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唐代文学审美风格的空间呈现
地理空间深刻影响着生活于其中的文学家的审美心理与审美心态。生活、分布在不同地域的文学家，创作了风格各异的文学作品。地理形态与文学审美风格的关系，前人所论甚多，最著名的当属魏徵《隋书·文学传序》中的论述：“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我们这里选取了金陵、广陵、长安、洛阳、越中等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地域），对它们与唐代文学审美风格的对应关系进行了考察。
第一节 金陵与哀婉凄艳的唐诗
历史上，南京一共有过多达44个名字：越城、范蠡城、金陵邑、秣陵县、秣陵、宣亭县、石头城、建业、建邺、建康、怀德县、费县、蒋州、江宁、归化、金陵、白下、江宁郡、瘅州、上元、瘅州大都督府、江宁县、金陵府、西都、江宁府、江南东路、建康府、建康路、集庆路、应天府、京师、行在、陪都、南明、江南省、江南右布政使司、江宁布政使、天京、南京府、金陵道、南京、南京市政厅、南京特别市、首都特别市。最被人熟知的是：建业、建康、应天、金陵、天京。今南京地区的行政设置应以战国时期楚国所设的金陵邑为最早，因此“金陵”就成为古代南京地区的通用名称。
据统计，唐代诗人歌咏南京的诗歌大约在500首以上，其中《全唐诗》所载有120多首。其他380余首见夏晨中等《金陵诗词选》（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俞律等《诗人眼中的南京》（南京出版社1995年版）、季伏昆等《金陵诗文鉴赏》（南京出版社1998年版）、叶皓《金陵颂——历代名家咏南京诗文精选》（南京出版社2005年版）等。
南京在六朝时期是繁华之地，在唐代却已经沦落、衰败。隋唐时期金陵地区的行政设置变动最大，主要是扬州大都督府自金陵移至江都，金陵被降为一般的州县，并且屡改州县的名称与隶属关系。当时的通称以“金陵”最为常用，隋代常称“蒋州”，唐代常称“白下”“上元”“江宁”“升州”等。具体说来，隋军灭陈后，废丹阳、建业二郡，又废建康、丹阳、费、江乘、临沂、同夏、湖熟等县，仅保留江宁县，与溧水县同属设在金陵石头城的蒋州管辖，堂邑县则改称六合县，归江都郡管辖。隋炀帝时又改称蒋州为丹阳郡。唐代曾改江宁县为归化县，又改归化县为金陵县，再改金陵县为白下县，复改白下县为江宁县，最后改江宁县为上元县，并隶属于州治先后设在延陵（今丹阳市延陵镇）、丹徒（今镇江市）的润州，郡治先后设在丹徒、江宁的丹阳郡、江宁郡，以及州治先后设在江宁、上元的升州。升州辖有上元（江宁）、溧水、溧阳、句容四县。六合县则属扬州管辖。南朝梁后期侯景之乱中，建康城遭到严重破坏，陈时稍稍恢复。隋开皇九年（589）文帝灭陈，平建康城邑为耕地（“平荡耕垦”），又废毁东府城及丹阳郡城，繁华的六朝古都被夷为平地。隋开皇九年平陈后，还将大量六朝贵族、官员、著名文士迁往北方。“陈叔宝与其王公百司发建康，诣长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绝。帝命权分长安士民宅以俟之，内外修整，遣使迎劳。”[1]后人咏叹道：“文物衣冠尽入秦，六朝繁盛忽埃尘。”[2]唐王朝继续推行抑压六朝旧都建康的方针，先后在此设蒋州和升州，下面设过金陵、白下、江宁、上元等县，金陵（南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全面衰落。
金陵江山形胜，素有“虎踞龙盘”之称，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建都之地。六朝豪奢，醉生梦死，追欢逐乐，诗家称之为“金粉六朝”。六朝的金陵，是政治经济中心，极尽兴盛繁华。谢朓《入朝曲》所谓：“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飞甍夹驰道，垂杨荫御沟。凝笳翼高盖，叠鼓送华辀。献纳云台表，功名良可收。”可谓美丽风光无限。但由于帝王荒淫误国，这一个一个朝代皆灭亡得极快，“悲恨相续”。这“虎踞龙盘”的六朝豪华之都，也就荒凉了下来。金陵历经兵燹，几遭劫难，到了唐朝，昔日的繁华地，已经是衰败地、伤心地，并且因为巨大的时空反差——同一空间，不同时间，竟然前后判然不同，从而给诗人心灵以巨大的冲击，引发深刻的反思，形成了唐诗在南京时空地域特点之上的哀婉感伤特色。这些诗歌的主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初盛唐：描写胜景，反思历史，抒发感慨
初唐金陵诗多描绘江山胜景，抒发豪放情怀。初唐诗人虞世南的《赋得吴都》称颂孙吴都城建康的不凡气象，描绘了这个都城的壮阔：“画野通淮泗，星躔应斗牛。玉牒宏图表，黄旗美气浮。三分开霸业，万里宅神州。”刻画了这个古都的繁华：“高台临茂苑，飞阁跨澄流。江涛如素盖，海气似朱楼。”最后表达了自在自得的游兴：“吴趋自有乐，还似镜中游。”
张九龄作为开元名相，其金陵诗歌在写景之外，侧重探讨历史功过。如他的《经江宁览旧迹至玄武湖》：
南国更数世，北湖方十洲。
果下回仙骑，津傍驻彩旒。
凫鹥喧凤管，荷芰斗龙舟。
七子陪诗赋，千人和棹讴。
应言在镐乐，不让横汾秋。
风俗因纾慢，江山成易由。
驹王信不武，孙叔是无谋。
佳气日将歇，霸功谁与修。
否运争三国，康时劣九州。
山虽幕府在，馆岂豫章留。
水淀还相阅，菱歌亦故遒。
雄图不足问，唯想事风流。
从“南国更数世”到“不让横汾秋”重在写景，并有赞美。“风俗因纾慢，江山成易由。驹王信不武，孙叔是无谋”则更多的是历史兴亡及其原因探讨的意味。“桑田东海变”以下则叹息人世代谢之感。
李白是盛唐金陵诗创作的代表，其诗歌内容多是对六朝政治文化遗存的游赏和追怀，最有名的是《登金陵凤凰台》：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这首借景抒情的七律，大约作于天宝六年（747）或八年（749）李白寓居金陵时。天宝年间，李白因高力士、杨贵妃进谗言而被排挤出京（长安），开始了以金陵为中心的漫游生活。天宝六年回金陵登临凤凰台时，触景生情，感时伤事，写下了这首抒发历史感慨的名篇。
凤凰台在旧金陵城之西南。据《江南通志》载：“凤凰台在江宁府城内之西南隅，犹有陂陀，尚可登览。宋元嘉十六年，有三鸟翔集山间，文彩五色，状如孔雀，音声谐和，众鸟群附，时人谓之凤凰。起台于山，谓之凤凰山，里曰凤凰里。”凤凰在古代有祥瑞的意义，是政治清明、时代昌盛的标志。但现在已经是“凤去台空江自流”。孙权建都建业，威风赫赫，但现在也是“吴宫花草埋幽径”；晋明帝当年为郭璞修建的衣冠冢豪华一时，然而到了唐朝，已经成为一个丘壑了。诗人用自然与人事的对比抒发深沉的历史感叹。李白把同一个空间在不同时间段中发生的变化，放在一起进行对比，产生了巨大的反差。而这正是诗人感慨所在：自然朴素，人类繁华；自然无情，人类多情；自然是永恒的，而人世是短暂的。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历史意识、悲悯意识，借助南京凤凰台这个空间得到了抒发与宣泄。
李白用对时空观念的完美表达，体现了卓越的历史观。在李白看来，宇宙万物之中，能够获得永恒存在的只有自然。一切的繁华与骄奢淫逸都会烟消云散；如果说它们还存在，似乎也只是作为自然的反衬而存在的。在表现自然力量的雄大永恒与人世短暂易变的时空观时，李白选取了最为典型的事物，即“三山半落”之混茫与“二水中分”之辽阔，从而构造出阔大的山水自然境界，进行对比映衬，显示了李白诗词大气的风格。
当然，作为立志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李白，面对金陵风物，也有对历史兴亡原因的思索，而不是只发发感慨。如他的《月夜金陵怀古》：
苍苍金陵月，空悬帝王州。
天文列宿在，霸业大江流。
绿水绝驰道，青松摧古丘。
台倾鳷鹊观，宫没凤凰楼。
别殿悲清暑，芳园罢乐游。
一闻歌玉树，萧瑟后庭秋。
在慨叹前朝“霸业大江流”的同时，也指出“一闻歌玉树”，即统治者沉迷声色犬马，是导致“萧瑟后庭秋”的内在原因。
李白的《金陵三首》其一指出金陵是很好的地方，东晋南渡之初，这里也像长安一样好，“晋家南渡日，此地旧长安。地即帝王宅，山为龙虎盘”。而今如何？“金陵空壮观，天堑净波澜。”一切都归于沉寂了。
其二也指出金陵是形胜之地：“地拥金陵势，城回江水流。”六朝当初也是“当时百万户，夹道起朱楼”，而今“亡国生春草，离宫没古丘”。宫阙万间都做了土，“空余后湖月，波上对江州”。事实就是这样残酷，不变的只有自然，只有山水。
其三“六代兴亡国，三杯为尔歌。苑方秦地少，山似洛阳多。古殿吴花草，深宫晋绮罗。并随人事灭，东逝与沧波”，进一步指出江山永固、人事飘忽的哲理。
二、中唐：抒发感伤，多对现实的思考
中唐承安史之乱，国事日非；而宪宗出，又给人“中兴”的希望与幻想。因此，中唐诗人在诗歌中更多的是通过金陵诗表现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希望通过写江山之变，检讨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供当代借鉴。这方面刘禹锡是个代表，他曾写有《金陵怀古》《西塞山怀古》《金陵五题》等。如他的系列诗歌《金陵五题·台城》：
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
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
与李白一样，指出统治者，甚至整个社会耽迷声色、意气颓靡，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金陵五题》其余四首如下：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石头城》）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乌衣巷》）
生公说法鬼神听，身后空堂夜不扃。
高坐寂寥尘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
（《生公讲堂》）
南朝词臣北朝客，归来唯见秦淮碧。
池台竹树三亩余，至今人道江家宅。
（《江令宅》）
石头城位于今南京市西清凉山上，三国时孙吴就石壁筑城戍守，称石头城。后人也常以石头城指金陵。刘禹锡于唐敬宗宝历二年（826）罢归洛阳，路过金陵，见昔日豪华胜地，已成了一座空城，感慨万分，于是写下了这组怀古诗篇。其中的代表作《石头城》最打动人之处就是两个时空的强烈对比：“山围故国周遭在”，江山如旧，而城已荒废，连潮水也感到了“寂寞”——实际是诗人感到了深深的无奈与寂寞。“淮水东边旧时月”含义极其丰富：秦淮河曾经是六朝王公贵族们醉生梦死的游乐场，曾经是彻夜笙歌、春风吹送、欢乐无时或已的地方，“旧时月”是它的见证。然而繁华已逝，“旧时月”来到当下，在“今月”下只剩一片凄凉了。“还”字意味着月有情？还是无情？是依依不舍？是还忍心来看？抑或兼而有之？这首诗深寓着诗人对六朝兴亡和人事变迁的慨叹，悲凉之气笼罩全诗。诗人的好友白居易对这首诗曾叹赏不已，当读到“潮打空城寂寞回”一句时，不禁赞叹道：“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词矣。”可见其感动之深和评价之高。这首诗并不只是发思古之幽情，诗人的感慨是有为而发：当时朝廷昏暗、权贵荒淫、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危机四伏，诗人写下这首慨叹六朝兴亡的怀古之作，显然是希望“引古鉴今”，是希望今人借鉴历史教训，知所进退。《乌衣巷》抒发的则是诗人的历史感喟：空间还是那个空间，朱雀桥依旧，乌衣巷依然；野草野花每天照旧生长、开放；夕阳每天按时降落；燕子也还是翻飞入堂。唯一改变了的是时间：过去这里生活着王导、谢安那样的贵族，今天这里生活着的是平民百姓。燕子没有感叹，但人有。
此外，他的《西塞山怀古》也阐发了历史兴亡之感：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江流。
