现今所知道的西夏佛事碑碣中最早的一篇（1038年8月），作者是元昊时的名臣、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张陟。

碣铭的志文部分，盛赞了大夏国家的吉祥瑞应，皇帝陛下的杰出才华，以及舍利佛塔的宏伟建筑，佛事活动的浩大声势。所谓“所愿者：保佑邦家，并南山之坚固；维持胤嗣，同春葛之延长。百僚齐奉主之诚，万姓等安家之恳。边塞之干戈偃息，仓箱之菽麦丰盈”，尽管是作者几乎无以复加的歌功颂德，但其中也含有真实的成分。因为元昊对民族独立的渴望，对佛教信仰的热情，对安定边塞的追求，对发展经济的信心，都不是“子虚乌有”。碣铭的铭文部分，结合对佛塔的形象描绘，歌颂了西夏以佛主国会有天长地久的美好前景。

2．《承天寺碑记》

承天寺，是西夏著名的佛教寺院，位于兴庆府（今银川市）西南地段。它坐西向东，包括五佛殿、韦陀殿、卧佛殿等。殿间所建佛塔，即承天寺塔，俗称西塔。塔身11层，高60余米。据《西夏书事》载，“没藏氏好佛，因中国（北宋）赐大藏经，役兵民数万，相兴庆府西偏南起大寺，贮经其中，赐额承天。”整座寺庙用五年时间建成，即西夏毅宗（谅祚）天祐垂圣元年（1050）—福圣承道三年（1055）。

碑文盛赞西夏立国之功业，描绘佛寺建筑之宏丽，是一篇宗教的颂歌。碑记中所谓“崇宝刹，则绵亘古今；严梵福，则靡分遐迩”，是从时间与空间的两大角度，对佛教作出的高度推崇。联系到对“我国家”（西夏）的“篡隆丕褠”（继承繁盛奉受释衣）、“启中兴”（顺利开启中兴业绩）、“雄镇金方”（雄姿镇守稳固朔方）、“恢拓河右”（全面开拓河西土壤），说明了西夏民族得益于佛。而说皇太后对国事的善于治理，是“厘万物以辑绥，俨百官而承武”；上皇帝的对臣民的长于厚待，是“分四叶之重光，契三灵而眷祐”，则进而显示了佛的力量。碑文以“圣寿无疆”“宗祧延永”的精神祝福，与“垒碔夫”（砌美石）、“增瓴甋”（加砖瓦）的物质创造，相互辉映，闪现出西夏崇佛的真实图景。

3．《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

凉州（今甘肃武威）的护国寺，原是前凉王张轨的宫殿。传至曾孙张天锡（363－376在位）时，于此处建庙造塔。据说，因其地有灵异，其塔已多有神灵感应之事，故曰感应塔。崇宗乾顺信奉佛教，于天祐民安四年（1093）六月，命人修饰佛塔。至天祐民安五年（1094）正月十五日完工，遂建碑刻铭。碑的阳面刻西夏文，共28行，每行65字；阴面刻汉文，共26行，每行70字。碑铭主要记述了塔的感应故事和塔的重修经过。

西夏文碑文，以宣扬佛教教义为发端，带出了脱俗行善的劝说，以及阿育王为安置杏眼舍利而修建这座佛塔的历史传说。其间，还穿插了诸如风夜之时塔首出现圣灯，灯光煌煌环绕宝塔，致使两支大军败走等极为奇异的“瑞魔瑞象”显灵的故事。碑文以整齐的语句，多彩的描摹，形象的比喻，流美的气韵，表达了西夏民族浓厚的宗教情感：

妙塔七节七等觉，严陵四面四河治。木干覆瓦如飞鸟，金头玉柱安稳稳。七珍庄严如晃耀，诸色妆饰殊调和。绕觉金光亮闪闪，壁画菩萨活生生。一院殿堂呈青雾，七级宝塔惜铁人。细线垂幡花簇簇，白银香炉明晃晃。法物种种具放置，供应一一全已足。

在虔诚的西夏众生眼里，感应塔的修成，是功德无量之壮举。此后，西夏的一切都会变得极其完美——“王座坚秘，如东方修竹永生长！神意盛醒，如银波金海常起涨！作作有利，对意对力方可获！算算因熟，供佛供法求可得！风雨依时，谷宝永成，地边安定，民庶乐安。”

