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时期楚辞研究：全面昌盛

清代的楚辞学带有总结前代一切研究成果的气魄，并有其自身发展的特色。清代的楚辞研究经历了大、精、新三个时段，在各个时段上，又因流派、学者身份、学术背景等诸多因素而显现出极大的差异。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其260余年的统治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清初社会动荡、政局不稳，明朝遗民复国之心蠢蠢欲动，忽而希望之火燃起，忽而火光被现实扑灭，跌宕的心情在心底里郁结，拧成股股强烈的愤恨。清朝立基之初，统治者大力培养新生力量，并致力于以教化笼络民心。雍正、乾隆之后，天下大定。清廷一方面大修各类史书圈养文人，另一方面大兴文学狱钳制众人之口。在如此文化统治之下，一些学者为了逃避政治迫害，埋头于故纸堆中，小学自此兴盛。道光、咸丰年间，鸦片战争的炮火冲开了封建帝国的大门，落后的现实刺激了人们的神经，变革思潮腾然升起。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清代的楚辞学大致可分为三个发展时段：清初遗老遗少及理学后裔时期、乾嘉实学时期、道咸新思潮时期。清初遗民身上多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理学家则多以忠正与廉洁来教化世人；乾嘉学者以朴直而缜密的态度治学；晚清学者在学术上则求新求变。

清初，程朱理学依然处于思想正统的地位。一些理学名臣涉足于楚辞学，意欲通过注《楚辞》来达到宣扬性理、提倡儒学的目的，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李光地、王邦采、林云铭、方苞等人。

清代中期，随着政治高压的加大，诸多学者失志于仕途、绝意于政治，他们将身心全部投入治学之中，从而出现了务实求真的学术风尚。这一潮流兴起自蒋骥，盛行于乾嘉，震波至清末，其间涌现出诸多的学问大家，如蒋骥、戴震、王念孙、刘文英、陈本礼等。

清末，西方世界的思维意识涌入中华大地，新思潮如决堤之洪水淹没了古学。传统思维退避世外，新意识粉墨登场，楚辞研究由此进入了求新求变的新时代，其中的代表人物当数王闿运、梁启超、马其昶等人。

就整体而言，清代楚辞研究的成就，是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无论从研究领域，还是从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研究者、研究贡献等方面，清代都是楚辞学史上当之无愧的万圣朝宗之时代。清代是楚辞学的集大成时期，其成就自是蔚为大观，不可胜数。据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与崔富章《续楚辞书目五种》统计，清代的《楚辞》研究专著多达百种，散见于札记、随笔、诗话、笔记中的论述更是多如牛毛。清代楚辞研究的涉猎范畴几乎遍及传统学术的一切领域，与《诗经》研究几于颉颃。

清代《四库全书》成书于乾隆五十五年（1789），此丛书的楚辞类著作中包括清代作品和清代以前的作品。这些楚辞学著作是：汉代王逸《楚辞章句》；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杨万里《天问天对解》，朱熹《楚辞集注》，吴仁杰《离骚草木疏》，钱杲之《离骚集传》；明汪瑗《楚辞集解》，屠本畯《离骚草木疏补》《楚骚协韵》《读骚大旨》，黄文焕《楚辞听直》，沈云翔《楚辞评林》，张之象《楚骚绮语》《楚范》，陈第《屈宋古音义》；清萧云从《钦定补绘离骚全图》，刘永澄《庄屈合诂》，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毛奇龄《天问补注》，林云铭《楚辞灯》，李光地《离骚经九歌解义》，方楘如《离骚经解》，顾成天《离骚解》《楚辞九歌解》《读骚别论》，林仲懿《离骚中正》，夏大霖《屈骚心印》，屈复《楚辞新注》，刘梦鹏《楚辞章句》。清代《楚辞》专著的数量，仅在开国百余年间就几近于前代著作之和，而之后的百余年间，更是数不胜数。

清初至中期《楚辞》研究专著大致可分为三类：经学者之《楚辞》、朴学者之《楚辞》、章句者之《楚辞》。清初，由于程朱理学的影响，以经注《骚》甚为流行，其中代表著作有林云铭《楚辞灯》、王邦采《离骚汇订》、李光地《离骚经九歌解义》。乾嘉时期朴学盛行，朴学的代表人物蒋骥、戴震、王念孙等人对《楚辞》多有用力，其代表著作分别是《山带阁注楚辞》《屈原赋注》《毛诗群经楚辞韵谱》等。在朴学盛行的同时，章句者因不满考据者对文义的割裂，从而专意于探求《骚》之文意，注重文章脉络、层次承转等。

经过清初统治者的强力镇压后，社会渐趋安定。自康熙朝起，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有所转变。为了寻求共同目标，他们加强了与知识分子的沟通，忠孝节义观念再一次将学者的道德观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纠结在了一起。一些学者更是致力于将屈原之宗国观念与儒家中正之道相调和，将《楚辞》与经学相串烧，企图达到淡化民族矛盾、加强清朝统治威望的教化功用。此类著作有顾成天《楚辞九歌解》[1]、顾成天《离骚解》[2]、方楘如《离骚经解略》[3]、方苞《离骚正义》[4]、林仲懿《离骚中正》[5]、夏大霖《屈骚心印》[6]、张德纯《离骚节解》[7]等。以上著作多以简略的形式注《楚辞》，或供初读者赏玩之用，或以经解《骚》，或赘述旧注无所发明，其宗旨均在于削弱《楚辞》的愤慨意味。

在清初的学者中，林云铭、王邦采、李光地等人生于明末、长于清初，是清初新生代的学者，他们注《楚辞》多是欲教化育人。

一、林云铭《楚辞灯》

林云铭（1628—1697），字道昭，号西仲，清代侯官人（今福建福州），顺治戊戌年（1658）进士，官徽州府通判。关于林云铭的生平，清史无传。据《福建通志》补《文苑传》、王晫《今世说》、林氏著作等材料可推知大概。据王晫《今世说》卷二《政事》类下载：

林名云铭，福建闽县人。弱冠举于乡，戊戌成进士。理徽九载，多异政。奉裁归里，著作益饶。吴方涟侍御见所注《庄子》，因叹为标旨清殊，迥绝群议。[8]

又《文学》类下载：

林西仲少嗜学，每探索精思，竟日不食。暑月，家僮具汤请浴，率和衣入盆，衣尽湿，始觉。里人皆呼为书痴。[9]

林云铭为学精思、为政清廉，曾注《庄子》，又评《楚辞》。林云铭《楚辞灯序》云：“余少痴妄，不达时宜，私谓用世可以得行其志。及筮仕后，所见所闻，皆非素习，以故动罹谴呵。每当读骚，辄废书痛哭，失声仆地。因取蒙庄，齐得丧忘是非之旨以抑哀愤。”[10]习古人书，立古人志，却不合时宜，遭遇“谴呵”。失志之余，读《骚》《庄》二书，学屈以明志向，学庄以求放达。

林氏一生著作甚丰，其著作有《挹奎楼文集》十二卷、《吴山觳音》八卷、《损斋焚余》《庄子因》《楚辞灯》《韩文起》《古文析义》《四书讲义》等。林氏注《楚辞》尚未成书，即逢裁归里。旋即，又遭耿精忠之乱，被囚十八个月，清兵破闽后获释。其间，林氏所评《楚辞》的手稿毁于烽火中。林氏迁寓杭州后，又拾笔重注《楚辞》，文稿未就即毁于火灾中。其后，林氏“杜门追忆，并补未注诸篇”[11]。今所见林氏《楚辞灯》着笔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次年即告成书。

《楚辞灯》成书于“康熙丁丑岁孟春望日”[12]，即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作者命书以“灯”，原因在于欲使“屈子之文可以烛照无遗，即其志亦可以昭垂勿替，而万世之纲常有赖矣，是亦余之所以为志也夫”[13]。

《楚辞灯》的主要版本有：清康熙三十六年丁丑（1697）挹奎楼刊本、日本宽政10年戊午（1798）翻刻本，日本天保13年（1842）刊本、民国6年（1917）北京石印本（题为《楚辞易读》）。

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挹奎楼刻本《楚辞灯》，前有林云铭《序》、凡例12条、《楚怀襄二王在位事迹考》（起于怀王元年即公元前328年，讫于襄王三十六年即公元前264年）、《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楚辞灯目次》，次正文四卷，再次《后叙》。正文四卷分别为：一《离骚》，二《九歌》《天问》，三《九章》，四《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共27篇。林氏将《九歌》合为9篇，故实数为25篇。林云铭只注屈原作品，他认为“余止知注屈，不知屈之外尚有人能续、尚有人敢续者。况变风、变雅实起于创，即有学步邯郸，断无后来居上”[14]。

此书在选录原文方面“悉依晦庵校本”[15]；在注音方面，“字有音叶者，即注于本字之傍。如反切有定音，亦改用之。总以读者省力为主。如下句不便于叶，即叶上句，盖叶音原出于不得已，非可以正音论也”[16]。正文注释的体例是：“每篇逐句诠释，逐段分疏。末以总论檃括全文。读者先看字、句小注，再阅段落来路去路，然后细味总论之融会贯通，则一篇神理，了然目前，不烦再加探索矣。”[17]林云铭虽于每篇无解题，但篇后均有一段总括全篇之文，题为“林西仲曰”。此外，《九歌》《九章》前有“总论”。

林氏《楚辞灯》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万驳千翻，止求其大旨吻合、脉络分明，使读者洞如观火，还他一部有首有尾、有端有绪之文”[18]。林氏认为：

读楚辞要先晓得屈子位置，以宗国而为世卿，义无可去。缘被放之后，不能行其志，念念都是忧国忧民。故太史公将楚见灭于秦，系在本传之末，以其身之死生关系于国之存亡也。后人动解作失直怨怼，去把一部忠君爱国文字，坐其有患得患失，肝肠以致受露才扬己、怨刺其上之讥。[19]

要想读懂屈子之文，先明确屈子之身份，然后“理会全局血脉，再寻出眼目来，任他如何摇曳如何宕轶，出不得这个圈子”[20]。林云铭认为“屈原全副精神，总在忧国忧民上”[21]，屈子之文“以三代之兴亡作骨，其所兴在贤臣，所以亡在惑妇，惟其有惑女，所以贤臣被斥，谗谄益张，全为自己抒胸中不平之恨耳”[22]。林云铭首先将屈原及其作品全部纳入伦理纲常之内，然后以儒家道德观疏解，理出来的自然全是儒者讲经论道的一套大道理。

林云铭运用文、史互证的方法来论证《楚辞》中的相关问题，实是《楚辞灯》的主要价值所在。林云铭将楚国史事与屈原作品相互发明，时有创见。如在《楚怀、襄二王在位事迹考》中，林云铭对屈原25篇作品中的11篇作了系年，具体情况如下：

《惜诵》　　　　怀王十七年

《思美人》　　　怀王二十五年

《抽思》　　　　怀王二十六年

《招魂》　　　　顷襄二年

《涉江》　　　　顷襄二年

《大招》　　　　顷襄三年

《卜居》　　　　顷襄四年

《悲回风》　　　顷襄七年

《哀郢》　　　　顷襄十年

《渔父》　　　　顷襄十一年

《怀沙》　　　　顷襄十一年

林云铭继承明代黄文焕知人论世、以史证诗的方法，并推而广之，基本做出了屈原的年谱。先考查作者生活时代、作者的生平，再结合作品文本，只有将三者结合起来方能较为客观、准确地理解作品内涵。林氏运用史证、文中互证等方法，将一部《楚辞》梳理得脉络清晰，恰如一盏读《楚辞》的明灯。

林云铭善于提炼全文主旨，正如朱冀所言“林子西仲为之提纲挈领、缕析条分，不遗余力”[23]。除了以史证诗的方法，林氏还提倡意会。其云：

读楚辞止要得其大旨，若所引典实，有涉神怪者，惟以《庄子》所谓寓言视之，省却许多葛藤。且天地之大、古今之远，何所不有。夫子止是不语，亦未尝言其必无神、必无怪也。屈子生于秦火之先，安知前此记载，非厄于灰烬而不传乎？见骆驼谓马肿背，切勿陷入宋人窠臼。[24]

早在明代，胡应麟即有此论。胡氏云：“‘餐秋菊之落英’，谈者穿凿附会，聚讼纷纷，不知三闾但托物寓言。如‘集芙蓉以为裳’，‘纫秋兰以为珮’，芙蓉可裳，秋兰可珮乎？”[25]文学作品在解读时，不可拘泥于字面，读者需以己意去体会作者之本意。

林云铭认为《楚辞》是一部文学著作，旧注多从章句、训诂上着力，而忽视其文学特色。故而，他认为“读《楚辞》之难，较之他文数倍，以其一篇之中三致意”[26]，“自汉迄明，读者各出意见，或称扬，或指摘，总未尝细心体认本文脉络”[27]，所以读懂《楚辞》需摈除旧注，“止求其大旨吻合，脉络分明”[28]，“寻出眼目来”[29]，“自然杂而不乱”[30]。林氏主张从作品结构层次入手去解读作品，且应以意会为主。

在“求女”的问题上，林氏认为“求女”即谓求知我之人。他认为“旧注比求贤臣已属无谓，或又比求贤君，是以君反为臣之配，且侮亵古贤后，岂不冤杀！”[31]林氏将等级森严的封建伦理观念牢牢地套在《楚辞》上，断不肯将屈子文意置于伦理之外。他认为屈原本是臣，不可越权求贤臣，更不能以臣之身份求贤君以配，所以《离骚》中的“求女”只能是求知我者或同类者。林云铭更于多处阐明屈原“求女”即求知我者或同类者，如“思九州之博大兮，岂惟是其有女”句下注曰：“天下之大，必有同类者，岂但楚国有之”[32]。

林氏将屈原“求女”分为三种情况，其一“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注曰：“此女勿论不易求，亦不愿求也……求女不合者一”；其二“凤凰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注曰：“良媒先受人托，必为所得，求女不合者二”；其三“理弱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同”，注曰：“即结言，亦不能坚其意，求女不合者三”。林氏将屈原“求女”不合分为三种状况，且细加说明，此说较黄文焕“求贤后说”更具说服力。林云铭之后，张德纯亦主张此说。张德纯《离骚节解》“哀高丘之无女”句下解曰：“盖目楚国而言女，以谓贤人也……睠顾宗国，不能不恻然于君侧之无人。固将乃我未死之年，冀得一同志之人，出而图吾君耳。”[33]

林云铭《楚辞灯》行文的显著特点是以时语作解。如《怀沙》篇后林氏注曰：

此灵均绝笔之文，最为郁勃，亦最为哀惨。其大意总自言，守正竭忠而世道颠倒，人不能知，以致招谗被故，把一生经济学术无处施展，亦无处告语。惟有古圣人堪相知，又不相待，则容身于世，尚有何益计？惟有杀身成仁，著留法则于将来。傥于千百年后，觅得不谋面之知己，便是方以类聚，亦无异于一堂之相亲也。[34]

林氏《楚辞灯》的注解之语最为通俗易晓，其目的是方便初学。另外，他将篇名列于本文之前，不同于旧注将篇名列于本文之后的做法，亦是为方便读者阅读。正如其云：

《楚辞》原本各篇题目皆列于本文之后，学者未曾竟读全文茫不知是何题目，不得不多一番检阅。余悉改列在前，使人触目即见。惟取其便而已，非更张也。[35]

林氏此书以伦理纲常作注，以时语行文，注重文脉层次，这些特点正适合初学者阅读。至于注文中的相关论点，则多本自黄文焕，甚少有独创。如其云：

看来《九章》中各有意义，虽所作之先后未有开载，但玩本文了如指掌，不待纷纷聚讼。原本错杂无次，皆由于未尝细读本文，所以篇篇讹解。余依同里黄维章先生所订正者，以为定次，亦非敢于凭臆更易也。[36]

《四库提要》亦云：“云铭此编……惟《涉江》《橘颂》《悲回风》《惜往日》《哀郢》《怀沙》六篇，始是顷襄放之江南所作。如此说来，既与本传使齐及谏释张仪、谏入武关数事不相碍。且与《思美人》《抽思》章……一一印合云云。然此说本明黄文焕《楚辞听直》，亦非其创解也。”[37]

虽然《楚辞灯》创举之处不多，且缺点不少，但其脉络清晰、语言通晓、简洁畅达的优点，还是值得肯定的。《楚辞灯》问世后，在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有众多推崇者，亦有许多批判甚至攻击者。《四库提要》云：“观所注诸书，实未能深造。是编取《楚辞》之文，逐句诠释。又每篇为总论，词旨浅近。盖乡塾课蒙之本。”[38]王邦采、朱翼等人认为林氏之论谬误甚多，而蒋骥、戴震等人则多推崇林氏之说。