此诗说得非常明白：“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也是一片萧瑟的时代，加之诗人自身也是处于漂泊不得意的时刻。“人世几回伤往事”，但最怕的是不汲取前世的教训，“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东吴灭于晋朝，是因为什么？晋朝也被灭，又是因为什么？今天的中唐之世，又该如何？诗人苦苦思索，告诫人们：“山形依旧枕江流。”山河是没有感情的，是不会为谁改变的。这个空间是永恒的，舞台是永恒的，只是时间不同，人物不同，剧情不同，悲喜不同。
又如其《金陵怀古》：
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
蔡洲新草绿，幕府旧烟青。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
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
诗人明确指出：“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历史的兴亡都是人事所导致，与山川之险没有多少关系。“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直接指出，统治者荒淫无度，才是一切灾难的根源。借古喻今，以警世人之意，非常明显。
稍晚于刘禹锡的李商隐在《咏史》诗中写道：“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也指出了六朝如梦，山河依旧的事实，“钟山何处有龙盘”更是对“金陵王气”的质疑。也就是说，国家兴废，在乎人事，不关气数。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诗人仿佛又回到了繁华的南朝。但他知道不是，因而诗人也指出南朝统治者乃至整个社会沉迷于享乐，只知道欣赏“后庭花”的靡靡之音，才是王朝覆亡之因。而今（当时的中唐）“隔江犹唱后庭花”，则是诗人对现实的指斥，也是对当时人，尤其是当权者的警告：诗人明说“商女”，其实“商女”有什么权利？客人要唱什么就必须唱什么。所以罪不在“商女”，是要“商女”唱“后庭花”之权贵。诗中凄迷的景色与淡淡的哀愁，得到了和谐的统一。
即使是在国势煊赫的盛唐之世一贯豪放的诗仙李白，在金陵这里也发出了悲伤的叹息。其《金陵白杨十字巷》：
白杨十字巷，北夹湖沟道。
不见吴时人，空生唐年草。
天地有反覆，宫城尽倾倒。
六帝余古丘，樵苏泣遗老。
曾经的繁华都不在了：“宫城尽倾倒”，一片断壁残垣，但在过去那个时空它可是金碧辉煌的啊。“不见吴时人，空生唐年草。”同样的一个地方，同样的一个空间，这里曾经的玉树临风一般的“吴人”在哪里呢？烟消云散了，这里当前的时空中也还有物，但那是什么物啊？荒草。“六帝余古丘，樵苏泣遗老。”这里太让人伤心了，李白诗歌中很少见的“泣”字也在这里出现了。
三、晚唐：唯留感伤
如果说中唐诗人还怀着复兴的希望，还是在怀念六朝古迹中寻找历史的经验教训，并希望今人有所借鉴的话，那么晚唐诗人已经没有寻找历史教训的动力了，因为晚唐的国势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了。晚唐诗人的金陵诗中，只剩下了景色景物描写和感叹这一种感情了，这给人的感觉是已经有些冷漠了。我们对比一组晚唐诗人均以《金陵怀古》为名的诗歌，就可以看出中唐与晚唐的这一差别。
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兵合戍楼空。
松楸远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宫。
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英雄一去豪华尽，唯有青山似洛中。
（许浑）
碧树凉生宿雨收，荷花荷叶满汀洲。
登高有酒浑忘醉，慨古无言独倚楼。
宫殿六朝遗古迹，衣冠千古漫荒丘。
太平时节殊风景，山自青青水自流。
（唐彦谦）
玉树声沉战舰收，万家冠盖入中州。
只应江令偏惆怅，头白归来是客游。
（吴融）
古来无此战争功，日日戈船卷海风。
一遇灵鳌开睡眼，六朝灰尽九江空。
（李洞）
恃险不种德，兴亡叹数穷。
石城几换主，天堑谩连空。
御路叠民冢，台基聚牧童。
折碑犹有字，多记晋英雄。
（王贞白）
这些诗歌中，许浑只是叹息“英雄一去豪华尽，唯有青山似洛中”，已经没有什么伤感了。“松楸远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宫”也更像是近乎客观的描写，找不到多少历史感慨的影子。唐彦谦甚至觉得自己所处是“太平时节”——也许他当时的小环境是太平的吧，既然“太平”了，也就没有必要感慨了。果然，他几乎是在为金陵客观写景了：“碧树凉生宿雨收，荷花荷叶满汀洲。”而且诗人“登高有酒浑忘醉”，只要有酒就是了。“慨古无言”——已经没有什么要说了。“宫殿六朝遗古迹，衣冠千古漫荒丘。”和许浑几乎一样的近乎客观，也一样的近乎冷漠。
到了唐末五代十国的王贞白，虽然指出“石城几换主”是因为“恃险不种德”，但又说是“数穷”，非关人事；石碑上的景象也换为了“多记晋英雄”，连叹息也没有了。至于标名为殷尧藩的《金陵怀古》，则仅从其“华夷混一归真主，端拱无为乐太和”就知道是宋人之作了（端拱是宋太宗的第三个年号），诗歌纯粹描写金陵形胜之地的风光：“黄道天清拥珮珂，东南王气秣陵多。江吞彭蠡来三蜀，地接昆仑带九河。凤阙晓霞红散绮，龙池春水绿生波。”纯粹是另一番气象了。
晚唐孙元晏《淮水》：“文物衣冠尽入秦，六朝繁盛忽埃尘。自从淮水干枯后，不见王家更有人。”则在慨叹六朝繁华如烟中，透露出难以抑制的寂寞无奈。孙元晏是晚唐江宁（今南京）人，著有《六朝咏史诗》一卷75首，皆为七言绝句，分咏吴、东晋、宋、齐、梁、陈诸朝人物。《金陵诗征》卷四云：“咏金陵事为一集者，实自元晏始。”
由唐入蜀的韦庄，在其名作《台城》中，借六朝的金陵，表达了对即将覆亡的唐的惋惜，寄托了无穷慨叹：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韦庄此诗凭吊六朝古迹。台城旧址在今南京市鸡鸣山南，本是三国时代吴国的后苑城，东晋成帝时改建。从东晋到南朝结束，这里一直是朝廷台省（中央政府）和皇宫所在地，既是政治中枢，又是帝王荒淫享乐的场所。中唐时期，昔日繁华的台城已是“万户千门成野草”；到了唐末，这里就更荒废不堪了。“六朝如梦鸟空啼”，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往，难以阻挡。只留下了鸟啼草绿，春色常在。而曾经在台城追欢逐乐的六朝统治者却早已成为历史上来去匆匆的过客，豪华壮丽的台城也成了供人凭吊的历史遗迹。从东吴到陈，三百多年间，六个短促的王朝一个接一个地衰败覆亡，变幻之速，本来就给人以如梦之感，再加上自然与人事的对照，更加深了“六朝如梦”的感慨。“台城六代竞豪华”，但眼前这一切已荡然无存，只有不解人世沧桑、历史兴衰的鸟儿在发出欢快的啼鸣。“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杨柳春风中摇荡，应该给人以欣欣向荣之感，让人想起繁荣兴茂，但眼前却是荒凉破败，自然美景和破败的历史遗迹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一个身处末世、怀着亡国之忧的诗人来说，可谓触目惊心。而台城堤柳，既不管人间兴亡，也不管面对它的诗人会引起多少今昔盛衰之感，依然故我，朝朝如旧。说杨柳“无情”，正透露出人的无限伤痛。而“依旧”二字，则深寓作者的慨叹与警示：它暗示了一个腐败的时代的消逝，也预示着历史的重演。韦庄所处的时代，正是唐王朝即将覆亡之时，重演六朝悲剧已不可避免。这首诗以自然景物的“依旧”暗示人世的沧桑，以物的“无情”反托人的伤痛，而在历史感慨之中即暗寓伤今之意。
最后，我们以唐尧臣的《金陵怀古》做结。这首诗以叙事的方式，对金陵以及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事进行了简括的描述，也总结了基本的历史经验，虽然诗人“天道何茫茫，善淫乃相复”的观点还有时代的局限。
晋末英雄起，神器沦荒服。
胡月蚀中原，白日升旸谷。
金陵实形胜，关山固重复。
巨壑隍北壖，长江堑西隩。
凿山拟嵩华，穿地象伊谷。
草昧席罗图，荜路戴黄屋。
一时因地险，五世享天禄。
礼乐何煌煌，文章纷郁郁。
多士春林秀，作颂清风穆。
出入三百年，朝事几翻覆。
搀抢如云勃，鲸鲵旋自曝。
倦闻金鼎移，骤睹灵龟卜。
吁嗟王气尽，坐悲天运倏。
天道何茫茫，善淫乃相复。
行路偏衣半，遂亡大梁族。
日隐汀洲上，登舻鹿川陆。
月回吴山树，风闻楚江鹄。
因依兰蕙丛，采不盈掬。
四、小结
金陵作为六朝古都，既曾经有过无边无尽的繁华，也有过“断恨相续”的哀伤。唐代诗人从初唐到晚唐，对金陵歌咏不绝：初唐多歌其风物，盛唐多叹惜其衰败，中唐多总结其历史教训，晚唐多无奈之绪。而整体上，金陵成就了唐诗哀婉凄艳的色彩，是唐诗在不同地域特色基础上展现不同风格的一个典型。
第二节 广陵与享乐绮靡的唐诗
扬州古称广陵、江都、维扬等。扬州一词最早出现于《尚书·禹贡》，大禹分天下为九州，其一就为扬州。其余八州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这里的扬州并不是一个行政区划，而是指一片广大的自然区域。其范围包括今天的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福建省，以及广东省的部分地区。至于为何叫“扬州”，《尔雅·释地》里说：“江南曰扬州。”公羊疏引李巡云：“江南其气惨劲，厥性轻扬，故曰扬州。”《释名》云“扬州州界多水，水波扬也”，《释文》引《太康地记》云“以扬州渐太阳位，天气奋扬，履正含文明，故取名焉”。
到了西汉，汉武帝刘彻在全国设置十三州刺史部，作为地方的监察机关，其中就有扬州刺史部。这个刺史部下辖九江郡、丹阳郡、庐江郡、会稽郡、豫章郡及六安国等五郡一国，管辖的范围为今天的安徽淮水和江苏长江以南的部分，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和湖北英山黄梅、广济、河南固始、离城等地。其余十二州为交趾、并州、青州、兖州、荆州、幽州、徐州、朔方、益州、凉州、豫州、冀州。而今天的扬州，在当时是属于徐州刺史部的。
东汉时期，州逐渐由地方监察机构演变为地方一级的行政机构。扬州也变成了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其治所先后从历阳（今安徽和县）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又迁到合肥（今安徽合肥）。
东汉末年分三国，曹魏和孙吴分别都置有扬州。魏的扬州治所仍在寿春，下辖淮南、庐江二郡，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安徽南部。吴的扬州治所在其都城建业，下辖丹阳、会稽、建安、庐陵等十四个郡，范围相当于今天江苏和安徽两省南部、浙江、江西、福建以及湖北的部分地区。
西晋统一后，两个扬州也合二为一，治所仍在建邺（原建业），辖今浙江和江苏、安徽两省的南部。永嘉南渡后，又出现了扬州治所与都城同在建康的现象，并持续了整个南朝。此时，现在的扬州隶属于当时的南兖州。
与此同时的北朝，北魏和北齐也先后置有扬州。北魏的扬州大致在今河南项城东北，北齐的扬州仍在寿春。
公元589年，陈灭，建立了统一的隋政权。隋改吴州为扬州，置总管府。炀帝时，开大运河连接黄河、淮河、长江，扬州成为水运枢纽，不仅便利交通、灌溉，而且对促进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流域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流起到重要作用，奠定了唐代扬州空前繁荣的基础。605—616年，隋炀帝三下江都（今扬州），618年被部下宇文化及所杀，最后葬于雷塘（今扬州近郊）。隋末农民起义军李子通建都扬州，国号吴。公元626年，复称扬州，治所自此在今扬州。
