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楚辞发展之激流

明万历、天启年间，党争炽烈，心学流弊丛生，道学、心学、古学乃至东林学说，不断碰撞、调和，发展到明清之际，遂形成集大成式的学风。如果说师古者以训诂注《骚》，那么师心者则是以义理释《骚》；道学以伦理解《骚》，东林则以忠正注《骚》。到了明清之际，注《骚》之作则体现出训诂与义理合流、伦理与情感合一的趋势。

明末清初之际，受内忧外患的影响，学者们普遍认为心学尤其是王学左派背离了儒家传统，儒家忠君爱国的伦理纲常应当重新得到重视。明朝亡国前夕，正直之士对奸佞误国者进行了口诛笔伐式的审判。这些思想动向反映在楚辞学上，则是出现了陆时雍《楚辞榷》、李陈玉《楚词笺注》、贺贻孙《骚筏》、黄文焕《楚辞听直》、王夫之《楚辞通释》等易代之际的专著。

明末清初之际，党争炽烈，时局混乱。学术交融、政治动荡、民族矛盾等，悉可见之于楚辞论著中。黄文焕《楚辞听直》、李陈玉《楚词笺注》等著作，具有上承东林、下启清代的特点。二家之注以阐发大义为主，而在辞章赏析、音韵训诂则各有涉猎，虽优劣互见，但均体现出义理、辞章、考据之学渐趋合流的态势。

一、黄文焕《楚辞听直》

黄文焕（1595—约1667），字维章，永福人（今福建永泰县）人，天启乙丑年（1625）中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因其师黄道周罪，而牵入“钩党之祸”，下狱数年。获释后，流离失所，晚年凄凉，“憔悴约结，视屈百倍”[1]。其著作主要有《陶诗析义》《诗经考》《楚辞听直》《赭留集》等。黄文焕《楚辞听直》是一部牢骚满纸、议论横生的《楚辞》专著，“自抒其无韵之《骚》，非但注屈而已”[2]。

《楚辞听直》的版本主要有：明崇祯十六年（1643）刻本、清顺治十四年（1657）续刻本。《楚辞听直》[3]全书共有五部分：《楚辞听直序》《楚辞听直凡例》《楚辞更定目录》、正文八卷、《听直合论》一卷。《楚辞听直》前四部分成书于崇祯十六年（1643）[4]，《楚辞合论》成书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5]。

《楚辞听直》正文部分共八卷，即《离骚》一卷、《远游》一卷、《天问》一卷、《九歌》一卷、《渔父》一卷、《卜居》一卷、《九章》一卷、《大招》与《招魂》合一卷。正文体例是先列原文数句，次注韵（用叶音、直音等方法出注），再次“品”评，又次“笺”注。

《楚辞合论》部分有序文、总评、以词分十听、以篇目分七听。以词分十听有《听忠》《听学》《听年》《听次》《听复》《听芳》《听玉》《听路》《听女》《听体》等十篇，以篇目分七听有《听离骚》《听远游》《听天问》《听九歌》《听卜居、渔父》《听九章》《听二招》等七篇。

黄文焕此书写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迄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历时十七年。在此期间，历史的车轮横跨了两个朝代、经历了五位帝王。黄文焕初注《楚辞》是在明亡前四年，初刻《听直》是明亡前一年，而全书（即包括《合论》部分）完稿则已是明亡后十四年。

黄文焕此书品评、笺注合一，品中有笺、笺中亦有品，是明代注评类著作的代表。其《凡例》云：

评《楚辞》者不注，注《楚辞》者不评。评与注，分为二家。余于评称品，于注称笺。合发之，以非合不足尽《楚辞》之奥也。品拈大概，使人易于醒眼；笺按曲折，使人详于回肠。品之中亦有似笺者，然系截出要紧之句，不依本段之次序也。至于笺中字费敲推，语经锻炼，就原之低徊反复者，又再增低徊反复焉。则固余所冀王明之用汲，悲充位之胥谗，自抒其无韵之《骚》，非但注屈而已。[6]

黄文焕身处明亡前夕，又遭不意之祸，借注《楚辞》以自悲。正如《四库全书总目》云：

崇祯中，文焕坐黄道周党下狱，因在狱中著此书。盖借屈原以寓感。其曰《听直》，即取原《惜诵》篇中皋陶听直言语也。[7]

《史记·五帝本纪》载：“皋陶为大理，平民各服得其实”[8]，皋陶在历史上是一名执掌刑罚且公正无私的法官。黄文焕著此书即为屈原鸣冤。其云：

远以亢宗，近以慰考。忠也，即所以为孝也。忠、孝两失，而欲立于人间，可乎哉？此原所以未死，而尝矢死也。呜呼！读原之开章，而明哲保身之论，霍然失所丽矣。[9]

历来学者对于屈原之死多有诟病，上自班固、扬雄，下至朱熹，他们均认为屈原自沉求死的行为有失明哲君子的风范。黄文焕则云：

千古忠臣，当推屈子为第一。盖凡死直谏者，君死之；封疆者，敌死之，均非自死。至国破君亡，而一瞑以殉社稷，属之自死矣。然皆出于一时烈气，势必不容偷生，未有如屈子之于故君既逝、新君复立，旷然十年外，竟终投水者。忠不首屈，又将谁首哉？乃千古共诋之，亦惟屈为第一。自汉代以及有宋，人人尊其辞，即人人诋其忠，以为忿怼、以为狷狭、以为忠而过。夫臣之于忠，只有不及耳，安得过哉？原于怀王之时作《离骚》，即去“愿依彭咸之遗则”“将从彭咸之所居”，矢志于投水以死，久矣，顾未尝死也。怀王为秦所留，宜死未尝死也；怀王丧归，宜死又未尝死也。原因知后世之人必将诋之为忿怼，故以未遽死，屡次自明……此尚有一语属忿怼之可诋乎……此其矢报仇，尤明矣……迨至七年，顷襄迎妇于秦，复与秦平，竟忘父仇矣，永无报仇之日矣，原安得不以夙所矢死。聊且迟死者，决于九年后之一死哉！知此而原之死，必无可宽原之忠，复何可诋也？嗟乎！史学明，而骚冤雪矣。[10]

黄文焕以史为证，考订出屈原死于顷襄十年（前289）。他认为屈原是在计无可施、穷途末路的情形下才投江自沉，正如其云：“举世不堪舒步，竟无路矣，其悲之尤甚哉！不合全部，何以尽用复之悲”[11]。黄文焕主张通读全书以还原屈原之本真，其著此书的目的亦在于此。

黄文焕《楚辞听直》多畅言己意，且创见颇多。如黄文焕认为《招魂》与《大招》均为屈原之作，其云：

《离骚》共二十五篇，今合首《骚》《远游》《天问》《卜居》《渔父》《九歌》《九章》，只二十三耳。《九歌》虽十一，而当曰定之以九，无由折为十一。则于二十三之中再合二招，恰足二十五之数焉。是又以篇计之，而愈似乎原之自作也。[12]

黄文焕将《招魂》视为《小招》，认为《招魂》是“一身之私言”[13]，《大招》是“国家之公言”[14]，更云“后人之不深于读古，而轻于诋古也。请诘后人曰如何而为《大招》增词，如何而为《小招》增理。有能执笔添入句者，许其直言，吾应呼古人，愿安承教”[15]。

在“求女”的问题上，黄文焕抛弃旧注，而沿袭赵南星之说。历代对于屈原“求女”的问题有三种观点：求同心者、求贤君、求贤后。王逸主张“女以喻臣……无女，喻无与同心也”[16]；朱熹认为“女，神女，盖以比贤君也”[17]；赵南星则主张“屈原患郑袖之蛊，亦托为远游，求古圣帝之妃，以配怀王。而高丘无女，宓妃纬，鸩与雄鸠不可为媒，终不能得，无可以慰心者，此屈子之意也”[18]。黄文焕继承求贤妃说，他认为：

二十五篇多言女，后人訿之者，病其亵昵之太甚；尊之者，比于国风之不淫。夫不能确知其寓意，始何所感，终何所归……盖寓意在斥郑袖耳。惟暗斥郑袖，故多引古之妃嫔，欲以此为吾王配焉。[19]

黄文焕认为“怀王之送死，顷襄之忘仇，总以求女为始，终之败局。秦则昔所虚言，后所实行，亦总以予女为始，终之巧计。原安得不痛心于求女，反复低徊哉”[20]。怀王客死异乡和顷襄之忘仇均以求女为始，所以黄文焕将屈原“求女”解释为求贤妃使君主无惑之意。

黄文焕此书特强调兴亡之感、奸佞误国之痛、黑白颠倒之恨。如阐释“天问”之名时，其云：

臣之贤奸，均上帝所生；国之兴亡，均上帝所主。天帝何不只生贤，勿生奸，只生贤以辅一姓之国。母生贤以辅易姓之国，乃纷纷颠倒，预为始兴之地、预为速亡之地。可以不祚者，天或祚之；应祚者，天或不必祚之，此其反复变迁。天帝之狠心太甚，幻局亦太甚，何为而至此，天亦无以自答矣。世事至于天亦无以自答，而人生之恨复何处开口、何处遗怀哉？原之立题洗题，于是乎尽之矣。[21]

