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成功大学 张高评
一、北宋咏史诗与书法史笔
“唐宋诗异同”之比较研究，16年来，一直是笔者探讨宋诗特色之重点课题。曾经出版《宋诗之传承与开拓》、《宋诗之新变与代雄》、《会通化成与宋代诗学》三书(1)；又先后执行国科会专题研究计划，研讨主题针对咏王昭君诗、咏花诗、咏雪诗、边塞诗、咏史诗等门类，进行唐诗宋诗异同之较论，从宋诗异同于唐诗处，理析出宋诗学唐变唐，自成一家之文学事实，从而为宋诗作文学史之定位。简要言之，宋诗名家大家，既多学唐，又知变唐。宋代诗人学唐，与明代前后七子之学唐不同：宋人以学古为手段、为过程、为方法，以之参考借镜、以之撷长补短，学习师法本身不是目的，只是个跳板，只当作触发。所以跟前后七子以比附师法为最终目的，落得一个“唐样”的讥诮不同。宋人学唐，是以新变唐诗为手段，传承唐诗之优长为权衡，故大家名家多能跳脱唐诗所树立之典范与本色，开拓“自成一家”之风格，宋诗遂蔚为古典诗歌之另一高峰，替代唐诗而称雄于诗国。由此观之，钱钟书先生《谈艺录》“诗分唐宋”之说(2)，诚颠扑不破之论。
宋人作诗，以学唐为手段，以变唐为旗向，以“自成一家”为目的，这种诗学自觉，由于印本文化之繁荣发达，诗话笔记之流通便捷，宋代名家大家之作品中多有所反馈与体现。笔者研究昭君咏、咏花诗、咏雪诗、边塞诗，于此多所发明。今再以北宋史学家所作咏史怀古诗为例，探论史家咏史与《春秋》书法、史家笔法之交融关系，以见咏史诗之体质至宋代已经改造。宋代咏史诗有此“出位之思”，相较于唐人之咏史，既能传承，又擅开拓，新变自得既多，宋诗之“自成一家”乃不疑而具。
孔子之《春秋》，既有鲁史书法，又有圣人书法，二者会通化成，遂为中国传统史学之大原(3)。历代《春秋》学家，尽心致力所探讨之“《春秋》书法”（简称为“书法”），即指此等。当然，《春秋》三传解经，各有发明，《左传》注重“以史传经”，《公羊》、《穀梁》注重“以义解经”，乃至于历朝《春秋》学著述，于“书法”之精微，亦多有所阐扬。《孟子·滕文公》称孔子作《春秋》云，“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由此可见，孔子所修《春秋》，体现为《春秋》书法，其中之“史法”与“书法”，自有不即不离、若即若离之关系。自是之后，史传之流裔，无论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或叙事诗、咏史诗、讽喻诗，除史家笔法外，《春秋》书法之化用，自有可能。本文拟以《春秋》书法及史家笔法，解读北宋史家所作之咏史诗，即是基于上述之理路。
古代传统史家修史撰史，隐然多具史法义例；而《史记》以下之纪传体、编年体史书，又多远绍孔子《春秋》之书法。就接受学之观点言之，宋代史家必然娴熟史家笔法，亦必然接受《春秋》书法之教示。《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九，御制《日讲春秋解义·提要》称，“说《春秋》者，莫伙于两宋”(4)；《宋史·艺文志》着录《春秋》学专著240种以上；清朱彝尊《经义考》所录宋代《春秋》学论著，亦在400种以上；即以《四库全书》着录而言，宋人《春秋》类，无论部数或卷帙，皆占历代《春秋》类三分之一。(5)由此观之，《春秋》学于两宋之为显学，士人耳濡目染浸淫之深，可以想见。
除《春秋》学于两宋号称“显学”外，陈寅恪宣称“中国史学莫盛于宋”(6)，无论史书之质量，史学之开拓，或史家之蜂出，皆有空前之成就。再就史学意识而言，司马光提出“兼容”，王安石提出“化变”，郑樵提出“会通”，二程、张载、朱熹提出“理一分殊”，苏轼、秦观、杨万里、严羽提出“集大成”；笔者综合归纳上列诸说，遂提出“会通化成”一语，作为宋型文化之特征之一，且以宋诗及宋代诗学之研究为例，证成“会通化成”之说(7)。同理，笔者将以“会通化成”之视角，解读北宋史家所作咏史诗之《春秋》书法，诠释咏史诗中所体现之史家笔法，尚乞博雅方家指正之。
