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文学发展与宋辽夏鼎立格局

宋辽夏鼎立格局下的北宋文学进程

暨南大学　赵维江

一、民族关系格局与北宋文学走向

北宋立国20年后基本上实现了中国的统一，但并未真正恢复汉唐故土，与唐朝相比，北宋疆域要狭小得多，这种情况决定了它的民族关系格局。地处东北地区的契丹族和西北地区的党项族，是北宋周边关系中两个最主要的少数民族。他们在北宋立国前后皆独立建国，不属宋统辖范围，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与北宋保持了和平共处的关系，但总体上是作为宋朝的一种军事威胁和压迫力量而存在，对峙、战争始终是二者关系的主要趋向。自公元960年北宋立国到靖康前（1125）的一百七十余年间，中国境内的民族关系格局大体呈宋、辽、夏三朝鼎立之势，实际上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三国”时期。这一时期民族关系大略有如下几个明显特点：第一，较之于唐朝，北宋内部民族成分相对单纯，与此相关，有宋一代，国内民族矛盾也相对缓和，尽管也有一些少数民族不堪朝廷压迫揭竿而起之事，但始终未有影响其统治根基的重大冲突发生；第二，外部的民族关系状况十分严峻，强悍而富于进攻性的游牧、半游牧民族虎视于北宋的东北和西北边境，长期处于对峙和战争状态，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和压力；第三，在领土疆域上，从一开始就是“夏”小“夷”大，文化观念中“莫非王土”的“四海之内”大部分为“夷狄”所占，而且北宋版图呈不断萎缩之势；第四，在军事力量对比上，基本趋势是“夏”弱“夷”强，汉族始终处于守势，且不断退却。

民族关系格局上的这些特点，对于宋廷的政治决策和社会思想文化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一）由于内部民族相对单一，民族对垒分明，外部少数民族的威胁又十分严重，这就势必使整个社会的民族认同感得到进一步的自觉和强化，民族意识，特别是其中传统的“夏夷之辨”观念，进一步得以明晰和提升，在民族精神的理性层面占据显要地位，成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思想来源。（二）国土的残缺和不断萎缩，各民族在地域分布上的内外分明，又不可避免地使儒家文化中的“大一统”国家观凸显于社会文化观念中，成为收复失地统一中国的内在精神动力。（三）力量对比上的“夏”弱“夷”强，使得宋廷不得不采取妥协求和的政策；而另一方面，社会各阶层特别是文人士大夫，基于“尊夏攘夷”和“大一统”的思想又不断地提出北伐灭夷，统一中国的强烈诉求，这就使得战和之议在宋朝，成为朝廷政策一个争论的焦点。（四）军事上“夏”弱“夷”强的形势，对于士大夫阶层不断强化的民族自尊心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刺激，革故鼎新以富国强兵便很自然地成为他们迫切的要求，而国内政治清晏稳定，又给予改革以空间和希望，于是出现了王安石变法等改革运动，并由此引起了北宋中后期激烈的新旧党争。