二、王邦采《离骚汇订》

自林云铭《楚辞灯》问世后，有人称赞，有人诋毁，一时之间争论之声响彻楚辞学界，其中持批判意见者的代表即是王邦采。

王邦采，字贻六，江苏无锡人，生平不详。其楚辞著作有《离骚汇订》《屈子杂文笺略》。《离骚汇订》的版本有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刻本，《屈子杂文笺略》的版本有康熙六十一年（1722）刻本、乾隆九年甲子（1744）刊本、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广雅书局丛书》本。二者曾被合订为《楚三闾大夫赋》。何以称此名？王邦采云：

此屈子之书也，不称屈子，而称三闾大夫者何？昭其职也。职为贵戚之卿，谊矢靡他，故系之于楚也。然则曷为不以《楚词》名？《楚词》者，统宋玉、景差而言之，非屈子之专书也。此为屈子之专书，例不得统言也。若夫不曰词而曰赋，从《汉志》也。[39]

王邦采此书只录屈原作品，《楚辞》中非屈原作品一概不录。因屈原的官职是三闾大夫，为了强调其为楚国之宗臣，无去国之义，所以称其为楚三闾大夫；又由于《楚辞》非专指屈原之文，故而王邦采将其书命名为《楚三闾大夫赋》。

清康熙六十一年版《楚三闾大夫赋》共六帙，前四帙为《离骚汇订》，后两帙为《屈子杂文》。第一帙题为卷首，包括《离骚汇订序》《离骚汇订姓氏》、三闾大夫像、《像赞》、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唐沈亚之《屈原外传》、汉贾谊《吊屈原辞》《离骚读本》（录《离骚》白文，全文分三段，且句中有注音）、《书离骚后》《读骚绝句二首》；第二、三、四帙为《离骚汇订》正文部分；第五帙包括《屈子杂文序》《九歌笺略》《天问笺略》；第六帙包括《九章笺略》《远游笺略》《卜居笺略》《渔父笺略》、总跋一篇。王邦采将后两帙统称为《屈子杂文》。

《离骚汇订姓氏》共列六家：王逸《章句》、洪兴祖《补注》、朱熹《集注》、徐焕龙《洗髓》、林云铭《灯》、朱冀《辩》等，除朱熹称“朱子”之外，其余五家均称某氏。

王邦采《离骚汇订》将《离骚》全文分三段，每一段为一帙，共三帙。注释体例是：先列“音释”，“叶韵”，“考异”，次列题作“某氏”的各家旧注（王氏：王逸；洪氏：洪兴祖；朱子：朱熹；徐氏：徐焕龙；林氏：林云铭；朱氏：朱冀），最后是王邦采“按”语。

《屈子杂文笺略》正文共两帙，其内容多将旧注融混在一起取其大意，不标明注者姓名，最后以己断之，故称“笺略”。王氏云：“旧文仍其什七，管见参以二三。虽略焉而不详，亦择之而必慎。概不书某氏者，譬犹取白于狐，集翠于鸟，意在明厥指归。既非攘人所有，亦何用以一得之愚，沾沾自喜为哉。”[40]《屈子杂文笺略》大体沿袭旧注，且注解甚为简略，其价值远不及《离骚汇订》。

王邦采认为读《楚辞》之难点有七处：“自命高”“措词婉”“取径曲”“头绪烦”“采用博”“罕譬多”“意言隽”。其云：

叹世多好古之士，无一人不读《离骚》，卒无一人能读《离骚》，何也？盖尝论之屈子之自命高，以庸俗求之则陋；措词婉，以粗鄙求之则悖；取径曲，以艰深求之则晦；头绪烦，以拘牵求之则乱；采用博，以臆凿求之则舛；罕譬多，以色相求之则诬；意言隽，以尘腐求之则困，此七病而《离骚》不可得而读矣。[41]

如何才能读懂《楚辞》？王邦采认为“所贵乎能读者，非徒诵习其辞章、声调已也，必审其结构焉，必寻其脉络焉，必考其性情焉。结构定，而后段落清；脉络通，而后词义贯；性情得，而后心气平”[42]，审结构、寻脉络、考性情是读懂《楚辞》的钥匙。王邦采编撰此书的目的亦是为了教授初学者，其云：“从弟侄辈之请，爰取而订之。罗诸解于前，附鄙见于后，凡三阅，月而竣。遂举以授焉。”[43]

王邦采此书与林云铭《楚辞灯》的著书目的与思路相近，但王邦采更善于抓住问题的关键，通过贯通文本来提炼作品主旨。他从屈原思想的本质出发，概括出其作品的情感风貌，并指出这些作品之间的内在关联。其云：

屈子之文，旧传二十五篇，而其精神之凝聚、学问之归宿，胥于《离骚》大篇发之。外此，则皆其散见之文耳。《九歌》之音，思以慕；《天问》之音，思以荒；《九章》之音，思以激；《远游》之音，思以旷；以至《卜居》《渔父》，惝怳、愁凄，郁结之思缠绵莫解要，莫能出《离骚》之范围矣。读其文，论其世，以想见其为人者，道固有在，奚以多为。[44]

王邦采认为《离骚》一篇涵盖了屈原的全部精神与学问，其他作品则只散见一斑，《九歌》“慕”、《九章》“激”、《远游》“旷”、《卜居》《渔父》“郁结”，这些情感都不出《离骚》一文。王邦采用精炼简省的语言概括出屈原作品的关键，较林云铭更关注文本的情感线索。此外，王邦采还论及作者与读者之间情感的交互方式，即作品是维系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通过作品，作者将其情感吐露给读者，读者通过阅读作品来了解、体会作者的情感。王氏云：“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屈子之情生于文也。忽起忽伏，忽断忽续，屈子之文生于情焉。”[45]屈原如泣如诉的哀伤，行之于文则忽断忽续、忽起忽伏，使读者如睹屈原的悲戚之态。

王邦采从文本结构、情感、脉络解读屈子之文，主旨分明，行文简洁凝练，较旧注确有可圈可点之处。王邦采于此书中更是直言不讳地评论旧注之优劣，其云：

《集注》大半本之王、洪两家，间有改窜，未见精融。天闲氏谓属后人之假托，疑或然也。林氏西仲自谓可烛照无遗，而读之如闻梦呓。天闲氏力辟之，皆当惜其拘牵臆凿诸病更甚于前人，而才情横溢，又足以文其背谬、迷人心目。其诒误后学，尤非浅浅。因俱用直笔标于旁，而详加辩正焉。但求其义之安而已，非好为论难也。徐友云氏系未刻稿，择其有当者，节采之。外此，《文选》之六臣注，非专解，且多纰谬。即近世论注、纂注等书，亦无甚发明。若黄惟章氏之《听直》，有激而言之，非注书之正体，至楛李陆昭仲氏，甚为疏陋。余子琐琐，益不足道矣，皆不录。[46]

王邦采认为朱熹《集注》多依王逸《章句》、洪兴祖《补注》，“自有改窜，未见精融”，黄文焕《听直》则“有激而言之，非不书之正体”，林云铭《灯》“读之如闻梦呓”，朱冀《辩》“拘牵臆凿诸病更甚于前人”。王邦采在批驳旧注时不遗余力，时有批驳过甚之嫌。如其云：

自女须至此为第二段大结束，诸家聚讼纷纷，总无是处。只缘错看见帝求女两段，故横竖说来都成影响。旧注以求索为求贤君，西仲氏以求索为求知我，天闲氏以求索为求折中，因而遂以神女比贤君矣，复以神女为类我矣，并以神女为可折中矣。无论全失忠君爱国之怀，直走入幽昧险隘之路。背谬荒亵，莫此为甚。不知大夫明以天帝喻楚王，以神妇喻良辅，叩阍解佩，奄忽神游，延伫逍遥，终同梦幻，反复嗟叹也。若如旧注及林说，则后文灵氛、巫咸两段不几为赘疣耶。至节中错训折中，满纸纠缠可厌。[47]

朱熹认为屈原上下求索为求贤君，林云铭以为“求知我”者，朱冀则认为是“求折中”之理，王邦采将旧注全部否定。他认为求贤君、知我者、折中之理，都是抛开了屈原忠君爱国的情怀，陷屈原于不义之境，更使人陷入“幽昧险隘”的迷茫中，不知所从。屈原因楚君身边无良辅，故而上下求索欲以寻之，王氏此论亦不出前人旧说，但其指斥他人之非的激烈言辞，则略显过矣。此乃明清学者著论之通病，亦是时代使然，不特王氏而已。

林云铭《楚辞灯》问世后，招致诸多批评者，先是朱冀，后有王邦采。互相攻讦之风，亦是清代学风的一个特色，正如朱冀所云：“林子西仲出，特见以翻驳前人，予乃今复效尤林子西仲之所为耳”[48]。林云铭、朱冀多从作品主旨、脉络层次方面着手，林云铭以“以三代之兴亡作骨”[49]，朱冀则“窃以为惟‘守死善道’四字，可作通篇骨子，可贯前后血脉。而卒章‘与为美政’四字，则又文中之眼目”[50]。王邦采精于文义的阐发，注重作者情感和作品的结构。三人虽观点时时相左，但出发点都是以意为主。林云铭以“忠正”释《楚辞》，故其书多忠贞之辞；王邦采以情感注《楚辞》，故其书多敢怨敢怒之语；朱冀以折中取正来解《楚辞》，故其书多委曲诉说之言。王邦采欲“令屈子一片深情千古共白，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也”[51]，故而，不满黄、林二家将屈原行为标高之举，更不满朱冀之折中。

学术的发展需要辩驳之声，正因为有了林云铭、朱冀、王邦采三人的互相批驳，我们才能看到楚辞学史上史学、道学、文学相映成趣的景象。

三、李光地《离骚经九歌解义》

随着各地反清武装受到镇压，清朝的统治趋于稳定。统治阶级为了加强思想统治，开始大力提倡性理之学，希望达到健全封建思想体系的目的。“圣祖崇儒重道，经筵讲论，孜孜圣贤之学，朝臣承其化，一时成为风气”[52]。此时，明代遗民势力也已销蚀殆尽。在新时代的学者中，李光地以理学名臣的身份谈经论道。

李光地（1642—1718），字晋卿，号厚庵，福建安溪人，清康熙九年（1670）进士，事见《清史稿》卷二百六十二，《碑传集》卷十三、《清史列传》卷十。李光地为人谨严慎微，不骄不躁，受到康熙的知遇。“光地敭历中外，得君最专，而疑谤丛集，委蛇进退，务为韬默”[53]。“光地被上遇，同列多忌之者，凡所称荐，多见排挤，因以撼光地”[54]。李光地虽屡受毁谤，然终能取信于君主。康熙对其的评价是：“李光地谨慎清勤，始终一节，学问渊博。朕知之最真，知朕亦无过光地者！”[55]康熙与李光地犹如唐太宗与魏徵，君臣二人相知甚笃。

康熙研习性理之学，常与李光地悉心讨论，“时上潜心理学，旁阐六艺，《御纂朱子全书》及《周易折中》《性理精义》诸书，皆命光地校理，日召入便殿研求探讨”[56]。由于康熙深知宋明理学对于封建统治的特殊意义，故而对性理之学尤为用心。上行下效，李光地积极倡导提高经学的政治地位，他认为“庶几人崇经学，稍助圣世文明之化”[57]。李光地倡导仁孝忠爱之道，并将儒学、经学、帝王之学融为一体，以佐治世之用。其云：

古今言学者，莫不曰帝王之学与儒生异，臣以为不然。夫溺于技艺、滞于章句，以华藻为美、以涉猎相高，岂独帝王哉？虽儒生非所尚也，若夫穷性命之原、研精微之归、究六经之指、周当世之务，则岂特儒者所宜用心帝王之学。何以加兹？盖高宗所谓恭默以思者，性命之原、精微之归也；其所谓学而有获者，经训之旨也；其所谓监而罔愆者，当世之务也。此古今言学之宗，亦古今为学之准也。[58]

李光地的著作主要有《尚书解义》一卷、《诗所》八卷、《朱子礼纂》五卷、《古乐经传》五卷、《阴符经注》一卷、《榕村集》四十卷、《周易观彖》十二卷等。李光地于四书五经、古文诗赋等广为涉猎，学识渊博且著书颇多，仅《四库全书》就收录十部之多。

李光地著有《离骚经注》一卷、《九歌注》一卷，或将二者合订为《离骚经九歌解义》二卷。其主要版本有清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安溪《李文贞公解义三种》本、清康熙五十八年清谨轩刻安溪《李文贞公解义三种》本、张丙炎《榕村丛书》本等。

清康熙五十八年刻本前有汪漋《叙》，后为《离骚经注》《九歌注》各一卷。《离骚》篇后有《后叙》《附记》，《九歌》篇后亦有《后叙》。正文体例是段后先通解大义，再详释字、词，与旧注体例正相反。此书多引《诗经》《周礼》《尚书》等经书注《楚辞》，是清代以经注《楚辞》的代表作。李光地注《楚辞》不事训诂、名物，而主张推求诗意，并且倡导涵咏文句，得其美刺之志，不旁证事迹。

李光地不处乱世，不遭世忧，无屈子之愤恨。他站在醇儒、御用文人的角度以经解《楚辞》，解读出来的主旨亦无非是经学的道理。如其在“好蔽善而称恶”一段后注云：

此一段喻不得于君，而欲广求贤人与之共济也……《书》云：“若涉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济然。而高丘无女，是则可哀伤楚国上位之无人也……《周礼》春会，男女游春宫者，冀群女于是聚也。下女喻贤人之在下者……佚女喻游士也。游士来自他邦，楚系高阳，与高辛别氏，故佚女以有娀言之……此数节求女喻求士，皆为君求，非原自求也……又若以求女况求君，则恐地道、妻道有谬经指，中间碎义多所难通。[59]

李光地引用《尚书》《周礼》等书，来说明屈原上下求索只为楚君求贤士。他认为若以“求女”喻求君，则违背伦理纲常的经学主旨。同时，他认为求“高丘之女”即为求处高位之人，求“下女”即为求处下位之人。

李光地运用以经注书的方法，使《楚辞》彻底沦为儒家的教科书。正如梁启超所云：“后世作者往往不为文学而从事文学，而恒谬托高义于文学以外，皆由误读《楚辞》启之，而注家实不能不任其咎。”[60]

李光地此书多言人伦、忠君之理，且对朱熹之论多有附和。朱熹《辩证》云：“盖以君臣之义而言，则其全篇皆以事神为比，不杂它意。”[61]李光地更言：“《离骚》之篇，陈古义、剀治道，三代名臣，何以加兹。”[62]在文本的解读方面，李光地以君臣之义为主旨，以明经治道为根本，以朱熹之注为鹄的。其云：

史称原之被谗，盖众害其能，后人讥之，亦谓露才扬己。观其文指，则原固有不自藏弢者，是以语默道违，于文王、箕子晦明艰贞之事犹远。故朱子谓其未尝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也。[63]

李光地于君臣相知之道颇有感触，故多以君臣相遇、相知来注《楚辞》。旧注关于《山鬼》篇多有歧义，汪瑗认为“此篇大旨，盖言贤者初慕山林幽深窈窕，雅宜啸歌，既而厌其寂寞，出仕而不归者，故托山灵以思贤者，欲招其相与终志隐遁，而贤者卒迷于世途而不复返也”[64]。黄文焕认为“叹己之将殊于人类也。望于神而不获庇，不得不自甘为鬼也，而悟君之念绝矣。尚不获与人亲，况与君亲乎？《山鬼》通篇纯属鬼语”[65]。李光地则云：

《山鬼》，夔、罔两之类也。以况幽人处士，不能自通于君。大夫者，已之始合终离，遭放废而屏昧幽。[66]

在《九歌》篇数的问题上，李光地遵从“错附说”，他直接删去《国殇》《礼魂》，认为“按《九章》止九篇，则《九歌》疑亦当尽于此。其辞所寄托，皆感遇抒忧，信一时之作也。后两篇或无所系属而以附之”[67]。李光地之说本于陆时雍，陆时雍云：“今起《离骚经》至《大招》凡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则原赋存者二十四篇耳。并《国殇》《礼魂》在《九歌》之外，十一则溢而为二十六篇，不知《国殇》《礼魂》何以系于《九歌》之末，又不可合十一为九”[68]。陆时雍只是质疑，而李氏则干脆直接删去后两篇，并认为《九歌》（除《国殇》《礼魂》之外）九篇是一时感遇抒忧之作。

李光地继承钱澄之地道、臣道、妻道之论，并将此论与经学相结合。钱澄之曾云：“臣之于君，犹女之于夫，故坤曰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69]方苞认为“古人以男妇喻君臣，盖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以佐阳而成终一也”[70]，李光地则进一步认为“以求女况求君，则恐地道、妻道有谬经指”[71]。李光地以伦理纲常注《楚辞》，受到了蒋骥的批驳。蒋氏云：

