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文学士族迁徙对文学风貌的影响 -《唐代文学时空研究》

附录　初唐文学士族迁徙与文学风貌关系的考察^[1]

一、前言

唐初文学士族的迁徙既有主动的向心型迁徙，也有被动的离散型迁徙。唐初文学士族的迁徙，从迁徙方向的角度看，主要有两种类型，即向心型和离散型；从迁徙意愿的角度看，则可以分为主动型与被动型两种。其迁徙还可以细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统治者极力笼络，文学士族倾心归附，总体态势以向心型为主；后期因朝廷变局纷争增多，文学士族命运坎坷者多，离散型占主导地位。当然，某些文学士族的迁徙情形比较复杂，只能从整体上归入某一类型。其迁徙原因大致为两个方面：科举仕进、贬谪宦游。

唐初文学士族的迁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受到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作为一个特殊的掌握文化资源的群体，唐初文学士族的迁徙对当时的文化生态、文学面貌，以及文学风格的变化与发展，都有深刻的影响。

二、初唐文学士族迁徙类型与原因

（一）向心型

一般而言，一国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于其资源聚集会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向心型迁徙就是由于此种吸引力，致使文学士族出于科举、仕宦、求学等目的，由边缘地区向中心城市聚集的过程。它深刻地影响、改变着一地、一国的文学地理风貌，而文学士族也在迁徙的过程中重塑自己。

由于主观动机的差异，向心型迁徙又可以分为主动型迁徙与被动型迁徙。两者对文学风貌的影响也有差异，兹举数例予以分析。

1．主动型迁徙。主动型迁徙的文学士族或因科举，或因为官，或因求学，而向中心城市发生地域变动，但皆属主动而为。与被动迁徙型相比，这些主动迁徙型文学士族对功名渴望更甚，在心态和行为上更趋保守。这些因素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其表现是诗歌内容上的浮泛空洞，诗歌感情上的虚弱苍白，诗歌形式上的整饬，诗歌语言上的华美绮靡，以及这些诗歌要素之间的分离状态。如初唐文坛翘楚许敬宗、上官仪、沈佺期、宋之问等。

许敬宗的向心型迁徙有两次，第一次是因科举求仕。他是杭州新城（今杭州富阳）人，“幼善属文”，隋炀帝大业中科举及第，此时许敬宗还不满20岁，可谓春风得意。虽然隋炀帝将都城由长安迁到了洛阳，但这并不影响许敬宗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向心型迁徙。后来他“调淮阳书佐，俄直谒者台，奏通事舍人事”（《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八》），仕途一帆风顺。但隋末乱起，他的父亲“为宇文化及所杀”，许敬宗本人“去依李密为记室”，从江都（今扬州）到了瓦岗（今河南滑县），后来李密降唐，许敬宗就跟着到了长安，完成了自己的第二次向心型迁徙。从以上简单的过程考察可以发现，许敬宗的迁徙都是主动的（虽然第二次也有部分被动的成分），都是为仕途功名。这样的迁徙自然改变并加强着其心态向保守方向的变化，这也反映在他对待唐高宗立武则天为后一事的态度上。

“帝将立武昭仪，大臣切谏，而敬宗阴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剩获十斛麦，尚欲更故妇。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谓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八》）许敬宗曲言逢迎，皆为博取人主欢心，为博取功名，他也确实得到了——“诏敬宗待诏武德殿西闼。顷拜侍中，监修国史，爵郡公”，原因是“帝得所欲”。

又如上官仪，其迁徙路径也是由边缘地区向中心城市，尤其是政治、文化中心的都市的指向，即由江都（扬州）向长安、洛阳迁徙。上官仪的迁徙也属于主动型，但与许敬宗有明显的差别。

上官仪的迁徙是主动的，其迁徙目的也是出于对功名的向往，但有他自己的特点，即更慕虚荣。如唐高宗时，雍州司士参军韦绚入朝为殿中侍御史，有人认为这是“非迁”，不划算，因为“殿中侍御史六人……掌殿廷供奉之仪式”（《旧唐书·职官三》），其官位品级是从七品下，而司士参军“掌河津及营造桥梁、廨宇等事”，其官位品级是七品。但上官仪不这样看，他认为这种观点是“野人语”，理由是“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龙，簉羽鹓鹭，岂雍州判佐比乎？”（《新唐书·列传第三十》）宁愿官职低一些，也要做更光鲜的京官，即使“殿中侍御史与监察御史（正八品下）均不得坐”，也心甘情愿。所以，上官仪诗歌风格“绮错婉媚”，从他自身的迁徙以及他对待同僚迁徙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其部分内在原因。

