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楚辞学史：低迷后的蓄势再兴

继元代低迷之后，楚辞学在明代呈现出蓄势再兴的势头。明代是介于宋代与清代两次高峰之间的重要环节，无论是成就，还是在楚辞学史上的地位，明代楚辞研究都深具探索价值。明代楚辞研究可分为两个部分：明代前期（开国至万历前，共二百年）、明代后期（万历后七十年）。明代前期又可分为前一百年和后一百年，即从洪武到成化为第一个百年，从成化到万历为第二个百年。前一百年由于政治高压，几无研究成果，后一百年随着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新思潮的出现，楚辞学出现了勃然生机。万历后直到明末清初，楚辞研究渐呈繁荣景象，涌现出多部研究专著，如汪瑗《楚辞集解》、陈第《屈宋古音考》、黄文焕《楚辞听直》等。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明代的楚辞研究亦经历了易代之际、治世之初、动乱年代三种不同的社会环境。

明代楚辞研究是楚辞学史上的蓄势待发期，这个时期的贡献在于为清代楚辞学的全面昌盛做好了充分准备。然而，明代的楚辞研究亦是在前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汪瑗的《楚辞集解》多引王逸、洪兴祖、朱熹语，亦引用《尔雅》《论语》《尔雅翼》《史通》，甚至引用曹植、李白、杜甫等人的诗文。此书在充分承继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运用了诸多新的研究思路。沈云翔《楚辞评林》、张之象《楚辞绮语》、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荟萃各家之说为一体，并开创了汇评类著作之先河。

明代楚辞研究在承续元代守古的基础上，开始了漫长的开拓期。明代前期，在思想领域继承了元代程朱理学独尊的局面。由于朱熹《楚辞集注》独盖一世，学人大多不知有其他注本，汉唐注疏随之尽废。明中期后，学术氛围稍有松动，涌现出新的学术思潮。在这些新思潮的影响下，楚辞研究打破了长期守旧拘泥的状态，拓展了诸多的研究领域，并逐渐呈现出繁荣的趋势。明代楚辞研究经历了从易代变调到盛世平稳，再到新思潮涌现的时代背景，这些时代背景中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

一、道学独尊、科举桎梏

在元代整个统治过程中，中国教育所受到的摧残十分严重，正如《明史·选举》载朱元璋言：“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上下之间，波颓风靡，学校虽设，名存实亡。”[1]明代初期为了恢复汉人统治，更是为了加强统治，当权者一方面洗刷异族陋习，一方面积极推行华夏本土文化。此时的明朝“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2]。为了统一思想，明廷采用了两种方法，其一，大力推行孔孟之道，并以程朱理学作为儒学正统；其二，实行八股文取士制度，试题的答案以程、朱等人道学式的阐释作为标准。在这样的文化强压之下，文人思想所受到的钳制可想而知，其结果是学术日益僵化。

明初科举考试专取四书五经中的字句来命题，“《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义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3]。程、朱理学一统天下，文人士大夫更风行研习先儒之成说。

文人除了受科举钳制外，又遭遇政治强压。凡不应征、不与新主合作者，或被斩首或被问罪。“明初，优礼师儒，教官擢给事、御史，诸生岁贡者易得美官。然钳束亦甚谨”[4]。在这样的专制统治下，学术研究停滞不前，“诸生应试之文……取书旨明晰而已，不尚华采也”[5]。

然而，思想僵化到了极致，必有反弹，文化亦然。明初，思想界异常僵化，“其后标新领异，益漓厥初”[6]。“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张洽传，《礼记》止用陈浩集说”[7]。万历以后，标新立异之风盛行，以至于“万历十五年，礼部言‘国初兴业有用六经语者，其后引《左传》《国语》矣，又引《史记》《汉书》矣。《史记》穷而用六子，六子穷而用百家，甚至佛经、道藏摘而用之，流弊安穷。弘治、正德、嘉靖初年，中式文字纯正典雅。宜选其尤才，刊布学宫，俾知趋向”[8]。朝廷出于统治的需要，三令五申要尊奉六经之旨、推行典雅之文，但“时方崇尚新奇，厌薄先民矩镬，以士子所好为趋，不尊上指也”[9]。

二、出版业盛行、文化繁荣

明朝自朱元璋始，非常注重农业发展。朱元璋认为“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10]。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朱元璋对文化教育亦非常重视。黄佐《南雍志》载朱元璋言：“朕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今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11]明朝积极兴办学校、开科取士、废除书籍税，尽力为百姓创造接受教育的机会，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了以读书为荣的风尚。良好的文化氛围，为书籍的大量刊刻出版准备好了土壤和温床。同时，16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萌芽，城市工商业、手工业及私人作坊得到了迅速发展。明代中晚期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迫使大批农民涌入城镇谋生。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出现，为明代出版业的发展创造了又一个良好的条件。明代出版业的蓬勃发展，是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需求的必然结果。

在明代270年的统治历史中，社会比较安定，战争相对较少，百姓大都安居乐业。随着生活的安逸，百姓的精神享受与文化需求不断提高，旧本古籍在数量上远不能满足百姓的实际渴求。社会的普遍需要，促进了印刷业的发展。印刷出版技术，在我国早已出现，据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云：“雕本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然宋盛时，刻本尚希”[12]。就我国现存古籍情况来看，唐五代刻书可谓是凤毛麟角，宋元旧刻也是极为稀少，相比之下，明清刊刻的书籍就较为常见了。明、清两代是中国古代书籍刊刻出版的黄金时代。从明代中后期起，无论内府、中央官署、地方政府，还是寺庙道观、书院、私人、书坊等，都从事刻书。无论从分布地域、刊刻数量、刊刻内容，还是刊刻的式样来看，刊刻出版在明代已达到兴盛发达的状态。如明代著名的地域性书坊有建阳书坊、北京书坊、杭州书坊、金陵书坊等。[13]出版业的繁荣为学术研究的普及与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三、文学兴盛、楚辞专著涌现

明代前期朝廷致力于恢复经济、教化百姓，整个社会呈现出求治求安的升平景象。在这种政局的影响下，歌功颂德、文过饰非的台阁体应运而生。明永乐以后，台阁馆臣主导文坛百余年，至正德年后才为前七子的师古说所取代。随着宦官专权、政治腐化状况的出现，“台阁体”式粉饰太平的虚假文学受到了文人的唾弃；与此同时，文坛上出现了复古思潮，以期扫荡“台阁体”的流毒。在复古思潮的影响下，文坛上先后出现了前后七子与唐宋派。在楚辞学领域，正德十三年（1518），黄省曾重刊王逸《楚辞章句》，此后，冯惟讷《楚辞旁注》［初刻于正德十六年（1521）］、周用《楚词注略》［成书于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以前］等书相继问世，彻底打破了朱熹《楚辞集注》垄断楚辞界的局面。

明代中后期，由于道学僵化、心学流行，人们普遍开始反思。在楚辞研究领域，亦不例外。许多学者致力于以自我认知来评判《楚辞》，不再拘泥于朱熹的注解。此后，大量的《楚辞》专著相继问世，并以此奠定了明代的楚辞学史地位。

据《楚辞书目五种》及《楚辞书目五种续编》所著录，晚明70余年间的《楚辞》刻本约有110种，明代楚辞研究专著约40余种，远比汉朝至明初1800多年间的《楚辞》著作总数要多。

明代的楚辞研究专著主要有：

（1）陆时雍《楚辞疏》十九卷，《读楚词语》一卷，明刊本。又陆时雍疏、周拱辰别注本十九卷，缉柳斋刊。陆时雍《楚词榷》八卷，明刊本。（按：《楚辞榷》实为《楚辞疏》的一部分。）

（2）明张之象《楚范》六卷，《楚骚绮语》六卷。明高濂校刊本。

（3）明陈第《屈宋古音义》三卷，万历刊本，学津讨原本，一斋全集本。

（4）明汪瑗《楚辞集解》八卷，《蒙引》二卷，《考异》一卷，明万历三十六（1608）年刊本、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刊本、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刊本。

（5）明陈第《屈宋古音义》三卷，《一斋著书》本、《丛书集成》本。

（6）明贺贻孙《骚筏》不分卷，《水田居丛刊》本、敕书楼重刊本。

（7）明黄文焕《楚辞听直》八卷，《楚辞合论》一卷，明崇祯十六年（1643）刊本、清顺治十四年（1657）补刻本。

（8）明李陈玉《楚词笺注》四卷，清康熙十一年（1672）武塘魏子渠刊本。

除以上主要著作外，周用《楚辞注略》、冯惟讷《楚辞旁注》、张凤翼《楚辞合纂》、张京元《删注楚辞》、林兆珂《楚辞述注》、刘永澄《离骚经纂注》、冯绍祖《楚辞句解评林》、沈云翔《楚辞评林》、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等著作亦有相当的影响。此外，吴讷《文章辨体》、焦竑《二十九子品汇释评》[14]、俞王言《辞赋标义》、陈深《诸子品节》、归有光《诸子汇函》[15]、徐师曾《文体明辨》等著作中亦有部分内容涉及《楚辞》。

继元代饮酒唱骚、屈陶并举的楚辞文化意识之后，明代的楚辞研究开始了树立自己特色的征程。明初为了统一思想、扫除异端，统治阶层实行了高压政策，封杀了大批文人雅士。随着政局的稳定，思想僵化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明代中后期思想文化界逐渐渗入心学的因子，在质疑、反思的浪潮下，文学与学术得到了空前的大解放。明代社会先后经历了从易代到稳定、从稳定到衰亡两种不同的时期，楚辞研究相应地经历了从守旧走向反思、继而迈向全方位探索求变的历程。

一、明朝立国之初的楚辞学（洪武至成化）

元末明初之际，易代的哀歌远比宋末元初的声音小。明代是汉族统治，世人的抵触情绪较元代初期小得多，但亦不乏坚决不愿出仕的遗民、高士，如倪瓒、王冕等。

元朝是蒙古贵族统治汉人的时期，统治阶层出台了一系列压制汉人的政策，例如轻儒贱民、废除科举、民族分等、由吏入仕，等等，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得汉人失去了民族向心力。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元代文人普遍怀有消极厌世的情绪。明朝在完成扫荡元朝余孽的同时，肩负着消除元代百年文化伤痛的历史重担。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明初自然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集体需要与心理共识，那就是致力于恢复。复兴古制在深广的传统文化背景和伦理道德驱使下，俨然已成为明代社会的主流思潮，更是透露着深层的民族主义色彩。这种恢复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领域，更倡导于文化领域。

明初复古以尊唐宗汉为体要，文学上倡导“大一统”“法后王”“颂圣德”，极力主张文道合一，欲借助文学来“润色鸿业”、营造盛世景象，企图以此来重建大汉盛世。在政治重构、文化复古的过程中，文学上前后经历了前期摸索、中期粉饰、后期反思的不同阶段。在前期摸索阶段，学者们从维护统治的角度提出了文学应服务于政治。中期粉饰阶段，台阁馆臣出于称颂圣德伟业的初衷，极力让文学献媚于政治，此阶段可与前期合二为一，统称为明代前期文学。前期文学的复古心态诉求于政治，而非着眼于文学本身。明代后期，由于受政局混乱的影响，复古“宗汉”的美梦被打碎，文学走向了反思道路。

明朝享国之初，为了加强统治，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了高压政策。明初的百年间，文坛上盛行纯正、雅致之风，力图倡导和平中正的精神境界，像《楚辞》这样有点亡国意味的愤慨、忧伤之作，自然得不到重视。即使提到屈原及《楚辞》，亦多从教化而非纯文学的角度来评论。明初，可以代表当时学术风尚的人主要有宋濂、方孝孺、刘基等。

如果说高启是明代倡导隐逸的第一人，那么宋濂、刘基等人则是倡导积极入世的代表。高启在《题谿山小隐》云：“人生闲自足，不问《楚辞》招。”[16]高启身处易代之际，且地位卑微，时局的动荡、身心的疲惫，使得他对仕途心灰意冷，而执意归隐山林。高启的思想只代表了明初一小部分悲观厌世的士人心态，大部分士人则效仿宋濂、方孝孺、刘基等人，主张积极入世。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师从吴莱、黄溍，“元至正中，荐授翰林编修，以新老辞不行，入龙门山著书，踰十馀年，太祖取婺州，召见濂。时已改宁越府，命知府王显宗开郡学，因以濂及叶仪为《五经》师”[17]。元代至正年间（1341—1367），宋濂未出仕元朝而是隐居龙门山著书，朱元璋起兵时聘其为五经师。明朝建国后，他主持编撰《元史》，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宋濂著述丰赡，但论及《楚辞》的言辞不多，且只散见于其诗文中。

宋濂对《楚辞》的关注只停留在情感接受层面，如其《杜诗举隅序》云：“予闻古之人注书，往往托之以自见。贤相逐而《离骚》解，权臣专而衍义作，何莫不由于斯。”[18]《离骚》带给后人的直观感受是“忠而被谤”的烦忧，后人常借注《楚辞》来表明自己的贤良与忠贞。此外，宋濂也关注到《楚辞》中所体现的悲痛与愤恨，其《题离骚、九歌》云：“究观神保意，皇恤放臣悲……楚巫千载恨，凭向画中窥。”[19]从情感接受方面而言，宋濂认为屈子之文有忠贞之志、悲愤之情；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而言，则认为屈骚协于楚音，自然纯美。其云：

四方之音，万有不同。孔子删诗，皆堪被之弦歌者，取其音之协也。音之协，其自然之谓乎！不特此也，楚汉以来，《离骚》之辞，《郊祀》《安世》之歌，以及于魏晋诸作，曷尝拘于一律，亦不过协比其音而已。[20]

明初儒者论诗多从道学观点出发，否定诗歌的艺术性。如方孝孺《刘氏诗序》云：

道之不明，学经者皆失古人之意，而诗为尤甚。古之诗，其为用虽不同，然本于伦理之正，发于性情之真，而归乎礼义之极，《三百篇》鲜有违乎此者……苟出乎道，有益于教，而不失其法，则可以为诗矣。于世教无补焉，兴趣极乎幽间，声律极乎精协，简而止乎数十言，繁而至于数千言，皆苟而已，何足以为诗哉！[21]

方孝孺以出于“至性”、合乎礼义、有益于教化为评诗之准则，其对《楚辞》的评述亦遵循此。如其《与郑叔度八首》云：“夫屈原之《离骚》忧世愤戚、呼天目鬼神自列之辞，其语长短舒纵，抑扬阖辟，辩说诡异，杂错而成章，皆出乎至性。忠厚介洁，得风人之义。然务以忠情达志，非拘拘执笔凝思而为之也。至于其徒寖失师意，流于淫靡。”[22]方孝孺认为《离骚》“忧世愤戚”“皆出乎至性”“得风人之义”，但宋玉之文则“流于淫靡”。宋濂与方孝孺的论点相近，均沿袭元代正统儒者评《楚辞》的旧论。

明初，与宋濂、方孝孺相提并论的人，当数刘基。他在明初的影响力，甚至超过前两位。刘基对屈原及《楚辞》的评论，占据明初思想界的主导地位。

刘基（1311—1375），字伯温，师从宋代理学大师郑复初，元代至顺年间（1330—1333）举进士，历任江西高安县丞、江浙儒学副提举等职，入明后，官至御史中丞，《明史》有本传。

刘基仕元30年左右，经历过易代的动荡，故而对《楚辞》有良多感触。他曾依仿《九思》作《九叹》，其文忧愤哀伤、缱绻悱恻。如“揽余辔兮怅盘桓，野萧条兮行路难。豺狼骄兮狐鬼顽，兰蕙死兮荆棘蕃”[23]，颇似屈骚语。明代顾起伦认为刘基的诗“并出骚雅”[24]，王世贞则认为是“声气之雄”[25]。刘基的诗兼有《诗经》和《楚辞》之余风，既有怨而不失其正的君子风度，亦有慷慨以抒情的个性气质。

刘基在元代长期为官，同屈原一样怀有忠君爱国之心，但最终未能避开元朝灭亡的宿命。入明之初，刘基心中烦乱抑郁，悲戚哀痛，正如其《梁甫吟》云：

以聪为聋狂作圣，颠倒衣裳行蒺藜。屈原怀沙子胥弃，魑魅叫啸风凄凄。梁甫吟，悲以凄。岐山竹实日稀少，凤皇憔悴将安栖？[26]

刘基从自身的遭遇出发，对屈原的不幸怀有特殊的情感。沈德潜评论刘基《梁甫吟》时云：“拉杂成文，极烦冤愦乱之致，此《离骚》遗音也。”[27]刘基诗浓郁的抒情色彩与极度的抑郁情绪，是其时代所造就的，亦与其有意识地继承《楚辞》抒情的表现手法密切相关。刘基现存诗作中有一卷专门收录了15首骚体诗，其中《九叹九首》成为受人传诵的名篇。

刘基论诗多主张经世治用，他认为诗文之用在于感悟君王，进而补益于社稷之治。其云：“昔者屈原去楚，《离骚》乃作，千载之下，诵其辞而不恻然者，人不知其忠也。览者幸无诮焉，万一得附瞽师之口，以感上听，则亦岂为无补哉！”[28]明初，宋濂、方孝孺诸人，从文学功用的角度倡导文道合一。自明朝建国之后，历经洪武、建文两朝，文道合一之论盛行一时。这种思想亦反映在《楚辞》研究方面。明朝立国之初，文人们多认为屈骚在音律上自然协美、内容上忠君爱国、情感上悲痛彷徨而又不失君子风度，这些观点带有明显的治世教化意味。