安溪新说泥地道、妻道，意因于湘君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皆以喻在朝同列。夫楚在朝诸臣，皆谗谄邪曲之辈，以拟天地尊神，可谓引喻失义矣。且此辈人使原得志，方斥逐之不遑，原既失志，尤嫉恶之已甚。而诸篇多赞诵慕恋之辞，若欲求合而不得，观《离骚》《九章》立言之方，原肯出此乎？《国殇》《礼魂》以为无所属而附之，亦复欠理。[72]

李光地此书以经注文，牵强附会之处，必不可免。正如《四库提要》所云：

所注皆推寻文意，以疏通其旨，亦颇简要。然《楚辞》实诗赋之流，未可说以诂经之法。至《国殇》《礼魂》二篇，向在《九歌》之末。古人以九纪数，实其大凡之名，犹雅颂之称什。故篇十有一，仍题曰九。光地谓当止于九篇，竟不附载，则未免拘泥矣。[73]

林云铭、李光地、王邦采等人，多生活于社会相对安定的康熙年间。此时，明末清初之际的民族矛盾被淡化，而君臣大义却被强化了。在统治者提倡下，出现了一批致力于宣扬忠孝伦理的文化帮佣，林氏等三人的楚辞著作即是这种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其后，林仲懿、张惠言、陈培寿等人深受此风影响，畅言君臣大义，附会之病尤甚。如张惠言认为：“《东皇太一》，此言以道承君冀君之乐也。《云中君》，此章言君苟用己，则可以安天下，惜此会之不可得也。《湘君》，此《离骚》所谓哲王不悟也。《湘夫人》，湘君比君，故湘夫人比椒兰，此《离骚》所谓闺中邃远也。《大司命》，惜往日曾信也。《少司命》，大司命比怀王，少司命比子兰。秋兰目子兰，荃目君也。所美果美，君何愁苦乎？《东君》，伤顷襄也。嗣政之初，如日方出，岂意声色是娱，终于杳冥乎？《河伯》，此章决怀沙之志。《山鬼》，此章虽死不忘君，故以山鬼自比。予山鬼，子君与公子也。《国殇》，以忠死，故比国殇。《礼魂》，几知我者，于百世之下。”[74]林仲懿更以“允执其中”、孔孟之道来解释屈原的思想，他认为“《离骚》以执中为宗派，以主敬为根柢。自叙学问本领，陈述帝王心法、治法，都与四子书相表里，谅非诵法孔子不及此，而书中无道孔子语。昔曾子责子夏设教西河使人疑汝于夫子，是则屈原之罪也。虽然，律以西河之罪，原固无词。谓原非北方之学，则亦未闻舍执中主敬而别有所谓周公仲尼之道也”[75]。

清代学术研究涉猎之广前所未有，经学、史学、文学、先秦子学、性理之学、天文历算、音韵乐律、地理沿革以至于释、道典籍等无不为学者所涉足。不仅研究领域广泛，气度亦异常恢宏。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滋养出来的学者，大都学术精湛、思想开拓。清代学术在乾嘉时期最为繁荣，乾嘉学者以学识渊博、功底深厚而闻名。乾嘉学者中，尤以惠栋与戴震最为知名，二者分别代表了乾嘉学派中的吴派和皖派。吴派主张复古，唯汉为尚；皖派强调求真，论证严密，方法精审。

王国维曾言：“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76]，“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窃于其间得开创者三焉：曰昆山顾先生，曰休宁戴先生，曰嘉定钱先生。国初之学创于亭林，乾嘉之学，创于东原、竹汀。道咸以降之学，乃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其开创者仍当于二派中求之焉。盖尝论之，亭林之学，经世之学也，以经世为体，以经史为用。东原、竹汀之学，经史之学也，以经史为体，而其所得往往裨于经世”[77]。东原即戴震，竹汀即钱大昕。清初学术博大精深，顾炎武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以经世为体；戴震倡导经史之学，以经史为体，虽不专为经世之用，但往往有益于经世。

清初在顾炎武等人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下，明代空疏不学之风得到了纠正。学术发展到乾、嘉时期，以广征博引、实事求是为特点的朴学受到学者的推崇。毛奇龄（1623—1713）是较早以朴学风格注《楚辞》的学者。《天问补注》[78]共释文34条，旁征博引，广为搜辑，一说数证。此书充分体现了朴学家认真谨严的治学态度，《天问补注》给后人研究《楚辞》开辟了朴学之路。

乾隆、嘉庆时期，清代朴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此时也是楚辞学最为辉煌的时期。在此期间，楚辞研究者众多，研究专著亦颇为丰赡。乾嘉时期以朴学闻名的学者，以蒋骥、戴震、王念孙等人为代表。清代楚辞学中，《山带阁注楚辞》《屈原赋注》《毛诗群经楚辞韵谱》三部书分别是乾、嘉时期考据、训诂、音韵方面的辉煌巨帜。

一、蒋骥《山带阁注楚辞》

清代学术以乾隆、嘉庆时期为核心，乾、嘉学术又以朴学为代表，朴学是考据学的代名词。考据之风不始于清代，但清代是考据学的鼎盛时期。晋代郭璞首开考据之风，历代都有步其后尘者，但均未真正形成气候。直到清代，毛奇龄《天问补注》首次以朴学特色注《楚辞》，其后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将朴学引领到更高的层次。蒋氏用朴学的方法解决了楚辞学中的诸多问题，为后来的楚辞研究指引了方向。

蒋骥（1678—1745），字涑塍，武进（江苏常州）人。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开始写于康熙“戊子夏”[79]，即公元1708年；成书于“康熙癸巳”[80]，即公元1713年，历时六年。“是书《自序》题‘康熙癸巳’，而《余论》上卷有庚子以后复见安溪李氏《离骚解义》之语，盖《余论》又成于《注》后也”[81]，康熙庚子年（1720）以后，增加《余论》部分。至雍正丁未年（1727）始将《注》《余论》《说韵》三部分合刊行世。《山带阁注楚辞》的版本主要有：清雍正五年丁未原刊本、北平来熏阁民国二十二年（1933）影印原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排印本。

《山带阁注楚辞》全书包括卷首一卷、《注》六卷、《余论》二卷、《说韵》一卷，共计十卷。卷首一卷，先列序文及采摭书目，此书采摭书目达400余种；次录《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唐沈亚之《屈原外传》《楚世家节略》《考正地图》（包括《楚辞地理总图》《抽思、思美人路图》《哀郢路图》《涉江路图》《渔父、怀沙路图》等五图）。

正文六卷分别是：卷一《离骚》，卷二《九歌》，卷三《天问》，卷四《九章》，卷五《远游》《卜居》《渔父》，卷六《招魂》《大招》。正文的注释体例为：先列原文数句，次释字、词，后疏通大意。蒋骥亦只注屈原25篇，他认为“原赋二十五篇情文相生，古今无偶，《九辩》以下徒成效颦，晁《录》所载弥为添足，今例不敢以唐突也”[82]。

《余论》二卷，主要是批驳旧注之得失，并考证相关典故之原委。蒋氏云：

余见闻甚尠，所闻前人注解自汉王叔师《章句》、宋洪庆善《补注》、朱晦翁《集注》外，惟明莆田黄文焕维章之《听直》、衡阳王夫之薑斋之《通释》、嘉兴陆时雍昭仲之《疏》、周拱辰孟侯之《草木史》，本朝桐城钱澄之饮光之《诂》、丹阳贺宽瞻度之《饮骚》、莆田林云铭西仲之《灯》、嘉定张诗原雅之《贯》、宜兴徐丈焕龙友云之《洗髓》，约十余种，其间得失相参，别为分疏，兼抒未尽之怀，附缀篇末，目为余论。[83]

《说韵》一卷，将全书各篇韵字摘出，共得1285韵，然后分以字母，通以方音，又博征古音之同异。每部列通韵、叶韵、通母叶韵3例，并引《诗经》《周易》与《楚辞》互证，其理论依据全在篇前《总论》中。

蒋氏《山带阁注楚辞》或寻绎文章脉络，或评述旧注之得失，或考证史料之线索，时有独到见解。蒋骥此书的主要成就如下：

1．以史证诗

自黄文焕首开楚辞学以史证诗之法后，林云铭运用以史证诗法考证了屈原11篇作品的创作时间。蒋骥则在考证黄、林二家得失的基础上，对屈原14篇作品的创作时地作了系联。其云：

窃尝以意推之，首《惜诵》、次《离骚》、次《抽思》、次《思美人》、次《卜居》、次《大招》、次《哀郢》、次《涉江》、次《渔父》、次《怀沙》、次《招魂》、次《悲回风》、次《惜往日》终焉。初失位，志在洁身，作《惜诵》。已而，决计为彭咸，作《离骚》。十八年后，放居汉北，秋，作《抽思》。逾年，春，作《思美人》。其三年，作《卜居》，此皆怀王时也。怀王末年，召还郢。顷襄即位，自郢放陵阳。三年，怀王归葬，作《大招》。居陵阳九年，作《哀郢》。已而，自陵阳入辰溆，作《涉江》。又自辰溆出武陵，作《渔父》。适长沙，作《怀沙》《招魂》。其秋，作《悲回风》。逾年五月，沈湘作《惜往日》。盖察其辞意、稽其道里，有可征者，故列疏于诸篇，而目次则仍其旧，以存疑也。若《九歌》《天问》《橘颂》《远游》，文辞浑然，莫可推诘，固弗敢强为之说云。[84]

蒋骥的大致系年如下：

惜诵　　　　屈初失位时

离骚　　　　失位后不久

抽思　　　　放居汉北的秋天

思美人　　　放居汉北次年的春天

卜居　　　　放居汉北第三年（以上为怀王时）

大招　　　　顷襄三年

哀郢　　　　居陵阳九年

涉江　　　　自陵阳入辰溆时

渔父　　　　自辰溆出武陵时

怀沙　　　　至长沙时

招魂　　　　至长沙时

橘颂　　　　约在怀沙之后

悲回风　　　至长沙时的秋天

惜往日　　　至长沙后次年五月

蒋骥共考证出14篇作品的创作时地，比林云铭多出3篇，即《离骚》《惜往日》《橘颂》，其余各篇的系年则大体与林氏相近。虽蒋骥大体赞同林云铭的考证，但亦有异议。其云：

近世林西仲谓《惜诵》作于怀王见疏未放之前，《思美人》《抽思》乃怀王斥之汉北所为，《涉江》《哀郢》六篇方是顷襄时作于江南者，颇得其概。但详考文义，《惜诵》当作于《离骚》之前，而林氏以为继《骚》而作。《思美人》宜在《抽思》之后，而林氏列之于前。《涉江》《哀郢》时地各殊，而林氏比而一之。《惜往日》有毕词、赴渊之言，明系原之绝笔，而林氏泥怀石自沈之义，以《怀沙》终焉，皆说之刺谬者。[85]

蒋氏将林氏所系时间作了一些微调，他将《离骚》置于《惜诵》之前，将《思美人》调至《抽思》之后，又认为《涉江》与《哀郢》创作时地不同，当为异时异地之作，并将《惜往日》视为屈原的绝笔之作。关于屈原沉江的时间，蒋骥对黄文焕和林云铭的考证作了一番辩驳，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蒋骥云：

黄维章谓原死于顷襄十年，林西仲谓死于十一年，皆以《哀郢》有九年不复之言故耳。然岂必《哀郢》甫成即投渊死哉？今考《哀郢》在陵阳已九年，其后又涉江入辰溆，又由辰溆东出龙阳遇渔父，遂往长沙作《怀沙》。其秋，又有《悲回风》，任石何益之言后。以五月五日毕命湘水，则在长沙亦非一载也。故约略其死当在顷襄十三四年，或十五六年。[86]

黄文焕、林云铭均将《哀郢》视为屈原的绝笔之作，并以此篇推定屈原的死期。蒋骥则认为《哀郢》作于屈原居陵阳九年之后，其后屈原滞留长沙逾一年，其间作《怀沙》，后又作《悲回风》，于五月五日沉江自杀。蒋氏以文本为根基，以史料为佐证，将屈原之死定于顷襄王十三年以后。

2．树立整体观

蒋骥运用书中互证之法考证相关典故，使得典故内容脉络清晰、条理分明，宛如一体。如其在考证“简狄”时云：

凡注书者，必融会全书，方得古人命意所在。《楚辞》“简狄”事凡三见：《离骚》曰“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又曰“凤凰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天问》曰“简狄在台，喾何宜？元鸟致诒，女何嘉”；《思美人》曰“高辛之灵晟兮，邅元鸟而致诒”。推其指，盖谓简狄居有娀之台，喾闻其美且贤，遣元鸟为媒致聘，而女乐从，因得为妃，生契而启商祚，是盖原说诗之旨也。[87]

蒋骥将全书中有关“简狄”之事整合在一起作整体观，得出简狄故事之全貌：简狄居有娀之台，帝喾见其美貌且贤惠，遂派元鸟为媒，得之为妃。简狄生契，契为商代的开国之君。蒋骥认为屈原作品中“简狄”的形象，即为史书中契之母后。蒋氏此观点虽有待商榷，但其系统解读之法，还是值得肯定的。在“求女”的问题上，蒋骥也统一将之归为求贤君，其云：“《离骚》以女喻贤君，以芳草喻贤臣，首尾一线，不相混淆。”[88]

蒋骥明确指出“融全书以定其篇，审全篇以推其节次、句字之义。故虽文之漫衍俶诡，而未始不秩然可寻”[89]，“不能研索融会于文之中，旁搜博揽于文之外，则亦无以知时地变易与命意、措词、次第、条理之所以然”[90]。蒋骥在考证作品创作年代、分析作品内容、训释字词等方面，均体现出这种观照全书的整体观。

考证作品年代时，蒋骥尽力做到融通全书、前后照应、有理有据、充分论证。如其在考证《九章》各篇的创作时地时云：

昔人说《九章》其误有二：一，误执王叔师顷襄迁原江南作《九章》之说，而谓皆作于江南；一，徒见原平生所作多言沅湘，又其所自沈亦于湘水，而执江南以为沅湘之野，故其说多牵强不相合。余谓《九章》杂作于怀襄之世，其迁逐固不皆在江南，即顷襄迁之江南，而往来行吟，亦非一处。诸篇词意皎然，非好为异也……《惜诵》《抽思》《思美人》与《骚经》皆作于怀王时，其立言与《哀郢》《涉江》以下六篇绝异。《骚经》之自言曰“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惜诵》曰“愿陈志而无路”，《抽思》曰“愿自申而不得”，《思美人》曰“愿及日之未暮”，所谓不忘欲返者，其志甚奢……所谓冀君一悟者，其望甚厚。《哀郢》以下于君素无故旧之思，于己渐绝进取之望。惟《哀郢》尚拳拳思返，然亦止欲归死故乡耳。《涉江》则宁重昏终身，《怀沙》则决计一死矣，《悲回风》欲死而未忍遽死，《惜往日》则毕辞而死矣，此两朝辞旨异同之大概也。其为彭咸之思，造之怀王始废之时，而践于顷襄久窜之后，则余固详之《思美人》矣，此又所谓更统世而不变者也。[91]

旧注多从王逸之说，多认为《九章》作于顷襄之时，地点为江南，而江南所指概为沅湘之地。蒋骥则认为《九章》作于怀、襄之时，《离骚》《抽思》《思美人》作于怀王时，其余则作于顷襄时。他认为屈原在怀王时尚存进取之心，至顷襄时，一切希望都破灭后，唯欲一死了之。也就是说，蒋骥认为屈原在怀、襄两朝的心态有很大的不同，一欲进取，一欲求死。蒋骥从作者心态转变着眼，从原文中梳理出作者的心路历程，亦不失为一大创举。

在考证字词之义时，蒋骥亦能做到整体融通。如其考证“灵”与“巫”时云：

《九歌》凡言灵者，皆指神；无所谓巫者，灵保，犹言神保，谓尸也。旧注于“皇皇既降”与“如云蔽日”之灵，则以为神；于“偃蹇连蜷”之灵，则指为巫说已谬矣。[92]

蒋骥将《九歌》中“灵”均训为神，“巫”均训为神保。他认为旧注将“灵”时而训为神，时而训为巫，说法不一，且相互抵牾。

3．抛弃附会之陋习

蒋氏勇于突破旧注，故而颇能创立新说。朱熹将《九歌》祭神之事多附会为事君之事，蒋氏批驳云：

盖《九歌》之作，专主祀神。祀神之道乐以迎来、哀以送往。欲其来速，斯愈觉其迟；欲其去迟，斯愈觉其速，固祭者之常情也。作者于君臣之难合易离独有深感，故其辞尤激云耳，岂特为君臣而作哉。今欲牵附于事君不答之意，而并所祀之神，皆以为不见答，其于作歌之旨殊背。且原之事君，亦非未尝见答者也。当其图议国事、应对诸侯，所以任之者甚至，特其交不终耳。概以事而不答目之于主客之意，均无所当，而训诂亦多失实者。③

