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谷中的沉寂：元代楚辞研究成果

宋代学者对楚辞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出现了几部重要专著，如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吴仁杰《离骚草木疏》等。然而，楚辞学在宋代达到昌盛之后，却在元代跌入了低谷。元代虽处于楚辞研究的低谷期，但仍有其特殊的学术地位。元代文学在继承唐诗、宋词之盛世后，欲兴文以追秦汉、赋诗以摹盛唐，以别宋代文风。元代追慕古风，故能赋予楚辞研究不同于宋代的新面貌。

关于元代的起讫时间，学术界有三种意见：1234年（灭金）至1368年（明军攻下大都），1271年（建国号为大元）至1368年，1276年（灭宋）至1368年。“按照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元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大致定为蒙古王朝灭金到统一的元王朝灭亡。”[1]即元代文学的起止时间，应为1234年至1368年。

元朝是蒙古贵族掌握国家统治大权的时代，蒙古族本是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崛起于辽、金统治时期。“金泰和六年（1206），全蒙古的贵族在鄂嫩河源头举行大会，推举铁木真为全蒙古的领袖，号成吉思汗（元太祖），自此建立了奴隶制的蒙古国家。”[2]从铁木真到窝阔台，再到忽必烈，蒙古大军灭金、铲宋，最终结束了中国境内宋、辽、夏、金等长期混战的局面。在成吉思汗时代，木华黎、耶律楚材等重臣就注重以“汉法”治汉民，耶律楚材更是提出“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主张。忽必烈对汉文化与制度的接纳是全方位的，在继承汗位之前，忽必烈身边就形成了一个儒士幕僚集团，其中有郝经、许衡、商挺、刘秉忠等人。但是，蒙古贵族集团在实际的统治过程中，一直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的策略。因而，元朝在蒙古灭宋以至统一中国之后，一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民族矛盾。激烈的民族斗争，在文学作品中有相应的反映，在学术研究方面亦有所体现。

元代初期，由于蒙古统治者一度轻视文人，使得文人的地位、出路和境遇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到了仁宗延祐初年，才恢复了中断十余年之久的科举制度，文人的仕途有了希望。元代文学以仁宗延祐年间为分界线，大致可分作前后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的文学风尚截然不同，“不同的文学样式在前后期的发展情况颇为相异，杂剧在前期趋向鼎盛，后期渐趋衰微；诗歌中出现的新变——‘宗唐得古’风气在前期形成，后期继续发展而越显后劲；散文领域因更直接受到延祐年间把程、朱理学定为科举程式的影响，后期益发重视经世致用”[3]。前后两个时期文人心态、学术风尚、统治者思想的转变，亦体现在楚辞学的发展中。

元代历位帝王对文人并非一概摒弃，元代前期，耶律楚材、许衡等文人就曾受到重用。仁宗延祐初年，恢复科举之后，文人学士如王约、李孟、赵孟、邓文原等人均受到礼遇。为了宣扬忠君爱国的儒家伦理，朝廷更是“加封楚三闾大夫屈原为忠节清烈公”[4]。文宗继位后，开奎章阁，日与虞集、柯九思、揭傒斯等群臣在阁中品评书画。在统治阶层的倡导下，元代文学出现了复苏的景象。

元代文学继续宋代以来雅、俗分流的趋势，并且更注重俗文学的发展。元代杂剧、散曲成为元代文学的代名词。俗文学与传统的雅文学——诗词歌赋，处于相颉颃的地位。文学风尚的转变，亦影响到楚辞学，所以，元代的楚辞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散曲、杂剧等俗文学体式中。

由于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元代楚辞学并未继续宋代的繁荣，而是呈现出一片萧瑟之气。但是，元代楚辞研究却有另一番耐人寻味的现象，即统治者将屈原列为忠君爱国的典范，世人却将忠君爱国、积极入世的屈原与蔑视权贵、远离尘嚣的陶渊明相提并论。元代仁宗延祐五年七月，御史中丞赵简曾向仁宗进言云：“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选耆儒敷陈道义。”[5]仁宗接纳赵简的进谏，随后又追封屈原为“忠节清烈公”[6]。这些举措反映了元朝统治者意图以道学来教化百姓，用儒家节义忠贞的思想来笼络人心。统治者独尊忠贞节义的屈原，而世人却多将屈原与陶渊明并举。屈原处在混乱的战国中晚期，即处在中国实现大一统的前夕；陶渊明则处在政治上篡夺与杀伐频仍的东晋末年至刘宋初年。屈原与陶渊明二人所处的时代不同，但都是各自时代的卓越人物。面对无法逆转的残酷现实，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对抗方式，即一个愤恨沉江，一个归隐田园。元代文人处在蒙古贵族统治下，复杂的忠君意识与满腹的愤世愁肠交织一起。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无论是屈原式的沉江，或是陶渊明式的归隐，都可理解为对现实的绝望。元代人将二者并举，正是看到二者的相通之处。

