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楚辞研究及其影响

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的炮火强行轰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西方新思想、新意识、新学说、新科技、新潮流等一股脑涌现在国人的视野里。相比于欧美先进的科技力量，中国的国力显得羸弱不堪；相比于欧美开放式思维方式，中国僵化、顽固的学究式文化更显得死气沉沉。中西方的经济、文化、政治交互影响，中西方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国土上交织、激荡、融合。受交织型潮流的影响，中国学术领域出现了新旧学派的对立。旧学派主张继承老一辈传统，新学派则倡导新方法、新思路。

在楚辞研究领域，旧学派沿续前代研究之法，旧调重弹，使楚辞学在传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新学派则运用全新的文学理论、开阔性的思维方式、前所未有的研究方法，使楚辞学长出了新的枝芽，焕发出新的活力。

清末，在西方列强的轮番摧残之下，旧中国愈益显得残破和落后。置身于满目疮痍的国土上，受制于腐败至深的统治下，学术界求变求新的呼声越来越大。在这些呼声中，有人主张用西方先进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学术界的老问题；有人则坚守古人的成规不忍全舍，意欲在旧理论、旧学说中寻求新突破。虽道路不同，但二者均欲求变求新。前者的代表人物有梁启超、马其昶、刘师培等，后者的代表人物有刘熙载、俞樾、王闿运等。

刘熙载捍卫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俞樾继承乾嘉朴学、王闿运倡导微言大义，三者均以自己的专长奏响了传统楚辞学的余音，在晚清的学术界交相呼应、合乐而鸣。

一、刘熙载

中国历代文艺批评专著甚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曹丕《典论》、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严羽《沧浪诗话》、徐祯卿《谈艺录》、王世贞《艺苑卮言》等。清代亦有众多相关专著，但能总括前人又别出心裁者当数刘熙载《艺概》。

刘熙载（1813—1881），字伯简[1]，又字熙哉[2]，号融斋，晚号寤崖子，江苏兴化人。其生平事迹见于刘熙载《寤崖子传》、萧穆《刘融斋中允别传》、俞樾《左春坊左中允刘君墓碑》《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徐世昌《清儒学案·融斋学案》、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艺术类、《续修兴化县志·人物志》等。据《清史稿·儒林传》载：

（刘熙载）道光二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咸丰二年，命直上书房。与大学士倭仁以操尚相友重，论学则有异同。倭仁宗程、朱，熙载则兼取陆、王，以慎独主敬为宗，而不喜《学蔀通辨》以下掊击已甚之谈。文宗尝问所养，对以闭户读书。御书“性静情逸”四大字赐之……熙载治，无汉、宋门户之见……生平于《六经》子史及仙释家言靡不通晓，而一以躬行为重。尝戒学者曰：“真博必约，真约必博。”又曰：“才出于学，器出于养。”又曰：“学必尽人道而已。士人所处无论穷达，当以正人心、维世道为己任，不可自待菲薄。”平居尝以“志士不忘在沟壑”“遁世不见而不悔”二语自励。[3]

刘熙载“冲性远符绶，澹虑辞承明”[4]，他崇尚理学，但兼取陆、王，尤以躬行为重，“熙载治经，无汉、宋门见，不好考据”[5]。据萧穆《刘融斋中允别传》载：

（刘熙载）所著书有《四音定切》四卷、《说文双声》二卷、《说文叠韵》二卷、《持志塾言》二卷、《艺概》六卷、《昨非集》四卷……以上六书，惟《持志塾言》成于同治丁卯，《艺概》成于癸酉，余四种均成于光绪三、四、五间先后，公自校刊成之。遗书有《读书札记》《游艺约言》《制义书存》三种……《札记》与《持志塾言》相类，《游艺约言》与《艺概》相类，《制义书存》原为《昨非集》之第六卷。[6]

刘熙载《持志塾言》分上、下两卷，共20类166条，以“格物致知”“明心见性”为纲，以“慎独主敬”“力行致用”为尚，其持论既宗程、朱，又兼取陆、王，此书是刘熙载立身、处世、问学的格言集录。《昨非集》是刘熙载的创作集，包括寓言故事一卷、诗文词曲三卷，其中卷二有《读楚辞》篇，专论屈原与宋玉之性情。《游艺约言》是刘熙载的文学理论专著，与《艺概》内容接近。

刘熙载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其研究方法是纯中国式的，其研究成果亦是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集大成。他运用传统的文艺理论进行文学批评，保持古代学术研究的原汁原味。刘熙载的楚辞研究成果多集中在《艺概》中，尤其是《文赋》《诗赋》《赋概》等篇；另外，《昨非集》《游艺约言》亦有部分内容涉及。

《艺概》是刘熙载文艺批评的理论专著，全书以“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7]为原则，对文学的七种文体进行了举一反三式的论述。《艺概》分为文、诗、赋、词曲、书、经义等六概，主要谈论某些作家及文体的风格特色，其中涉及楚辞研究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其一，屈原的思想；其二，屈原对后世的影响；其三，《楚辞》的艺术特色总论；其四，《楚辞》各篇的文学性。

刘熙载从文学批评角度对楚辞学进行研究，其成就主要有以下几点：

1．评论屈原的思想

刘熙载以儒家文艺观来评论屈原及其作品，他认为屈子之志是其人格的反映，屈子之文合于六经之旨。其云：

屈子《离骚》之旨，只“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二语足以括之。“百尔”如女媭、灵氛、巫咸，皆是。太史公《屈原传赞》曰：“悲其志。”又曰：“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志也，为人也。论屈子辞者，其斯为观其深哉！[8]

刘熙载以“诗品出于人品”为评价标准，认为屈原之文即屈子之志的表现。正因为屈原有高洁的人品，才能有不朽的诗文。刘熙载认为“悲世者自屈以上见于《三百篇》者，其至善也；若悲己，则宋玉以下，至魏、晋人为甚矣”[9]，“屈之旨盖在‘临睨夫旧乡’，不在涉青云以泛滥游也”[10]。其云：

屈子自云：“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尤见离而骚者，为君非为私也。《离骚》云：“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九章》云：“知前辙之不遂兮，未改此度。”屈子见疑愈信，被谤愈忠，于此见矣。[11]

2．总论《楚辞》的艺术性

刘熙载以人格为基准，以情感为主轴，以作品为范畴，对《楚辞》作了深度剖析。刘氏认为“楚取于经，深微周浃，无迹可寻，实乃较汉尤高”[12]，并称屈文的风格是“优游清深”。其云：

国手置棋，观者迷离，置者明白，《离骚》之文似之。不善读者，疑为于此于彼，恍惚无定，不知只由自己眼低。苏老泉谓：“诗人优柔，骚人清深。”其实清深中正复有优柔意。古人意在笔先，故得举止闲暇。后人意在笔后，故至手脚忙乱。杜元凯称《左氏》“其文缓”，曹子桓称屈原“优游缓节”，“缓”岂易及者乎？[13]

王逸《楚辞章句》曾评“屈原之辞，优游婉顺”[14]，曹丕亦云：“优游案衍，屈原之尚也。穷侈极妙，相如之长也。然原据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余度”[15]，刘熙载则认为屈子之文清深中有优柔之意味。

刘熙载认为尽忠疾邪是《离骚》的宗旨，回环往复是《离骚》的体式，优柔清深是《离骚》的风格。其云：

《离骚》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而其中自有不变者存。荀卿之赋直指，屈子之赋旁通。景以寄情，文以代质，旁通之妙用也。[16]

屈子之文“开阖抑扬”之间“自有不变者存”，其不变者当为屈原之志。屈原以回环旁通之赋体，表达其清深、优柔之意。

3．论《楚辞》对后世的影响

《楚辞》对后世诗文创作的影响颇大，体现在人格精神、文体风格、表现手法、创作题材等方面。刘熙载认为：

太史公文，兼括六艺百家之旨。第论其恻怛之情，抑扬之致，则得于《诗三百》篇及《离骚》居多。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得其辞者为司马长卿。长卿虽非无得于情，要是辞一边居多。“离形得似”，当以史公为尚。[17]

司马迁得“发愤以抒情”之精神，司马相如得富丽铺陈之体式。此外，刘熙载认为“郦道元叙山水，峻洁层深，奄有《楚辞·山鬼》《招隐士》胜境。柳柳州游记，此其先导耶？”[18]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唐代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均继承和发展了《楚辞》的表现手法。

在创作风格上，后世诸多文学大家或多或少都曾受到过《楚辞》的影响。刘熙载认为：

诗以出于《骚》者为正，以出于《庄》者为变。少陵纯乎《骚》，太白在《庄》《骚》间，东坡则出于《庄》者十之八九。[19]

杜甫的沉郁顿挫得益于《骚》之幽深，李白的浪漫放逸来源于《庄子》与《骚》的混用。除了李、杜外，还有众多学者受《楚辞》的影响，刘熙载认为“曹子建、王仲宣之诗出于《骚》”[20]，“长卿《大人赋》出于《远游》，《长门赋》出于《山鬼》。王仲宣《登楼赋》出于《哀郢》。曹子建《洛神赋》出于《湘君》《湘夫人》。而屈子深远矣”[21]。

4．评《楚辞》各篇的艺术特性

刘熙载对《楚辞》各篇几乎均有论述，且常能言前人所未发。其云：

文有四时。《庄子》“独寐寤言”，时也；《孟子》“向明而治”，时也；《离骚》，“风雨如晦”，时也；《国策》“饮食有讼”，时也。[22]

“风雨如晦”语出《诗经·郑风·风雨》，本意用来描述狂风暴雨的天气，刘熙载在这里用来比喻《离骚》给读者的感受。何以《离骚》能给读者以“风雨如晦”的感受？刘熙载认为“屈子之文，取诸六气，故有晦明变化，风雨迷离之意。读《山鬼》篇，足觇其概。屈子之辞，沈痛常在转处，‘气缭转而自缔’，《悲回风》篇语可以借评”[23]。

刘熙载对《九歌》的评价亦能语出新意，别出心裁。他认为“‘叙物以言情，谓之赋’。余谓《楚辞·九歌》最得此诀”[24]，“《楚辞·九歌》，两言以蔽之，曰：‘乐以迎来，哀以送往。’《九歌》与《九章》不同，《九歌》纯是性灵语，《九章》兼多学问语”[25]。托物言情是《九歌》的表现手法，迎来送往是《九歌》的内容，纯是性灵语是《九歌》的风格。

