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师范大学 王 祥
研讨宋代文学与地域之关系，不可不读宋代地理志。不过，读地理志者多着眼于山川疆域、建置沿革，其实宋代地理志不仅为宋代地理沿革之叙述，更与宋代地域文化、宋代文学之地域性有莫大关系，此一点，惜迄今无人论及。本文目的有二：一是寻找研究宋代地域文化与文学关系的最佳切入点，二是寻找研究宋代文学地域性特征形成的最佳途径。
一
区域文化的形成应具有纵向之传统与横向之独特性方可成立，前者为历史累积的，后者为共时性比较的，二者相辅相成，一旦具备这两个条件，即形成相对稳定的区域文化，而地理志正可视作这些区域文化的文本形态。这也是本文研究地域文化而从地理志入手的一个重要原因。
宋代地理志数量之多，迥非前代可比，宋人对地理志表现了强烈而持久的热情，这固然与天水一朝尚文之风习、分裂之时局有关，但更表明宋人地域意识（尤其是地域文化意识）的不断增强。现存宋代的文献书目如王尧臣、王洙、欧阳修等人纂修的《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都著录了许多地理著作；但这些书目的著录或拘于时代，或拘于见闻，都不足以反映有宋一代地理学著作的撰述之盛，所以要想了解宋代地理志的著述状况，还得以《宋史·艺文志》为例。
《宋史·艺文志》虽然为人所讥，说它“纰漏颠倒，瑕隙百出，于诸史中最为丛脞”，［1］“尤纰谬，重复颠倒，不可枚数”，［2］但它毕竟搜罗繁富，且最近于宋代书目原貌，［3］所以要想了解宋代地理志的撰述情况，这仍是最有价值的一部书。《宋史·艺文志》自称著录“地理类”著作共407部5196卷，其可注意者有四：一是地理类著作的编纂年代，由此一年代及著述数量可约略窥知地理志的兴替；二是地理类中总志和方法的比例，由此可知地域性文化受人关注的程度；三是地理类中的专志，如交通志、边疆志、河渠志、都城志、山志、地志（地记）、人物志、风物志、外国志、图经等，都可以看出某一区域文化发达的程度，也可以了解此一区域中文化之象征与精神；四是方志的地域性，某一地域的方志较集中，而另一地域的方志则较少，这可能与地域的发展不平衡有关；如果从纵的方面来说，也可以看出地域文化的变化情况。下面试就这四个方面来研究一下《宋史·艺文志》中的地理类著述。
从编纂年代来看，《宋史·艺文志》所著录的唐前地理志共有32部81卷，唐五代地理志约为88部599卷，宋代地理志约为298部3637卷。总计为418部4317卷。(1)从部数和卷数来说，唐前地理志分别占总数的8%和2%，唐五代地理志分别占21%和15%，而宋代则分别占到71%和83%。也就是说，从部数来看，唐五代是唐前的2．6倍，宋代是唐五代的3．4倍；从卷数来说，唐五代是唐前的7．5倍，而宋代又是唐五代的近5．5倍。唐及唐前的地理志当有所亡佚，(2)但即使考虑到这一因素，宋代地理志的数量和发达程度仍令人吃惊。
方志与总志的比例也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总志”是记载全国地理的著作，“方志”即地方志，一般认为肇始于东汉，［4］或说始于常璩的《华阳国志》，［5］其名称则有地记、地志、图经、图志等体。唐前地理志既缺少严格意义上的总志，且与本论题关系不大，可略而不论；此处主要以唐、宋两代为例。唐代地理总志有魏王李泰《坤元录》十卷(3)、梁载言《十道四蕃志》十五卷、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四十卷、贾耽《皇华四达》十卷、《贞元十道录》四卷、《三代地理志》六卷、刘之推《文括九土要略》三卷等七八种，占《宋史·艺文志》所录唐五代地理类著作的八分之一弱。唐代方志则很少，又大多集中在京都、边疆和海外。唐人对京都、边疆和海外的关注可能主要是出于猎奇、冒险甚至是扩张的心理，还够不上后来意义上的区域文化的关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唐五代的文化中心仍集中在大的都市里，与政治中心密不可分，只能算是一种政治文化，还不是地域文化。宋代的地理志有了许多变化，据《宋史·艺文志》所录，宋代地理总志有李德刍《元丰郡县志》三十卷、乐史《太平寰宇记》二百卷、《坐知天下记》四十卷、李和篪《舆地要览》二十三卷、王日休《九丘总要》三百四十卷、余嚞《圣域记》二十五卷、王洙《皇祐方舆图记》三十卷、王存《九域志》十卷、欧阳忞《舆地态吝广记》三十八卷等（王象之《舆地纪胜》、祝穆《方舆胜览》等未见著录）。此一数量从部数来说略与唐代地理总志等，只是卷数要远过于唐。但宋代地方志的数量却是唐人无法可比的，在近300部3600多卷的宋人地理志中，绝大多数为方志一类，约为240部左右，(4)占全部宋人地理志部数的80%。宋代方志这种由总志而分离出来的趋势，正是宋人地域意识增强和宋代地域文化发达的突出表现。