楚辞学的兴盛与否，往往与政治相联系。一般情况下，楚辞研究的热潮易出现在下列三种时代背景下：其一，社会混乱之际，怀才不遇之士增多；其二，民族矛盾加剧，汉族政权灭亡之际；其三，政治高压之下，文字狱颇多的时期。在政治相对稳定时，很少有人涉足，即使有人触及，也只作文学艺术方面的分析，很难深入到作品的思想内核。元代正是处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期，广大汉族百姓受制于蒙古贵族统治。士人们多借酒浇愁，或吟诵楚辞，或追忆屈原，以表达心中无限的愤懑。故而，饮酒唱骚是元代文人生活的一大特色。

虽然元代楚辞研究专著甚少，传世之作更是微乎其微，但仍可通过梳理相关的书目，了解元代注疏《楚辞》的概况。元代人对屈原及《楚辞》多做情感性接受，他们的观点多散见于其作品中。通过考察元代各类文体中所呈现的屈原形象及《楚辞》在元代被引用或被仿作等情况，亦可窥视元代学者的楚辞观。

元代《楚辞》研究专著有刘庄孙《楚辞补注音释》、谢翱《楚辞芳草谱》、吾邱衍《九歌谱》等，这些专著多已散佚。除此之外，祝尧《古赋辩体》亦涉及《楚辞》。元代学者多以诗、词、散曲等形式评论屈原及《楚辞》，元代小说、绘画中亦有屈原的身影。周建忠《元代楚辞学论纲》[7]据清顾嗣立《元诗选》初集、二集、三集统计出元人评《骚》诗约有79首；据唐圭璋《全金元词》统计出评《骚》词约有46首；据隋树森《全元散曲》统计出评《骚》曲约有59首。除了诗、词、散曲中的评论之外，元代学者亦从音韵、辞章、训诂、义理等方面研究《楚辞》，祝尧《古赋辩体》即从辞章角度研究《楚辞》。又如刘庄孙《楚辞补注音释》，其原书虽不得见全貌，但从书名可知其内容是以音韵训释《楚辞》。谢翱《楚辞芳草谱》则继承宋代吴仁杰《离骚草木疏》、林至《楚辞草木疏》的研究之路，专门训释《楚辞》中的草木。

元代楚辞研究虽然创新之处不多，但其延续之功不可抹杀。在精神层面上，郑思肖是元代屈原式的代表人物；在辞章分析方面，祝尧是元代探讨《楚辞》艺术性的集大成者；从儒者的角度评价屈原及《楚辞》，郝经、吴澄是这种风气的代表者；以著述寄寓自己难以名状的情感，谢翱是这种风尚的推进者。如果说郑思肖、谢翱是宋末元初忠于大宋、不愿出仕的贞士，那么杨维桢则是元末明初忠于元朝的代表。

一、郑思肖挥墨写兰追《离骚》

宋末元初之际，在易代的悲歌中产生了许多遗民、高士，这些人或不与新政权合作，或作消极对抗，表现出对故国、旧君的忠贞和对变节者的蔑视与愤恨。郑思肖以其特有的气节，成为这些遗民、高士的代表。正因为对旧君和故国存有眷恋，使得这些人更易走进屈原的精神世界，与屈原产生情感共鸣。正如宋末元初胡祗遹《读〈楚辞〉杂言》云：

无前贤之心思，不能读前贤之辞章。予少时读《楚辞》辄昏睡不能终篇，盖无屈原爱君忧国、幽深郁结、清苦恂独、终天无穷、难明之悲思。痛甚则声哀；情苦则辞深。非若得意欢畅之言，津津然洋溢于外也。今岁方悟，若读《楚辞》当句句缓读，求言外意。如问病人、吊孝子，恤其情而哀其苦，庶几得原文言意。[8]

郑思肖（1239—1316），出生于福建连江，后迁至苏州。他亲历了宋、元易代的巨大变故，成为痛失家国的大宋遗民。据元代王逢《梧溪集·题宋太学郑上舍墨兰》序载：

公讳思肖，字所南，肖与南何居？义不忘赵，北面他姓也。世家三山，曾大父咸仕宋。父起，淳祐道学君子。公太学上舍，应博学宏辞科。会天兵南叩阙，上《宋太皇幼主疏》，不报。国初诸父犹能记诵之，语切直，犯新禁，俗以是争目公。公遂变今名，隐吴下。所居萧然，坐必南向。遇岁时伏腊，辄野哭，南向拜而返，人莫测识焉。有田三十亩，邑宰素闻其精墨兰，不妄与人，因绐以赋役取之。公怒曰：“头可得，兰不可得。”宰奇而释之。[9]