明初文人的楚辞研究，多停留在接受与理解的层面上，未曾作深入的研究与探索。明初的士人不如宋末明初或明末清初的士人激愤，这种情形与元代是蒙古贵族统治有关。蒙古贵族统治的消亡在汉人的心里并没有引起太多的震撼，因为回归汉族统治似乎不需要太多的理由，也就不会引起太多所谓忠君爱国的强烈情绪。虽然明初也有少许旧朝遗老们拒绝出仕，但他们更多是出于对新政权的不相信，而不是情感上的排斥。

明初士人们悲愤情感的缺失，加之经世致用思想的弥漫，使得《楚辞》这种纯文学的著作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冷落。屈原的忠君爱国、《楚辞》的忧愤悲情，在明初的时代背景下很少有人问津。

二、程朱道学影响下的楚辞学

明代成化至万历年间，程朱理学一统天下。楚辞学在这个阶段仍死气沉沉，朱熹《楚辞集注》畅行学界，附和者比比皆是，如何乔新、薛瑄等。

1．何乔新

永乐年至成化年间，明朝皇权得到了进一步加强。道学作为统治之学，得到独享其尊的殊荣。在此期间，崇尚冲融、典雅的台阁体开始盛行。台阁体是政治平稳、生活安定的产物。正如明英宗时的吏部尚书王直在《建安杨公文集序》中云：“国朝既定海宇，万邦协和，地平天成，阴阳顺序。纯厚清淑之气钟美而为人，于是英伟豪杰之士相继而出，既以其学赞经纶、兴事功，而致雍熙之治矣。复发为文章，敷阐洪猷，藻饰治具，以鸣太平之盛。”[29]此时，“以其学赞经纶、兴事功”而欲“致雍熙之治”的台阁体，应运而生。台阁学者们以“达政务，善应变”[30]为处事原则，其思想多“雅正平和”。台阁体的文章以“施政教，适性情”[31]为主旨，以“歌颂圣德，施之诏诰典册，以申命行事”[32]为主要内容。

在道学家看来，屈原的怨怼、愤懑有失和平、中庸的君子风度；《楚辞》驰骋文采，不合典雅之制。故而，台阁馆臣甚少言及屈骚。明初百余年间，文人雅士对《楚辞》的解读以朱熹《楚辞集注》为圭臬，以朱熹的评语为准则，何乔新即是明代前期附和朱熹之说的代表。

何乔新（1427—1502），字廷秀，广昌（今江西）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身历六君，官至刑部尚书。何乔新在朝廷任职期间，为人刚直、“廉介”[33]。何乔新从小勤读诗书，学识渊博，对哲学、文学、史学皆有所研究，藏书多达三万多卷，皆亲手校勘。著述有《椒丘文集》四十四卷，《周礼集注》七卷，《策府群玉》三卷，《勘处播州事情疏》，辑有《百将传续篇》《勋贤琬琰录》《宋元史臆见》《文苑群玉》《唐律群玉》等。

何乔新《楚辞集注序》写于成化十一年（1475），文中对《楚辞》及屈原的评介多从朱熹之说。何乔新对《楚辞集注》的推崇代表了当时道学统治下的学术主流。

（1）何乔新对屈原的情感

何乔新云：“屈子为人其志洁、其行廉。”[34]何乔新认为屈原的人格魅力在于志向高远、为人清廉。在这一点上，何乔新视屈原为同道中人。何乔新为人以廉直闻名，屡受诬陷而终不改志。《明史》载：

巢令阎徽少学于文渊，以金币馈。乔新却之，阎曰：“以寿吾师耳。”乔新曰：“子欲寿吾亲，因他人致之则可，因吾致之则不可。”卒不受。福建市舶中官死，镇守者分其赀遗三司，乔新独固辞。不得，输之于库。既家居，杨爱遗使厚致赠，且献良材可为榇者，乔新坚却之。[35]

何乔新坚持操守，“与人寡合，气节友彭韶，学问友丘睿而已”[36]。何乔新个性直、气节高、学问博，面对社会的黑暗、官场的险恶，他胸中难免有不可抑制的苦闷。屈原高洁的志向、执着的坚守，无不契合何乔新为人处世的准则。正如何乔新《竹坡记》云：“屈子《颂橘》有曰：‘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吾之于竹，犹屈子之于橘也。”[37]

何乔新视屈原为偶像，处处流露出对屈原的追慕。如其《秋兰赋》云：

予昔好此芳草兮，岁逾迈而不衰。步予马于楚畹兮，弭予棹乎澧之湄。登芳皋以骋望兮，渺予心之顾怀……苟中情之贞姱兮，不吾知其何伤。苦灵均之好修兮，每惓惓于荃兰。与众草而为伍兮，发素王之悲叹。固予异乎众好兮，矧兹幽独之可愿。期与子而为友兮，敦久要而弗谖。委厥美以从俗兮，匪余情之所安。肖子像以为仪兮，矢共保乎岁寒。[38]

独善其好修，独恋其馨香，这是何乔新追慕屈原的主要原因。因此，何乔新“肖子像以为仪”，视屈原为其人生的精神慰藉。坚守高洁之志时，何乔新云：“苟中情之贞姱，不吾知其何伤”；面对世人不解时，则云：“苦灵均之好修”，常“期与子而为友”，“矢共保乎岁寒”。

（2）何乔新对屈骚的解读

何乔新认为“盖《三百篇》后，有屈子之辞最为近古”[39]，屈子之文最接近古人作诗之旨。何乔新从韵律、格调、情感、内容等诸多方面，对《楚辞》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其云：

予少时得此书而读之，爱其词调铿锵，气格高古。徐察其忧愁郁邑缱绻恻怛之意，则又怅然兴悲，三复其辞，不能自已。[40]

关于《楚辞》，何乔新认为读其辞时而“铿锵”，时而哀婉；论其格调则“高古”、畅达；察其情感则“缱绻恻怛”、不能自抑。何乔新云：

《诗》之为言，可以感发善心，惩创逸志，其有裨于风化也大矣。《骚》之为辞，皆出于忠爱之诚心。[41]

正因为屈子之文出于诚挚之心，所在才有如此的感染力，引发无数后人的唱叹。何乔新多从思想内容与情感寄托方面去关注屈骚，其《写骚轩记》则集中反映了他的解读特点。其文曰：

秋官主事淮阳叶君崇礼，爱楚灵均之骚。公暇辄讽之、咏之，又染翰而写之，因名其燕居之轩曰“写骚”。客有过其轩者，诘之曰：“《骚》，古诗之流也。《三百篇》之诗，吾夫子删之以垂训，与《易》《书》《春秋》《礼记》并列为经矣。《离骚》，风雅之再变者也。扬雄反之，班固讥之，端人、庄士或羞道之。今子舍圣人之经，而《骚》是写，无乃先其末而后其本，志其小而遗其大者邪？”崇礼曰：“呜呼！为人臣而可哀者，孰有若屈平者乎？原之为人也，其志洁、其行廉、其材足以拨乱世而反之正，使其遇明王、圣主而为之宣力，则股肱之良佐已。不幸前遇怀王，后遇襄王，怀瑾握瑜而世莫之知……呜呼！为人臣而可哀者，孰有若原者乎？《三百篇》之诗，圣人之经也。《离骚》非圣经之羽翼耶……世之不自知者，或薄原而不为。然一武夫，气势稍能动人者，则奔走其门而不耻，视原之不阿子兰，何如也？其或忤于世而困顿焉，则终身惩创而不自振，视原之九死不悔，又何如也？”客默而退。他日崇礼为予道之，且求言记其轩。予谓崇礼，……虽然，原之作《离骚》，岂慕不遇而死哉？时之不遇也。今天子圣明屏谗佞、进忠良，崇礼适际斯时，所遇非原比也，推洁廉之志而弼成治化，以瑰丽之词而歌咏太平，则与原殊迹而同心也。崇礼勉乎哉！[42]

学术界对屈原及《离骚》的认识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骚》古诗之流变也”，虽有古诗之旨，但其辞怨怼失志，不利于教化，故“端人、庄士或羞道之”；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屈原其志洁、其行廉、其才足以拨乱反正，但不遇明君，“怀瑾握瑜而世莫之知”。前一种观点主张学子应读正风正雅之书，不读“风雅之再变者”。后一种观点认为屈原不愿阿谀于子兰，更不愿臣服于贼国，与其在困顿、惩创中苟且偷生，不如赴江以求自洁。屈原之贤无人能及，《离骚》可谓是六经之羽翼。这两种观点出发点不同，故而意见相左，甚至相互诘难。前一种观点立意于《离骚》之辞太过激怨，不合乎“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风雅传统；后一种观点从屈原的志向与品行出发，认为屈原是继圣人之后的卓异贤人，他的志行合乎经旨。前者是从文本出发，后者是从品性出发。

何乔新所持的态度更倾向于折中，他将“洁廉之志”与“瑰丽之词”合而论之。他主张将屈原的“洁廉之志”作为人臣的标杆，用《楚辞》式的“瑰丽之词”来歌咏太平。同时，他认为屈原的悲愤在于“时之不遇也”，而非怨怼君王。何乔新从教化的角度提出，在当今盛世明君之际应推行“洁廉之志而弼成治化”，用“瑰丽之词而歌咏太平”。

（3）何乔新对朱熹《楚辞集注》的推崇

何乔新作为一名正统儒者，他延续并进一步强化了朱熹《楚辞集注》中的观点。朱熹《楚辞集注》是宋代楚辞研究的成果之一，是楚辞学史上的重要作品。王逸《章句》、洪兴祖《补注》与朱熹《集注》是楚辞学的三大巨著。朱熹《集注》在元、明两代的影响远远超过前两部，尤其是在明代前期，世人对它的推崇无以复加。何乔新《楚辞集注序》中载：“《楚辞》八卷，紫阳朱夫子之所校定，《后语》六卷，则朱子以晁氏所集录而刊定补著者也。”[43]朱熹在晁补之集录《楚辞》的基础上进一步作了集注，《楚辞集注》的贡献更多的是义理的阐释。

何乔新对《楚辞》旧注多所批驳。其云：“王、洪之注，随文生义，未有能白作者之心。而晁氏之书，辩说纷挐，亦无所发于义理。”[44]何乔新认为王逸、洪兴祖随文生义，未能真正体察作者之本意，晁补之《重编楚辞》的价值不大，其书汇聚各家之说，没有统一的思想主旨，在义理的阐发方面更无建树。何乔新在批评完旧注的失当之处后，极力推崇朱熹《楚辞集注》，认为能使屈子之心大白于天下的人唯有朱熹。

何乔新创作《楚辞集注序》的时间，正值朱熹之学在明代的影响达到极致之时。何乔新云：

朱子以豪杰之才、圣贤之学，当宋中叶，阨于权奸，迄不得施，不啻屈子之在楚也。而当时士大夫希世媒进者，从而沮之排之，目为伪学，视子兰、上官之徒，殆有甚焉。然朱子方且与二三门弟子讲道武夷，容与乎溪云山月之间。所以自处者，盖非屈子所能及。[45]

何乔新认为朱熹在权奸当道、志不得伸时，殷勤讲学于武夷、从容幽隐于山林，此种处事风度非屈原所能企及。何乔新对朱熹推崇备至，更将朱熹置于屈原之上。

何乔新认为朱熹注《楚辞》的动机有三：其一，自身遭遇；其二，欲白屈原之意于天下；其三，欲佐于教化。其云：

（朱熹）尝读屈子之辞，至于所谓“往者余弗及，来者余弗闻”而深悲之，乃取王氏、晁氏之书删定以为此书，又为之注释，辨其赋比兴之体，而发其悲忧感悼之情，由是作者之心事昭然于天下后世矣。[46]

朱熹身处南宋党争比较炽热之时，其耿直的品性得罪了权臣韩侂胄等人，受到了这些人的排挤与迫害，“不啻屈子之在楚”[47]。自身所遭遇的不平待遇，引发了朱熹注《楚辞》的热情。朱熹以《诗》之“六义”注《楚辞》，用理学思想阐发文中的义理。何乔新认为朱熹《楚辞集注》的问世，使屈原深邃的思想终能大白于天下。

朱熹以一位理学大家的身份来注《楚辞》，不可避免地带有理学家的思想哲理，而何乔新积极推广的也正是朱熹的理学思想。何乔新为此书再刊作序的原因亦在于“使读者知朱子所以训释此书之意，而不敢以词人之赋视之也”[48]。何乔新认为朱熹善自处，“所以自处者，必有其道矣”[49]。此“道”为“伦纪之常”[50]，也就是朱熹理学的主旨，而这种“道”若昭告于天下，幸得天子及百姓的遵行，则天下可大治矣，“此圣贤删定之大意也”[51]。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何乔新关注屈原的人品及文采，但更多的是推崇朱熹的历史地位。他将朱熹删定《楚辞》的功劳等同于孔子删《诗经》，更将朱熹的地位置于屈原之上。此种有意抬高朱熹地位的做法，正是当时官方舆论风向的写照。

2．薛瑄

薛瑄（1389—1464），字德温，号敬轩，进士出身，官至翰林院学士，著有《读书录》《薛文清集》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云：“在明代（胡居仁）与曹端、薛瑄俱号醇儒。”[52]薛瑄以其渊博的学识、刚正不阿的品性，被后世称为明代第一大儒。《明史·儒林传》云：

瑄学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复性为主，充养邃密，言动咸可法。尝曰：“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有《读书录》二十卷，平易简切，皆自言其所得，学者宗之。[53]

薛瑄在明代已享有很高的声望，“给事中杨廉请颁《读书录》于国学，俾六馆诵习。且请祠名，诏名‘正学’。隆庆六年，允廷臣请，从祀先圣庙庭”[54]。

薛瑄将朱熹《楚辞集注》奉之为准绳，如其《续读书录》卷五云：“《楚辞》《鸿鹄歌》，有《朱子集注》，议论当以为正。”[55]薛瑄对《楚辞》的研究只停留在接受层面，未做深入研究。但是，他曾模拟屈骚作《黄河赋》[56]，其中“昆仑”“河伯”“望舒”“灵曜”等意象颇受《楚辞》中《河伯》《远游》等篇的影响。

（1）薛瑄对屈原的态度

明代前期，学者对屈原忠君的行为有两种看法：忠而过、忠君而不为过。作为奉行程朱理学的大师，薛瑄自然遵从朱熹对屈原“忠而过”的评论。薛瑄主张“理在气中”，他认为屈原坚守忠君爱国之理，是因为其有一腔浩然之气。但屈原的行为“忠而过”，终成“湘累”[57]。薛瑄对屈原的遭遇表示同情，但更多的是不认同。薛瑄《读书录》卷八“从政”条下云：

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其次也。清而有容，乃不自见其清。清而不能容，是自有其清，而心反为其所累矣。[58]

薛瑄将“狷介之士”定义为“尚名节而不苟取者”。屈原是“狷介之士”，且是“清而不能容”“心反为其所累”之人。但是，薛瑄对屈原的气节是钦佩的，正如其《无题》所云：

浩浩沧浪水自清，曾闻渔父扣舷声。四知稀复思杨震，千载谁能慕屈平。得失真如鸱嚇凤，高低应似莺嘲鹏。何当挽取天河水，一洗人间两眼明。[59]

杨震的清廉、屈原的高洁，千载之下无人能及。薛瑄认为“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终不为邪暗小人所惑，而易其所守。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气象，则不为区区声利所动矣”[60]。屈原坚贞的操守，是大丈夫之正气所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因为“士无气节，则国势奄奄以就尽”[61]。但是，薛瑄又认为“圣贤以义制心，得志与天下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出处进退，富贵贫贱，视之如一”[62]，“人有才而露，只是浅，深则不露，方为一事。即欲人知，浅之尤者”[63]。屈原不知“出处进退”之道，且“露才扬己”，在薛瑄这样的理学大家看来，屈原自然是“忠而过”，是“湘累”。

（2）薛瑄对《楚辞》的评价

薛瑄云：“凡诗文出于真情则工，昔人所谓出于肺腑者是也。如《三百篇》《楚辞》……皆所谓出于肺腑者也。故皆不求而自工。故凡作诗文，皆以真情为主。”[64]他认为《楚辞》是出自肺腑之文，是不求而自工的佳作。其云：“余往年读《楚词》喜其华，今读《楚词》喜其实，盖其警戒之言，亦皆切己之事也。”[65]薛瑄将《楚辞》的特色概括为“华”与“实”，“华”指遣词用语，“实”指其情感。

薛瑄认为“屈原《远游》篇，神仙度世之言，皆假设耳。人将谓神仙真可学，误矣”[66]。薛瑄站在唯物主义的角度，反对神仙不老之说。其云：

程子曰：“仙者，天地间一贼。若非窃造化之机，安能延年邪？”愚谓仙者，虽窃造化之机以延年，亦未有久而不散者。不然，自古以仙得名者多矣，何千百年不见一人在世邪……万物始终乃阴阳造化自然之理，神仙者必欲超出阴阳造化之理以常存，必无此理。老庄亦无神仙之说，自秦汉来，乃有之。[67]