世事变幻莫测，天亦无法作答，故而人深悲之。黄文焕认为《天问》“详言人事之治乱。亡主奸臣既使人恨，圣主贤臣亦未易满人矣”[22]，奸臣误国使人恨，但天不祚之亦使人悲叹。

黄文焕身处明亡前夕，身遭冤屈，亲历动荡，他的愤慨比以前的研究者更为强烈，所以他大胆地将斥责的锋芒指向了昏君与奸臣。黄文焕借注《楚辞》以发末世之哀鸣、叹自身之悲苦。黄文焕继承赵南星“知人论世”的楚辞学方法，其著书之基调亦是东林之遗风。

二、李陈玉《楚词笺注》

李陈玉，字石守，号谦菴，吉阳人（今江西吉水县），生平不详。李陈玉崇祯年间曾官武塘令、侍御史，“既以侍御史休沐，旋里遭乱隐居，手注《诗》《书》《易》大三传成，间以其余为《楚词笺注》。标义弘远，多昔贤所未及”[23]，明亡之后归隐不仕，以著述终身。

李陈玉身遭亡国之乱，仍能始终坚守民族气节。他以笺注《楚辞》的形式，抒发自己抱负未展之悲情、家国痛失之哀伤。据钱继章云：

伤哉！先生之志乎。先生家藏万卷、胸具五岳，试其廉锷，可以大用于世。屈平之扈蓠而纫兰也，七年劳吏，八月台班，适以其宗老懋明先生进位总宪，循例乞身。迨懋翁殉闯逆之难，先生北望陵阙，流涕泛澜，屈平之《涉江》而《哀郢》也。既而遁迹空山，寒林吊影，乱峰几簇，哀猿四号，抱膝拥书，灯昏漏断，屈平之《抽思》而《惜诵》也。先生之志，非犹屈平之志乎……屈平以宗臣被放。怀王乃轻身入虎狼之秦，流离不反，楚人哀之，此君父之感。屈平所憔悴江潭之死靡悔也，岂以其身之穷困、遇之否塞，介介哉！先生壮年筮仕，逮老而未获一展，终身岩穴，穷愁著书。其遇虽不同，而似有同者。宜其精神注射，旷百世而相感者哉！[24]

李陈玉生逢末世，忠孝在此时显得尤为可贵。明末，国之大权沦丧于昏君和奸佞小人之手。李陈玉之末世悲情与屈原之亡国伤痛相近；李陈玉之眷恋故国，亦同于屈原。李陈玉以其精神注解《楚辞》，不事训诂，唯以意会为尚。其云：

屈子千古奇才，加以纯忠至孝之言出于性情者，非寻常可及。而以训诂之见地通之，宜其蔽也。且夫《骚》本诗人之意，镜花水月，岂可作实事实，解会唯应以微言导之。[25]

李陈玉《楚词笺注》前有李陈玉《自叙》、陈子觏《后序》、钱继章《李谦菴先生楚辞笺注后序》、魏学渠《序》及《附记》等，后为正文四卷。正文部分有：一《离骚》，二《天问》，三《九歌》《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四《九辩》《招魂》《大招》。前三卷题为屈原所作，第四卷题为宋玉所作。此书的体例是：

（笺、注、传、疏）四家之中，笺所宜有事也。于是笺《离骚》，次《九歌》《九章》及宋子《九辩》《招魂》《大招》诸篇，独是《天问》既被人解坏，笺则愈益不解，乃为注，以明之自《天问》有注。又念《离骚》为楚词开篇，不妨仍为中下人入泥入水，使开篇便知大意，则以后曲折竟如破竹矣。是以，《离骚》有笺而复有注，《天问》则有注无笺，《九歌》以下则笺详而注略，《招魂》《大招》则笺略而注详，知有取尔也。又提《天问》于《九歌》之上，与《离骚》并比。《世本》序次稍为更置者，以俱为屈子集中大篇，若鸟双翼、若车二轮，使读者先观其大，则屈子之至性与屈子之奇情，触目如有见、触耳如有闻。《九歌》《九章》等篇，特其一端耳。[26]

李陈玉将注书之法分为四种：笺、疏、传、注，其中笺为“上上人语”，注为“下下人语”，疏为“中人语”，传则“包上中下人而为语者”。四者中唯有笺可通贯全篇，而得诗人之微言、解骚人之旨味。此外，李陈玉以意分段，使得文章脉络更清晰。其后，钱澄之《屈诂》继承李陈玉以意分段之法，且多引用李陈玉语。

李陈玉《楚词笺注》以“纯忠至孝”为出发点，以作者性情为线索，致力于探求文中微意。如其云：“缠绵凄恻不离忠孝之旨，此《天问》所以令人欷歔欲绝也。”[27]此书极力颂扬了“纯忠至孝”的美德，而对奸人误国进行了激烈抨击，有东林党人之遗风。李陈玉对屈原的同情与悲悯处处可见，如其云：

凡三十日而书告成。呜呼！吾于是重有感焉。自古聪明圣智之士，不见之功业，必见之文章。见之功业者，必与皋伊并价，见之文章其不幸也。然亦必与六经相上下，史氏所谓争光日月也。向令屈子遭时遇主，则其文章全发舒于丝纶、谋议之地，后世乌从而知之。惟其有才而无命，有学而无时也。是以长留后世之悲歌，而亦无所见其不幸焉。呜呼！使余而亦为训诂之文者，岂非屈子时命之累，更数千年尚相波及也哉。[28]

李陈玉此书畅言己见，创新之处甚多，如皇道、王道、帝道之论颇有创意。在《离骚》“吾令丰隆驾云兮，求宓妃之所在”句后，李陈玉笺曰：“求皇道之合”[29]；在“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句后笺曰：“求帝道之合”[30]；在“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句后笺曰：“求王道之合，二姚却是中兴盛王配偶”[31]。李陈玉将皇道、王道、帝道分而论之，明显有层次之别。此外，李陈玉又将“求女”分为三个层次：“初求伏羲氏之女，皇风也；再求高辛氏之女，帝风也；又求少康之二姚，王风也。如商鞅之三变其说，所求愈下，所遇愈难。故其情愈苦”[32]。李陈玉将屈原的上下求索解释为上求皇道、皇风，中求帝道、帝风，下求王道、王风，愈求愈悲，其情愈苦。

李陈玉认为《九章》是原《九辩》之别名，宋玉《九辩》是拟作，以配《九歌》，宋玉又作《招魂》《大招》以配《天问》。其云：

《离骚》中“启《九辩》与《九歌》兮”，此《九歌》之名所由见也……《九歌》之外又有《九章》，疑即《九辩》之别名，应骚中之语……今取而连之。宋玉为屈原弟子，怜师以忠直被祸，明拟《九辩》以配《九歌》，今取而附之。《招魂》《大招》则又宋玉拟配《天问》也。[33]

在《离骚》的主旨问题上，李陈玉认为“《离骚》大意只为好修二字”[34]，“一篇之中反反复复三致其意，只为此两字。若曰孤臣有何罪过，所得罪者此而已”[35]，“好修者必芳洁……平生好修，原为洁白以事吾君。一间之后，君亦以好修为眼中钉矣。一生吃亏尽在于此”[36]。

除了以上创见之外，李陈玉对《楚辞》的艺术性亦作了探索。如其在《九歌》篇尾笺曰：

此章独至简，文章不测如此……屈子文章变化各各不同，《东皇太一》高简严重，《云中君》飘忽急疾，《湘君》《湘夫人》缠绵婉恻，《大司命》雄倨疏傲，《少司命》轻俊艳冶，《东君》豪壮颀伟，《河伯》飘逸浪宕，《山鬼》幽倩细秀，《国殇》酸辣悲烈，《礼魂》短棹孤洁。[37]

李陈玉用极为简省的词语概括了《九歌》各篇的艺术特色，如同展开了一幅千奇百变的写意画卷，读之令人神往陶醉。

李陈玉《楚词笺注》仅用一个月即成书，仓促、牵强之处在所难免。如其云：

明明暗暗，即佛氏所谓“空劫前事”，邵子《皇极经世》所谓“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物未生之时，三合则申子、辰水、寅午。戊火、巳酉、丑金、亥卯、未木，五行从兹而起。因有五行，世界以起，本其气所自来也，化其气所自变也。[38]

虽有仓促成书之嫌，但李陈玉此书创意之处尤多，其价值不容忽视。东林特色的《楚辞》研究专著，以忠孝为主线，以尚忠嫉邪为目的，以畅所欲言为特征。黄文焕、李陈玉诸人，反复强化忠孝之旨，抒发末世之哀鸣，是明清之际东林党人之余波。

明末清初之际，农民起义军与南明政权联合，与清廷展开了长达十余年的军事对抗，民族矛盾、政局变迁、社会动荡在此时交织。这个时期的人们遭受了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强烈的心灵震撼与无法弥补的创伤。许多正统观念、民族意识极强的明朝遗民，从社会心理与民族情感上都难以接受王朝变更的残酷现实。有的人奔走号哭，奋起抗清，至死不改忠明之心；有的人隐居山野，绝迹人事，以寓其忠明之志。