南宋灭亡后，郑思肖“义不忘赵”，忠君之心不改。郑思肖的思想、品性受其父影响颇多，正如其言“终身所法，惟学我父而已”[10]。郑思肖之父郑震。虽为一介书生，但不畏强权，耿介直言。据郑思肖《先君菊山翁家传》载：

先君字叔起，号菊山……淳祐丁未，前丞相郑清之以侍读入朝，泊于涌金门外，朝廷忽除之再相，先人闻除命下，痛哭流涕，谓：“我自上流归，闻端平出师复两京之败，皆郑相误国罪。”即登其门，历历数之，厉声大骂曰：“端平败相，何堪再坏天下耶！”竟为郑相执下天府，母、妹、思肖俱遭执去。当时士气颇盛，京尹赵与越一宿俱纵之。郑相……坚求瑕疵，欲以他罪加焉。如是二年，莫能得毫发……[11]

郑震一介儒生，志行高蹈。郑思肖步其父后尘，为人耿直，颇具气节。据元代人郑元祐《遂昌杂录》载：

闽人郑所南先生……自宋亡，誓不与北人交接。于友朋坐间，见语音异者，辄引起。人知其孤僻，故亦不以为异。[12]

南宋灭亡后，郑思肖改名所南，以寄寓忠于赵宋之意。其言、其行均奉行忠君之理想，“时时望临安旧都，野哭若狂，终身誓不见朝士”[13]。

郑思肖的诗文集主要有《心史》《一百二十图诗集》《锦钱馀笑》《郑所南先生文集》等。《心史》的诗歌部分有《咸淳集》《大义集》《中兴集》等；文章部分有《久久书》《杂文》《大义略叙》等。《锦钱馀笑》均为五言八句古体诗，诗中大量运用口语，语言风趣诙谐，但饱含激愤与血泪，是作者晚年心境的写照。《一百二十图诗集》是郑思肖入元二十年后所作，作者从上古圣贤名士的传说、春秋战国诸子的行事，一直写到汉、晋、唐、宋的人物故事、文人逸事等，描绘了一幅历史人物长卷。作品表面是咏怀古人，其深层则是抒发自己内心的念旧之情。他在赞颂屈原、苏武、陶渊明等人时，饱含一腔深情，字字可见其心灵的震颤。如其《苏武牧羊假寐图》云：“十九年间堕渺茫，饥来啮雪齿生香。一心只梦飞归国，双眼何曾看见羊！”[14]

郑思肖对屈原及《楚辞》的研究，只停留在情感接受层面，但其情感的触动程度不亚于任何专门研究者。郑思肖与屈原同处末世，郑氏亲历了亡国之痛，其内心的感触较屈原更为悲切。在复国无望的残酷现实面前，郑思肖唯有将满腹的愁肠付于笔端，以墨兰来抒发自己的情怀。在仕与隐的问题上，郑思肖坚持隐。郑思肖选择与陶渊明为邻，却不能如陶氏一般闲适。他终究脱不开对大宋的悲思，不能悠游于山林、忘情于山水，因而愁苦一生。本文主要从以下几点探讨郑思肖的楚辞学地位。

1．屈原行吟，郑思肖墨兰

兰花以其特有馨香与气质，成为中国花鸟绘画中的常见题材。最早的绘画作品可以追溯至北宋苏轼《兰竹苍涯图》。此后，清代《芥子园画谱》第二集，专门讲述兰花绘画技法。兰花有香祖、香草、国香、王者之香等美誉，一直是文人墨客们喜爱吟诵、描摹的对象。屈原作品中写兰的诗句有：“纫秋兰有为佩”“朝搴阰之木兰兮”“余既滋兰之九畹兮”“朝饮木兰之坠露兮”“结幽兰以延伫”“余以兰为可恃兮”“览椒兰其若兹兮”，等等。屈原以兰的孤高清逸自比，兰成为雅洁的代名词。

宋末元初，赵孟坚、郑思肖等人尤喜画兰，并开启了画兰的新时尚。赵孟坚首创墨兰法（用墨写兰），笔调清爽而秀丽，给人以清新、明快的美感。郑思肖以画兰不着土，即“露根兰”为特色，寄寓其丧失国土后的悲痛情怀，亦从中体现身为汉民的民族自尊心。在后世众多绘画作品中，郑思肖的《墨兰图》以其特有的神韵，独树一帜。