薛瑄认为神仙是“窃造化之机以延年，亦未有久而不散者”，但是世上没有人能逃离自然之理，即使得以延年，终要归去化为尘埃。薛瑄将《远游》篇视为假设之辞，并反对用神仙度世来解读，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明宪宗时期国库日丰，百姓乐业，明孝宗更是“恭俭仁明，勤求治理”[68]，国运蒸蒸日上的气象使得士人们看到了中兴的希望。薛瑄作为一名“醇儒”，坚定地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阵营里，积极宣扬君臣道义。所以，他以儒者的本分来评论屈原及《楚辞》，自然不离程朱理学与孔孟之道的苑囿。

三、师古说者的楚辞学（前后七子、唐宋派）

明初随着皇权膨胀、道学独尊局面的形成，学术陷入寂寥无声之中。明永乐之后，啴缓舂容的台阁体盛行于文坛。台阁体的出现使得华而不实、雍容空洞之风大行其道。正如沈德潜云：“永乐以还，尚台阁体，诸大老倡之，众人靡然和之，相习成风，而真诗渐亡矣。”[69]台阁体缺少真情实意，无形中扼杀了诗歌的发展。为了纠正台阁体的流弊，前后七子、唐宋派诸人前赴后继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复古运动。

台阁体盛行于明仁宗、宣宗，甚至延续至英宗、景帝时。明弘治以后，随着权奸当道、世风颓靡的出现，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台阁体对文坛的毒害，文风开始走向务实，且以讽喻警世、拯救民风为主题。正德以后，昏君当政使得国力渐呈衰微之势。武宗荒淫，宠信阉党，朝纲混乱；世宗力争大礼，残害忠良，且醉心于修道炼丹，无心理政。在国家中兴的希望落空后，士人们开始反思。前七子将时代的失落感，移情于祖骚畅怀、宗汉复古的创作中，意欲通过祖骚宗汉来重建完美人格，扫除虚空媚俗的世风。

明代师古之说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师古说可以包罗明初主张文道合一的宋濂、标举唐音的闽中十子、王唐归茅的唐宋派，以及明末陈子龙诸人的主张等。狭义的师古说只限于明中期以后，前后七子、唐宋派诸人的师古主张。台阁体独盛的时代是在永乐至弘治的百年间，作为台阁体的补充者、师古说的先驱——茶陵派，大抵出现于明成化年前后。

1．李东阳（杨慎、桑悦）——茶陵派的楚辞观

明代永乐年间文坛盛行台阁体，这种诗体内容多以应制、唱和为主，形式上多机械模拟之作，且多表现作者虚情假意式的空洞情感。台阁体倡导诗歌应“施政教，适性情”[70]，在内容上要歌功颂德，思想上要做到“蔼然溢于言表，真和而平温，而厚怨而不伤、而得夫性情之正者也”[71]，进而抒发“爱亲忠君之念，咎己自悼之怀”[72]。这种文体使人的个性困于道德的藩篱内，使作品严重缺失作者个人的真实情感，更促使作者较少地关注社会现实，其结果是作者陶醉于太平盛世的粉饰中，很少去关注个性创造。台阁体的这种弊端严重阻碍了诗歌的发展，诗歌成为表达虚情假意的工具。

受政局变迁、社会环境、时代风气等因素的影响，明成化年间出现了与台阁体唱异调的学者，此人便是李东阳。李东阳从诗学的角度，对《楚辞》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其思想主旨亦本之于朱熹。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湖南茶陵人，“天顺八年，年十八，成进士”[73]，官至宰相。“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74]。明成化至正德年间，为了挽救诗歌于萎靡的困境，李东阳提出论诗应“贵情意”[75]。他主张诗之用在于“能使人反复咏讽，以畅达情思，感发志气”⑦，“诗之所以重情思而轻事实也”[76]。

作为馆阁重臣的李东阳，其诗体亦源自台阁体。徐泰认为“庐陵杨士奇，格律清纯，实开西涯之派”[77]，王世贞则认为“长沙（指李东阳）之于何李（指前七子何景明、李梦阳）也，其陈涉之启汉高乎”[78]。李东阳的茶陵派上承台阁体，下启明七子，是明代重要的诗歌流派。茶陵派注重个人抒情，讲究韵律、技法，反对机械模拟，这些特征使茶陵派最终从台阁体中脱离出来，而成为独立的诗歌流派。但是，由于茶陵派脱胎于台阁体，未能完全蜕去台阁体的习气，所以未能真正给诗坛带来新局面。如果用道学、空洞、压抑个性来概括台阁体的弊端，那么可以说强调诗歌的艺术性和作者的真实情感是茶陵派对台阁体的补充与发展。

李东阳论诗主张“善用其情者，无他，亦不失其正而已矣”[79]。所谓“正”，自是儒家所宣扬的雅正。同时，李东阳亦注重时代、地域的差异性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其云：

汉、魏、六朝、唐、宋、元诗，各自为体，譬之方言，秦、晋、吴、越、闽、楚之类，分疆画地音殊调。气机所动，发为音声，随时与地无俟，区别而不相侵夺。然则人囿于气化之中，而欲超乎时代土壤之外，不亦难哉。⑤

又云：

文章固关气运，亦系于习尚。周召二南、王、豳、曹、魏诸风，商、周、鲁三颂，皆北方之诗。汉、魏、西晋亦然。唐之盛时，称作家在选列者，大抵多秦晋之人也。盖周以诗教民，而唐以诗取士。畿甸之地、王化所先，文轨车书所取，虽欲其不能，不可得也。荆楚之音，圣人不录，实以要荒之故。[80]

李东阳提出南北文化差异论，他认为南方“荆楚之音”不如“北方之诗”。在李东阳看来，《楚辞》作为南方文学的代表作，自然远不如《诗经》。但是，他没有忽视《楚辞》所特有的地域色彩、时代风貌，更没有否认《楚辞》的文学价值。李东阳认为“文章固关气运，亦系于习尚”，文、武之时有《驺虞》《鹿鸣》等盛世之音，怀、襄之际有《离骚》《招魂》《九歌》之末世之歌，时代不同，地域亦相异，习俗风尚更有差异。李东阳认为孔子不录楚风的原因在于荆楚乃蛮荒之地，百姓未受儒家教化。

李东阳对屈原的关注有三点：其一，“屈原之忠义”[81]；其二，屈原之苦心，如“汨罗江头春水生，汨罗江上楚歌声。人间若解三闾苦，水底鱼龙亦有情”[82]；其三，屈原之投江。李东阳在前两点上理解屈原，在第三点上则极力反对。他认为“天虽生才，才者未必成。君子则力学以成之，未尝以己而负天。世实须才，才者未必用。君子则委时以待之，未尝因天而遗己”[83]。虽然，李东阳认为屈原“智不足以应变”[84]，但是，并没有否定屈原。而且，无论是从诗歌理论方面，还是从创作实践方面，李东阳对《楚辞》推崇备至，如其云：“空山落木伤心地，欲为招魂赋楚骚”[85]，又云：“章句还周雅，风流亦楚骚”[86]。

明永乐之后，学者们纷纷开始质疑道学的空洞，渐次出现了一批与台阁体相抗争的学者，这些学者以杨慎、桑悦等人为核心，他们是明代前七子复古运动的先驱。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六年殿试第一”[87]，授翰林院编修。明正德时，“武宗微行，始出居庸关，慎抗疏切谏”[88]，明嘉靖时，杨慎又得罪世宗皇帝。之后，杨慎自知不容于世，故专意于文学，著作之丰为一代之冠。他一生命运坎坷，但“好学穷理，老而弥笃”[89]。“宋元以降，士学空疏，其寻究古义者，宋有王伯厚，明有杨用修、焦弱侯”[90]。杨慎以古学知名于世，开考据之先风，亦是较早从古音方面对《楚辞》展开研究的一人。其古音方面的专著有《古音丛目》《古音猎要》《古音略例》《转注古音略》等。

杨慎对《楚辞》作了深入研究，虽然他没有完整的专著，但他的研究涉及《楚辞》的音义、训诂、点评等诸多方面。如杨慎《楚辞叶音》云：

“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尘埃，当依《史记》作温蠖。温蠖，犹湣愦也。朱文公曰：“若从史则白叶、蒲各切，蠖，于郭切。二字自相叶矣。”[91]

杨慎据《史记》将《楚辞》中“尘埃”二字改作“温蠖”，又引朱熹之语加以佐证，开后世异文考订之先河。杨慎在词义考释方面亦多有建树，如其《丹铅总录》云：

今文语辞：朅来，聿来，不知所始。按：《楚辞》“车既驾兮朅而归，不得见兮心伤悲。”旧注：“朅，盍也。”又按《吕氏春秋》注：“朅，何也。”若然，则朅之为言盍也。若以解《楚辞》，而谓车既驾矣，盍而归乎？以不得见而心伤悲也。意尤婉至。[92]

杨慎不仅关注《楚辞》中词义的训诂，而且对于文本的艺术性亦有所点评。如其云：

刘子《辨骚》云：“《招魂》《大招》耀艳而深华。”皮日休评《楚辞》：“幽秀古艳。”予稍易之，云：《招魂》耀艳而深华，《招隐》幽秀而古郎。[93]

杨慎认为宋玉《招魂》“耀艳而深华”，既有屈原之深至，又有司马相如之宏丽。杨慎将宋玉与屈原、司马相如相比，认为宋玉兼有二者之长。其云：

《招魂》远胜《大招》，足破宋人眼耳。宋玉深至不如屈，宏丽不如司马，而兼撮二家之胜。[94]

继宋代吴棫之后，杨慎是明代倡导古音的第一人，亦是明代考据学的开山鼻祖。杨慎在《楚辞》的音释、词训、点评等方面均有创见，他是明代楚辞研究的开拓者，在楚辞学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桑悦（1447—1503），字民怿，号思玄居士，太仓人，祖籍常熟。曾对《楚辞》有所评述，并著有专书，今书名不存，只存二十余条评述。这些评述最早见录于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引23条），其后沈云翔《八十四家评楚辞》（引18条）、周拱辰《离骚草木史》（引1条）、俞樾《百大家评点王注楚辞》（引16条）等书均有引录。桑悦评屈原及《楚辞》之语，亦散见于其诗文中。

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自序》云：“参古今名家评，暨家传李长吉、桑民怿未刻本，裁以臆说，谋诸剞劂氏。”[95]据蒋之翘所云可知，李贺、桑悦均有《楚辞》研究专著，但未刊刻。桑悦的《楚辞》研究专著，其体例已不可考，且蒋之翘对其书内容的引录亦有所取舍，故不可断言其本来面目，但可窥其大略。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中引录桑悦之说如下：

（1）语极香艳。[96]

（2）世非乏吕、宁之流也，第恨文、桓无以遇耳。为之三叹。[97]

（3）《骚经》一篇，令人读之抚剑于数千载下，犹若欷歔不尽者，可见屈子孤忠，感人最深。[98]

（4）读“山中人”一段，如入深径，无人觉，古木枯藤皆有异致。[99]

（5）开口便觉大奇，只遂古二字，不知道遗下许多开端。[100]

（6）据李说甚合。宗元小生以西极猩猩为对，误矣。[101]

（7）“冯珧利决”四字精炼之极。[102]

（8）语及兴亡，自不觉其言之激而痛也。想其当日光景，必怒发直上指冠。[103]

（9）《天问》字法奇，句法奇，章法奇，乱而无序，正是大奇。若以事之怪僻为奇，又失之其所为奇矣。[104]

（10）“迷不知宠之门”，竟写出一个桑判官。[105]

（11）语最淡，情最深。[106]

（12）可恨，真可恨。[107]

（13）字字是血，字字是泪，读之不尽隐痛。[108]

（14）乐府有《远游》篇云：“九州不足步，愿待凌云翔。”词虽闲丽，但可作此章传注。⑥

（15）考亭曰：“《卜居》文字便无此小窒碍，想只是信口恁地说，皆自成文。”[109]

（16）《渔父》与《卜居》虽皆为伪立客主，假相酬答之词，然其体格较《卜居》又变矣。《卜居》句末用“乎”字，“乎”字上必协韵成文。《渔父》则逐段摹写，有《国策》气，此乃传记体也。赋家安得误认之而效其法乎！须辨。[110]

（17）宋玉不如屈原，以《九辩》与《九歌》较之，遂不啻天渊矣。[111]

（18）烂若披锦，无处不善。[112]

（19）《招魂》体极奇，辞极丽，亦玉之创格也。昔人云：天不生屈原，不见《离骚》。予云：天不生宋玉，不见《招魂》。[113]

（20）《大招》体致，不出《招魂》，而摛辞命意，又与《招隐》相似。或者淮南八公之徒，因宋玉已有《招魂》，复拟作《大招》《小招》，未可知也。况其词赋，原以类从，或称大山，或称小山者乎。不然，何所据而以玉之《招魂》，加其名曰小也？《小招》疑别有一篇，恐逸不传。[114]

（21）《惜誓》不知谁作，洪、朱二家信以为贾谊，非也。谊死时仅年三十有三，何以此章起句遂曰“惜年老而日衰兮，岁忽忽而不反”？[115]

（22）两汉无骚，独赖有此。即《招隐》奇峭，殊乏和缓之度，信莫及也。[116]

（23）《招隐》笔力遒上，骨奇法古，于西京中矫矫者，非后来拟作家可及。[117]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桑悦共评述15篇：《离骚》《天问》《山鬼》《惜诵》《哀郢》《怀沙》《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吊屈原赋》《招隐士》。从内容跨度上来看，桑悦的专著应涉及王逸本《楚辞》的所有篇目。桑悦的评述视角亦多集中在文学性的探讨方面，如章法分析、意境感悟、辞采点评等，同时亦涉及相关作者的考论。

从桑悦的评述可以看出，他对洪兴祖、朱熹均有批驳。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桑悦敢于对朱熹《楚辞集注》发出诘问，无疑对明代后期楚辞学的兴盛具有开路之功。桑悦身处台阁体盛行的时代，他极富英才，但仕途不顺，郁郁不得志中对《楚辞》颇有感悟。桑悦对屈原异常推崇，他将屈原与伯夷、叔齐并举。其云：“难先生之一死兮，配夷齐而有耿光……予为先生之易兮，与巢许而同藏”[118]。桑悦对屈原及《楚辞》的推崇，显然有别于馆阁之臣。

2．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前七子的楚辞观

明代永乐年之后，随着皇族集权、道学独尊局面的形成，台阁馆臣开始主导文坛。正德年后，武宗恣意妄为、世宗不问朝政，明朝的国势渐趋衰微。官场混乱、世道艰辛的现实，使士人们政治中兴的理想幻灭。为了警醒沉溺于盛世美梦中的世人，文坛上逐渐出现了关注时代、注重情感的文艺思潮，前七子即是这种文艺思潮的引领者。他们反对“宗汉”之盛世，主张“祖骚”以抒情。前七子“祖骚”的目的是扫除庸俗、空洞的学风，重构博大深沉、刚正忠贞的完美人格，以期达到拯救时弊的功效。

李梦阳（1473—1530），字献吉，号空同子，甘肃庆阳人，弘治六年（1493）“举陕西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④。李梦阳为人言辞直切，屡次触忤权贵，遭遇四次被贬、三次入狱、两次当死的坎坷，堪称刚正不阿之士。在文学上，“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120]。

李梦阳论诗特别注重情感，他认为“圣以时动，物以情征。穷遇则声，情遇则吟。吟以和宣，宣以乱畅。畅而永之，而诗生焉。故诗者，吟之章，而情之自鸣者也”[121]，“民诗采以察俗，士诗采以察政，二者途殊而归同矣。故有政斯有俗，有俗斯有风”[122]。李梦阳认为诗歌是“情之自鸣者”，故而他主张以诗观人。其云：

诗者，人之鉴者也。夫人动之志，必著之言。言斯永，永斯声，声斯律。律和而应，声永而节，言弗暌志发之以章，而后诗生焉。故诗者非徒言者也。是故，端言者未必端心，健言者未必健气，平言者未必平调，冲言者未必冲诗，隐言者未必隐情，谛情、探调、研思、察气，以是观心，无廋人矣。故曰诗者，人之鉴也。[123]

李梦阳认为以诗观人需考查四项内容，即情、调、思、气。由这四项入手以观其心，则庶几可得其人。但是，情、调、思、气又受环境影响，茶陵派李东阳认为诗歌“欲超乎时代土壤之外，不亦难哉”[124]，“时代土壤”中包括时代与地域两个方面。所以，李梦阳认为“声时则易，情时则迁，常则正，迁则变”[125]。其云：

山人商宋梁时，犹学宋人诗。会李子客梁，谓之曰：“宋无诗。”山人于是遂弃宋而学唐。已，问唐所无，曰：“唐无赋哉！”问汉，曰：“无骚哉！”山人于是则又穷心赋骚于唐汉之上。[126]

李梦阳将楚骚、汉赋、唐诗视为好诗的样板，他认为宋无诗的原因在于“非色弗神，宋人遗兹矣，故曰无诗”[127]。李梦阳认为“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矣”[128]，只有七个因素都具备的诗才是好诗。

李梦阳将好诗标准建构在时代、地域与情感的结合之上，他在强调“法式古人”的同时，又主张“情之自鸣”。从这个观点出发，李梦阳将《楚辞》置于必复之古的地位，此观点亦复古派主张“祖骚”的根本原因。何景明是前七子的代表人物之一，与李梦阳齐名，世称“李、何”。何景明关于《楚辞》的评论略同于李梦阳，他认为“经亡而骚作，骚亡而赋作，赋亡而诗作，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129]，“比物连类三百篇之一体，至楚骚始多，其词虽淡漫，而诗人敦厚温柔之意，犹有存者”[130]。前七子主张法式古人，《楚辞》无疑是师古者必然涉及的佳作。