其实宋代方志的重要性还不在于数量之多寡，甚至也不在于编纂水平之高下，而在于其内涵和性质的变化。从方志的地域性来说，如前所述，唐代方志大多集中在京都、边疆和海外；宋代方志不同，这种类型的方志虽然也有，但已经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比如京都类地志中，除保持其政治方面的内容外，更突出其文化内涵，如几种《临安志》，常将文人及诗词引入方志中），而更多的是州郡府县志，且以县志居多，所涉及范围之广更是前代无法想象的（后来许多地区的县志其实都可以说发轫于宋，并以宋方志为蓝本加以变化）。下面试按省份将《宋史·艺文志》所著录的地理类著作的地理分布情况列表于下（详表见附录）(5)：
在上面所列的数据中，我们已经了解到了这样一些事实：一、宋代地理志，尤其是宋代方志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前代，表明了宋代区域文化的逐渐形成，也表明了宋人地域意识的不断增强。二、宋代地理志南方多于北方，河南于北方中为最多，亦不过9部；河北4部，其中如毛宪《信安志》十六卷，是记信安军的，其地正位于北宋时期宋辽交界处（在今天津西、河北保定东北）；方杰《清漳新志》十卷，清漳，河北肥乡镇名，位于漳河北岸，在河北大名府北偏西，也是北宋时期宋辽使者往来经行之要地，都可能与宋时辽宋的紧张关系有关。而陕西则只有3部，其中两部是程大昌的《雍录》和宋敏求的《长安志》，这仍是唐代京都志的路子和传统。而南方的方志则比北方多得多，南方川、湘、赣、浙、苏、皖、粤、闽、桂、鄂、沪十一省市的方志总数几乎是北方六省方志的近十倍！说明当时文化中心已由北向南迁移。三、宋代方志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具体而广泛，这不仅是它涉及了17个省市，更值得重视的是它所涉及的州县数量，尤其是南方区域，几乎所有重要一些的州郡府县均有方志的撰写；而且有的州县方志还曾经过多次纂修，(6)这不仅显示了南方区域文化从整体上的不断形成和强化，可以和其他区域文化并驾齐驱，争一日之短长，而且也显示着南方区域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而文学的地域性亦正孕育其中。
二
上面已经论证了宋代地域文化已经形成、文化区域由北向南迁移和宋人地域意识不断增强诸问题，然而宋代地域文化与文学如何发生关联？并对文学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尚不甚了了。下面将通过对地理志著作的研究来探讨宋代地理志是如何一步步走近文化和文学的，也就是探讨宋代地域文化如何和文学相结合的问题。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先来看一段话，这可能有助于理解宋代地理志的微妙变化。
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然《禹贡》、《周礼·职方氏》其大较矣。《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盖用《山海经》例。《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元明以后，体例相沿，列传侔乎家牒，艺文溢于总集，末大于本，而舆图反若附录。其间假借夸饰，以侈风土者，抑又甚焉。王士禛称《汉中府导》载木牛流马球法，《武功县志》载枳锦璇玑图，此文士爱博之谈，非古法也。然踵事增华，势难遽返。今惟去泰去甚，择尤雅者录之。凡鞠滥之编，皆斥而存目。其编类，首宫殿疏，尊宸居也；次总志，大一统也；次都会郡县，辨方域也；次河防，次边防，崇实用也；次山川，次古迹，次杂记，次游记，备考核也；次外纪，广见闻也。若夫《山海经》、《十洲记》之属，体杂小说，则各从其本类，兹不录焉。
——《四库全书总目》卷68史部24地理类一
在四库馆臣看来，地志的正体应是“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而后世之地志则不断踵事增华，“列传侔乎家牒，艺文溢于总集，末大于本，而舆图反若附录”。可以说，这一观点代表着众多的目录学家、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对地理志的性质、体例及演变史的看法，这也使人清晰地认识到地理志应该是什么样子而不应该是别一种样子，这应是一种纯粹地理志的观点。借助于这一认识就会发现，宋代地理志的许多变化，恰是四库馆臣所极力排斥的，但从本文来说，又正是最可关注的。