现存题为郑思肖的墨兰画，共有三幅，其中两幅画的题画诗相同。除此之外，见于著录有三幅，这三幅画只存题画诗，画作已不可知。郑思肖于公元1306年即宋亡30年后，挥就一幅《墨兰图》。所画墨兰不着泥土，以寄寓其对南宋朝廷丢失国土、臣民无处安身的悲愤。此《墨兰图》纵25．4厘米、横94．5厘米，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这幅画为纸质水墨画，画中一丛兰花，叶子左右散开，或舒卷，或峻拔，疏而不乱，洒脱自然。正中一枝兰花正含香怒放，端庄秀丽，满卷清香浮动。画右首作者自题诗云：“向来俯首问羲皇，汝是何人到此乡；未有画前开鼻孔，满天浮动古馨香。”落款为“所南翁”。左下角印文曰：“求则不得，不求或与，老眼空阔，清风今古。”侧落年款（以甲子纪年）：“丙午正月十五日作此壹卷”（丙午年即公元1306年）。在该图的题款中，郑思肖有意不落元大德年号，而用“丙午正月十五日作此壹卷”，并钤以“求则不得，不求或与，老眼空阔，清风今古”之章。整幅画诗、书、画、印四者合一，既赞美兰香，又借兰抒怀，内容与形式谐调一致，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

除此之外，题为郑思肖的画作，还有两幅《墨兰图》。其一为佛利尔藏本，题诗与上幅画相同，画面只是将一丛兰分解成两株。另一幅为美国耶鲁大学艺术陈列馆收藏，画中伸叶吐蕊的兰枝孤傲地挺立着。作者自题云：“一国之香，一国之殇，怀彼怀王，于楚有光。所南。”郑思肖的画作，除以上三幅之外，另有三幅见于著录，但今均不传于世。一幅墨兰见载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郑所南先生思肖……工画墨兰，不妄与人……尝自写一卷，长丈馀，高可五寸许，天真烂漫，超出物表。题云：‘纯是君子，绝无小人。深山之中，以天为春’。”[15]另一幅墨兰图郑思肖题诗云：“钟得至清气，精神欲照人。抱香怀古意，恋国忆前身。空色微开晓，晴光淡弄春。凄凉如怨望，今日有遗民。”[16]又一幅墨兰画的题诗云：“玉珮凌风挽不回，暮云长合楚王台。青春好在幽花里，招得香从笔砚来。”[17]

郑思肖墨兰与屈原行吟的思想是相通的。正如吴澄《题墨兰图》云：“赤节红芳楚泽春，心期千载一灵均。不知何代为茅去，谁认高枝细细纫。”[18]屈原佩兰、郑思肖画兰，二者均对兰怀有特殊的情感，也都用兰来表达自己高洁不群的节义。郑思肖以其蘸满忠义与仇恨的画笔写兰，使墨兰别具特色，卓尔不群，达到了伟岸不屈、意韵丰满的艺术境界。郑思肖这种直抒胸臆的墨兰画法，在表现画家的个性方面达到了极致。屈原是中国以兰为佩的第一位诗人，郑思肖则是中国以兰写意的代表人物。

2．屈原高洁、郑思肖清明

郑思肖推崇清明的天性、厚重的德行，斥责不君其君、反臣于贼的小人。其《中兴集》序云：

夫人之生，性于天之清明，形于地之重厚，我主乎其中，天地万物莫不俯首为宾，是我之所得者甚大也；奚自小之，乃不君其君，外走逆乱之区，盲其主，反臣于贼求活焉？恶俗滔滔，为江为河，不可禁止，伤如之何！[19]

郑思肖以清明之品性，置身于恶俗滔滔的现实中，发誓不与污浊同流，犹如屈原《渔父》篇中所云“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20]。满怀的愤恨唯有诗、画可以疏解，“夫非歌诗，无以雪其愤，所以皆厄挫悲恋之辞”[21]。

郑思肖以满腔的悲愤写诗作画，堪称宋末元初的屈原。他更以诗怀念屈原，寄托自己的哀思。在其《一百二十图诗集》中，专门咏叹屈原的诗有《屈原餐菊图》《屈原九歌图》。《屈原餐菊图》云：“谁念三闾久陆沉？饱霜犹自傲秋深。年年吞吐说不得，一见黄花一苦心。”[22]“屈原餐菊”，来源于屈原在《离骚》中的诗句“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23]。屈原早已身沉汨罗，唯有菊花仍独自傲立于深秋的风霜中。谁还在眷念着故国、悲戚着国土的沦丧。郑思肖憾叹屈原的忠心，思慕屈原的气节，更终其一生追思屈原的高洁品行。其《屈原九歌图》云：“楚人念念爱清湘，苦忆《九歌》频断肠。只道此中皆楚国，还于何处拜东皇！”[24]感念屈原，想到自身，不由得慨叹一声：何处是我君。屈原忠于楚国，郑思肖忠于大宋，二者同属忠贞之人，情感故而相近。屈原死于楚国即将灭亡的前夕，未曾真正经历失国之痛。郑思肖却实实在在地面对了国土沦丧、君主已非的残酷现实，满腹充盈的是何处祭奠故君的惆怅与苦楚。