明代，从事诗文创作及诗歌理论研究的学者中，徐祯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存世仅33年，却为后世留下了《迪功集》《谈艺录》等巨著。

徐祯卿（1479—1511），字昌谷，常熟梅李镇人，后迁居苏州，“举弘治十八年进士”[131]。“祯卿少与祝允明、唐寅、文徵明齐名，号‘吴中四才子’，其为诗喜白居易、刘禹锡。既登第，与李梦阳、何景明游，悔其少作，改而趋汉、魏、盛唐”[132]。徐祯卿主张“魏诗，门户也；汉诗，堂奥也。入户升堂，固其机也”[133]，他认为文章应师秦汉，古诗应师汉魏，近体应师盛唐，著有《迪功集》《迪功外集》及《谈艺录》等。

徐祯卿早年屡试不第，他对《楚辞》有良多的感触，亦是前七子中评论《楚辞》较多者。如其《反反骚赋并序》云：

昔扬雄作《反骚》，论者多过之。余悯原之含忠陨郁，且复获谤，遂援笔慷慨赋《反反骚》词曰：稽邛氏之攸肇兮，累楚均之遐瓞……哀宗社之不长兮，比干皇皇而不忍去。世蔑复以相明兮，心耿耿以无从。涉湘波以南愬兮，昭均心之确忠……测神占其未然兮，岂均曾好此诡疑？谂从人以辱义兮，不如赴身于淤泥。餐秀芬以介齿兮，竟河清之难俟。违苟生以保誉兮，夫何悔于九死……闻至道其可承兮，钦均诚之匪懈……独耿耿而觏侮兮，曾吾均之所尤。[134]

徐祯卿从情感上对屈原多有认同，他认为屈原“独耿耿而觏侮”，“疑谂从人以辱义兮，不如赴身于淤泥”。屈原在存国无望又不愿臣服于他人的情形下，赴死以留清名。

徐祯卿认为“情者，心之精也。情无定位，触感而兴。既动于中，必形于声，故喜则为笑哑，忧则为吁歔，怒则为叱咤。然引而成音，气实为佐，引音成词，文实与功。盖因情以发气，因气以成声，因声而绘词，因词而定韵，此诗之源也”[135]。“情”是心之精粹，而“情”随感觉而兴发。情动于中，必形于声，“因声而绘词”，得以成诗。《楚辞》作为情思渊深之佳作，故而为必复之古。

徐祯卿论诗主张博采众长，“古诗三百，可以博其源；遗篇十九，可以难其趣；乐府雄高，可以厉其气；《离骚》深永，可以裨其思，然后法经而植旨，绳古以崇辞。虽或未臻其奥，吾亦罕见其失也”[136]。徐祯卿认为《离骚》深永可以佐诗人之文思，从这点出发，屈骚又是必师之古。

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均视楚骚为必复之古，他们以《楚辞》为骚体的“第一义”[137]，原因在于《楚辞》为骚体始盛之时的作品。但是，前七子机械性的复古主张，“以其盛气矜心，倚第一义以压倒一切，也就不免矫枉过正”[138]，必然陷入泥古不化的沼泽中。前七子对楚辞学的贡献，在于使世人重新认识到《楚辞》的文学价值与功用。师古者虽时有抒写胸臆的冲动，但始终走不出复古的牢笼，而沦为格古调正的顽固守护者。

3．唐顺之（茅坤）——唐宋派的楚辞观

前七子的复古只重形似、不重内容，从而陷入僵化机械的泥潭中。唐宋派力救其弊，提出文从字顺的主张。唐宋派诸人是从前七子复古派中派生出来的，据《明史·文苑传》载：“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以下无可取。已悟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139]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唐宋派诸人，对楚辞学的研究较前七子为深入。

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武进人，“年二十三，举嘉靖八年会试第一，改庶吉士”[140]。“顺之于学无所不窥。自天文、乐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极原委。尽取古今载籍，剖裂补缀，区分部居，为左、右、文、武、儒、循六编传于世，学者不能测其奥也。为古文，汪洋纡折有大家风”[141]，著有《荆川集》及《文编》等。唐顺之初学诗文时，先学李梦阳“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创作之法，后受到王慎中的影响，改宗欧、曾。四十岁后倾心于道学，“闻良知之学于王畿”[142]。

唐顺之论诗亦持地域差异论，此观点是李东阳之南北诗论、李梦阳之时代环境诗论的进一步发展。唐顺之云：

西北之音慷慨，东南之音柔婉。盖昔人所谓系水土之风气，而先五律之以中声音……若其音之出于风土之固然，则未有能易者也，故其陈之则足以观其风，其歌之则足以贡其俗……读楚骚诸篇，其言郁纡而忉怛，则愀然有登山临水、羁臣弃妇之思。夫秦风慷慨而入于猛，楚骚柔婉而邻于悲，君子不废，岂非以其虽未止乎中声，而不失其风土之固然。其陈之也可以观其风，其歌之也可以贡其俗乎。[143]

李东阳认为，“人囿于气化之中，而欲超乎时代土壤之外，不亦难乎”[144]，并认为诗有南北之分；李梦阳继承李东阳以时代、地域论诗的做法，并进一步以情感、环境论诗；唐顺之则在总结前人之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细化出西北、东南诗风的差异所在。唐顺之认为“楚骚柔婉而邻于悲”，然而“君子不废”《楚辞》，其原因在于《楚辞》“不失其风土之固然。其陈之也可以观其风，其歌之也可以贡其俗”。唐顺之从儒家诗教的原则出发，认为《楚辞》可以“观风俗”，主张“君子不废”，从而否定了李东阳“圣人不录”[145]的偏见。

李东阳主张以“格调”来规范诗歌的创作，唐顺之则主张“宁触乎人而不肯违乎心”[146]。唐氏认为“千古作家别自有正法眼藏在，盖其首尾、节奏天然之度，自不可差，而得意于笔墨蹊径之外，则惟神解者而后可以语此”[147]，“圣人以神明而达之于文，文人研精于文以窥神明之奥。其窥也有偏有全、有小有大、有驳有醇，而皆有得也，而神明未尝不在也。所谓法者，神明之变化也”[148]。

唐顺之论文讲求研习文章的内在“神明”，即“所谓法者，神明之变化也”。然而，“神明”是由德而生发的。在论及艺与德的关系时，唐顺之云：

古人虽以六德、六艺分言，然德非虚器，其切实应用处即谓之艺。艺非粗迹，其精义致用处，即谓之德。故古人终日从事于六艺之间，非特以实用之不可缺，而姑从事云耳。盖即此而鼓舞凝聚精神，坚忍操练其筋骨，沉潜缜密其心思，以类万物而通神明。故曰洒扫应对精义入神，只是一理，艺之精处即是心。[149]

唐顺之此种观点被茅坤所继承，并用之于评论《楚辞》中。茅坤（1512—1601），字顺甫，号鹿门，嘉靖十七年（1638）进士[150]。“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顺之。顺之喜唐、宋诸大家文，所著文编，唐、宋人自韩、柳、欧、三苏、曾、王八家外，无所取，故坤选《八大家文钞》”[151]。茅坤对唐顺之所倡导的“法神明”的主张，论述得更为细致、透彻。其云：

神者，文章中渊然之光，窅然之思，一唱三叹，余音袅袅，即之不可得，而味之又无穷者也。入此一步，则《庄子》之《秋水》《马蹄》，《离骚》之《卜居》《渔父》诸什，下如苏子瞻前后《赤壁赋》，并吾神助也。[152]

茅坤认为《卜居》《渔父》中有“神”，才使文章呈现出“渊然之光”。茅坤运用唐顺之“神明”论，对《楚辞》进行了纯艺术性的研究。

对于《楚辞》的功用，茅坤持论与唐顺之相同。其云：

孔子删《诗》，自《小弁》之怨亲、《巷伯》之刺谗以下，其忠臣、寡妇、幽人、怼士之什，并列之以为《风》，疏之为《雅》，不可胜数。岂皆古之中声也哉？然孔子不遽遗之者，特悯其人、矜其志，犹曰发乎情、止乎礼义，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耳。予尝按次春秋以来，屈原之《骚》疑于怨，伍子胥之谏疑于协，贾谊之疏疑于激，叔褒夜之诗疑于愤，刘贲之对疑于亢，然孔子删《诗》之旨，而裒次之，当亦未必无录之者。[153]

儒家讲求中庸，倡导温柔敦厚的诗风，然而《诗经》中亦有不和谐之音。孔子以“悯其人、矜其志”为出发点，以“发乎情、止乎礼义”为原则，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为功用，未将怨怼失志之音删去。茅坤按照孔子删《诗》的原则，认为屈骚之作“当亦未必无录”。

茅坤认为《楚辞》有“神”，有“渊然之光”的美感，又有“观其俗”的功用。李东阳强调格调而否定屈原之怨，李梦阳复古而未见《楚辞》之“神”，比起二者来说，唐宋派对《楚辞》的认识更为可取，更为全面，也更准确地认识到了《楚辞》的价值所在。

4．王世贞（谢榛、胡应麟）——后七子的楚辞观

前七子和唐宋派都主张复古，但所师对象各有侧重，而且互相诋排。前七子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唐宋派则提倡师法于唐宋古文，两派所师对象都比较僵化、单一。明代后七子起而力纠其弊，转益多师，其中以王世贞、谢榛等人为代表。

王世贞（1526—1590），“嘉靖二十七年进士”[154]，“与李攀龙、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辈相倡和，绍述何、李”[155]。“世贞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殁，独操柄二十年……其持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而藻饰太甚。晚年，攻者渐起，世贞顾渐造平淡”[156]。著有《弇州山人续稿》二百零七卷，其中诗评类著作有《艺苑卮言》八卷、《明诗评》四卷等。

王世贞论诗主格调，又强调变化。他认为“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157]，“篇法之妙，有不见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见字法者，此是法极无迹，人能之至，境与天会，未易求也。有俱属象而妙者，有俱属意而妙者，有俱作高调而妙者，有直下不偶妙者，皆兴与境诣，神合气完使之然”[158]。

王世贞认为才学生妙思，妙思生意境，而意境通过内容表达出来。妙思是才学的体现，调为诗之意境，格为诗之内容。格调之外又有兴与神、境与气的交融，这样的诗方为妙者。茶陵派主格调，但于变化强调不足。“李东阳曰：‘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声。’又曰：‘法度既定，溢而为波，变而为奇，乃有自然之妙。’”[159]李东阳认为格调之外稍有变异，即得“自然之妙”。也就是说，在“法度既定”的情况下，“溢而为波，变而为奇”。法度即为作诗之根本，不能离此根本而言他。然而，王世贞论诗“是以格调说为中心，而朦胧地逗出一些类仿性灵说与神韵说的见解，所以只是格调说之变”[160]。王世贞论《楚辞》亦服从于其诗论。

王世贞生活于明代中后期，时值严嵩父子擅权，又有外敌入侵。王世贞身处朝廷混乱、奸相误国、忠义受迫害的环境中，亦未幸免于难。杨继盛因弹劾严嵩而下狱，王世贞竭力营救，未果。杨继盛遇害后，作为挚友的王世贞，帮其料后事。其后，严嵩先后对王世贞及其父、弟屡加残害。后张居正柄政，王世贞又遭罢职。因身受多重不公待遇，王世贞对《楚辞》有特殊的情感。王世贞是前、后七子中对《楚辞》进行多方面研究的第一人。他主要从三个角度对《楚辞》进行了研究。

其一，将《楚辞》置于整个文学发展中，论其文学地位。王世贞认为“屈氏之《骚》，骚之圣也。长卿之赋，赋之圣也。一以风，一以颂，造体极玄，故自作者，毋轻优劣”[161]，“今人以赋作有韵之文，为《阿房》《赤壁》累，固耳。然长卿《子虚》，已极曼衍，《卜居》《渔父》实开其端”[162]。屈骚是骚体之“第一义”，是骚体之圣、赋体之源。

其二，论骚体与赋体之区别。王世贞认为“骚赋虽有韵之言，其于诗文，自是竹之与草木，鱼之与鸟兽，别为一类，不可偏属。《骚》辞所以总杂重复，兴寄不一者，大抵忠臣怨夫恻怛深至，不暇致诠，亦故乱其叙，使同声者自寻，修隙者难摘耳”[163]。从体式与内容来说，骚与赋是两种不同的文体，骚体用词多反复，句式多变，内容多忠臣怨夫之语，主要表达作者“恻怛深至”的情感。为了进一步说明骚体与赋体的不同特色，王世贞又云：

杂而不乱，复而不厌，其所以为屈乎？丽而不俳，放而有制，其所以为长卿乎？以整次求二子则寡矣。[164]

骚体句式繁杂多变，是为表达作者跌宕的情感；语言重复是为再三申明作者的志愿。这种“杂而不乱，复而不厌”的文体特点正是屈骚的魅力所在。骚体与赋体的艺术感染力亦不同，王世贞认为“《骚》览之须令人裴回循咀，且感且疑；再反之，沉吟嘘唏；又三复之，涕泪俱下，情事欲绝。赋览之，初如张乐洞庭，褰帷锦官，耳目摇眩；已徐阅之，如文锦千尺，丝理秩然；歌乱甫毕，肃然敛容；掩卷之余，彷徨追赏”[165]。

其三，论《楚辞》各篇章的艺术特色。王世贞认为“《天问》虽属《离骚》，自是四言之韵。但词旨散漫，事迹惝怳，不可存也”[166]，“《九辩》悲凉清峭，默默伤怀。王褒、刘向拟之作《九怀》《九叹》，觉去骚弥远”[167]。《天问》以四言结句，但其内容散乱，故事谲怪，不符合不语“怪力乱神”之儒家教化原则。《九辩》“默默伤怀”属于骚体之“恻怛深至”的格调，而《九怀》《九叹》则已缺失骚人的气韵。

王世贞对《楚辞》的评论集中在其《楚辞章句序》中，其文云：

藉令屈原及孔子时，所谓《离骚》者，纵不敢方响《清庙》，亦何渠出齐秦二风下哉！孔子不云乎：“诗可以兴，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乎草木鸟兽之名。”以此而等，屈氏何忝也？是故，孔子而不遇屈氏则已，孔子而遇屈氏，则必采而列之楚风。夫庶几屈氏者，宋玉也。盖不佞之言曰：班固得屈氏之显者也，而迷于隐，故轻诋中垒；王逸得屈氏隐者也，而略于显，故轻拟。夫轻拟之与轻诋，其失等也。然则为屈氏宗者，太史公而已矣。吾友豫章宗人用晦，得宋《楚辞》善本梓而见属序，岂亦有感于屈氏中垒之意乎哉！[168]

此序是王世贞为朱多煃所得宋版《楚辞章句》之付梓而作的序，其大意是论屈原及《楚辞》的历史地位。历来对屈原评价有两种倾向：一是认为屈原“忠而过”[169]“露才扬己”[170]“显暴君过”[171]，其文“词侈而怨”[172]，是“亡国之音”[173]；其二，认为屈原忠君爱国、忧国忧民，其辞“怨诽而不乱”[174]。王世贞赞成后一个观点，认为“屈氏非诚忧其身不遇，忧楚之日为秦，而主不顾返也”[175]，“务光之溺渊也，以节也；灵均之溺湘也，以忠也”[176]。

明代诗坛，茶陵派主“格调”，唐宋派主“神明”，后七子中谢榛则主张将“格调”与“神明”调和，博采众家之长。他对《楚辞》的评论则较前人开明，且多集中于文学艺术方面。

谢榛（1499—1575），字茂秦，号四溟山人，他是后七子初期的代表人物。“当七子结社之始，尚论有唐诸家，知有所重。榛曰：‘取李、杜十四家最胜者，熟读之以会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浩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诸人心师其言，厥后虽合力摈榛，其称诗指要，实自榛发也”[177]。谢榛论诗宗盛唐，著有《四溟山人全集》二十四卷，其中有《四溟诗话》四卷。谢榛关于《楚辞》的评论多集中于《四溟诗话》中，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论《楚辞》的艺术特色。谢榛引马子端语云：“《楚辞》悲感激迫，读《橘颂》一篇，温厚委曲。”[178]谢榛认为《楚辞》总体上“悲感激迫”，但亦有变化，“《离骚》语虽重复，高古浑然”[179]，《橘颂》温厚婉约。

其二，论《楚辞》的音韵。谢榛从音律角度对《楚辞》进行了研究，如其云：

《离骚》：“纷吾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此协耐。王逸注：“熊属多力，绝人之才者谓之能。”然诸公皆本逸注。予谓蒸韵能协于灰韵，犹存古意，何以效其穿凿而费讲邪？[180]

谢榛认为“能”与“耐”协韵，故而可训为“耐”意。“能”韵属于蒸部，“耐”属于灰部，蒸部与灰部韵上古可通转。谢榛认为《离骚》为有韵之文，《离骚》在用韵上属上古音韵范畴。其云：

杨诚斋曰：“今之《礼部韵》，乃是限制士子成文，不许出韵，因难以见工尔。至于吟咏性情，当以《国风》《离骚》为法，又奚《礼部韵》之拘哉？”邹国忠曰：“不用沈韵，岂得谓之唐诗？”古诗自有所叶，如“靡室靡家，猎狁之故”，曹大家字本此。[181]