下面试以几部总志为例来研究宋代地理志的变化。总志一类，目录家咸推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为首，以为“舆记图经……其传于今者，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今录以冠地理总志之首，著诸家祖述之所自焉”［6］，所以不妨拿来作一比较。
李吉甫编纂《元和郡县志》的用心在他给皇帝上书之序中说得已很明了，他说：“臣吉甫当元圣抚运之初，从内庭视草之列，寻备衮职，久尘台阶，每自循省，赧然收汗，谟明弼谐，诚浅智之不及；簿书期会，亦散材之不工。久而伏思，方得所效，以为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则莫若版图地理之为切也。”这一编纂目的自然是出于社会政治的需要，因此《元和郡县志》之体例也就一本于此，于每州（州名下注户、乡数）下，分述沿革、州境、八到、贡赋、管县；于每县（县名下注望、紧、上、下及距州之距离）下亦为沿革，间及地方物产及名胜，然而甚简略，或时有阙略。如江南道之四，列洪、饶、虔、吉、江、袁、信、抚、宣、歙、池十一州五十八县，其中三十九县未及当地山川名胜，仅有十九县及之；而所及之山川名胜，亦多从得名、沿革、经济地位或形势利害上着眼，比如宣州南陵县（见卷二十九）：
南陵县（望。东至州一百里。），本汉春穀县地，梁于此置南陵县，仍于县理置南陵郡。隋平陈，废郡，县属宣州。
鹊头镇，在县西一百一十里，即春秋时楚伐吴败于鹊岸是也。沿流八十里有鹊尾洲，吴时屯兵处。
梅根监，在县西一百三十五里，梅根监并宛陵监每岁共铸钱五万贯。
铜井山，在县西南八十五里，出铜。
利国山，在县西一百一十里，出铜供梅根监。
战鸟山，在县西北一百二十里，临大江，本名孤圻山，昔桓温于赭圻讨贼，屯兵山下，夜中众鸟鸣，贼谓官军已至，一时惊溃，因以为名。
春穀故城，在县西一百五十里。
赭圻故城，在县西北一百三十里。西临大江，吴所置赭圻屯处也。晋哀帝时，桓温领扬州牧入朝参政，自荆州还至赭圻，诏止之，遂城赭圻镇压焉。后城被火灾，乃移镇姑熟。
以上诸条中，仅有鹊头镇、战鸟山和赭圻故城三处于叙述其得名和缘起时涉及到文化史，其根本仍在地形地貌；余者均从经济、地势考虑。《元和郡县志》也关注到文化与文学的东西，如卷五关内道胜州榆林县下“隋榆林宫”条：“隋榆林宫，在州城内，大业三年置，因榆林郡为名。其年炀帝北巡，陈兵塞表以威北狄，因幸此宫，突厥启人可汗献马及兵器新帐，因赋诗云云。”又如卷二十九江南道宣州宣城县下“敬亭山”条：“敬亭山，州北十二里，即谢朓赋诗之所。”又同卷当涂县下“九井山”条：“九井山，在县南十里，殷仲文九日从桓温登九井赋诗即此山也。”“龙山”条：“龙山，在县东南十二里，桓温尝与僚佐九月九日登此山宴集。”其意与前所引同，而不似后来之地志，必将有关诗文一一收录才肯罢手。《元和郡县志》有时也会引古诗文入志，但其用意显然与后来者有别，又如卷二十八江南道鄂州武昌县下引《离骚》“乘鄂渚而反顾”来证明武昌县“旧名鄂，本熊渠封中子红于此称王，至今武昌人事鄂王神是也”之说；同卷武昌县下“樊山”条：“樊山，在县西三里。谢元晖诗曰：‘钓台临讲阅，樊山开广宴’，谓此也。”其意亦在说明鄂及樊山的由来和地理位置。又如卷二十九虔州大庾县引《南康记》：“《南康记》云：‘前汉南越不宾，遣监军庾姓者讨之，筑城于此，因之为名。隋以为镇，神龙初改镇为县。’”仍是在讲地理之缘起，亦与宋代地志有别。即使如此，《元和郡县志》也曾遭到批评，说它“颇涉古迹，盖用《山海经》例”。［7］
《元和郡县志》在宋代之流传亦可见出其意义与宋代地志不尽相同。据宋人程大昌、洪迈所作《元和郡县志后序》及张子颜自书，知此书之刻当在宋淳熙二、三年间，为襄帅张子颜（字几仲）所刻，是时正值宋朝疆域失去半壁、南宋偏安于一隅之时，此书之刻可谓用心良苦。程、洪二人均于序中盛赞李吉甫是书于唐时有助于经略诸镇，阴定策划之功：“宪宗经略诸镇，吉甫实赞成之。其于河北、淮西，悉尝图上地形，宪宗得以坐览要害，而阴定策画者，图之助多也。”（程大昌后序语）“然方赵公为相，强藩悍帅，狃贞元余习，擅地自予，朝廷莫敢诃。而能以期年间易三十六镇，魏田季安病，公请以滑任；薛平戍重兵邢洺，因图上河北险要，宪宗张于浴堂门壁，每叹曰：‘朕日按图，信如卿料。’则其所著书盖已见之行事矣！岂直区区纸上语而已哉！”（洪迈后序语）张子颜于书后说得更为显豁：“子颜少有四方志，逮长益笃。比年数被上委使，寻复领符襄州，奏事便殿，上谕曰：‘驰驱原隰，尔素志也！’顾昧陋何以克承玉音？洎至郡，每登岘山，抚中原，未始不叹息久之，思有以自效者，浩不知其涯焉。会故人程刑部寄《元和郡县志》，阅之瞿然有感，仰惟明主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者，不在兹乎？亟用版传，以资有志者筹赞恢拓之业。”由此可见，《元和郡县志》的重要性不是文化或文学的，而是以其本来面目——严谨科学的地理学著作发挥着经济、政治、军事的作用。