刘熙载还将《楚辞》的不同“境”细加分别，颇富创见。刘熙载认为“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后来难并矣。惟奇倔一境，虽亦诗、骚之变，而尚有可广，此淮南《招隐士》所以作与”[26]，“贾谊《惜誓》《吊屈原》《服赋》，俱有凿空乱道意，骚人情境，于斯犹见”[27]。《招隐士》意境奇崛，贾谊诸作仍有骚人情境。

刘熙载除提出“骚人之情境”“奇崛之意境”外，亦认为“赋有夷、险二境。读《楚辞·湘君》《湘夫人》，便觉有逍遥容与之情；读《招隐士》，便觉有罔沕潦栗之意”[28]。“逍遥容与”出自《九歌·湘君》“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罔沕潦栗”出自淮南小山《招隐士》“心淹留兮，恫慌忽，罔兮沕，憭兮栗”。刘熙载将赋体之境分为夷、险两种，《湘君》《湘夫人》属于夷境，《招隐士》属于险境。

5．庄、屈比较

历代学者将屈原与诸多名家作比较，如屈原与陶渊明、屈原与诸葛亮、屈原与孟子、屈原与庄子，等等，刘熙载主要从文艺批评角度对屈原与庄子进行互比。

在立身处世方面，刘熙载认为屈原与庄子有极大不同。其云：

有路可走，卒归于无路可走。如屈子所谓“登高吾不说，入下吾不能”，是也。无路可走，卒归于有路可走。如庄子所谓“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樽，而浮于江湖”，“今子有大树，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是也。而二子之书之全旨，亦可以此概之。[29]

从作品的形式与内容而言，刘熙载认为：

文如云龙雾豹，出没隐见，变化无方；此《庄子》《骚》《太史》所同。尚礼法者好《左氏》，尚天机者好《庄子》，尚性情者好《离骚》，尚智计者好《国策》，尚意气者好《史记》。好各因人，书之本量初不以此加损焉。[30]

《庄子》《离骚》均能变化无方，《庄子》尚天机，《离骚》尚性情。尚天机，则其行文腾挪跳跃；尚性情，则其行文循环往复。刘熙载认为屈原行文时“其意周旋”[31]，解读时要用“回抱法”[32]；庄子“文法断续”[33]，解读时要用“跳过法”[34]。

刘熙载从文学性方面对《楚辞》进行研究，运用了诸多古代文艺理论成果，保持了古代文艺批评者的纯正思想。他的研究新意颇多，是旧格套里翻出的新花样，是古代文论的旧调余音。

二、俞樾

清代以朴学治经者众多，以朴学治《楚辞》者亦大有人在。清代中期王念孙、王引之、戴震等人，从文字训诂入手进行楚辞研究，提出颇多精深独到的见解，清末能绍此风者，当论俞樾。俞樾沿乾嘉考据之余绪，将楚辞学的考据之风推进到了极致。

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据《清史稿·俞樾传》载：

（咸丰）七年，（俞樾）以御史曹登庸劾试题割裂罢职。樾归后，侨居苏州，主讲苏州紫阳、上海求志各书院，而主杭州诂经精舍三十余年，最久。[35]

又据《清代七百名人传》载：

（俞樾）罢官侨吴，犹及见宋翔凤，得闻武进庄氏之说，故治经颇右公羊，然为学无常师。好改经字，末年稍自敕……治小学不摭商周彝器，谓多后世所伪托。辨形体，识通假，当止于秦汉碑铭……先是浙江治朴学者本之金鹗沈涛，其他率羼杂汉宋。及樾施教，学者向方，始屯固不陵节。[36]

俞樾是清末的朴学大师、乾嘉学派的殿军，“其治经以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为宗……著有《群经平议》三十五卷，《诸子平议》三十五卷及《第一楼丛书》《曲园杂纂》《俞楼杂纂》《宾萌集》《春在堂杂文》《诗编》《词录》《随笔》《右台仙馆笔记》《茶香室丛钞》《经说》，其余杂著，称《春在堂全书》”[37]。俞樾以通经致用为治学宗旨，他在经学、小学、子学、文学等诸多方面均有建树。在清末西学漫溢、国学衰微之际，俞樾以复兴与整合古学为己任，振朴学于晚清，在学术界和思想界颇具影响力。

俞樾著有《百大家评点王注楚辞》[38]《读楚辞》[39]《楚辞人名考》[40]等。其他著作中亦散见其相关论述，如《湖楼笔谈》卷六有两条，《宾萌集》集一有《屈原论》等。李天根云：

独惜先生之书蜀中甚少，近闻版片已坏，遂绝来源。因重刻先生《诸子平议》十五种，又于此十五种外，补刻二十种，即先生所谓散见者也，名之曰《诸子平议补录》。[41]

李天根将散见于俞樾《俞楼杂纂》中关于《楚辞》的论述，汇集成《楚辞平议》，附录于《诸子平议》中。

俞樾辑评《百大家评点王注楚辞》共十七卷，篇目与次第悉从洪兴祖《楚辞补注》。此书前有汲古阁后人毛表奏叔《序》、唐沈亚之《屈原外传》（后附有朱熹、徐祯卿、金蟠等人数句评论）、《评点楚辞姓氏录》（共录82家之名）、《总评》（录有司马迁等41人总评《楚辞》之语）、《楚辞目录》（此处全抄洪兴祖《楚辞补注》的目录内容），后为正文十七卷。正文部分全引《楚辞补注》，眉批部分辑录他人评点，这些评点多是申明文外之意或点出文脉层次。卷十四之后则全抄洪兴祖《楚辞补注》，未加他人评点。俞樾在此书中只辑不评，他的相关评论则集中在《读楚辞》中。

俞樾在《读楚辞》中不仅涉及屈原、宋玉之作，亦涉及拟骚之作。《读楚辞》是对《百大家评王注楚辞》的补充，主要是俞氏对旧注的订正。《读楚辞》共38条，或订正字意，或考释词意，或辩驳旧注，时有创见。

俞樾《楚辞人名考》分为古帝王（20条）、古诸侯（24条）、古人（67条）、古妇人（19条）、神人（46条）等五类共176条，此文只集录相关人名及其在《楚辞》中的出处，未作详细考释。其原因大概在于年代久远、文字讹误，大部分人名不可考论，姑且存之。

俞樾《读楚辞》主要辩驳和订正了王逸《楚辞章句》中的纰漏，且时有创见。如其云：

“隐思君兮陫侧”，注曰：“陫，陋也。言己虽见放弃，隐伏山野，犹从侧陋之中思念君也。”愚按：王注以陫侧为侧陋，此未得也。陫，读为愤悱之悱；侧，读为恻隐之恻。陫侧即悱恻不以地言。[42]

王逸将“陫”字释为陋，“陫侧”字释为侧陋，是字面直译。俞樾认为“陫”与“悱”通，“侧”与“恻”通，“陫侧”应释为“悱恻”，意思是欲说而说不出，悲痛的样子。俞樾此说较王逸之说，更得作者之本意。

又如：

“稷惟元子，帝何竺之”，注曰：“元，大也。帝，谓天帝也。竺，厚也。后稷生而仁贤，天帝独何以厚之乎？”愚谓此未得屈子之意。帝，谓帝喾也。竺，当为毒，古字通用。天竺之为天毒即其证也。《广雅·释言》曰：“毒，憎也。”此言稷乃喾元子，帝喾何为憎恶之，而弃之至再三乎？下文曰“投之于冰上，鸟何燠之”，即承此而言，其义自见。[43]

王逸认为帝为天帝，“竺”为厚待之意。俞樾则认为帝为帝喾，“竺”与“毒”通，是憎恶之意，此句应释为后稷为帝喾的元子，帝喾为何憎恶后稷。俞樾此说较王逸为胜。

俞樾在考订字意时，不牵强、不附会，既能做到简明通达，又能拨开一切迷雾，使文章之旨明朗化。例如，“仆夫悲余马怀兮”句中“怀”字，俞樾认为：

怀，当读为瘣。《说文》疒部：“瘣，病也。”……“仆夫悲余马瘣兮，蜷局顾而不行”，盖托言马病而不行耳。《诗》云：“陟彼砠兮，我马瘏兮。我仆痡兮，云何吁矣。”骚人之辞，即本之《诗》也。[44]

俞樾将“怀”释为“瘣”，显然比王逸“怀，思也”[45]之说简单明了。俞樾不仅释意通达，而且能注意到前人所未及之处。如其云：

《九辩》：“收恢台之孟夏兮，然欿傺而沈藏。”愚按：自来说者，均不及“然”字之义。然，犹焉也。《礼记·檀弓》：“穆公召县子而问然。”注曰：“然之，言焉也。”《楚辞》每以焉字为发端之辞，《九章》曰：“焉洋洋而为客”，又曰“焉舒情而抽信兮”，皆是也。此用然字，亦与用焉字同。下篇曰“然中路而迷惑兮”，又曰“然惆怅而自悲”，他篇类此者不可胜举，皆发端之词，与今人用然字异。[46]

俞樾将“然”字作发端之词，他以《礼记》郑玄注为依据，并总结出《楚辞》中用“然”的规律。

俞樾不仅在文字训释方面屡有创见，而且对王逸《九思》注文作者进行了考订。其云：

《九思》：“思丁文兮圣明哲。”注：“丁，当也。心志不明，愿遇文王时也。”愚按：《九思》本王逸所作，而逸即自为之注，自作自注，殊属可疑。今以此注考之，则知其决非逸所注也。按此文云“思丁文兮圣明哲，哀平差兮迷谬愚。吕傅举兮殷周兴，忌嚭专兮郢吴虚”，四句中每句有两古人，而四句实止两事。丁者，武丁也。文者，文王也。吕者，吕尚也。傅者，傅说也。忌者，费无忌也。嚭者，宰嚭也。武丁举傅说而殷兴，文王举吕尚而周兴，故“思丁文兮圣明哲”也。平王用费无忌而楚为虚，夫差用宰嚭而吴为虚，故“哀平差兮迷谬愚”也。文义甚明，而注者乃不知丁为武丁，以当释之。使逸自作自注，何至有此谬乎！[47]