谢榛对《楚辞》用韵的研究只停留在个别现象的析理，未能真正形成体系，但他是复古派中继杨慎之后涉及古韵的少数学者之一。谢榛对《楚辞》中古韵的研究出于探究诗歌韵律的角度，非专门研究古音。

除以上两点外，谢榛对屈原亦有所评价，他对屈原的评价突出一个“愁”字。其云：“放逐孤臣泪满缨，离骚当日寄深情。汨罗江上愁云起，万古蛟龙气不平。”[182]又云：“初著《离骚》去国年，独醒怀抱转凄然。汨罗不作西流水，终古愁云在楚天。”[183]谢榛用“愁”字概括了他对屈原的主要情感。

胡应麟（1551—1602），字元瑞，号少宝山人，屡举进士不第，“携诗谒世贞，世贞喜而激赏之，归益自负。所著《诗薮》二十卷，大抵奉世贞《卮言》为律令，而敷衍其说，谓诗家之有世贞，集大成之尼父也。其贡谀如此。”[184]

胡应麟论诗以王世贞之说为鹄的，强调“作诗大要不过二端，体格声调，兴象风神而已”[185]。胡应麟论诗沿后七子之余波，强调“法度”“格调”。其云：

譬则镜花水月，体格声调，水与镜也；兴象风神，月与花也。必水澄镜明，然后花月宛然；讵容错鉴浊流求睹二者！故法所当先，而悟不容强也。[186]

在“体格声调”与“兴象风神”二者之间，胡应麟论诗更强调“体格声调”的基础性作用。他认为“体格声调”需纯净平和，方能映照出“兴象风神”之美。

胡应麟论诗“一方面尚格，一方面论变。这两种有些分别，一是文学批评家品评的标准，一是文学史家的识鉴，可以冲突，也可以调和”[187]。他的诗学主张有师古向师心过渡的意味，在调和中最终走向了尚新的道路。如其云：

《国风》《雅》《颂》温厚和平，《离骚》《九章》怆恻浓至，《东西二京》神奇浑璞，建安诸子雄瞻高华，六朝俳偶靡曼精工，唐人律调清圆秀朗，此声歌之各擅也。《风》《雅》之规，典则居要；《离骚》之致，深永为宗；古诗之妙，专求意象；歌行之畅，必由才气，近体之攻，务先法律；绝句之构，独主风神；此结撰之殊途也。[188]

胡应麟认为各种文体都有各自不同的特色，“古人作诗各成己调，未尝互相师袭”[189]。他在复古的渊薮中，最终找到了自新的道路，即“典则”“深永”“意象”“才气”“法律”“风神”兼备，“兼裒总挈，集厥大成”[190]。

胡应麟将自己诗论亦运用于分析《楚辞》中，即格调与才气兼善。其云：

行回断续，《骚》之体也；讽喻哀伤，《骚》之用也；深远优柔，《骚》之格也；宏肆典丽，《骚》之调也。[191]

胡应麟认为“行回断续”是《离骚》的体式，“讽喻哀伤”是《离骚》的功用，在“深远优柔”的内容中奏响“宏肆典丽”之音是《离骚》的格调。胡应麟论诗尚变，故多关注风格的变化。其云：

和平婉丽，整暇雍容，读之使人一唱三叹者，《九歌》等作是也。恻怆悲鸣，参差繁复，读之使人涕泣沾襟者，《九章》等作是也。《九歌》托于事神，其词不露，故精简而有条。《九章》迫于恋王，其意甚伤，故总集而无绪。[192]

此外，胡应麟又涉及骚与赋的区别。其云：

昔人云：“诗文之有骚赋，犹草木有竹，禽兽有鱼，难以分属。”然骚实歌行之祖，赋则比兴一端，要皆属诗。近之若荀卿《成相》《云》《礼》诸篇，名曰诗赋，虽谓之文可也。屈、宋诸篇，虽遒深闳肆，然语皆平典。至淮南《招隐》，叠用奇字，气象雄奥，风骨稜嶒，拟骚之作，古今莫迨。[193]

胡应麟认为《骚》为歌行之祖，其中所运用的赋是表现手法，后世所谓的赋体实为文。为了进一步说明骚与赋的区别，胡应麟又云：“骚与赋句语无甚相远，体裁则大不同：骚复杂无伦，赋整蔚有序；骚以含蓄深婉为尚，赋以夸张宏钜为工。”[194]胡应麟认为骚属于诗歌范畴，体式上“复杂无伦”，风格上“含蓄深婉”。

胡应麟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对《楚辞》进行了评价，是楚辞研究第二层级的读者，即从接受层面走向了深入研究层面，他的楚辞研究也代表了师古批评向师心批评的过渡。胡应麟是明代文坛从机械性师古到自由师心的过渡，他在楚辞学史上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

明弘治、正德之际，前七子师古说盛行，王阳明心学滋生，学术风气大变。到了万历以后，学术界普遍开始反思，并对程朱理学进行了质疑。前代各种楚辞学著作相继得到重刊，王逸《楚辞章句》等书重新得到重视。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朱熹《楚辞集注》的价值，不再盲从。如王鏊《重刊〈王逸注楚辞〉序》云：

自考亭之注行世，不复知有是书矣。余间于《文选》窥见一二，思睹其全，未得也。何幸一旦而读之！人或曰：“六经之学，至朱子而大明，汉唐注疏为之尽废，复何以是编为哉？”余尝即二书而参阅之，逸之注，训诂为详。朱子始疏以诗之六义，援据博、义理精，诚有非逸之所及者。然予之懵也，若《天问》《招魂》谲怪奇涩，读之多所未解，及得是编，恍然若有开于予心，则逸也岂可谓无一日之长哉。[195]

王逸《楚辞章句》训诂成就卓著，朱熹《楚辞集注》广征博引、义理精辟，王鏊主张将二书互为参用。万历以后，王阳明心学盛行，出版刊刻书籍更是司空见惯，文化思想领域随之活泛起来。王鏊质疑朱熹《集注》、倡导参阅王逸《章句》的主张，亦是时代的呼声。在这种学术风气的影响下，楚辞学呈现出蓄势待发的迹象。

一、心学影响下的楚辞学

明代中后期，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学术界革古尚新之风盛行。“盖自弘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厌常喜新，风气之变，已有所自来……嘉靖以后，从王氏而诋朱子者，始接踵于人间”[196]。在这种革新思潮的带动下，楚辞研究领域相继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这些著作的出现使楚辞学彻底走出了低谷，呈现出辉煌的前兆。在复古的肥沃土壤里，心学的雨露滋养下，楚辞学再次焕出了新的生命力。

李贽、公安、竟陵相继活跃于文坛，给文坛带来了勃然生机，亦给楚辞研究带来了思想的甘露。李贽之“童心说”、公安派之“独抒性灵”，均从文艺理论方面为楚辞学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借助于文学理论的繁荣、学术的尚新，楚辞研究领域相继出现了几位深入研究者和几部大作。

1．汪瑗

汪瑗（？—约1566[197]），字玉卿，安徽歙县人，生平不详。他曾就学于归有光，归有光称赞其云：

余碌碌谫才，端章甫衣之士相从者何下数百人，未有如玉卿、昆季者。玉卿丰姿奇俊，迥异寻常，超然有尘世想。[198]

汪瑗学成归家后，专心于著书，成果丰硕。其著作主要有李白、杜甫诗注，《庄子注》，《楚辞集解》以及《巽麓草堂诗集》等，现存只有《楚辞集解》《杜律五言补注》。

《楚辞集解》大约成书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以前[199]，但未能及时刊行，现存最早的刊本[200]是万历四十三年（1615）刊本，由汪瑗之子汪文英出资刊刻。此本卷首有焦竑序（写于1615年）、汪文英《天问注跋》（写于1615年）、《楚辞大、小序》[201]、《集解》正文八卷、《蒙引》二卷、《考异》一卷。此本缺《天问》部分的完整注文，只录有汪瑗题于朱熹《天问集注》上的17条眉批。有感于《天问》部分内容的缺失，汪瑗之侄汪仲弘于嘉靖四十六年（1567）重新刊行《楚辞集解》，此本补注了《天问》，抽掉汪瑗《天问》部分的眉批。另外，此次刊行亦补加了归有光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为此书所作的序，以及汪瑗的自序、汪仲弘《楚辞集解补纪由》（写于1618[202]年）等。1618年版《楚辞集解》比第一次刊本多了三个序，并补注了《天问》，抽掉了《天问》的眉批；除此之外，两个刊本在版式、内容方面大致相同。

今以董洪利点校、北京古籍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的《楚辞集解》[203]为蓝本，来说明此书的注释体例。此书主要由四部分构成：

其一，《楚辞》大、小序。其中《大序》包括班固《离骚解序》、洪兴祖《楚辞总论》、朱熹《楚辞后语》、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洪兴祖《楚辞补注》卷一目录中的注文、朱熹《六义》及《楚辞集注序》、何乔新《重刻楚辞序》、王鏊《重刊王逸注楚辞序》等九篇；《小序》收录王逸、洪兴祖、朱熹、吴讷等四人对《楚辞》各篇的解题。

其二，《楚辞集解》的正文部分。只注屈原之作，宋玉等人皆不录。每篇首列汪瑗的解题，然后先列若干句原文，再逐字逐句进行阐释。

其三，《蒙引》。此部分只涉及《离骚》篇中存有分歧的字、词、句，共分上、下两篇计244条，其中上篇考证125条、下篇考证119条。

其四，《考异》。亦只涉及《离骚》篇，共127条，主要是对《离骚》文字的校勘。正文中若存在异文，则以“文从字顺、意义明畅者而从之”[204]为选取标准。《考异》“效朱子《韩文考异》”的体例，将王逸、洪兴祖、朱熹书中异文并录，且断之以是非，“其无所是非者，或两可而俱通也，以备读《楚辞》者参互而自选之”[205]。

汪瑗注解此书的目的有二：其一，悼念不遇时之贤人，“亦惟自致扶抑之意，以为不得志于时者悼耳”[206]；其二，阐发《楚辞》中前人所未发之深意，“沧浪《答吴景山书》又有云：‘所论《离骚》，中有深得，实前辈之所未发。’余注固知无当，不知于当时景山注且奚若也”[207]。汪瑗注解此书的原则是：

其有洞而无疑者，则从而尊之；有陷而未耀者，则从而阐之；有诸家之论互为异同者，俾余弟珂博为搜采，余以意断之。宁为详，毋为简。宁芜而未剪，毋缺而未周。务令昭然无晦，卓然有征，以无失扶抑邪正之意，庶可以得原之情于万一。[208]

汪瑗所处时代大致在嘉靖年间，此时正是后七子主导文坛、王阳明心学开始蔓延之际。汪瑗《楚辞集解》只录屈原之作，注解时多伸以己意，此种著书的做法是时代风气影响下的产物。后七子主张师古，亦倡导融合，王阳明则主张以心为师。汪瑗只选屈原之作品，并将其视为骚体“第一义”，旁则视为末流而不予著录。他注解时能做到融通各家之说，最后以己意断之。继茅坤、王世贞之后，汪瑗亦将《离骚》推崇至圣人必录的位置。其云：

瑗独不能忘情于《骚》者，非独以原可悲也，亦惟悲夫《骚》不及一遇尼山耳。使《骚》在删《诗》时，圣人能遗之乎？[209]

在《楚辞》的文学性探讨方面，汪瑗有不少创见。汪瑗对《楚辞》的艺术特色、章节脉络、行文特色多有关注。如其云：

《离骚》之篇明而达，《九歌》之篇简而洁，《天问》之篇博而瞻，《九章》诸篇通而畅，《远游》《卜居》《渔父》诸篇或奇伟，或浑雄，或冲淡，尤不可以一律拘。体制虽殊，旨归则一。[210]

汪瑗认为屈原之文格调一致，意象各殊，即格调如澄澈的湖水，忠君爱国之旨浓缩其中；意象则如花与月，在深永隽美的语言中摇曳生姿，各具风貌。汪瑗对屈原行文的规律亦有探索，如《离骚》篇“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条下注云：

此上三章，一章言丧其家巷。二章言丧其室家。三章言丧其元首。其取福之惨，愈深而愈切，其垂鉴之意至矣。[211]

又如“纷总总其离合兮，班陆离其上下”条下注云：

此极言仗卫服役之盛。而下东西求索段，但以纷总总其离合二句言之；下四方求索段并不言之，而其意自见。此亦作文之法也。[212]

在《楚辞》思想内容方面，汪瑗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努力使之切合于圣人之道。如其在《离骚》篇“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条下云：

瑗按：义善二言，深得吾儒性理之学。由此观之，则战国之时而倦倦乎仁义之谈、性理之说者，不独孟子也，屈子之所学所养可知矣。其书真可继三百篇而无愧色，与七篇并传而不多让也。孰谓自从删后更无诗，而续仲尼之统者轲氏可独专其美哉？故后世哀屈子之穷，吾独喜屈子之高；后世爱屈子之词，吾独尊屈子之道也。[213]

汪瑗将屈骚视为《诗经》之翼，与《孟子》齐同，他将屈原及其作品推崇至儒家教科书的地位，并独爱屈子之道。汪瑗在极力推崇屈原的同时，亦对《楚辞》旧注提出了质疑。汪瑗虽不致力于倡导新说，但其标新意识浓厚。如其否定屈原自沉、视《九歌·礼魂》为“前十篇之乱辞”[214]、认为湘君“泛谓湘江之神”[215]等，都不乏新意。汪瑗认为屈原非沉江而死，此论与司马迁、王逸、朱熹之说背道而驰。宋代林应辰在《龙冈楚辞说》中最先提出此论。据《直斋书录解题》载：

（《龙冈楚辞说》）其推屈子不死于汨罗，比诸浮海居夷之意，其说甚新而有理。以为《离骚》一篇辞虽哀痛而意则宏放，与夫直情径行、勇于踣河者，不可同日语；且其兴寄高远，登昆仑、历阆风、指西海、陟升皇，皆寓言也。世儒不以为实，顾独信其从彭咸葬鱼腹以为实者，何哉？然沉湘之事，传自司马迁，贾谊、扬雄皆未尝有异说，汉去战国未远，决非虚语也。[216]

林应辰认为，屈原托虚语以寓其“浮海居夷”之意，后人误以为屈原自沉而死。陈振孙则认为屈原沉江之说源于司马迁，但也认为林应辰之说“甚新而有理”。汪瑗则积极响应林应辰的说法，并著《屈原投水辨》[217]，充分论证了屈原非沉江而死。

汪瑗综合运用音训、义训、字训等方法，使《楚辞集解》在训诂方面亦有值得称道的成就。如《远游》篇“召黔羸而见之兮，为余先乎平路”条下注云：

黔羸，《史记》作含雷，《汉书》作黔雷，旧说天上造化神名，或曰水神。朱子曰：“皆怪妄之说，不可考矣。”瑗按：黔，黑色。羸，弱也。字义于水为切。此章皆叙北方之境，水神是也。黔与含，羸与雷，声相近，而《史》《汉》讹也。[218]

汪瑗敢于质疑，不盲从旧说，但有时结论下得略显草率。如关于“屈原”之名的来历，汪瑗在《离骚》篇中“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条下注云：

《尔雅》曰：“广平曰原。一曰高平曰原。”原子之名字，实取诸此。盖名者，己之所以自称；字者，人之所以称己也。观《渔父》《卜居》二篇，屈子皆自称屈原，可以知名原而字平也。五臣以正则为释原名，灵均为释平字是也。旧皆谓屈子名平字原，而从太史公，误矣。[219]

汪瑗以文中互证的方法，并佐之以《文选》五臣注，断定屈子名原、字平。古人取名与字时，名与字一般意思相近。原与平可互训，故而此可视为屈子之名、字的来历。古人在称呼上，称己用名，称呼别人用字，以示自己的谦卑和对他人的尊重。汪瑗认定屈子名原、字平，其证据有二：其一，《六臣注文选》卷三十二《离骚经》“屈平”注下云：“铣曰《史记》云：屈原字平”[220]。然《史记》的传世本均作“屈原者，名平”，故而，张铣此语是孤证，不足以为断。其二，《渔父》《卜居》二篇屈子自称“屈平”。然文中对自己用尊称其例甚多，如扬雄《解嘲》《解难》篇中即自称“扬子”。故而，汪瑗此论断证据不足，结论略显武断。

汪瑗《楚辞集解》虽有诸多缺点，但此书在楚辞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汪瑗是明代以心学为指导思想的楚辞研究者的代表，《楚辞集解》更是心学影响下的一部重要的楚辞研究专著。

2．焦竑

明代前期复古思潮主导文坛达百余年之久，“万历以后，心学横流，儒风大坏，不复以稽古为事”[221]。在这种思潮影响下，楚辞研究出现了新气象，焦竑即为新气象的领头人。

焦竑作为一名深受王学左派影响的新时代学者，他以独到的眼光注目于《楚辞》研究领域，虽未有专著，但其成就依然不可小觑。他以心学的思维方式研究屈原的思想，考据、音韵、训诂等阐释《楚辞》的相关问题。他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建树在明代后期的楚辞研究中处于前沿位置。

焦竑（1540—1619），字弱侯，号澹园，江宁人，万历十七年[222]（1589）中进士第一名，官至翰林院修撰，东宫讲读官（即太子傅），后被追谥为“文瑞”。“竑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淹贯。善为古文，典正驯雅，卓然名家。集名《澹园》，竑所自号也。讲学以汝芳为宗，而善定向兄弟及李贽，时颇以禅学讥之”[223]。焦竑一生好学不倦，著有《澹园集》《笔乘》《俗书刊误》《老子翼》《庄子翼》等书。