纵观北宋王朝兴亡的历史，宋与契丹和西夏民族之间的力量对比和应对政策在不断的变化中，有攻有守，有对峙有和解。北宋在民族关系上所处的这种特殊境遇，对于其政治进程和思想文化形态始终是一个极为敏感的关键因素。宋代文学作为宋代社会文化形态的一部分，当时特殊的民族关系必然会从不同的方面影响到其发展的趋势和基本特色。这种影响有时是直接的，有关民族关系的突然事变或重大事件，往往迅速地反映在文学创作中，成为作家们关注的焦点。更多时候，这种影响是通过政治和文化的中介而作用于文学的，由民族关系而引起的政治斗争往往决定着文人的命运和处境，影响着文人的价值观念和心态，进而影响到文学创作的内容和风格。虽然有些文学现象不是直接由民族关系引起的，作品内容也不直接反映民族关系，但我们在探究其发生原因时仍然可以看到民族关系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首先，宋、辽、夏鼎立格局对实用主义文学观的形成有着直接的促动作用。由于北宋立国后统治者采取“右文”政策，重视士人作用和士人自身社会地位的提高，奠定了宋代士人阶层心理状态的基调——关心世事、锐意进取、积极入世。以这种现实关怀的心态去观察和思考当时契丹、西夏环伺于外的民族关系格局，便很自然会产生出一种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责任感。可以说从范仲淹的庆历革新到王安石变法，富国强兵以改变宋朝在民族关系鼎立格局中的弱势地位都是一个基本出发点。适应于士人阶层政治改革要求的需要，实用主义文学观，即视文学为工具的观念，成为北宋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倾向。宋初王禹偁云：“夫文，传道而明心也。”⁽¹⁾周敦颐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²⁾尽管人们对“道”的理解未必一致，但其以“文”为“传道”、“载道”的工具却毫无二致。这种工具主义诗文理论发展到北宋中叶而达到顶峰，演化为一种直接为社会政治服务的诗文价值观，如王安石更明确直截地说：“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文学为“治教政令”所用，是“载道”、“传道”之具，显然对边事问题的直接关注和反映，也必然是其“道”的一个重要体现。这一点在下节关于诗文革新兴起的论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其次，宋、辽、夏鼎立格局也从多方面影响到北宋文学的精神品格。忧患意识与爱国主题的弘扬是宋代文学中最富于感染力的方面，也是民族矛盾激化直接作用于文学创作的结果。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代表了宋代士大夫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宋人所忧患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国势贫弱和外族强大所造成的严重边患。深沉的忧患意识，又造成宋代文学中爱国主题的高扬。北宋的民族矛盾空前激烈，一百余年间外患不断。基于传统文化中“夏夷之辨”及“大一统”思想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也就成了宋代社会抗击外敌的思想动力，同时生发出文学创作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此外，这种三朝鼎立格局对宋代文学的思辨色彩与理性品格的形成也有重要的作用。宋人严羽《沧浪诗话》最早提出“本朝人尚理”，“以议论为诗”。宋代文学确实充满了浓郁的思辨色彩，不仅诗、文中议论横生，即使词里也有辛弃疾“以文为词”（主要是议论入词）一路。所谓“议论”实质上是宋人关于“‘天人之际’的睿智思考”，即宋代文学的理性精神在文学中的表现。⁽³⁾宋代文学这方面特征的形成与宋代民族矛盾尖锐，外部环境恶劣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文学中理性品格实源于宋人政治和哲学思想中的“内省”精神，“内省”的根本意义在于探究宇宙、社会和人生之正道至理，以增强面临外侮内患的宋代社会的凝聚力。可见，宋代文学创作中主思尚理的倾向，与宋人关于如何在由民族关系所造成的恶劣外部环境中生存、发展的思考是分不开的。这种联系最明显的事实是，宋代各体文学作品中都不乏直接对于有关民族关系的边患、战和、夏夷、兴亡等主题的议论。

再次，宋、辽、夏鼎立格局与宋代文学审美风格的形成及变化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内敛与深微，可以说是宋代文学一个突出的审美特征。缪钺《论宋诗》⁽⁴⁾在谈及宋人审美观念时说：“宋代国势之盛，远不及唐，外患频仍，仅谋自守，而因重用文人故，国内清晏，鲜悍将骄兵之祸，是以其时人心，静弱而不雄强，向内收敛而不向外扩发，喜深微而不喜广阔。”这里虽就宋诗言，实际上宋代整个文学都呈现出了这样一种内敛与深微的审美特征，宋词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典型。选材上不避纤细，注重内心世界的开掘，追求细腻和幽深的意境，在宋代诗、词里是共同的，只是词里更突出些。这种内转和喜深的审美倾向，其成因是多方面的，但宋在民族关系中所处的劣势地位和外族侵略下疆域不断萎缩的现实所造成的心理压抑和反思精神，当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宋代文学的文风柔弱，特别是宋词的柔媚香软之风，历来为论者所诟病，但这是就整体风气而言，且不说诗文中不乏慷慨激昂之作，即使在词中以苏轼为代表的豪放体也是引人注目的。我们发现，那些富于刚健之气的作品的产生往往与东北和西北边事相关。词中豪放之作的产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即作于抗击西夏的西北边塞。苏轼著名的《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所表达的“西北望，射天狼”之愿望针对的是当时西夏入侵的事实。贺铸《六州歌头》（少年侠气）也是为当时西夏犯边之事有感而发。⁽⁵⁾民族对峙格局实质上意味着各民族实力的竞争，在冷兵器时代，民族的勇武精神和民族的强悍性格往往在对于彼此间的力量对比和最终胜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北宋文学中刚健豪雄风格的出现，实为对当时文弱世风的一种矫正，代表了北宋社会对强力的需求和呼唤。遗憾的是这种呼唤未能唤起社会的普遍警觉。

