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明清辞研究的反思

楚辞学以屈原及《楚辞》为研究对象，以章句、义理、辞采等作为研究内容，以文学理论为指导思想，以诸多的研究方法为依托，将各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学术流派融为一体，是交织着文学、历史、考古、地理、天文等众多学科于一体的综合性学术研究领域。本书试图以历时的视角，来考察历代学者对楚辞学的贡献及其研究的特点。

本书将重点内容放在四个易代之际，即宋元、元明、明清、清末民初四个时段中。在这四个时段上，社会动荡最大、易代感伤情绪最浓，对屈原及《楚辞》的解读也最为深刻。世人在遭遇易代的重大变故时，各种情绪交织、激荡在一起，映照在《楚辞》这个悲世文学体上，呈现出各种值得研究的心理态势。在元、明、清三个朝代中，楚辞学因时代不同而呈现出彼此各异的学术风貌。

历代注目于《楚辞》的学者，可分为两类：其一为接受者；其二为研究者。元代的学者大多数为接受者，或未有专著问世，或未作详细注解，他们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研究者。明、清两代楚辞研究者众多，成绩也丰厚。这些学者主要从训诂、义理、辞章三个角度去解读《楚辞》。其中，明代学者在义理与辞章方面的研究较多，清代学者则注重训诂，这些不同的学术倾向与时代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众多注《楚辞》者中，各人都有自己的著述风格。不同时代、不同流派、不同学术背景、不同性格特点的人，均有不同的注《骚》心态，这些不同之处则多会反映在作者的行文用词、研究视角、论证方法等方面。本书试图就以上所提到的研究范畴对楚辞学作一番研究。本书在写作完成后，亦大致达到了研究目的，但仍有部分内容亟待后续研究。

由于学力有限、理论素养欠缺、材料不足等原因，本书有许多问题尚未涉及，或未论述完备。本书所做的工作“只是对文学发展外在表象的、孤立的、断续的描写，虽然也在局部的问题上有过一些较为深入的探究，然而却没有达到对整个中国文学史或者一段文学史作内在的逻辑的流贯而完整的把握”[1]。如易代之际民族心理在楚辞学上的反映，历代注《楚辞》者的性格研究，历代拟《骚》之作的研究，历代统治者对楚辞学的态度，历代在野者与出仕者对楚辞学的不同态度，楚辞学史中的神话研究，楚辞学史中的史地研究，楚辞学的方法论等问题，尚待进一步深入剖析与梳理。

对于易代之际民族心理在楚辞学上的反映的问题，笔者认为宋元、元明、明清、清末民初，四个改朝换代之际都交织着民族问题。元代是蒙古统治时期，对汉人的歧视与压迫历经百年之久。朱元璋大旗一挥，千百万汉人积极响应，元亡明兴，中国又重新回归汉文化的统辖。明代各个皇帝虽不见得多么勤政爱民，但明朝的忠臣诤士尤多，这种现象也可以看作是臣民坚定地维护汉族统治的反映。清朝是满族统治时期，明末清初之际的民族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各地反清复明的斗争此起彼伏，波澜壮阔，持续了近百年。清末民初，打倒封建统治的呼声，淹没了民族矛盾，但不能说没有民族矛盾存在。考察《楚辞》文化在现实中的投影，是楚辞学民族心理研究中很值得关注的内容。在这几个时段中，蒙古与汉、汉与满、满清封建统治与新时代民主思想之间的矛盾冲突一浪高过一浪，这些矛盾斗争在楚辞学上的反映，亦是值得研究的课题。比如说，元代人大都是楚辞学的接受者，他们在接受的过程中如何从民族心理学的角度去理解《楚辞》；元代人在元末明初之际，回归汉族统治时的心理如何体现于楚辞研究中；明代学者的大汉情结在楚辞研究中如何体现等问题，都是本书已经关注但未能深入剖析之处，期待后续研究能从民族心理学方面再作细化分析。

对于各个时代文人从事楚辞研究的心态问题，历来都有不少人从作者的经历方面去探讨，但均未作详细梳理。作者的家世、所处时代、经历遭遇、学术背景、师承关系、思想潮流等，均能成为学者从事楚辞研究的诱因。每一个从事楚辞研究的学者都有各自不同的研究动机，这些动机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必然有所呈现。本书对此方面只是作了初步探索，尚未形成体系。剖析一个人的动机，可以深刻理解此人做事的方式。所以，探讨各时代文人从事楚辞研究的心态，可以使楚辞学的相关理论得到进一步深化。

本书通过对元明清三代注《楚辞》者的个性分析，归纳出一个规律，即古代注《楚辞》者的性格大都比较耿直、刚正、忠贞，但其思想又可分为极保守型与极激进型。比如王夫之、陆时雍、李光地等人，均被史书评为耿直、刚正者，但他们的思想却截然不同，陆时雍激进，李光地保守，王夫之则强调经世。屈原其文的思想内涵与屈原其人的精神境界是紧密关联的，历代注《楚辞》者的思想倾向与人性品质，在其注解过程中亦有所体现。本书对此有所论述，但这部分内容仍稍显单薄，可另作专题研究。

对于历代拟《骚》之作的研究，不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但拟《骚》之作是楚辞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可忽视。由于历代拟《骚》之作庞杂繁多，宜另做专题来论述。故而，本书未将其纳为重点内容，免得顾此失彼，得不偿失。但是，拟《骚》之作亦是楚辞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例如拟《骚》之作的思想、风格、体式、行文等，都可以作为研究对象。例如，元代蒙古人阿鲁威曾写19首拟骚散曲，明代刘基曾作拟骚诗《九叹》等。