焦竑讲学以罗汝芳为宗，并与耿定向、李贽等人相友善。罗汝芳（1515—1588），世称近溪先生，明代中后期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明代后期启蒙思想的前驱，其学“以赤子良心不学不虑为的，以天地万物同体彻形骸忘物我为大”[224]，主张“心”是万物本源。耿定向（约1571—1597），字在伦，黄安人（今湖北红安人），生平不详，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其归为泰州学派，即王学左派。焦竑求学于王学左派的代表人物罗汝芳，又与王学左派耿定向及“童心说”的倡导者李贽亦师亦友。在这样的氛围里，焦竑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人的影响。李贽云：

予读《渔父》之词，而知屈大夫非能言之而不能行也，盖自不肯行也。人固有怨气横臆，如醉如梦寻死不已者，此等是也。宗国颠覆，姑且勿论，彼见其主日夕愚弄于贼臣之手，安忍坐视乎？势之所不能活者，情之所不忍活也，其与顾名义而死者异矣。虽同在节义之列，初非有见于节义之重，而欲博一死以成名也。其屈大夫之谓欤！[225]

李贽认为“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226]，童心即感知外界环境后“真心”所想之物。李贽标榜“本色”，必然反对“格调”。李贽主张以感情的原始状态书写，不掺杂俗套、束缚。李贽主张“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于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227]。他认为屈原因为“势之所不能活”“情之所不忍活”，并非为了博取英名。屈原的“节义”之为，出于其“真心”或“初心”，不假于任何世俗的礼义。

李贽将人视为“自然人”而非“伦理人”。“自然人”的思想，出于“真心”自然地合乎礼义；“伦理人”的思想，是被迫服从于伦理。李贽“童心说”“直写胸臆”的文学主张，亦被焦竑所吸取。如焦竑《雅虞阁集序》云：

古之称诗者，率羁人怨士不得志之人，以通其郁结，而抒其不平，盖《离骚》所以来矣……诗非他，人之性灵之所寄也。[228]

焦竑的楚辞观点多集中于其《汪瑗楚辞集解序》《张京元删注楚辞序》《笔乘·九辩、九歌皆屈原自作》等篇章。此外，《澹园集》《澹园集·续集》《笔乘》及《笔乘·续集》《诸子品节》等书亦有散见。

焦竑站在新时代学者的角度，对朱熹《集注》在楚辞学上的地位进行了质疑。理学家认为忠君爱国者不可以有怨，而儒学家则认为诗可以兴观群怨，即忠君爱国者可以有怨。焦竑云：

先儒称孔子之删诗，朱子之定骚，其心同，其功同。夫谓原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而又讥其驰骋变风变雅之末流，为醇儒庄士所羞称，则又自相矛盾矣。岂变风变雅，非孔子所删定，而醇儒庄士能舍忠君爱国，以为通也耶？[229]

何乔新将朱熹定骚与孔子删诗的功绩等同，焦竑认为这种做法抬高了朱熹定骚的功绩。焦竑进一步指出了朱熹理论的矛盾之处，即朱熹一方面认为屈原忠君爱国，赤诚值得嘉许；另一方面又讥其作品为变风变雅的末流，不足取。

除了质疑朱熹《集注》外，焦竑又对《楚辞》相关篇章的作者作了考证，如《九辩、九歌皆屈原自作》云：

《离骚经》“启《九辩》与《九歌》兮”，即后之《九歌》《九辩》，皆原自作无疑。王逸因“夏康娱以自纵”之句，遂解《九歌》为禹，不知时事难于显言，乃托之古人，此诗人依仿形似之语耳。不然则上所谓“就重华而陈词”，岂真有重华可就邪？舍原所自言不之信，而别解之，不知何谓？《九辩》谓宋玉哀其师而作，熟读之，皆原自为，悲愤之言，绝不类哀悼他人之意。盖自作与为他人作，旨趣故当霄壤，乃千百年读者无一人觉其误，何邪？[230]

关于《九辩》的作者，学者多有疑义。洪兴祖将《九辩》作者题为宋玉，并引《文选注》云：“五臣云：宋玉惜其师忠信见放，故作此辞以辩之，皆代原之意”[231]。汪瑗《楚辞集解》只录屈原作品，未录《九辩》。焦竑则主张《九辩》为屈原之作，他认为《九辩》“悲愤之言”，“不类哀悼他人之意”。

为了更进一步说明此问题，焦竑又云：

《九辩》，余定以为屈原所自作无疑，只据《骚经》“启《九辩》与《九歌》兮”一语，并玩其词意而得之。近览《直斋书录解题》，载《离骚释文》一卷，其篇次与今本不同。首《骚经》，次《九辩》，而后《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隐士》《招魂》《九怀》《七谏》《九叹》《哀时命》《惜誓》《大招》《九思》。按：王逸《九章》注云：“皆解于《九辩》中”，则《释文》篇第，盖旧本也。以此观之，决无宋玉所作窜入原文之理。天圣十年陈说之序，反以旧本篇第混并，乃考其人之先后重定之，不知于人之先后，正自舛谬，而后人反沿袭之，可怪也！[232]

查阅《直斋书录解题》，得知其书载：

《离骚释文》一卷。古本，无名氏。洪氏得之吴郡林虑德祖。其篇次不与今本同。今本首《骚经》，次《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招隐》《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释文》亦首《骚经》，次《九辩》，而后《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隐士》《招魂》《九怀》《七谏》《九叹》《哀时命》《惜誓》《大招》《九思》。洪氏按：王逸《九章注》云“皆解于《九辩》”，则《释文》篇第盖旧本也，后人始以作者先后次序之耳。朱侍讲按：天圣十年陈说之序以为旧本篇第混并，乃考其人之先后，重定其篇第。[233]

陈振孙认为今本《楚辞》篇次的混乱起因于北宋天圣十年（1032）陈说所作的序文，朱熹又重新进行了编次，形成了《楚辞集注》的篇次。焦竑以《直斋书录解题》中《离骚释文》的篇次为佐证，再次论证了《九辩》系屈原所作。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亦载：

《楚辞释文》一卷，未详撰人。其篇次不与世行本同，盖以《离骚经》《九辩》《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隐士》《招魂》《九怀》《七谏》《九叹》《哀时命》《惜誓》《大招》《九思》为次。按：今《九章》第四，《九辩》第八，而王逸《九章》注云皆解于《九辩》中知《释文》篇第盖旧本也。后人始以作者先后次第之尔。或曰天圣中陈说之所为也。[234]

晁公武与陈振孙所见之无名氏《楚辞释文》相同，二人均认为今本为后人重新编次所为，变乱次序的源头可能在天圣十年陈说之序。

焦竑认为《离骚》原文早已提及《九辩》与《九歌》之篇名，且旧本《楚辞》中《九辩》在前，《九歌》在后，与《离骚》原句中的顺序正好一致。若《九歌》定为屈原之作，《九辩》亦可断定为屈原之作。焦竑从《九辩》文意出发，通过《楚辞》中各篇互证，并以他书作旁证，将《九辩》的作者定为屈原而非宋玉。

此外，焦竑对《楚辞》逸文亦有关注，如其《楚词逸句》云：

刘渊林注《魏都赋》，引《九章》之词云：“蔀也必独立。”引《卜居》之词云：“横江潭而渔。”今二篇无此句。又“横江潭而渔”，见子云《答客难》。[235]

焦竑所辑以上二条，宋代姚宽早已辑出。姚宽《西溪丛语》卷上云：

刘渊林注《魏者赋》引《九章》之辞曰：“蔀也，必独立。”引《卜居》曰：“横江潭而渔。”今阅二篇，又无是二句，信有阙文。渊林出汉后，何为独见全书也……“横江潭而渔”，扬雄《答客难》有之，如贾逵、班固于《离骚经》尝以所见改易无疑，则《九章》《卜居》，如王逸辈或有改易，未可知也。书之阙文，未易深考。[236]

除考订作者、辑录逸文外，焦竑对《离骚》的文学价值进行了定位。其云：

余尝谓古书无所因袭，独由创造者有三：《庄子》《离骚》《史记》也。《离骚》惊采绝艳，独步古今，其奥雅宏深，有难遽测。[237]

焦竑将《离骚》《庄子》《史记》并举，他认为三者是原创作品中的佳作，《离骚》尤其“奥雅宏深”，独步古今。此外，焦竑又将《楚辞》与《诗经》相比较。他认为《诗经》多以“微言通讽谕”，而以“温柔敦厚”为指归；《楚辞》为“忠愤”“感切”之作，以“怨”为主调。其云：

孔子删十五国风而为诗，大氐以微言通讽谕，壹以温柔敦厚为宗。是时楚诗以僻左，未录于太师。至屈平者，轩翥诗人之后，一放而为《离骚》，繇其忠愤，感切不得已而出。此后，世辄名之《楚词》，而为怨诗者咸归之。[238]

焦竑在楚辞研究方面虽未出专著，但其在楚辞学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汪瑗《楚辞集解》、陈第《屈宋古音义》、张京元《删注楚辞》等书，均有焦竑的序文。焦竑喜好古文，并涉足许多领域，尤其在音韵、训诂、文字等方面造诣颇深。如《四库全书总目·毛诗古音考》云：“初第作此书，自焦竑以外无人能通其说，故刊板旋佚。”[239]焦竑精通古音，相关论著散见于《笔乘》《续笔乘》等书。焦竑亦著有《俗书刊误》专论字形，《笔乘》《续笔乘》等书亦涉及文字。焦竑以其多方面的才学用力于《楚辞》，在《楚辞》的思想内容、佚文辑佚、文字刊误、古音辩证、作者考论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与成就。

焦竑在《楚辞》研究方面的成就虽不可磨灭，但其好为新说之毛病亦不可忽视。正如王夫之所云：“自李贽以佞舌惑天下，袁中郎、焦弱侯不揣而推戴之，于是以信笔扫抹为文字。”[240]总而言之，作为明代后期新思潮影响下的学者，焦竑以其开阔性的思绪，给楚辞研究赋予了新气象。

3．陈第

明代关注古音的人不少，但真正致力于古音研究且有较大影响的人唯有陈第。陈第之前，吴棫、杨慎、焦竑等人对古音已有涉足，但都只是持疑虑的态度。陈第很早就对叶音之说持怀疑态度，并多方探索古音的体系。他考订古音的原理是时代接近用韵接近，他将《诗经》《楚辞》、先秦典籍等纳入一体，综合考量。陈第《屈宋古音义》是明代楚辞音韵方面的开山之作，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四库全书总目》评其云：“第所著《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发明引证，一洗吴棫诸家之陋，于韵学为大有功。”[241]

陈第（1541—1617），字季立，号一斋，福建连江人。万历时为诸生，曾至俞大猷幕下教习兵法，后历任蓟、镇游击将军。著有《一斋诗集》《毛诗古音考》《读诗拙言》《屈宋古音义》等。

陈第在古音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是破除“叶音”说。他认为“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读古之作，不免乖剌而不入，于是悉委之叶”[242]，随着时间、地域的不同，古音出现了变异。今人读古诗出现失韵时，均归之于叶音。陈第认为叶音的原因在于失韵，但叶音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正如其《屈宋古音义跋》云：

近有缙绅不知古音者，或告之曰：“马，古音姥。”渠乃呼其从者曰：“牵我姥来。”从者愕然，座客皆笑。夫用古于今，今人之笑也；则用今于古，古人之笑可知。故自叶音之说以来，贤圣之咥然于地下也久矣。余不得不力为之辩，畅吴、杨之旨，洗今古之陋，实余干鬲所拳拳矣。[243]

北周沈重《毛诗音义》首创“叶韵”之说。汉魏六朝人在读《诗经》时出现许多不协韵的诗句，为了协韵而临时改某字读某音。沈重将此方法应用于《毛诗音义》中，并称之为“叶韵”。其后，陆德明《经典释文》、颜师古《汉书注》、李善《文选注》等书皆采用叶音法。后人在读古诗时凡遇不协韵处，则临时改字以协今韵。至宋代，叶音之风尤盛，朱熹便是其中之一。

陈第不是首位破除“叶音”说者，明代焦竑在其之前早有论述。焦竑《笔乘》卷三《古诗无叶音》云：

诗有古韵今韵，古韵久不传，学者于《毛诗》《离骚》，皆以今韵读之，其有不合，则强为之音曰“此叶也”……如此则东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后。凡字皆无正呼，凡诗皆无正字矣，岂理也哉？如……服今在屋押，而古皆作迫音。《关雎》云“寤寐思服”，下韵为“辗转反侧”。《有狐》云“之子无服”，上韵为“在彼淇侧”。《骚经》“非时俗之所服”，下韵为“依彭咸之遗则”……降今在绛押，而古皆作攻音。《草虫》云“我心则降”，下韵为“忧心忡忡”。《骚经》“惟庚寅吾以降”，上韵为“腾皇考曰伯庸”……此等不可殚举，使非古韵，而自以意叶之，则下何皆音虎，服可皆音迫，降何皆音攻，泽何皆音铎，而无一字作他音者耶！《离骚》、汉、魏，去诗人不远，故其用韵皆同。世儒徒以耳目所不逮，而鑿空附会，良可叹矣！[244]

焦竑提出的“古诗无叶音”的观点，陈第将此观点付诸实践，撰成《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考》等书。

焦竑之前亦有人论及古韵，焦竑《毛诗古音考序》云：

诗必有韵，夫人而知之。至以今韵读古诗，有不合，辄归之于叶，习而不察，所从来久矣。吴才老、杨用修著书始一及之，犹未断然尽以为古韵也。[245]

明代吴棫、杨慎首先对叶音说发起攻讦，但未能从根本上撼动此说。陈第《屈宋古音义跋》云：

吴才老、杨用修有志复古，著《韵补》《古音业目》诸书，庶几卓然其不惑。然察其意，尚违于叶音可否之间，又未尝荟萃秦汉之先，究极上古必然之韵，故其稽援虽博，终未能顿革旧习，而《诗》《易》、辞赋，卒不可读如故也……独弱侯先生论与余合，抑何其寥寥乎。[246]

焦竑致力于古音研究，但未形成体系。陈第因受家学影响，于古音方面多所倾心。其云：

余少受诗，家庭先人木山公尝曰：“叶音之说吾终不信。以近世律绝之诗，叶者且寡，乃举《三百篇》尽谓之叶，岂理也哉？然所从来远未易遽明尔，竖子他日有悟，毋忘吾所欲论著矣。”余于时默识教言，若介于胸臆。[247]

陈第《屈宋古音义》以上古音系注解《楚辞》，是古音研究方面的革命性著作。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音论》三卷，顾炎武撰……自陈第作《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而古音之门径始明。”[248]清代古音研究成就巨大，但清代古音研究的先声，当始于明代陈第。

陈第《屈宋古音义》成书于1613年底或1614年初[249]，成书后送焦竑审阅并校刊。传世的主要版本有：《一斋著书》本，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焦竑校刊；《一斋全书》本，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丛书集成》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

《屈宋古音义》的体例是先列韵字，次列古音考证材料，后列屈、宋作品中的相关韵句。全书共计三卷：

第一卷，摘录屈原、宋玉共38篇作品中韵字与今音不同者，共录234字。《屈宋古音义目录》载：

按：屈原所著旧有二十五篇：《离骚》一篇、《九歌》一十一篇、《九章》九篇、《远游》一篇、《卜居》一篇、《渔父》一篇、《天问》一篇，共二十五篇。今去《天问》，而录其二十四篇。宋玉所著《九辩》《招魂》，上附于屈原为《楚辞》。然《高唐》《神女》《风赋》《登徒子好色赋》，皆宋玉作也，今汇而合之，共一十四篇。总之为三十八篇，题之为屈宋之名，而列其古音目录于左。[250]

对于234个韵脚古音的考证，陈第以《毛诗》为主要参照，旁及周秦汉魏以来的歌赋谣谚和典籍。其云：

曩余辑《毛诗古音考》，其音合于古而异于今者，凡五百字，今检《屈宋音》与《毛诗》同者八十余字，则提其本音，直注云详见《毛诗古音考》。其《毛诗》所无者，一百五十余字，辄旁引他书以相质证。俾读者一游目于此，已得其大旨，至于本文韵脚，复注云“古音某”，庶几迎刃而解矣。凡此皆以发明古音，以见叶音之说谬也。[251]

234个韵脚的古音与《毛诗》相合者有80余字，其余150余字则引他书为证。如卷一载：(www.xing528.com)

夜，音裕，详见《毛诗古音考》。

《离骚》：“吾令凤皇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飚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252]

又载：

得，音的，德、得，古音皆读的。《易·谦·小象》：“鸣谦贞吉，中心得也。劳谦君子，万民服也。”《易林·贲之大有》：“岁暮花落，阳入阴室。万物伏匿，岁不可得。”

《哀郢》：“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其焉极？辑齐扬以容与兮，袁见君而不再得。”《抽思》《惜往日》《招魂》，得同此音。[253]

陈第举证古音用三种方法，其一，以《毛诗》与《楚辞》互证；其二，以《楚辞》与周秦汉魏文章、辞赋互证，如引用《周易》《老子》、张协《洛禊赋》、王延寿《王孙赋》等；其三，引《说文》以审形定音之法求证。其《毛诗古音考序》云：