沈佺期的迁徙轨迹是“向心—离散—向心”，但总体上属于向心型。沈佺期是相州内黄（今属河南）人。他不是名门之后，但同样少年得志，唐高宗上元二年（675）18岁时进士及第，完成了向京都的第一次“主动—向心型”迁徙，“由协律郎累除给事中”。38岁时，武则天称帝，沈佺期被召拜为通事舍人，之后的十年中，平步青云，四次升迁，由考功郎晋升为给事中，然后做了尚书。后遭人陷害——其实是陷入朝廷斗争的旋涡，入狱并被流放，“遂长流州”。这是沈佺期的“被动—离散型”迁徙，其原因是贬谪。705年，唐中宗复位，沈佺期“遇赦量移台州录事参军”；景龙中入修文馆为学士，返回长安，直至病逝，完成了向京都的第二次“向心型”迁徙。

2．被动型迁徙。唐初，大乱初定，文学士族迁徙呈现一种新的面貌。隋文帝为削弱地方世家大族的势力，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纳士。唐承隋制，继续用科举制延揽人才。一时天下英才，麇集京师，呈现一种巨大的向心型迁徙面貌，即唐太宗所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但细究其情，则可发现，这些文学士族的向心迁徙，其情形非常复杂。有主动型，也有被动型，甚至主动与被动交替、交叉。

如虞世南，由陈入隋，由隋入唐，都是在权力中心，总体态势是向心型，但都是被动的迁徙：隋文帝“召为建安王法曹参军”，李世民“引为府参军”；而虞世南则是“屡乞骸骨”（《新唐书·列传第二十七》），要求离开京师——主动要求进入离散型状态而不可得。虞世南和许敬宗形成了鲜明对比，就以依附窦建德为例，许敬宗是主动投靠，虞世南是“从（宇文化及）至聊城，为窦建德所获”。对功名的态度，他们截然不同；对生死的态度，他们也对比鲜明：“昔吾（封德彝）见世基死，世南匍匐请代；善心死，敬宗蹈舞求生。”（《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八》）这样不同的心态，自然影响到他们的诗文创作的面貌。

在迁徙的“被动”方面，主动型迁徙的诗人中也有交叉现象，如前述沈佺期及下文的宋之问。在向心型和离散型方面的情形也是如此。面对这些交叉现象，我们只能做大致总括的归类。

3．综合型迁徙。宋之问的迁徙轨迹属于“综合型”，即向心、离散、被动、主动交叉，而向心多为主动，离散多为被动。所以其迁徙可分为“向心—主动型”与“离散—被动型”。

宋之问起自乡闾，并非名门。唐高宗上元二年（675）进士及第，喜登“龙门”，踏上了仕途，完成了他的第一次“向心—主动型”迁徙。宋之问以文才深得武则天赏识，永隆二年（681），与杨炯同入崇文馆充学士。天授元年（690）秋，武后称帝，敕召宋之问与杨炯分值于洛阳西入阁。

武则天死，宋之问被贬泷州（今广东罗定市）参军。这属于被动离散型迁徙。但宋之问很快逃归洛阳，却是被动向心型迁徙。他因检举友人张仲之立功，被提拔为鸿胪主簿。唐中宗将用为中书舍人，太平公主揭发他知贡举时“赇饷狼藉”，于是他被贬越州长史。于是又开始被动离散型迁徙。景云元年（710）六月，临海郡王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诛杀韦后和安乐公主，拥立唐睿宗，以宋之问尝附二张及武三思诏流钦州（今广西钦州市东北），后以赦改桂州。先天元年（712）八月，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宋之问被赐死于徙所，结束了最后的人生旅程。