北宋诗人曾参与纂修实录、国史、会要、通史、前代史等史书，或私人撰修当代史、通史，或前代史诸史籍者，在20家以上，如杨亿、王禹偁、夏竦、梅尧臣、宋祁、宋庠、石介、欧阳修、邵雍、曾巩、司马光、王安石、刘攽、王珪、苏颂、蔡确、苏辙、刘敞、黄庭坚、张耒、韩维、秦观诸家(8)。然两宋知名史家如王溥、王钦若、薛居正、李昉、刘恕、乐史、钱若水、晏殊、范祖禹、宋敏求、李焘、李心传、徐梦莘、王偁、郑樵、袁枢、朱熹诸人，于咏史诗之写作，或数量极少，或竟付阙如，对于本选题研究，造成举例无从，实亦无可奈何。试检寻北大版《全宋诗》，选择北宋20家咏史怀古诗，作为讨论之文献材料，数量颇多，大约在300首以上。今择精取要，论述如下。
二、北宋史家咏史诗与《春秋》书法
“《春秋》书法”所指涉的意涵，不只是《公羊》学、《穀梁》学派所谓“微言大义”而已。笔者赞同钱钟书先生意见：“《春秋》书法，即后世之修辞学。”所谓《春秋》书法，顾名思义，当有形式技巧层面之指涉。(9)
试考察《春秋左氏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揭示《春秋》五例：“《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孰能修之？”惩恶劝善，示《春秋》之功用；前四者示《春秋》之笔法。“微婉显晦”者，尚简、用晦、崇虚、贵曲，即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谓“《春秋》推见至隐”之书法；至于“尽而不污”，则是据事直书，直笔不恕之书法。要言之，就笔法论，《春秋》五例所提书法，可归纳为直笔和曲笔二者。
《春秋》学之于两宋，既蔚为显学，宋代诗话笔记不乏“以《春秋》书法论诗”之例(10)，则史家咏史怀古，形诸吟哦，或亦有以《春秋》书法入诗者。翻检《全宋诗》，通览北宋史家咏史，除《春秋》五例之运用外，方其进退古人，权衡成败之际，亦多推本究原，是亦《春秋》慎始之义。今试以下列四端，考察北宋史家咏史“以《春秋》书法入诗”之大凡：1．推见至隐；2．直笔不恕；3．褒美贬刺；4．探本究始。论证如后：
（一）推见至隐
《春秋》五例中之前三例，为“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意指《春秋》书法讲究修辞：措辞简要，却又旨趣显豁；明载史实，却又意蕴深远；委婉曲折，却又顺理成章；这些书法多用在“有所褒讳抑损”之忌讳人事上，与温柔敦厚之诗教同功。此即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赞所谓“定哀之际，则微”之《春秋》书法，亦即“推见至隐”之书法，其语言特色为用晦、尚简、崇虚、贵曲。
试考察北宋史家所咏人物或史事，风格书法近似者不少，如宋祁、邵雍、司马光、王安石诸家，要皆专擅此一书法。先看前三家之咏史：宋祁《宣室》诗，讽刺汉文帝，多用形象语，讽意多见于言外。邵雍《过潼关》，造语两两翻迭有味，反常合道，诗趣无穷；又作《题淮阴侯庙》其五，假设翻案，反言以显正，命意始出。褒讳抑损之词，最忌直接正面叙写，类似绕路说禅，此所谓“推见至隐”。司马光所作咏史诸作，如《楚宫行》，前十句将歌舞声色等华柔之美写得淋漓尽致，末二句结以秦关奇兵、武安军火之阳刚美，对比成讽，诗意自在言外。又如《过洛阳城》其二，谓“只看洛阳城”，即可了然“古今兴废事”。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称：必“通六艺比兴之旨，然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信然。又如《华清宫》，以江山依旧，人事全非作对映，而是非兴亡自在言外。又如《咏史》之三，具陈春风珠翠、清歌妙乐，醉失梦入，再点出“玉树后庭花”，则凄凉可知，所谓“微而显，志而晦”也；其中有简、晦、虚、曲诸笔法在。