《左》《国》《易》《象》《离骚》《楚辞》、秦碑、汉赋，以至上古歌谣、箴、铭、赞、诵，往往韵与诗合，实古音之证也。或谓《三百篇》，诗辞之祖，后有作者，规而韵之耳。不知魏晋之世，古音颇存，至隋唐澌尽矣。[254]

又云：

于是稍为考据，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错以谐其韵。[255]

第二卷，著录屈原24篇作品原文。陈第以王逸《楚辞章句》为底本，参校朱熹《楚辞集注》，选录屈原24篇作品作为此书卷二。每篇均有解题，篇中以韵分章，句中注出韵脚之古音。每章先通融旧注，再以己意润之，篇后有《题某某》，以总括全篇之旨。其体例略举如下：

《云中君》：云中君，云神也。《汉书》。亦见《郊祀志》。[256]

望夫君兮未来（古音釐），吹参差兮谁思。二句韵。君，谓湘君。参差，洞箫也。谁思，谓当复思谁，言思神之专。[257]

《题九歌》：旧说谓沅湘之俗，信鬼好祀，原为更定其祝辞，且以事神之言寓忠君之意。以今观之，惟《东皇太乙》篇有玉瑱、琼芳、肴蒸、桂酒之文，而《东君》篇亦有鸣、吹竽、展诗、会武之语，颇似享神，其余绝不见祭祀之意……[258]

第三卷，著录宋玉14篇作品，其体例悉如卷二。14篇作品有：《九辩》（列为9篇）、《招魂》《高唐赋》《神女赋》《风赋》《登徒子好色赋》。陈第此书卷二、卷三部分的重点是以韵分章，体现古韵的具体实例，而不注重释解原文。

陈第在此书中虽只略申己意，但亦有创见，如其特别强调真情与虚景之关系。其《题九歌》云：

余读屈原之作，而最有取于是歌也何者？《九章》《卜居》《渔父》，其言实，《离骚》《远游》，则虚实半，《九歌》，纯乎虚者也。如仙人神女，浮游于青云彩霞之上，若可见若不可见，若可知若不可知，而其深致，又未尝不可见不可知者也。盖虚以寓实，实不离虚。其词藻之妙，操觚摛采者，既模拟而莫之及，而理道之精，通经学古者，将探索而未之到。文而至是，神矣哉，神矣哉！[259]

陈第将屈原作品分为实、虚实半、纯虚三种，虚景中寓有实情，实情离不开虚景的衬托。驰骋于虚景中的词采高妙、绮丽，无可追步。陈第既体察出屈原作品的浪漫特色，又认识到虚景是反映真实情感的必要手段与途径。

前代致力于《楚辞》音韵方面研究者有徐邈、诸葛氏、孟奥等人，惜其著述皆亡佚不存。至隋代有释道骞《楚辞音》，现只存唐写本残卷，藏于法国巴黎图书馆。此残卷现存有84行，每行十七八九字不等，起《离骚》“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迄“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其体例为字词下以注以反切或直音，后引《诗经》《淮南子》《山海经》《说文》、王逸《楚辞章句》等书略作佐证。②释道骞《楚辞音》以当时音作注，不属上古音系，如“好，耗音”[260]，而陈第《屈宋古音义》云：“好，音休，去声”[261]。自隋至明代，以上古音系研究《楚辞》音者，唯有陈第《屈宋古音义》。可以说，陈第直接开启了清代考证《楚辞》古音音系的门径。

明代致力于《楚辞》音韵方面研究的学者亦有不少，如屠本畯《楚辞协韵》十卷，张学礼、胡文焕《楚辞直音》六卷，夏鼐《楚辞韵宝》不分卷，戈汕、毛晋《楚辞释韵释字》不分卷等，诸书多无创获，影响不大。

二、东林中人的楚辞学

嘉靖年间，杨慎倡导古学，开考据之先风。万历朝，童心李贽、公安三袁、竟陵锺、谭因心学之影响，力倡师心自用，以矫七子之呆滞型模拟剽窃之弊。万历、天启之际，党争炽烈，心学渐呈微势。东林中人调和朱、王之说，畅言忠孝，亦注重以事说理，“知人论世”。如赵南星云：

孟子谓诵诗读书，宜论其世。善哉乎其言之也。非论其世，乌知诗、书之所谓哉。余读屈原之作《离骚》，不能无疑。则以司马子长所为传，反复绎。[262]

东林中人以热衷品评、强调忠君、主张直谏为其群体特色，他们批判和融合了师古说与师心说的文学思想，以注《楚辞》来“借古论今”[263]。赵南星《离骚经订注》、何乔远《释骚》、刘永澄《离骚经纂注》等东林著作，以阐发大义为主，义理、训诂之学各有所长，但均具有承上启下、融通合流之趋势。刘永澄《离骚经纂注》以君子、小人论为主旨来品评《离骚》，其中所体现的东林特色尤为明显。

在东林党品评浪潮的带动下，明代《楚辞》集评类著作层出不穷、蔚为大观，并形成明代楚辞研究的一大特色。

1．以君子、小人评《楚辞》——刘永澄《离骚经纂注》

刘永澄《离骚经纂注》一卷，其体例是先列原文若干句，后注字、词、句之大意，然后是章节之大义。此书融训诂、义理于一体，并以阐述己意为重点。此书较汪瑗《楚辞集解》更肆意于己见，且以君子、小人为主要评论对象。

刘永澄将小人分为“谗贼”者与“佻巧”者，其云：“鸩性谗贼，雄鸠佻巧，其为小人一也。阴贼之小人工于谮毁，既有间离之言。佻巧之小人工于唯诺，亦有可憎之态，两者摹写曲尽。”[264]此外，刘永澄又对小人之情态进行了准确地描摹。其云：

盖天下何物无规矩而偭之，何物不引绳墨而背之，千奇万怪出人意表，可不谓工且巧乎？然其言害转在兴心嫉妒之上矣。兴心嫉妒，小人之爱财爱官者也。嫉妒蛾眉，小人之工巧周容者也。爱财爱官之小人，放利而行，其恶显，人知而恶之；工巧周容之小人，无非无刺，其恶隐，人惑而悦之。显者易攻，隐者难破也。[265]

小人之心理特征是“爱财爱官”“嫉妒蛾眉”，其外在表现是“兴心嫉妒”“工巧周容”。小人的行为有显与隐的区别，显者易识，隐者难测。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刘永澄举例云：“后世如元载、杨国忠、章惇、蔡京之辈，无论千载唾骂，当世已自侧目。如公孙弘、张禹、胡广、孔光之流，世则鲜有知者。”[266]

刘永澄亦对君子的形象进行了概括。其云：

盖世间君子亦有两种，有一种炀和之君子，从容讽议，犹可需以岁月。有一种婞直之君子，锋芒劲峭，必难待之一朝。秦桧谓张九成曰：“立朝须优游委曲。果其优游委曲耶，庶几免乎然而无所不至矣。三代以下，黯赣何如孙弘之尊显，云之直何如张禹之亲幸。其人甘则其遇亦甘，其人苦则其遇亦苦，理势然也。故坎凛跋嚏非君子之不幸，不容然后见君子一言，自是破的耳。若无灾无难，坐取公卿，不问而知其匪人矣。”千古巧宦衣钵都自秦桧传来。[267]

正因为世间有小人的存在，故而君子欲通于君王时有许多的阻隔。刘永澄《离骚经纂注》多处言及求见君王之困难，如其注云：“以上索虑妃、求简狄、留有虞，皆喻贤君，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也。阻于帝阍、纬于下女、间于鸩鸠、拙于导言，皆左右蔽明也”[268]，“女，比贤君，言于此又无所遇。故下章欲游春宫求虑妃、见佚女、留二姚，皆求贤君之意也”[269]。求贤君之难，使得许多仁人志士空怀一腔忠贞，而最终穷于仕途、绝于志向。屈原是“婞直之君子”，而东林中人对忠贞的赞美、对小人的激愤近于屈原。刘永澄对屈原上下求索的坚贞与执着，进行了重彩式的描摹。其云：

信谗齌怒穷于君也，谣诼善淫穷于友也，申申詈予穷于家也，内外穷矣。计无复之，不得已而陈辞重华，不得已而上下求索，聊以泄其愤懑、抒其延伫耳。乃孔雀东南十里一回首，至灵氛既告而犹豫升皇，既陟而怀睨旧乡，则无解之情终天罔极矣。[270]

刘永澄好发议论的特色，在此书中处处可见。如“每说到困穷处，便加一倍精神写其不回之操。如木根结茝又申之以兰茝，‘非余心之所惩’，‘虽九死其未悔’等语，忒似世之执拗者，方是百炼之刚”[271]。又如：

莫好修之害者，言世间取祸之事非一，而好修为甚也。谚曰：“直如弦死道边。”故乱世之君子不足为人之劝，而反足为人之惩耳。东汉之亡，议者以为党锢诸贤之罪，岂直罪之。盖反其词以深悲之也。饮鸩自杀之惨不及于恭显而望之，独罹欧血诏狱之戮不及于禹光而王嘉独受。[272]

东林党人注《楚辞》每见其经世致用之思想，如刘永澄云：“天下之大道，未有不以任人为第一义者。原之道君若此，真识治道之纲领者矣……此是平天下骨子。上章道夫先路原为倡也，此言众芳则有拔茅之义矣。原真精心治体人哉。”[273]以经世致用为第一要务，是东林党人文学思想的一大特色。如赵南星云：“屈子之沈江，其即鲁连之志乎！而班固辈以为露才扬己、非明哲之器，此怀王之谐臣，而靳尚之知己也。夫士君子苟有爱国家、扶世教之心，亦何忍讥屈原哉！”[274]

东林党人注《楚辞》以议论为先，以治世为要务，以强调讽谏为主旨。在东林党人的带动下，晚明出现了一批热衷于品评《楚辞》的学者。

2．《楚辞》集评类著作

对于《楚辞》的评点，明代以前多以只言片语的形式出现。元代诗、散曲、绘画、散文中屡见评点之语，但均未形成专著。经过长期的积累，到了明代，《楚辞》评点类著作最终脱离了附庸于其他文体的地位，以集评、汇评、评林等形式独立出现。明代《楚辞》集评类著作，约始于万历年间冯绍祖《楚辞句解评林》，此后有陈深《批点本楚辞集评》、林兆珂《楚辞述注》、冯梦祯《读本楚辞集评》、归有光《玉虚子》、来钦之《楚辞述注集评》、毛晋《楚辞集评》、沈云翔《楚辞评林》等等，其中以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为代表。

集评类著作以评点的形式汇集各家旧注于一体。起始之初，此类作品以“注评合一”的形式出现。伴随着学术风气的变迁，“注”的成分削弱，“评”的成分逐渐加强，最终“评”取代了“注”。将“注”与“评”从形式上分离，是评点类著作成熟的主要标志。万历年间冯绍祖《楚辞句解评林》、陈深《诸子品节·屈子》等，以“注评合一”为主要形式；天启年间陆时雍《楚辞疏》则是以“评”为主要内容。陆时雍《楚辞疏》虽亦引用旧注，但旧注被置于正文相关语句之后，未列入评点形式之中。评点类著作多采用卷首总评、眉批、旁批、卷末总评等形式。集评类著作荟萃各家旧说于一炉，内容纷繁丰富。如陈深《批点本楚辞集评》辑出世评《楚辞》者45家，冯绍祖《楚辞句解评林》亦搜集汉代以来40多家旧评，冯梦祯《读本楚辞集评》汇集刘安、王逸、焦竑、陈深、汪瑗等24家，来钦之《楚辞述注》集中了沈括、刘辰翁、王世贞、胡应麟、王芳侯、张凤翼、陈继儒、来钦之等8家。

明代《楚辞》集评类著作的底本共分三类：其一，以朱熹《集注》为底本，如陈深《诸子品节·屈子》、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沈云翔《楚辞评林》、来钦之《楚辞述注》等；其二，以王逸《章句》为底本，如冯绍祖《楚辞句解评林》等；其三，以朱、王合一为底本，如归有光《玉虚子》等。明代早期由于受程朱理学影响，《楚辞》评点类多以朱熹《集注》为底本，明代中后期由于心学的影响，杂糅之作渐多。归有光《玉虚子》《鹿溪子》将《章句》与《集注》注文合一，并申之以己意、略作疏导，张凤翼《楚辞合纂》亦采用此做法。

除以上述成就外，明代楚辞学在其他方面亦有多项成就。在《楚辞》文体研究方面，有俞王言《辞赋标义》、徐师曾《文体明辨楚辞》、吴讷《文章辩体二十四论》、张之象《楚范》等；在训诂考证方面，有屠本畯《离骚草木疏补》、黄省曾《骚苑》、张之象《楚范》等；在图谱方面，有《文徵明书〈离骚〉〈九歌〉》《祝允明书〈离骚〉〈九歌〉及〈孔雀东南飞〉》《文徵明〈湘君〉〈湘夫人〉图》《陈洪绶〈九歌图〉〈屈子行吟图〉》等；在戏曲方面，有《怀沙记》（张坚）、《汨罗江》（胡盍朋）、《汨罗江》（郑瑜）、《读离骚》（尤侗）、《纫兰佩》（周乐清）等。

明代的楚辞学承前启后，地位非凡。明代楚辞学经历了前后两个发展时期：前期守旧，成果不大；后期尚新，成果丰硕。明代楚辞学在心学思潮涌动后发展迅猛，大有全面开花的势头。明代的贡献主要在于为楚辞学的发展廓清了道路，使楚辞学基本走出了理学思想的禁锢。

[1]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86页。

[2]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86页。

[3]同上，第1694页。

[4]同上，第1688页。

[5]同上，第1689页。

[6]同上，第1689页。

[7]同上，第1694页。

[8]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89页。

[9]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89页。

[10]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95页。

[11]同上，第204页。

[12]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魏隐儒：《中国古代印刷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

[14]《四库全书总目》云：“题曰翰林三状元会选，前列焦竑、正春、朱之蕃三人名。其书杂录诸子，毫无伦次。评语亦皆托名，谬陋不可言状。盖坊贾射利之本，不足以当指摘者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二，子部杂家类存目九，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1123页。按：此书概假托焦竑之名。

[15]《四库全书总目》云：“诡怪不经。如屈原谓之玉虚子，宋玉谓之鹿谿子……皆荒唐鄙诞，莫可究诘。有光亦何至于是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一，子部杂家类存目八，第1121页。按：此书概假托归有光之名。

[16]高启：《大全集》卷一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张廷玉等：《明史·宋濂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784页。

[18]宋濂：《文宪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宋濂：《待制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宋濂：《洪武正韵序》，薛熙编《明文在》卷四六，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273页。

[21]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一二，《四部丛刊》初编第324册，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292页。

[22]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一○，《四部丛刊》初编第324册，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230页。

[23]刘基：《九叹九首》其一，《刘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

[24]顾起伦：《国雅品》，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93页。

[25]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五，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第1023页。

[26]刘基：《梁甫吟》，《刘基集》，第226页。

[27]沈德潜：《明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页。

[28]刘基：《唱和集序》，《诚意伯文集》第2册，《万有文库》第二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30页。

[29]王直：《抑菴文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王直：《抑菴文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1]王直：《抑菴文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2]王直：《抑菴文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张廷玉等：《明史·何乔新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854页。

[34]何乔新：《楚辞序》，《椒丘文集》卷九，《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第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459页。

[35]张廷玉等：《明史·何乔新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854页。

[36]张廷玉等《明史·何乔新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854页。

[37]何乔新：《椒丘文集》卷一四，《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第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772页。

[38]何乔新：《椒丘文集》卷一五，《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第9辑，第796—798页。

[39]何乔新：《楚辞序》，《椒丘文集》卷九，《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第9辑，第461—462页。

[40]何乔新：《楚辞序》，《椒丘文集》卷九，《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9辑，第461—462页。

[41]何乔新：《楚辞序》，《椒丘文集》卷九，《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第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461—462页。

[42]何乔新：《写骚轩记》，《椒丘文集》卷一三，《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第9辑，第706—708页。

[43]何乔新：《楚辞序》，《椒丘文集》卷九，《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第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459—461页。

[44]何乔新：《楚辞序》，《椒丘文集》卷九，《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第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459—461页。

[45]何乔新：《楚辞序》，《椒丘文集》卷九，《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第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459—461页。

[46]何乔新：《楚辞序》，《椒丘文集》卷九，《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第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459—461页。

[47]何乔新：《楚辞序》，《椒丘文集》卷九，《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第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459—461页。

[48]同上，第461—462页。

[49]同上，第461—462页。

[50]同上，第461—462页。

[51]同上，第461—462页。

[52]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胡居仁《易象钞》提要下，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29页。

[53]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229页。

[54]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229页。

[55]薛瑄：《读书录、读书续录》（共8册），清乾隆十一年（1746）刻本。

[56]薛瑄：《文清公薛先生文集》卷一，清雍正十二年（1734）刻本。

[57]薛瑄：《洞庭湖阻风四首》云：“千载湘累无复见，欲从何处吊英娥。”《文清公薛先生文集》卷八，清雍正十二年（1734）刻本。

[58]薛瑄：《薛文清公读书录》（二），《丛书集成初编》第648册，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37页。（《丛书集成初编》本《读书录》共2册，未录《读书续录》，此版是据《正谊堂全书》本排印而成。《正谊堂全书》本《读书录》，将原书的内容重新编排，加上小标题，条贯清晰。清乾隆十一年（1746）刻本《读书录、读书续录》共8册，保持原书的内容，未加小标题）