二、民族忧患意识与诗文革新的兴起

契丹族所建立的辽国，是宋初民族关系中的主要对手。从宋太宗灭北汉之年（979）发动攻辽之战到1004年签订澶渊之盟的二十余年间，宋与辽的关系大致经历了由军事进攻到相持和解的过程。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实为宋、辽力量平衡的结果。这一结果一方面暴露了北宋制度上的缺陷和国力的贫弱；另一方面也由此而确定了北宋统一的基本规模。西北方面的党项族是北宋的又一严重威胁。宋太宗时李氏政权虽表面臣服于宋，但不久便发动割据战争。元昊即位后，公开称帝，建立西夏国，再度与宋交战。战场上连连失利和故地收复的无望，对于北宋士阶层的心理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挫伤和刺激，不能不引起他们对现实的思考和变革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沿袭五代风气的文坛也开始出现了革新的呼声和迹象，强调文学教化作用的“文以载道”观念重新被提出，特别是诗文创作中关注现实和注重内容的倾向开始出现，弥漫于有宋一代文坛的忧患意识也正是于此时植下了根基，由此开启了北宋诗文革新的滥觞。

当时文人多数是从五代十国入宋的，如李昉、陶谷、徐铉、刁衎等。他们入宋以后的散文仍多为五代时盛行的骈体，风格轻淫侈靡、华而不实。这种情况为许多有识之士所不满，作为当时文坛领袖人物的王禹偁（954－1001），明确提出“革弊复古”⁽⁶⁾，“传道明心”，“宗经树教”⁽⁷⁾的主张。这一主张实际上是根据儒家文学观将文学作为其政见的一种特殊的陈述方式和补充，而其政见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即是当时对社会有着重大影响的民族关系。983年王禹偁擢进士，“时北庭未宁”，宋太宗“访群臣以边事”，他即上《御戎十策》，力主北伐抗辽。对于西北边患，他“屡献讨李继迁便宜”，根据具体情况提出了与对辽关系不同的策略，“以为继迁不必劳力而诛，自可用计而取”。其建议为朝廷所采，后“夏人款附，卒如禹偁言”。真宗即位后，王禹偁上《疏言五事》，其中前二事“谨边防，通盟好”和“减冗后，并冗吏”都是针对当时与辽、夏关系的具体状况而提出的，其后不久的“澶渊之盟”实与王禹偁所主张的民族和解精神是一致的。

王禹偁关于当时民族关系的思考和主张实际上是他论文之“道”的具体体现。其“道”固然来自古人，但却是由己“心”所悟，立足于现实的。而现实中直接关系着宋廷外交与内政的民族关系，自然构成了王禹偁所复之“古道”的一个基本着力点。因此，他以身行“道”，宋与契丹和党项等少数民族的关系也就首先进入了他的视野。而其文要肩负起“传道”的责任，就必须摒弃浮艳，以补裨时政。王禹偁倡复古革新之议并非仅为“边事”，但“边事”确为其中一个基本动因。作者诗文中大量的有关这方面内容的作品即是一个有力的说明。其文集中许多直接论政的奏议且不提，在文学性较强的散文中也可以看到民族关系问题与其创作之间的联系。《唐河店妪传》是作者的著名篇章，专为一位机智勇敢击杀辽军的老年妇女立传。此文的写作背景即是宋初边地双方相争的复杂形势，文中对普通百姓爱国精神的歌颂和抗敌不力的当权者的谴责，表达了作者在宋辽关系问题上的一贯主张。《小畜集》中有一篇洋洋洒洒的古赋《大阅赋》，借颂美天子大阅兵雄壮场面，抒写作者“保宁宗社，震詟蛮夷”的愿望。王禹偁的诗歌中同样有许多作品或直接表达他对边事的关注和见解，或借古喻今发表对现实中民族关系的看法和感慨，如《战城南》、《怀贤诗》、《对雪》等，由这些作品可看到民族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作者创作中主题和题材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当时民族关系的严峻形势促使王禹偁形成了他以“复古”为旗帜的传道补世思想和创作上的写实风格。