再看王安石与黄庭坚之咏史：王安石所作咏史，无论抑扬人物，或进退雄杰，大多不用直笔。其笔触婉而成章处，多“推见到隐”之书法，如咏《孔子》，选取秋毫、蠛蠓、桓魋、武叔、一草诸微不足道形象，以反衬孔子之博大精深，可谓婉而成章。又如《范增二首》其二，以外黄儿堪称军中之“亚父”，讽刺范增之“漫多奇”，弄巧成拙。又如《贾生》，以谋议施行、位高言废二视点，为“君王薄贾生”作翻案，亦婉而成章。又如《汉武》诗，以壮士出塞、中原无人，见武帝讨伐匈奴，穷兵黩武，残民以逞。后两句再以不负约，赏汉臣口脗，见对外用兵，势在必行，如此咏史，不亦“微而显，志而晦”乎？又如《读汉功臣表》，谓“本待山河如带砺，何缘葅醢赐侯王？”翻案有味，婉而成章矣。黄庭坚所作《和陈君仪读大真外传五首》，多微婉显晦，推见至隐之书法，如第一首，前两句叙写朝廷无事、花柳多情之欢乐场景；后两句陡转为胡雏心动、绮罗坠楼之肃杀景观，属辞比事，可以推见至隐。又如第四首，前两句“高丽条脱”与“逻逊琵琶”之红绿声色相对衬，写往事之美丽；下半藉蛛网屋煤与此生有梦，点缀哀愁，物是人非，悲凉不言可喻。歌咏宫闱史事，诸多忌讳，故黄庭坚亦运化“推见至隐”之书法，所谓“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也。
（二）直笔不恕
微婉显晦之书法，形成“推见至隐”，温柔敦厚，主文谲谏的效果。与此相对者，厥为“尽而不污”之书法，或称为据事直书，或称之为直笔见意，直笔不恕(11)。《左传》表彰董狐“书法不隐”，《史通》推崇直书史事。北宋开国以来，文字狱繁兴，诗人为全身远祸，明哲保身计，叙事咏怀往往不敢直言，张镃《仕学规范》卷36所谓“作诗切不可斥言事，至于美人，亦不可斥言”，可见一斑。北宋史家所作咏史，选用曲笔者多，径用直笔者较少。
下列诸家所咏，是所谓“笔不旋绕，言不避忌，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者，如宋庠、宋祁、梅尧臣、张耒诸家之作，或讨论直笔，或采直笔咏史：宋庠《咏史》，嗟叹袁褚晚节不保，直言奋笔、无所隐饰。宋祁《朱云传》，表彰朱游直谏之英气；又作《读史》诗，以为“直笔空料理，忠臣遂隐忧”；直言不讳，固然可令乱臣贼子惧；然直言不阿，却最易触忌犯讳，甚至兰摧玉折。梅尧臣《昆阳城》，有乐府民歌风味，直率白描，有声有色，形象亦自耸人视听。又作《项羽》一首，隐括史事，直笔不恕，斥其匹夫勇、起陇亩、将诸侯、成霸功；再责其“自矜奋私智，奔亡竟无终”，单刀直入，笔不旋绕，直截了当，亦自淋漓爽快。张耒所作《读中兴颂碑》诗，直言玉环妖血、渔阳马厌，又直陈“万里君王蜀中老”，不知为尊者讳耻。宋人吴子良《林下偶谈》卷二，以为无可为世主规鉴，谓“虽无之可也”，又作《项羽》一诗，一则云“自古柔仁伏暴强”，直率已非诗家语；再则直斥项羽“拔山盖世故应亡”，是亦淋漓痛快之言。无所讳饰，和盘托出，是亦客观存真之一法。
（三）褒美贬刺
《春秋》五例，惩恶劝善为其一；《公羊传》昭公二十年称：“善善也长，恶恶也短”；董仲舒称《春秋》之大义，在“善善恶恶，贤贤贱贱不肖”，其后司马迁《史记》本之；范宁《穀梁传·序》亦强调“一字之褒”，“一字之贬”，可见善恶劝惩于《春秋》书法，史家笔法之重要。盖《春秋》之为书，亦经亦史，其中所载功罪、得失、成败、兴亡、善恶、毁誉，皆可作后世之殷鉴。白居易所谓“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矣”；《春秋》重褒贬，诗人重美刺，其实一也。北宋史家题咏古人古事，贤善则褒美之，所以见贤思齐；奸恶不肖则贬刺之，所以作为鉴戒。