明亡清起的实事，强烈地刺激了诸多学者忠君爱国的情怀，由此掀起了关注屈原、高唱故国恋曲的学术风尚。抱亡国之痛注《楚辞》，以抒其悲愤之情，成了这些学者的共识。明末清初之际，借注《楚辞》以抒其胸中块垒者，以陆时雍、周拱辰、贺贻孙等人为代表。

一、陆时雍《楚辞榷》

陆时雍（1612—1670？），字昭仲，桐乡人，明崇祯癸酉（1633）贡生，生平不详。据其好友周拱辰《陆征君仲昭先生传》载：

陆仲昭，讳时雍。其先吴兴人，后徙居桐乡之皂林。父，昌平守五云公，隆、万间，良吏也。仲昭髫岁颖异，试辄冠军，性不耐俗，俗亦多避之。慷慨疏豁，不侵然诺，而简傲自遂……崇祯间，天下多故。诏各省大臣保举岩穴异能之士。豫抚、越宪两举仲昭以应诏。迨膺聘入燕，亦主爵，意殊不属，卒以沦落，久之以贡当得官，亦谢去。时往来两都，吊二祖之鸿业，叹时事之日非……辄自制《短招》以嘉魂魄……大司马范公、冏卿戴公最相慕爱，延客之，仲昭踞上座。弹射其诗，若文不少逊。一时声满长安。会冏卿以风闻有所劾，援陆为证，并逮之。繇镇抚司下刑部，卒于系。[39]

陆时雍因事牵连入狱，并死于狱中。他一生抑郁不得志，但著述丰赡，曾注《楚辞》《淮南子》《韩子》等书，并著有《诗镜》九十卷。《诗镜》共分为二集：《古诗镜》三十六卷、《唐诗镜》五十四卷。

陆时雍著有《楚辞疏》十九卷、《楚辞杂论》一卷、《读楚辞语》一卷、《楚辞榷》八卷。其中《楚辞榷》前七卷为屈原作品，后一卷则包括淮南小山《招隐士》、扬雄《反离骚》、陆时雍《短招》，末附《读楚辞语》，合为八卷，实为《楚辞疏》的节略本。《楚辞疏》是陆时雍最主要的《楚辞》专著。

《楚辞疏》的主要版本有明缉柳斋刻本[40]、康熙乙酉文堂刊本、学山堂刊本[41]。明缉柳斋刻本《楚辞疏》，前有唐世济《楚辞疏序》，周拱辰《楚辞叙》，张炜如《楚辞叙》，陆时雍《楚辞序》《读楚辞语》《楚辞条例》《楚辞姓氏》（注、疏、别注、评、榷、订等各体之作者姓名、居里）、《楚辞目录》，其后是正文十九卷，再次司马迁《屈原传》，又次陆时雍《附录楚辞杂论》，最后是李思志《楚辞跋》。陆时雍《读楚辞语》多为己见，《楚辞杂论》则专录曹丕、沈约、刘勰、洪兴祖、朱熹、叶盛、王世贞、陈深、周拱辰等九人评语。

正文前十卷为屈原、宋玉之作，其体例为：每篇有解题，题为“陆时雍叙曰”，正文先列原文数句，句后注字音（以反切或叶音为注，较周拱辰注为详，且个别字出校勘），再次“旧诂”，最后为“陆时雍曰”，眉批有孙、张炜如、李挺、李思志、张焕如等人的评点。《天问》篇稍异于他篇，增“周拱辰曰”，且多从周说。前十卷荟萃旧注、评注合一、畅言己见，有明代楚辞研究之余风。

自第十一卷后，体例大变，只存旧注而无疏。陆时雍对《楚辞》中续骚部分的处理方法是“《离骚续集》无甚深情，不必细为分解。间有一二，俱存其旧”[42]。如《反离骚》目下云：“序注俱辑旧本”[43]，《惜誓》篇目下云：“此篇小序及《招隐士》俱存朱熹本”[44]，《七谏》篇目下云：“自此至末，小序俱存王逸本”[45]。

陆时雍此书主要致力于索隐探微，其云：“朱晦翁句解字释，大便后学，然骚人用意幽深、寄情微眇，觉朱注于训诂有余，而发明未足。余为之抉隐通微，使读者了知其意，世无懵衷，亦余心之大快耳。”[46]在陆氏看来，朱熹《集注》专意于训诂，于幽情微意处未能通晓。

陆时雍论诗主张“诗须观其自得，古人佳处不在言语间”[47]，“诗不患无材而患材之扬；不患无情而患言之尽；不患无景，而患景之烦”[48]，“神韵为宗，情境为主”[49]。以此诗论为标准，陆氏对《楚辞》各篇的艺术特色进行了浓墨重彩式的描摹。其云：

《涉江》，一笔两笔，老干疏枝；《哀郢》，细画织描，着色着态，神韵要自各足。[50]

《渔父》数言如寒鸦几点，孤云匹练。冷艳绝佳，至语标会，总不在多也。[51]

《怀沙》情之穷也，《悲回风》思之襞也。披其文，如层华叠叶，而不可厌；省其衷，则叮咛繁絮，而恫有余悲矣。[52]

《东皇太一》《云中君》似疏星滴雨，寥落希微。正其情境，雅合着一丽语不得、着一秾语不得。[53]

《招魂》绚丽，千古绝色。正如天人珠被，霞烂星明，出银河而下九天者。非人世所曾有。《招魂》刻画描画，极丽穷奇。然已雕已琢，复归于朴。鬼斧神工，人莫窥其下手处耳。[54]

浑沦如天旁薄，如海凝重，如山流注，如川变化，如鬼神驰。骤如风雨，奇丽如品物，文章至此可谓尽神。自古能文，屈子亦其中之一矣，余则支流、余脉已矣。[55]

《九辩》得《离骚》之清、《九歌》之峭，而无《九章》之婉。其佳处如梢云修竿，独上亭亭，孤秀参疏，物莫与侣。[56]

如此大规模地评论《楚辞》的艺术特色，陆氏可谓是楚辞学史上的首位学者。除此之外，陆氏又将宋玉与屈原细作比较，其云：

宋玉所不及屈原者三：婉转深至，情弗及也；婵娟妩媚，致弗及也；古则彝鼎，秀则芙蓉，色弗及也。所及者亦三：气清、骨峻、语浑。清则寒潭千尺，峻则华岳削成，浑则和璧在函，双南出范。[57]

陆氏认为宋玉不及屈原之处有三：情、致、色；能企及屈原之处有三：气、骨、语。陆氏不仅从外在色、语等形式方面，亦从内在骨、气、情、致等内容方面，对二者进行了对比，并对宋玉给予了高度评价。

陆氏创见颇多，其持论主要有四：其一，骚为经，他认为“爱君忧国、显忠斥佞，《骚》曷为不可经哉”[58]；其二，屈子的品质是贞、亮、忠、卓、厚，他认为“今试举一一，踵武前王，取鉴尧舜，何其贞也；九天为正，重华陈词，何其亮也；顑颔何伤，九死未悔，何其忠也；鸷鸟不群，忍尤攘垢，何其卓也；灵修美人，抑何其新，聪既塞矣，犹称哲王，又何厚也”[59]；其三，《离骚》非怨君而为爱君，他认为“《离骚》非怨君也，而专病党人贪婪求索、谣诼善淫，并举好朋、蔽美称恶，一篇之中强居半焉”[60]，“《离骚》之有君，其本怀也。人未有不爱其君者，而《离骚》为甚”[61]；其四，《九歌》非祭歌，他认为“《九歌》非祭词也，因物咏之，随意致情”[62]，“《九歌》体物撰情，雅与事称，简节短奏，触响有琳琅之声，乃气韵芬芳，何菲菲其袭予也”[63]。

陆时雍《楚辞疏》主要以己意断之，畅所欲言。对于《楚辞》篇次的问题，陆时雍云：

余今所次，首《离骚》、次《九章》、次《远游》、次《天问》、次《九歌》、次《卜居》、次《渔父》、次《九辩》、次《招魂》、次《大招》，觉其脉络相承，使观者一览而自得也。[64]

关于屈原作品总数的问题，陆时雍亦苛守25篇之数。他认为“《离骚》《九章》《远游》《天问》《九歌》《卜居》《渔父》正合二十五篇，《大招》寒俭苦涩，断非原辞。班氏、晁氏其言信而有征也”[65]，“今起《离骚经》至《大招》凡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则原赋存者二十四篇耳，并《国殇》《礼魂》在《九歌》之外十一，则溢而为二十六篇，不知《国殇》《礼魂》何以系于《九歌》之末，不可合十一为九”[66]。陆氏认为《国殇》《礼魂》错附于《九歌》之后，应去掉这两篇，则《九歌》正好为9篇，而屈原的作品也正合25篇之数。

明代后期，受学术解放思潮的冲击，学者大多敢于直斥旧说，创立己见，并综合运用各种注《骚》新法。学术需要开放性的思维，更需要有大胆地突破藩篱的开拓精神。陆时雍打破旧说，对《楚辞》重新进行编次；从文学的角度，大胆地对《楚辞》进行了艺术批评；从文学家的角度，将屈原与宋玉进行全方位的比较；运用音注、训诂、校勘、集评、会注等方法，对《楚辞》进行了全新的训释。在时代推移、学术思潮变迁中，陆氏此书可谓是明末清初师心者之翘楚。