再来看宋人的地理著作。宋代地理志虽承前代旧例，但其新变处甚可关注。首先是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原书二百卷，始作于太平兴国四年，前有乐史自序，序中有两点颇值得注意，一是他批评贾耽《十道述》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编修太简”，二是于“不出户而观万邦”之作用外，又提出了“不下堂而知五土”之说：“臣今沿波讨源，穷本知末，不量浅学，撰成《太平寰宇记》二百卷，并目录二卷，自河南周于海外，至若贾耽之漏落，吉甫之阙遗，此尽收焉。万里山河，四方险阻，攻守利害，沿袭根源，伸纸未穷，森然在目，不下堂而知五土，不出户而观万邦，图籍机权，莫先于此。”然则乐史所谓应繁者谓何？“五土”又谓何？这只要将乐书与李书略加比较即可明了。从体例上看，《太平寰宇记》与《元和郡县志》相比，又增加了“风俗”、“姓氏”、“人物”和“艺文”之类，比如河南道三西京一河南府，除了用近两千字的篇幅来叙述洛阳之沿革外，还引了曹植的《送应氏诗》“步登北邙坂，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说的是当年董卓焚烧洛阳之情形。《太平寰宇记》虽然所增不多，但这一增改却是重要的，它表明撰述者对地理志的一种新的理解和认识。
接下来有王存等人编纂的《元丰九域志》十卷（成书于元丰八年），黄裳补《九域志》而作的《新定元丰九域志》十卷和欧阳忞的《舆地广纪》三十八卷（成于北宋政和年间。此书作者或作欧阳忞，庐陵人，欧阳修从孙，或云本无所谓欧阳忞者）。这三部书基本上遵循《元和郡县志》之体例，以记地理为宗旨，但也偶尔涉及人物及艺文，如《新定元丰九域志》增加了“古迹”一门，虽然目的在于用资考证，但也同时增加了地理志的文化分量；又如《舆地广记》，在记载成都县北升仙桥时引司马相如故事：“蜀人司马相如将入长安，题其柱曰：‘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后奉使归，果如志焉。”这些都应当是受时代风习之熏染所致。
南宋时有王象之《舆地纪胜》二百卷（成书于嘉定、宝庆间），祝穆《方舆胜览》七十卷（刊刻于嘉熙三年），在宋代地理志中是最堪注意的两部。它们都一改旧志之体例，不以地理为撰述之宗旨，一个说要“收拾山川之精华，以借助于笔端，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使骚人才士于一寓目之顷，而山川俱若效奇于左右”（见王象之《舆地纪胜自序》）；另一个则是因为“游诸公间，强予以四六之作，不过依陶公样，初不能工也。其后稍识户牖，则酷好编辑郡志”（祝穆《方舆胜览自序》），因而编纂成这样一部大书。这从撰述缘起上就与《元和郡县志》之类的地理志不同，其体例也自然有别。以《舆地纪胜》为例，其书以府州军监为总目，于“每府州军监分子目十二，曰府州沿革（若有监司军将驻节者别叙沿革于下），曰县沿革，曰风俗形胜，曰景物上，曰景物下，曰古迹，曰官吏，曰人物，曰仙释，曰碑记，曰诗，曰四六”（钱大昕序）。此十二子目中，有一尊前人之体例者，有虽沿自前人而又略加变更者，更有自创其体者。从篇幅来说，府州沿革和县沿革各占十二目的十二分之一弱，而后面的十目却占了六分之五；而且《舆地纪胜》不仅将地理志中最重要的府（州）境、八到、贡赋等项略而不记，于府州县之沿革亦叙述得十分简略，与后十目的繁富成一鲜明对照。再从内容来看，后面的十目除古迹、官吏、人物等外，大略非地理志所当载者，尤其是后三目，与其说是地理书，倒不如说是诗文总汇更恰切些。其实不仅后三目如此，前九目也明显表现了与《元和郡县志》不同的编纂倾向，即地理志的文化化和文学化。比如“风俗形胜”、“景物”、“古迹”，于其方位、得名，常常一笔带过（多数情况下是略而不述），而是对当地的遗事逸闻或者是有关的文学篇什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如卷十九江南东路宁国府“景物上”“高斋”条：“在府治东。齐永泰中，谢元晖出守有《高斋视事闲坐答吕法曹诗》，又，刘梦得诗云：‘内史高斋兴有余。’韦苏州诗云：‘高斋谒谢公。’”关于“高斋”的方位此处只有四个字的说明，而诗却引述了三种之多。又如同卷“虾湖”条，只引录了李白的《宿虾湖》诗：“鸡鸣发黄山，暝投虾湖宿；白雨映寒山，森森似银竹。”“牛渚”条，亦只引录李白《夜宿牛渚》诗：“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这些诗作既不是地理沿革的叙述，亦非地理得名的解释，甚至和这些地理连直接的关系也没有，只是诗中写到了这些地方，于是乎就把它们搜求来，罗列其下，撰述者的用意和倾向是非常明显的。