汉文碑文的散体序文，讲述了这座凉州佛塔充满奇异的兴衰史。这是一座巧夺天工的智慧建筑：“技类班输者，来治其事，心计神妙，准绳特异，材用质简，斤纵斧迹，极其疏略。视之如容易可及，然历代工巧营心役思，终不能废其规矩。”这又是一座“感应不可殚记”的神秘建筑：“尝有奇仄，每欲荐整，至夕皆风雨大作。四邻但闻斧凿声。质明，塔已正矣。如是者再。”甚至，突然于冥晦雷电之中，塔上闪现瑞灯，骇退梗边寇军。碑文记下了西夏大修佛寺的情形：“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对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的“增饰”劳作，予以动情的描绘：“众匠率职，百工效技。朽者缋者，是墁是饰。丹雘具没，金碧相间。辉耀日月，焕然如新。丽矣壮矣，莫能名状。”

汉文碑文的韵语铭文，全部采用四言的形式写成，计64句，256字。这么长的铭文，在我国碑文创作中本不多见。铭文是作者“奉诏”所作的“辞不获让”的“抽毫抒思”，首言宝塔肇基阿育的兴修历史，次言宝塔灵瑞数起的祥异现象，写重修宝塔旧物惟新的无量功德。铭文气势宏伟阔大，章法谨严清晰，词语雅正优美，风格凝重庄严。

4．《黑河建桥敕碑》

黑河，又叫黑水河，在甘州（今甘肃张掖）城西约10里处。西夏乾祐七年（1176），仁宗仁孝敕云：“哀愍此河，年年暴涨，漂荡人畜，故以大慈悲兴建此桥。”桥成，遂立碑。桥碑两面都刻有碑文。阳面系汉文，13行，每行30字，包括题名、落款共293字。仁宗仁孝将佛教以慈悲为本的道德准则，贯彻于建桥敕文中，以至高无上的皇权，大施号令于“所有隐显一切水土之主”，以及“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诸神等”。他说他曾经“祭神”，自云“知神”，还要“冀神”。他能与“神”通话，对于“神力”，更是了如指掌。他把完成“利国便民之大端”，作为自己追求的“廓慈悲之心，恢济渡之德”的“弘愿”，倾诉诸神，求取鉴察。这是为适应西夏民众信仰习俗，而特意敕作的碑文。碑文在艺术上独具异彩，别有风韵。作者采用拟人化的手法，使人神之间，通话通情，息息相关。全篇文笔活泼，语调诙谐，富有浪漫情趣。

（三）序　文

西夏的序文，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学术序文”，即为配合某部学术性著作的印行而写成的，其内容不外乎对这部著作予以学术性的评说，诸如写作或印行的缘由、经过，著作的内容提示，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等。再一种是“宗教序文”，即为配合西夏佛经包括西夏文佛经和汉文佛经的印行而写成的，其内容涉及到有关佛经的宗教教义、翻译经过、流布情况等。

1．学术序文

《番汉合时掌中珠序》是西夏著名语言文字大师骨勒茂才于西夏仁宗乾祐二十一年（1190）所写。《番汉合时掌中珠》，简称《掌中珠》，是一部西夏语言文字与汉语言文字相对照的多解字典。这篇自序文章，说明了编纂字典的目的和意义。他说：(www.xing528.com)

今始人者，番汉语言可以自备。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

是民族平等、民族友好的思想，使他热衷于民族文化交流事业。他煞费苦心，从而对夏汉文字以及文化的内在关系，揭示得极为深刻。他认为“兼番汉文字者，论末则殊，考本由同。何则？先圣、后圣其揆未尝不一，故也。”这篇序文是夏汉友好的颂歌，是民族团结的见证。就写作角度说，中心旨意突出、鲜明，逻辑层次清晰、细密，词语表达沉稳、练达，都是值得称道的。

《新集锦合辞序》，是西夏著名学者王仁持于西夏仁宗乾祐十八年（1187）所写。序文对西夏民众之中，谚语流行之盛；西夏书籍之中，谚语载记之多；西夏学者之中，谚语研究之切，一一道来，令人叹服。这是对西夏民族崇高智慧的优良传统的真实描述，这是对西夏学者献身民族传统的高贵情操的热忱讴歌。由于巧用排偶短语，穿插多种辞格，使序文显得文气勃达，紧凑有力。

2．宗教序文

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序》，流失于德国。序言后部已残缺，无法确定写作的具体年代。但从序文内容推知，应作于毅宗谅祚时期（1048－1067）。《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是极为重要的大乘佛典，因用莲华喻佛所说教法的清净微妙，故名。序文是为《法华经》的西夏文本的译成流传而写。作者对《法华经》的“文才高广”“义趣幽深”极加礼赞，对《法华经》流传东土、转译西夏的史实欣然记叙，尤其对“风角城皇帝”（景宗元昊）和“今圣母子”（毅宗谅祚及母没藏氏）时期的译经，倍加褒扬。序文明白道出了西夏以佛教的“三宝”（佛、法、僧）“正国”，并以儒家的“孝道”“治民”，亮出了西夏立国所依凭的两大精神力量。