二、周拱辰《离骚草木史》

周拱辰，字孟侯，桐乡人。周拱辰与陆时雍为同乡好友，“借光君子前，切磋以琢磨”[67]，二人的思想亦极为相似。据李际期《圣雨斋集叙》载：

余门人周子展……亟言其尊人孟侯先生博雅才士，沈氏青箱，洵有渊源。因索所著《庄注》二卷，读之相与惊叹，孤离迥奥，一皆郭向之所未有……孟侯著书最富，《庄注》而外有《离骚》《公谷》数种，一皆孤离迥特，为必传之书。[68]

周拱辰著有《圣雨斋集》（包括《圣雨斋诗集》五卷、《诗余》二卷、《赋》二卷、古文四卷），另有《庄子注》二卷，《离骚草木史》十卷等。周拱辰又曾作《天问别注》[69]一卷，附于陆时雍《楚辞疏》中。此外，周拱辰又有《离骚拾细》[70]《楚辞叙》[71]等。

《离骚草木史》是周拱辰最主要的楚辞著作，此书主要有清嘉庆癸亥年（1804）听雨斋重刊本（上海图书馆藏），道光二十六年（1846）《周孟侯全集》本。

清嘉庆癸亥听雨斋重刊本《离骚草木史》，书前有李际期《离骚草木史叙》、周拱辰《离骚经草木史叙》，正文十卷，《离骚拾细》一卷。正文十卷分别是：一《离骚经》、二《九歌》、三《天问》、四《九章》、五《远游》、六《卜居》、七《渔父》、八《九辩》、九《招魂》、十《大招》。《离骚拾细》共46则，《离骚》9则，《九歌》6则，《天问》11则，《九章》9则，《远游》2则，《渔父》1则，《九辩》1则，《招魂》2则，《离骚补》1则，《天问补》4则。

《离骚草木史》眉批部分录有顾有孝、王撰等人的评点，注文部分一般先引朱熹《集注》、洪兴祖《补注》，后有“周拱辰曰”，其体例亦有明代注评合一的余风。

周拱辰《天问别注》的内容散见于陆时雍《楚辞疏·天问》中，以“周拱辰曰”的形式列出。《天问别注》与《离骚草木史·天问》二者之间有着天然联系，但二者又有先后之区别，更有内容之差异。欲析二者之不同，先明《楚辞疏·天问》与《离骚草木史·天问》二者之异同。《楚辞疏·天问》篇题下载：

陆时雍叙曰：《诗》称昊天，抑何号号，而天降乱滋甚。今人终日呼天，天卒未有应者，谓天不聪，其殆非也。屈原正其义、诡其词，错举往昔为问，斯亦无救于天，而祗自恚耳。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此问又曷可少哉。呜呼！自原作《天问》以来，而此意不明，大都为览古者之所凭吊。今其词固多存而不可论云。[72]

陆时雍认为屈原问天之意“不可论”，即不可知，概为“自恚”，屈子所问“亦无救于天”。陆氏又认为“《天问》不可以理论，不可以情求。逆其意者，当得之寥廓之表，窈冥之中耳。《天问》事多怪，朱晦翁多讳言之，此正难以理论者也”[73]。周拱辰《离骚草木史·天问》则云：

民今方殆，视天梦梦，天之所以有憾，天之所以为天也。贤必以，而忠必报，天久矣，其细矣。屈原盖借天以大其问，亦借问而大其天也欤。或曰《小招》《大招》，屈原之招魂也，《天问》古今帝王、卿相之《招魂》也。呼千古以上人而与之徘笑，与之恸哭，将毋同调之慨也乎哉。匪直此也，千古以上人而无知也则已，其有知也者，而佞者以惭，忠者以起，凛凛乎衮钺旨也。称天以问之，犹之称天以治之云尔。选于物知所贵，而帝以临之，于以奉厥严也几乎。[74]

周拱辰认为《天问》是屈原为古今帝王、卿相招魂而作，欲呼天以治下。陆时雍与周拱辰在《天问》之主旨上有分歧，陆氏认为屈原怨怼而呼天，无补于治世；周氏则认为屈原“借天以大其问，亦借问而大其天”。周氏的思想较陆氏更为激进、更为大胆。

陆时雍《楚辞疏·天问》体例为：篇目下有陆氏叙，其后为先列数句原文，次为注音，再次或为“陆时雍曰”，或为“周拱辰曰”，或为“旧诂”，又或一二者并存。通观全篇，陆氏采用周氏注59条，陆注27条，旧诂11条。可见，《楚辞疏》中多以周氏注为主，未详处则补以陆注或旧诂。《楚辞疏·天问》分章及注音与《离骚草木史·天问》基本相同。在注解上，后者明显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扩充而成，这个主要体现在“周拱辰曰”的部分。周拱辰《离骚草木史·天问》中除了“周拱辰曰”之外，亦引朱熹《集注》、洪兴祖《补注》，而陆时雍《楚辞疏》则总题为“旧诂”。周拱辰曾云：

汉王叔师、宋洪庆善、朱无晦三家虽递有注疏，未为详榷。陆仲昭新疏仍涉训诂习气，于典故复多挂漏。予向辑《天问》别注一卷，附刻陆氏新疏中行世已久，而余注未及。[75]

通观二书，可以断定《离骚草木史·天问》成于《天问别注》之后，前者是对后者的润饰与扩充。

周拱辰以“心”注《楚辞》，嫉恶扬善的愤激之情溢于言表。正如其云：

草木之中有君子焉，有小人焉。一一比其类，而暴其情，使萧、艾、菉、葹知所顾忌，而不敢进，而与兰芷江蓠竞德，凛凛乎衮强钺旨也。以治草木而还以治草木者，治人是所望于灵修者挚焉尔。若夫窃取之义，予则何敢。夫固曰风木之酸泪、草莽之孤愤，所攸寄焉尔也。[76]

世事逢乱，忠臣受戮，当此之时，仁人志士多满腹悲愤。周拱辰将万般大悲之情倾吐于笔端，曾著有《壬午从亡诸臣赞》《甲申殉鼎诸臣赞》等怀念忠臣义士的文章。周拱辰《离骚草木史》更以草木皆含情为主旨，于注中畅言自己的爱恨悲愁。其云：

《骚》中山川、人物、草木、禽鱼，一名一物皆三闾之碧血枯泪附物而著其灵……譬诸睇羲坂之龟图，都萦淑气。指宣冢之草木，尽含贞性。吊蜀山化女之石，恍逢怨魄。掬杞国崩城之土，亲见啼痕，使后之人一一为之扪詧，为之太息，为之肃然生敬，不敢以一名一物，亵为虫篆雕刻之靡，而恍如见夫子之未删之诗，是则予私心之所爱《骚》也已。[77]

周拱辰将《离骚》与《诗经》并论，认为“《离骚》固《梼杌》之精华也，亦犹《三百》之于《春秋》也”[78]。如果说《三百篇》是浓缩的《春秋》，那么《离骚》亦为《梼杌》之精粹。将《离骚》与《诗经》等价齐观，并非周拱辰首创。然而，从文、史相成的角度来定位，确为周氏之创举。

三、贺贻孙《骚筏》

贺贻孙（1605—1688），字子翼，江西永新人。据《水田居文集·季弟子家行述》[79]《水田居文集·先妣龙宜人行述》[80]及《清史列传》卷七十[81]，可略知其生平大概。贺氏幼年聪颖好学，“时江右社事方盛。贻孙与陈宏绪、徐世溥等结社豫章”[82]。明亡之际，与其弟贺绍孙“奉老母奔窜山谷，饥寒困惫，并无功名之志矣”[83]。贺氏著有《心远堂诗集》《诗触》《易触》《典故掌录》《水田居文集》[84]《激书》[85]《浮玉馆制艺》《甘露山房时艺》《诗筏》《骚筏》等。

《骚筏》的版本主要有水田居丛刊本、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敕书楼刊本[86]。《骚筏》一卷，旧本与《诗筏》合刊，卷首有贺云黻《诗骚二筏序》（写于康熙甲子年即公元1684年）。后来，敕书楼于道光二十六年重刊此书，补入贺贻孙五世孙贺珏及族孙贺继升的跋语各一篇。《四库未收书辑刊》收录的是敕书楼刊本，但删去序跋，只录正文。

此书以讲评的形式注《楚辞》，涉及的篇目有：《离骚》（10则）、《天问》（1则）、《九歌》（14则）、《九章》（11则）、《远游》（1则）、《卜居》（1则）、《渔父》（1则）（以上题为屈原之作，共39则；以下题为宋玉之作，共16则）《九辩》《招魂》《大招》，全书共评讲55则。《骚筏》“尊《骚》为经以总统之，沿汉师旧说也”[87]，贺贻孙将《楚辞》统称为“骚”，即沿袭汉儒之说。此书体例大致为每篇依次摘录出部分原文，《天问》原文甚至完全不录，只对相关语句加以评讲，并引申其言外之意。