朱熹认为祭神时思神来而终不见，其寓意在于臣事君而君不答。蒋骥则认为祭祀本来是迎神、送神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祭祀者常欲神早来晚去，多作停留，但常常感到“欲其来速，斯愈觉其迟；欲其去迟，斯愈觉其速”，故而引发作者对君臣之间“难合易离”的感慨。蒋氏之说显然比朱熹之说更为通达。

在论及《天问》篇时，蒋骥云：

寓意在若有若无之际，而文体结撰在可知不可知之间……王薑斋本一句一字必欲牵附怀王，以明讽谏；林西仲本每段以事为主，其余皆属点衬，率意牵合，自谓得其序次之妙，是犹李定舒亶之徒。罗织诗文以传，爰书而不顾其冤，苦不亦甚乎！[93]

《天问》篇自古最难解，蒋氏主张“《天问》之言，无不按图而发者”[94]。按图作文，不必事事牵合。蒋氏认为“古人重辞达，屈子之文本皆平易正大，《天问》亦然。间有艰深佶屈之言，乃当时故实，经秦火后，荒略无稽，或间有错简讹字，故使人难晓”[95]。屈原作品本身较为平易，但经过秦始皇焚书后，一些史事、典故、古籍“荒略无稽，或间有错简讹字”，《天问》又多涉典故、史事，所以难解是必然的，但不可强为穿凿、附会。

4．考证严密、持论公允

关于“羿”的考证，蒋氏排比各家之说，贯通典籍所载，终出以己见。其云：

《世纪》谓羿，帝喾射官，至夏而灭。贾景伯谓羿，善射者之通名也，有穷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然有穷之羿见《尚书》《论语》《左传》《孟子》，皆可据依，而前此之羿未有称也。《山海经》《淮南子》所载诛凿齿、擒封豨，一云帝俊时。喾，一名俊。所谓帝喾射官，盖据《山海经》之说。夫二书之言多诞，本不足凭，况又不相合乎。详《天问》中跸日射豨与寒浞所杀，又初无二人。吾意古今惟此篡夏之羿以善射称，后人因设诸异以神之，而混其时于喾与尧耳。不然何事历三朝，而错出如一乎。且前羿之功齐于舜禹，而经传未尝齿及，无是理也。林拙斋乃谓喾时一羿，尧时一羿，夏时一羿，而逢蒙所杀又非寒浞所杀之羿，则是转多葛藤矣。洪庆善言尧时羿射封豨，有穷之羿亦封豨是射，附会之妄，可胜道哉！[96]

皇甫谧《帝王世纪》谓羿为帝喾时的射官，贾逵称羿为善射者的统称，《尚书》《论语》《左传》等先秦典籍均记载羿为有穷氏之君。《山海经》《淮南子》则附会羿有“诛凿齿、擒封豨”之事。《楚辞·天问》既载羿“跸日射豨”，又载羿为寒浞所杀，且二者同为一人。南宋林之奇认为历史上有三个羿，其所处的时代分别为喾、尧、夏。洪兴祖则认为尧之羿与篡夏之羿都善射，且都曾射豨。蒋氏认为前人之说过于混乱，他主张历史上只有一个篡夏之羿，因善射而出名，后人随将许多异能之事附会到羿身上，故而出现多个朝代都有“羿”的现象。蒋骥论证较为令人信服，且省却许多纠葛。

蒋骥在训释文本时，善于贯通作品梳理作者用词之规律，并以此理出作者的思想线索，且持论较为公允。如其云：

篇中曰好修、曰修能、曰修名、曰前修、曰修初服、曰信修，修字凡十一见，首尾照应眉目了然，绝非牵附之见。盖好修者，其学也；为彭咸者，其忠也。不知好修者，固不能为彭咸。然或不忍其修之默默而已，而求用于他国以自见，则亦必不能为彭咸而毕志于楚也。其学可以无所不为，而其忠也宁一无所为，此原之所以与日月争光也。[97]

蒋骥统计出带“修”字的词共六个：好修、修能、修名、前修、修初服、信修。关于“好修”，蒋氏认为不好修不能为彭咸之志，但好修而不见用，又不欲默默无闻，故而欲求用于他国，但又违背彭咸之忠。好修可无所不为，但为了忠亦可一无所为，这就是屈原精神最为闪光的地方。

蒋骥将史学、地理学、训诂学、音韵学等用之于注解过程，又运用文中互证、旁证、他证等方法广征博引，更借助融通全书之法从整体角度去理解、体会作者之意图，使得楚辞学中的诸多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亦有不少缺点，正如《四库提要》所云：“所注即据事迹之年月、道里之远近，以定所作之时地，虽穿凿附会所不能无，而征实之谈终胜悬断”[98]。

蒋骥身历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朝代，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雍正时期。蒋骥“老于诸生逾三十年，场屋之苦、下第之牢愁，殆与身相终始……独于《离骚》功力颇深”[99]，其《山带阁注楚辞》是“一部有里程碑意义的造诣精湛的著作”[100]。他用朴学家的思维将楚辞学推进到一个更加切实、更为理性的领域，直接开启了乾嘉楚辞学考据之风，他在楚辞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

二、戴震《屈原赋注》

清初学者多明朝遗老，他们极力反对明代空疏学风，积极提倡经世致用之学。雍正、乾隆之后，天下安宁太平，时局相对稳定。此时，清政府为了加强对思想文化的控制，采取了两种手段：其一，编纂大型丛书、史书、类书等，以笼络天下饱学之士；其二，禁止文人结社，并屡兴文字狱，以钳制文人的思想。这种恩威并施之法实行后，文人、士大夫不再肆意谈论政治，也不再将文章视为“经国之大业”[101]，只埋头于经、史、小学之中，乾嘉学派渐趋形成。正如梁启超所云：

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然英拔之士，其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诠释故训，究索名物，真谓“于世无患、与人无争”，学者可以自藏焉。[102]

乾嘉学派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是借助于编纂大型书籍所提供的有利条件。天下所有的书籍被收罗汇集起来，这给学者们提供了绝好的考证之便。梁启超认为“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故言清学必以此时期为中坚”[103]。考据学是清代学术的代名词，乾嘉学派是考据学的代表。乾嘉学派以注重训诂考据为特长，治学态度严谨，但也有脱离现实的缺点。戴震是乾嘉学派的开创者，又是编订《四库全书》的参与者，他在清代学术发展史上占据重要的位置。王昶云：“本朝之治经者众矣，要其先之以古训，析之以群言，究极乎天地人之故，端以东原为首。”[104]

戴震（1723—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隆阜（今安徽屯溪）人。据钱大昕《戴先生震传》载：

戴先生震字东原，休宁人。少从婺源江慎修游，讲贯《礼经》制度名物及推步天象，皆洞彻其原本，既乃研精汉儒传注及《方言》《说文》诸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亦不过骋其辩以排击前贤。[105]

戴震曾求学于江永，得其声韵之说。戴震由小学之门入手，以字词求文意，以实据来说理，不偏一家之言。戴门后学有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人。戴震著述甚多，据洪榜《戴先生行状》载：

先生所著书：《今文尚书经》二卷，《毛诗补注》一卷，《春秋即位改元考》一卷，《考工记图》二卷，《历问》四卷，《经说》一卷，《屈原赋注》一卷，《通释》一卷，《音义》一卷，《经史筹算》一卷，《气穴记》一卷，《藏府象经论》四卷，《葬法赘言》四卷，《文集》四卷，《制义》一卷。先生尝为《六经小记》之书，凡经中训诂、制度、象数、水地诸事，以及天人之道，经之大训，皆比类合义，具其端委，论其指归，俾学者因是以求六经，用力约而功多。书未竟业，成者：《原象》一卷，《原善》一卷，《学礼篇》一卷。《水地记》三十卷，先生卒之前数月，手自整理所著书，命工写录，亦未及竟。[106]

戴震著述的内容包括天算、地理、声韵、哲学、训诂等诸多方面。据梁启超《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及《安徽丛书·戴东原先生全集》著录的《戴先生所著书考》载，戴震著作及纂校之书近50种之多。他是乾嘉考据学的开拓者，亦是乾嘉楚辞学的代表人物。

据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载，乾隆“十七壬申，三十岁，是年注《屈原赋》成”[107]，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三十八岁，是冬《屈原赋注》刻成”[108]，即戴震《屈原赋注》写成于乾隆十七年（1752），乾隆二十五年（1760）此书付梓行世。戴震云：“今取屈子书注之，解事广类，俾与遗经雅记，合致同趣”[109]，“名曰《屈原赋》，从《汉志》也”[110]。《屈原赋注》的版本主要有：清乾隆刻本、广雅书局本、《安徽丛书》本、《湖北先正遗书》本。《屈原赋》包括《赋注》七卷，《通释》上、下两卷，《音义》上、中、下三卷，共计十二卷。

《屈原赋注》七卷分别为：卷一《离骚》、卷二《九歌》、卷三《天问》、卷四《九章》、卷五《卜居》、卷六《远游》、卷七《渔父》。此书只注屈原作品，宋玉以下概不收录。注解体例是先列原文数句，次引群书以释字、词、句之义，后以己意断之。此种注释之例正是“清学”[111]派的做法，即“每发明一义例，则通诸群书而皆得其读”[112]。正如戴震所云：

惟空凭胸臆之无当于义理，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县隔，然后求之诂训。训诂明则古经明，而我心所同然之义理，乃因之而明。古圣贤之义理非耸，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昧者乃歧训诂义理而二之，是训诂非以明义理，而训诂胡为？义理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端曲说而不自知矣。[113]

《通释》二卷，是关于屈赋中山川、地名、草木、虫鱼、鸟兽等的系统考证。上卷释山川地名，共45条；下卷释草木、鸟兽、虫鱼，共59条，共计104条。戴震于名物考释、训释字音等方面，最为用力。戴震云：

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龉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而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从宜辩。[114]

《音义》三卷，将屈赋各篇相关字、词的音义、异文进行集中校释，上卷共释543条（其中《序》3条、《离骚》352条、《九歌》188条）；中卷共释202条（专释《天问》）；下卷共453条（其中《九章》307条、《远游》81条，《卜居》25条，《渔父》14条，《通释》上卷7条，《通释》下卷29条），其中卷三部分又补释了《通释》中出现过的山川等名物，总计训释字音、校正异文等1198条。

戴震治学之门径是“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115]。洪榜曾云：“先生以为经之至者，道也……经之难明，在事必综其全而核之，钜细毕究，本末并察，信而有征，合诸至道而不留余议”[116]，“先生日夜蒐集比勘，凡天文、历算、推步之法，测望之方，宫室衣服之制，鸟兽、虫鱼、草木之名状，音和、声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镇、郡县相沿改革之由，少广旁要之率，钟实、管律之术，靡不悉心讨索，知不可以雷同剿说，瞻涉皮傅。因悟圣人之道，如绳之县，如臬之树，苟差之毫厘，则谬以千里”[117]。戴震亦云：“仆闻事于经学，盖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118]戴震不唯淹博，且能识断，他治学严谨、求证广博。

戴震《屈原赋注》行文简洁，无枝蔓。卢文弨曾赞其云：“指博而辞约，义创而理确。”[119]《屈原赋注》虽非专求创见，但往往见新意。姜亮夫云：“（戴震）注在语言文字方面有许多新发现，超过了洪兴祖的《补注》。”[120]游国恩《离骚纂义》统计出戴震创立的新见达58条之多。

历来对“三后”有不同的解释，各持己见。王逸云：“后，君也，谓禹、汤、文也。”[121]洪兴祖、朱熹从其说。明代汪瑗认为“三后，楚之先君，特不知其何所的指也”[122]，黄文焕认为“三后，指三皇也。因述尧、舜之遵道，故溯三皇也。三皇，先尧、舜而辟路者也”[123]。黄文焕又云：

首篇引三后之纯粹，实首溯三皇，即继以尧舜之耿介，务宗二帝。曰“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又曰“汤、禹俨而能合”，其于三代之英，庶几有志矣。《远游》则“高阳邈以远”，“轩辕不可攀援”。“指炎帝而直驰”，“从颛顼乎增冰”，详言夫二帝三代以前者，盖业云远游必倍远溯也。《天问》则专详于二帝三代之际，以尧为始。[124]

黄文焕认为三后为三皇，即黄帝、炎帝、颛顼。王夫之则云：“三后，旧说以为三王，或鬻熊、熊绎、庄王也。”[125]清代林仲懿认为“三后，谓禹、汤、文、武”[126]，李陈玉认为“三后，夏、商、周也”[127]。关于“三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戴震从史学体系出发，认为：

三后，谓楚之先君，贤而昭显者，故径省其辞，以国人共知之也，今未闻。在楚言楚，其熊绎、若敖、蚡冒三君乎，犹下武言“三后在天”，共知为太王、王季、文王。[128]

戴震不苟同于前注，亦不强为新说，他从史学与文本出发，搜寻史学依据与文本自身的契合处。

关于“康娱”之词义，戴震认为“康娱自纵，以致丧乱。康娱二字连文，篇内凡三见”[129]。《离骚》全篇中“康娱”出现三次，分别是“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从文意上统观，“康娱”与“自纵”“自忘”“淫游”相连，可见“康娱”当为过度游戏、娱乐之意。戴震将词义建筑在确证、通融的基础上，不轻下断语。戴震力求“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130]。但是《楚辞》本身是文学作品，想要做到审定精核，只能将考释的对象放在具体事物上。故而，《屈原赋注》对草木、虫鱼、鸟兽、山川、名物等的考证最为翔实。戴震云：

古人曰理解者，即寻其腠理而析之也。曰天理者，如庄周依乎天理，即所谓“彼节者有间”也。古贤人圣人以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为得理；今人以己之意见，不出于私为理。是以意见杀人，咸自信为理矣。此犹舍字义、制度、名物，去语言、训诂，而欲得圣人之道于遗经也。[131]

戴震认为只要通过字义、制度、名物的考释，才能通孔孟之道，以达治世之用。戴震严守经书训诂的体例，以经证经，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直译，也有意译成分，但其意译部分的主旨是儒家孔孟之道。然而，“文学则以作者个人的视听感受为内容，词义、句义都更富主观经验性，特别是诗，它的丰富而朦胧的意境，它的细腻而深入的情感，都允许读者凭借自己的经验有各异的领会，这就要求释义的模糊性”[132]。《楚辞》是文学作品，不能以经释义，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字字求确解。对于训诂释义的准确性与文学释义的模糊性之间的矛盾，戴震往往选择释义的准确性。

对于特别难解和不可考证之处，戴震或缺略不注，或只注字词，不通大意。戴氏对《天问》篇只注“近正”之词，其余则缺略不注。其云：

《天问》，问难也。天地之大，有非恒情所可测者，设难疑之。而曲学异端，往往鹜为闳大不经之语，及夫好诡异而善野言，以凿空为道古，设难诘之，皆遇事称文不以类次，聊舒愤懑也。篇内解其近正，阙所不必知，虽旧书雅记其事概不取也。[133]

戴震如此做法，正反映了时代对学术的影响。乾嘉学风以持之有据为务，戴震更是不轻言无据之辞。如其云：“彭咸，未闻，盖前修之足为师法者，书阙不可考矣”[134]。

戴氏《屈原赋注》融注解、地理沿革、名物考释、音韵考订为一体，广征博引，力求释词准确。此书可视为清代考据学的专书，亦可视为清代楚辞学的代表作。

三、王念孙《毛诗群经楚辞韵谱》

历代关于《楚辞》音韵的研究专著众多，如隋释道骞《楚辞音》、宋吴棫《楚辞释音》、明陈第《屈宋古音义》、屠本畯《楚辞协韵》、清方绩《屈宋正音》、邱仰文《楚辞韵解》、蒋骥《楚辞说韵》、戴震《楚辞音释》、王念孙《毛诗群经楚辞韵谱》，等等。李因笃《古今韵考》云：

学者不知古韵久矣，宋吴才老《韵补》始疑而辨之，至陈季立《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出，益畅其说。先是友兄顾征君亭林潜心声韵几五十年，作《音学五书》，而古音乃大明于天下。[135]

宋代吴棫《韵补》首倡古音说，明代杨慎步其后尘，并著有《古音丛目》《古音猎要》《古音略例》《转注古音略》等。其后，明代焦竑、陈第、屠本畯等人对古音说推波助澜。清代，顾炎武《音学五书》对古音进行了系统性考察，江永《古韵标准》对顾氏古韵体系作了修订。蒋骥《楚辞说韵》、戴震《楚辞音释》等，将顾氏、江氏的理论运用于楚辞研究中。戴震云：