唐代的扬州，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相当发达，出现了大量的工场和手工作坊。不仅在江淮之间“富甲天下”，而且是中国东南第一大都会，时有“扬一益二”之称（益州即今成都）。扬州是南北粮、草、盐、钱、铁的运输中心和海内外交通的重要港口。在以长安为中心的水陆交通网中，扬州始终起着枢纽和中心的作用。作为对外交通的重要港口，扬州专设市舶使，经管对外交往和友好往来。唐代扬州和大食（阿拉伯）交往频繁。侨居扬州的大食人数以千计。波斯、大食、婆罗门、昆仑、新罗、日本、高丽等国人成为侨居扬州的客商。日本遣唐使来扬州和高僧鉴真东渡日本，促进了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的交流。扬州人李善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重新注释的《文选》，旁征博引，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已散失的重要文献资料。其子李邕，不仅文章、诗歌很有影响，也是继虞世南、褚遂良之后的大书法家。张若虚为“吴中四杰”之一，仅《春江花月夜》一首诗，就有“以孤篇压倒全唐”之誉。
扬州在政治上也十分重要，曾为都督府、大都督府、淮南道采访使和淮南节度使治所，领淮南、江北诸州。唐太宗时，在全国设四大都督府，广陵（扬州）为其一。大都督由亲王遥领，由长史主其事。睿宗景云二年（711），定大都督府长史阶为三品。安史之乱以后，又在广陵（扬州）置淮南节度使，并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
扬州的经济发达，物质富足，城市繁华，歌舞升平，为绮靡享乐的唐诗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生活营养。唐代诗人，也用他们的生花妙笔，为扬州留下了一幅幅倩影。
一、以绮丽之笔描写扬州城市风情、城市风光，扬州的美景与奢华
扬州地处江南，水木清华；扬州又因为地处淮南江北，正当运河和长江交汇之点，水陆交通方便，贸易发达，商贾云集，是唐代极繁华的商业都市。俗谚云：“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当时的扬州，可谓人间乐园。每至入夜之时，十里长街，笙歌盈耳，珠翠塞途，宛若仙境。唐朝诗人对扬州美景繁华，自然不吝惜笔墨。
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虽然写诗之地不在扬州，但“烟花三月”却写尽了扬州的繁华与风情，因此几乎成为扬州的代名词。孟浩然、王昌龄、岑参、高适等诗人，也都留下了吟咏广陵风物的诗篇，如孟浩然的《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王昌龄的《客广陵》、岑参的《送扬州王司马》、高适的《广陵别郑处士》等，以清新俊朗的笔触，描绘了广陵的风物特色。
与李白的“烟花三月下扬州”齐名的是杜牧的“春风十里扬州路”。尤其杜牧之句，意兴酣畅，渲染出大都会富丽豪华的气派，使人如睹十里长街，车水马龙，花枝招展。这里歌台舞榭密集，美女如云。结合下句“卷上珠帘”（“珠帘”是歌楼房栊的设置）来看，不知道十里长街有多少“高楼红袖”，传递出扬州珠光宝气的繁华气象。另外，他们都没有对扬州的美展开具体描写，是因为扬州实在太美了。对太美的人只能描述为“倾国倾城”，是“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对太美的地方，则只能这样写了。
扬州在唐朝诗人心目中，始终是个令人挂念的地方。如孟浩然的《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
山暝闻猿愁，沧江急夜流。
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
建德非吾土，维扬忆旧游。
还将两行泪，遥寄海西头。
孟浩然当然不是扬州人，他是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但他在异乡却把扬州当作了回忆之地，可见扬州在诗人心目中的地位。
又如王昌龄《客广陵》：
楼头广陵近，九月在南徐。
秋色明海县，寒烟生里闾。
夜帆归楚客，昨日度江书。
为问易名叟，垂纶不见鱼。
此诗描写了扬州的景色，诗中的“秋色明海县，寒烟生里闾”，宛然一幅扬州的生活画卷。
岑参《送扬州王司马》：
君家旧淮水，水上到扬州。
海树青官舍，江云黑郡楼。
东南随去鸟，人吏待行舟。
为报吾兄道，如今已白头。
诗中的“海树青官舍，江云黑郡楼”对扬州的自然风光和城市风貌进行了精当的描写。
高适《广陵别郑处士》：
落日知分手，春风莫断肠。
兴来无不惬，才在亦何伤。
溪水堪垂钓，江田耐插秧。
人生只为此，亦足傲羲皇。
诗中的“溪水堪垂钓，江田耐插秧”描写了扬州的水乡特色，并借以抒发胸怀：“人生只为此，亦足傲羲皇”。在这样美丽富足的地方，又得清净之幽静，堪比羲皇上人了。赞美羡慕之意，溢于言表。
赵嘏的《广陵道》：
斗鸡台边花照尘，炀帝陵下水含春。
青云回翅北归雁，白首哭途何处人。
诗人于历史感叹中，写出了扬州的奢华。
张祜《纵游淮南》：
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
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
“十里长街”原来早就有了，只不过不是在北京，而是唐代的扬州。诗人为表达对扬州的热爱，“人生只合扬州死”的话都说出来了。扬州的繁华也确实打动人心：“十里长街市井连”，商业兴盛，店铺相连，一片熙熙攘攘。这是白天的扬州。“月明桥上看神仙”则描写了晚上的扬州。晚上的扬州更热闹，也更美丽：明月笼罩之下，桥上的人宛如神仙。所谓“神仙”，唐人经常代称妓人。所以，这一句实际与杜牧“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意思相似。扬州城真是绿杨城郭、红袖楼台所在。“禅智山光好墓田”，禅智山，是指当日江都县西的蜀冈（一名昆冈）。据《宝祐志》记载：禅智寺，“旧在江都县北五里，本隋炀帝故宫”。即是炀帝故宫，最是山光水色秀美之处。张祜用一句“人生只合扬州死”，为扬州风姿传神。
杜牧《题扬州禅智寺》：
雨过一蝉噪，飘萧松桂秋。
青苔满阶砌，白鸟故迟留。
暮霭生深树，斜阳下小楼。
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
这首诗对扬州歌舞生活的描写是从侧面着笔，并没有正面描写：“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文笔清丽。公元837年（唐文宗开成二年），杜牧的弟弟患眼病寄居扬州禅智寺。当时，杜牧任监察御史，分司东都洛阳，得知消息，即携眼医石生赴扬州探视。唐制规定：“职事官假满百日，即合停解。”杜牧因假逾百日而离职。分司东都本来就是闲职，现在又被解职，加上担忧弟弟的眼病，所以此诗情调是黯然的。“雨过一蝉噪，飘萧松桂秋。”时间是在初秋，但是已经稍显萧瑟。“青苔满阶砌，白鸟故迟留。”台阶上的青苔，显示寺庙行人罕至；白鸟逡巡暗示寺的空寂，给人孤单冷落的感觉。“暮霭生深树，斜阳下小楼。”写出了禅智寺的树林茂密、幽静、冷清。这些都是符合诗人的心境的。“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是以乐衬哀，用扬州的歌舞喧闹反衬禅智寺的静寂。但仅仅是衬托，也写出了扬州的市井繁华。
在描写扬州的繁华方面，姚合的《扬州春词》和权德舆的《广陵诗》很有代表性。我们先看姚合的《扬州春词》三首：
广陵寒食天，无雾复无烟。
暖日凝花柳，春风散管弦。
园林多是宅，车马少于船。
莫唤游人住，游人困不眠。
（其一）
满郭是春光，街衢土亦香。
竹风轻履舄，花露腻衣裳。
谷鸟鸣还艳，山夫到更狂。
可怜游赏地，炀帝国倾亡。
（其二）
江北烟光里，淮南胜事多。
市鄽持烛入，邻里漾船过。
有地惟栽竹，无家不养鹅。
春风荡城郭，满耳是笙歌。
（其三）
第一首写出了广陵的地域特色。时当“寒食天”，但是广陵地处江南，已经春光满眼，花红柳绿，“暖日凝花柳”；尤其“春风散管弦”写出了广陵笙歌不断的城市生活面貌。“园林多是宅，车马少于船”是南国水乡特色。诗人最后说“莫唤游人住，游人困不眠”。舍不得休息，是因美景看不够呢。
第二首更是写出了扬州“满郭是春光”的艳丽，这艳丽的表现是“竹风轻履舄，花露腻衣裳”。“竹风”吹来，脚步都轻快了；花露沾湿了衣裳，香甜到发腻，是过分的香甜了。这艳丽的表现是“谷鸟鸣还艳”，鸟鸣都是艳丽的；这艳丽是非常具有感染性的，甚至是不合情理的，使人感到“街衢土亦香”，使诗人感到“山夫到更狂”。
第三首继续描写了扬州的生活特色，一句“春风荡城郭，满耳是笙歌”，展示了扬州的富艳美丽，展示了扬州的歌舞升平。
权德舆的《广陵诗》是比较全面描写扬州的唐诗：
广陵实佳丽，隋季此为京。
八方称辐辏，五达如砥平。
大旆映空色，笳箫发连营。
层台出重霄，金碧摩颢清。
交驰流水毂，迥接浮云甍。
青楼旭日映，绿野春风晴。
喷玉光照地，颦蛾价倾城。
灯前互巧笑，陌上相逢迎。
飘飘翠羽薄，掩映红襦明。
兰麝远不散，管弦闲自清。
曲士守文墨，达人随性情。
茫茫竟同尽，冉冉将何营。
且申今日欢，莫务身后名。
肯学诸儒辈，书窗误一生。
权德舆祖上是天水略阳（今甘肃秦安）人，但后徙润州丹徒（今江苏镇江）。德宗时，召为太常博士，改左补阙，迁起居舍人、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宪宗时，拜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徙刑部尚书，复以检校吏部尚书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诗歌首先定下赞美扬州的基调：“广陵实佳丽，隋季此为京。”然后是全景式的鸟瞰：“八方称辐辏，五达如砥平。”然后是一个个的镜头闪现，从军营的壮观“大旆映空色，笳箫发连营”，到楼台的高耸“层台出重霄，金碧摩颢清”，再到歌妓的美丽华贵“喷玉光照地，颦蛾价倾城”，“飘飘翠羽薄，掩映红襦明”，再到宽松自由的男女风情“灯前互巧笑，陌上相逢迎”，再到音乐歌舞“兰麝远不散，管弦闲自清”，可谓面面俱到，而且处处显示出欣赏、赞美的口吻，并表示自己要做个晓得享受生活的“达士”：“曲士守文墨，达人随性情。”且顾今日欢乐，不管身后浮名：“且申今日欢，莫务身后名。”作为一个地位高到宰相的人，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可见扬州的美丽与魅力。
二、描写扬州的音乐生活
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扬州之盛，唐世著称，杜牧此诗，脍炙人口。它风调悠扬，意境优美，是扬州美景与乐舞的传神写照：时令已过了深秋，江南的草木却还未凋落，风光依旧旖旎秀媚。“二十四桥明月夜”，老友你在哪里教歌妓吹箫呢？“二十四桥”，一说扬州城里原有二十四座桥，一说即吴家砖桥，因古时有二十四位美人吹箫于桥上而得名。“玉人”，既可借以形容美丽动人的女子，又可比喻风流俊美的才郎。这里“玉人”应该是指韩绰。诗人本是问候友人近况，却故意用玩笑的口吻出之，问他在美丽的夜晚在何处教妓女歌吹取乐。这样，既显出韩绰的风流倜傥，也显示了二人友情的深厚。杜牧此诗巧妙地把二十四美人吹箫于桥上的美丽传说，与“月明桥上看神仙”的现实生活融合在一起，因而造成了“玉人”又是指歌妓舞女的艺术境界，令人仿佛看见月光笼罩的二十四桥上，吹箫的美人沐浴在洁白的月光里，宛若洁白光润的玉人，仿佛听到悠扬的箫声飘荡在江南的秋夜，唤起了人们对扬州风光的无限向往。
描写扬州乐舞之盛的诗歌还有陆畅的《赠贺若少府》：
十日广陵城里住，听君花下抚金徽。
新声指上怀中纸，莫怪潜偷数曲归。
按唐制，少府监“掌供百工伎巧之事”，亦掌管宫中乐伎，可知贺若少府当为乐官。陆畅诗言自己在广陵居住十天，听贺若弹琴，私下在怀中偷记其所弹曲目，希望贺若见谅。这写出了文士们在扬州城里的声色之乐，也从侧面写出了扬州的音乐活动之盛。
此外还有韦庄、王建二诗：
当年人未识干戈，处处青楼夜夜歌。
花发洞中春日永，月明衣上好风多。
（韦庄《过扬州》）
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
如今不是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
（王建《夜看扬州市》）