贺贻孙论诗尚“涵咏”，他认为“读《九歌》者，涵咏既久，意味自深。一经注破，便似说梦”[88]，“《楚骚》、汉诗，皆不可以训诂。求读《骚》者，须尽弃旧注，止录白文一册，日携于高山流水之上，朗诵多遍，口颊流涎，则真味自出矣”[89]。贺氏以意解为上，不事训诂，遇难解处，则凭心臆测，如其《骚筏·悲回风》注云：“‘黄棘枉策’等语，当阙而勿解，观其大意可也。”[90]此种做法，是明末空疏学风的表现。

贺贻孙《骚筏》多关注《楚辞》的诗学特性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其云：

《九歌》中兼有今古，如“穆将愉兮上皇，灵之来兮如云”，汉人《郊祀歌》也……“固人命兮有当，孰离合兮可为”，韩退之之《琴操》也。然其中又各有所近，有近《国风》者，有近雅颂者，有近赋者，有近宋人诗余及元人歌曲者，至其沉郁悲壮，则杜少陵古风独得其全。读其词者，如取光于日月、酌水于沧海，用愈无穷，真奇文也。[91]

《骚筏》主要以忠奸评骚，尤善于钩稽描摹芳草美人之高洁、党人奸臣之污浊。如其云：

“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偷乐二字，写尽小人情状。盖小人亦非有意误君，但其识量不远。惟知目前快意，后日皇舆败绩，祸国祸身，所不及计……变与不变二意，是通篇柱子。大凡君子所以成其为君子，不过好修，好修故不变；小人所以成其为小人，不过偷乐，偷乐故易变。盖小人未尝不慕为君子，但以偷乐故畏祸畏死，渐度变易至于小人，而不自觉耳。[92]

贺氏以“偷乐”概括小人之情状，将“变与不变”视为《离骚》“通篇柱子”。贺贻孙将《离骚》篇中主人公坚贞的品性与小人“偷乐”的天性作对抗之势。主人公因天性“好修”、贞洁，故而不变；小人因天性“偷乐”，畏祸畏死，故而常变。贺贻孙从“变与不变”的表层，挖掘出君子与小人的根本区别，可谓是高屋建瓴、独具慧眼。贺贻孙特别强调忠贞，认为“《离骚》为古今第一篇忠爱至文。忠爱者，臣子之常。屈子履变，而不失其常。变风变雅皆列于经，则尊《离骚》为经。虽圣人复起，宁有异辞”[93]。

《骚筏》标新立异之处不少，如贺氏认为《招魂》为宋玉之作，且作于屈原未死之时。其云：

《招魂》之说有二：古者人死，则以其服升屋以招之。若宋子此作，则屈子未死之前，忧其愁苦江滨，魂魄离散，其命将落，故作文以招之。欲其魂丽于魄，以示天年也。或为游戏之文，以相慰于忧郁；或出祷祀之语，以曲致其情谊，俱不可知。大约亲爱已极，作此无聊之语耳。[94]

古人招魂之法运用于两种情景：其一，为死人招魂，使其魂魄回归故里；其二，为将死之人招魂，使其魂附于魄，使将死之人回生。王逸曾认为：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哀怜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95]

王逸首先提出《招魂》作于屈原死之前，是宋玉的作品，贺贻孙亦支持此观点。贺氏认为此文或为祈祷之文，或为游戏之文，是“无聊之语”，但皆因“亲爱已极”。

关于《九歌》篇数问题，历来有几种观点。其一，合篇说，如汪瑗《楚辞直解》、黄文焕《楚辞听直》、钱澄之《屈诂》等[96]；其二，错附说，如陆时雍《楚辞疏》等[97]；其三，迎送不作数说，如王夫之《楚辞通释》等[98]。贺贻孙支持合篇说，他认为“古者列国皆祭其山川之神，《山鬼》原以并《河伯》，非山魈也。《河伯》既有专祀，则《山鬼》不应降居《国殇》之列”[99]，故而，他认同将“《湘君》《湘夫人》共祭一壇，《国殇》《礼魂》共祭一壇”[100]，即《九歌》十一篇应视为九篇。

贺贻孙专意抽绎文中深意、作者之旨，不重旧注。陆时雍《楚辞榷》汇集旧注，伸以己见；黄文焕《楚辞听直》亦能融通旧诂，出以己意；贺贻孙《骚筏》则全为己说，且多从诗学的角度探析文意，这些变化正是明代学术风气变迁的表现。贺贻孙《骚筏》有明代空疏不学的流弊，亦有文学独立于经学之外的印迹。

时代的新思潮可以覆盖在每个人身上，但是，其影响不可能达到千人一面的程度。个人不可能完全受控于时代环境，个人也可能跳脱出时代而引领新的思潮。明末清初之际，出现如此众多的《楚辞》研究者，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时代变迁所带给世人的震惊与思想解放。这些楚辞研究者借《楚辞》来抒发自己的情怀，疏解心中的郁结。楚辞学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旧注失去魅力之后，标新立异、畅所欲言者多了。但学术研究又脱不开时代背景。明初企图重建汉官威仪、汉唐盛世，学者们多致力于从复古的角度去关注《楚辞》。明代中后期，汉唐美梦破灭后，学者们积极于畅言时弊，或从个人角度，或从治世角度，均欲以发人深省，警示世人。

明末清初之际，明代空疏不学之风受到批判，实学之风渐成气候。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以高屋建瓴之势，对宋明理学大加挞伐，并开启了尚实之风；傅山、钱澄之醉心先秦子学，并将庄、屈之学运用于立身处世。诸多学者冲破了宋明以来重经、重理的羁绊，将研究的目光投注于子学研究，开拓了新的学术研究领域。

以考经证史为方法，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的学术风尚，即为经世致用之尚实思潮。它具有批判理学的进步色彩，是乾嘉汉学的先导。明清之际的经世致用思潮是对明代理学的批判与总结，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同时，倡导经世致用的学者，在批判理学时又带有浓厚的法古倾向，从而引领清初学术界逐渐脱去了宋明理学哲学思辨色彩，转向朴素尚实的道路。明亡前夕，学者们欲匡救时弊，故多经世致用之学，他们认为“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101]，“文也者，所以载夫道者也。故离道不可以言文”[102]。

明亡之后，不少学者将故国之思寄托于批读《楚辞》中，情不能已，感慨系之，这些学者以钱澄之、王夫之为代表。王夫之与钱澄之均在南明永历政权中任职，明亡后又都遁迹田野、深山，均以注《楚辞》抒发对故国的眷恋。他们具有明朝遗民学者身上所承载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面向现实、关注现实，企图透过学术研究来探索明朝覆灭的教训。

一、钱澄之《屈诂》

钱澄之（1612—1693），初名秉镫，字幼光，明亡后，改名澄之，字饮光，号西顽道人，安徽桐城人。据《清史稿》载：

（钱澄之）少以名节自励。有御史巡按至皖，盛仪从谒孔子庙，诸生迎迓门外。澄之忽前扳车，御史大骇，止车，因抗声数其秽行。御史故阉党，方自幸“逆案”，内惧不敢究其事。澄之以此名闻。是时复社、几社始兴，比郡中主坛坫者，宣城沈寿民，池阳吴应箕，桐城则澄之及方以智，而澄之又与陈子龙、夏允彝辈联云龙社，以接武东林。澄之体貌伟然，好饮酒，纵谈经世之略……黄道周荐诸唐王，授吉安府推官，改延平府。桂王时，擢礼部主事，特试，授翰林院庶吉士，兼诰敕撰文。指陈皆切时弊，忌者众，乃乞假，间道归里……其治《诗》，遵用《小序》首句，于名物、训诂、山川、地理尤详。自谓著《易》《诗》成，思所以翊二经者，而得庄周、屈原，乃复著《庄屈合诂》。盖澄之生值末季，离忧抑郁无所泄，一寓之于言，故以庄继《易》以屈继《诗》也。[103]

钱澄之少年时即立志于治世，后结社以踵武明代东林党。黄道周举荐其入南明政权，受重用。因其指陈时弊，触犯众忌，受到排挤。钱澄之平素喜好《易》《诗》，故而于二者用力最深，著有《田间易学》十二卷、《田间诗学》十二卷，另有《庄屈合诂》二卷、《所知录》《文集》三十卷、《田间诗集》二十八卷、《藏山阁存稿》数十卷等。钱澄之历经沧桑巨变后，将人生的感悟汇聚于笔端，于晚年写成《屈诂》。

钱澄之著《屈诂》的主旨在于：“谓之诂者，吾于庄不欲高谈玄远以更增其谬悠，于屈不敢强事穿凿以曲求其悲愤，惟是依文释义，使学者章句分明，以进窥其大旨之所在。”[104]究其缘由，钱氏云：“吾盖深恶牵强穿凿，以求其前后之贯通，故以诂名，而所诂亦止于屈子诸作，因谓《楚辞屈诂》。”[105]《四库提要》评其《庄屈合诂》云：

是编合《庄子》《楚词》二书为之训释。《庄子》止诂内篇，先列郭象注，次及诸家。《楚辞》则止诂屈原所作，以朱子集注为主，而以己意论断于后……澄之经学笃实，断不沿其谬种，盖澄之丁明末造，发愤著书，以《离骚》寓其幽忧，而以《庄子》寓其解脱。不欲明言，托于翼经焉耳。[106]