北宋史家咏史，运用“善善恶恶，贤贤贱贱不肖”之褒美贬刺，以题咏古人，品题人物者极多。或褒贬兼至，或有褒无贬，或有贬无褒：王禹偁《读汉文纪》，既推崇汉文帝于西汉十二帝中“最称贤圣”，然又遗憾“帝道或未全”，遂列举贾生谪宦，邓通铸钱，佞幸有传，以征其实，可谓褒贬兼至。梅尧臣《咏严子陵》五古，称扬严光之不顾不屈，不慕富贵，心远忘机，则有褒无贬。又作《淮阴》诗，推崇饭信之沙头妇人。邵雍《题留侯庙》诗，歌颂张良灭项昌刘、绝秦昌汉之功业，更赞扬其“锻炼心源”之不可及。王安石咏《司马迁》，拈出高辞天得，以称赞其文学史学；又拈出“直”字，以肯定其人格德操；又咏《诸葛武侯》、《孔子》、《韩信》、《商鞅》、《张良》，皆为人伦之表率，志业之典范，推崇褒扬，足以令人见贤思齐，与人为善。道德文章，志业德操，多可以使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孔子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故史书强调恶恶而贱不肖，多有助于资鉴。北宋史家以其专攻之术业与素养，行有余力写作咏史诗，故亦多贬刺惩戒之意，如王禹偁《吴王墓》谓：“应笑埋金玉，千年贾余货”；司马光《孟尝君歌》云：“一朝失势宾客落，只有冯谖作圣人”，讥讽贬斥之意了然。王安石《读秦汉间事》，写“子羽一炬火，骊山三月红”；咏《汉文帝》废肉刑，“浅恩施一时，长患被九州”；咏《叔孙通》，凸出“儒术自此凋，何为反出服？”咏《东方朔》，点出“何知夷与惠，空复忤时人”；《嘲叔孙通》，讥评诸君“可笑贪君赐，便许当时作圣人”。黄庭坚《读谢安传》，就谢安功业作翻案，以为“持危又幸桓温死，太傅功名亦偶然”，亦持之有故，顺理成章。
由此观之，北宋史家咏史，大多选取史传中某一典型细节，又究心“古人不到处，别生眼目”之史识，以之褒美英贤，或讥贬不肖，多能扪毛知骨，形象生动，以之思齐或鉴戒，可与史传同功。
（四）探本究始
《春秋》桓公二年书“宋督弑其君”，君子主“先书”，此之谓“诛心之论”；叙述征伐，主兵先书，所以标明“首恶”；为防微杜渐，更注意“慎始”，如始用六佾（隐五）、始惧楚（桓二）、始通吴（成十五）、始叛晋（定十一）之类是。后世《春秋》学，受《春秋》书法影响，亦极关注推因、究始，司马迁《史记》所谓“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即同此理。北宋史学家行有余力作诗，所作咏史亦不乏推本究原，慎始察因之作，如：邵雍《题淮阴侯庙》其三，以为韩信求作假王，无异“祸阶从此始”。曾巩《读五代史》，强调“由来根本强，暴吏岂易攻”。王安石《秦始皇》，提出秦朝“举世不读易，但以刑名称。蚩蚩彼少子，何用辨坚冰”；又作《开元行》，以为安史之乱，虽然“子孙险不失故物”，不过，“社稷陵夷从此始”；咏《范雎》，提醒世人：“世间祸故不可忽，篑中死尸能报仇”；咏《宰嚭》，推究吴之亡于越，藉西施代言云：“谋臣本自系安危，贱妾何能作祸基？”开脱了西施，直斥谋臣误国方是祸根乱源，亦自有理。黄庭坚《韩信》，亦提出韩信致祸之阶，在蹑足封王之瞬间，所谓：“蹑足封王能早寤，岂恨淮阴食千户？”
上列咏史诗所谓“祸阶”、“根本”、“辨坚冰”、“陵夷始”、“祸故”、“祸基”、“早寤”，要皆推本究始之论，《易》云：“知几甚神乎”，又谓“履霜坚冰至”，慎始也；杜渐防微，顿出于渐也。此皆《春秋》书法之所关注者，而咏史诗中往往及之。
三、北宋史家咏史诗与史家笔法