关于《九思》注文作者的问题，洪兴祖早有论及，他认为“逸不应自为注解，恐其子延寿之徒为之尔”[48]。顾炎武亦云：“《九思》：‘思丁文兮圣明哲，哀平差兮迷谬愚，吕傅举兮殷周兴，忌嚭专兮郢吴虚。’此援古贤不肖，君臣各二，丁谓商宗武丁，举傅说者也。注以丁为当，非。”[49]在洪兴祖、顾炎武等人的基础上，俞樾最终全面阐释了王逸原文的本意，亦指出了注文作者非王逸本人。虽然他仍未提出注文的真正作者，但亦可启示后人。

除训释词义、疏通文义之外，俞樾对《楚辞》中的人名有辑录之功，且对部分人名有所考论。如其云：

康回，见《天问》注曰：“共工名也。”按：《礼记·祭法篇》：“共工氏之霸九州也。”郑注谓：“共工氏无录而王，谓之霸，在太昊、炎帝之间。”《正义》谓：“《月令》不载共工氏是无录，以水纪官，是无录而王。”愚谓《礼》言霸九州，则非王也，故列之古诸侯之首。[50]

在《楚辞人名考》中，俞樾将康回列为“古诸侯”之首，因为康回为共工氏之名，共工氏曾霸九州，故而在古诸侯中位居首位。俞樾在考释相关人名时，多从王逸、洪兴祖旧说，但不盲从，且多有存疑，能保持朴学家应有的客观态度。如其云：

女岐，见《天问》注浇嫂也。按：上云“惟浇在户，何求于嫂”，故以女岐为浇嫂。然“襄四年”《左传》云：“浞因羿室，生浇及豷”，又云：“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则浞止二子，长浇次豷，浇无兄而有嫂，何欤？[51]

又云：

女岐，见《天问》注云神女。按：《天问》有二女岐，其一云“女岐无合，夫焉取九子”，注云神女；其一云“女岐缝裳，而馆同爰”，止注云浇嫂，古事无考，姑如其说，两存之。[52]

俞樾虽有诸多训释、考订之功，但亦有擅改原文之缺点。如其云：

“闵妃匹合，厥身是继”，注曰：“闵，忧也。言禹所以忧无妃匹者，欲为身立继嗣也。”愚按：正文但有闵字，文义未明，而妃匹合三字连文，亦殊重复。疑本作“闵亡妃合”，即王注所谓忧无妃匹也。亡与匹形似，又涉注文有匹字，误亡作匹。因据注文“妃匹”连文，遂移置妃字之下耳。[53]

俞樾认为“匹”为“亡”之误，“妃”又与“匹”错位，故而，他将“闵妃匹合”改作“闵亡妃合”。作此改动，虽在文意上更通顺了，但没有其他依据，只可备一说。

俞樾训释字意、考订作者有清代朴学之余风，他以扎实的考据功底解决了楚辞研究中的诸多问题，使楚辞学再次勃兴于新世纪的学术瀚海中。民国沈国绵深受朴学之风影响，其《屈原赋证辨》[54]在戴震、俞樾、孙贻让等治楚辞的基础上，发前人所未发，其辩驳异文甚多精当论断。

三、王闿运

清末，今文经学兴起于学术界，公羊学属今文学派。治公羊者，多事微言大义。王闿运深受此学风的影响，他摈弃了乾嘉尚实之风，专意于求微言、务诡异。王闿运借注《楚辞》来寄寓其政治理想，实有所激发而为之。

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号湘绮，湖南湘潭人。据汪辟疆《王闿运传》载：

（王闿运）咸丰三年举人。幼劬学……年十五明训诂，二十而通章句，二十四而言礼。考三代之制度，详品物之所用。二十八而达春秋微言，张公羊，申何学，遂通诸经。潜心著述，尤肆力于文，溯庄列、探贾董。其骈骊则揖颜、庾，诗歌则抗阮、左，记事之体，一取裁于龙门……学成出游，初馆山东巡抚崇恩，入都就尚书肃顺聘，肃顺奉之若师保，军事多谘而后行。左宗棠之狱，闿运实解之。已而参曾国藩幕。胡林翼、彭玉麟等，皆加敬礼。闿运自负奇才，所如多不合，乃退息，无复用世之志，惟出所学以教后进……闿运晚睹世变，与人无忤，以唯阿自容。[55]

又据《清史稿·王闿运传》载：

（王闿运）所著书以经学为多，其已刊者有《周易说》十一卷，《尚书大传》七卷，《诗经补笺》二十卷，《礼记笺》四十六卷，《春秋公羊传笺》十一卷，《穀梁传笺》十卷，《周官笺》六卷，《论语注》二卷，《尔雅集解》十六卷，又《墨子、庄子、鶡冠子义解》十一卷，《湘军志》十六卷，《湘绮楼诗文集》及《日记》等。[56]

王闿运于今文经学、史学等均有研究，尤以古文见长，其“为文悉本之《诗》《礼》《春秋》，而溯庄、列，探贾、董。浮枝既削，古艳自生，萧散似魏晋间人”[57]。据邵镜人《王闿运》载：

湘绮不仅以文章见长，而学术思想影响于时代者亦甚钜。钱基博尝言：“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闿运。由湘而蜀，由蜀而粤而皖，其所由来者渐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学者许为知言。[58]

王闿运“其学盖由礼始，考三代之制度，详品物之体用，然后通《春秋》微言，张公羊、申何休，所谓今学家之学也”[59]。治公羊者，多求微言大义。王闿运以公羊派的做法注《楚辞》，刻意穿凿，务求附会。他的楚辞研究既保有旧时遗风，又欲别出心裁；既疑古求异，又难脱旧习。王闿运身处清末民初，此时清廷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有识之士多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王闿运亦不例外。

王闿运《楚辞释》[60]专录先秦作者的作品，汉代拟《骚》之作一概删去。此书卷首无序，卷末无跋，注释之文亦非常简短。《楚辞释》共十一卷，卷一《离骚》、卷二《九歌》、卷三《天问》、卷四《九章》（《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次序依王逸）、卷五《远游》、卷六《卜居》、卷七《渔父》、卷八《九辩》、卷九《招魂》、卷十《大招》、卷十一《高唐赋》。其中《招魂》《九辩》《高唐赋》题为宋玉之作，《大招》题为景差之作。

此书的主要版本有：清光绪十二年（1886）成都尊经书院刊本，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仪征李氏《崇惠堂丛书》本，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衡阳《湘绮楼全书》本，民国十二年（1923）《湘绮全集》本等。此书曾有蜀刻本，但未录《高唐赋》。王闿运56岁时，“往湘潭校蜀刻《楚词释》，补入《高唐赋新注》”[61]。

《楚辞释》的体例是：《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篇题部分先引“王逸序曰”或“王逸叙曰”，后另起一段为王闿运的题解，不特注出。每篇正文部分先释字、词，后通大意，或只通大意，不注字词。《天问》篇的体例稍异，此篇为王闿运注、陈兆奎补，篇题部分列“王逸叙曰”，次“王逸后叙曰”，再次为王闿运注，最后为陈兆奎“补曰”。《远游》的体例亦异于他篇，原文被分为三部分，不引旧注，且注解甚为简略。

王闿运《楚辞释》不重史事、多凭臆测，务为新说、寓意颇多，但注文雅洁高古。王闿运《楚辞释》务为新说之处甚多，如他将宋玉《高唐赋》录入《楚辞》中，并云：

高唐邑在齐右，云梦泽在南郢，巫山在夔。三地相去五千余里，合而一之，文意淆乱，由不知赋意故也……盖尝登巫山望秭归，临夔门泛夏水，湥求秦楚强弱之故。读《离骚·回风》之篇，得屈子之忠谋奇计在据夔巫以遏巴蜀，使秦舟师不下，而后夷陵可安，五渚不被暴兵，东结强齐，争衡中原，分秦兵力。楚乃得以其暇，招故民收旧地，扼长江专峡险。良谋不遂，顷襄弃国，秦师并下，贞臣走死。弟子宋玉之徒……遂作赋……后有知者，明楚之所以削，秦之所以霸，然后服达士之远见，申沈湘之孤愤矣。[62]

《文选注·高唐赋》“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段后云：

善曰：“《汉书音义》张揖曰：‘云梦，楚薮也，在南郡华容县。其中有台馆’……高唐，观名。怀王时游云梦，梦见神女自称巫山神女，乃于山下置此观焉。[63]

李善认为高唐之台在云梦泽中，为云梦泽中的观名。王闿运则认为高唐为邑名，在齐之右。王闿运认为屈原曾主张楚军坚守夔门巫山之地，东可与齐联手遏制秦兵，可惜此计未被采纳。秦军南下攻陷楚国，楚国地削、君臣离散。屈原弟子宋玉遂作《高唐赋》以阐明屈原的计谋，使后人明了楚何以速祸、秦何以称霸的缘由。王闿运此论未有任何佐证，只凭臆测。王闿运曾佐曾国藩治理湘军，并著有《湘军志》（又名《湘军水陆战纪》[64]）一书。《湘军志》共十六卷，主要记载曾国藩统领下的湘军兴起与平定太平天国的本末，“文辞高健，为唐后良史第一”[65]。王闿运所臆测的屈原之谋，疑似其军事理论的应用。

对于《楚辞》文本的理解，王闿运大多是基于自己想象之“史事”。其所臆想的“史事”为：

初怀王疏原，后见困于秦，复用原计为黄棘之会。秦楚通和，太子出质，已怨原矣。及秦伪归太子，以要怀王。楚复合齐，太子又质焉。怀王留秦不得归，而大臣欲立他子，昭睢不从，乃迎横立之，是为顷襄。时原四十有六，名高德盛，新王初立，势不能不与原图事。原乃结齐款秦，荐列众贤，诋毁用事者。众皆患之，乃谮以为本欲废王。又以怀王得反，将不利王及令尹。王积前怒，固欲远之，而无以为名，因是诬其贪纵专恣，放之江南，而反以忘仇和秦为其罪。原因托其所荐达者于令尹，而所荐者趋时易节，附和阿俗，国事大变。原忠愤悲郁，无所诉语，故行吟湖皋，作为此篇。不设斥王之不孝，乃致切怨于子兰。怀王既薨，新王定立，以即位恩泽释原自便。原复还国，而子兰得见此词，乃始大怒原，使靳尚诬以款秦误国，复徙之于沅。徙十六年而楚亡郢，乃悉舒其愤，而作《九章》焉。凡《楚词》二十五篇，皆作于怀王客秦之后，初无怨己不用之事。要必先明《离骚经》反复之文，然后知之。[66]