郑思肖将自己刚毅的个性与不屈的民族气节融入兰的花影叶丛中，以寄寓其高洁的品操和对故国的情思。他的墨兰图是绘画界的《离骚》，郑思肖其人是宋末元初的屈原。正如清代胡熙云：“郑公高蹈出风尘，心蕴灵均九畹春。每向毫端适幽兴，自然花叶逼其真。”[25]郑思肖心系南宋，心恨元廷，正如其云“有怀长不释，一语一酸辛。此地暂胡马，终身只宋民”[26]，“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27]，傲骨凛凛，正如其所绘之墨兰。

3．郑思肖的屈陶比较

郑思肖的思想多来源于其父郑震。他在《心史·自序》中记述了其父的教诲：

汝欲为文，必本之六经，立身三纲五常之天，然后熟读《左传》《孟子》《庄》《骚》、董、柳、欧、苏之书，纵观诸子、诸史、百家之说，养其气质，老其才智，秉正大之论，揭大经大法，弘播天下，一举斯民，同归三纲五常之天，始无愧于为文……诗之法，祖于三百篇，下逮曹子建、陶渊明辈……兴趣高远，追淳古之风，归于性情之正，毋为时之所夺焉。[28]

郑震认为，文章应本于六经，立身应本于三纲五常，且“行者，本也；文者，末也。有行而无文，不失为君子；有文而无行，终归于小人”[29]。饱学诗书，纵观子、史、百家之说，秉承“正大之论”，并将其弘扬传播于天下，使百姓都能遵循人伦纲常，这样做了才无愧于为文。作诗之法应祖于《诗经》，下及曹植、陶渊明，讲求“兴趣高远”，终归于“性情之正”。郑震以读《骚》为“养其气质、老其才智”之用，以陶渊明“兴趣高远”的诗风、“毋为时之所夺”的气节为“追淳古之风”的标志。学《骚》之气质、习渊明之诗风，即为郑震的屈陶并举论。

郑思肖深受其父郑震的影响，其对屈、陶二人的评价亦遵循其父。郑震对菊花有特殊的情感，正如郑思肖所云“我父昔爱之，终身不忘菊”[30]。郑思肖更是将餐菊的屈原和爱菊的陶渊明视为往古之知音，并写有《屈原餐菊图》与《陶渊明对菊图》。郑思肖因其父而爱菊，因爱菊而尊屈原和陶渊明，但更敬仰屈原与陶渊明的人品。郑思肖吟咏陶渊明的诗共有五首：

《题陶渊明集后》：“拂袖归来未是迟，传家何用五男儿？不堪生在义熙后，眼见朝廷被篡时。”[31]

《绝句十首》之六：“一叶飞秋万树寒，行吟憔悴倚栏杆。渊明只忆晋朝事，满眼黄花泪不干。”[32]

《对菊四首》之四：“三径今非昔，多愁老此身。谁知陶靖节，只是晋朝人。”[33]

《陶渊明对菊图》：“彭泽归来老岁华，东篱仅可了生涯。谁知秋意凋零后，最耐风霜有此花。”[34]

《陶渊明三径图》：“老气苍寒松树活，闲情幽淡菊花开。一条古路无人走，还且与人相往来。”[35]

统观这五首诗，可以看出，郑思肖对陶渊明怀有知己般的情感。郑思肖与陶渊明都“眼见朝廷被篡时”，“渊明只忆晋朝事”“只是晋朝人”，郑思肖亦只忆宋朝事、只做宋朝人。二者虽生不同时，但遭遇却何等相似。陶渊明身处东晋摇摇欲坠时，郑思肖身陷南宋危亡中，二人同是不能上阵杀敌的一介文弱书生，唯有将一腔热血倾吐于笔端。二人都经历了失国之痛，东晋为刘宋朝廷所灭，南宋被蒙古大军摧毁。

屈原曾怀有美政之理想，并励精图治，但生不逢圣世明君，最终面临楚国的败亡。在楚国大势已去之时，屈原在去与留的问题上，坚定地选择留，与楚国同亡。南宋灭亡后，郑思肖着南冠、哭屈原，孤芳愁绝中追忆昔日的宋朝。郑思肖将陶渊明视作精神上的知己，而将屈原视作道德上的楷模。

二、谢翱及其《楚辞芳草谱》

元代的楚辞研究者，多是情感接受层面者，但亦有少数深入研究者。谢翱是元代对《楚辞》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以其亲身经历谱写了《离骚》，又对《楚辞》文本做了深入研究。

谢翱（1249—1295），字皋羽，号晞发子，长溪（今福建）人，宋末的爱国志士。曾参加文天祥的部队，抗击元军南下。宋亡后，游荡山林，不仕元廷。《宋史》《元史》均无传，《宋史翼》《新元史》有传。嘉其节义、为其作传的有五家：方凤、胡翰、任士林、邓牧、宋濂等。据谢翱的挚友方凤《谢君皋羽行状》载：