王建、韦庄二人生当乱世，从批评的角度看待扬州，但对扬州“处处青楼夜夜歌”“笙歌彻晓闻”的乐舞情状，对“处处青楼”“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的繁华，却留下了客观写照。
三、描写扬州的歌妓风情
高彦休《唐阙史》说：“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描述了扬州街上，车水马龙，歌台舞榭密集，高高的歌楼上不知有多少珠帘，珠帘后又不知有多少红衣翠袖的美人。据说入夜之时，九里三十步街笙歌沸天，珠翠塞途。难怪杜牧要描画“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扬州为唐诗人提供了最佳的歌咏平台。
描写歌妓风情是唐朝诗人的一大特色，也体现了唐朝社会的开放。陈寅恪先生曾经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唐朝社会开放的一个原因是唐皇室有胡人的血统。在唐朝诗歌中，描写歌妓风情既折射了时代氛围的自由，也体现了唐人追求现世幸福与注重生活享乐的人生态度，同时这些歌妓诗歌也往往是诗人在不得意时，寻找精神慰藉的努力：与官场相比，歌妓更真，更能够体谅他们。与歌妓交往的赠答诗歌在歌咏扬州的诗歌中占有不小的比重，表现了诗人对歌妓不同流俗的审美与情感，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现实。如徐凝《忆扬州》：
萧娘脸薄难胜泪，桃叶眉长易觉愁。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这首诗把扬州明月写到了入神的地步，并用“无赖”的“明月”，写出了扬州的无限风姿。本来月光普照，遍及人寰，并不偏宠扬州，但诗人对扬州的向往如醉如痴，用毫无道理的数字“三分”“二分”来表达，“二分明月”遂成为扬州的代称。前两句“萧娘脸薄难胜泪，桃叶眉长易觉愁”，是回忆当日的别离景象。萧娘、桃叶均是用历史典故代指所思之人；愁眉、泪眼似是重复，然一“难”一“易”，不但不显得累赘，倒是有反复流连、无限萦怀的感觉。当日的愁眉、当日的泪眼，此刻都化成了诗人无穷的思念。诗人唯觉一片惆怅无处可以诉说，于是，抬头而见月，当初分别时也是这一轮明月，但此时人在何处？怎么天下的月光，都不如扬州的美呢？诗人并不明说，但读者自能体会其言外之意：“匪汝之为美，美人之贻。”因为诗人思念、喜爱的那个人在扬州。《忆扬州》是一首怀人诗，但诗题却是怀地。它巧妙地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了扬州的美好。
在描写扬州歌妓风情的诗歌中，杜牧的作品具有不同流俗的审美与真实的情感。杜牧于公元833—835年（文宗大和七年至九年）在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幕府任推官，转掌书记，居扬州。当时他三十出头，颇好宴游。从其诗作看，他与扬州青楼女子多有来往，诗酒风流，放浪形骸。杜牧在《赠别》中念念不忘的是一个美丽的歌妓。
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其一）
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其二）
第一首诗着重写这位歌女长得美丽无比，赞扬她是扬州歌女中美艳第一。这位身姿轻盈美好的女子，正是豆蔻年华，就像是含苞待放的花蕾一样清丽脱俗。“豆蔻”产于南方，其花成穗时，嫩叶卷之而生，穗头深红，叶渐展开，花渐放出，颜色稍淡。南方人摘其含苞待放者，美其名曰“含胎花”，常用来比喻处女。而“二月初”的豆蔻花正是这种“含胎花”，用来比喻“十三余”的小歌女，形象优美而又贴切。而花在枝“梢头”，随风颤袅者，尤为可爱。诗人看遍扬州城十里长街的青春佳丽，卷起珠帘卖俏的粉黛没有人能比得上她。特别是“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两句，以星拱月，写扬州佳丽极多，唯独她俏，更是成为人们所喜爱的千古名句。杜牧此诗，从意中人写到花，从花写到闹市，从闹市写到美人，可谓扬州歌妓的传神写照。
第二首写诗人对这位妙龄歌女留恋惜别的心情。别筵上，二人凄然相对，像是彼此无情似的，越是多情，越显得无情。诗人带着极度感伤的心情去看周围的世界，于是，眼中的一切也就带上了感伤色彩。案头的蜡烛也似乎心有不忍，独自流泪到天明。在这首诗里，杜牧以精练流畅、清爽俊逸的语言，表达了悱恻缠绵的情思，风流蕴藉，意境深远。
我们应该看到，杜牧扬州歌咏歌妓的诗歌，是无奈的、别有胸怀的。杜牧既是名相之后，又身负奇才，政治上想有一番作为。他读书注意“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善于论兵，作《愿十六卫》《罪言》《战论》《守论》，曾经注释《孙子》。他是很想为国家做一些事的，但中唐之世，外有藩镇割据，内有牛李党争、宦官专权，国势已难挽回了。他的《河湟》一诗：
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
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
牧羊驱马虽戎服，自发丹心尽汉臣。
惟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
通过河湟无力收复的事件，对朝政的昏乱和国势的衰微，表示了无限的忧愤：这个时候，朝廷里连元载这样曾经想到收复河湟的人也没有了。举国上下麻木不仁、醉生梦死，只晓得听取从河湟凉州传来的歌舞了。
他的《郡斋独酌》一诗更直接表示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岂为妻子计，未去山林藏。
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
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
腥膻一扫洒，凶狠皆披攘。
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桑。
“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大有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但诗人生逢乱世，又陷朝廷牛李党争，处处被排挤，只能感叹并自嘲“孤吟志在此，自亦笑荒唐”。《新唐书》本传说他“刚直有奇节”，这在乱世，尤其是个灾难。
无奈之下，且去温柔乡吧，那里至少还有真情。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杜牧的《遣怀》诗进一步得到印证：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杜牧此诗写在不惑之年后，追忆在扬州的生活。诗的前两句是诗人对昔日扬州生活的回忆：潦倒江湖，以酒为伴；秦楼楚馆，美女娇娃，过着放浪形骸的浪漫生活。“楚腰纤细掌中轻”，运用了两个典故来描写自己喜欢的歌妓。“楚腰”是指美人的细腰：“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韩非子·二柄》）“掌中轻”是指汉成帝皇后赵飞燕：“体轻，能为掌上舞。”（《飞燕外传》）诗人用两个典故，夸赞了扬州女子的轻盈貌美。而“落魄江湖载酒行”则既慨叹了杜牧自己当年的放浪形骸、沉溺酒色（杜牧当年在扬州说不上“落魄”，牛僧孺对他还是比较赏识的，“落魄”其实指的是杜牧写这首诗时的状态），又从侧面描写了扬州妓女之美和扬州的歌馆楼院的发达。“十年一觉扬州梦”，很好地运用了“时间对比”的艺术手法：“十年”和“一觉”在一句中相对，“十年”很久而“一觉”极快，愈加显示出诗人感慨之深。“赢得青楼薄幸名”：最后竟连自己曾经迷恋的青楼也责怪自己薄情负心。“赢得”二字，调侃之中含有辛酸、自嘲和悔恨的感情，可是写得却是那样轻松而又诙谐，这就是所谓的“杜郎俊赏”了。诗人在这首追忆当年的诗作中是有追悔之意，但也不无得意，不无自我欣赏。“扬州梦”是梦，那“楚王台榭空山丘”呢？“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呢？倒是这首诗给我们留下了当年扬州的繁华生活的真实写照。扬州成就了杜牧，杜牧也润色了扬州。
四、小结
扬州作为唐人艳称的繁华之地，为唐代诗人提供了展示唐诗绮靡艳丽风格的最佳机会与最佳生活平台。可以说，没有扬州的美丽风情，没有扬州的都市繁华，没有扬州的歌馆妓乐，这类风格的唐诗也就不会产生。好在唐代诗人走过红袖飘飘，走过春风十里的扬州城，深刻体会到“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的美丽繁华，并用一支支生花妙笔把它记录了下来。他们走过扬州的山山水水，把自己的欢笑，自己的歌吟，留给扬州的山水楼台，也把扬州的美丽繁华留给了悠悠岁月。
第三节 越中与秀美清丽的唐诗
唐时的吴越之地，政治方面的特点是偏远，经济方面的特点是重要，山水风光方面则是秀美特异。产生在吴越之地的唐代诗歌往往以歌咏秀美山川为主，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山水往往是政治的对立物，是诗人在政治失意时候的心灵慰藉。因此，在吴越之地产生的唐代诗歌往往远离政治，远离功利，造就了秀美清丽的唐诗。
宋之问就十分典型。宋之问和沈佺期并称“沈宋”，诗歌风格以“华藻整栗”见长，但来到浙江的宋之问，却写出了“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这样的清丽之句。这不能不说是浙江山水的影响与贡献。
一、用清词丽句歌咏秀美山川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从东晋和南朝的王羲之、谢灵运、陶弘景开始，人们就追求与山水亲近，在山水中寻找心灵慰藉，在山水中感悟生命。浙江的秀美山水为诗人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吴均在《与朱元思书》中描绘的山水，对唐代诗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李白、杜甫、孟浩然、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等，都曾经游历或为官浙江，留下了许多诗作，这些诗作的共同特色是文笔清丽。
“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这是唐初诗人宋之问在《灵隐寺》诗中留给我们的佳句：杭州秋季的灵隐寺，丹桂飘香，宛如仙境。诗人幻想它是月中吴刚摇落的吧。这种香气只有天上才有，那么这里是天上人间？它把杭州秋季的香美风光定格在诗歌中。如果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展示了灵隐寺的秀美，那么“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则展示了钱塘江的壮美。虽然这壮美还只是作为灵隐寺的陪衬：
鹫岭郁岧峣，龙宫锁寂寥。
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
扪萝登塔远，刳木取泉遥。
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凋。
夙龄尚遐异，搜对涤烦嚣。
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
钱江潮在宋之问笔下还是陪衬，在孟浩然笔下则得到了全面描绘。他的《与颜钱塘登樟亭望潮作》写道：
百里闻雷震，鸣弦暂辍弹。
府中连骑出，江上待潮观。
照日秋云迥，浮天渤澥宽。
惊涛来似雪，一坐凛生寒。