历代统治者对楚辞学的态度，本人认为不可一概而论，更不可置之不论。屈原的忠君爱国是统治者所喜好的，但屈原怨君愤懑又是统治者所厌恶的，如何将忠君爱国与怨君愤懑相调和，如何将屈原忠君爱国的一面提升，将怨君愤懑的一面削弱，这是统治者最为关注的。自从汉武爱《骚》后，历代统治者对《楚辞》的态度，各有不同，但共通之处在于强化忠、削弱怨。从统治意识视角去分析统治者对屈原及《楚辞》的态度，尝未有人涉足，亟待材料丰富、学养充足、理论体系完备者，对此能有所发挥。

对于楚辞学中的神话，历来都有人关注过，但从整体角度去研究的人很少。郭沫若、鲁迅、闻一多等人虽曾进行过一些尝试，但都未真正理清。元明清三代中亦有人曾涉及《楚辞》中的神话，但是仅作了蜻蜓点水式的略论，如蒋骥对“简狄”的考论，未涉及神话体系问题。中国的神话体系庞杂，很难真正理清《楚辞》中所涉及的神话体系。近代，有人对《楚辞》神话、印度神话、美洲神话进行了比较研究，如苏雪林《屈赋论丛》《天问正简》《屈原与〈九歌〉》等对此尚有论述，但仍未能清楚解释《楚辞》中的神话体系问题。解决此问题，需从神话学的角度进行系统的论述，而不是抽离出一部分进行支离破碎式的研究。《楚辞》中神话、传说、史事混杂在一起难以厘清，所以本书对《楚辞》中的神话部分未作详细考论。在对象不明的情况下，轻率讨论，势必会出现错误的结论。除了从整体上去研究《楚辞》中的神话，还应关注神话中所透露的思想、文化、心理等。例如：历代注《楚辞》者对《天问》篇“天式纵横，阳离爰死？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句中“阳离”一词众说纷纭，“然而在将‘阳离’二字拆开解释上则是一致的，以阳气或天气释‘阳’，而训‘离’如字”[2]，这些学者大都拘泥于文本字面，而忽视了其中所隐含的文化心理因素。王锺陵先生从原始人类的死亡—复活观念出发，将“阳离”训为太阳鸟，他认为此句“可能隐含着一个类似凤凰涅槃的中国神话”[3]。从文化、心理、风俗、哲学等社会层面上去研究《楚辞》中的神话，是一个具有深远价值的研究课题。(www.xing528.com)

楚辞学中的史地问题，从《楚辞》诞生之初就有人论及，但历代学者对《楚辞》中所涉及的历史、地理问题均未能达成共识或形成群体性协议。例如，对于屈原被放逐的次数与时间、地点，汪瑗、黄文焕、陆时雍、王邦采、王闿运等人均持不同意见，各抒己见，莫衷一是。与屈原相关的史地不明，则很难准确考察他的心路历程。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待于考古发现或新的史料证据出现。历来注《楚辞》者，均持有一定的史学观，他们在注解的过程中势必会有所体现。对楚辞学中注解者史学观的分析，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此外，《楚辞》中亦涉及许多地理问题，历代学者对此均有自己的见解，但对于像《楚辞》这样的文学作品，其文中所涉及的地名是否实有其地或是否有确指，尚待其他佐证，如瑶台、阆风、南巢等。对于《楚辞》中的地名，历代注释者都曾触及，但亦时有偏颇，本书对此有所考察，并取得了一些初步的认识。但是，现今学术界史地研究已俨然是一个专门的学科，如何将楚辞学与史地学贯通起来，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楚辞学的研究方法很多，在经学统治下，多采用章句式训释；在理学统治下，则多采用义理阐发式注解；在西学渐进之际，则多摒弃传统点面式研究方法，而采用立体网状式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具体有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美学、人类学、比较文学、哲学、民俗学、考古学，等等。对于楚辞学方法论的研究，深具学术价值。对于此问题，本书亦有论及，但未能提升到系统性方法论的高度。

历代研究《楚辞》的专著近四百种，专论之文、札记、笔记等更是数不胜数。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共收集研究专著228种，崔富章《续楚辞书目五种》又补充了百种以上，如此众多的研究成果，把楚辞学装点得异常纷繁富饶，但仍存在不少无人涉足的暗角。历代对屈原及《楚辞》的认识都不同，“汉代人从《楚辞》中看到的是经学，宋代人从《楚辞》中看到的是理学，儒家从中看到的是儒学，道家从中看到的是道学”[4]。将屈原从儒家、道家、阴阳家、杂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使屈原彻底摆脱传统观念的禁锢，并从历史的迷雾中走出来，是新时期屈原研究的方向。

每一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与工作方法，但都想力图克服语言的社会性与解释的历史性问题，但又不可避免地带有研究者的思想倾向与所处时代的烙印。正因为存在这样的矛盾，所以每个研究者都认为自己的研究最能体味作者的本意。探索研究者的思维特性是楚辞学的研究内容之一，楚辞学史是一种对研究者的研究。也就是说，楚辞学史的研究重点不再是如何理解《楚辞》的问题，而是研究历代学者解读方式的问题。楚辞学史的研究仍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一两个研究者所能企及的，而且楚辞学史的研究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1]王锺陵：《中国中古诗歌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2]王锺陵：《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50页。

[3]王锺陵：《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51页。

[4]李中华、朱炳祥：《楚辞学史》，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第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