从上面的研究可以看到，从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到宋初乐史《太平寰宇记》，到北宋中期王存等人编纂的《元丰九域志》，到北宋后期欧阳忞的《舆志广记》，再到南宋宁宗时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和理宗时祝穆的《方舆胜览》，正清晰地显示着地理类书正从纯科学的地理学著作向人文性地理学著作演进之趋势，编纂者正努力以文化趣味、甚至是文学趣味改造着一向以严谨、科学为最高标准的地理学著作，而其改造的方法就是自然景观的人文化和人文景观的比例加大与强化。这些，都使宋代地理志不断走近文学，也使宋代文学与地理有了更为密切之关系。
其实不仅地理总志如此，方志尤其如此。如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州郡志书，五代以前无闻，北宋以来，无古于是记者矣。”可见此书之作有开创意义。书分三卷，上卷分封域、城邑、户口、坊市、物产、风俗、门名、学校、州宅、南园、仓务、亭馆、海道、牧守、人物十五门，中卷分桥梁、祠庙、宫观、寺院、山、水六门，下卷分治水、往迹、园第、冢墓、碑碣、事志、杂录七门，总计28门。书前有朱长文元丰七年九月十五日序，序中叙及其书之作时说：“元丰初，朝请大夫临淄晏公出守是邦，公乃故相国元献公之子，好古博学，世济其美。尝顾敝庐，语长文曰：‘吴中遗事与古今文章湮落不收，今欲缀辑，而吾所善练定以谓唯子能为之也。’”“（朱）于是参考载籍，采摭旧闻，作《图经续记》三卷，凡《图经》已备者不录，素所未知则阙如也。”又说：“其古今文章别为《吴门总集》云。”据此可知：一、此书之作是因为居于是邦而不可“懵于古今”，而此处所谓“古今”又主要是指“吴中遗事与古今文章”，是因为晏公欲缀辑“吴中遗事与古今文章”才撰写此书的。二、据上条可知，朱长文所辑古今文章为《吴门总集》，虽然是别本单行，但从性质上来说，与此书乃为一体，未可遽分也。其后宋代的方志大多遵循此一传统，或单列艺文一门（如范成大《吴郡志》，卷四十九为“杂咏”，收录诗歌；卷五十为“杂志”，收录一些文学性较强的野史或诗话之类的故事）；或将这些文学作品系于相关的地理条目之下（如施谔《淳祐临安志》，虽未专列艺文一目，但在相关条下也收录了相当数量的诗文，如卷五“官宇”条下引录了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两首诗，又引蔡襄的《杭州新作双门记》）。甚至连宋人所撰的水利书也常以诗文入书，如《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书中所收宋人所撰有关水利书籍亦与其他地志相似，常以碑记题咏入志，如宋魏岘（鄞县人）《四明它山水利备览》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上卷杂志规制，及修造始末；下卷则皆碑记与题咏诗也”，这与总志的倾向性是一致的。
宋代文人与地理志之关系也说明了这一点。宋代许多文人都对地理志表现了浓厚的兴趣，或直接撰述地理著作，如赵抃撰《成都古今集记》，梅尧臣撰《青龙杂志》，张敦颐撰《六朝事迹编类》，程大昌撰《雍录》，刘攽撰《庐州图经》，沈括撰《天下郡（州）县图》、《使契丹图钞》，吕大防撰《长安图记》，王十朋撰《会稽三赋》，范成大撰《吴郡志》、《桂海虞衡志》，洪遵撰《东阳志》，罗愿撰《新安志》，周必大撰《庐陵志》，周密撰《武林旧事》，高似孙撰《剡录》等；或为之做序，如司马光为宋敏求所撰的《河南志》作序，陆游为施宿所撰的《嘉泰会稽志》作序，刘克庄为《仙溪志》作序等。文学家与地理学家的对话及二者之间身份的转换，不能不影响到文学著作和地理学著作，从而使得本属于两个学科的作品有了可以相互交流和融合的可能，也使得地理学的文化化和文学化、文学的地理化或地域化成为可能。
三
宋代地理志中收录了大量的人物、古迹、景物和诗词文赋，如何认识这一现象？这是现存必须讨论的。(www.xing528.com)
任何区域文化中都可能存在着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文化场，它既以非物质的精神的状态存在着（比如心理的、性格的等等），也以物质的非精神的状态存在着。地域上的列朝人物和名胜古迹以及景物、景观，正可看作这种地域文化精神的代表，正可看作此一地域文化之标识。也就是说，一地之山川风物、楼亭台阁以及人物、古迹等等物质文化的存在，其实凝聚着千百年来此一地域的精神文化：那山曾有前人登临，那水曾有前人观览，那亭台是某人所建，那楼阁是某人所居……当后来者凭吊着这些名胜古迹和山川风物时，那些千百年前的古人便仿佛活生生地向他们走来，那千百年来的文化积淀也在不知不觉中融入了这些后来者的血液，成了他们精神、思想、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后人正是在这种无知无觉的状态里被本地域的文化传统熏染着、陶冶着，一方面是文化的传承，一方面是文化的延展；一方面是传统塑造着现代，一方面是现代在改造着传统，但无论如何，在这潜移暗转的无声碰撞中，地域文化都会愈益鲜明而突出，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也愈益明显。