君讳翱，字皋羽，姓谢氏，福之长溪人，后徙建之浦城……君世业，几冠已行声，试有司不第，落魄泉、漳间。会丞相信公开府，杖策诣公，署谘事参军，其略见《西台恸哭记》。后避地浙水东，留永嘉、括苍四年，往来鄞、越。复五年，戊子夏至婺，遂西至睦及杭。慕屈原，怀郢都，读《离骚》。二十五年托兴远游，以晞发自命……君遗稿在时旧所为悉弃去，今在者《手抄诗》六卷，《杂文》五卷，《唐补传》一卷，《南史赞》一卷，《楚辞芳草图谱》一卷，《宋铙歌鼓吹曲》《骑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迹记》一卷，《浦阳先民传》一卷，《东坡夜雨句图》一卷，《浙东西游录》九卷；《春秋左氏续辨》《历代诗谱》未脱稿。[36]

谢翱曾为文天祥的部属，文天祥死后，谢翱游荡于山水间，无所适从，常恸哭以怀念文丞相。谢翱虽为一介布衣，但心系南宋，忠宋之心从未改变。正如宋濂《谢翱传》云：“翱一布衣耳，未尝有爵位于朝，徒以被天祥之知，麻衣绳屦，章皇山泽间，若无所容其身。使其都重录，受社稷民人之寄，其能死守封疆决矣。翱不负天祥，肯负国哉？”[37]

谢翱以文章名家，其诗亦为宋末元初诗人之冠冕。邓牧《谢皋羽传》云：“（谢翱）性耿介……记问优赡，必中古人绳墨。”[38]明代杨慎认为“谢皋羽为宋末诗人之冠，其学李贺歌诗，入其室而不蹈其语，比之杨铁崖盖十倍矣”[39]。谢翱诗文有古人遗风，且能自成一家，不因袭前人旧语。任士林《谢处士传》云：

（谢翱）所为诗歌，其称小其指大，其词隐其义显，有风人之遗，类唐人之卓卓者……曰怨乎？曰求仁得仁，又何怨？屈平非怨者耶！精神飘散，鬼语神词，变幻不测，翱岂平伍耶？[40]

谢翱异常钦佩屈原眷恋故都不忍离去的忠贞之志，常常读《离骚》以追慕屈原，并著《楚辞芳草谱》，借注释《楚辞》芳草之名，以寄托自己难于诉说的恋宋情结。谢翱对楚辞学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两点：

1．屈原泽畔憔悴，谢翱西台恸哭

谢翱在景炎元年（1276）七月，倾家资募乡兵投奔文天祥。文天祥兵败殉国后，谢翱浪迹至浙江桐庐县富春山上的严子陵台，手持竹如意，击石作楚歌以招文天祥之魂，歌毕竹石俱碎，后作《登西台恸哭记》以记述此举。其曰：

独记别时语。每一动念，即于梦中寻之。或山水池榭，云岚草木，与所别之处及其时适相类，则徘徊顾盼，悲不敢泣……又后三年，过姑苏，姑苏公初开府，旧治也。望夫差之台，而始哭公焉。又后四年，而哭之于越台。又后五年及今，而哭于子陵之台。[41]

谢翱曾三次恸哭，足迹先后留在了夫差之台、越台、子陵之台，哭声久久回荡在三地的山谷中，正是“一生忠义薄云霄，恸哭西台赋楚骚”[42]。屈原失君，憔悴泽畔；谢翱失国，恸哭西台。谢翱之恸哭堪比屈原之行吟，他们的行为皆是忠臣义士之所为。

谢翱恸哭西台，一为文天祥而哭，二为宋朝而哭。其《西台哭所思》云：“残年哭知己，白日下荒台。泪落吴江水，随潮到海回。故衣犹染碧，后土不怜才。未老山中客，惟应赋八哀。”[43]谢翱恸哭不只为自身，而更是为国、为民，正如明代高启《西台恸哭诗》所云：

峨峨子陵台，其下大江奔。何人此登高，恸哭白日昏。哀哉宋遗臣，旧客丞相门。丞相既死节，有身耻空存。北望万里天，再拜奠酒尊。阴云暮飞来，恍如载忠魂。所哭岂穷途，中抱千古冤。上悲宗周陨，下念国士恩。[44]

屈原与谢翱均不以国之兴亡而变其心，二人的作品也都是义激于中而情见乎辞的佳作。在宋亡后，谢翱与郑思肖、邓牧、林景熙等人互相唱和，抒发亡国之痛，在元初俨然形成了一个忠于南宋、消极对抗元廷的骚客集团。