王闿运认为屈原在怀王时只被疏远，而在顷襄时才被两次放逐。第一次放逐在江南，“顷襄以其款秦为罪，放之洞庭南也”[67]；第二次放逐在沅，“时原再放于沅”[68]。王闿运认为秦楚通和出质太子、齐楚联合出质太子等计谋均出自屈原。屈原在顷襄新立之初因名高德盛，而能与王图国事，但“结齐款秦，荐列众贤”[69]，触动了子兰、靳尚等用事之人的利益，招致众怒。王闿运认为“黄棘会在怀王廿五年，秦楚复和，太子出质。其后，顷襄立，欲罪原。因原治前谋，故斩心也”[70]，党人更诬以“贪纵专恣”之名、“忘仇和秦”之罪。由于上述种种原因，顷襄终怒而放逐屈原于江南。屈原在怀王客死秦国、顷襄定立之时，蒙受恩泽获释返朝。子兰因看到《离骚》篇中有“切怨于子兰”之词，乃大怒，使靳尚以“款秦误国”之罪诬陷屈原，使屈原再次被放逐。十六年后，楚国丧失郢都之地。屈原忧愤之极，无所诉求，乃作《九章》。王闿运认为屈原之文只为抒发其悲愤，并无怨怼之意。

王闿运从自己所臆测的“史事”出发，对《楚辞》进行了“全新性”的解读。他以臆测的“史事”为依据，创立诸多新见。如其云：

（《卜居》）此篇在怀王薨后，顷襄定立，悉还前放逐诸臣。而原以名德见重，有复用之机，故自明其不能随俗取富贵也。[71]

王闿运认为怀王客秦不归、顷襄王暂理朝政时，屈原第一次被放逐；怀王新死、顷襄定立之初，屈原曾蒙因泽被招还朝，屈原在那时作《卜居》篇以明其“不能随俗取富贵”之志。王闿运认为屈原自始至终有返还怀王的打算，为了力证自己的臆测，王氏于多处附会篇意。如《九歌·湘夫人》篇“九疑缤兮并迎”句后注云：

九疑，舜巡之地。并迎者，迎其来也。喻怀王客秦当合众材迎其还楚。[72]

王闿运认为屈原曾力主和秦以返怀王，因为“不反怀王，则远人闻之亏损楚之德威也”②，顷襄唯有和秦以返还怀王，才能树立德威，使民心归顺。顷襄曾与屈原约定和秦以返还怀王的计谋，后来顷襄反悔了。王闿运认为：

顷襄伪欲反王，实则贪位，今果败亡。恨其外善虚名，理无获报，伤之至也。[74]

怀王被滞留秦国时，屈原曾力劝顷襄和秦以返怀王，但顷襄担心怀王归国后对自己不利，故而违背了与屈原商定的和秦计谋，而选择与秦决战，后惨遭败亡。在楚国亡国前夕，屈原“己志决死，恐人不察，以为怨怼，故专明怀才不用之恨，不及国亡身死之词。盖追咎怀王既已不忍，致怨顷襄又复无益，况于谗佞不足复言。惟自恨畸行宜逢嫉蔽耳”[75]。

关于《招魂》与《大招》篇的作者，历代猜度者众多，但均从文意入手，唯王闿运以其联想之“史事”来说明。王闿运云：

（《招魂》）此当楚去郢之后，原自沅暂归。忽悔而南行。君臣相绝，流亡无所。宋玉时从东徙闻原志行，知必自死，力不能留之。因陈顷襄奢惰之状，托以招原。实劝其死，自洁以遗世，不得已之行。[76]

又云：

《大招》之作与《招魂》同时，《招魂》劝其死，《大招》冀王之复用原，对私招而为大也。若命已终，宜有哀情，不得盛称侈靡。或以为屈原招怀王，则‘魂兮魂兮’大不敬矣。今定以为景差之作，虽知顷襄之昏，而犹冀其一悟，忠厚之至也。[77]

王闿运认为《招魂》是宋玉之作，意欲劝其师屈原以死自洁；《大招》是景差之作，欲劝顷襄复用屈原。王闿运此论于史无证，其结论均来自臆测，且无辩证。

《楚辞释》以臆测为主，其创见多飘浮无根基。此书虽有发挥古人微言大义之旨，但臆测太甚。王闿运将自己所臆测的史事附会于王逸旧注之上，以发明王逸旧注之意为重点。如果说洪兴祖尚能从客观角度去补缀王逸《章句》的话，王闿运则更多地从主观角度去揣测王逸之微言。如《离骚经》篇题下，王闿运注云：

依《章句》所言，则《离骚经》犹《逍遥游》。以三字为名，史公不容，翦去经字，而云作《离骚》也。屈子此作托于诗之一义，故自题为经，言此《离骚》乃经义，百代所不变也。离，别也。骚，动也。父子离别骚动不宁，天之经也。[78]

王闿运将“离骚经”释为离别之骚动是人之常理，是百代不变的经义。他认为“离骚经”是屈原自题之名，司马迁删去“经”字而题作《离骚》。王闿运此论不知从何而来，概全凭自己的揣测。王闿运《楚辞释》对王逸《章句》各篇解题或疏导、或阐释、或另立新见，有补注《章句》之迹象。

王闿运《楚辞释》在发明文本之微言大义方面用力最多，是公羊学之余绪。他有补注王逸《章句》之功，但其肆意臆测“史事”之陋习，影响甚大。

在《楚辞》研究领域，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到王逸的名物训诂，再到朱熹的义理阐发，元代之前的研究几乎涵盖了古代楚辞研究的所有角度。情感论、文本论、义理论等研究观点，比比皆是。元明清三代中有人遵从汉学，有人遵从宋学，似乎都在努力翻炒前人的剩菜，虽亦炒得精彩纷呈，但总觉得稍欠新意。在元明清三代学者中，亦有一些人尝试标新立异，但时常陷入支离太甚、几近崩盘的尴尬中，如陈本礼《屈子章句》将《楚辞》篇次打乱重排，标新不成反失其真。

楚辞研究要想出新，必须有新思维、新方法、新理论。清末民初，中西文化遥相呼应之声不绝于耳。有许多学者开始尝试运用西方文化中的方法论，来研究中国文化中的老问题。在《楚辞》文本根基不动的条件下，新时代学者王国维主张运用西方美学、心理学等学说进行分析，鲁迅主张运用中西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闻一多主张从神话、民俗的角度进行探索，等等，求新思潮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尤为盛行，而真正引领楚辞学新思潮者，当论梁启超、刘师培、马其昶等人，他们是新时代楚辞研究的先声。

一、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梁启超主张研究文学应该走两条大路，即“一、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二、德性的学问，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79]。也就是，既要有科学的客观态度，又要有感性的体会与理性的反思。

梁启超的楚辞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屈原研究》[80]《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楚辞》[81]《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屈原》[82]等篇章中，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83]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84]等书中亦有散见，他的论述主要涉及屈原的行止、思想及作品篇目等问题。梁启超对《楚辞》的研究虽只占其学术成果的很少部分，但意义非凡。首先，由于梁氏身处清末民初之际，中西文化交汇融合，新视野、新方法、新思维充斥于社会文化的各个角落；其次，梁氏是革新派的领军人物，其思想新锐、眼界开阔，注重借鉴西方进步的理论方法进行学术研究；再次，梁氏涉猎广泛，知识体系完备，善于运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研究学术。可以说，梁氏开启了新时期楚辞研究的新天地。

梁启超《屈原研究》是民国“十一年十一月三日为东南大学文哲学会讲演”[85]而作，即写于1922年。此篇文章共有七部分，分别阐述了屈原的身世、“楚辞”产生的时代原因、“楚辞”产生于楚国的原因、屈原是第一位创作者的原因、屈原的作品数、屈原作品的内容、屈原的自杀、屈原的改革等问题。梁氏从屈原作品入手研究其人格特性，他认为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文学家，屈原的作品是“表现个性的作品”[86]。对于屈原及其作品，梁氏既有苟同前人之说，又有自创新见之处。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自序》载：“（《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这部讲义是两年前在清华学校讲的”[87]，而此篇《自序》写于“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88]，即《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楚辞》约写于1923年。《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楚辞》一文总有三部分：其一，《楚辞》编纂的过程及其篇目；其二，屈原的行止及性格；其三，《楚辞》注释书及其读法。梁氏从研究《楚辞》的编纂过程入手，对于《楚辞》的成书、屈原其人及其作品进行了分析论证，最后对如何读《楚辞》注释书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此文与1921年在东南大学的讲演稿《屈原研究》略有不同，主要体现在关于屈原史迹及作品之考证部分。此文着重引用了清代王懋竑《书楚辞后》[89]一文，其内容主要是对《史记》中屈原事迹的质疑，亦可见疑古思潮对梁氏的影响。

《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屈原》写于民国九年（1920）。此文属于《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的第二节《老子所衍生之学派》，专讲屈原思想的渊源与个体差异。梁氏认为屈原立身准则颇近北派，但其学术思想隶属于南派。屈原的思想源于南方老庄思想体系，亦有北方文化的印迹，且存在其独特的个性意识。此观点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90]中亦有论及，其云：

屈原，文豪也。然论感情之渊微，设辞之瑰伟，亦我国思想界中一异彩也……《九歌》《天问》等篇，盖犹胚胎时代之遗响焉。南人开化后于北人，进化之迹，历历可征也。屈原生于贵族，故其国家观念之强盛，与立身行己之端严，颇近北派，至其学术思想，纯乎为南风也。[91]

关于屈原作品的问题，梁启超亦赞同25篇之数。他认为《九歌》共十篇，“《礼魂》分隶《东皇太一》等十篇之末，不别为篇”[92]，25篇分别为：《离骚》《九辩》《天问》《九歌》（十篇）、《九章》（删去《惜往日》，余八篇，各篇不再总题为《九章》，而是各自独立）、《远游》《招魂》《卜居》《渔父》。此结论是梁氏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楚辞》一文提出的，与《屈原研究》中的观点稍有不同。在《屈原研究》中，梁氏未将《惜往日》从《九章》中剔除，《九辩》亦未列为屈原之作。何以后来又修正了前论？梁氏认为“《惜往日》一篇，文气拖沓靡弱，与他篇绝不类，疑属汉人拟作，或吊屈原之作耳”[93]，“‘九章’之名，似亦非旧”[94]，“窃疑《九章》之名，全因摹袭《九辩》《九歌》而起。或编集者见《惜诵》至《悲回风》等散篇，遂以晚出之《惜往日》足之为九”[95]。关于《九辩》的归属，梁启超云：“吾窃疑《九辩》实刘向所编屈赋中之一篇。虽无确证，要不失为有讨论价值之一问题也”[96]。梁氏大胆质疑、务实存疑的精神，亦是时代使然。