古韵起于吴才老，而昆山顾氏据证尤精博。先生则谓顾氏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正顾氏十部之疏，而分平、上、去三声皆十三部，入声八部。虞属鱼，模又分之以属侯、幽，顾氏未之知也。先属元，寒又分以属真、谆，而真已后十有四韵之当分为二。考之三百篇，用韵尽然，顾氏未审也。萧至豪四韵之读如今音者，一部也，又分以属侯、幽，在三百篇亦尽然，而顾氏未审也。覃至盐属添、严，又分以属侵。自侵以后九韵，以侈敛当分为二，犹之真已后当分十有四韵为二也，顾氏亦一之。侯之正音近幽，顾氏不之审，而转其读以从虞。先生盖欲弥缝其书。[136]

顾炎武《古音表》将古音分为十部：东、支、鱼、真、萧、歌、阳、耕、蒸、侵。江永《古韵标准》则分平上去三声为十三部：东、支、鱼、真、元、宵、歌、阳、耕、蒸、侯、侵、覃，分入声为八部：屋、质、月、药、锡、职、缉、叶。

江永、戴震、王念孙、江有诰、段玉裁等人是清代古音学的中坚力量，自顾炎武创立古音体系起，江永、段玉裁等人相继对其进行修订，使得古音体系大体被勾勒成形。正如王念孙《与李方伯论古韵书》云：

（古韵）顾氏《五书》得其十之六七，所未备者，江氏《古韵标准》、段氏《六书音均表》皆已补正之，唯入声与革所考者小异。[137]

顾炎武《音学五书》、江永《古韵标准》、段玉裁《六书音均表》等书，基本将古音体系的形貌重构起来，使古音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空中楼阁。

在顾、江、段等人研究的基础上，蒋骥、戴震、王念孙、江有诰诸人将古音理论运用于楚辞研究实践中，并对古音体系作了进一步修订。如蒋骥《楚辞说韵》将各篇韵字摘出归入古音韵部，并对古音的韵类进行了探讨。戴震《屈原赋注·音义》则直接注明古音，如：“明，古音茫”[138]，“茅，古音莫侯切”[139]。江有诰《楚辞韵读》将屈、宋之文以韵为标准重新断句，又将《楚辞》各篇韵字归入相关韵部，共得18部，分别是之部、幽部、矦部、鱼部、歌部、支部、脂部、祭部、元部、文部、真部、阳部、东部、中部、侵部、谈部、叶部、缉部。在清代江有诰等人研究的基础上，王力《楚辞韵读》[140]将《楚辞》中的韵分为三十部，并勾拟出相应的古音。在前赴后继的古音研究者中，王念孙是楚辞学古音研究的代表，又是清代古音理论的实践者。

王念孙（1744—1832），字怀祖，号石臞，江苏高邮人。乾隆四十年（1775）中进士，累迁郎中，给事中等职。他是戴震的学生，深得戴氏之学，并在音韵、文字、训诂方面造诣颇深。王念孙的楚辞研究成就主要集中在《毛诗群经楚辞古韵谱》及《读书杂志·余编下》的26条。

王念孙《毛诗群经楚辞古韵谱》将《诗经》《楚辞》《易》《书》《礼》等有韵之文中的韵字摘出，共归纳出古韵21部。此书分二卷，卷上一东至十歌，卷下十一支至二十一宵。王念孙此书只引用《楚辞》中屈、宋之作，其余一概不录，“取材较历来诸家为严，故结论亦较诸家为周”[141]。

王念孙此书先列某韵某声，然后将《诗经》、“群经”、《楚辞》中相应篇章的韵脚归入，共列21部；江有诰《楚辞韵读》则收录《离骚》至《大招》，将其中韵脚注出，并归入某部，共得18部，书后专列《楚辞韵读古音释》一文，用反切或直音注出韵脚读音。二者之书可互为参用。前者以韵部统领韵句，后者以韵句归纳出韵部。

王念孙将古音分为21部，分别为：

东、蒸、侵、谈、阳、耕、真、谆、元、歌、（以上无入声）支、至（无平、上二声）、脂、祭（无平、上二声）、盍（无平、上、去三声）、缉（无平、上、去三声）、之、鱼、侯、幽、宵

王念孙归纳古韵时将《诗经》、群经、《楚辞》作三足鼎立式考论。如其云：

缉第十六，入。《诗经》：揖、蛰，《终斯》三章……集、合，《大明》四章；“群经”：合、洽，《大戴礼·礼三本》篇天地以合二句。法、合，《礼记》儒行忠信之美四句。《楚辞》：急、立，《离骚》；悒、急，《天问》；入，集、洽、合，《九辩》。[142]

在入声“缉”韵中，王念孙举例为：《诗经》揖、蛰押韵，集、合押韵；“群经”合、洽押韵；《楚辞》急、立、悒押韵，洽、合、集押韵。

除了对《楚辞》中的古韵进行归纳外，王念孙亦对《楚辞》中的文字、名物等进行了考释，考释之文多集中在《读书杂志·余编下》中。如“箫钟兮瑶簴”下云：

王念孙释“箫”为击、“瑶”为摇，训句意为击钟摇簴，其意与上句“瑟兮交鼓”正好相对。王氏通过音训，使文意通达易晓，不再云腾雾绕、纠葛难明。

又如对“心絓结而不解兮”句中“絓”字的解释，王念孙云：

“心絓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王注曰：“絓，悬也。蹇产，结屈也。”念孙案：絓，亦结也。《广韵》：“絓，丝结也。”《史记·律书》曰：“秦二世结怨匈奴，絓祸于越”，是硅与结同义。絓、结，双声也。蹇、产叠韵也。凡双声叠韵之字，皆上下同义。[144]

絓与结，是双声字；蹇与产，是叠韵字，双声或叠韵字连在一起时，意思相近。故而，王念孙将“絓”字训为结之意。王念孙训释字意多从音韵角度入手，并佐之以他证，论证严密，审核精当。

乾嘉考据学派崇尚实事求是，注重传事，而忽视传义，此派在整理修订古文献、开启朴实学风方面成就巨大。但是，此派发展到最后则出现了只重字词本义、而不重文本思想的弊端。乾嘉考据学对字义的考释除了音训外，还有形训。朱骏声《离骚补注》专从字形、字音考释《楚辞》。

朱骏声（1788—1858）是钱大昕的学生，“道光丁未十月，养疴居内，日卧诵《屈赋》间，起读王叔师注，有不溉于心者，忘其弇陋，辄为补订”[145]。朱骏声着重从字音、字形方面推求字之本意，对《离骚》中复字、复句、复调、长句等亦有研究。朱骏声《离骚补注》依洪兴祖《楚辞补注》之例，对王逸《章句》进行补注。朱骏声此书凡言必有据，且字字求本义。此书对于王逸章句之文颇多删节，其注释的体例是先“屈平作”，次“王逸注”，后“朱骏声补注”，补注部分以字音、字形求字之本意，以字之本意释文意。

朱骏声在推求字之本意方面，时有新见。如“长余佩之陆离”句下注云：“陆离，参差众貌也。言己怀德不用，复高我之冠，长我之佩，尊其威仪，整其服饰，以异于众也。补曰：陆离，双声连语，美好貌。”[146]又如：

《离骚》，离别也，骚愁也。补曰：離，鸟名，仓庚，此读为羅，网谓之羅，故入于网，即曰羅，字或变作罹也。王叔师则谓：“借为呙”，非是。骚，马扰动也，此读为愁忧也。《史记列传》：“離骚者，犹離忧也。”[147]

朱骏声从字形出发，对“離”字进行训释。因“離”与“羅”形部同，从而训“離”为“羅”。又因“骚”形部为“马”，从而训释为“马扰动”之意。

但是，朱骏声在训释字意时，或泥于字形、字音，或拘于字面之意，从而忽视了词意的变化。如“伤灵修之数化”句下注云：

化，变也……补曰：灵修，善治也。数，计也，引申为多而不一之意。化，读为七。[148]

朱氏将训释文字本义的方法运用于注解《楚辞》中，其误解之处在所难免。编纂《四库全书》的机遇使朴学成为学术主流，四库馆成为朴学者的大本营。朴学发展到后期，则出现了“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习气，只重传事不重传义的缺点，从而使得治学与立身、文本与义理日益分离。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之下，才会出现朱骏声《离骚补注》专事训释字词本意而不注重文意、纯考据式的《楚辞》著作。只重文字本身，完全脱离了文意，是乾嘉考据学发展到后期的一大弊端。

乾嘉时期，汉学注重考据，宋学注重义理。江永治学尚能兼汉、宋之长，其《近思录集注》即撷取宋学之精华，仍有清初之遗风。戴震虽不尚义理，但仍云：“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149]。至段玉裁、钱大昕，则力排义理，纯乎考据。钱大昕认为“诂训必依汉儒”[150]，“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151]。段玉裁更云：“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圣人之道在六经，不于六经示之，则无以得圣人所求之理。”[152]义理是借助文字表达出来的，但拘泥于文字本身是不可取的。

清代朴学的兴起，最初与学者们反思明代空疏学风有关，亦与清代藏书之风密不可分，又与乾隆时期官修《四库全书》有莫大关联。明代陆、王心学为儒学开辟了广阔的思维空间，但其末流走入空疏不学的歧途。明、清鼎革之后，儒学开始由虚空转向求实之路。康熙朝，程、朱理学受到朝廷推崇，并重新回归学术正统的地位。在理学复兴、学术倡实的潮流中，蕴含于儒学传统中的考据学，逐渐得到了发展的机会。清代学术研究者倡导回归原典，力图从根本上革除明儒空谈性理、束书不观的陋习。乾隆朝，网罗了大批学者编纂《四库全书》，而编纂《四库全书》则需要收集、甄别、校勘、考证各类图书资料，此次机遇为考据学的兴盛积淀了坚实的基础。清代江南经济异常繁荣，繁荣的经济滋生出繁荣的文化，江南的图书印刷和藏书业盛况空前。江、浙地区著名的藏书楼有宁波天一阁、常州汲古阁等，“有清一代藏书，几为江浙所独占，考证之学，盛于江南者，盖以此也”[153]。这些便利条件为清代朴学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机会，朴学的发展又为楚辞学的繁荣昌盛铺平了道路。

清代中期，面对朴学的扩张之势，义理学家们力揭汉儒经说之短，汉学与宋学对垒的局面日益严重。“汉儒经说虽有师承，然胶于言词立说，或流于执一。宋儒著书虽多臆说，然恒体验于身心，或出入老释之书，故心得之说亦间高出于汉儒”[154]。一些学者意识到汉、宋各有流弊，不可拘于一格。故而，在朴学盛行的同时，楚辞研究领域出现以注重文脉大义的章句派。

清代朱冀认为：“读《骚》须分段看，又须通长看。不分段看，则章法不清；不通长看，则血脉不贯。旧注之失在逐字逐句求甚解，而于前后呼应阖辟处全欠理会，所以有重复总杂之疑。孰知妙文一线穿，就如五花八门纵横变化，而其中止齐步伐队伍森严耶！”[155]注重章法、脉络是章句派学者的著述特点。章句即分析文本的章节和句读，注重脉络条贯，文章大意，特别重视字法、句法、章法、篇章、段落、气脉、神韵等，而不事繁琐的考证。此类著作非常众多，如屈复《楚辞新注》、龚景瀚《离骚笺》、鲁笔《见南斋读骚指略》，等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陈本礼《屈辞精义》、刘梦鹏《屈子章句》、胡文英《屈骚指掌》。

一、陈本礼《屈辞精义》

陈本礼（1739—1818），字嘉会，号素村，江苏江都人。著有《匏室四种》（《汉乐府三歌注》《协律钩元》《急就探奇》《屈辞精义》等四书的合称）、《焦氏易林考正》《扬雄太元灵曜》等。

陈本礼自“幼即嗜《骚》”[156]，研读44年，苦于前儒注释“识即不足以透澈精微，而学又不足以钩深致远，故总无当于作者之心”[157]，其他旧注则“肤辞剩语，冗蔓满纸”[158]。于是，他潜心奋志一年，终成《屈辞精义》一书，“探赜索隐，务期大畅厥旨”[159]，“虽不敢自命注骚，然于《骚》之命脉，窃有窥于一管”[160]。《屈辞精义》摈弃训诂典实之法，专求义理之当，意图发明屈原作品的本意及精髓。

《屈辞精义》成书于“嘉庆辛未”[161]年（1811），主要版本有：清嘉庆十七年（1812）露轩刊本（华东师范大学藏）、《陈氏丛书·匏室四种》读骚楼刊本、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影印《离骚精义原稿留真》本等。

《屈辞精义》全书共六卷，分别是：卷一，司马迁《屈子列传》、沈亚之《外传》《离骚》；卷二，《天问》；卷三，《招魂》《大招》；卷四，《九章》；卷五，《九歌》；卷六，《远游》《卜居》《渔父》。卷首部分有陈本礼《序》、张曾《江上读骚图》《离骚精义目录》、参引诸家（包括刘安、王逸、刘勰等37家）、《屈辞精义略例》（共17条）。

《屈辞精义》的体例是：先陈本礼“笺”，次引各家之说，后为陈本礼“正误”。文中亦有夹注，多用来注音或解释字义、文义。卷一、二、三正文之上还有眉批，眉批处多点拨文意，佐以史证，指出章法。如卷一《离骚》篇中“哀高丘之无女”句眉批云：“求女之端，一篇水月镜花文字，读者勿认为实有其事，则痴人说梦矣。”[162]又如卷二《天问》篇中“康回冯怒，地何故以东南倾”句眉批云：“楚怀兵败，地削被执于秦，皆因冯怒黩武。秦在楚之西北，故东南倾寓讽之。”[163]

此书的注疏不依傍前人旧注，首列己笺，次引诸家之训注，末出正误。正误部分或纠前人之误，或校勘文字。《离骚》《天问》《招魂》《大招》《九章》《九歌》《远游》各篇篇题下有“发明”，是陈氏对各篇的总评，“发明”之后亦引各家旧说。“发明”与“笺”是陈氏自己的评述，如同黄文焕《楚辞听直·合论》、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余论》、林云铭《楚辞灯·凡例》等内容，均为注者集中论骚处。此书“笺”仿郑玄注《毛诗》的体例，以文章脉络把握文意。“发明”部分专讲“前人未发之义，其中间有未尽及文外之意，附注于后，以便读者参观”[164]。仍有未尽意处，则列“附注”于后，以阐发文外深意。

对于采用章句式注书之法的原因，陈本礼解释云：

古诗分章，创自喜起，《三百》继之有赋有比有兴，《楚辞》古本不分章句，至朱子始分。之后，有分、有不分，然分之眉目始清、脉络亦易于寻觅，盖章犹解也。汉乐府用解者，便于歌也，其间音节之顿挫、声调之抑扬，悉于解中见之。《楚辞》亦歌也，所谓行吟泽畔者，长歌当哭之意也。其间章各有旨，句各有意，字各有法，总不欲使人一览而尽。至于音调之高朗，又全乎天籁矣。[165]

陈本礼以章句之法注书，善于抓文眼、找关键词。如其云：“（悲）一篇之眼”[166]，“《惜诵》谏诤之词”[167]，“《惜往日》，通篇惜字三见，谗字六见，贞臣字三见，廱字四见，盖恸哭陈情之辞，将平昔一片忠肝义胆，生既不能见白于君，故于临渊致命时，不得不有此一番恸哭也，哀音血淚，一字一泣”[168]，“（《远游》）文中扼要只‘内惟省以端操，求正气之所由’，乃一篇大旨”[169]，“（《湘君》）开篇便见是恍惚之词，中洲句下应接望夫君二语，乃先插入美要眇四语，横空隔断，以见巫之姣舟之美、主人祭祀之诚。君之不行而夷犹者，胡为耶？既怪之又疑之，使下文望字乃跃然而出。章法之妙，独有千古”[170]。

《屈辞精义》从文脉大义入手，探寻作者的情感线索；运用分节分章、条畅句意等方法，阐发作者的言外之意。如其云：

屈子之文，如《离骚》《九歌》章法奇特、辞旨幽深，读者已目迷五色，而《九章》谿径更幽，非《离骚》《九歌》比。盖《离骚》《九歌》犹然比兴体，《九章》则直赋其事，而凄音苦节，动天地而泣鬼神。[171]

陈本礼从文章的结构、层次、脉络等方面出发，分析作者的思路，勾勒作者情感演进的过程，进而梳理作品的思想主旨。他分《离骚》为10节，《天问》分4大段10小节，并特别注重章节、段落之间的转承启合。如其云：

（《离骚》）前有序，后有乱，中间往复铺叙，情词恺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女媭以下诸章纯用比喻，而幽衷苦意一一曲绘而出。[172]

又如：

（《天问》）前以突起，后以秃住，而中间灏灏瀚瀚。如波涛夜涌，忽起忽落；又如云龙变化，倏隐倏现。[173]

《屈辞精义》的创见或成就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

其一，保存了陈银《楚辞发蒙》的部分内容。康熙庚寅年（1710）练湖女子陈银著有《楚辞发蒙》五卷，是古今闺秀注《骚》第一人。可惜此书未刊出。幸有陈本礼《屈辞精义》多处引用此书，从中可窥《楚辞发蒙》之大概。现从《屈辞精义》中录出陈银《楚辞发蒙》，其内容如下：