钱氏将庄、屈合注，自有其深意，《四库提要》所云可谓切中肯綮。钱澄之《屈诂》只注屈原作品，其篇次为《离骚经》《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屈诂》的主要版本有：清康熙斟雉堂刻《田间遗书》本《庄屈合诂》、清同治三年（1864）刊《饮光先生全书》本。

此书前有《楚辞屈诂自引》《屈子楚辞》目录，后列正文。正文每篇有解题，次列原文数句，双行小字注音，后引各家旧解（如王逸、洪兴祖、朱熹、汪瑗、黄文焕、张凤翼、李陈玉、王慎中等，各家之间用○隔开），最后为“诂曰”。每隔数段后有总括前几段大意之文，列于“诂曰”之后，以○与句解相隔开。《离骚》篇后有“总诂”，其余篇则无。

钱澄之曾仕于南明政权，对于屈原的遭遇常能做到感同身受。钱澄之少年时即立志匡救世靡，成年后更常思治国之良策。在南明朝廷任职期间，钱澄之同屈原一样深受君主重用，后受谗言所害，被迫请辞归家。钱澄之曾欲励精图治于南明，但终被排挤出局外。故而，钱氏最能体会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后的愤恨。其云：

《惜往日》者，思往日王之见任而使造为宪令也。始曰“明法度之嫌疑”，终曰“背法度而心治”。原一生学术在此矣，楚能卒用之，必且大治，而为上官所谗，中废其事，为可惜也。原之惜，非惜己身之不见用，惜己功之不成也。[107]

钱澄之尚实据，重治世，极力反对空疏臆测。钱氏持论一般较为公允、客观，不事穿凿、附会。关于《九歌》之篇数问题，钱澄之主张“剔除说”。其云：

《九歌》名为九，实十一章也。诸家谓《山鬼》《国殇》《礼魂》共为祭鬼，合前之八祀为《九歌》。愚按：楚祀不经，如河非楚所及，山鬼涉于妖邪，皆不宜祀，屈原仍其名，改为之词而黜其祀，故无赞神之语、歌舞之事。则祀神之歌正得九章。[108]

钱氏认为“原为此辞，使人惧而远之。故无迎神、降神之词，所以黜其祀也”[109]，楚地无河可祀，《山鬼》又涉及妖邪之词，他主张将《河伯》《山鬼》二篇剔除。

钱氏论诗主张“诗也者，性情之事也”[110]，他认为屈原之文为性情之文，屈原之死亦性情之至。其云：

屈子忠于君，以谗见疏，忧君念国，发而为词，反复缠绵，不能自胜，至于沉湘以死，此其性情湥至，岂直与凡伯家父同日语哉！[111]

从诗出于性情出发，钱氏认为屈子之文多无次序。其云：

以屈子之忧思悲愤，诘曲莫伸，发而有言，不自知其为文也。重复颠倒，错乱无次，而必欲以后世文章开合承转之法求之，岂可与论屈子哉！吾尝谓其文如寡妇夜哭，前后诉述，不过此语。而一诉再诉，盖不再诉，不足以尽其痛也。必谓后之所诉异于前诉，为之循其次序，别其条理者，谬矣！故因朱子之《集注》，更加详释，不立意见，但事诂释，则见其情绪之感触，有无端而生者，有相因而起者，意之所致，忽然有词。词同而意固不同，则亦未尝无次序、无条理也。[112]

钱氏《屈诂》“不立意见”，唯重“诂释”，着意于捕捉屈原情绪之波澜起伏。钱氏认为《天问》之文无次序，是屈原呵壁即兴而成；《离骚》似无次序，而实有条理，语言循环往复，情感深至。

关于《天问》的成因问题，历来有两种观点：其一，呵壁无次序说，支持者有王逸、钱澄之等；其二，原创有次序说，支持者黄文焕[113]、王夫之[114]等。钱澄之云：

（《天问》）文无次序，只是就壁上所见，随发问端，不必求其伦次。先儒谓原杂书于壁，楚人辑成之，理或然也。屈原许多愤懑，觉天道人事往往俱不可解，故借此问发摅，后儒欲一一详解，以释其疑，亦愚矣。[115]

钱氏认为屈原《天问》是就图发问，后人辑之成篇，故而文无次序。为了进一步说明此问题，钱氏又于《天问》篇中“天式纵横，阳离爰死。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句下诂曰：

“胡为此堂”，画此事于此堂也。“天式纵横”，言神仙游戏也。“阳离爰死”，言阳为遭伤而死也，后乃化鸟，飞鸣而去。其始何以不即变化，而至丧厥体乎？只此数章，忽及羿，忽及鲧，忽及仙人，皆就壁上画所见而问，本无伦次，而注者强为穿插承接，固矣。[116]

钱澄之一生尚气节、重美政，但生不逢时。经历理想幻灭之后，他醉心于著述。《屈诂》是其政治主张的体现，亦是其个人心史的浓缩、人生感悟的倾诉。钱氏以自己的人生感触来注《楚辞》，其学问与见识自当融贯其中。经世致用之学、忠贞为国之心，是钱澄之《屈诂》的主旨之所在。

钱氏《屈诂》力避穿凿，务求实证，正与王夫之志同道合。二人均主张持论有据，反对空疏学风。

二、王夫之《楚辞通释》

明代人崇尚辞章格律，着意于探求作诗之法，其结果是剽窃模拟成风、空疏不学盛行。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诸人，深感空谈误国之害，积极倡导切实有用的经世之学。“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炎武，其史学之祖当推宗羲”[117]，而“清初之儒，皆讲‘致用’，所谓‘经世之务’是也”[118]。据《清史稿》载：

宗羲之学，出于蕺山，闻诚意慎独之说，缜密平实。尝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读史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119]

黄宗羲主张求“实”致“用”，反对空疏。他认为学问应以六经为根本、史书为依据，将理融会于心，施之于经世之用。顾炎武亦认为：

古之圣人，所以教人之说，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职在洒埽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120]

儒家的义理，即忠孝节义。将忠孝节义的义理融入温柔敦厚的真性情中，是儒家文学观的根本所在。经世致用的文学观，主张以六经为根基，以考据、求理为手段，以明道为目的，清代中期屈复即深得此学。屈复《楚辞新注》虽作于乾隆三年（1738），但其宏大的气象、洒脱的风格、尚实求用的思想，即源于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经世学风。

顾炎武治学贵博征、致用，反对明代模仿、依傍之风，他认为“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121]。顾氏治学以致用为第一要务，务使学问与现实紧密关联。其云：

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122]

清代朴学之风，实开启自顾炎武，后世“以经术而影响政体，亦远绍炎武之精神也”[123]。顾炎武虽无楚辞研究专著，但对相关问题亦有所涉及。他主要从历法、古音等方面对《楚辞》进行研究。如其云：

《楚辞》：“摄提贞于孟陬兮，维庚寅吾以降。”摄提，岁也；孟陬，月也；庚寅，日也。屈子以寅年、寅月、庚寅日生。王逸《章句》曰：“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孟，始也；正月为陬。言己以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体而生”，是也。或谓摄提，星名，《天官书》所谓直斗杓所指，以建时节者，非也。岂有自述其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者哉。[124]

此外，顾炎武以“真”来调和怨愤指斥之《楚辞》与温柔敦厚之儒家之间的矛盾。因为“真”，《楚辞》可以与兴观群怨的诗教功能相关联。正如其云：“汨罗之忠臣，言之重，辞之复，心烦意乱而其词不能以次者，真也。”[125]

顾炎武的楚辞研究注重考证，论述详备，此种尚实求真的学风直接开启了清代楚辞学考据之热潮。明清之际，“时海内儒硕，推余姚黄宗羲、昆山顾炎武，夫之多闻博学、志节皎然，世谓相亚”[126]。梁启超云：

顾、黄、王、颜，同一“王学”之反动也，而其反动所趋之方向各不同。黄氏始终不非王学，但是正其末流之空疏而已。顾、王两氏黜明存宋，而顾尊考证，王好名理。[127]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衡阳人，明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清兵入湘时，他在衡山发动抗清复明运动。兵败后逃至肇武，经瞿式耜举荐参加南明桂王政权。不久，受王化澄的陷害，几至死地。获救后，协助瞿式耜镇守桂林。桂林失陷后，瞿式耜殉难，王夫之脱险并逃回湖南。其后，他流转湘西各地，继续进行抗清运动。明亡后隐居于湘西之石船山，后世学者称其为船山先生。其著述甚丰，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思问录》《黄书》，等等，后被编为《船山遗书》或《船山全书》，共计千余万言。其诗论有《诗绎》《夕堂永日绪论》《南窗漫记》，后被合编为《薑斋诗话》。王夫之《楚辞通释》约成书于“乙丑秋社日”[128]，即康熙二十四年（1685）秋，此时王夫之已67岁。

《楚辞通释》的主要版本有：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王敔刻本（现藏湖南图书馆）、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戊申桂东郭孔岚补刊本、清同治四年（1865）湘乡曾氏金陵节署刻《船山遗书》本、中华书局1959年铅字断句排印本。