几乎没有哪一个作家成长不受到这一地域文化的影响，也几乎没有哪一个作家的作品不留下深深的地域文化的印痕，比如唐代大诗人李白因“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8］又如文天祥，“自为童子时，见学宫所祠乡先生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像，皆谥‘忠’，即欣然慕之，曰：‘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宋史·文天祥传》）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作家的乡思表现的是这种浓浓的地域文化情结，作家对家乡事业的关注，对故土景物、风俗以及名胜古迹的追忆和眷恋，也融入了这种地域文化的情感。这种情感历久弥新，至老不绝，反而愈益清晰而强烈，于是发而为文，就在经意与不经意间表现出了与某种地域文化血肉相连的关系。这还只是以籍贯来论，其实对文化地域性的认识并不拘于籍贯，当人们游宦于某地，也会对当地的文化进行认识和体验，并常常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一类的作品多得不可枚数，为了不至于把话题扯得太远，此处还是以祝穆《方舆胜览》为例，并结合有关作品来加以分析。
祝氏此书是为了“学士大夫端坐窗几而欲周知天下，操弄翰墨而欲得助江山”［9］而作，其书前列有引用文集，并有说明：“是编蒐猎名贤记序诗文，及史传稗官杂说，殆数千篇，若非表而出之，亦几明珠之暗投。今取全篇分类，以便检阅，其一联片语不成章者，更不赘录。盖演而伸之则为一部郡志，总而会之则为一部文集，庶几旁通曲畅云。”有意思的是，祝氏显然是将这部书当成了一身而二任的“郡志”与“文集”的结合体，(7)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惟于名胜古迹多所胪列，而诗赋序记，所载独备。盖为登临题咏而设，不为考证而设。虽名地记，实则类书也。然采摭颇富，虽无裨于掌故，而有益于文章。摛藻掞华，恒所引用，故自元以来，操觚家不废其书焉”。祝氏将所引用的这数千篇诗文篇目分门别类，按记、序、奏议、碑志、传、书、铭、赞、颂、檄、赋（骚附）、乐府、杂说、杂文、祭文、杂志、小说、诗十八类编排，其中诗引用最多，因此又分为山类、石类、洞类、江淮类、湖类、溪涧类、池塘类、洲堤类、泉类、瀑布类、温泉类、园坞类、第宅类、堂舍类、亭类、轩类、楼类、台类、阁类、馆驿类、桥梁类、佛寺类、道观类、祠庙类、坟墓类、古迹类、人物类、花木类、果实类、茶类、禽鱼类、器用类、节序类、寄赠类、和答类、饯送类、饮燕类、寻访类、留题类、哀悼类、诸州风土类、拾遗类，共42类，收录诗歌1500余篇。从诗下的分类来看，差不多又与地理志的分类相同，其他各类情况亦与此仿佛，只是未加细分而已，比如“记”类，共收录110多篇，也多是名胜古迹、山水景物、寺观祠堂之类，这与宋代的一些类书，如祝穆自己编的《事文类聚》，或宋代的一些诗文总集或选本，如吕本中《宋文鉴》、刘克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以及方回《瀛奎律髓》之类没什么大的区别，所以几乎可以称之为一部《地理诗文总集》。试以卷五“浙西路·建德府”的严先生祠和古迹钓台为例：
［祠庙］严先生祠。在钓台。
先生名光，字子陵。汉光武少与光同游学，及即位，首以物色访之，得于齐国，累召不至，拜谏议不受，去，耕钓于富春山。今有钓台、祠堂。又作九陇寺，以奉香火。子陵本姓庄，避明帝讳，改姓严。
范希文《祠记》云：“先生，汉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途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于名教也。某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为后者四家以奉祠事。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吕伯恭记：“明道二年，范文正自右司谏守是邦，始筑屋祠先生而为之记。濑之旁白云源，乃唐人方处士故庐。文正公之游钓台也，尝绝江访其遗迹，以其像置祠之左。文正公殁，郡人思之，遂侑食于右坐。”
［古迹］钓台。在桐庐西南二十九里。东西二台，各高数百丈。
《西征记》：“自桐君祠而西，有群山蜿蜒，如两蛇以走于平野之上。三江之水，并流于两间，惊波间驰，秀壁双峙。上有东汉故人严子陵钓台，孤峰特操，耸立千仞。奔走名利汩没为尘埃客一过其下，清风袭人，毛发竖立，使人有芥视功名之间。”