对于屈原其人，梁氏认为“屈原是情感的化身，他对于社会的同情心，常常到沸度。看见众生苦痛，便和身受一般。这种感觉，任凭用多大力量的麻药也麻他不下”[97]。对于其作品，梁启超认为《离骚》“好像一篇自传，篇中把他的思想和品格，大概都传出，算得全部作品的缩影”[98]，《九章》各篇“把作者思想的内容分别表现，是《离骚》的放大”[99]，《九歌》“含有多方面趣味，是集中最‘浪漫式’的作品”[100]。屈原作品何以有如此鲜活生命力？梁氏认为：

实感自然是文学主要的生命，但文学还有第二个生命，曰想象力。从想象力中活跳出实感来，才算极文学之能事……最表现想象力者，莫如《天问》《招魂》《远游》三篇……想象力丰富瑰伟到这样，何足止中国，在世界文学作品中，除了但丁《神曲》外，恐怕还没有几家够得上比较哩。[101]

正因为有丰富的想象力、多变的意境、瑰丽语言，读者才能体会到屈子之文的魄力。梁氏从文艺学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屈原作品的价值，正是其接纳西方思维方式的体现。

用统计学方法研究学术问题，是梁启超的一大创举。梁启超倡导“历史统计法”，即“我们欲知历史真相……重要的是看出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全个社会活动变化，要集积起来比较一番才能看见。往往有很小的事，平常人绝不注意者，一旦把他同类的全搜集起来，分别部居一研究，便可以发见出极新奇的现象，而且发明出极有价值的原则”[102]。关于屈原的史料不多，可信的就更少，故而将屈原作品作为内证显得尤为重要。有鉴于此，梁启超将屈原作品中所提及的地名全部统计出来，具体情况如下：

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

邅吾道兮洞庭

望涔阳兮极浦

遗余佩兮澧浦（以上《湘君》）

洞庭波兮木叶下

沅有芷兮澧有兰

遗余褋兮澧浦（以上《湘夫人》）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

乘鄂渚而反顾兮

邸余车兮方林

乘舲船余上沅兮

朝发枉陼兮夕宿辰阳

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以上《涉江》）

发郢都而去闾兮

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

背夏浦而西思兮

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以上《哀郢》）

长濑湍流泝江潭兮狂顾南行聊以娱心兮

低徊夷犹宿北姑兮（以上《抽思》）

浩浩沅湘纷流汩兮（《怀沙》）

遵江夏以娱忧（《思美人》）

指炎神而直驰兮吾将往乎南疑（《远游》）

路贯庐江兮左长薄（《招魂》）[103]

梁启超从屈原作品中共找出17处地名：沅、湘、洞庭、涔阳、澧浦、南夷、鄂渚、方林、辰阳、溆浦、郢都、夏首、江潭、北姑、江夏、南疑、庐江等。他认为“内中说郢都、说江夏，是他原住的地方，洞庭、湘水自然是放逐后常来往的”[104]，放逐后屈原曾“遡著沅水上游，到过辰州等处”[105]，屈原曾“独自一人在衡山上过活了好些日子”[106]。梁启超指出，虽然屈原作品中出现江西庐山一带的地名，但也不确定屈原真的曾到过这些地方，因为“《招魂》完全是浪漫的文学，不敢便认为事实”[107]。梁氏以屈原作品来补充史料的缺失，为考察诗人的生平行述提供了线索，同时对探索各篇的创作意图提供了新的思路。梁启超亦关注到屈原的家庭状况，虽未有新发现，但其勇于提问的学术精神是值得学习的。梁启超从研究屈原家庭状况出发，注意到屈原“放逐到湖南以后过的都是独身生活”[108]。

梁启超认为屈原所处的时代“文化正涨到最高潮，哲学勃兴，文学也该为平等线的发展。内中如《庄子》《孟子》及《战国策》中所载各人言论，都很含着文学趣味，所以优美的文学出现，在时势为可能的”[109]。《楚辞》这样不朽的作品何以产生于楚国，屈原又何以成为首创者？梁启超的理论依据是：“我们这华夏民族，每经一次同化作用之后，文学界必放异彩。”[110]从这个依据出发，梁启超认为：

楚国当春秋初年，纯是一种蛮夷。春秋中叶以后，才渐渐的同化为“诸夏”。屈原生在同化完成后约二百五十年，那时候的楚国人，可以说是中华民族里头刚刚长成的新分子，好像社会中才成年的新青年。从前楚国人，本来是最信巫鬼的民族，很含些神秘意识和虚无理想，像小孩喜欢幻构的童话。到了与中原旧民族之现实的、伦理的文化相接触，自然会发生出新东西来，这种新东西之体现者便是文学。楚国在当时文化史上之地位既已如此，至于屈原呢，他是一位贵族，对于当时新输入之中原文化，自然是充分领会。他又曾经出使齐国，那时正当“稷下先生”数万人日日高谈宇宙原理的时候，他受的影响当然不少。他又是有怪脾气的人，常常和社会反抗。后来放逐到南荒，在那种变化诡异的山水里头，过他的幽独生活，特别的自然界和特别的精神作用相击发，自然产生特别的文学了。[111]

楚国本是地处南方的蛮夷之族，春秋中叶以后由于中原文化的大量输入，逐渐受到同化。楚国从一个爱幻想、好虚无的毛头小孩子长成一个新时代小青年。在这个小青年的思想里，有着新旧文化的交织、现实与梦想的撞击。交织与撞击的结果就是新意识、新思潮的诞生，而引领时代潮流的人就是屈原。屈原是贵族出身，又是一个勇于同黑暗势力顽强斗争的人。得天独厚的学习条件，使他充分汲取了中原进步的文化思想；极富个性的思维方式，使他在幽独苦闷的情形下激发出“特别的文学了”。梁启超从民族、个性、环境、遭遇四个方面来解释屈原何以能缔造出《楚辞》这样的文学巨作。思路新颖、析理清晰，无愧于新时代楚辞学的先声。

梁氏在分析屈原性格特点时，运用了社会心理学的原理。他认为“一个人的性格兴趣及其作事的步骤，皆与全部历史有关”[112]，屈原“其思想则一大部分受老子之影响，端绪可得而窥也”[113]。梁启超云：

当时思想界大体可分为南北。孔墨皆北派，虽所言条理多相反，然皆重现实、贵实行。老庄产地，对邹鲁言之，称为南人，其学贵出世、尊理想，则南派之特色也。楚人如老莱子、南公之类，皆为道家言，有著述见于《汉志》。《论语》所载“接舆丈人”“长沮桀溺”等，皆孔子在楚所遇，则楚人思想可见一斑。屈子则生育于此种思想空气之人也。屈子为极端厌世之人，结果乃至于自杀，此在思想家中，为绝无仅有之事，其自杀之原因，乃感于人生问题之不能解决。[114]

屈原生于南国，浸染“贵出世、尊理想”的社会风气，亦受北方中原之学的影响，加之自身又极具个性，因而内心充满了矛盾斗争。此矛盾“实由感人生之矛盾”[115]而生发出来的，是理智与情感、现实与理想的斗争。“若屈子一面既以其极莹彻之理性，感‘天地之无穷’，一面又以其极热烈之感情，念‘民生之长勤’。而于两者之间，不得所以调和自处……奈屈子的情感，常沸到白热度，非此种玄理所能抑制……出世之念，转瞬又忧世之念所厌消矣……屈子盖对于世界而失恋者也。彼捧其万斛爱情以向世界，而竟不见答，无可而以身殉之。屈子盖天下古今惟一之‘情死者’也……屈子深有得于老氏之学，而其厌世思想，与庄子之乐天思想正殊途同归也”[116]。

梁启超从人格、情感的视角来考量屈原，为我们绘出一个具有崇高人格的、思想充满斗争的、活生生的主人翁形象。梁启超认为“《九歌》中《山鬼》一篇是他用象征笔法描写自己人格”[117]，“‘心中风雨’没有一时停息，常常向下界‘所思’的人寄他的万斛情爱。那人爱他与否，他都不管。他总说‘君是思我’，不过‘不得间’罢了，不过‘然疑作’罢了。所以他十二时中的意绪，完全在‘雷填填雨冥冥风飒飒木萧萧’里头过去”[118]。“‘我决定要打胜他们，打不胜我就死’，这是屈原人格的立脚点”[119]。“易卜生最喜欢讲的一句话，All or nothing．（要整个，不然宁可什么也没有。）屈原正是这种见解”[120]。“迁就主义”[121]在屈原身上是没有的，屈原有的只是“独立不迁主义”[122]。正因为屈原“独立不迁”，又不肯丢下现实，所以“超现实的生活不愿做，一般人的凡下现实生活又做不来，他的路于是乎穷了”[123]。梁启超从人格特性的角度来研究屈原的思想，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

梁启超将中西文化作对比，得出许多相似之处。梁启超将屈原《招魂》和《远游》与《浮士德》（Goethe Faust）相比较，他认为《招魂》是此剧的上本，《远游》是此剧的下本。《招魂》“讲上下四方没有一处是安乐土，那么回头还求现实物质的快乐怎么样好呢”[124]，“这篇是写怀疑的思想历程最恼闷最苦痛处”[125]。此外，梁氏又将屈原自沉汨罗时的心态与额尔达治武士相对比，认为他们都是弹尽人亡而终无悔式的勇士。梁氏云：

我记得在罗马美术馆中曾看见一尊额尔达治武士石雕遗像，据说这人是额尔达治国几百万人中最后死的一个人，眼眶承泪，颊唇微笔，右手一剑自刺左肋。屈原沉汨罗，就是这种心事了。[126]

屈原为了和楚国的恶势力作斗争，“矢尽援绝”[127]后绝望自沉；额尔达治国武士为保卫祖国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他们虽有众多不同，但坚定顽强的意志、坚持到底的斗争精神是相同的。中西方文化有相通之处，但亦有差异。屈原的自杀在西方人看来是懦弱的表现，但在中国人的眼中，这是仁至义尽的忠贞。正如梁启超所云：