诗与史，本同出一源，其后虽流衍派分，然诗笔与史笔多有相通之处(12)。何况咏史诗之为物，为诗与史交融化成之结晶，诗史之相互融通，其中有绝佳之见证。尤其陈寅恪曾宣称：“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因此，北宋史家咏史诗中，必多史笔之体现。笔者就二十位史家，300首诗中，研读勾勒，整比条例，发现史笔体现于北宋咏史诗者，大抵有四大端：其一，以叙为议；其二，论赞作收；其三，通变古今；其四，探究天人。论证如下：
（一）以叙为议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论《史记》笔法，有“寓论断于叙事之中”一则。其后白寿彝先生引申发挥(13)，证成顾氏之说，“寓论断于叙事”遂凸显《史记》笔法之重要特点。若再上究《左传》之叙事，其例实多，早已有此传统。盖事外无理，理在事中，事与理本相融相涵。史家叙事传人之际，为避免节外生枝，突兀发论，往往剪裁史料，排比事迹，将论断寓于叙事之中。由于叙论相兼，最能一举两得，故史家褒讥人物，裁断是非，论定功过时，往往用之。董仲舒《春秋繁露》引孔子之言曰：“徒托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着明也！”修史撰文，若能“寓论断于叙事之中”，即无此病。
北宋史家题咏古今人物，品评美刺之际，苟援用“以叙为议”之法，则不必别生议论，或凭空作断，此即《史记》《左传》“寓论断于叙事之中”史笔之化用。如：王禹偁《读汉文纪》，枚举贾生谪宦、邓通铸钱、蛮道膝前，佞幸列传、以表现“帝道或未全”，形象语言、意在象外，故不必徒托空言。宋庠《汉将三首》其一，自第三句以下八句，图绘汉家绝域开边之苦况，终篇再以“直置鸿毛命，聊图麟阁勋”点醒，是非功过尽在不言中。又作《宣室》诗，列叙宣室崔嵬，殿帷深掩，贾生虚前席，董偃献寿觞，则汉文求贤之虚实不言可喻。梅尧臣《和介甫明妃曲》，于发挥“男儿反复尚不保，女子轻微何可望”议论之后，藉景作收，“青冢犹存塞路远，长安不见旧陵荒”，茹咽吞吐，意在象外。邵雍《观隋朝吟》，叙写“蚁蝼人民当土地”，隋朝之荒淫无道，经形象语言之层面叙写，已呼之欲出，而讽刺之意见于言外。
除王禹偁、宋庠、梅尧臣、邵雍四家咏史诗外，司马光、王安石、黄庭坚、张耒四家咏史，亦多“以叙为议”之作，如：司马光《楚宫行》，叙写木兰、隋珠、横吹、繁弦、九微火灭、罗衣缨绝诸场景，便可想见楚王宫中“清歌密舞夜未央”之情况，纵情声色、宴安鸩毒之批判自在其中，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也。又作《汉宫词》，点缀苜蓿花、菖蒲叶，叙写更衣、走马、怀玺、斗鸡，则汉道之不振，朝纲之陵夷，意在言外。王安石《张良》诗，但选取“固陵始议韩彭地，复道方图雍齿封”两个典型个案，张良之从容划策，汉业于俯仰中之或存或亡，皆不着论断，而诗意可知。黄庭坚《书摩崖碑后》，自“明皇不作苞桑计，颠倒四海由禄儿”以下叙写十二句，皆联系具体典型之史事，以叙为议，故理趣有余，而无理障。又如张耒《吊连昌》诗，大抵以物是人非之主题叙写场景，如“火焚马蹴百战场，尽是旧时歌舞处。游魂不归宫树老，茂陵金玉人间宝”。如此铺陈渲染，“兴亡一觉繁华梦”之感慨，遂历历如绘呈现，不待案断，自然可知。(www.xing528.com)
（二）论赞作收
《左传》往往于叙事传人之后，以“君子曰”案断作收，或引孔子或时贤之语论评作煞。其后，《史记》有“太史公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有“论曰”、“评曰”、“赞曰”，《资治通鉴》有“臣光曰”，皆“君子曰”“太史公曰”之流亚。论赞至宋代发展为史论文，《四库全书》立有“史评类”，附庸已蔚为大国矣。