（二）离散型

离散型迁徙基本都属于被动型，原因大部分是被贬谪；当然其中也有部分主动型的，目的基本都是为全身避祸。被动离散型迁徙的文学士族典型者是“初唐四杰”和陈子昂。

“初唐四杰”的迁徙也都包含了向心和离散两个方面，但总体态势是离散的类型。王勃的迁徙是由向心趋向离散，而总体上属于离散型。他的迁徙路径是：边缘→中心→边缘，具体为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长安、巴蜀、虢州，最后在赴交趾探亲的路上渡海溺水，惊悸而死。其迁徙意愿则是由主动趋向被动。当然，王勃在才华早露，未成年即被司刑太常伯刘祥道以神童向朝廷表荐，并对策高第的过程中，也含有一些被动的成分，因为他毕竟是被举荐。而乾封初因戏为《檄英王鸡》文，被高宗怒逐出府，被迫出游巴蜀，则又含有一定的主动成分。试想，作为沛王王府侍读，却写出檄文，名义是“檄鸡”，骨子里则有主动挑战王权、平交王侯的意味，宜乎其为最高统治者驱逐。

杨炯的迁徙总体上也是由向心型趋向离散型。他的迁徙路径是：边缘→中心→边缘→再中心→再边缘，具体为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长安、梓州、洛阳、盈川（今浙江龙游县）。他年仅11岁就被举为神童，虽然很早就应制举授校书郎进入朝廷，但他始终没有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赉。个中缘由，自然是他保持自身的独立，不肯阿谀逢迎所致。例如他的应制诗《奉和上元酺宴应诏》，居然有这样的句子——“赤县空无主，苍生欲问天”。对比与他同时在洛阳供职的宋之问，高下立判。宋诗如应制诗《上阳宫侍宴应制得林字》中的句子：“广乐张前殿，重裘感圣心。”“微臣一何幸，再得听瑶琴。”全是感恩戴德、夸耀荣宠的句子。所以，杨炯的迁徙，无论是向心还是离散，其迁徙意愿的主动性都不是十分强烈。

卢照邻的迁徙基本属于离散型，其迁徙路径是幽州范阳、扬州江都、长安、益州新都，在新都县尉任上秩满去官，然后基本就是因恶疾而归隐了。他虽在京师10年，但只是一个小小的邓王府典签，主要职责是处理文书，最后也只做到县尉这样的小吏。

骆宾王的迁徙路径虽然也是边缘→中心→边缘，但他的迁徙类型基本属于离散型。考察骆宾王的迁徙之路可以发现，虽然他少负才名，但仕途却一直不顺利：22岁第一次赴长安赶考，失意而归，第一次隐居兖州。42岁才在河南入豫州刺史道王李元庆幕府，46岁第二次隐居兖州。48岁才中举，授奉礼郎。51岁即被罢官，然后离开京城，随薛仁贵出征西域。674年随军入滇，参加平叛；旋奉使入蜀，在四川的军中服役。675年授武功县主簿。679年任侍御史，随即被罢，贬放临海县丞。684年从徐敬业起兵，最后兵败不知所终。从时间段上可以明显地看出，骆宾王的迁徙多数是在向外迁徙的路途上，在京城的时间短，官位低，“离散”是其基本特点。(www.xing528.com)

作为影响甚巨的文学士族，陈子昂也是仕途蹭蹬。其迁徙也是典型的短期向心、长期离散型，其迁徙路径是梓州射洪、长安、远征契丹、辞官归乡，最后冤死狱中。他虽然也算年少得志，在唐睿宗文明元年（684）24岁中进士，为武则天所赏识，被升为右拾遗，并且也曾经在武则天称帝后，“上《周受命颂》以媚悦后”，但他本质上是“褊躁”之人，也就是急切敢言，失去了武则天的欢心，“奏闻辄罢”（《新唐书·列传第三十二》）。

离散型文学士族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敢言，他们也追求功名，希望成就事业。但他们的功名心远没压倒羞耻心，更希望通过自己的远见卓识，为君王出谋划策（如陈子昂），而不是成为文学弄臣，甚至希望能够平交王侯（如王勃）。而这在封建集权的时代是不可能的，这也注定了他们从权力中心被边缘化的命运。但这对文学却是福音。