活跃于当时文坛的其他一些作家的情况同样也说明了民族关系对于诗文革新思想形成的重要作用。柳开（947－1000）是宋初率先以朴实文风矫治五代浮艳之弊，以“开古圣贤之道”，“开今人之耳目”⁽⁸⁾的重要作家，“息兵戈，静边戍”⁽⁹⁾是他为文的一个重要主题，如其《代王昭君谢汉帝疏》一文代昭君立言，借题发挥，讽刺宋廷的对辽政策。稍晚些的穆修是一位不遗余力地鼓吹文学复古的道学家，他虽然终生下僚，然并未忘怀于国家边庭之安危，他在《上大名陈观察书》一文谈文武之道，特别强调“柄国重任，殿河朔上流，礼接边邻，镇静方域”的边地将帅，必须“明学术”，才能“制远御众”。此“学术”虽不等同于“文学”，但“文学”实已包含于内。“文德”关乎“武备”，所以当世文坛的“浮轨滥辙”也就必须弃绝。

到了北宋中叶，宋初文坛以复古为旗帜的诗文革新呼声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响应，已形成了一个范围广泛的诗文革新潮流，宋、辽、夏关系当是这场文学变革的主要推动力之一。石介是宋中期诗文革新的一新主将，他从儒家道学家立场反对佛、道，极力提倡古文，主张文章应为儒家的道统服务。《怪说》等文猛烈地抨击佛老，指斥西昆体，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究其对佛老的排斥，我们同样无法忽略当时民族关系所起的重要作用。石介之所以排斥佛老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认为佛老乃夷狄之教。佛教由古印度传入，但道教则中国土生土长，也被视为同类，这大概与当时道教在少数民族统治的北方发展迅速有关。石介将佛老提高到夷夏之辨这一高度，除了反佛传统外，其现实的原因是宋王朝北方的少数民族势力却越来越大，直接威胁到宋王朝的统治。士人对民族问题十分敏感，他们企图以华夏大一统旧训推动朝廷向北发展或增强抵御来自“夷狄”的入侵的精神力量。可以说，民族意识的强化对于诗文革新在宋中叶形成热潮有着密切的关系。

欧阳修（1007－1072）是当时诗文革新的旗手，其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不同于石介等道学家把文学看作道统之附庸的倾向，但“明道”、“致用”仍是文学理论的落脚点，在排佛问题上他与道学家是完全一致的，曾著《本论》三篇，斥佛教为“奸邪”，其中一个依据是佛教由外族传入，妨害了中国的礼义之本。他鼓吹诗文革新是为了使文学有用于世，改变北宋的积弱积贫状况。而国力的强盛又直接关系着朝廷与周边民族关系的格局，他在《新五代史》中说的十分清楚：“自古夷狄服叛，虽不系中国之盛衰，而中国之制夷狄，则必因其强弱。”⁽¹⁰⁾因此他要求创作“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¹¹⁾。在他的创作中不难寻绎出“夷狄服叛”问题与其文学革新主张及其创作的内在联系，这不仅体现在《边户》这类直接以宋辽关系为背景的作品中，更体现在其创作所表现的文学价值观上。

实际上，我们从所有参与诗文革新的主要作家的理论和创作中都可看到民族关系这一要素的影响。如苏舜钦（1008－1048）《庆州败》即是描写“今岁西戎背世盟，直随秋风寇边城”的事件，《吾闻》表现他对边事“感叹肠胃热”的关切。政治改革家王安石要求文学以“适用为本”，他曾利用诗歌形式揭露当时河北边民“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¹²⁾的现实。作为诗文革新代表作家的苏轼（1036－1101），对民族关系的关注同样引导着他在创作中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教战守策》是其中代表性作品。苏洵（1009－1066），对民族关系和边防战备的议论是引人注目的，许多作品表示了对北宋“夷狄视之不甚畏”⁽¹³⁾的衰弱之势表示深深的忧虑。

三、民族和解与文学创作的全面繁荣

宋辽澶渊之盟订立之后，中国境内的两个主要民族的关系由对抗走向了和解，由军事攻伐变为和平竞争。宋辽和解后，北宋以对辽相似的办法，换取对夏的妥协，于1044年双方签订庆历和议，西北边境也得到了暂时的安定。北宋社会由此进入了以内部建设为主的和平发展阶段。作为这一时期最重要政治家的王安石在神宗即位（1068）后曾上《本朝百年无事札》，这样评述当时的民族关系：“仁宗之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宁屈巳弃财于夷狄，而终不忍加兵。……自夏人顺服，蛮夷遂无大变，边人父子夫妇得免于兵死，而中国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他认为这种民族和睦局面的形成，是宋廷“宁屈巳弃财于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所谓“弃财于夷狄”即岁输银绢于辽、夏，这实际是根据当时的民族实力对比而采取的一种“以钱物换和平”的妥协政策，由此而达成的民族和解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三边罢警，俱息於战争”，给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推动了和平环境下民族间的融合与竞争，促进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北宋因此“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民族关系的改变，从总体上改变了文学创作环境，影响到文人的命运和心态，文学创作也由此出现了许多新的面貌，特别是随着诗文革新的深入和成功，宋代文学逐渐进入了一个全面繁荣的新时期。