西夏文《慈悲道场谶法序》，从其佛经卷首译者题款“皇太后梁氏”“大明皇帝嵬名”等推知，佛经是在西夏惠宗秉常时期译成的。《慈悲道场谶法》，又称《梁皇谶》，相传梁武帝为其夫人郗氏忏悔罪业，集录佛教语句而成。序文道出，西夏之所以重视翻译佛经，是因为有“贪、瞋、痴”这“三毒”缠身的“种民”，他们“欲诸境行，不离虚实，有空执著。因坚不舍故，死生界中回转，烦恼海中常住”，急需运用佛教自我修持的道德去解救他们。序文强调了佛教的慈悲观，认为译经本身就是“施”，即实践佛教的利他主义道德观，“如日出光，露水无处不消；因慈悲忏，诸业岂有不灭？欲育树木，有水以不损茂；欲得正道，不获诚心者无。”

西夏文《大白高国新译三藏圣教序》，已残，流失于瑞典。“大白高国”，即西夏王国，是西夏人对自己国家的称号。“三藏”，是佛教经典的总称，由梵文意译而来。“藏”的原意是供收藏的筐箧之类。“藏”分为三类：经（佛陀说法的记录）、律（教团和僧侣的行为规范）、论（后人对经的阐释），故名“三藏”。“三藏”，在汉语中称为“大藏经”（或“一切经”）。西夏从元昊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始，至崇宗天祐民安元年（1090）止，仅用53年时间，就完成了3579卷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任务，创造了人类译经史上的奇迹。《新译三藏圣教》即指大藏经。序文从记叙释迦牟尼“金口宣法”写起，对所得以教化的广阔范围“娑婆诸尘”、修道成功的最高境界“佛入涅槃”予以颂扬；对其后“像法”“梵典”的应运而生，作了简括的说明；对西夏“风帝”等“兴译经”的历史功绩，明确加以记载；对译经基于“随用为取，善言如金”及“人同言异，国土式别”等多方面的考虑，也作出了交代。作者坚信，西夏文《新译三藏圣教》一经问世，“盲人目开得见显，愚智已扩到彼岸”。

（四）诗　歌

据《宋史·夏国传》等载，西夏崇宗乾顺曾于大德五年（1139）因有灵芝出生而作《灵芝歌》一首。乾顺令中书相濮王仁忠等唱和，并刻碑纪念。近年，在西夏陵发掘过程中，得到刻有《灵芝歌》的残碑。从残碑所刻“俟时效祉，择地腾芳”，“德施率土，赍及多方”等韵律优美、词语雅正的诗句，不难看出作者深厚的文学修养。从俄藏黑城西夏文献中，发现有西夏人的诗歌作品，如宗教劝谕性的《西夏诗歌作品选》、发愿人编著的《三世属明言集文》、长达千字的五言诗集《新集金碎掌置文》以及《西夏宫廷诗》等。这些以西夏的民族文字创作而成的西夏诗歌，无疑是西夏文学艺苑中的珍品。西夏诗歌的体裁，以五言和七言最为流行，在诗句数量、格律讲求等方面，大都较为自由。

西夏的五言诗，大都具有两步（二、三）三拍的节奏，或作二二一的格式，或作二一二的格式。如《弥药勇健走》：

弥药勇健走，契丹缓步行。

西羌敬佛僧，中国爱俗文。

用语精当，表达恰切，把各个民族的集体形象，刻画得既具体实在而又颇具特点。

西夏的七言诗，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对西夏社会的历史、民族、政治各方面，都有所反映。如《颂祖先诗》讲述了有关西夏主体民族来源的传说，开篇即咏道：“黑头石城漠水旁，赤面祖坟白河上，高弭药国在彼方。”所谓“黑头”与“赤面”，原是对党项羌的古代先民所建立的两个部落的通俗叫法，据说是“黑头”与“赤面”的通婚，才繁衍出了西夏的主体民族，即被称作“弭药”的党项羌人。“弭药国”即指由党项羌人所建立的国家（西夏）。因为其祖先所在地是“漠水旁”与“白河上”，所以在对新国家命名时，便特意加上意为“河之上游”的“高”字，以示纪念。诗中提到了西夏皇族的鼻祖“剌都”，其妻子是“西羌姑娘”，生有七子，成为西夏皇族的始祖母。“母亲阿妈起族源，银白肚子金乳房，取名嵬名俊裔传。”因为有“银白肚子”和“金乳房”，所以才生育、哺养出了一个优秀的民族；因为皇族当初就以“嵬名”（党项语音译，含有尊贵之意）为姓，所以后代俊裔皆以此相传。