西方的道德论，说凡自杀皆怯懦。依我们看，犯罪的自杀是怯懦，义务的自杀是光荣。匹夫匹妇自经沟渎的行为，我们诚然不必推奖他。至于“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这有什么见不得人之处。屈原说的“定心广志何畏惧”，“知死不可让愿勿爱”，这是怯懦的人所能做到吗？[128]

梁启超以新时代学者的姿态，问学于楚辞学领域，综合运用了历史统计法、归纳法、比较法、多学科交叉等方法来论证相关问题，开启了新时代楚辞研究的新风气。梁启超将比较法用于屈原研究的诸多问题中，他将屈原及《楚辞》与荷马及《史诗》、《天问》中的思想与希腊人的思想、屈原《离骚》与但丁《神曲》、《楚辞》与《诗经》、屈原与古希腊和意大利诗人作比较，得出许多新颖的见解。梁氏又将屈原的思想体系划归于先秦学派中“南派支流”[129]，与“南派正宗”[130]老子、庄子、杨朱、列子等人相区别。梁氏此论对后世学者开展楚辞学的地域研究深具启发意义。

梁启超虽无《楚辞》研究专著，但其相关研究成就甚大，意义非比寻常，他如同一位新思潮的传道者，启迪和引导了后人的学术研究之路。

二、刘师培

自汉代之后，《楚辞》异本迭出，六朝以来滋众。宋代洪兴祖《楚辞考异》考订异文几近详备，但典籍、史册所引，洪氏仍有疏漏。明代汪瑗有《楚辞考异》，惜未注异文出处。清末民初学者，刘师培《楚辞考异》考诸众书，辑佚搜异，按条分缀，订正讹误，使《楚辞》一书几近本真，唯“章句是非，概弗议及”[131]。刘师培亦有《南北学派不同论》，从地域文化、风土人情等角度，阐述《楚辞》的相关问题。刘师培注重海外典籍、地域文化、民族差异等，他的地域文化论，风俗差异论，直接开启了闻一多等人楚辞研究的新思路。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江苏仪征人。“（刘师培）曾祖父淇、祖毓崧、伯父寿曾，均以治《左氏春秋》名于清道、咸、同、光之世，列传国史”[132]，刘师培“少承先业，服膺汉学”[133]。“（刘师培）年二十，赴京会试，归途，滞上海，晤章炳麟及其他爱国学社诸同志，遂赞成革命，时民国元前九年也”[134]，后“著《攘书》，昌言排满复汉”[135]，1904年“与林君獬主持《警钟日报》”[136]，1907年“夏，君创《天义报》”[137]，1908年“又创《衡报》”[138]。刘师培深受家学熏染，精于汉学。他一生著述丰赡，“凡关于论群经及小学者二十二种，论学术及文辞者十三种，群书校释二十四种，除诗文集外，率皆民元前九年以后十五年中所作”[139]。

刘师培勤于著述、慎于考论，“尝取老、庄、荀、董之书，讎正讹脱，独创新解，按文次列，成《老子觏补》二卷、《庄子觏补》一卷、《荀子觏补》四卷、《墨子拾补》二卷、《楚辞考异》八卷、《贾子新书觏补》三卷、《春秋繁露觏补》三卷”[140]。刘师培对于先秦典籍多所觏补，涉及老子、庄子、韩非子、穆天子、管子、晏子、墨子、荀子等，亦涉及汉代董仲舒、贾谊、扬雄、班固等。他对《诗经》《尚书》《礼》《春秋左氏传》等经部典籍颇多研究，同时亦注目于小学，探究于字词之本义、通例等。

《楚辞考异》成书于“辛亥正月”[141]，共十七卷，篇次与篇目悉依王逸《章句》。此书以洪兴祖《楚辞补注》为基础，搜求洪氏所遗，以补前人校记之缺失。《楚辞考异》以毛刊洪兴祖《补注》为底本，因“今所传王本明刊而外，惟日本庄益恭刊本较为精善，然毛刊洪氏《补注》本出自宋椠，尤为近古”[142]，“文字一以洪本为据，序文及章句亦然，以昭齐一”[143]，“《序》及《章句》文亦附校，篇各为卷，名曰《考异》，以补宋人校记之缺”[144]，“紫阳注本正文与洪本异者，庄本正文、序文及章句与洪本异者，兹均弗引，明刊单注本亦然”[145]。

《楚辞考异》主要引书有：《文选注》《尔雅》、罗愿《尔雅翼》《玉烛宝典》《玉篇》《北堂书钞》《系传》《慧琳一切经音义》《匡谬正俗》《太平御览》、颜师古《汉书注》《后汉书》、王应麟《诗考》《艺文类聚》《白帖》《路史》《史记三家注》《初学记》《礼记疏》《诗经笺》《说文系传》《唐写本类书》、马永卿《嫩真子》，等等。刘师培主要从类书、史书、笺注类书籍中钩沉辑佚，校对讹谬，订正文字。

刘师培在考订文字正误时，体例严明，每一处异文必注出处，并加按语。刘师培将《楚辞补注》的内容分为序、注、正文三部分，“序”“注”注明，其余则为正文。正文句后双行小字列异文，并有刘氏考论异同、订正讹误的“案”语。如卷十二《招隐士》“偃蹇连蜷兮”句后小注云：“蜷，一作卷。案：《类聚》八十九引蜷作卷，《白帖》一百作拳。”[146]

刘师培在考证文字异同时，亦能订正讹传。如其云：

《文选·魏都赋》刘渊林注云：“屈平《卜居》曰：横江潭而渔。”《汉书·扬雄传》：“或横江潭而渔。”宋祁刊误云：“龚子曰：“观渊林之所引，则知子云之言实本于原也。然今《卜居》无此语，岂今《楚辞》非古全本也。”是宋氏疑此篇有脱句，其说弗然。“横江潭渔”乃约引《渔父篇》文，又误《渔父》为《卜居》耳，今辨之于此。[147]

刘师培此说回答了宋代姚宽、明代焦竑的疑问。姚宽《西溪丛语》卷上云：“刘渊林注《魏都赋》引《卜居》曰：‘横江潭而渔。’今阅二篇，又无是二句，信有阙文”[148]。焦竑《笔乘·楚词逸句》：“刘渊林注《魏都赋》引《卜居》之词云‘横江潭而渔’。今二篇无此句，又‘横江潭而渔’见子云《答客难》”[149]。刘师培认为汉代扬雄之文中有“横江潭而渔”句，刘渊林在《文选注》中误认为此句是引自屈原《卜居》篇，宋祁则怀疑此句为《卜居》篇的脱文，姚宽、焦竑亦从宋祁之说。刘师培则从校正异文中得出，此句是扬雄引《渔父》篇的大意，非原句，而刘渊林在《文选注》中误认为是引自《卜居》，所以以讹传讹。

刘师培深受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只注重文字的考异，不重义理的阐发。此后，许维遹《楚辞考异补》、闻一多《楚辞觏补》等即受其影响。此书考论简略，辑佚未周，但亦可备楚辞研究者资取之用。

刘师培对于屈原及《楚辞》怀有深厚的情感，曾写《读楚词》诗，其一云：“巫咸不可问，投诗赠汨罗。山鬼迷春竹，幽人泣薜萝。风骚共推激，英贤遇坎轲。梦魂归未得，惨惨暮云多。”[150]其中隐含《楚辞》中的四篇作品之名，即《卜居》《山鬼》《离骚》《招魂》。刘师培不仅从考据角度研究《楚辞》，亦从文化艺术的角度来分析文本。

除考订文字外，刘师培亦主张以地域差异性来探讨楚文化的特殊性。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集中阐述了地域文化差异的缘由。《南北学派不同论》分总论、南北诸子学不同论、南北经学不同论、南北理学不同论、南北文学不同论等六部分。刘师培认为“盖五方地气有寒暑燥湿之不齐，故民群之习尚悉随其风土为转移”[151]，“就近代之学术观之，则北逊于南，而就古代之学术观之，则南逊于北，盖北方之地乃学术发源之区也”[152]，“东周以降，学术日昌，然南北学者立术各殊。以江河为界划，而学术所被复以山国泽国为区分。山国之地，地土瘠，阻于交通，故民之生其间者，崇尚实际，修身力行，有坚忍不拔之风。泽国之地，土壤膏腴，便于交通，故民之生其间者崇尚虚无，活泼进取，有遗世特立之风。”[153]

地理位置、气候环境的不同，造就人们不同的生活习性、思维方式，这些反映到文化方面则表现为山国之民“崇尚实际”，“有坚忍不拔之风”；泽国之民“崇尚虚无”，“有遗世特立之风”。楚国属于“泽国之地”，“北有江汉，南有潇湘，地为泽国”[154]，故而“老子之学起于其间。从其说者大抵遗弃尘世，渺视宇宙，以自然为主以谦逊为宗，如接舆、沮溺之避世，许行之并耕，宋玉、屈平之厌世。《楚词》言‘远游’，言‘指西海以为期’，言‘登阆风而緤马’，虽为寓言，然足证荆楚民俗之活泼进取矣。溯其起源，悉为老聃之支派，此南方之学所由发源于泽国之地也”[155]。

地域差异影响百姓性情，同样亦影响文化。刘师培认为北方之文尚实重用，故多记事析理之作，南方之文崇情重虚，故多抒情之体。其云：

声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156]

刘师培从地域文化出发，认为屈原之作为南方之文，“其旨远，其义隐，其为文也纵，而后反寓实于虚，肆以荒唐谲怪之词，渊乎其有思，茫乎其不可测矣”[157]，“屈平之文音涉哀思，矢耿介，慕灵修，芳草美人，托词喻物，志洁行芳，符于二南之比兴，观《离骚经》《九章》诸篇皆以虚词喻实义，与二雅殊。而叙事纪游遗尘超物荒唐谲怪，复与庄、列相同”[158]。

刘师培又从艺术手法、抒情特色、思想体系等角度追溯了《楚辞》的源头。他认为“屈原《离骚》引辞表旨，譬物连类，以情为里，以物为表，抑郁沈怨，与风雅为节，其原出于《诗经》”[159]，“屈平《九歌》依永和声，近古乐章。《九歌》本楚人祀神之乐章。其原出于《乐经》”[160]。在《楚辞》的思想本源问题上，刘师培认为：