[59]薛瑄：《文清公薛先生文集》卷九，清雍正十二年（1734）刻本。

[60]薛瑄：《读书录》卷八“气节”条下，《薛文清公读书录》（二），《丛书集成初编》第648册，第146页。

[61]薛瑄：《读书录》卷八“气节”条下，《薛文清公读书录》（二），《丛书集成初编》第648册，第146页。

[62]薛瑄：《读书录》卷八“出处”条下，《薛文清公读书录》（二），《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46页。

[63]薛瑄：《读书录》卷八“器量”条下，《薛文清公读书录》（二），《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44页。

[64]薛瑄：《读书录》卷四“诗评”条下，《薛文清公读书录》（一），《丛书集成初编》本，第65页。

[65]薛瑄：《读书录》卷三“诸书评”条下，《薛文清公读书录》（一），《丛书集成初编》本，第42页。

[66]薛瑄：《续读书录》卷一一，《读书录、读书续录》，清乾隆十一年（1746）刻本第8册。

[67]薛瑄：《续读书录》卷一一，《读书录、读书续录》，清乾隆十一年（1746）刻本第8册。

[68]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36页。

[69]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9页。

[70]王直：《文敏集原序》，杨荣《文敏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1]杨荣：《省愆集序》，杨荣《文敏集》卷一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2]杨荣：《省愆集序》，杨荣《文敏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3]张廷玉等：《明史·李东阳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820页。

[74]同上，第7348页。

[75]李东阳：《麓堂诗话》，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478页。

[76]李东阳：《麓堂诗话》，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482页。

[77]徐泰：《诗谈》，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第1207页。

[78]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罗仲鼎校注《艺苑卮言校注》，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300页。

[79]李东阳：《麓堂诗话》，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第489页。

[80]同上，第484页。

[81]李东阳：《南巡图记》，《怀麓堂集》卷三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2]李东阳：《长沙竹枝歌》其三，《怀麓堂集》卷九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3]李东阳：《杂言下》，岳正《类博稿》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4]李东阳：《杂言下》云：“展季既三黜而非辜，灵均虽九死而不悔。智不足以应变，而道不可与权，亦未可言至也。”岳正《类博稿》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5]李东阳：《哭内弟刘钊三道》其二，《怀麓堂集》卷五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6]李东阳：《送傅曰会还新喻二十韵》，《怀麓堂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7]张廷玉等：《明史·杨慎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081—5083页。

[88]张廷玉等：《明史·杨慎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081—5083页。

[89]张廷玉等：《明史·杨慎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081—5083页。

[90]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收录于《清儒得失论——刘师培论学杂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页。

[91]杨慎：《古音略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2]杨慎著，王仲镛笺证：《升庵诗话笺证》附录一“朅来”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65页。

[93]《招隐士》篇后总评，俞樾《百大家评点王注楚辞》，中华图书馆1917年石印本。

[94]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四五，《明代论著丛刊》本，台北伟文出版社1976年版，第6641页。

[95]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自序》，忠雅堂天启六年（1626）刊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藏）。

[96]《离骚》“扈江离与薜芷兮”句上，《七十二家评楚辞》卷一。

[97]《离骚》“吕望之鼓刀兮”句上，《七十二家评楚辞》卷一。

[98]《离骚》篇后总评，《七十二家评楚辞》卷一。

[99]《山鬼》“山中人兮芳杜若”句上，《七十二家评楚辞》卷二。

[100]《天问》“曰遂古之初”句上，《七十二家评楚辞》卷三。

[101]《天问》“焉有石林”句上，《七十二家评楚辞》卷三。

[102]《天问》“冯珧利决”句上，《七十二家评楚辞》卷三。

[103]《天问》“何冯弓挟矢”句上，《七十二家评楚辞》卷三。

[104]《天问》篇后总评，《七十二家评楚辞》卷三，忠雅堂天启六年（1626）刊本。

[105]《惜诵》“迷不知宠之门”句上，《七十二家评楚辞》卷四。

[106]《哀郢》“望长楸而太息”句上，《七十二家评楚辞》卷四。

[107]《怀沙》“玄文处幽兮”句上，《七十二家评楚辞》卷四。

[108]《悲回风》“骤谏君之不听兮，任重石之何益”句上，《七十二家评楚辞》卷四。

[109]《卜居》篇后总评，《七十二家评楚辞》卷五。

[110]《渔父》篇后总评，《七十二家评楚辞》卷五。

[111]《九辩》篇后总评，《七十二家评楚辞》卷六。

[112]《招魂》“砥石翠翘”句上，《七十二家评楚辞》卷七。

[113]《招魂》篇后总评，《七十二家评楚辞》卷七。

[114]《大招》篇后总评，《七十二家评楚辞》卷七。

[115]《惜誓》篇后总评，《七十二家评楚辞》卷八。

[116]《招隐士》篇后总评，《七十二家评楚辞》卷八，忠雅堂天启六年（1626）刊本。

[117]《招隐士》，《七十二家评楚辞》卷八。

[118]桑悦：《思玄集》，明万历二年（1574）桑大协活字印本。

[120]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46—7348页。

[121]李梦阳：《鸣春集序》，《空同先生集》卷五○，《明代论著丛刊》本，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1453页。

[122]李梦阳：《观风河洛序》，《空同先生集》卷五三，第1536页。

[123]李梦阳：《林公诗序》，《空同先生集》卷五○，第1442页。

[124]李东阳：《麓堂诗话》，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489页。

[125]李梦阳：《张生诗序》，《空同先生集》卷五○，第1444页。

[126]李梦阳：《潜虬山人记》，《空同先生集》卷四七，第1371页。

[127]李梦阳：《潜虬山人记》，《空同先生集》卷四七，第1371页。

[128]李梦阳：《潜虬山人记》，《空同先生集》卷四七，第1371页。

[129]何景明：《杂言十首》，《何大复先生全集》卷三八，《明代论著丛刊》本，第1439页。

[130]俞樾：《百大家评点王注楚辞》（收入总评部分），中华图书馆1917年石印本。

[131]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50—7351页。

[132]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50—7351页。

[133]徐祯卿：《谈艺录》，《徐祯卿全集》卷六，范志新编年校注《徐祯卿全集编年校注》，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62页。

[134]徐祯卿：《徐祯卿全集》卷四，范志新编年校注《徐祯卿全集编年校注》，第635—637页。

[135]徐祯卿：《谈艺录》，《徐祯卿全集编年校注》，范志新编年校注《徐祯卿全集编年校注》，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60页。

[136]同上，第767—768页。

[137]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42页。

[138]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42页。

[139]张廷玉等：《明史·王慎中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68页。

[140]张廷玉等：《明史·唐顺之传》，第5422—5424页。

[141]张廷玉等：《明史·唐顺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422—5424页。

[142]张廷玉等：《明史·唐顺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422—5424页。

[143]唐顺之：《东川子诗序》，《唐荆川文集》卷一○，《四部丛刊》初编集部261册，上海书店1989年版（此版本无页码）。

[144]李东阳：《麓堂诗话》，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489页。

[145]同上，第484页。

[146]唐顺之：《与两湖书》，《唐荆川文集》卷五，《四部丛刊》初编集部261册。

[147]唐顺之：《与两湖书》，《唐荆川文集》卷五，《四部丛刊》初编集部261册。

[148]唐顺之：《文编序》，《唐荆川文集》卷一○，《四部丛刊》初编集部261册，上海书店1989年版。

[149]唐顺之：《答俞训谕》，《唐荆川文集》卷五，《四部丛刊》初编集部261册。

[150]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74—7375页。

[151]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74—7375页。

[152]茅坤：《文诀五条训缙儿辈》，《玉芝山房稿》卷一六《杂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集部第106册，第136页。

[153]茅坤：《青霞先生文集序》，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70页。

[154]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79页。

[155]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79页。

[156]同上，第7381页。

[157]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罗仲鼎《艺苑卮言社校注》，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39页。

[158]同上，第28页。

[159]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罗仲鼎《艺苑卮言社校注》，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15页。

[160]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70页。

[161]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二，《艺苑卮言社校注》，第67—68页。

[162]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艺苑卮言社校注》，第206页。

[163]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艺苑卮言社校注》，第30页。

[164]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二，《艺苑卮言社校注》，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89页。

[165]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二，《艺苑卮言社校注》，第31页。

[166]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二，《艺苑卮言社校注》，第68页。

[167]《九辩》篇后总评，俞樾《百大家评点王注楚辞》，1917年中华图书馆翻印本。

[168]王世贞：《楚辞序》，《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七，《明代论著丛刊》本，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3263—3264页。

[169]朱熹：《楚辞后语·反离骚》注解，《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34页。

[170]班固：《离骚序》，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页。

[171]颜之推：《颜氏家训》卷上《文章篇》第九，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19页。

[172]孤独及：《唐故殿中侍御史赠考功郎中萧府君文章集录序》，《毗陵集》卷一三，文渊阁四库本。

[173]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姚铉《唐文粹》卷七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4]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5版，第1933页。

[175]王世贞：《拟骚序》，《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四，《明代论著丛刊》本，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3039页。

[176]王世贞：《章少槐君暨配孙孺人合葬志铭》，《弇州山人续稿》卷九八，沈云龙《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第2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4661页。

[177]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76页。

[178]谢榛：《四溟诗话》卷一，《四溟诗话 薑斋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32页。

[179]谢榛：《四溟诗话》卷一，《四溟诗话 薑斋》，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32页。

[180]谢榛：《四溟诗话》卷三，《四溟诗话 薑斋诗话》，第79页。

[181]谢榛：《四溟诗话》卷一，《四溟诗话 薑斋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9页。

[182]谢榛：《屈原》，《四溟山人全集》卷二○，《明代论著丛刊》本，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1059页。

[183]谢榛：《屈平》，《四溟山人全集》卷一九，《明代论著丛刊》本，第1015—1016页。

[184]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82页。

[185]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00页。

[186]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00页。

[187]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77页。

[188]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

[189]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第110页。

[190]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

[191]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第4页。

[192]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第4页。

[193]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6页。

[194]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6页。

[195]王鏊：《重刊王逸注楚辞序》，收录于汪瑗《楚辞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196]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9页。

[197]汪瑗生平不详，据焦竑《楚辞集解序》云：“君既逝之五十年，子文英欲梓行之”，又云“万历乙卯春日澹园老人焦竑书”。案：万历乙卯即公元1615年，五十年为1566年。《楚辞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198]归有光：《楚辞集解序》，汪瑗《楚辞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199]归有光：《楚辞集解序》文末云：“嘉靖戊申中七月既望昆山归有光熙甫于畏垒轩中。”嘉靖戊申即为公元1548年。汪瑗《楚辞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200]案：洪湛侯《楚辞要籍解题》云：“有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汪文英初刻”（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页），但是，汪文英《天问注跋》文末载：“万历乙卯季春朔旦，不肖汪文英百拜泣跋。”万历乙卯即公元1615年。1615年汪文英写就此跋，并准备首次刊行《楚辞集解》。不知洪湛侯“有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汪文英初刻”之说本于何处，当存疑。

[201]《楚辞大序》为汪瑗所辑录前人有关《楚辞》的总论与序文，《楚辞小序》为前人对《楚辞》各篇的解题。

[202]汪仲弘《楚词集解补纪由》文末载：“万历著雍敦牂岁嘉平月腊日，犹子仲弘顿首拜述，诸孙景星书。”案：著雍敦牂为戊午年的别称，嘉平月为农历十二月的别称，腊日为冬至后第三个戊日。万历戊午年即1618年。

[203]此版本以万历四十六年（1618）刊本为底本，抽掉汪仲弘所著《天问补注》，补入万历四十三年（1615）刊本中《天问》的眉批部分，称之为《天问注（辑录）》，并将之附于书后。

[204]汪瑗：《楚辞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39页。

[205]汪瑗：《楚辞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39页。

[206]同上，第4—5页。

[207]同上，第4—5页。

[208]同上，第4—5页。

[209]同上，第4—5页。

[210]汪瑗：《楚辞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211]同上，第63页。

[212]同上，第74页。

[213]同上，第67页。

[214]汪瑗：《楚辞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页。

[215]同上，第115页。

[216]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五“楚辞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36页。

[217]汪瑗：《楚辞集解》，第332页。

[218]同上，第274页。

[219]汪瑗：《楚辞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6页。

[220]萧统编，李善、吕延济等六人注：《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04页。黄毅、章培恒《“屈原名平”说证误》云：“之所以说屈原本名‘原’、字‘平’，主要依据是《六臣注〈文选〉》卷三二《离骚经》的五臣注。在对该篇作者‘屈平’所作的注文说：‘铣曰《史记》云：屈原字平。’由此可知，五臣所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把‘原’作为这位大诗人的名，而把‘平’作为他的字的……王逸原注当是以‘原’为名而以‘平’为字的。”《学术月刊》2008年8月，第105—106页。案：此文虽然力证屈原名原、字平，但立论缺少直接证据，多属推测。

[221]《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三“杂家类杂编”下《少室山房笔丛正集》提要，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1064页。

[222]张廷玉等：《明史·焦竑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92页。

[223]同上，第7393页。

[224]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99页。

[225]杨金鼎：《楚辞评论资料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8页。

[226]李贽：《童心说》，《焚书》卷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4页。

[227]李贽：《焚书·读律肤说》，《焚书》卷三，第369页。

[228]焦竑：《焦氏澹园集》卷一五，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572页。

[229]焦竑：《删注楚辞序》，张京元《删注楚辞》卷首，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刊本。

[230]焦竑：《焦氏笔乘》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页。

[231]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2页。

[232]焦竑：《焦氏笔乘续集·九辩》，《焦氏笔乘》，第303页。

[233]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34页。

[234]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5]焦竑：《焦氏笔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页。

[236]姚宽：《西溪丛语》，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6页。

[237]《楚辞集解序》与《删注楚辞序》均载此段。焦竑《汪瑗楚辞集解序》作于万历乙卯年（1615），《张京元删注楚辞序》作于万历戊午年（1618），两篇序的前半部分相同，后半部分各有侧重，可将两篇文章结合起来分析。

[238]焦竑：《澹园集·南游草序》，《焦氏澹园集》卷一六，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626—623页。

[239]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二“小学类”下，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5页。

[240]王夫之：《薑斋诗话》卷二，《四溟诗话 薑斋诗话》，人民文学出版1961年版，第179页。

[241]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陈祖念《易用》提要下，第32页。

[242]陈第：《毛诗古音考自序》，康瑞琮点校《毛诗古音考 屈宋古音义》，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页。

[243]陈第：《屈宋古音义跋》，康瑞琮点校《毛诗古音考 屈宋古音义》，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53页。

[244]焦竑：《焦氏笔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3—84页。

[245]焦竑：《毛诗古音考序》，《毛诗古音考 屈宋古音义》，第9页。

[246]陈第：《屈宋古音义跋》，《毛诗古音考 屈宋古音义》，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53页。

[247]陈第：《毛诗古音考自序》，《毛诗古音考 屈宋古音义》，第11页。

[248]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二，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0页。

[249]陈第：《屈宋古音义跋》载“万历癸丑除前一日，陈第书于东瓯江心寺”。又《屈宋古音义自序》载：“夫万历甲寅春人日，陈第书于江心寺之徒然楼”。又焦竑《屈宋古音义序》载：“万历甲寅冬日瑯琊焦竑书”。按：万历癸丑即公元1613年，万历甲寅即公元1614年。

[250]陈第：《屈宋古音义自序》，《毛诗古音考 屈宋古音义》，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60页。

[251]陈第：《屈原古音义·凡例四则》，《毛诗古音考 屈宋古音义》，第162页。

[252]陈第：《屈宋古音义》卷一，《毛诗古音考 屈宋古音义》，第168页。

[253]同上，第176页。

[254]陈第：《毛诗古音考自序》，《毛诗古音考 屈宋古音义》，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11页。

[255]陈第：《毛诗古音考自序》，《毛诗古音考 屈宋古音义》，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11页。

[256]陈第：《屈宋古音义》卷二，《毛诗古音考 屈宋古音义》，第203页。

[257]陈第：《屈宋古音义》卷二，《毛诗古音考 屈宋古音义》，第203页。

[258]同上，第209页。

[259]陈第：《屈宋古音义》卷二，《毛诗古音考 屈宋古音义》，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09页。

[260]释道骞：《楚辞音》残卷，收录于民国29年（1940）赵诒琛、王大隆辑《庚辰丛编》。

[261]陈第：《屈宋古音义》卷一，《毛诗古音考 屈宋古音义》，第174页。

[262]赵南星：《离骚经订注跋》，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70页。

[263]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第69页。

[264]刘永澄：“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句后，《离骚经纂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9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477页。

[265]刘永澄：“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句后注，《离骚经纂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9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471页。

[266]刘永澄：“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句后注，《离骚经纂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9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471页。

[267]刘永澄：“謇朝谇而夕替”句后注，《离骚经纂注》，第470页。

[268]刘永澄：“好蔽美而称恶”句后注，《刘练江先生集》附《离骚经纂注》，第477页。

[269]刘永澄：“哀高丘之无女”句后注，《离骚经纂注》，第476页。

[270]刘永澄：“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句后注，《离骚经纂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9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482页。

[271]刘永澄：“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句后注，《离骚经纂注》，第469页。

[272]刘永澄：“莫好修之害也”句后注，《离骚经纂注》，第480页。

[273]刘永澄：“来吾道夫先路”句后注，《离骚经纂注》，第467页。

[274]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70—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