（1）“又重之以修能”句中“修”字下夹注引《发蒙》曰：“修字是眼，结上生下。”[174]

（2）“汨余其将不及兮……夕揽洲之宿莽”句下引《发蒙》曰：“汨字新隽，已上自叙年谱，简洁秀丽，开史汉之先。”[175]

（3）“日月忽其不淹兮……恐美人之迟暮”句中夹注引《发蒙》曰：“草木自喻美人比君，此方入题。[176]

（4）“彼尧舜之耿介兮”句中夹注引《发蒙》曰：“耿介谓德性见巍焕气象。”[177]

（5）“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句中夹注引《发蒙》曰：“至此方点谗字，然已声咽而不能出矣。”[178]

（6）“忽驰骛以追逐兮……恐修名之不立”句下引《发蒙》曰：“非余心极尖冷能令妒者茫然，原非好名者，曰名特对贪妒者言耳。”[179]

（7）“固时俗之工巧兮……竟周容以为度”句下引《发蒙》曰：“竟周容三字刻画传神之笔，度字映前。”[180]

（8）“悔相道之不察兮”句中“悔”字夹注引《发蒙》曰：“悔字映前。”[181]

（9）“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句中夹注引《发蒙》曰：“见得透，亦唯自信得过。”[182]

（10）“百神翳其备降兮……挚咎由而能调”句下引《发蒙》曰：“巫咸之占决与灵氛相似，特浅深伸缩变化之不同耳。然得此一衬，愈觉波澜无尽。”[183]（以上10条为《离骚》篇所引）

（11）“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句中“分”字下夹注引《发蒙》曰：“死分句犹言至于斯极也。”[184]（《天问》）

（12）“眇远志之所及兮”句中“志”字下夹注引《发蒙》曰：“远志即自贶之志。”[185]（《九章·悲回风》）

（13）“愁人兮奈何……孰离合兮可为”句后夹注引《发蒙》曰：“此自慰之词，人能尽性立命，则是冥漠无权。”[186]（《九歌·大司命》）

（14）“孔盖兮翠旍……荃独宜兮为民正”句下引《发蒙》曰：“两司命措语各有分寸，前大司命犹有人命寿夭四字点题，此则绝无一字及命，而究其所以然，莫非命也，词意超脱之甚。”[187]（《九歌·少司命》）

（15）“出不入兮往不反……首虽离兮心不惩”句下引《发蒙》曰：“笔致雄毅，适与题称，得出不入句一宕，局势宽而不促。”[188]（《九歌·国殇》）

以上15条即为《屈辞粗义》正文中所引《楚辞发蒙》的内容。陈氏评价陈银及《楚辞发蒙》云：

古今从无闺秀注《骚》者，康熙庚寅有练湖女子姓陈名银者，注《楚辞发蒙》五卷，自序垂髫口授《楚辞》二十五篇，曾遍阅汉唐以下三十一家评本，而嫌其重复拖沓、荒淫鄙琐、可憎可厌，其言切中诸家之弊，可谓读《骚》有识者矣。然惜其仍落前人窠臼，未能拔乎其萃。特有一、二可异者，美人迟暮句注云：“至此方入题”，又《招魂》遗视些句注云：“此所谓临去秋波那一转也”，二语恰与予同，大奇。此书无刊本，识此以存其人。[189]

陈本礼《招魂》篇“遗视些”句中夹注云：“，眇视，即临去秋波那一转也”[190]，此语正与陈银《楚辞发蒙》中所注相同。故而，陈本礼《屈辞精义》共保存陈银《楚辞发蒙》16条注解。此外，从陈本礼的叙述亦可知，陈银《楚辞发蒙》所涉及的内容是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

其二，主张《离骚》《招魂》《悲回风》《远游》《卜居》《渔父》等篇有赋序。陈本礼认为：

《骚》有赋序，自帝高阳起，至故也止，乃《骚》之赋序，汉人《三都》《两京》赋序之祖。前人未曾考订，而《昭明文选》又删去“日黄昏为期”二语，遂使序与经文淆混。遥遥二千年来，读者皆如梦中，不但以二语为衍文，而于文义重复难通处，辄穿凿以弥缝之。故词愈支而义愈晦矣，此岂庐山真面目耶！今于书中凡有赋序者，悉为标出，顿见眉目清醒，而章法次第益复燎然。[191]

陈本礼认为自“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至“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已上《离骚赋序》。词赋有序，自《离骚》始。先序其作《骚》之由，然后铺陈始终，而赋其事以明之也。后世班孟坚、左太冲《两都》《三都》皆有序，实肇于此。前贤未经划出，以致序与经文淆乱不分，故读者每嫌其重复颠倒耳”[192]，“右第一节，序文。凡十一解，起如昆仑起祖，来脉甚远，落如峰窝结穴，其义甚深，其气甚厚，非一邱一壑所能尽其蕴也”[193]。

除《离骚》篇外，陈本礼又钩沉出其他赋序。他认为《招魂》篇自“朕幼清以廉洁兮”至“若必筮予之恐后之谢不能复用巫阳焉”，为“《招魂》赋序”[194]，《九章·悲回风》篇自“悲回风之摇蕙兮”至“窃赋诗之所明”，“已上《悲回风》赋序”[195]，《远游》篇自“悲时俗之迫厄兮”至“余将焉所程”，“已上乃《远游》赋序”[196]，《卜居》篇自“屈原既放三年”至“君将何以教之”，“已上《卜居》赋序”[197]，《渔父》篇自“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至“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已上《渔父》赋序”[198]。

其三，驳斥《楚辞》中有经、传之分的旧说。陈本礼云：

《骚》之称经，见王叔师序曰：“孝武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经字乃汉儒所加，而后人指为僭经。”又汉书传曰：“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则是淮南奉诏作传，当另有传文，非仅以《天问》以下诸篇名之为传也。”自传文放佚，旧目未删，后儒不考其由，辄为訾议。[199]

陈本礼认为《楚辞》中无“经”“传”之别，汉儒尊称《离骚》为经，汉武帝命刘安作《离骚传》，传文不传于后世，但篇目还在，后人以为《离骚》为经，《天问》以下则为经传部分，故而附会出《天问》以下各篇是解《离骚》的作品。

其四，将《庄子》与《楚辞》并举，且指出二者之异同。庄子为先秦道家之代表人物，屈原是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第一人，二者思想艺术方面有相通之处，亦有不同之处。陈本礼认为：

文自六经外，惟庄、屈两家夙称大宗。庄文灏瀚，屈词奇险。庄可以御空，而行随其意之所至，以自成结构；屈则自抒悲愤，其措语之难，有甚于庄。盖忠既不见亮于君，内而郑袖则王之爱姬，外而子兰则王之爱子，且满朝党人皆王之亲信，中外棋布。稍涉国事有干诽谤，得咎更甚，不得不托诸比兴，以申其邑郁之怀。故运思落笔都借寓于奇险之径，使言之无罪、闻之足以戒。洋洋、滔滔汩汩，无义不搜、无典不举，而起伏照应、顿挫迴环，极文人之能事，故能与漆园并驱千古。[200]

庄子之文挥洒自如，随意所至；屈原之文遣词造句难，运思落笔险。陈本礼准确地指出二者文风之不同，并点出屈原作品内容奇幻、用语险难的根本原因。

陈本礼亦指出庄子与屈原思想相通之处。如其在《九歌·大司命》篇“孰离合兮可为”句后笺曰：

《庄子》曰“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屈子亦惟自尽其所当然而已。离之未必遽殀，合之未必能寿也。[201]

其五，《橘颂》为屈原早年之作。陈本礼云：

《橘颂》乃三闾早年咏物之什，以橘自喻，且体涉于颂，与《九章》之文不类，应附于末，旧次未分，且有谓《橘颂》乃原放于江南时作，未可为据。[202]

陈本礼认为《橘颂》是屈原早年咏物之作，属于颂的范畴，与《九章》其他篇章内容相异，故而附于末尾。

其六，论及《楚辞》对后世诗歌的影响。如其在《九歌·湘君》篇中“望夫君兮未来”句下夹注云：

王世贞曰：“日暮碧云尽，佳人殊未来”，本此。[203]

又如：“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句下夹注曰：

陶潜《归去来辞》“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正祖此意。[204]

其七，主张《天问》是题图之作。陈本礼将《天问》的内容划分为116幅画，并一一取出画名，使题图说几臻于完备。如“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句后夹注云“题羿迁穷石图”[205]；又如“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汤何殛焉”句后夹注云“题桀得妹嬉图”[206]。

陈本礼认为：

（《天问》）此屈子题图之作，非渺茫问天词也。当战国《齐谐》、志怪之书，《山经》《漅语》之说，事多荒诞不经。楚人不考其实，辄将琦玮僪佹之事，画于先王之庙，公卿画于先公之祠，以为殿壁观瞻，而不知亵神渎祀莫此为甚。三闾一腔忠愤无可寄托，故各按诸图而题之，以寓其褒贬不平之慨。[207]

关于《楚辞》图谱的起源，陈本礼认为：

《离骚图》创自实父、仇氏家，洪绶亦绘有《九歌图》，本朝萧尺木从而广之，合三闾、郑詹尹、渔父为一图，《九歌》九图，《天问》五十图……高宗壬寅特命内廷补绘《离骚》三十二图，《九章》九图，《九辩》九图，《招魂》十三图，《大招》七图，香草十六图，足称大观，为士林雅制。惜不能摹绘诸图，弁诸书首传之人间，以广见闻是所歉也。[208]

又云：

（《天问》）共计百有十六图。昔当涂萧尺木曾画《离骚》《九歌》等图，而《天问》止五十图，未及此之半。乾隆壬寅，特命内廷诸儒补绘《离骚》《九章》《招魂》《大招》、香草等图，惟《天问》未补。[209]

陈本礼将《天问》中的文字一一坐实到画作上，共得116图，比萧云丛所绘《天问图》多出66幅。

其八，将《楚辞》篇次全部打乱，重新排序。陈本礼认为“汉儒去古未远，当以太史公所读古本为定。太史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盖《离骚》乃骚之总名，自应自列，《天问》次之，二招又次之，《哀郢》乃九章篇名，则《九章》宜继二招后，《九歌》为巫觋祀神之乐章，《远游》则庄生世外逍遥语，皆骚之逸响，而《卜居》《渔父》终焉者，骚之变体也”[210]。故而，陈本礼将《屈辞精义》的目次列为：《离骚》《天问》《招魂》《大招》《九章》《九歌》《远游》《卜居》《渔父》，悉依司马迁《史记》中的说法。

《屈辞精义》虽有相当可观的成就，但亦有不足之处，诸如以经注《骚》、强分出赋序、臆测过甚，等等。如其云：

《天问》历述三代征诛放伐之事，而语多微词者义。盖有在楚自熊通称王，楚庄问鼎，世有无君之心，迨怀王在位三十年，未闻有此举者，焉知非屈子之言潜移默夺之耶！至顷襄时，屈子放逐久，且听谗而欲逼之死，焉能用其言哉。此义历来注家从无齿及，故特为发明以告世之读《天问》者。[211]

陈氏认为怀王在位期间，未有闻问鼎中原之僭举，实为屈原劝谏得力所致。顷襄王时，屈原被放逐在外，其言不能见用，故而楚国速祸灭国，陈氏此论为臆测。陈氏以经作注的习气亦非常严重，难免陷入附会的旋涡。如“相下女之可诒”句后笺曰：

《易》称巽为长女，故求女先从长女起。巽女高处春宫，骤难求见，故欲先诒下女以冀其先容也。[212]

又如“吾令蹇修以为理”句后笺曰：

《易》称震为长子，使丰隆求之者，盖欲使长子为求婚之主人。取其迅速，而能感通潜德也。[213]

陈本礼《屈辞精义》不足之处虽不少，但其对楚辞学的贡献很大，如注重文脉大意、驳斥经传之分、保存陈银《楚辞发蒙》等。

二、刘梦鹏《屈子章句》

刘梦鹏，字云翼，湖北蕲水人，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官直隶饶阳县知县。饶故多奸猾，梦鹏缉之力，案无遗牍。缓徭役、免浮税，造士抚民，循声卓著。以丁艰归，寻卒。著有《春秋义解》十二卷，大旨推本公谷，谓公谷比事属辞，义不诡于儒者。又著有《屈子章句》”[214]。

《屈子章句》的主要版本有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蔾青堂刻本[215]、嘉庆五年庚申年（1800）蔾青堂刊本。

《屈子章句》前有刘梦鹏《屈子序》、谢锡位《序》、目录、《屈子纪略》、后为正文七卷。正文七卷分别为：卷一《离骚》、卷二《九歌》（《湘君》与《湘夫人》合为一篇，题为《湘君前后篇》，计两篇；《大司命》与《少司命》合为一篇，题作《司命前后篇》，仍计两篇，共计《九歌》十一篇）、卷三《卜居》、卷四《天问》、卷五《招魂》、卷六《哀郢九章》（《九章》除去《怀沙》，增入《远游》，并将各篇篇题去掉，总题为《哀郢九章》，各篇依次题作第某章，其内容次序为《哀郢》《抽思》《橘颂》《思美人》《悲回风》《涉江》《惜诵》《远游》）、卷七《怀沙》（合《渔父》《怀沙》为一篇，其内容是删去渔父歌，增入“乃作《怀沙》之赋，其辞曰”九个字，其后为《怀沙》全文，全篇题为《怀沙赋》）。

《屈子章句》的体例是句后先列双行小注，用以释音或考异（考异部分未注依据），小注后为注解部分，注释字、词，条畅句义。此书不引旧注，唯畅言己见；注重章节层次、前后关照，行文简明易晓。

刘梦鹏在考据盛行的清代，坚持以朴学为根柢、以义理为轴线，融入儒者特有的著书气质，使得《屈子章句》颇具时代特色。刘梦鹏在考据方面，时有创见，如对“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中“该”与“有扈“的考释，其云：

或疑该为启字之讹。此绿下有扈，疑事与启涉，故云。然今以下文考之，该乃亥字之误，有扈当作有易。有易、有扈，并夏时诸侯，传写讹耳。下扈字并仿此。亥，契八世孙，上甲微之子也。秉，持也。季，犹《周礼》“山虞服耜斩季材”之季。季德，谓少时之德。厥父，上甲微也。臧，善之也。弊，败也。牧牛羊者，有易拘留子亥，困辱之使为牧竖也。原言亥少时秉德，其父善之，何终败于有易，见辱殊方乎？[216]

刘梦鹏认为“该”为“亥”之讹，“亥”为殷人祖先“王亥”；“有扈”为“有易”之讹，“有易”为古国名。刘氏此说较为平实可信，且其对“该”字的考释结论已得到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217]的证实，实属可信。

在《天问》段落章节的划分上，陈本礼《屈辞精义》分十段，刘梦鹏《屈子章句》分八章；陈氏主张《天问》为屈原题图之作，刘梦鹏则认为《天问》是屈原向天问理之作。

刘梦鹏将《天问》分八章，详情如下：

（1）“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至“角宿未旦，曜灵安臧”。章意为：“古今如此其多故也。”[218]

（2）“不任汩鸿，师何以尚”至“羿焉彃日，乌焉解羽”。章意为：“古而无圣，何以有今日。”[219]

（3）“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至“妹嬉何肆，汤何殛焉”。章意为：“争窃放废，古闻之乎？不闻也，闻自夏始争于有扈。”[220]

（4）“舜闵在家，父何以鳏”至“孰期去斯，得两男子”。章意为：“人伦之变，圣人其有忧患乎。”[221]

（5）“缘鹄饰玉，后帝是享”至“心伐帝夫，谁使挑之”。章意为：“兵，天下正乎？正也。”[222]

（6）“会黾争盟，何践吾期”至“何壮武厉，能流厥岩”。章意为：“闻诛一夫纣矣……天下公器也，顾安见必前裔乎哉。”[223]

（7）“彭铿斟雉，帝何享”至“易之以百两，卒无禄”。章意为：“三王徂矣，古今之限也。”[224]

（8）“薄暮雷电，归何忧”至“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章意为：“君子者，国之所以系安危者也。”[225]

纵观以上分章及各章章义可以看出，刘氏主要以义理分章，他认为《天问》篇“终及楚事，以寓发问之旨也”[226]。刘梦鹏主张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其云：

屈子之志苦矣。孟子曰：“以意逆志。”又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不逆其志，其人不可得而知也。不论其世，其志不可得而逆也。[227]

在《屈子纪略》里，刘梦鹏将屈原的行述勾勒如下：

屈子远祖瑕，楚武王庶子，食邑于屈遂为氏……自屈瑕垂二三百年历十六七五至屈伯庸，伯庸生平，平生于楚宣王之四年甲寅岁正月庚寅日。

年方二十得事宣王

四十余岁为怀王左徒

张仪来相时，平年五十

年六十余矣，作《离骚》讽谏

怀王受秦欺，客死武关，时平年六十有四(www.xing528.com)