权载之诗：“绝顶耸苍翠，清湍石粼粼。先生晦其间，天子不得臣。潜驱东汉风，日使薄者淳。焉用佐天下，持此报故人。”许浑诗：“潮去潮来州渚春，山花如彩草如茵。严陵台下桐江水，解钓鲈鱼有几人？”范希文诗：“汉包六合网英豪，一个冥鸿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云台争似钓台高。”黄鲁直诗：“平生久要刘文叔，不肯为渠作三公。能令汉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丝风。”又诗：“古风萧索不言归，贫贱交游富贵希。世主若非天下量，严陵那得钓鱼矶？”潘德久诗：“貂蝉未必似羊裘，出处当年已熟筹。既有诸公依日月，不妨老子卧林丘。英雄陈迹千年在，香火空山万木秋。堪笑红尘吹帽客，要来祠下系行舟。”项安世《题钓台》诗二首：“辣阘山头破草亭，只须此地了生平。崎岖狭世才伸足，又被刘郎卖作名。”“君房足下竟成谀，只有韩歆已破除。岂有江湖钓竿手，与群台阁奉文书。”朱文公《水调歌头》词云：“不见严夫子，寂寞富春山。空余千丈岩石，高插碧云端。想象羊裘披了，一知两忘身世，来把钓鱼竿。不似林间翮，飞倦始知还。中兴主，功业就，鬓毛斑。驱驰一世，豪杰相与济时艰。独委狂奴心事，不羡痴儿鼎足，放去任疏顽。爽气动星斗，千古照林峦。”
从上面所引这些文字来看，《方舆胜览》先以地理的面目出现：叙地理之方位、得名；又以文学的面貌出现：将文（三篇“记”文）、诗、词排列于次。这不仅已将文学与地理完全融为一体，值得注意的是：在建德这个小小的地理区域里，使人看到了一个以严子陵为核心的地域文化场，严子陵便是这个文化场中一个象征，同时又在被后人反复讲述着，无论是文，抑或是诗，所有的题目都会指向这一文化核心，它成了这一区域文化的象征，也成了后世文人心目中的象征，这一地区因此一人物而有了独特的精神，而文学作品也因此一主题而有了独特的意蕴。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古迹题咏以及诗词文赋或者四六文的大量采录入地理志，从表层看，自然是地域与文学的一种形式上的联姻：地理与文学之间找到了一种可供彼此沟通交融的场所；但其深层意蕴恐怕尚远不止此。
四
作为补充说明的是，从宋代的地理志似乎还可以进一步探讨宋代地域文化与宋代文学特征之关系，比如宋代文学风格的多样化，宋代文学的雅俗并重、化俗为雅或寄雅于俗，宋代文学的知识化与学问化等，是否与宋代地域文化的发展有关呢？
文学风格多样化的形成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但地域文化的多样性肯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尤其是那些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作家和那些具有鲜明倾向的流派，都与地域文化的独特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巴蜀文化的滋乳，会出现司马相如、陈子昂、李白、苏轼这些风格独特的作家；同样难以想象的是，如果没有江南西路在宋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崛起和繁荣，也不可能出现声势浩大而又影响深远的“江西诗派”。地理志作为地域文化的文本形态，正是研究文学地域化和独特性的最好文献。
宋代文学的化俗为雅或寄雅于俗，以及化雅为俗，也可以从独特的宋代地理志中寻找研究的突破口。众所周知，区域文化常常是“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或民间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杂糅并存，一些文人从民间文化中走出来，带着深深的本地区文化的印痕走向“主流文化”，同时也会把“主流文化”以及外部文化带回到原来的地域文化中；地域文化将这些东西不断消化、融合，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不断更新自己，发展自己。宋代地理志，尤其是那些逐渐脱离严肃科学态度的地理志，将本地的风土习俗、历史故事甚至是神话传说之类的土得掉渣的东西，与诗骚、与汉赋、与六朝之骈文骊语、与汉魏以来古近体诗这些高雅脱俗的文化并置一处；将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和达官贵人的喜怒哀乐融为一体，正可以看出这种雅中有俗、俗中有雅的融合气象。