“百里闻雷震，鸣弦暂辍弹。”未见江潮，先闻其声，且震动达百里之遥。这当然是诗人的夸张之词，但很好地写出了钱江潮的威势。“照日秋云迥，浮天渤澥宽。”描绘了钱塘江潮到来时的壮丽景象：高与天齐，宽与海同。用“秋云迥”来衬托江潮远远而来，借“浮天渤澥”反映潮的浩阔，充分地表现出大潮的澎湃动荡。“惊涛来似雪”是对钱江潮的正面描绘：江潮翻滚，喷雪溅珠，令人惊心动魄，使人顿生寒意。孟浩然诗歌的整体艺术风格是浑融冲淡。但他的诗“冲淡中有壮逸之气”（胡震亨《唐音癸签》引《吟谱》语）。一部分作品，“精力浑健，俯视一切，正不可徒以清言目之”（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这首歌咏钱江潮的诗就是属于意境雄阔、雄健壮丽的。如果与孟浩然描绘洞庭湖的名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相比，单句气势稍有逊色，但整篇来看，这首诗专写钱江潮的奇景，自始至终，一以贯之；而“洞庭湖”诗前半写湖景，后半干谒，整体气势不如此诗。因此，如果说孟浩然诗歌“冲淡中有壮逸之气”，这首诗就可为代表，同时，它也是浙江山水对唐诗诗风影响的一个案例。
唐朝诗人歌咏钱江潮的诗歌还有很多，例如刘禹锡的《杂曲歌辞·浪淘沙》：
八月涛声吼地来，头高数丈触山回。
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
罗隐的《钱塘江潮》：
怒声汹汹势悠悠，罗刹江边地欲浮。
漫道往来存大信，也知反覆向平流。
任抛巨浸疑无底，猛过西陵只有头。
至竟朝昏谁主掌，好骑赪鲤问阳侯。
贯休的《秋过钱塘江》：
巨浸东隅极，山吞大野平。
因知吴相恨，不尽海涛声。
黑气腾蛟窟，秋云入战城。
游人千万里，过此白髭生。
刘诗的写实，罗诗的追问，贯休诗的想象，都显得气势磅礴。
孟浩然于开元初年进入张说幕府，一直到725年（开元十三年），其间几度出入，但并不得意，于是漫游吴越一带，留下了不少佳作。他的《渡浙江问舟中人》表达了对越中山水的向往之情：
潮落江平未有风，扁舟共济与君同。
时时引领望天末，何处青山是越中？
诗人于725年秋自洛阳出发，沿汴河南下，经广陵渡江至杭州，然后过杭州到越州（今绍兴），此诗即作于此时。在杭州时，诗人有句道“今日观溟涨”，可见渡浙江（钱塘江）前曾遇潮涨。一旦潮退，即可成行。前二句表达了诗人惬意的心情。后二句不说自己对越中山水多么向往，却只说自己时时引领翘望天边，而诗意全出。此诗意境浑融高远，情感丰腴完满，“寄至味于淡泊”（《古今诗话》引苏轼语，见《宋诗话辑佚》），可见越中山水与孟浩然的两相契合。
浙江山水秀丽，人文荟萃，对历代的人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李白一生曾数次漫游浙江。唐开元十四年（726），李白首次来浙江。唐天宝元年（742），李白与道士吴筠共同隐居在浙东的剡溪，后被吴筠推荐入朝。安史之乱发生后，李白再次避难浙江。浙江的山水，浙江的文化风物，被李白写入了诗歌中。浙江山水因李白而添彩；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诗歌风格，也与浙江山水的滋养有莫大关系。
如李白的《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
遥闻会稽美，且度耶溪水。
万壑与千岩，峥嵘镜湖里。
秀色不可名，清辉满江城。
人游月边去，舟在空中行。
此中久延伫，入剡寻王许。
笑读曹娥碑，沉吟黄绢语。
天台连四明，日入向国清。
五峰转月色，百里行松声。
灵溪咨沿越，华顶殊超忽。
石梁横青天，侧足履半月。
忽然思永嘉，不惮海路赊。
挂席历海峤，回瞻赤城霞。
赤城渐微没，孤屿前峣兀。
水续万古流，亭空千霜月。
缙云川谷难，石门最可观。
瀑布挂北斗，莫穷此水端。
喷壁洒素雪，空濛生昼寒。
却思恶溪去，宁惧恶溪恶。
咆哮七十滩，水石相喷薄。
路创李北海，岩开谢康乐。
松风和猿声，搜索连洞壑。
径出梅花桥，双溪纳归潮。
落帆金华岸，赤松若可招。
沈约八咏楼，城西孤岧峣。
岧峣四荒外，旷望群川会。
云卷天地开，波连浙西大。
乱流新安口，北指严光濑。
钓台碧云中，邈与苍岭对。
诗人用美丽而隽永的诗笔，为我们描述了其在越中各地山水间的游历，这些地方包括会稽、耶溪、镜湖、曹娥江、天台、国清寺、灵溪、温州、缙云、丽水、金华、新安江、括苍山、富春江、钱塘江等等，足迹几乎遍及浙江。其中的“秀色不可名，清辉满江城。人游月边去，舟在空中行”，宛如一幅水乡的水墨画，给我们留下了会稽（绍兴）过去的倩影。其诗笔之清丽，与山水互为表里。也可以见出李白对越中山水的倾心。
李白描写浙江山水最著名的诗歌是《梦游天姥吟留别》：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
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
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
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
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
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www.xing528.com)
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
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
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
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
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
列缺霹雳，丘峦崩摧。
洞天石扉，訇然中开。
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
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
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
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
唯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
别君去兮何时还？
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殷璠《河岳英灵集》收此诗时题为《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后世版本或题为《梦游天姥吟留别诸公》，或作《梦游天姥吟留别》，或作《别东鲁诸公》。詹锳《李白诗文系年》系此诗于天宝五年（746），李白离开长安的第三年。此时他准备离开东鲁南下吴越，与东鲁朋友告别时写下了这首留别诗。
李白此诗构建了一个既真实又虚幻的世界：真实的是天姥山的山水，虚幻的是在天姥山基础上幻想的神仙世界。其实，这里的山水也好，神仙世界也罢，都是李白失意的心灵的慰藉物，是李白寻找心灵释放的出口的努力。“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是李白的哲学感悟；“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是李白最真切的心灵的呼唤。全诗构思奇特，想象丰富，语言夸张多变，美丽流畅。通过梦境的描绘，刻画出想象中的天姥山奇丽明媚的景象，也隐喻了自己不能实现政治理想、怀才不遇的悲愤和执着追求光明的愿望。同时，也表达了独立不羁，绝不摧眉折腰事权贵的人格精神。《李太白诗醇》引谢叠山语：“此太白避乱鲁中而留别之作，然以游仙为是，以游宦为非，盖出于不得已之情。”唐汝询《唐诗解》云：“将之天姥，托言梦游以见世事皆虚幻也……乃知世间行乐，亦如此梦耳。古来万事，亦岂有在者乎？皆如流水之不返矣。”
我们真的可以说，是浙江山水安慰了李白受伤的心灵，为李白提供了心灵的避难所，使诗人的生命更有弹性，也更完整。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浙江山水成就了李白。
浙江山水的美丽，在李白诗歌中被描写得清丽空明。《送友人寻越中山水》写越中的历史深厚、山水清秀，且多佳趣逸兴：
千岩泉洒落，万壑树萦回。
东海横秦望，西陵绕越台。
湖清霜镜晓，涛白雪山来。
八月枚乘笔，三吴张翰杯。
此中多逸兴，早晚向天台。
《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描写剡溪水石的“清妙”有味，李白并表示自己会“醉发吴越调”：
忽思剡溪去，水石远清妙。
雪尽天地明，风开湖山貌。
闷为洛生咏，醉发吴越调。
赤霞动金光，日足森海峤。
独散万古意，闲垂一溪钓。
猿近天上啼，人移月边棹。
《别储邕之剡中》怀想剡中的水清、竹绿、荷香，并表示要长隐于此。这些都可以看出李白对越中山水的倾心：
借问剡中道，东南指越乡。
舟从广陵去，水入会稽长。
竹色溪下绿，荷花镜里香。
辞君向天姥，拂石卧秋霜。
剡溪因了秀美山水，也因了谢灵运，在唐代诗人心目中几近神圣，诗作不绝于笔。朱放《剡山夜月》（一题《剡溪舟行》）：
月在沃洲山上，人归剡县溪边。
漠漠黄花覆水，时时白鹭惊船。
张籍《赠道士》（一作《剡溪逢茅山道士》）：
茅山近别剡溪逢，玉节青旄十二重。
自说年年上天去，罗浮最近海边峰。
顾况《从剡溪至赤城》：
灵溪宿处接灵山，窈映高楼向月闲。
夜半鹤声残梦里，犹疑琴曲洞房间。
刘长卿《送荀八过山阴旧县，兼寄剡中诸官》：
访旧山阴县，扁舟到海涯。
故林嗟满岁，春草忆佳期。
晚景千峰乱，晴江一鸟迟。
桂香留客处，枫暗泊舟时。
旧石曹娥篆，空山夏禹祠。
剡溪多隐吏，君去道相思。
元稹《送王十一郎游剡中》：
越州都在浙河湾，尘土消沉景象闲。
百里油盆镜湖水，千峰钿朵会稽山。
军城楼阁随高下，禹庙烟霞自往还。
想得玉郎乘画舸，几回明月坠云间。
孟郊《越中山水》说得明白，越中山水可以消忧：
日觉耳目胜，我来山水州。
蓬瀛若仿佛，田野如泛浮。
碧嶂几千绕，清泉万余流。
莫穷合沓步，孰尽派别游。
越水净难污，越天阴易收。
气鲜无隐物，目视远更周。
举俗媚葱蒨，连冬撷芳柔。
菱湖有余翠，茗圃无荒畴。
赏异忽已远，探奇诚淹留。
永言终南色，去矣销人忧。
二、以清丽之笔描写越中风土人情
浙江悠久的历史，独特的江南水乡风情，以及充足的物质财富带来的安逸生活情调，都在唐代诗人笔下得到呈现。尤其自唐代中期，中原板荡，而东南久安，故经济发达。韩愈在《送陆歙州诗序》中即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这一类诗歌大都以清丽、安闲为主要特色，是唐诗在越中独特地理空间中发展出此一特色的又一典型表现。
李白《越女词》五首选三：
耶溪采莲女，见客棹歌回。
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来。
（其三）
东阳素足女，会稽素舸郎。
相看月未堕，白地断肝肠。
（其四）
镜湖水如月，耶溪女似雪。
新妆荡新波，光景两奇绝。
（其五）
《越女词》是李白在越地会稽一带所作。前两首歌咏吴地（今南京一带）儿女，后三首刻画越地风情，分别写了若耶溪、东阳、会稽三个具体地方，实际是越中的代表。诗歌描写越女美丽的容貌和活泼的姿态，以及他们美丽的爱情生活。“棹”“入”二词是传神之笔。“棹”指摇船的动作，摇船时还唱着歌，可见行船之轻松欢快；“入”是“笑”着划船钻入荷花里面，欲出不出，假装害羞，天真活泼之态，历历在目。诗歌风格清新自然，体现了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诗风。另外，谢灵运有《东阳溪中问答》诗，应是此五首诗之所本。谢诗：“可怜谁家妇，缘流洗素足。明月在云间，迢迢不可得。”“可怜谁家郎，缘流乘素舸。但问情若为？月就云中堕。”更可以见出地理空间对诗人诗歌风格的影响。
李白《采莲曲》风格与《越女词》非常相近，可以作为另一个例证：
若耶溪傍采莲女，笑隔荷花共人语。
日照新妆水底明，风飘香袂空中举。
岸上谁家游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杨。
紫骝嘶入落花去，见此踟蹰空断肠。
杜甫曾于唐开元十九年（731）游历吴越，一直到开元二十二年（734）才离开。可惜诗作多逸，仅在《壮游》一诗中回顾吴越之游时，可看出诗人对浙江风物的深刻印象：