顷襄立愈疏绝，十二年甲戌遂放平，时平年七十有六。屈平既放不忘反，托比兴赋道达己志，作《九歌》

顷襄之十有五年也，平年且八十，中不自悔作《卜居》。久不反，不能明也，于是作《天问》

顷襄二十一年……时平在放九年，故国坵墟，伤己无归也，作《招魂》，痛国亡，作《哀郢》《九章》。是年四月赋《怀沙》，则绝命之辞也。五月五日沉汨罗，死时八十有五。[228]

刘梦鹏以知人论世为指导，规划出屈原一生的行迹与创作线索；又以意逆志为方法，探求屈原思想之根本。刘氏的指导思想不无正确之处，但是他的“逆志”探索之路，有时走得太远。刘氏《屈子章句》在有些地方尚能析理得较为平实，但有些地方则臆测过甚。如其云：

屈子之书，所称或有不经，人每讥其谲幻荒诞，盖未深观屈子者也。《离骚》诸篇所云阆风县圃之类，尽寓言见意。《招魂》所称乃大荒之域、四极之表，奇形怪状，虽非接于听睹间，亦载在《山经》。原不过借是，极言上下四方不祥耳，其有无固不及辩，亦不必辩也。[229]

刘氏不强解虚幻之语，而统一以寓言视之。此种做法，较为平实，令人信服。解读像《楚辞》这样的文学作品时，运用此种处理之法，甚为恰当。但是他在解读《九章》时，出现了臆测过甚之误。如其云：

余观《九章》皆哀郢之词也。甲朝始行，九年不复。白起一烽，南郡焦土。时原已老矣，痛国故之禾黍、念龙关之遗楸。死者何辜，生者已惫。于是，哀郢而作九章，以叙忧思。玩其辞、逆其志、考其山川道里，所阅历要皆反复自明、次第相申、烦而不杀，而郁纡之情一日九回，迄今犹将见之。盖较之《离骚》诸篇，而音愈激楚矣。其首章伤荡柝之苦也；次章慨灵修之化也；三章道芬芳之未沫；四章陈遗则之愿依；五章咤无益于任石；六章哀不当之朕时；七章毕辞以自著；八章曾思而远身；九章死而不容，以自疏夫人穷则思，思苦则哀，哀而不能自解，于是往往托于诡俶幻谲之词，乘云羽化之说，以绝于世，岂得已哉！若屈子者，其亦可以谅之矣。[230]

刘氏将《九章》中《怀沙》篇剔除，入《远游》篇，并将《九章》之名统称为《哀郢九章》，认为此九篇全为哀郢之词。他又将九篇原有的篇名去掉，统一以章命名。他又将《怀沙》与《渔父》合为一篇，并认为：

（《远游》）旧名其章曰《远游》，列《九章》之后，而以《怀沙》足九章之数。今按：此章与《离骚》末节结意大同，而《怀沙赋》前有与渔父问答作引，旧误分“渔父辞”为一篇，而割其赋于此，两失之矣。今并更定。[231]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屈原）乃作《怀沙》之赋”[232]，又载：“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233]刘梦鹏据此推测出司马迁《史记》中所载即为《怀沙赋》全文，即传世本《渔父》与《怀沙》二篇之和。因司马迁未录“渔父歌”部分，所以刘氏亦删去此部分。刘梦鹏云：

太史公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怀沙》又其绝命之词乎，固知此篇作于江南之野者，洵不诬。惜乎编次凌乱，仅以九章之一当《哀郢》，又入《怀沙》而出《远游》，遂不无沿讹耳。[234]

刘梦鹏认为《渔父》篇（不包括“渔父歌”的部分）为《怀沙赋》的引言，不可独作一篇，且言：“（渔父歌）其所以为歌，大旨与原殊趣，史又不载，自是赝赘无疑，今从史删去。”[235]刘氏此种做法，有标新立异之嫌，且有臆测太甚之病。

虽然刘梦鹏《屈子章句》有诸多缺陷，但其注重章节贯通、文章主旨的研究方法，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在考据之风盛行之时，刘氏以其章句式的研究方法，为楚辞学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在文字考异方面，刘氏虽未注异文出处，欠缺严谨的治学态度，但其书保存了大量异文，亦可备参考之用。

三、胡文英《屈骚指掌》

胡文英，字质余，号绳崖，江苏武进人，生卒年不详，乾隆三十年（1765）贡生。胡文英注《楚辞》时间最久，往来游走均携带书稿。胡氏曾言：“余注《屈骚》最久”[236]，“初则不放过实字，后并不肯放过虚字”[237]，并且“两涉楚南，三留楚北，询之耆宿，按之众图，绎之屈子之书”[238]。其友人王鸣盛亦云：“食贫居贱，东西游走辄携行箧中，採剟修改至三四过，稿始具。”[239]胡文英《屈骚指掌》训诂字词时必求确解，且言而有据，不为空言。此书成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刊刻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屈骚指掌》的主要版本有乾隆五十一年（1786）富芝堂《武进胡氏所著书》刊本，北京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本。

《屈骚指掌》前有王鸣盛《序》、胡文英《自序》《屈骚指掌凡例》（12条）、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沈亚之《屈原外传》《屈骚指掌目次》，后为正文四卷。正文四卷分别为：卷一《离骚》，卷二《九歌》《天问》，卷三《九章》，卷四《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

胡氏治学甚严，“不敢妄发议论，诚不愿读者肆为凌躐，得注者之意，忘作者之神也”[240]。对于《楚辞》异文的问题，胡氏主张“《屈骚》字句，各本不同，要当有语句浑厚、上下文虚神和洽者为主。至字之今古，酌之洪兴祖、朱晦菴诸本，详审上下文。别无深义而怪者，恐系扬雄、刘向增入，则从恒用之字。稍有可疑，及与周秦经史子集互相根据者，仍用古字”[241]《屈骚指掌》采用文中夹注的方法，先释字音，后释字、词、句义。行文简洁、用语求确，简练明快是此书的特色。王鸣盛评《屈骚指掌》为“从来屈注，当以此篇为第一家”[242]。胡氏著书不虚妄、不躁浮、不标新立异、不泥于旧说。正如其云：

《屈骚》之注，自王逸至今，百有余家。余注屈时，不看诸解，惟求其理之是、神之顺、情之曲挚无所不到，而铢黍不失乎正。其有不得者，沈日夜设身处地求之，求之不得，而后检诸解之是非，其有是者，无论前贤时彦。[243]

胡文英认为“《屈骚》之注，一坏于穿凿，再坏于诡随。总于学、问、思、辨四字，有义袭躐等弊。盖穿凿缘心躁，诡随缘心浮。古人博学不遗于俗谚，审问不弃于刍荛，慎思不入于元渺，明辨不执夫固我”[244]，“王氏逸、洪氏兴祖诸注纰漏甚多，即晦翁朱子捃摭虽勤，往往于考据训诂犹疏”[245]。故而，胡文英“其书于地理名物考索最精，不为空言疏释，而骚人之旨趣自出，其有刊落旧说别竖新义者，盖必稽之往籍、按之目唸，而后著之”[246]。

胡文英著书立说的态度比较温和，不以攻击旧注、批驳他人为能事，唯求文意之当。正如其云：

《屈骚》解者既多，各偏所得，势不能无所是非。然君子之于书也，第求其理之是，而不求其说之伸。昔见注家取己所长，击人所短，甚至苦相排挤，俾其人无立锥之地而后已。虽明道不可不力，然亦不必过为已甚。盖理之然否，天下后世自有公论，岂可以强争而胜者哉。故此书成，海内高明之士，倘能摘其非而进以确解者，不妨见示，俟纂入馀论，必不敢坚执前说，以自成鄙固也。[247]

《屈骚指掌》对地理、草木的考释最为细致。如《思美人》篇“解萹薄与杂菜兮，备以为交佩”句后注曰：

萹，即今之萹豆。《尔雅》萹，苻止。又莕，接余，其叶苻。盖苻、草付也。接余，如人以掌付物，欲人来接余之物也。莕与萹，其叶皆圆如掌，莕叶在水流动，其付似欲人接，故曰接余。萹叶付物难动，故其付止予此也。[248]

胡文英在考释地理方面，甚为用力，于《渔父》篇末附有《沧浪水考》，于《招魂》篇末附有《云梦泽考》。他在考证地理时，亦注意到沿革的问题。他共考证了15篇作品的创作时地，具体如下：

（《离骚》）应是初被疏放时，回秭归故居所作，秭归即今宜昌府归州。[249]

《九章》之作非作于一处一时，《惜诵》篇自郢都将往江南时作，《涉江》由武昌至辰州时中途作，《哀郢》怀王将入秦迁屈子于岳州时作，《抽思》《思美人》作于今之江南，《怀沙》《惜往日》作于今之湖南，《橘颂》不知作于何地，《悲回风》作于郢都。[250]

《橘颂》，此赋物之祖也。寓意分明，与荀子诸赋竟爽，未知作于何地。[251]

《悲回风》篇作于郢都，中所有之境，如听潮水，从江淮，似为今江南地，然细玩之，皆寓言也。[252]

《渔父》篇作于荆沔之间。[253]

《卜居》，当怀王时，在郢都作也。[254]

《远游》篇作于今之江南，继《惜诵》而作也。[255]

（《招魂》）怀王时作于今之江南。[256]

《大招》篇作于今之湖南。[257]

关于江南的含义，历来比较宽泛。据周振鹤考证：“在秦汉时期，江南主要指的是今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即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258]，而“汉代人视江南已比先秦人为宽泛，包括豫章郡、丹阳郡，甚至会稽郡北部，亦即今天江西及安徽、江苏南部”[259]。江南一词的内涵，在历史上虽有所转移，但大致指长江以南地区。关于江南，胡文英认为“旧注误以今之湖南为江南，又未明水陆程途形势，遂至舍明据而就空谈”[260]，“此江南即今之江南，旧以今之湖南为江南，岂有越湖为北鄂渚千里之地，而指江南之庐江，欲舍郢都而贯之者，其为误无疑也。《尔雅》：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扬州。则江南之名久，非湖南亦显然矣”[261]。吴文英认为《楚辞》中的“江南”即为清代之江南，此说有待商榷。

胡文英在训释字词之义方面亦时有创见。如《惜诵》篇“惜诵以致愍兮”句下，胡氏注云：

诵，如孟子为王诵之之诵，谓直言而无隐也。愍，可愍也。惜以直言不见用，而反致此可愍之境也。[262]

王逸认为“惜，贪也。诵，论也。致，至也。愍，病也。言己贪忠信之道，可以安君。论之于心，诵之于口，至于身以疲病，犹发愤懑，作此辞赋，陈列利害，渫己情思，以风谏君也”[263]。洪兴祖认为“惜诵者，惜其君而诵之也”[264]，即爱惜其君，而讽谏之。朱熹认为“惜者，爱而有忍之意。诵，言也。致，极也。愍，忧也……言始而爱惜其言，忍而不发，以至极其忧愍之心”[265]，爱惜言词，忍而不发，以至于心生忧愍。汪瑗认为“惜，叹惜也。诵，颂、讼古通用。《诗》曰：‘吉甫作颂。’《论语》曰：‘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大抵古人指己所作之文，自省之言，皆谓之诵。此所谓惜诵，谓己叹惜而作此篇之文也……愍，忧也……此谓己之所以叹息而作此诵者，盖欲推致己之忧愍”[266]，即为己叹惜而作诵，以抒发自己的忧愍。王夫之认为：“惜，爱也。诵，诵读古训以致谏也。愍，忧恤也……言己爱君而述古训以致谏”[267]，因爱惜君王，而陈述古训以致谏。蒋骥认为“惜，痛也。诵，增韵，公言之也，通作讼。愍，即后篇离愍之愍，谓忧困也。盖原于怀王见疏之后，复乘间自陈而益被谗致困，故深自痛惜而发愤为此篇，以白其情也。”[268]陈本礼认为“《惜诵》，谏诤之词，《诗》家父作诵以究王”[269]。综上所引，“惜”有可惜、叹惜、爱惜、痛惜、贪恋等词义，“诵”有讼、论、直言、言、诵读等词义，“愍”有可愍、病、忧、忧恤、忧困等词义。胡文英认为此句之意为可惜直言不见用，反置于可愍之境地，他主张将“惜”释为可惜之意，“诵”释为直言无隐之意，“愍”释为可愍之意，可备一说。

明、清学者常将庄、屈并美，胡文英曾著《庄子独见》，且以《庄子》注《屈骚》。胡文英认为庄子放达，屈原忧世，二者虽有不同，但亦有相通之处。如其在《远游》篇“形枯槁而独留”句后注曰：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焉而尽，独留此枯骸，岂有及哉。所以起下文宜早求正气也。庄子颓然而道尽，同此意。[270]

又如，在《九章·惜诵》篇“竭忠诚以事君兮，反离群而赘肬”句下注云：

《庄子》：“附赘悬肬。”竭忠诚，则宜君臣一体，而同僚亦如手足之相顾矣，乃反群摈而出之如赘肬，然天地神人其鉴此否。[271]

胡文英《屈骚指掌》不似陈本礼《屈辞精义》将篇中内容前后勾连、层层析理。胡氏对文中字、词、句只作简要注解，甚少发挥，唯在考证方面用语稍多，其余则尽量简省，此种做法是王逸、洪兴祖章句训释派的老路，亦有清代考据派的余风。

综观章句者之《楚辞》专著，可以看出，陈本礼、刘梦鹏、胡文英有不同的学术倾向。陈本礼勇于突破旧说，肆意立新；刘梦鹏大胆质疑、畅所欲言，但语多臆测，不求确证；胡文英行文简洁，考证翔实，不为虚言。“汉代诸儒惑于神秘之说，轻信而寡疑”[272]，“宋代诸儒则轻于疑经，然语无左验，多属想像之辞”[273]。“宋儒说经非仅疑经蔑古已也，于完善之经文且颠倒移易，以意立说”[274]，陈本礼割裂文意，臆测赋序；刘梦鹏移置篇章，轻改次第，为宋儒说经之流弊。汉儒“治经崇实，比合事类，详于名物制度”[275]，“然胶于言词立说”[276]，胡文英《屈骚指掌》有汉儒训诂之余风。

[1]顾成天：《楚辞九歌解》下提要云：“大抵以林云铭《楚辞灯》为蓝本，而加以穿凿附会。”见于《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1页。顾天成：《楚辞九歌解》，清乾隆六年（1741）刻本，现藏上海图书馆。收录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齐鲁书社1997年版。

[2]顾成天：《离骚解》一卷，清乾隆六年（1741）刻本，现藏上海图书馆。收录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

[3]方楘如：《离骚经解略》一卷，清乾隆十九年（1754）佩古堂刻集虚斋学古文附刻本，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录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

[4]收录于杜松柏主编《楚辞汇编》第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

[5]林仲懿：《离骚中正》下提要云：“谓屈原之赋以执中为宗派、主敬为根柢……谓屈子窃取子思之道，所言正则、灵均与中庸、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相合，是果骚人之本意乎？”见于《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1页。林仲懿：《离骚中正》，清乾隆十年（1745）世锦堂刻本，现藏山东大学图书馆。收录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

[6]夏大霖：《屈骚心印》下提要云：“因林云铭《楚辞灯》而改订之。”见于《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1271页。夏大霖：《屈骚心印》，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一本堂刻本，现藏清华大学图书馆。收录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

[7]清康熙读书松桂林藏版，收录于《四库未收书辑刊》伍辑第16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8]周骏富：《清代传记丛刊·学林类》第18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39页。

[9]同上，第32页。

[10]林云铭：《楚辞灯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57—158页。

[11]林云铭：《楚辞灯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57—158页。

[12]林云铭：《楚辞灯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57—158页。

[13]林云铭：《楚辞灯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57—158页。

[14]林云铭：《楚辞灯·凡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59—161页。

[15]林云铭：《楚辞灯·凡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59—161页。

[16]林云铭：《楚辞灯·凡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59—161页。

[17]林云铭：《楚辞灯·凡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59—161页。

[18]林云铭：《楚辞灯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第157—158页。

[19]林云铭：《楚辞灯·凡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第160页。

[20]林云铭：《楚辞灯·凡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第160页。

[21]林云铭：《楚辞灯》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77页。

[22]林云铭：《楚辞灯》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第199页。

[23]朱冀：《离骚辩·管窥总论》，杜松柏《楚辞汇编》第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29页。