三、初唐文学士族迁徙与文学创作

（一）文学士族迁徙与文学风貌

初唐文学士族的迁徙类型虽然表面上相似，都有向心、离散兼有或交叉的情况，但仔细分析，则可以发现其同中之异：早期以向心型为主，后期以离散型为主。详细情形见表1：

表1　初唐部分文学士族迁徙情形对照表

以上我们选取了几个有重要影响的代表性的文学士族，对他们的迁徙时间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前期文学士族在京时间平均为36．2年，最长者达52年，最短者也有20年；而后期文学士族在京时间平均为8．8年，最长者仅26年，最短者仅2年，其中骆宾王第二次入京仅半年即被逐，可以说是不旋踵而离京。

这样的文学士族迁徙态势，对当时文坛的文学风格及文学风貌有很大影响。初唐前期，由于国家初建，统治者需要大批人才，所以对文学士族比较宽容、尊崇，如唐太宗对上官仪的荣宠：“太宗每属文，遣仪视藁，宴私未尝不预。”（《新唐书·列传第三十》）武则天游洛南龙门，诏从臣赋诗，对宋之问“夺袍以赐”的佳话，都深深刺激、鼓舞着文学士族们攀附龙门的雄心。加之最高统治者本人对文学的爱好，甚至他们本人也有创作，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称为文人，所以初唐前期文学士族的待遇比较优渥，甚至可以位极人臣。但一心向上爬的欲望也扭曲了文学士族的心态，朝廷的高位也局限了文学士族的创作。最典型的如领袖文坛的宋之问及其身边的一批文学士族对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的态度及行为：“之问与阎朝隐、沈佺期、刘允济倾心媚附，易之所赋诸篇，尽之问、朝隐所为，至为易之奉溺器。”（《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八》）可以想象这样一批被抽取了筋骨的文学士族，他们主导的文坛，除了歌功颂德、堆砌辞藻，还会是什么样的面貌。

因此，初唐的文学士族迁徙过程及环境的巨大变化，对文学士族自身的思想与心态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则直接导致初唐前期与后期文风的显著差异，即前期以空洞而绮靡为主流，后期以刚健而清新为特色。就文学士族个人而言，则有前期与后期的显著转变，有时甚至判若云泥，如宋之问，在京城权力中心，其应制诗虽语言辞藻丰富、典雅华丽，但歌功颂德、内容空洞，被贬岭南后，进入离散型状态，则有语言清新、情感真挚的“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度大庾岭》）。而一旦进入向心型迁徙，回到京师，马上旧态复萌。在这里我们十分典型地看到了权力是如何侵蚀文学的，迁徙是现象，文学心态才是根本。

（二）文学士族迁徙与文学心态及风格

通过对不同迁徙类型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貌似积极的向心型迁徙，带来的是文学士族创作心态的保守退缩；而似乎消极的离散型迁徙，反而能够解放诗人的心灵，推动诗歌文风的革新与发展。

最典型的如宋之问，家世低微的他对进入朝廷亲近权贵既感荣耀，又感激涕零、战战兢兢。他在《奉敕从太平公主游九龙潭寻宴安平王别序》中说：“下官少怀微尚，早事灵丘，践畴昔之桃源，留不能去；攀君王之桂树，情可何之。”就典型地表白了他的这种心态。在诗歌创作上，他们则是一片谄媚之声。如武后宠臣张昌宗得势，“时无检轻薄者又谄言昌宗乃王子晋后身，后使被羽裳、吹箫、乘寓鹤，裴回庭中，如仙去状，词臣争为赋诗以媚后”（《新唐书·列传第二十九》）；沈佺期“既侍宴，帝诏学士等舞《回波》，佺期为弄辞悦帝，还赐牙、绯”（《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七》）。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这类文学士族对权力的“媚”“悦”心态。