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
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
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
可惊奇之处是，杜甫与李白二人“所见略同”，更可惊奇处是诗歌风格也惊人地相似。我们都知道李白诗风是飘逸潇洒，而杜甫是沉郁顿挫，但在越地的地理空间里，在越地的独特风情里，他们竟然趋向了一致。
唐代另一个大诗人、“诗家天子”王昌龄有《相和歌辞·采莲曲》三首描写越地风情：
吴姬越艳楚王妃，争弄莲舟水湿衣。
来时浦口花迎入，采罢江头月送归。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
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越女作桂舟，还将桂为楫。
湖上水渺漫，清江初可涉。
摘取芙蓉花，莫摘芙蓉叶。
将归问夫婿，颜色何如妾。
其中的“荷叶罗裙一色裁”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如果我们把王昌龄的这三首诗歌与上述李、杜之诗进行比较，则会有同样的惊喜。
作为浙江当地人的贺知章则对家乡风物更为熟悉，他的《采莲曲》以清丽之笔，写出了家乡风物迥异于北地的独特，也写出了自己的自豪之情：
稽山罢雾郁嵯峨，镜水无风也自波。
莫言春度芳菲尽，别有中流采芰荷。
在体现地理空间与诗人诗歌互相影响、互相成就方面，白居易与杭州堪称最佳实例。在描写浙江城市生活方面，白居易是非常突出的。白居易少年时，曾随父避乱越中，广游江南，尤其钟情于苏杭。白居易于长庆二年（822）十月赴任杭州刺史（州最高长官），前后三年，实际时间仅20个月。在这不算长的时间里，白居易为杭州做了多件大事，最重要的，其一，筑堤保湖，兴修水利，引湖水灌溉农田；其二，疏浚六井，便民饮水。但从诗人诗歌与空间地理互相成就方面来看，最重要的也许是白居易大量的关于杭州、关于西湖的诗歌。
白居易在杭州三年，留下了大量赞美西湖山水的好诗，使西湖声名远扬。《钱塘湖春行》对西湖的春天情有独钟，生动地描绘了诗人早春漫步西湖所见的明媚风光，是一首唱给春日良辰和西湖美景的赞歌：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早莺新燕争飞，乱花浅草迷人。白居易这首诗就像一篇短小精悍的游记，从孤山、贾亭开始，到湖东、白堤止，一路上，在湖青山绿那美如天堂的景色中，饱览了莺歌燕舞，陶醉于鸟语花香，最后，才意犹未尽地沿着白沙堤，在杨柳的绿荫底下，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地离去了。王若虚《滹南诗话》谓：“乐天诗极清浅可爱，往往以眼前事为见得语，皆他人所未发。”这首诗语言平易浅近，清新自然，用白描手法把精心选择的镜头写入诗中，形象活现，即景寓情，从生意盎然的早春湖光，体现了作者游湖时的喜悦心情。
《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则描写傍晚孤山寺四水环绕的美丽景色，语极清丽：
柳湖松岛莲花寺，晚动归桡出道场。
卢橘子低山雨重，棕榈叶战水风凉。
烟波澹荡摇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
到岸请君回首望，蓬莱宫在海中央。
西湖之名是否起于白居易，尚难确证，但在白诗中大量出现“西湖”之名是确凿的（其他还有《西湖留别》，以及《杭州回舫》中的“报与西湖风月知”等）。目前“西湖”之名从文字所记能确考的最早也就是白居易的诗文了。由于白居易的身份和职位，以及白诗的广为流传、妇孺皆知，因而说西湖扬名于白居易，是完全可信的。而从那时开始，直到今天，西湖虽还有别名，但总是以“西湖”为核心称谓。
白居易以“杭州”为题或包含“杭州”的诗歌，一般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描写杭州美景；第二记录杭州民俗，记录杭州的城市生活。如《杭州春望》：
望海楼明照曙霞，护江堤白蹋晴沙。
涛声夜入伍员庙，柳色春藏苏小家。
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
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
诗对杭州春日景色做了全面的描写，前六句都是一句一景，最后两句为一景。七处景色都靠“望”字把它们联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画面。颔联“伍员庙”代指吴山，“苏小家”代指歌妓舞女所居的秦楼楚馆，这联正写题面的“春”字，点明季节，“柳色春藏苏小家”以歌台舞榭写出杭州的繁华景象。全诗语句旖旎动人，富有诗情画意。“红袖”句正面描写杭州的风物人情（“苏小家”是侧写）。“红袖”指织绫女子，“柿蒂”指绫的花纹。作者原注云：“杭州出柿蒂花者尤佳也。”“青旗”即酒旗，又名酒招，代指酒店。“梨花”语意双关。作者原注：“其俗酿酒趁梨花时熟，号为‘梨花春’。”“趁梨花”是说正好赶在梨花开时饮梨花春酒。此联上句写妇女织绫，下句写游人沽饮。梨花香浓，酒旗相招；红袖翻飞，绫纹绮丽。诗意之浓，色彩之美，读之令人心醉。尾联写最能代表杭州山水之美的西湖，“湖寺”指孤山寺，“西南路”指由断桥向西南通往湖中到孤山的长堤，即白沙堤，简称白堤。作者原注云：“孤山寺路在湖洲中，草绿时，望如裙腰。”“裙腰”的比喻不仅写出了春日白堤露草芊芊的迷人景色，而且使人联想到美丽的少女。后来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的“欲把西湖比西子”，差相仿佛。这首诗以春柳、春草、春树及江水、湖水的翠绿为主色，又以梨花、红裙、彩绫、酒旗点缀其间，既有自然美景，又有风物人情，诗笔清新美丽，表达了诗人对杭州和西湖的喜爱、赞美之情。
杭州在唐初太宗贞观年间已发展到了3万多户，而唐玄宗开元时已达8万多户，宪宗时更达10万多户。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在宪宗之后的穆宗之时，此时杭州人口兴旺，城市繁华。白居易经常出入山川，走街穿陌，深入民间。杭州的山川形势、风俗民情、名胜古迹，尽入诗笔之下：
绕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树一千株。
（《余杭形胜》）
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
（《江楼夕望招客》）
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
松铺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
（《春题湖上》）
风翻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
（《江楼晚眺》）
山名天竺堆青黛，湖号钱塘泻绿油。
（《答客问杭州》）
鱼盐聚为市，烟火起成村。
楼南望八韵》）
岁熟人心乐，朝游复夜游。春风来海上，明月在江头。
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无妨思帝里，不合厌杭州。
（《正月十五日夜月》）
……
白居易少年游杭时即已对杭州充满向往，出任杭州刺史时，更是表现出发自心底的喜爱和爱护，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偏爱了，以至于他和时任越州刺史的好友元稹之间发生了一场有趣的笔墨“官司”：“知君暗数江南郡，除却余杭尽不如。”（《答微之夸越州州宅》）“可怜风景浙东西，先数余杭次会稽。禹庙未胜天竺寺，钱湖不羡若耶溪。”（《答微之见寄》）当他任满离杭时，对杭州自然是依依难舍：
征途行色惨风烟，祖帐离声咽管弦。
翠黛不须留五马，皇恩只许住三年。
绿藤阴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妓船。
处处回头尽堪恋，就中难别是湖边。
（《西湖留别》）
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
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
碧毯线头抽早稻，青罗裙带展新蒲。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春题湖上》）
直到他晚年退居洛阳时，犹深深怀念西湖，盼望有一天能重游西湖：“忆江南，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忆江南》）“自别钱塘山水后，不多饮酒懒吟诗。欲将此意凭回棹，报与西湖风月知。”（《杭州回舫》）可谓一唱三叹，深情款款。
白居易一生作诗3600多首，其中写西湖山水的诗就有200余首，是历代写西湖诗歌最多的诗人。是诗人成就了杭州，也是杭州成就了诗人，堪称地理时空与诗人良性共生的典范。白居易不仅开创了风景抒情诗的先河，而且为后世文人诵唱西湖、描绘杭州开了好头。而历朝文人墨客钟情于西湖，造就了西湖深厚而宝贵的文化积淀。此乃西湖一大特色，也是今日西湖闻名于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诗人对地域文化的贡献。
第四节 长安、洛阳与富贵浓艳的唐诗
一、长安：秦中自古帝王州
唐代大诗人杜甫曾赞美长安“秦中自古帝王州”，自西周开始，历经秦、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和隋、唐，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先后有十个王朝在这里建都。大唐帝国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充满自信，长安城成为一座国际性城市和文化交流中心。
唐代长安经济发展，文学也获得空前繁荣，当时全国最有名的诗人大都或长或短地在长安城中居住过，留下了光辉的作品：文学家韩愈的住宅在靖安坊，柳宗元的住宅在亲仁坊。当时的长安，文风炽盛，谁创作出一首好诗，立刻传遍全城。李白在长安时，曾当着唐玄宗的面，叫最有势力的太监高力士给他脱靴子。杜甫一生诗作流传1400多首，作于长安一带的就有200多首。诗人贾岛、韩愈、刘禹锡曾是长安城延寿、靖安、兴福、安仁、兴德等坊的居民。其他诗人如孟浩然、王昌龄、王维、高适、岑参、韦应物、孟郊、李贺、李益、张籍、王建、元稹、杜牧、温庭筠、李商隐、皮日休等，都曾经在长安生活过。
长安是皇廷所在，是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唐代诗人描写长安或在长安创作的诗歌，也往往沾染了皇廷的气息，造就了唐诗富贵华妍的一枝黄花。
（一）代表诗人与典型诗作
宫廷诗风是这种诗歌风格的领导者，其特点就是注重外在的形式上的修辞美和装饰美。其代表诗人是太宗朝的虞世南、许敬宗，高宗朝的上官仪，武后时的“文章四友”（李峤、杜审言、苏味道、崔融），中宗时的宋之问、沈佺期等。这些宫廷文人，或本身即为权贵，或为帝王宠臣，借助朝廷的政治影响，他们的作品风尚，往往成为当时的流行诗风。
其中上官仪、沈佺期、宋之问成就更高，影响更大。上官仪诗风又称“上官体”，特点是“绮错婉媚”（《旧唐书》本传）。沈佺期、宋之问合称“沈宋”，其诗歌特点是“华藻整栗”（王世贞《艺苑卮言》评沈、宋语）。他们的诗歌在内容上多是歌功颂德、宫苑游宴，缺乏内在的感情，是其缺点。但其文风华美，注重形式，则应该做两面观：如果律诗在沈宋手中成熟定型，也就没有后来辞采风骨兼备的盛唐诗歌了。
我们看虞世南的《蝉》：
垂
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这是一首咏物诗，诗人托物言志。“垂
饮清露”用意深刻。“垂
”有二意：“
”是古人结在颔下的帽带下垂部分，蝉的头部有伸出的触须，形状像下垂的冠缨，故说“垂
”。“垂