北宋史家咏史，受论赞之影响，往往曲终奏雅、卒章显志，而其用归于褒贬劝惩。其收煞文字虽未落论赞之形迹，然唱叹有情，风格神似，自是论赞之流风遗韵，如王禹偁、梅尧臣、司马光、王安石所作之咏史诗：王禹偁《读史记列传》，以“佞幸圣贤俱饿死，若无史笔等头空”作结。梅尧臣《淮阴侯庙》五古长篇，以“古来称英雄，去就可以照”论断留侯张良。司马光《戏下歌》七古长篇，亦以“区区蜀汉迁谪地，纵使倒戈何足为”论断项羽，此与王安石《乌江亭》立意相近似。王安石《四皓二首》其一，以“与其贵而拘，不若贱而肆”论断四皓之出处。其二，以“出处但有礼，废兴岂所存”作结，论断四皓之出处，与刘汉之兴废无关。又作咏《张良》诗，结以“洛阳贾谊才能薄，扰扰空令绛灌疑”，反衬张良之从容才长。又作《杨刘》诗，结以“事变故不同，杨刘可为戒”，劝惩资鉴之旨趣甚明。
其他，如刘攽、黄庭坚、张耒所作咏史诗，收煞处亦多近似论赞之形式，如：刘攽《昭君怨戏赠》七古长篇，煞尾云：“尘沙萧条猛虎塞，边民独记和亲侯”，就昭君和亲之恩怨情愁作一案断，亦顺理成章。又作《古信陵行》，谓“富贵胡为夺贫士，能令君存为君死”，以反诘作收，论断有理足信。黄庭坚《韩信》诗结尾则称，“功名邂逅轩天地，万事当观失意时”，案断极富警世启示，亦观人之一术。张耒《听客话澶渊事》，尾声作一翻案，谓“自是乾坤扶圣主，可能功业尽莱公？”论断推陈出新，自有可取。又咏《张子房》诗，结句云，“戡乱真须希世哲，乘时儿女漫纵横”，论断带情韵以行，其中或有北宋臣民之期待与愿望在。
咏史诗中以论赞人事作收煞，犹《楚辞》之有“乱曰”，汉大赋之“卒章显志”，音乐之“曲终奏雅”，要皆史书论赞之衍化与流亚。北宋史家于论赞体裁知之甚明，行有余力作诗，遂借镜化用于咏史诗中，自亦顺理成章之事。再说，北宋科举应试策论造成史论文之勃兴；史家咏史，以论赞作煞尾，以示诗趣，或有得自史论文之影响也。
（三）通变古今
司马迁《报任安书》，自述《史记》写作之旨趣，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通古今之变”，意指通晓古往今来人类社会发展变化之规律或原委，以便作为立身行事之借镜或参考(14)。《史记》既为纪传体之开山，正史之鼻祖，史传文学之典范，叙事文学之代表，故所提示“通变古今”之史学旨趣，多为后世史家所遵从与体现。北宋史家咏史，于此亦有所发明。如：梅尧臣《淮阴侯庙》诗，以韩信为鉴戒，谓“古来称英雄，去就可以照”。欧阳修《再和明妃曲》，谓“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堪为古今边防制夷说法。邵雍咏《五帝》，以为“声明文物正融融，古今世盛无如此”；《治乱吟》，强调历代“财利为先，笔舌用事”则乱；“孝悌为先，日月长久”则治，以为古今通则。《观七国吟》称，“当其末路尚纵横，仁义之言固不听”，此亦古今通象。后世史家治史，或欲考求史律、或期建构历史哲学，作为历史可能重演之参考法则。司马迁《史记》所谓“述往事，知来者”，咏史诗多有之。
又如王安石所作咏史诗，及张耒所作，亦多着重“述往知来”，提示变化之规律，强调得失成败之轨迹，如：王安石《贾生》谓：“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可为宦海浮沉之龟鉴；《世上》诗，称“可怜世上风波恶，最有仁贤不敢行”，此一命题，放诸四海而皆准。张耒《读中兴颂碑》称：“百年废兴增叹慨，当时数子今安在？”《过韩城》诗称：“今古悠悠共一丘，争强蜗角欲何求？”《牛谷口》诗称：“凄凉今古兴亡事，辽阔英雄割剧心。”皆提示兴亡、成败、是非、毁誉之道。读者苟知会通化变，则能全身远祸，无入而不自得。
（四）探究天人
“究天人之际”是司马迁纂修《史记》的三大目的和旨趣之一；前此之《左传》《尚书》，亦皆注重“天人关系”。于是探究天象、天道和人事之关系，抉发自然、命运与人类之互动，就成了中国传统史学要务之一(15)。北宋史家咏史诗中所言，“天人之际”之阐发，亦多所体现，可作探究宋人“天人观”之参考文献。如邵雍、曾巩、王安石、刘攽四家所咏：