《楚辞通释》[129]前有张仕可《序》、王夫之《序例》、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楚辞通释目录》，其后为正文十四卷。正文部分为：一《离骚经》、二《九歌》、三《天问》、四《九章》、五《远游》、六《卜居》、七《渔父》（以上题为二十五篇屈子作）、八《九辩》、九《招魂》（以上为宋玉作）、十《大招》（题为景差作）、十一《惜誓》（题为贾谊作）、十二《招隐士》（题为淮南小山作）、十三《山中楚辞》、十四《爱远山》（以上题为江文通作）、卷末《九昭》（王夫之作）。

王夫之以经世致用为标准，对《楚辞》中的篇目大加芟夷。非屈原、宋玉之作，王夫之唯留《大招》《惜誓》《招隐士》。他认为：(www.xing528.com)

《惜誓》者，惜屈子之誓死……且所以惜原者，珍重贤者而扳留之，亦有合于君子爱惜人才之道。故今所存去，尽删《七谏》《九怀》以下诸篇，而独存《惜誓》。[130]

王夫之将王逸《楚辞章句》中《七谏》以下五篇尽悉删去，而增录江淹之作，其原因在于：

梁江淹工于拟，似与刘、谢之徒。自谓学古制今、触类而广之作《山中楚辞》。其用意幼眇，言有绪而不靡，特足绍嗣余风。余故删汉人无病呻吟之剿说，而登江作。夫辞以文言，言以舒意，意从象触，象与心迁，出内檠括之中，含心千古，非研思合度，末由动人哀乐，固矣，此江氏所以轶汉人，而直上也。[131]

王夫之反对“横摘数语”[132]而“一皆讽刺之旨”[133]，反对“舍本事以求情”[134]，他主张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今此所释，不揆固陋，希达屈子之情”[135]。他认为屈原“盖其忠爱之性，植根深固，超然于生死之外，虽复百计捐忘，而终不能遏……则远游之旨，固贞士所尝问津，而既达生死之理，则益不昧其忠孝之心，是知养性立命之旨”[136]。

王夫之立论尚实，注重寻求理之所当。关于《怀沙》的篇题，历来有两种解释：

其一，“投身沙石”说。持此论者有司马贞、朱熹、周拱辰等。司马迁将屈原《怀沙》全文录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并认为屈原作《怀沙》后即“怀石遂自沈汨罗以死”[137]。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云：“《楚词·九怀》曰‘怀沙砾以自沈’，此其义也。”[138]司马贞将“怀沙”之意坐实，他认为“怀沙”就是怀抱沙砾之意。宋代朱熹沿用司马贞坐实词意之法，认为“（《怀沙》）言怀抱沙石，以自沈也”[139]。明代周拱辰虽也赞同“怀沙”即投江自沉之意，但他认为“怀沙也，非抱沙也，言抱石沈沙云尔”[140]。以上诸人，无论是认为抱沙或投身沙怀，都是将“沙”落实到沙石之意上。

其二，“怀念长沙”说。持此论者有汪瑗、李陈玉等。此观点将“怀”释为“怀念”，将“沙”释为“长沙”。汪瑗认为“怀者，感也。沙，指长沙。题《怀沙》云者，犹《哀郢》之类也”[141]，李陈玉则认为“旧谓怀沙石以自死，非也。看前《涉江》《哀郢》当是寓怀于长沙，谓当抱石沉渊结局于此耳”[142]。

以上两种观点各有其立论之据，王夫之从屈原立身之志出发，赞同第一种观点。他认为“原不忍与世同污而立视宗国之亡，决意于死，故明其志，以告君子”[143]，“怀沙者，自述其沈湘而陈尸于沙碛之怀。所谓不畏死而勿让也”[144]。

王夫之、顾炎武、钱澄之等人持论虽各有侧重，但其主旨均为尚实贵真、经世致用。对《楚辞》进行重新解读，既可映照出注者的个人心史，亦可折射出历史群体的政治、文化心态。

明亡清起之际，一大批明代遗民以注《楚辞》来抒发亡国之痛，黄文焕、李陈玉、王夫之、贺贻孙、陆时雍等人即为这些人的代表。他们以著书为武器，猛烈地痛斥奸佞小人之误国误家。将这些人的著作集中在一章讨论，可全面梳理明清之际文人的群体现状。明末清初之际的楚辞研究者大多关注现实，或尚理，或尚实，他们以不同的思维方式促进了楚辞学的发展。

明代，除了本文已提到的几部重要著作外，还有许多有价值的著作，如林兆珂《楚辞述注》、来钦之《楚辞述注》、戈汕《楚辞参疑》、潘三槐《屈子》、冯梦祯《读楚辞语》、张之象《楚辞绮语》、蒋之翘《续楚辞后语》，等等。明代的楚辞研究在楚辞学史上属于全面开花前的花蕾阶段，虽然未绽放出像王逸、朱熹那样的大家，但明代学者以其整体的力量将楚辞学推进到含苞待放的前沿。从艺术角度而言，明代人将《楚辞》视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淡化了伦理道德的色彩。从文字、音韵、训诂角度而言，明代人以六书、古音等来训释文本，修订了王逸、洪兴祖、朱熹诸人遗留的错误。从研究问题的广度来看，明代人更是开拓出诸多新领域与研究视角，如《楚辞》的古韵、屈原的生卒年、屈原作品的创作时地、《九歌》的主题、《天问》的创作背景，等等。

明代楚辞研究上承前代研究之成就，下启清代楚辞学之辉煌。如果没有明代学者在楚辞研究上的全方位探索，清代就不可能出现楚辞学的全面昌盛。学术是一条链子，明代是接续宋元、关联清代的一段黄金之链。

[1]黄文焕：《楚辞听直·听直合论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301册，集部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49页。（此版本据复旦大学藏明崇祯十六年（1643）刻清顺治十四年（1657）增修本影印）

[2]黄文焕：《楚辞听直·凡例》，《续修四库全书》第1301册，集部楚辞类，第506页。

[3]《楚辞听直》收录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册楚辞类，齐鲁书社1997年版；亦收录于《续修四库全书》第1301册，集部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又收录于杜松柏主编《楚辞汇编》第2册（无《合论》部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本书采用的是《续修四库全书》本。

[4]黄文焕：《楚辞听直序》结尾处载：“崇祯癸未晋安黄文焕自识。”《续修四库全书》第1301册，集部楚辞类，第504页。

[5]黄文焕：《楚辞听直·听直合论序》云：“是书之成，盖阅稔十有七矣。由辛巳俶事于笺品，迄丁酉巳事于合论。”《续修四库全书》第1301册，集部楚辞类，第648页。

[6]黄文焕：《楚辞听直凡例》，《续修四库全书》第1301册，集部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06页。

[7]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1270页。

[8]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5版，第32页。

[9]黄文焕：《楚辞听直·离骚》“字余曰灵均”句后笺，《续修四库全书》第1301册，集部楚辞类，第508页。

[10]黄文焕：《楚辞听直·听直合论·听忠》，《续修四库全书》第1301册，集部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52—653页。

[11]黄文焕：《楚辞听直·听直合论·听路》，《续修四库全书》第1301册，集部楚辞类，第669页。

[12]黄文焕：《楚辞听直·听直合论·听二招》，《续修四库全书》第1301册，集部楚辞类，第690页。

[13]同上，第693页。

[14]同上，第693页。

[15]黄文焕：《楚辞听直·听直合论·听二招》，《续修四库全书》第1301册，集部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94页。

[16]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页。

[17]朱熹：《楚辞集注》，上海书店，1979年版，第17页。

[18]赵南星：《离骚经订注跋》，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71页。

[19]黄文焕：《楚辞听直·听直合论·听女》，《续修四库全书》第1301册，集部楚辞类，第669页。

[20]同上，第671页。

[21]黄文焕：《楚辞听直·听直合论·听天问》，《续修四库全书》第1301册，集部楚辞类，第683页。

[22]黄文焕：《楚辞听直·天问》，《续修四库全书》第1301册，集部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52页。

[23]钱继章：《楚辞笺注·李谦菴先生楚辞笺注后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集部楚辞类（清康熙十一年（1672）魏学渠刻本），第5页。

[24]钱继章：《楚辞笺注·李谦菴先生楚辞笺注后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集部楚辞类（清康熙十一年（1672）魏学渠刻本），第5页。

[25]李陈玉：《楚词笺注·自叙》，《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0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26]李陈玉：《楚词笺注·自叙》，《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0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27]李陈玉：《楚词笺注·天问》，《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0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28]李陈玉：《楚词笺注·自叙》，《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02册，第3页。

[29]李陈玉：《楚词笺注·离骚》，《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02册，第18页。

[30]李陈玉：《楚词笺注·离骚》，《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02册，第18页。

[31]李陈玉：《楚词笺注·离骚》，《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02册，第18页。

[32]李陈玉：《楚词笺注·离骚》，《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02册，第19页。

[33]李陈玉：《楚词笺注·九歌》篇题下，《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0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8—39页。

[34]李陈玉：《楚词笺注·离骚》，《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02册，第8页。

[35]李陈玉：《楚词笺注·离骚》，《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02册，第8页。

[36]李陈玉：《楚词笺注·离骚》，《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02册，第8页。

[37]李陈玉：《楚词笺注·九歌》篇尾，《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02册，第44页。