宋之问们本意是追求积极进取的“向心—主动型”迁徙，却因为对官位过于“进取”而蜕变为谄媚；仕途顺利位居高位，却在皇家的威权压抑下变成了心灵的侏儒。表现在诗歌创作中，则是歌功颂德，无病呻吟，只能在典故和文辞上下功夫。而无奈的看似是走下坡路的“离散—被动型”迁徙，却因为少了威权压抑，没有必要谄媚，而使文学士族的心灵得到了解放。表现在诗歌上则是有感而发，内容充实，感情真挚，语言清新。如宋之问被贬越州时写的《祭禹庙文》，在真诚歌颂了大禹治水、救灾拯民的千古圣德之后道：“先王为心，享是明德。后之从政，忌斯好佞。酌镜水而励清，援竹箭以自直；谒上帝之休佑，期下人之苏息。”反映了这种思想情感上的转变。因此，他在越州登山涉险，访察民生，“颇自力为政”。诗歌创作也开始转入了健康清新的轨道，“流布京师，人人传讽”。又如被贬泷州参军时写的《题大庾岭北驿》《度大庾岭》等诗，不只格律谨严，对仗工整，而且感情凄楚悲凉，真挚感人。他逃归洛阳途中写的《渡汉江》，更是写尽了落魄之人思念亲人的微妙心态：“情更切”变成了“情更怯”，“急欲问”变成了“不敢问”。这里没有了“属对精密”，没有了“锦绣成文”，却更能直达心灵。

初唐早期诗人这种“宫廷化心态”的特点，就是外在的“向上心态”与实际的“向下心态”的结合：追求光明，却走向了黑暗；追求圣洁，却满身泥污。唐朝文学士族的迁徙及其心态导致的社会心态、文学心态，以及最终导致的文学现象，值得深思。

另一方面，是以“四杰”为代表的初唐晚期诗人的“江山塞漠心态”，他们看透了君王的把戏，看透了功名富贵的云烟本质——“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卢照邻《长安古意》），他们要平交王侯（王勃），他们“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所以他们才能够写出清新刚健之作。

王勃的迁徙过程对其诗歌创作有显著影响。首先，他以文才、神童被荐举并对策高第，来到京师，进入朝廷（授朝散郎），少年得志，意气风发，进一步激发了其“拾青紫于俯仰，取公卿于朝夕”的勃勃雄心。反映在诗歌创作中，就是要扫荡初唐以来的绮靡空洞文风，“思革其弊，用光志业”，主张“骨气”“刚健”的文风，以“开辟翰苑，扫荡文场”（王勃《山亭思友人序》）为己任。随后的贬谪打击，使他认清了统治者的面目，诗文更有气概，如他在遭遇贬谪赴交趾省亲途中所作《滕王阁序》：“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屈”“窜”贤臣，何来圣主？何来明时？这分明是王勃对当今的控诉。他对功名事业也看得更开，更达观，如“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滕王阁诗》）。一切都是虚幻的，只有宇宙是永恒的。有了这样豁达的人生态度，王勃的诗歌才如此内气充盈。贬谪迁徙使王勃失去了官位，却释放了他的诗情，使他收获了佳品。

杨炯总结了王勃的文风，其实也是他自己的主张和诗风的写照；说王勃志在扫荡初唐绮靡文风，这其实也是杨炯的“志”。他的《从军行》，明白地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心中自不平”，他的“不平”自然是对时政的不平。他不愿像宋之问那样，以文字谄媚邀宠。他的边塞诗，均表现出了雄健风格，很有气魄。

骆宾王的迁徙对其诗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诗歌题材的开拓和诗歌境界的提升上。在唐代诗人中，写作边塞诗者众多，但真正到过边塞的不多。骆宾王是较早随军的文学士族，虽然他也有被迫的成分，但却促使他把诗歌的题材从台阁移到了江山与塞漠，开边塞诗先声。

卢照邻则在《咏史四首》中，赞颂“处身孤且直”“唯唯何足荣”的季布，“诸侯不得友，天子不得臣”的郭泰，“愿得斩马剑，先断佞臣头”的朱云，激昂之气，溢于言表，是“四杰”诗歌内在风骨的心理根源。

四、结论

初唐文学士族的迁徙主要有三个大的类型——向心型迁徙、离散型迁徙和综合型迁徙，每种大的类型又可以细分为主动型迁徙与被动型迁徙，甚至主动与被动交替、交叉。迁徙的原因：“向心—主动型”基本是出于科举、仕宦、求学等目的，“离散—被动型”大部分是因被贬谪及全身避祸。

不同的迁徙类型以及不同的迁徙原因，导致不同的创作心态，其中向心型迁徙导致了“宫廷化心态”，其特点是外在的“向上心态”与实际的“向下心态”的结合，其实质是“媚上”，是繁缛整饬的纤秾文风的内因。离散型导致了“江山塞漠心态”，其实质是自我的觉醒，是刚健文风的内因。

【注释】

[1]本文发表于《学术交流》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