邵雍《题四皓庙》之二，为四皓代言，称“徐云天命自有归，不若追踪巢与许”；《观三国吟》，称三国鼎立“虽曰天时亦人事，谁知虑外失良金”。曾巩《明妃曲》之一，论王昭君之遭遇，谓“穷通岂不各有命，南北由来非尔为”。王安石《谢公墩》怀古诗云：“万事付鬼篆，耻荣何足论。天机自开阖，人理孰畔援。”又作《范增二首》其一，宣称“有道吊民天即助，不知何用牧羊儿”。《咏史》历数战国秦朝之兴亡，且谓“天道良悠悠，成败难重陈”。又作《潼关》诗，历述秦汉之兴亡，总结称“乃知伯王功，天险参人谋”。由此观之，北宋咏史诗中之“天人”观，或与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相近；或视天道不异于人事，则与《尚书》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相发明，与《史记》所探“天人之际”相近似。
除上述四家外，黄庭坚、张耒所作咏史诗，亦颇言“天人之际”，如：黄庭坚咏《韩信》，称“韩生高才跨一世，刘项存亡翻手耳。终然不忍负沛公，颇似从容得天意”，以天命有归观点看待韩信之不忍背叛。张耒所作咏史，数量居北宋史家之冠，于“天人之际”亦多所提示，如《听客话澶渊事》，称“自是乾坤扶圣主，可能功业尽莱公？”《李贺宅》怀古诗称：“天上玉楼终恍惚，人间遗事已埃尘”；《读史二首》其一，阅读《左传》、《史记》故事，称：“蛇断楚郊秦未觉，鬼谋曹社梦先知”；《读唐书二首》其二，一则曰：“天道恶满盈，五龙忽腾骞”；再则云：“留祸启临淄，败谋岂非天？”北宋史家咏史，对于天意、天命、天道，似乎已成为集体意识，成为咏史时叙事传人、探讨成败兴亡之形上思维。此种“天人合一”之观点，与《左传》所载公孙侨子产所谓“天道远，人道迩”及《荀子·天论》所提撕，当尽心致力于人事，再听天由命，迥不相侔。
四、结语
中国古代书籍的流通传播，影响士人知识讯息之接受。相较于唐代之写本文化、五代以来至北宋，雕版印刷已十分发达，经、史、子、集四部典籍雕印流传极多，形成印本文化之繁荣。有些诗人像欧阳修、黄庭坚，还亲自整理《韩愈诗文集》及《杜甫诗集》，然后交付书贾雕印刊布。若干六朝与唐人诗集文集，多经宋人整理雕印，方能流传至今。因为印本文化的冲击，宋诗之名家大家多具百科全书式之学养，发而为诗，遂不得不“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而江西诗法如脱胎换骨、点铁成金、以故为新、翻案、活法等之提出，亦势所必至，水到渠成。因此，研究古籍整理、印本文化对于宋诗各层面之影响，成为笔者近年之专题计划项目。希望通过各子题的探讨，能获得宋诗特色形成之原委。本文稿所讨论之课题，即为其中子目之一。
本文考察北宋史家咏史诗中体现之《春秋》书法，与史家笔法。论文架构建立在两个基点上：其一，为《四库全书总目》所云：“说《春秋》者，莫伙于两宋”；其二，陈寅恪所言：“中国史学莫盛于宋”，两者之繁荣昌盛，又归本于北宋印本文化之发达。盖图书信息流通便捷，士人购书读书容易。商品经济，供需相求，互蒙其利，对士林诗坛自有影响。
就《春秋》书法而言，北宋史家咏史所体现，大抵有四端：其一，推见至隐；其二，直笔不恕；其三，褒美贬刺；其四，探本究始。至于史家笔法于北宋咏史诗之体现，亦有四个层面：一曰以叙为议；二曰论赞作收；三曰通变古今；四曰探究天人。
【注释】
(1)张高评：《宋诗之传承与开拓——以翻案诗、禽言诗、诗中有画为例》，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3月；《宋诗之新变与代雄》，台北：洪叶文化公司，1995年5月；《会通化成与宋代诗学》，台南：成功大学出版组，2000年8月。
(2)钱钟书：《谈艺录·诗分唐宋》，台北：书林出版公司，1998．11，第1－5页。