因妥协而形成的民族和解局面，对于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心态影响是深刻的，他们普遍怀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们不得不接受无法恢复汉唐故地而必须与异族相安共处的现实；另一方面他们又心有不甘，总是希冀有朝一日中国振兴，夷狄归附，从而一统天下。这种心态在宋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得也十分突出，在宋人作品中萦绕不去的“明妃”情结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明妃，即王昭君，又称明君。自东汉以来，王昭君入胡和亲的故事就成了文人笔下常写不衰的题材，但宋人对此却是情有独钟。在宋及宋前历代诗歌作品中检索“昭君”和“明妃”两关键词的出现频率，唐前共21次；《全唐诗》、《全唐诗补编》和《全唐五代词》中共56次；《全宋诗》和《全宋词》中共146次。⁽¹⁴⁾当然由于古典诗词讲究含蓄的特点，尚有大量咏昭君事的作品，却并未出现这些字眼，不过从概率上还可大略看出宋人对昭君题材的偏爱。宋人咏昭君诗中最著名的当为仁宗嘉祐年间王安石等人的《明妃曲》唱和之作了。王安石首唱，作《明妃曲》两首，后有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刘敞、韩维等人相继庚和，成一时佳话。尽管这些作品立意和风格不尽相同，但在悲悯王昭君远嫁胡地之不幸和谴责汉主识佳人及“制夷狄”之“计拙”这两点上，则是一致的。宋人对昭君的咏叹，实际上是当时北宋与契丹、党项妥协媾和之事在他们心理上的一片浓重的投影。显然，北宋以银绢换和盟而永远失去塞外故土的事实，正如同昭君为汉廷“结欢万里外”⁽¹⁵⁾的和亲之举，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看到但又不得不接受的结果；溯漠风沙中昭君那幽怨的琵琶声，弹奏的正是宋人心中永远也抹不去的痛；而对君王“计拙”的指责无疑也是来自于北宋民族关系及朝廷政策的反思。文学创作中的“明妃”现象反映了当时文人心态的一个重要侧面，屈辱感伴随着无奈、感伤和怨恨成为这一时期文学一个普遍情调，并影响到有宋一代文学特色。

澶渊之盟后北宋文坛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是“西昆体”的产生。“西昆体”是宋初文学复古进程中的一个插曲，当时馆阁文臣盛行的唱和风气是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其直接缘起于真宗景德二年（1005）翰林学士杨亿等奉命编纂大类书《册府元龟》，但其社会原因则仍然与当时民族关系缓和的形势有关。欧阳修为西昆派后学晏殊所撰《神道碑铭》称：“臣伏读国史，见真宗皇帝时，天下无事，天子方推让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讲礼乐，以文颂声，而儒学文章、隽贤伟异之人出。”西昆之兴正是借助了这样一种时代土壤和环境气氛。宋、辽、夏媾和后北宋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局面，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历来奉行佑文政策的朝廷此时着手实施一系列重大的文化建设举措，《册府元龟》的编纂即是其中之一。由此给一大批文人提供了一个悠游闲雅的环境和平和覃思的心境，于是才可能产生这样相对集中的赋诗唱酬活动。我们还应看到，民族关系与“西昆体”之间还有着更深层的内在联系，也就是说与当时的诗文革新一样，“西昆体”也渗有文人们关切和忧思民族命运的因素。“西昆体”代表作家的杨亿（974－1020）的情况颇可说明问题。杨亿以学习晚唐诗人李商隐著称——这正是“西昆体”一个显著特征，而杨亿对义山诗的接受则与他当时的心境有密切关系。景德元年（1004），契丹入侵，群臣慌张，劝真宗迁都或退避，独杨亿与寇准激切上书主战⁽¹⁶⁾。后真宗虽勉强应战，并订下澶渊之盟，但后来听信谗言而打击和冷落主战者，寇准因此遭贬，杨亿也被认为“性峭直，无所附会”而受到排挤。此时已步入中年的杨亿心中充满了压抑、苦闷和忧患。就在这时，他接受了李商隐。显然，这是由于义山诗那浓重的感伤情调和忧患意识以及委婉多讽、意象朦胧的风格与他此时的心境正相契合。可见，“西昆体”的产生，与当时民族关系的变化和由此而形成的文人心态有着不容忽略的联系。“西昆体”虽存在一定的形式主义弊端，但从本质上讲，它绝非全是“内容浅薄”、“感情虚假”之作，其中许多作品充满了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和忧愤。(www.xing528.com)