[38]李陈玉：《楚词笺注·天问》“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句后注，《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02册，第25页。

[39]周拱辰：《圣雨斋文集·陆征君仲昭先生传》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6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399—401页。

[40]收录于《续修四库全书》第1301册，集部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又收录于《楚辞汇编》第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

[41]日本京都大学藏，六册本。

[42]陆时雍：《楚辞疏·楚辞条例》，《楚辞汇编》第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54页。

[43]陆时雍：《楚辞疏》卷一一，《楚辞汇编》第3册，第425页。

[44]陆时雍：《楚辞疏》卷一二，《楚辞汇编》第3册，第437页。

[45]陆时雍：《楚辞疏》卷一五，《楚辞汇编》第3册，第449页。

[46]陆时雍：《楚辞疏·楚辞条例》，《楚辞汇编》第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51—52页。

[47]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九《古诗镜》提要下，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1723页。

[48]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九《古诗镜》提要下，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1723页。

[49]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九《古诗镜》提要下，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1723页。

[50]陆时雍：《读楚辞语》，《楚辞汇编》第3册，第74页。

[51]同上，第93页。

[52]同上，第79页。

[53]同上，第85—86页。

[54]同上，第96页。

[55]同上，第93—94页。

[56]同上，第93—94页。

[57]陆时雍：《读楚辞语》，《楚辞汇编》第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93页。

[58]同上，第65—67页。

[59]同上，第65—67页。

[60]同上，第65—67页。

[61]同上，第65—67页。

[62]同上，第86页。

[63]同上，第83—84页。

[64]陆时雍：《楚辞疏·楚词条例》，《楚词汇编》第3册，第46—47页。

[65]同上，第44—45页。

[66]陆时雍：《楚辞疏·楚词条例》，《楚辞汇编》第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44—45页。

[67]周拱辰：《圣雨斋诗集·赠陆仲昭》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86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

[68]周拱辰：《圣雨斋诗集》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86册，第270—271页。

[69]周拱辰：《楚辞叙》云：“余亦出《天问别注》一卷佐之。”见陆时雍《楚辞汇编·楚辞疏》第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29页。

[70]收录于《离骚草木史》卷十后，清嘉庆八年（1803）圣雨斋重刊本。

[71]又题为《楚辞新疏序》，周拱辰《圣雨斋文集》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86册。

[72]陆时雍：《楚辞疏》卷四，《楚辞汇编》第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227—228页。

[73]陆时雍：《读楚辞语》，《楚辞汇编》第3册，第83页。

[74]周拱辰：《离骚草木史》卷三《天问》篇题下，《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集部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页。

[75]周拱辰：《离骚经草木史叙》，《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集部楚辞类，第75—76页。

[76]周拱辰：《离骚经草木史叙》，《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集部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5—76页。

[77]周拱辰：《离骚经草木史叙》，《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集部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5—76页。

[78]周拱辰：《楚辞叙》，见陆时雍《楚辞汇编·楚辞疏（卷首）》第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27页。

[79]贺贻孙：《水田居文集》卷五，清道光至同治间敕书楼刊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208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02—203页。

[80]同上，第200—201页。

[81]《清史列传》第9册，《清代传记丛刊》，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685页。

[82]《清史列传》第9册，《清代传记丛刊》，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685页。

[83]贺贻孙：《水田居文集·季弟子家行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208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02页。

[84]贺贻孙：《水田居文集》五卷，清道光至同治间敕书楼刊本，收录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08册。

[85]贺贻孙：《激书》，民国南昌豫章丛书本，收录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94册。

[86]收录于《四库全书未收书辑刊》拾辑第13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87]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25页。

[88]贺贻孙：《骚筏·九歌后评》，《四库全书未收书辑刊》拾辑第13册，第11页。

[89]贺贻孙：《骚筏·九辩》，《四库全书未收书辑刊》拾辑第13册，第18页。

[90]贺贻孙：《骚筏·悲回风》，《四库全书未收书辑刊》拾辑第13册，第16页。

[91]贺贻孙：《骚筏·九歌》，《四库全书未收书辑刊》拾辑第13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92]贺贻孙：《骚筏·离骚》，《四库全书未收书辑刊》拾辑第13册，第3页。

[93]贺贻孙：《骚筏·总评》，《四库全书未收书辑刊》拾辑第13册，第22页。

[94]贺贻孙：《骚筏·招魂》，《四库全书未收书辑刊》拾辑第13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95]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7页。

[96]汪瑗：《楚辞集解九歌》篇目下云：“末一篇固前十篇之乱辞也。《大司命》《小司命》固可谓之一篇。”见《楚辞集解》，北京古籍出版1994年版，第108页。黄文焕《楚辞听直·听直合论·听二招》云：“《九歌》虽十一而当曰定之以九，无由折为十一。”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301册，集部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90页。又《楚辞听直·听直合论·听九歌》云：“以九名，当止于《山鬼》。既增《国殇》《礼魂》，共成十一，乃仍以九名者，殇、魂皆鬼也。虽三，仍一也。”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301册，集部楚辞类，第685页。

[97]陆时雍：《楚辞疏·楚辞条例》云：“今起《离骚经》至《大招》凡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则原赋存者二十四篇耳。并《国殇》《礼魂》在《九歌》之外，十一则溢而为二十六篇，不知《国殇》《礼魂》何以系于《九歌》之末，又不可合十一为九。”见《楚辞疏》卷首，《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372页。

[98]王夫之：《楚辞通释·礼魂》篇尾云：“凡前十章，皆各以其所祀之神而歌之。此章乃前十祀之所通用，而言终古无绝，则送神之曲也。”见《楚辞通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5页。

[99]贺贻孙：《骚筏·九歌》，《四库全书未收书辑刊》拾辑第13册，第7页。

[100]贺贻孙：《骚筏·九歌》，《四库全书未收书辑刊》拾辑第13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101]顾炎武：《亭林文集·与人书三》卷三，《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102]靳治荆：《南雷文定序》，黄宗羲《南雷文定》，中华书局1985年版。

[103]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834页。

[104]钱澄之：《庄屈合诂·庄屈合诂序》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164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603—604页。

[105]钱澄之：《庄屈合诂·楚辞屈诂自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164册，第677页。

[106]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四，子部杂家类存目一一，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1139页。

[107]钱澄之：《屈诂·九歌·惜往日》篇尾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164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759页。

[108]钱澄之：《屈诂·九歌》篇尾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164册，第719页。

[109]钱澄之：《屈诂·山鬼》篇尾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164册，第718页。

[110]钱澄之：《庄屈合诂·庄屈合诂自序》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164册，第603页。

[111]钱澄之：《庄屈合诂·庄屈合诂自序》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164册，第603页。

[112]钱澄之：《庄屈合诂·楚辞屈诂自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164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677页。

[113]黄文焕：《听直合论·听天问》云：“王逸谓屈子之题壁、楚人之所共述，故其文义多不次序，此论殊谬……首末中间，作法井井，可谓不次序乎……既如《天问》同于曾子之《礼问》，作也，非辑也。”《楚辞听直》，《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30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78—679页。

[114]王夫之：《楚辞通释·天问》篇题解云：“篇内事虽杂举，而自天地山川，次及人事，追述往古，终之以楚先，未尝无次序存焉，固原自所合缀以成章者。逸谓书壁而问，非其实矣。”《楚辞通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6页。

[115]钱澄之：《屈诂·天问》篇目下，“诂曰”之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164册，第720页。

[116]钱澄之：《屈诂·天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164册，第727页。

[11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11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119]赵尔巽等：《清史稿·黄宗羲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105页。

[120]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0—1011页。

[121]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窃书”条下，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7页。

[122]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文须有益于天下”条下，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第1043页。

[12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124]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古人必以日月系年”条下，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第1104页。

[125]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文辞欺人”条下，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第1059页。

[126]《清史列传》卷六六，《清代传记丛刊》第104册，综录类，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149—150页。

[12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128]王夫之：《楚辞通释·序例》，《楚辞通释》卷首，中华书局1959年版。

[129]本书统一采用中华书局1959年排印本。

[130]王夫之：《楚辞通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9页。

[131]王夫之：《楚辞通释·山中楚辞》篇题下，《楚辞通释》，第168页。

[132]王夫之：《楚辞通释·序例》，《楚辞通释》卷首。

[133]王夫之：《楚辞通释·序例》，《楚辞通释》卷首。

[134]王夫之：《楚辞通释·序例》，《楚辞通释》卷首。

[135]王夫之：《楚辞通释·序例》，《楚辞通释》卷首。

[136]王夫之：《楚辞通释》，第24页。

[137]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39页。

[138]同上，第1937页。

[139]朱熹：《楚辞集解·怀沙》篇目下，《楚辞集注》，上海书店1979年版，第91页。

[140]周拱辰：《离骚草木史》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集部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页。

[141]汪瑗：《楚辞集解·怀沙》篇题下，《楚辞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页。

[142]李陈玉：《楚词笺注》卷三《九章·怀沙》篇题下，《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集部楚辞类，第50页。

[143]王夫之：《楚辞通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5页。

[144]王夫之：《楚辞通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