2．《楚辞芳草谱》

专门训释《楚辞》中草木的著作主要有南宋吴仁杰《离骚草木疏》四卷、林至《楚辞草木疏》一卷等。吴仁杰《离骚草木疏》是《楚辞》草木训诂方面的代表作，此书正文四卷，涉及《楚辞》中的草木总计55种。明代的屠本峻对吴著进行补订，作《离骚草木疏补》四卷。屠氏认为吴著多未备，所以他又于香草类增入麻、秬、黍、薇、藻、稻、粢、麦、粱等9种；于嘉木类增入枫、梧2种，较吴著增益不少。清代祝德麟《吴仁杰离骚草木疏》四卷，对吴著详加校订，改正了450多字，损益250多字，逐条按语，辨证谨严。然而，在《楚辞》草木研究领域，专列芳草类并为之训释者，唯有元代谢翱。

谢翱《楚辞芳草谱》[45]，对江离、薰草、菌、兰、蕙、杜若、茝、蘼芜、卷施、菉、菊、荃、薜荔、款冬、艾、蒌、莎、匏、蓼、茨、菱、蘋、萍等23种草木进行了考释，篇幅较小，影响不大。此书多依草木本身的气味进行归类，但在归属上仍有失当之处，如将艾、茨等恶臭之草木列入“芳草”。如在“茨”条下，谢翱云：“茨，蒺藜也，布地蔓生。细叶，子有三角，状如菱而小，刺人，生道上。按《七谏》曰‘江离弃于穷巷兮，蒺藜蔓乎东厢’。”[46]谢翱认为此句中江离与蒺藜并列，茨即蒺藜，所以茨、江离当同属香草。然而，吴仁杰《离骚草木疏》“薋”条下云：

“菉葹以盈室兮”，王逸注三者皆恶草，以喻谗佞盈满于侧。，蒺藜也，《诗》楚楚者。洪庆善曰：“今《诗》作茨，《尔雅》亦作茨，布地蔓生，细叶，子有三角。，音甆。”仁杰按：陆法言《字书》云“，蒺藜”，《诗》作“茨”，《说文》又作“荠”。《本草》“蒺藜”条云：“一名旁通，一名屈人，一名止行，一名材羽，一名升推，一名即梨，一名茨。”陶隐居云：“多生道上，子有刺，状如菱而小，长安最饶人行多著木屐，军家铸铁作之，以布散路。”《易》云“据于蒺藜，言其凶伤”，《诗》云“墙有茨，不可扫也”，以刺梗秽。[47]

可见，茨与通，均为蒺藜，为有刺之恶草，可致“凶伤”，常用来喻“谗佞”。谢翱在“茨”的归属上略显轻率。

谢翱《楚辞芳草谱》在训释草木时，注意到了芳草在屈原心中地位的高低。如“艾”条下云：“萧与艾本皆香草，《离骚》则薄之曰‘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然要之庶人所服，比之兰蕙则有间矣。”[48]谢翱认为《离骚》中艾、萧与兰、蕙有地位高下之分，庶人服艾、萧，君子佩兰、蕙。谢翱将“艾”“萧”归入芳草中，属类虽然无误，但有悖屈原本意。吴仁杰《离骚草木疏》“艾”条下云：

“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王逸注：“艾，白蒿也。”言楚国户服白蒿，以为芬芳，反谓幽兰臭恶不可佩。以言君爱昵谗佞，憎远忠直，而不肯进也。仁杰按：王度记大夫鬯酒以兰芝，庶人以艾，则兰、艾之分尚矣。[49]

艾为艾草，其叶为艾叶，可药用；萧为香蒿，有香气，二者与屈原所谓的“芳草”不同。《离骚》云：“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50]可见，萧、艾均不属于屈原所定义的芳草。萧、艾虽本身是香草，但在《楚辞》中萧、艾则为贱草。

虽然《楚辞芳草谱》在归类上有不当之处，但在有些条目的解释上还是比较客观、准确的。如“菊”条下云：“菊，季秋寒露后五日始有华。华得土之正色。《离骚》‘夕餐秋菊之落英’，观崔寔、费长房九日采菊语，则茹菊延龄，自古已然。”[51]又如“兰”条下云：“《离骚》云：‘滋兰九畹’，又云：‘光风转蕙，泛崇兰些’，兰草大都似泽兰，其香可着衣带者是。《素问》云：‘治之以兰，除陈气也。’皆概指香草可见。”[52]训释芳草时，谢翱以屈原作品为根本，佐之以医药常识，行文简明通晓。

谢翱著《楚辞芳草谱》有其政治方面的原因，不唯是学术原因。正如其《五日观潇湘图》云：“五日泣江篱，骚人沉佩褋。年深吊古客，满门垂艾叶……岂复怀沅湘，历舜溯往牒。江流物色改，看画泪承睫。仿佛旧居人，指点失故业。三户空乌啼，九疑列如牒。”[53]远慕江篱，近睹艾叶，江山已改姓，故业难再有。谢翱用注疏芳草的方式来寄寓自己对屈原的怀念，对现实的哀伤。