”又暗示显贵身份（古代常以“冠缨”指代官宦）。诗人在这里把“贵”与“清”统一在了一起，一派显贵之气。“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则表达了诗人对自身品格的高度自信，并透露出一种雍容的风度气韵。唐太宗曾经屡次称赏虞世南的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谓为“五绝”，这首诗就有自况的意味。
《赋得慎罚》则是典型的应制诗的华贵气派：
帝图光往册，上德表鸿名。
道冠二仪始，风高三代英。
乐和知化洽，讼息表刑清。
罚轻犹在念，勿喜尚留情。
明慎全无枉，哀矜在好生。
五疵过亦察，二辟理弥精。
幪巾示廉耻，嘉石务详平。
每削繁苛性，常深恻隐诚。
政宽思济猛，疑罪必从轻。
于张惩不滥，陈郭宪无倾。
刑措谅斯在，欢然仰颂声。
全诗于形式整饬、颂扬之声中，也含有劝诫的意味。
我们再看“文章四友”中的李峤。李峤在武后、中宗朝，屡居相位，封赵国公。他前与王勃、杨炯相接，又和杜审言、崔融、苏味道并称“文章四友”。诸人死后，他成了文坛老宿，为时人所宗仰。其诗绝大部分为五言近体，风格近似苏味道而词采过之。如下面三首：
神龙见像日，仙凤养雏年。
大火乘天正，明珠对月圆。
作新金箧里，歌奏玉筐前。
今日宜孙庆，还参祝寿篇。
（《中宗降诞日长宁公主满月侍宴应制》）
别业临青甸，鸣鸾降紫霄。
长筵鹓鹭集，仙管凤皇调。
树接南山近，烟含北渚遥。
承恩咸已醉，恋赏未还镳。
（《侍宴长宁公主东庄应制》）
汉帝抚戎臣，丝言命锦轮。
还将弄机女，远嫁织皮人。
曲怨关山月，妆消道路尘。
所嗟秾李树，空对小榆春。
（《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
第一首辞藻华丽，言语典正，满篇喜气，是符合“公主满月”之主题的，后人一味批评其应制诗无情调、无韵味，这其实也不太公正。就是普通人家，去贺喜说的话，不也多是喜庆的套话吗？何况李峤的诗在当时是合律率最高的，为“一时学者取法”（《新唐书·李峤传》）。第二首除了合律之外，写出了长宁公主别业的环境特点，也道出了真话：“承恩咸已醉，恋赏未还镳。”第三首则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此外，李峤的《汾阴行》咏汉武帝祀汾阴后土赋《秋风辞》之事，写盛衰兴亡之感，其中如“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颇有卢照邻《长安古意》“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的意味，而精警不如。
卢照邻的《长安古意》被闻一多先生称颂后，一直得到人们的肯定，但多是从情感猛烈坚实的角度。其实，我们仔细研读它的主体，会发现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它居然是唐代长安这个当时的国际大都会的“浮世绘”，而且是从上层贵族，到下层社会，甚至描写了最高权力阶层的权力斗争。
这是一个充满欲望的都市：“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这里高楼入云：“复道交窗作合欢，双阙连甍垂凤翼。梁家画阁天中起，汉帝金茎云外直。”这是一个奢靡华丽的世界：香车宝马，熙熙攘攘，往来于公主宅第、王侯之家。内里歌舞翩翩，声色滚滚；不法侠客、纨绔子弟、禁军军官，也纷纷沉溺声色之中。如果说杜甫反映安史之乱的诗歌是“诗史”，那么，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也可以说是长安兴盛时期的活的历史。与这大都市生活描写相对应的，就是它语言的华丽，气度的雍容：“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甚至不避讳华丽到绮靡：“娼家日暮紫罗裙，清歌一啭口氛氲。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甚至还有色情暗示：“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
我们必须承认，这些都是真实的，我们应该感谢卢照邻有胆量把它如实书写下来。我们同时也要承认，与大都市的繁荣兴盛相伴随的，除了华贵，还有绮靡。这是一个历史的规律，也是文学史的一个规律。
地理环境、地理空间能够深刻地影响到文士的诗笔，甚至是使他们发生连自己都没办法控制的改变，例如李白。李白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但即使是李白，也被地理空间影响着、改变着。李白的诗歌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那是怎样的清新：“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峨眉山月歌》）我们再看他的《清平调》三首：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其一）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其二）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其三）
李白这三首《清平调》颇得前人好评。明代的周珽在《唐诗选脉会通》中称赞它“语语浓艳，字字葩流”，清代的沈德潜说它“三章合花与人言之，风流旖旎，绝世丰神”（《唐诗别裁》）。
组诗第一首从空间写起，用“群玉”“瑶台”把人间抬高到天上西王母居住的仙境。开头第一句即构思奇特，出语不凡：“云想衣裳花想容”，把富贵娇艳的牡丹花和杨贵妃一起合写。这还是外在的，更重要的是它定位准确：既对牢唐明皇的“赏名花，对爱妃”（《杨太真外传》），定好歌颂赞美的基调，而又不露痕迹。“春风拂槛露华浓”语言极其艳丽，“露华浓”是指花朵含苞待放之时，最是珍贵，而美人杨贵妃也是如此。
第二首从时间上写，用楚襄王的朝云、汉成帝的飞燕，来衬托、抬高唐明皇前人不及的艳福：楚襄王面对巫山神女，只能够空想而已，只能够羡慕嫉妒恨而已；赵飞燕也是必须浓妆艳抹，化妆后才敢面见君王，哪里比得上杨贵妃的天生丽质，敢于素面朝天？而开头的“一枝红艳露凝香”也是极其艳丽，是既写花，又赞美贵妃的妙语。
第三首回到眼前。前面绕了很多圈子，都是烘托，到此才直面主题，并进一步把唐明皇拉了进来：“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三美合一了。“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只要有国色天香的杨贵妃，君王就没有什么会让他烦恼的了。此时人倚阑干，花在阑外，春风拂来，丝竹入耳，真是风流蕴藉，令人艳羡。
看到这样的诗歌，我们恍惚了，以为见到了上官仪、宋之问，但这就是李白。李白也能为富贵浓艳之词。在这样充满富贵欲望的地理空间，在长安这样的大都市，尤其在富丽堂皇的皇宫，他不能不写出这样的浓艳之词。
当然我们也知道还有另一个李白，那个“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李白，那个让高力士脱靴子的李白，那个“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一身傲骨的李白。但唯其如此，我们才可以更真切地感受到地理空间与诗人诗风之间的关系。
我们再看诗圣杜甫的《秋兴》八首之五：
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
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
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
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
《秋兴》八首是公元766年秋天杜甫滞留夔州时惨淡经营的一组七言律诗。它描绘长安宫殿的巍峨壮丽，早朝场面的庄严肃穆，以及杜甫自己曾得“识圣颜”至今引为欣慰的回忆，历来被公认为杜甫抒情诗中沉实高华的艺术精品。一般对它的评价是体高格厚，雄浑丰丽，“盖唐人七律，以老杜为最，而老杜七律，又以此八首为最者，以其生平之所郁结，与其遭际，一时荟萃，形为慷慨悲歌，遂成千古之绝调”（《杜诗言志》）。
这里想要指出的，是它的辞藻富丽，属对工整，以及这“富丽”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笔者认为，这组诗歌虽然是作于夔州，但杜甫却心系京华。也就是说，这里有一个当前时空和记忆（想象）时空的差异问题。在当前时空，杜甫的诗歌风格还是通俗的，也多语言清丽之作，如“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都有口语化的倾向了。因为这是面对当前时空，是在逃难之中，书写的是当前欣喜或者悲哀的自我小生活、小感情。而《秋兴》八首所书写的时空是记忆（想象）时空，确切地说，就是那个曾经的过往的繁华的长安时空。尤其第五首，所书写的乃是帝都气象，是宫廷政治生活，只有富丽典正的语言风格，才能够与之相配。在杜甫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地理时空与诗歌风格对应的例证。
（二）帝都气象
长安是盛世的象征，唐代著名诗人大都写过长安附近的名胜。长安北临渭水，南倚终南，地势壮阔，城阙巍峨，街道方正。诗人们写出了长安生机勃勃、繁华壮丽的恢宏气象：
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
连甍遥接汉，飞观迥凌虚。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
（李世民《帝京篇》）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杜牧《过华清宫》）
秦地平如掌，层城出云汉。楼阁九衢春，车马千门旦。
（宋之问《长安道》）
四郊秦汉国，八水帝王都。阊阖雄里闬，城阙壮规模。
贯渭称天邑，含岐实奥区。金门披玉馆，因此识皇图。
（李显《登骊山高顶寓目》）
长安的建筑是雄伟的，秦川渭水的风物是壮丽的，长安的城市生活是繁华喧闹的。李世民的《帝京篇》、张说的《踏歌词》、吴激的《长安怀古》、许玫的《题雁塔》、杜牧的《长安杂题长句》等，都再现了长安壮伟和繁华昌盛的景象，描绘了秦川壮美的自然风光。如王维的《登楼歌》：
聊上君兮高楼，飞甍鳞次兮在下。
俯十二兮通衢，绿槐参差兮车马。
却瞻兮龙首，前眺兮宜春。
王畿郁兮千里，山河壮兮咸秦。
诗人写登楼所见，但见长安高楼鳞次栉比，通衢街巷，四面八达，绿槐掩映，车水马龙，秦川千里，壮阔无比。景象大气而雍容，一派大唐皇都景象。
又如《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
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
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
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
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玩物华。
写出了长安渭水环绕，宫殿临山，高耸入云，宫城内花团锦簇，绿柳掩映，春雨新绿，万家安居的大唐帝都安乐图，也表现了与长安帝都地理时空相对应的典正富丽的诗歌风格。
作为当时长安第一美景和游宴之地的曲江，也是唐代诗人们热衷描写的对象，留下了众多佳作。曲江位于长安东南，汉武帝时造宜春苑于此，四周有无数的亭台楼阁，遍种名树、花卉。贵族和文人雅士趋之若鹜，帝王也经常游赏饮宴于此。每年三月三日的游宴，是一年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其时曲江两岸花团锦簇，沿途摆满供观赏的珠宝珍玩、奇货异物。不仅皇帝和皇亲国戚，而且各级官员及其妻妾，乃至和尚、道士、普通百姓都来参加活动。是时，皇家的宴会设于最豪华的名叫紫云楼的殿宇上，最为奢靡：“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銮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杜甫《丽人行》）诸大臣的宴会设于周围的楼台亭榭，翰林学士则在江中泛舟饮宴，一般士庶自由选择花间草地豪饮。“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杜甫《丽人行》），写的就是这种景象。