长诗《夫子巧式歌》（又译作《颂师典》），结合颂扬贤夫子野利仁荣创制西夏文字，培养大批弥药人才的功绩，表达了对民族友好与民族自立的歌颂。诗人唱道：

蕃汉弥人同一母，语言不同地乃分。

西方高地蕃人国，蕃人国中用蕃文。

东方低地汉人国，汉人国中用汉文。

各有语言各珍爱，一切文字人人尊。

吾国野利贤夫子，文星照耀东和西。

选募弟子三千七，一一教诲成人杰。

太空之下读己书，礼仪道德自树立。

为何不跟蕃人走？蕃人已向我低头。

大陆事务自主宰，行政官员共协力。

未曾听任中原管，汉人被我来降服。

皇族续续不间断，弥药儒言代代传。

诸司次第官员中，要数弥药人最多。

请君由此三思忖，谁能道尽夫子功？

《大千世界无比伦》唱出了对圣君贤相的渴望和对和平生活的向往：

大千世界无比伦，白上国里圣贤君。

爱生之念高于天，憎死本能大过地。

天举栋梁无诽者，效君封侯甚忠诚。

一意治国学尧舜，一心治民循汤武。

至圣天下皆顺之，浩瀚大地独一君。

不使八王起怒意，四海万民共和平！

《诸国帝王怎伦比》一诗，借称颂“圣君”所具有的传统美德，揭示了清明政治的核心所在：

常有国王走极端，獬豸兽作忠诚志。

在这伟大天地里，寻求大智在兽旁。

纷说著草应尊敬，草边拜寻思惟力。

唯独圣君睿思广，弃恶存善承祖志。

不举凤凰幸福旗，尊重智者当荣幸。

不齿赤金及白银，只当它是贵物品。

忠诚封侯最为珍，任人唯贤言守信。

圣天福星细倾听，乐下九天助国君。

唯君独得御宝座，诸国帝王怎伦比！

《新修太学歌》是对西夏仁宗仁孝于乾祐二十三年（1192）重建太学的热情颂歌。诗中对西夏统治者重视教育予以肯定，为西夏新修太学深情地抒发了礼赞之意：

夜夜寐中祷平安，往返灵台面前，尽职守护防事端；

天天晨起念真善，拱手纯佛圣处，尽责祭奠施德福。

所愿者——天长地久，显兆国泰民安；

所愿者——世世代代，永葆江山固磐！

由宋入夏的汉族诗人张元，其《咏雪》诗笔力雄健，想象奇特，颇得写景抒情之妙：

五丁仗剑决云霓，直取银河下帝畿。

战退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

所用“五丁”之典，出自《华阳国志·蜀志》。传说秦惠王不知入蜀之路，乃刻石牛五头，置金于牛尾下，谓之天牛。蜀人派五壮丁搬走天牛，开出了入蜀之路。诗人借指具有巨大创造力的勇士，他们仗剑与云霓决斗，引发出一场极其壮丽的帝畿飞雪。诗人以浪漫主义手法，描绘出如此瑰丽之景，颇得历代学人称道。张元投奔西夏时，曾在酒楼里吟诗：“太公年登八十余，文王一见便同车；如今若向江边钓，也被官中配看鱼。”所表达的对积极从政、得遇贤主的称颂，和对怀才不遇、无主可依的激愤，都是富有感染力的。天授礼法延祚四年（1041），张元随元昊与宋将夏竦、韩琦交战于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北），获胜之后即兴吟诗：“夏竦何曾耸，韩琦未是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通过谐音字的巧妙使用和耐人寻味的战场纪实，便风趣地表达了对气势汹汹的宋军的无情嘲讽。张元的诗歌大都构思精当，主旨鲜明，风格俊逸，洋溢着勃勃的生气，很能代表西夏汉人的诗歌创作特点。

西夏佚名诗人的作品，近年有所发现，如出自贺兰山方塔中的60首汉文诗歌便是一例。从题目上看，所咏内容十分广泛，如《春水》、《春云》、《梨花》、《桃花》、《菊花》、《柳》、《冰》、《炭》、《窗》、《茶》、《烛》、《僧》、《寺》、《闲居》、《善射》、《忠臣》、《孝行》、《儒将》、《樵父》、《征人》、《冬至》、《日短》、《画山水》、《放鹤篇》、《打春》、《人日》、《雪晴》、《求荐》、《久旱喜雪》、《元日上招抚》、《贺金刀》……惜全部残缺，难以作出评价。

【注释】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4。

(2)《西夏书事》卷12。

(3)《西夏书事》卷13。

(4)《西夏书事》卷31。

(5)刘勰：《文心雕龙·章表》。

(6)刘勰：《文心雕龙·章表》。

(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