宋代地理志的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以地志为类书，表现了宋人“资书以为文”和“以学问为诗”的癖好。祝穆是因为作四六才来编纂《方舆胜览》，而王象之说得也十分明白，是要“收拾山川之精华，以借助于笔端，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使骚人才士于一寓目之顷，而山川俱若效奇于左右”（见王象之《舆地纪胜自序》）。不能说宋代文学的学问化知识化是由地理志或地域文化造成的，但宋代地理志的类书化倾向肯定对宋代文学的学问化知识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都是些饶有兴味的话题，但又远非本文所能包容得了的，当另具文加以讨论。
参考文献：
［1］《四库全书总目·崇文总目提要》。
［2］赵士炜：《宋国史艺文志辑本序》，见《宋史·艺文志·补·附编》，商务印书馆（上海），1957年初版。
［3］参见《宋史·艺文志·补·附编》的“出版说明”，商务印书馆（上海），1957年初版。
［4］参见黄苇《地记与图经考述》，收入黄苇著《方志论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第44－78页。
［5］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词典》，黄山书社1986年第1版。
［6］《四库全书总目·元和郡县志提要》。
［7］《四库全书总目》卷68史部24地理类一。
［8］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李白集校注》卷二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9］吕午：《方舆胜览序》，祝穆撰、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中华书局，2003年6月第1版。
【注释】
(1)按：此一统计数量与《宋史》所说的407部5196卷不符，多出《宋史》11部，而少于《宋史》1155卷。
(2)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辑得汉唐方志440余种，约40万字，涉及今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台湾、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云南、贵州、四川等23个省市自治区，可见汉唐时方志亦不为少。不过，宋代的方志如果也有人辑佚的话，相信会比这要多得多，《宋史·艺文志·史部·地理类》所著录的地理类著作多有脱漏，比如总志中较重要的王象之《舆地纪胜》、祝穆《方舆胜览》等均未见著录；而方志中更多，如范成大《吴郡志》、梁克家《淳熙三山志》等常见的方志未能著录；《临安志》中也只有周淙的一种，施谔的《淳祐临安志》和潜说友的《咸淳临安志》亦不见著录。而且本文此处所列，只是以宋朝统辖的范围为限，其他有关周边国家或海外的地方志（如《契丹志》、《西南蛮夷朝贡图》、《大理国》、《大理国行程》、《夏国枢要》、《鸡林类事》、《宣和奉使高丽图》、《高丽日本传》、《契丹国王记》、《契丹疆域图》、《契丹地理图》等），并未统计在内。
(3)此书即《括地志》，见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137页。
(4)据有人统计，现存有名目而又确切可以考知为宋人所撰的方志约近400种，其中北宋为140余种，南宋为230种左右。（见黄苇等著《方志学》第二章第四节第15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5)以上所列共计244部，涉及到17个省份，基本上囊括了宋代版图所辖范围。这其中有些著作，或因未能考证而不详，或因一名而数地而未可遽定，如卢肇《海潮赋》、谢颐《素海潮图论》、陈哲夫《李渠志》，《江行图志》（作者不详）；或因当时不在宋人版图之内（见注②），均未计算在内。
(6)有许多地志，在宋代曾经有过多次的纂修，如《严州志》，有五次纂修；《临安志》，在南宋时即有三次纂修（见清人陈鳣《淳临安志·跋》）。关于南宋方志远过于北宋的论述，可参见黄苇《论宋元地方志书》，载黄氏所著《方志论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第79－105页。
(7)《方舆胜览》一书的最初名称就是《新编四六必用方舆胜览》，见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六《方舆胜览》，中华书局点校本《方舆胜览》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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