由于外部民族矛盾的缓解，士大夫文人也将关注社会的重点转移到了国家内部，与契丹、党项交锋而屡屡败绩的严峻现实，使他们不能不反思问题的症结。战争实质上是双方物资财力的比拼，虽然北宋立国后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对于支持统一战争的完成仍显得力不从心，长期战争的消耗已使宋廷国库空虚，而为和议又需每年支付大量的钱物，无疑使其财政雪上加霜。对此，整个士阶层表现出极大的忧虑，改革图新，富国强兵成为强烈的社会诉求，于是范仲淹领导的庆历革新和王安石所主持的大规模变法相继出现。特别是王安石变法给北宋政治以深刻的影响，并由此影响到士大夫文人的命运、心态和他们的文学创作。围绕着变法，士大夫文人无可逃避地被化分为两大集团：新党与旧党。旷日持久的党争，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北宋文学史中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如“乌台诗案”等），有学者评论王安石新党集团时指出：他们“不仅是一个政治集团，而且也是一个政治上结党造成的文人分野的环境中形成的作家群，其中不乏高手，同时还有不同于其他文人集团的文学思想，有着一定的文学实践”。⁽¹⁷⁾旧党文人集团更当作如是观。基于变法和党争而出现的文坛变化虽然难以说是由民族关系的变迁而直接引起的，但它却是以北宋中叶所出现的民族和解、国内承平的大背景为前提的。

民族和解与承平时代的到来，对于北宋文学产生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促进了市民文学的兴盛。自澶渊之盟订立和与西夏议和后，大规模边塞战争已基本停止，尽管每年要向辽、夏输银、绢数十万，但这“岁币”只占北宋政府收入的一小部分，其代价无疑要比战费来得低廉。和平的环境给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带来了一个难得机会，几十年间生产持续发展，经济高度繁荣，特别是城市手工业和商业发展迅速，促使了城市、城镇乃至草市的兴盛。汴京、杭州、建康、成都等都是人口达十万以上的大城市。都市中坊（居住区）和市（商业区）的界限和夜市禁令的取消，为商业和娱乐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更有利的环境。此外，宋王朝优待士大夫，官员的俸禄及贴补收入比较优厚，宫廷和官僚阶层的生活奢华，一般市民也以奢靡为尚，享乐之风弥漫于整个社会。繁华的都市生活，滋生了各类以娱乐为目的的文艺形式，说话、杂剧、影剧、傀儡戏、诸宫调等艺术迅速兴起和发展，而词则成为宋代最为耀眼的文学样式。设想如果边衅不断，即使北宋最终能免于亡国命运，那战乱所留下的凋敝的经济和病疲的人民也只能勉强维持帝国大厦于不倾，何谈城市的繁荣，而依赖于此的市民文学自然也无从发展和兴盛。

【注释】

(1)《答张抉书》，《小畜集》卷十八，《四部丛刊》本。

(2)《通书·文辞》，《濂洛关闽书》卷一，《国学基本丛书》本。

(3)见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绪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6月版。

(4)载《诗词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5)见锺振振：《〈六州歌头〉系年考辨》，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4辑。

(6)《送孙何序》，《小畜集》卷十九，《四部丛刊》本。

(7)《答张抉书》，《小畜集》卷十九，《四部丛刊》本。

(8)《补亡先生传》，《河东先生集》卷三，《四部丛刊》本。

(9)《代王昭君谢汉帝疏》，《河东先生集》卷三，《四部丛刊》本。

(10)《四夷附录第二》，中华书局排印本。

(11)《与黄校书论文章书》，《欧阳文忠集》卷六十七，《四部丛刊》本。

(12)《河北民》，《全宋诗》卷五七六。

(13)《上皇帝十事书》，《嘉祐集》卷十。

(14)据北京大学《全唐诗》和《全宋诗》计算机检索系统检索。

(15)［宋］韩维：《和王昭君》，《全宋诗》卷四二○。

(16)见陈师道：《后山谈丛》，《四部备要》本。

(17)沈松勤：《论王安石与新党作家群》，《杭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