[24]林云铭：《楚辞灯·凡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59—160页。

[25]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页。

[26]林云铭：《楚辞灯·凡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59—160页。

[27]林云铭：《楚辞灯·凡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59—160页。

[28]林云铭：《楚辞灯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第158页。

[29]林云铭：《楚辞灯·凡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59—160页。

[30]林云铭：《楚辞灯·凡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59—160页。

[31]林云铭：《楚辞灯·离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第171—172页。

[32]林云铭：《楚辞灯·离骚》，《四库全书存目丛》集部第2册，楚辞类第171—172页。

[33]张德纯：《离骚节解》，《四库未收书辑刊》伍辑第16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34]林云铭：《楚辞灯》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22页。

[35]林云铭：《楚辞灯·凡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第159页。

[36]林云铭：《楚辞灯》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第201页。

[37]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八集部楚辞类，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0页。

[38]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八集部楚辞类，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0页。

[39]王邦采：《楚三闾大夫赋》书名后王邦采《序》之间的一段，《四库未收书辑刊》伍辑第16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40]王邦采：《楚三闾大夫赋·屈子杂文序》，《四库未收书辑刊》伍辑第16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页。

[41]王邦采：《楚三闾大夫赋序》，《四库未收书辑刊》伍辑第16册，第97—99页。

[42]王邦采：《楚三闾大夫赋序》，《四库未收书辑刊》伍辑第16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97—99页。

[43]王邦采：《楚三闾大夫赋序》，《四库未收书辑刊》伍辑第16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97—99页。

[44]王邦采：《楚三闾大夫赋·屈子杂文序》，《四库未收书辑刊》伍辑第16册，第239—240页。

[45]王邦采：《楚三闾大夫赋序》，《四库未收书辑刊》伍辑第16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97—99页。

[46]王邦采：《楚三闾大夫赋·离骚汇订姓氏》，《四库未收书辑刊》伍辑第16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104页。

[47]王邦采：《楚三闾大夫赋·离骚汇订》，《四库未收书辑刊》伍辑第16册，第202—203页。

[48]朱冀：《离骚辩·凡例》，杜松柏《楚辞汇编》第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27页。

[49]林云铭：《楚辞灯》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99页。

[50]朱冀：《离骚辩·管窥总论》，杜松柏《楚辞汇编》第9册，第29—30页。

[51]王邦采：《楚三闾大夫赋序》，《四库未收书辑刊》伍辑第16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99—98页。

[52]《李光地传》，《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9899—9900页。

[53]《李光地传》，《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9899—9900页。

[54]《李光地传》，《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9899—9900页。

[55]《李光地传》，《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9899—9900页。

[56]《李光地传》，《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9899—9900页。

[57]《清史列传》卷一○，《清代传记丛刊》综录类2，第97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157页。

[58]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见《碑传集》卷一三，《清代传记丛刊》综录类3，第106册，第709页。

[59]李光地：《离骚经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49页。

[60]梁启超：《国学要籍研读法四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233页。

[61]朱熹：《楚辞辩证》，《楚辞集注》，上海书店1979年版，第185页。

[62]李光地：《九歌注·后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第259页。

[63]李光地：《离骚经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47页。

[64]汪瑗：《楚辞集解》，《续修四库全书》第1301册，集部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96页。

[65]黄文焕：《楚辞听直·听九歌》，《续修四库全书》第1301册，集部楚辞类，第685页。

[66]李光地：《九歌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第258页。

[67]李光地：《九歌注·后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第259页。

[68]陆时雍：《楚辞疏》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301册，集部楚辞类，第372页。

[69]钱澄之：《庄屈合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64册，杂家类，第680页。

[70]方苞：《离骚经正义》，《楚辞汇编》第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458页。

[71]李光地：《离骚经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49页。

[72]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余论》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203—204页。

[73]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八，集部楚辞类，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0页。

[74]姚鼐：《古文辞类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85—886页。

[75]林仲懿：《读离骚管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01页。

[76]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74页。

[77]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74页。

[78]毛奇龄：《天问补注》一卷，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收录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齐鲁书社1997年版。

[79]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4页。

[80]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4页。

[81]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56—457页。

[82]蒋骥：《余论》卷上，《山带阁注楚辞》，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180页。

[83]同上，第179页。

[84]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篇目》，《山带阁注楚辞》，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32页。

[85]蒋骥：《余论》卷下，《山带阁注楚辞》，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217页。

[86]蒋骥：《楚世家节略》，《山带阁注楚辞》，第27—28页。

[87]蒋骥：《余论》卷上，《山带阁注楚辞》，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189页。

[88]同上，第190页。

[89]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序》，《山带阁注楚辞》，第4页。

[90]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序》，《山带阁注楚辞》，第4页。

[91]蒋骥：《余论》卷下，《山带阁注楚辞》，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217—218页。

[92]蒋骥：《余论》卷上，《山带阁注楚辞》，第195—196页。

[93]蒋骥：《余论》卷上，《山带阁注楚辞》，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204页。

[94]同上，第208页。

[95]同上，第205页。

[96]蒋骥：《余论》卷上，《山带阁注楚辞》，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208—209页。

[97]同上，第183页。

[98]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57页。．

[99]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后序》，《山带阁注楚辞》，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5页。

[100]李中华、朱炳祥：《楚辞学史》，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第224页。

[101]曹丕：《典论·论文》，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八，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98页。

[10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103]同上，第30页。

[104]王昶：《戴东原先生墓志铭》，附录于《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4页。

[105]钱大昕：《戴先生震传》，附录于《戴震文集》，第264页。

[106]洪榜：《戴先生行状》，附录于《戴震文集》，第257—258页。

[107]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附录于《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0页。

[108]同上，第224页。

[109]戴震：《屈原赋·自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集部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89页。

[110]戴震：《屈原赋·自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集部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89页。

[111]梁启超云：“惠（栋）派所得，则断章零句，援古正后而已……是故惠派可名之曰汉学，戴派则确为清学而非汉学。”《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11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43页。

[113]钱大昕：《戴先生震传》引戴震语，附录于《戴震文集》，第264—265页。

[114]戴震：《戴震文集》卷九，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0页。

[115]戴震：《戴震文集》卷九，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0页。

[116]洪榜：《戴先生行状》，附录于《戴震文集》，第252—253页。

[117]洪榜：《戴先生行状》，附录于《戴震文集》，第252—253页。

[118]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文集》卷九，第141页。

[119]卢文弨：《屈原赋·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集部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88页。

[120]姜亮夫：《楚辞今译讲录》，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121]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页。

[122]汪瑗：《楚辞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页。

[123]黄文焕：《楚辞听直》，《续修四库全书》第1301册，集部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09页。

[124]同上，第516页。

[125]王夫之：《楚辞通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页。

[126]林仲懿：《离骚中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06页。

[127]李陈玉：《楚词笺注》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集部楚辞类，第11页。

[128]戴震：《屈原赋·离骚》，《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集部楚辞类，第399页。

[129]同上，第402页。

[130]戴震：《与姚孝廉姬传书》，《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1页。

[131]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引戴震语，附录于《戴震文集》，第240—241页。

[132]王宁：《训诂学原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版，第185页。

[133]戴震：《屈原赋注·天问》，《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集部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14页。

[134]戴震：《屈原赋·离骚》，《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集部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99页。

[135]李因笃：《古今韵考》卷一，《音韵学丛书》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57年就渭南严氏原版印行。

[136]戴震：《江慎修先生事略状》，收录于《戴震文集》卷一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9页。

[137]王引之：《经义述闻》第三一一，《经义述闻》，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38]戴震：《屈原赋音义》，《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集部楚辞类。

[139]戴震：《屈原赋音义》，《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集部楚辞类。

[140]王力：《楚辞韵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41]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04页。

[142]王念孙：《古韵谱》卷下，《音韵学丛书》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57年就渭南严氏原版印行。

[143]王念孙：《读书杂志·余编下》，《读书杂志》第16册，《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60—62页。

[144]王念孙：《读书杂志·余编下》，《读书杂志》第16册，《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60—62页。

[145]朱骏声：《离骚补注》卷前序文，《楚辞汇编》第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489页。

[146]朱骏声：《离骚补注》卷前序文，《楚辞汇编》第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489页。

[147]同上，第491页。

[148]同上，第500页。

[149]段玉裁：《戴东原集序》中引用，《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页。

[150]钱大昕：《臧玉林经义杂识序》，《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90页。

[151]钱大昕：《臧玉林经义杂识序》，《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90页。

[152]段玉裁：《戴东原集序》，《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页。

[153]袁同礼：《清代私家藏书概论》，《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26页。

[154]刘师培：《汉宋学术异同论》，见《清儒得失论——刘师培论学杂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0页。

[155]朱冀：《离骚辩·凡例》，《楚辞汇编》第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21页。

[156]陈本礼：《屈辞精义序》，《楚辞汇编》第5册，第5页。

[157]陈本礼：《屈辞精义跋》，《楚辞汇编》第5册，第370页。

[158]陈本礼：《屈辞精义跋》，《楚辞汇编》第5册，第370页。

[159]陈本礼：《屈辞精义跋》，《楚辞汇编》第5册，第370页。

[160]陈本礼：《屈辞精义序》，《楚辞汇编》第5册，第5页。

[161]陈本礼：《屈辞精义序》，《楚辞汇编》第5册，第5页。

[162]陈本礼：《屈辞精义》卷一，《楚辞汇编》第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85页。

[163]陈本礼：《屈辞精义》卷二，《楚辞汇编》第5册，第126页。

[164]陈本礼：《屈辞精义略例》，《楚辞汇编》第5册，第34—35页。

[165]同上，第32页。

[166]陈本礼：《悲回风》首句“悲”字下夹注，《屈辞精义》卷四，《楚辞汇编》第5册，第260页。

[167]同上，第266页。

[168]陈本礼：《悲回风》首句“悲”字下夹注，《屈辞精义》卷四，《楚辞汇编》第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273页。

[169]陈本礼：《屈辞精义》卷六，《楚辞汇编》第5册，第341页。

[170]陈本礼：《屈辞精义》卷五，《楚辞汇编》第5册，第304页。

[171]陈本礼：《屈辞精义》卷四，《楚辞汇编》第5册，第213页。

[172]陈本礼：《屈辞精义》卷一，《楚辞汇编》第5册，第49页。

[173]陈本礼：《屈辞精义》卷二，《楚辞汇编》第5册，第177页。

[174]陈本礼：《屈辞精义》卷一，《楚辞汇编》第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51页。

[175]同上，第52页。

[176]同上，第52页。

[177]同上，第55页。

[178]同上，第56页。

[179]同上，第62页。

[180]同上，第65页。

[181]同上，第68页。

[182]同上，第70页。

[183]同上，第97页。

[184]陈本礼：《屈辞精义》卷二，《楚辞汇编》第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41页。

[185]陈本礼：《屈辞精义》卷四，《楚辞汇编》第5册，第261页。

[186]陈本礼：《屈辞精义》卷五，《楚辞汇编》第5册，第318页。

[187]同上，第322页。

[188]同上册，第338页。

[189]陈本礼：《屈辞精义略例》，《楚辞汇编》第5册，第33—34页。

[190]陈本礼：《屈辞精义》卷二，《楚辞汇编》第5册，第189页。

[191]陈本礼：《屈辞精义略例》，《楚辞汇编》第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23页。

[192]陈本礼：《屈辞精义》卷一，《楚辞汇编》第5册，第57—58页。

[193]陈本礼：《屈辞精义》卷一，《楚辞汇编》第5册，第57—58页。

[194]陈本礼：《屈辞精义》卷三，《楚辞汇编》第5册，第181页。

[195]陈本礼：《屈辞精义》卷四，《楚辞汇编》第5册，第261页。

[196]陈本礼：《屈辞精义》卷六，《楚辞汇编》第5册，第346页。

[197]同上，第360页。

[198]同上，第363页。

[199]陈本礼：《屈辞精义略例》，《楚辞汇编》第5册，第21页。

[200]陈本礼：《屈辞精义跋》，《楚辞汇编》第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369—370页。

[201]陈本礼：《屈辞精义》卷五，《楚辞汇编》第5册，第318页。

[202]陈本礼：《屈辞精义略例》，《楚辞汇编》第5册，第26页。

[203]陈本礼：《屈辞精义》卷五，《楚辞汇编》第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304页。

[204]陈本礼：《屈辞精义》卷一，《楚辞汇编》第5册，第68页。

[205]陈本礼：《屈辞精义》卷二，《楚辞汇编》第5册，第144页。

[206]同上，第150页。

[207]陈本礼：《屈辞精义》卷二，《楚辞汇编》第5册，第113页。

[208]陈本礼：《屈辞精义略例》，《楚辞汇编》第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33页。

[209]陈本礼：《屈辞精义》卷二，《楚辞汇编》第5册，第114页。

[210]陈本礼：《屈辞精义略例》，《楚辞汇编》第5册，第22—23页。

[211]陈本礼：《屈辞精义略例》，《楚辞汇编》第5册，第25—26页。

[212]陈本礼：《屈辞精义略例》，《楚辞汇编》第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85页。

[213]同上，第86页。

[214]《清史列传》卷六十六《儒林传》上，《清史列传》第9册，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第104册综录类，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176页。

[215]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收录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册，楚辞类，齐鲁书社1997年版。

[216]刘梦鹏：《屈子章句》卷四，《楚辞汇编》第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75—176页。

[217]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9页。

[218]刘梦鹏：《屈子章句》卷四，《楚辞汇编》第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46页。

[219]同上，第155页。

[220]同上，第167页。

[221]同上，第173页。

[222]同上，第180页。

[223]同上，第191—192页。

[224]同上，第195页。

[225]同上，第198页。

[226]同上，第200页。

[227]刘梦鹏：《屈子序》，《楚辞汇编》第4册，第3页。

[228]刘梦鹏：《屈子纪略》，《楚辞汇编》第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29—31页。

[229]刘梦鹏：《屈子章句》卷五，《楚辞汇编》第4册，第207—208页。

[230]刘梦鹏：《屈子章句》卷六，《楚辞汇编》第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233—235页。

[231]同上，第329—330页。

[23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36—1937页。

[233]同上，第1949页。

[234]刘梦鹏：《屈子章句》卷六，《楚辞汇编》第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233页。

[235]刘梦鹏：《屈子章句》卷七，《楚辞汇编》第4册，第234页。

[236]胡文英：《屈骚指掌自序》，《楚辞汇编》第5册，第379页。

[237]胡文英：《屈骚指掌凡例》，《楚辞汇编》第5册，第383页。

[238]同上，第389页。

[239]王鸣盛：《屈骚指掌序》，《楚辞汇编》第5册，第375页。

[240]胡文英：《屈骚指掌凡例》，《楚辞汇编》第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383—384页。

[241]胡文英：《屈骚指掌凡例》，《楚辞汇编》第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383—384页。

[242]王鸣盛：《屈骚指掌序》，《楚辞汇编》第5册，第376页。

[243]王鸣盛：《屈骚指掌凡例》，《楚辞汇编》第5册，第385页。

[244]同上，第384—385页。

[245]王鸣盛：《屈骚指掌序》，《楚辞汇编》第5册，第375—376页。

[246]王鸣盛：《屈骚指掌序》，《楚辞汇编》第5册，第375—376页。

[247]王鸣盛：《屈骚指掌序》，《楚辞汇编》第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386—387页。

[248]胡文英：《屈骚指掌》卷三，《楚辞汇编》第5册，第564页。

[249]胡文英：《屈骚指掌》卷一，《楚辞汇编》第5册，第411页。

[250]胡文英：《屈骚指掌》卷三，《楚辞汇编》第5册，第519页。

[251]同上，第577页。

[252]同上，第581页。

[253]胡文英：《屈骚指掌》卷四，《楚辞汇编》第5册，第617页。

[254]胡文英：《屈骚指掌》卷四，《楚辞汇编》第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611页。

[255]同上，第593页。

[256]同上，第623页。

[257]同上，第643页。

[258]周振鹤：《释江南》，钱伯城《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142页。

[259]周振鹤：《释江南》，钱伯城《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142页。

[260]胡文英：《屈骚指掌》卷三，《楚辞汇编》第5册，第519—520页。

[261]胡文英：《屈骚指掌》卷四，《楚辞汇编》第5册，第639—640页。

[262]胡文英：《屈骚指掌》卷三，《楚辞汇编》第5册，第519—520页。

[263]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1页。

[264]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1页。

[265]朱熹：《楚辞集注》，上海书店1979年版，第73—74页。

[266]汪瑗：《楚辞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页。

[267]王夫之：《楚辞通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6页。

[268]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卷四，《山带阁注楚辞》，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111页。

[269]陈本礼：《屈辞精义》卷四，《楚辞汇编》第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213页。

[270]陈本礼：《屈辞精义》卷四，《楚辞汇编》第5册，第594页。

[271]陈本礼：《屈骚指掌》卷三，《楚辞汇编》第5册，第521页。

[272]刘师培：《汉宋学术异同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3—214页。

[273]刘师培：《汉宋学术异同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3—214页。

[274]刘师培：《汉宋学术异同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3—214页。

[275]刘师培：《汉宋学术异同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3—214页。

[276]同上，第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