若屈子之询渔父、宋玉之对楚王，或属寓言，或陈谲说，即小以寓大。或事隐而言文，其词近于纵横家。又或嫉时俗之混浊，感主听之不聪，贤士无名，智不明而数不逮，谗人罔极，忠见谤而信见疑，近于韩非之《说难》，岂类荀生之《成相》，其旨流为法家。至于语逞怪奇、说邻谲诡，鸾凤济津，虎豹当关，冯夷出舞，湘女来游，是为神话之史出于稗官家言，其说近于小说家，是知《楚词》一书栝众体。又如溯世系于高阳……此则有资于读史。辨九河之道，记四海之名……此则有资于考地。详记礼制，侈列物名……亦复有资于多识……故知《楚词》之书，其用尤广。上承风诗之体，下开词赋之先。[161]

《楚辞》的思想从源头上来说，是先秦纵横家、法家思想之杂糅；从语言内容角度来说，又近于先秦的小说家。《楚辞》内容繁杂、渊深，可资于读史、考地、多识，用途广泛。“情文相生”是《楚辞》之魅力所在，“其用尤广”是《楚辞》之价值所存。

刘师培既能继承乾嘉考据之余风，又能别开生面，开拓新的研究视角。他从社会、民族、地域、风俗等角度，探讨了《楚辞》发生的根本原因，从而开启了新时代地域、风俗等研究门径。

三、马其昶

马其昶（1855—1930），字通伯，晚号抱润翁，安徽桐城人。他学养甚好，以古文闻名于清末，是桐城派的殿军人物。少时师从吴汝纶、张裕钊等人，十五岁为诸生后，屡试不举。三十岁后专意于经术，旁及史籍、诸子，学益精工，光绪末年（1908）就任编纂，宣统二年（1910）任学部主事。袁世凯阴谋称帝时，欲笼络他，遭坚决拒绝。宣统“丙辰”[162]年（1916）马其昶参与了《清史稿》的编纂工作，撰写光、宣本纪及《清史儒林传序》《文苑传序》[163]。他擅长古文，亦治经术，并问学于子史，著述甚丰，共18种计300余卷。

马其昶的楚辞研究成果有《屈赋微》，其《抱润轩文集》中亦有散见，如卷二有《读九歌》[164]。《读九歌》篇创作于“壬寅”[165]年，即公元1902年，距《屈赋微序》的创作时间“乙巳”[166]（1905）相差3年，可知马其昶《屈赋微》是其长年学识积淀的结晶。《屈赋微》的版本主要有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集虚草堂》刻本、《抱润轩全集》本。

《屈赋微》前有马其昶《屈赋微序》，后为正文二卷。正文分上下两卷，卷上为《离骚》、《九歌》（其次序为《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山鬼》《国殇》《礼魂》）、《天问》；卷下为《九章》（其次序为《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远游》、《卜居》、《渔父》、《招魂》。(www.xing528.com)

正文句中注音，句后作注，注解部分先引旧注，后为“其昶案”。旧注内容包括汉代以来的旧注以及相关文集、笔记、言论等，约引46家之多。各篇训诂及义理阐发多采许慎、王逸、洪兴祖、朱熹、钱杲之、吴仁杰、黄伯思、黄文焕、陈第、王夫之、李光地、毛奇龄、蒋骥、陈本礼、方苞、屈复、方绩、龚景瀚、朱骏声等；旁及诸家笔记有杨慎、何焯、王念孙、王引之、王观国、张惠言、邓廷桢、俞樾、李详、陈澧、张辑、戚学标、姚永朴、苗夔等；引用著作有《文选五臣注》《史记三家注》；所引桐城乡绅名士之言者有梅曾亮、钱澄之、姚鼐、方东树、吴汝纶、马瑞辰、孙志祖、夏忻、钱杲之、张文虎、钱枚、俞正燮、张裕钊等。此书音注多从戚学标、邓廷桢、陈第等，义理阐发多从钱杲之、王夫之、李光地、梅曾亮等，章节层次多从张惠言等。马其昶熔铸诸家之说，以己意断之，言约切中，显示出一位新时代学者容纳百川的气魄与学术功底。

马其昶镕铸古今旧注、历代学者的观点为一体，尽力做到整合贯通，且行文简洁。如在《离骚》篇“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句后注云：

洪兴祖曰：“正则，以释名平之义；灵均，以释字原之义。”王夫之曰：“平者，正之则也；原者，地之善而均平者也。灵，善也。”[167]

洪兴祖认为《离骚》开篇即自述作者名平、字原，王夫之则进一步解释了洪兴祖之说。马其昶将洪、王二家之说纳为一体，使注文连贯通达，且行文简洁明了，不拘泥于字面、不苟且于直译。如其云：“无从、焉止，言水之源流”[168]，“上下、左右，言波澜”[169]。

在屈原沉江的问题上，马其昶将屈原的从容就死与凡夫俗子的“一时之悁忿，而自裁”相比较。其云：

淮南王安序《离骚传》以谓兼《国风》《小雅》之变，推其志与日月争光。太史公采其说入本传，而益反复明其存君、兴国之念，无可奈何而继之以死。悲夫，死，酷事耳！志定于中，而从容以见于文字，彼有以通性命之故矣。岂与夫匹妇匹夫不忍一时之悁忿，而自裁者比乎？[170]

马其昶认为屈原无计可施、无力可使而又无可奈何之下，才求一死。为了佐证其观点，马氏引用众多旧注。其云：

钱杲之曰：“从彭咸所居，犹言相从古人于地下耳。”王夫之曰：“原之沈湘，虽在顷襄之世，而知几自审矢志，已夙君子之进退。生死非一朝一夕之树立，唯极于死以为志，故可任性孤行也。”龚景瀚曰：“莫我知，为一身言之也；莫足与为美政，为宗社言之也。世臣与国同休戚，苟己身有万一之望则爱身，正所以爱国，可以不死也。不然，其国有万一之望，国不亡，身亦可以不死。至莫足与为美政，而望始绝矣。既不可去，又不可留，计无复之，而后出于死。一篇大要，乱之数语尽之。太史公于其本传终之曰：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言屈子之死，得其所也，是能知屈子之心者也。”张惠言曰：“‘愿俟时乎吾将刈’，‘延伫乎吾将反’，‘吾将上下而求索’，‘吾将远逝以自疏’，‘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五句为层次。”[171]

马氏在引用旧注时非常注重层次性，步步体现其用意所在。首先引钱杲之之注来说明屈原是自沉而死，次而引用王夫之之言来说明屈原誓死之志早有体现，再次引用龚景瀚之言以说明屈原何以绝望至死，最后引用张惠言的分析来说明屈原誓死的心路历程。通过这样的注解方式，马氏将其观点的来龙去脉析理得眉目清晰、简洁明了，更不费自己一言半语。

马其昶认为“言语之体有二：一质一文，质言如《书》，辞达而已；文言如《诗》，一言可毕。而故引申之直言易达，而故舍茹之，于是有比兴之旨、有反复之辞、有韵节之和、有言外之思、有缠绵悱恻之情、有温柔敦厚之致，其为用也”[172]。马其昶《屈赋微》中按语即体现其辞达而已的风格，以简洁明快为要务，不事琐细的考据。如《九歌·湘君》篇“吹参差兮谁思”句后注云：

王逸曰：“参差，洞箫也。”其昶案：谁思，言其何所忧思而吹洞箫，下文云云，皆其思之所寄。[173]

又如《天问》篇“大鸟何鸣，焉丧厥体”句后注云：

王逸曰：“文子取子侨之尸置室中，覆以弊篚。须臾化为大鸟而鸣，开视之，翻飞而去。”其昶案：喻言己之哀鸣亦欲以良药诒君，而祈天永命也。无益于君，而自丧厥体，可痛耳。以上言寿命不恒富贵，佚欲之乐不可久据，故宜及时自修，讽顷襄也。[174]

无论是“洞箫”还是“大鸟”，在马其昶看来都是意象，都是作者传达旨意的载体。马其昶能正确地对待其注解对象，对于《楚辞》这样的文学作品，只求辞达而已，不可言尽，更不可拘泥字句表面。

关于《离骚》篇“冯不厌乎求索”句中“冯”字的解释，历来有两种意见。王逸《章句》云：“慿，满也。楚人名满曰慿，言在位之人无有清洁之志，皆并进趣贪婪于财利中，心虽满，犹复求索，不知厌饱者也。”[175]洪兴祖补注云：“慿，一作冯。”[176]王逸将“慿”释为“满”，有满足之意。朱熹、钱杲之、周拱辰、汪瑗、陆时雍、戴震、陈本礼、屈复、刘梦鹏等人从其说。王夫之则认为：“慿，恃也，恃君宠以恣行也。”[177]胡文英从其说，亦认为“慿，依据也”[178]。马其昶则另辟一说，他主张“慿与冯同，《汉书》注：‘冯，贪也。’言其贪求不知厌足”[179]。显然马氏之说，较为通达。

马其昶博采众家之言，使之归于一体，终成一家之言。姜亮夫赞其云：“凡古今释屈文之重要可採者，大抵略遍。由博而反之于约，可为清代说《屈赋》者之殿。”[180]

[1]刘熙载：《昨非集·自为伯简字赞》云：“笑余之字，‘伯’系以‘简’。桑扈臝行，得无不远？伯子之简，伯简不效；庶几《书》言，‘简而无傲’。”见刘立人、陈文和点校《刘熙载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76页。

[2]刘熙载：《昨非集·自为熙哉字赞》云：“‘哉’‘载’相通，于古可稽。熙载之字，熙哉亦宜。即名为字，‘哉’之他解，不须多辨。惟百工熙，以嘉寓勉。勉旃勉旃，美名斯践！”见《刘熙载集》，第477页。

[3]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158—13159页。

[4]王闿运：《寄怀刘先生熙载》，见《湘绮楼诗文集》卷五。又附录于《艺概注稿》，第908页。

[5]《续修兴化县志·人物志·刘熙载》，附录于《艺概笺注》后。王气中：《艺概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0页。

[6]萧穆：《刘融斋中允别传》，见《敬孚类稿》卷一二。此篇亦附录于刘熙载著、袁津琥校注《艺概注稿》，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93—900页。

[7]刘熙载：《艺概·叙》，《艺概注稿》，第1页。

[8]刘熙载：《艺概注稿》，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6页。

[9]刘熙载：《昨非集》卷二，《刘熙载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9—460页。

[10]刘熙载：《艺概注稿》，第419页。

[11]同上，第414页。

[12]同上，第436页。

[13]刘熙载：《艺概注稿》，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8—39页。

[14]王逸：《楚辞章句序》，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

[15]曹丕：《典论·论文》，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八，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98页。