在唐代，每年新进士的喜庆宴也在曲江举行。这种宴会共持续了170多年。每次“关试”（即吏部考试）之后，都要在曲江池西边的杏花园，举行这样的盛宴。人们都称它为杏园宴。由于这时樱桃已熟，正是品尝良机，所以人们又把它称为“樱桃宴”。宴会之后，新中进士即将上任的士人们，将各奔前程，以后难有见面机会，所以又被称为“离宴”。“曾是管弦同伴游，一声歌尽各东西”，写的就是这种情景。
唐代诗人还有很多描摹曲江风景的诗作：“桃花细逐杨花落，黄花时兼白鸟飞。”（杜甫《曲江对酒》）“曲江丝柳变烟条，寒骨冰随暖气销。”（王涯《游春辞二首》其一）“鸟度时时冲絮起，花繁衮衮压枝低。”（王涯《游春辞二首》其二）“曲沼深塘跃锦鳞，槐烟径里碧波新。此中境既无佳境，他处春应不是春。”（秦韬玉《曲江》）说尽帝都繁华，其文辞富丽工瞻，是长安地理空间影响诗歌风格的确证。
二、洛阳：唯有牡丹真国色
“长安重游侠，洛阳富财雄。”这是唐初诗人卢照邻对唐代两大都市的概括（《结客少年场行》）。洛阳是大唐的东都，是唐朝另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唐代诗人描写洛阳或在洛阳创作的诗歌，与唐代长安诗歌一样，也沾染了浓重的皇廷气息，造就了唐诗富贵华妍的另外一枝黄花。
上官仪是高宗朝的宰相，也是当时宫廷华贵诗风的代表。上官仪在东都洛阳创作的诗歌《入朝洛堤步月》，体现了太平宰相的富贵仪态：
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
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
这首诗是上官仪任宰相时所作，大约在龙朔（唐高宗年号，661—663）年间。刘《隋唐嘉话》载，“（唐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即兴吟咏了这首诗。当时一起等候入朝的官僚们，觉得“音韵清亮”，“望之犹神仙焉”。这首诗字里行间充溢着显扬之气，流露出作者的春风得意，以及倨傲、自荣的情态，真实地为这类得势当权的宫廷文人留下一幅生动写照。从艺术上看，这寥寥二十字，不只是“音韵清亮”，而且辞藻富丽，谐律上口，使太平盛世的富贵宰相神情毕现。
宋之问（约656—约713）、沈佺期（约656—713），是武后和中宗两朝的文士之首，尤其在中宗神龙、景龙年间，他们均以修文馆学士的身份频频参加宫廷文会，领袖当时文坛。《唐诗纪事》载：“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赐以锦袍。左史东方虬诗成，拜赐坐，未安，之问诗后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锦袍衣之。”同书又载：“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赋诗，群臣应制百余篇。帐殿前结彩楼，命昭容选一首，为新翻御制曲。从臣悉集其下。须臾，纸落如飞，各认其名而怀之。既进，唯沈、宋二诗不下。又移时，一纸飞坠，竞取而观，乃沈诗也。及闻其评曰：‘二诗工力悉敌，沈诗落句……盖词气已竭；宋诗……犹涉健举。’沈乃伏，不敢复争。”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在宫廷文人集团中的地位，以及沈宋之间的高低。
我们看宋之问在洛阳创作的给他带来莫大荣誉、“文理兼美”的《龙门应制》：
宿雨霁氛埃，流云度城阙。
河堤柳新翠，苑树花先发。
洛阳花柳此时浓，山水楼台映几重。
群公拂雾朝翔凤，天子乘春幸凿龙。
凿龙近出王城外，羽从琳琅拥轩盖。
云罕才临御水桥，天衣已入香山会。
山壁崭岩断复连，清流澄澈俯伊川。
雁塔遥遥绿波上，星龛奕奕翠微边。
层峦旧长千寻木，远壑初飞百丈泉。
彩仗蜺旌绕香阁，下辇登高望河洛。
东城宫阙拟昭回，南阳沟塍殊绮错。
林下天香七宝台，山中春酒万年杯。
微风一起祥花落，仙乐初鸣瑞鸟来。
鸟来花落纷无已，称觞献寿烟霞里。
歌舞淹留景欲斜，石关犹驻五云车。
鸟旗翼翼留芳草，龙骑映晚花。
千乘万骑銮舆出，水静山空严警跸。
郊外喧喧引看人，倾都南望属车尘。
嚣声引飏闻黄道，佳气周回入紫宸。
先王定鼎山河固，宝命乘周万物新。
吾皇不事瑶池乐，时雨来观农扈春。
这首诗描写天子与大臣出行的情形，如“洛阳花柳此时浓，山水楼台映几重。群公拂雾朝翔凤，天子乘春幸凿龙”，不仅文辞华美，而且深含美颂——此时用事的是武则天，故有“群公拂雾朝翔凤”的描述。描写环境，如“雁塔遥遥绿波上，星龛奕奕翠微边。层峦旧长千寻木，远壑初飞百丈泉”，气势飞动。描写群臣随君王登高所见：“彩仗蜺旌绕香阁，下辇登高望河洛。东城宫阙拟昭回，南阳沟塍殊绮错。”气势宏大，而文采绮丽华美。描写群臣为君王祝寿的歌舞场面：“鸟来花落纷无已，称觞献寿烟霞里。歌舞淹留景欲斜，石关犹驻五云车。”热闹非凡，时间久长。“千乘万骑銮舆出，水静山空严警跸。郊外喧喧引看人，倾都南望属车尘。”写出了君王回朝的盛大场面，以及万人空巷、争睹圣颜的热闹。如此文采华美的描写、称颂，得到武则天的褒奖，也在情理之中。
洛阳作为当时唐朝的另一个政治中心，奉使朝觐不绝于路。“三年一上计，万国趋河洛。”张九龄《奉和圣制送十道采访使及朝集使》就描述了这一盛况，并祝愿、要求这些肩负圣命的使臣“昭晰动天文，殷勤在人瘼。持久望兹念，克终期所托。行矣当自强，春耕庶秋获”。
王昌龄的《放歌行》也反映了这种气象：
南渡洛阳津，西望十二楼。
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诸侯。
清乐动千门，皇风被九州。
庆云从东来，泱漭抱日流。
升平贵论道，文墨将何求。
有诏征草泽，微诚将献谋。
冠冕如星罗，拜揖曹与周。
望尘非吾事，入赋且迟留。
幸蒙国士识，因脱负薪裘。
今者放歌行，以慰梁甫愁。
但营数斗禄，奉养每丰羞。
若得金膏遂，飞云亦可俦。
“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诸侯”，正是洛阳作为东都的如实描写，而“冠冕如星罗，拜揖曹与周”则写出了官宦们交往应酬的热闹场景。在这种热闹中，诗人表示自己“若得金膏遂，飞云亦可俦”，包含了些许失意。
唐明皇李隆基的《初入秦川路逢寒食》则既描写了洛阳、长安的胜景，也记录了作为最高统治者两京往还的历史镜头：“洛阳芳树映天津，灞岸垂杨窣地新。直为经过行处乐，不知虚度两京春。”因为是当政者亲自书写，更具真实感。
王维《洛阳女儿行》从民间的角度，对洛阳的繁华情事进行了描写：
洛阳女儿对门居，才可容颜十五余。
良人玉勒乘骢马，侍女金盘鲙鲤鱼。
画阁朱楼尽相望，红桃绿柳垂檐向。
罗帏送上七香车，宝扇迎归九华帐。
狂夫富贵在青春，意气骄奢剧季伦。
自怜碧玉亲教舞，不惜珊瑚持与人。
春窗曙灭九微火，九微片片飞花琐。
戏罢曾无理曲时，妆成只是薰香坐。
城中相识尽繁华，日夜经过赵李家。
谁怜越女颜如玉，贫贱江头自浣纱。
此诗题下原注“时年十六”，可见是诗人早年之作。诗题取自梁武帝萧衍《河中之水歌》“洛阳女儿名莫愁”，用以概指当时贵族女子。诗写豪家女子无比娇贵逸乐的生活，有住宅之富丽——“画阁朱楼尽相望，红桃绿柳垂檐向”，有饮食之珍奇——“侍女金盘鲙鲤鱼”，有车马居饰之华丽——“罗帏送上七香车，宝扇迎归九华帐”，有夫婿之豪奢——“狂夫富贵在青春，意气骄奢剧季伦[3]。自怜碧玉亲教舞，不惜珊瑚持与人”，有交游之高贵——“城中相识尽繁华，日夜经过赵李[4]家”，极尽铺排渲染之能事。王维此诗写洛阳富贵之家，而文笔极其华妍，与卢照邻《长安古意》相对，一写东都洛阳，一写西京长安，而构思、文笔差相仿佛，都是地理空间影响唐诗风格的范例，正好可以参看。
在中晚唐诗人的笔下，洛阳依然是热闹繁华的代名词，依然是他们的“香梦”[5]。于邺的《过洛阳城》，可以说是一个晚唐诗人，一个一直追求功名而未得的诗人对洛阳的印象：
古来利与名，俱在洛阳城。
九陌鼓初起，万车轮已行。
周秦时几变，伊洛水犹清。
二月中桥路，鸟啼春草生。
其中“九陌鼓初起，万车轮已行”一句描写了洛阳的热闹繁华。
洛阳牡丹，天下闻名；魏紫姚黄，名动京城。洛阳的繁华富贵，还集中表现在唐代诗人描述洛阳赏花习俗的诗歌中：
华林满芳景，洛京遍阳春。
（李世民《赋得樱桃》）
记得旧诗章，花多数洛阳。
（白居易《洛城东花下作》）
白玉谁家郎，回车渡天津。
看花东陌上，惊动洛阳人。
（李白《洛阳陌》）
其中最著名的是刘禹锡《赏牡丹》对洛阳花开时节盛况的描写：
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这首诗借赏牡丹抒发了唐代人们对牡丹的喜爱和尊宠。诗人在这首诗中写了芍药、荷花、牡丹三种名花。写芍药是“妖”，言其艳丽、妩媚，但“无格”。因为芍药盛开时极艳丽，但花朵大都集中在花株的顶端，未免单调张扬，不及牡丹花掩映在绿叶扶疏中，婀娜多姿，丰富而含蓄。写荷花是“净”，言其洁净，但“少情”。因为荷花虽称“君子花”，具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品格，但它不枝不蔓，矜持冷艳，少了风致和情趣。芍药“无格”，荷花“少情”，只有牡丹，既具品格，又含性情，盛开时节，春光万里，姹紫嫣红，高贵富丽，倾国倾城。在刘禹锡笔下，牡丹美得秀丽多姿，美得雍容华丽，美得绚丽娇绝，美得惊世骇俗。“花开时节动京城”，描写洛阳满城争看牡丹花的盛况，如在眼前。从此“花开富贵春”就成为国人的最爱。
我们再看王建的《赏牡丹》：
此花名价别，开艳益皇都。
香遍苓菱死，红烧踯躅枯。
软光笼细脉，妖色暖鲜肤。
满蕊攒黄粉，含棱缕绛苏。
好和薰御服，堪画入宫图。
晚态愁新妇，残妆望病夫。
教人知个数，留客赏斯须。
一夜轻风起，千金买亦无。
《赏牡丹》诗，刘禹锡得其神韵，王建绘其丰貌。刘禹锡对牡丹没有具体描写，王建这里补足了。诗歌开头即对牡丹直接赞美：“此花名价别，开艳益皇都。”“名价”犹言声价，说牡丹高于他花。“香遍苓菱死，红烧踯躅枯。”也是借助压低其他花卉，来抬高牡丹，但比较刻意（“踯躅”为杜鹃花的别名）。“软光笼细脉，妖色暖鲜肤。满蕊攒黄粉，含棱缕绛苏。好和薰御服，堪画入宫图。”刻画最具体生动，也最显富贵气派。王建虽然一直沉沦于下僚，但书写牡丹，却同样富贵华妍。
安史之乱后，繁荣的洛阳遭到了多次的破坏（安史之乱期间遭到的破坏即达四次）。因此，诗人中也甚多对洛阳繁华的感喟，如杜牧的《金谷园》、李益的《上洛桥》。这些诗歌寄托了中唐诗人深深的现实思考，寄托了他们的警世之意。杜牧《金谷园》：
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
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
诗歌用石崇旧事，描写金谷园（代指洛阳）的繁华往事，已随香尘飘荡而去；流水无情，带走一切荣华富贵，唯独野草自顾自地以碧绿迎春，年复一年。啼鸟悲鸣，其实映衬的是诗人的心境；落花纷纷，恰似那为石崇坠楼的绿珠美人。今人不吸取旧事的教训，又导致名都被毁的一幕重演。杜牧这里对洛阳为代表的帝都繁华，及其背后的历史镜鉴，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李益的《上洛桥》同样用金谷园旧事，反映了诗人自己的心境：
金谷园中柳，春来似舞腰。
那堪好风景，独上洛阳桥。
金谷园柳如美人舞腰，仍然美丽无比，但现在的洛阳已经今非昔比，好风景只是使诗人更觉“不堪”，不忍心去看。那是怎样的痛楚与无奈。
【注释】
[1]参见《资治通鉴》卷一七七《隋纪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516页。
[2]孙元晏：《淮水》，《全唐诗》卷七六七，中华书局1960年版。
[3]季伦即晋代石崇（字季伦），以骄奢著称。
[4]赵李，指汉成帝后妃赵飞燕、武帝时李夫人，此代指皇亲贵戚。
[5]见武元衡《春兴》：“春风一夜吹香梦，梦逐春风到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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