(3)［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上》：“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台北：华世出版社，1980年9月，第138页。参考张高评《黄泽论〈春秋〉法——〈春秋师说〉初探》，“研治《春秋》，鲁史书法与圣人书法应相济为用”，《元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0年10月，第13－20页。
(4)《四库全书总目》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第592页。
(5)张高评：《会通化成与宋代诗学》，《〈春秋〉书法与宋代诗学——以宋人笔记为例》，第61－62页。
(6)语见《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北京：三联书店，2001．7，第272页。
(7)参考同注③，《会通化成与宋代诗学》。
(8)诸家史著，参考林平《宋代史学编年》，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本论文所涉北宋诗人编修史书的情形，大抵据此书所载而言。以下论述，不再一一注明。
(9)参考张高评：《〈管锥编〉论〈左传〉之叙事与记言》，“《春秋》书法即文章之修辞”，“钱钟书与20世纪中国学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香港：香港大学中文系，2002．10．11－12，第9－18页。
(10)张高评：《宋诗特色研究》，《〈春秋〉书法与宋代诗学——以诗话笔记为例》，长春：长春出版社，2002年5月，第44－87页。
(11)参考张高评：《左传据事直书与以史传经》，《成大中文学报》第九期，台南成功大学中文系，2001年9月，第175－189页。
(12)诗心、史笔有相通处，见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台北：书林出版公司，1990年，第164页。
(13)白寿彝：《司马迁寓论断于叙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1年，第四期。
(14)司马迁所谓“通古今之变”大抵有四个核心内容，即时势之变，兴亡之变，成败之变，穷达之变，参考安平秋、张大可、俞樟华主编《史记教程》，第三章，三通古今之变，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3月，第72－75页；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第六章《第一节通》、《第二节变》，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7，第259－267页。
(15)同前注，二究天人之际，以为《史记》言天人，有感应关系，及非感应关系，形成司马迁历史哲学二元论色彩，第69－72页。参考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第五章《司马迁的天道观》，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8．8，第136－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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