[16]刘熙载：《艺概注稿》，418页。

[17]同上，第65页。

[18]刘熙载：《艺概注稿》，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3页。

[19]同上，第326页。

[20]同上，第255页。

[21]同上，第424页。

[22]同上，第208页。

[23]同上，第421—423页。

[24]同上，第421—423页。

[25]同上，第421—423页。

[26]刘熙载：《艺概注稿》，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30页。

[27]同上，第428页。

[28]同上，第473页。

[29]同上，第46页。

[30]同上，第66—67页。

[31]曹丕：“优游缓节，屈原尚之。穷侈极妙，相如长也。然原据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余度，长卿子云不能及。”《典论·论文》，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八，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98页。

[32]刘熙载：《艺概注稿》，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5页。

[33]同上，第40页。

[34]刘熙载：《艺概注稿》，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5页。

[35]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98页。

[36]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5页。

[37]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98—13299页。

[38]俞樾辑评：《百大家评点王注楚辞》，中华图书馆1917年翻印本。

[39]俞樾：《俞楼杂纂》卷二四，《春在堂全集》本。

[40]俞樾《俞楼杂纂》卷三○，《春在堂全集》本。

[41]李天根：《诸子平议补录序》，俞樾著、李天根辑《诸子平议补录》，中华书局1956年版。

[42]俞樾：《读楚辞》，《俞楼杂纂》卷二四，清光绪五年（1879）德清俞氏《春在堂全集》本，第5—6页（每卷重排页码）。

[43]同上，第8页。

[44]俞樾：《读楚辞》，《俞楼杂纂》卷二四，清光绪五年（1879）德清俞氏《春在堂全集》本，第5页（每卷重排页码）。

[45]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7页。

[46]俞樾：《读楚辞》，《俞楼杂纂》卷二四，第15页（每卷重排页码）。

[47]同上，第17页。

[48]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14页。

[49]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七，《日知录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6页。

[50]俞樾：《楚辞人名考》，见《俞楼杂纂》卷三○，清光绪五年（1879）德清俞氏《春在堂全书》本，第2页（每卷重排页码）。

[51]同上，第11页。

[52]俞樾：《楚辞人名考》，见《俞楼杂纂》卷三○，清光绪五年（1879）德清俞氏《春在堂全书》本，第16页（每卷重排页码）。

[53]俞樾：《读楚辞》，见《俞楼杂纂》卷二四，第7页（每卷重排页码）。

[54]沈祖绵：《屈原赋证辨》，收录于《楚辞汇编》第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

[55]汪辟疆：《王闿运传》，朱传誉《王湘绮传记资料》（一），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56]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301页。

[57]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王闿运》第五编艺术类文学，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1833页。

[58]邵镜人：《王闿运》，朱传誉《王湘绮传记资料》（一），第4页。

[59]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王闿运》第五编艺术类文学，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1833页。

[60]王闿运：《楚辞释》，收录于《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集部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所收版本为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刻本。“光绪辛丑刊于衡阳”，即1901年刻本。

[61]王代功：《湘绮府君年谱》，收录于《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0辑，第596册，第144页。

[62]王闿运：《楚辞释》，《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集部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54页。

[63]李善等：《六臣注文选》卷一九，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46页。

[64]王闿运：《湘军水陆战纪》，收录于《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2辑，第216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

[65]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王闿运》第五编艺术类文学，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1833页。

[66]王闿运：《楚辞释》，《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集部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19—620页。

[67]同上，第645页。

[68]同上，第646页。

[69]同上，第619页。

[70]同上，第640页。

[71]同上，第645页。

[72]王闿运：《楚辞释》，《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集部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27页。

[74]同上，第637页。

[75]同上，第638页。

[76]同上，第649页。

[77]王闿运：《楚辞释》，《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集部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52页。

[78]同上，第619页。

[79]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4册卷三九，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10页。（每卷重排页码）

[8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4册卷三九。

[8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5册卷七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72—81页（每卷重排页码）。亦收录于梁启超《国学要籍研读法四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227—234页。本书统一采用后一版本。

[8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1册卷四○，第23—26页。

[83]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6册卷七四。

[84]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卷七。

[85]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4册卷三九，第49页。

[86]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4册卷三九，第49页。

[87]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自序》，《国学要籍研读法四种》，第163页。

[88]同上，第165页。

[89]王懋竑：《白田草堂存稿》卷三，清光绪二十年（1894）广雅书局刻本。

[90]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写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

[91]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卷七，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3—24页。

[92]梁启超：《国学要籍研读法四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231页。

[93]梁启超：《国学要籍研读法四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231页。

[94]梁启超：《国学要籍研读法四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231页。

[95]梁启超：《国学要籍研读法四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231页。

[96]梁启超：《国学要籍研读法四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231页。

[97]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4册卷三九，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65页。

[98]同上，第54页。

[99]同上，第54页。

[100]同上，第54页。

[101]同上，第67—68页。

[102]梁启超：《历史统计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4册卷三九，第70页。

[103]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4册卷三十九，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50—52页。

[104]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4册卷三十九，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50—52页。

[105]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4册卷三十九，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50—52页。

[106]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4册卷三十九，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50—52页。

[107]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4册卷三十九，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50—52页。

[108]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4册卷三十九，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52页。

[109]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4册卷三十九，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52页。

[110]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4册卷三十九，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52页。

[111]同上，第52—53页。

[11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153页。

[113]梁启超：《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屈原》，《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1册卷四○，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3页。

[114]梁启超：《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屈原》，《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1册卷四○，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3页。

[115]梁启超：《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屈原》，《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1册卷四○，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3页。

[116]同上，第24—26页。

[117]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4册卷三九，第55页。

[118]同上，第56页。

[119]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4册卷三九，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62页。

[120]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文第14册卷三九，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62。

[121]同上，第61页。

[122]同上，第61页。

[123]同上，第65页。

[124]同上，第55页。

[125]同上，第55页。

[126]同上，第59页。

[127]同上，第67页。

[128]同上，第66页。

[129]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卷七，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7页。

[130]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第3册卷七，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7页。

[131]刘师培：《楚辞考异·凡例》，《楚辞汇编》第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301页。

[132]陈钟凡：《仪征刘先生行述》，附录于刘师培《经学教科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65页。

[133]陈钟凡：《仪征刘先生行述》，附录于刘师培《经学教科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265页。

[134]蔡元培：《刘君申叔事略》，附录于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第263—264页。

[135]蔡元培：《刘君申叔事略》，附录于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第263—264页。

[136]蔡元培：《刘君申叔事略》，附录于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第263—264页。

[137]蔡元培：《刘君申叔事略》，附录于刘师培《经学教科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264页。

[138]蔡元培：《刘君申叔事略》，附录于刘师培《经学教科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264页。

[139]蔡元培：《刘君申叔事略》，附录于刘师培《经学教科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264页。

[140]陈钟凡：《仪征刘先生行述》，附录于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第267页。

[141]刘师培：《楚辞考异·题词》，《楚辞汇编》第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300页。

[142]刘师培：《楚辞考异·题词》，《楚辞汇编》第8册，第299页。

[143]刘师培：《楚辞考异·凡例》，《楚辞汇编》第8册，第301页。

[144]刘师培：《楚辞考异·题词》，《楚辞汇编》第8册，第299页。

[145]刘师培：《楚辞考异·凡例》，《楚辞汇编》第8册，第301页。

[146]刘师培：《楚辞考异·招隐士》，《楚辞汇编》第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397页。

[147]刘师培：《楚辞考异·卜居》篇题下，《楚辞汇编》第8册，第363页。

[148]姚宽：《西溪丛语》，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6页。

[149]焦竑：《焦氏笔乘》卷三，《焦氏笔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6页。

[150]刘师培：《左盫诗录》卷四，《刘申叔遗书》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935页。

[151]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总论》，《清儒得失论——刘师培论学杂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页。《南北学派不同论》原刊《国粹学报》第2、6、7、9期，1905年3月25日至10月18日，后收录于《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5册。

[152]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总论》，《清儒得失论——刘师培论学杂稿》，第227页。

[153]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诸子学不同论》，《清儒得失论——刘师培论学杂稿》，第227页。

[154]同上，228页。

[155]同上，228页。

[156]同上，第253页。

[157]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诸子学不同论》，《清儒得失论——刘师培论学杂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页。

[158]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诸子学不同论》，《清儒得失论—刘师培论学杂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页。

[159]刘师培：《论文杂记》，1936年宁武南氏校印《刘申叔先生遗书》第20册。

[160]刘师培：《论文杂记》，1936年宁武南氏校印《刘申叔先生遗书》第20册。

[161]刘师培：《说文·宗骚篇》，1936年宁武南氏校印《刘申叔先生遗书》第20册。

[162]陈三立：《桐城马先生墓志铭》，《抱润轩遗集》，民国二十五年（1936）吴常焘校刊本。

[163]《清史儒林传序》《清史文苑传序》均收录于马其昶《抱润轩文集》卷五，宣统纪元己酉嘉平月安徽官纸印刷局石印本（每卷均重排页码）。

[164]马其昶：《抱润轩文集》卷二，第4页。

[165]马其昶：《抱润轩文集》卷二，第4页。

[166]马其昶：《抱润轩文集》卷三，第12页。

[167]《屈赋微》上，《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集部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60页。

[168]《悲回风》“轧洋洋之无从兮，驰委移之焉止”句后“其昶案”，《屈赋微》下，《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集部楚辞类，第689页。

[169]《悲回风》“翻翻其上下兮，翼遥遥其左右”句后“其昶案”，《屈赋微》下，《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集部楚辞类，第689页。

[170]马其昶：《屈赋微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集部楚辞类，第659页。

[171]《离骚》篇“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句后注，《屈赋微》上，《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集部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66页。

[172]马其昶：《诗毛氏学序》，《抱润轩文集》卷四，第17—18页。

[173]马其昶：《屈赋微》上，《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集部楚辞类，第667页。

[174]马其昶：《屈赋微》上，《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集部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74页。

[175]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页。

[176]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页。

[177]王夫之：《楚辞通释》卷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页。

[178]胡文英：《屈骚指掌》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集部楚辞类，第558页。

[179]马其昶：《屈赋微》上，《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集部楚辞类，第661页。

[180]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