谢翱以恸哭之行来谱写《离骚》，用《楚辞芳草谱》来表明自己的心志，他是宋末元初楚辞研究中情感型接受者的代表，亦是元代深入研究《楚辞》的第一人。

三、郝经

虽然元代楚辞研究的专著甚少，但仍有许多人注目于楚辞研究。这些人有主张道学的儒者，亦有张扬个性的性情文人，其中的代表者是郝经、吴澄、祝尧、杨维桢等人。以儒家立场解读屈原及《楚辞》者，当首推郝经。

郝经（1223—1275），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徙泽州之陵川”[54]。他生于金，仕于元，为元朝一代大儒，《元史》卷一百五十七有传。郝经之祖父郝天挺，是金代大家元好问的老师。郝经身受正统儒家教育，且“为人尚气节，为学务有用”[55]。郝经为文以经世致用为尚，正如其所言“不学无用学，不读非圣书，不为忧患秽，不为利益拘，不务边幅事，不作章句儒”[56]。

郝经一生著述丰硕。据《元史·郝经传》载：“（郝经）撰《续后汉书》《易》《春秋》外传、《太极演》《原古录》《通鉴书法》《玉衡真观》等书及文集，凡数百卷。其文丰蔚豪宕，善议论。诗多奇崛。”[57]郝经是元代正统儒学的代表，他在元初的影响力可谓异常深远，正如卢挚在《神道碑》所称赞：“其坚毅忠壮，抱负不可掩者，名声昭彻，虽走卒牧竖，深闺妇人，皆能道公姓字，与没世无闻者异。”[58]

郝经的学术传承大致有三个：家学、元好问、赵复。郝经世家业儒，郝经自称“陵川郝氏，世业儒。至先曾大父、昆季七人，皆治经力学，教授州闾”[59]。郝经更亲受其父郝思温的教导，其《铁佛寺读书堂记》载：“先君命之曰：‘尔祖所以命吾者，今其命汝。当所以为道，非为艺能也。所以修身，非为禄养也。今国家方以武治，未遑选举，汝其无为决科之文。今世以诗文事声誉者、记问以事吻颊者，皆艺能之学，汝其勿为。’”[60]从郝思温的言词中，亦可窥郝经治学思想之一斑。

郝经的祖父郝天挺是元好问的老师，父亲郝思温与元好问是同窗。郝经曾言“先生（元好问）与家君同受业于先大父，经复逮事先生者有年”[61]。元好问在陵川就学于郝天挺六年，作为郝天挺的学生、郝思温的同学，又曾授学于郝经，他与郝家的关系异常密切。元好问这位金代最为著名的学者，其思想、学风对郝经的影响很大。金亡后，元好问不仕，以在野文人的身份位居文坛盟主。他对郝经充满期望，并言：“故家珠玉自成渊，重觉英灵赋予偏。文阵自怜吾已老，名场谁与子争先。”[62]

陶自悦认为，郝经“理性得之江汉赵复，法度得之遗山元好问。而独申己见，左右逢源”[63]。郝经曾师从赵复，深得赵复理学思想之精髓。赵复是北传理学的奠基人，“北方知有程朱理学，自复始”[64]。郝经对理学异常尊崇，同时也深明理学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故而，郝经积极求学于赵复，并对赵复在北方传授理学的功绩倍加推崇。如其《送汉上赵先生序》云：

昔之所学者，富一身而已。今也，传正脉于异俗，衍正学于异域，指吾民心术之迂，开吾民耳目之蔽，削芜蔓、断邪枉、破错塞。俾六经之义、圣人之道，焕如日星，沛如河海，巍如泰华，充溢滂魄，大放于北方。如是，则先生之道非穷也，达也！[65]

郝经所处的时代道学刚刚北入，赵复北传道学时只宣讲程朱理学的教条，只宣扬“文从道中流出”“作文害道”的理论。这些束缚文学发展的思想观念被郝经所继承，也使郝经的楚辞观带有浓重的道学家气息。

正是由于纵向上受到家学积淀的影响，横向上受到元好问、赵复等人时代风气的影响，郝经在政治上积极用世，并始终忠于元朝；在思想上尊崇理学；在文学上重义理、尚实用，他是元初最富儒学特色的御用文人。

郝经关于屈原及《楚辞》的评论，多散见于其诗文中。他在楚辞学方面的论点多继承前人旧说，并保持一个儒者应有的评判尺度。郝经曾为元朝与南宋议和之事羁留南宋16年，在漫长的等待与苦闷彷徨中，郝经常以陶渊明自适、悠游的心态来宽慰自己。虽然其作品中亦有屈骚式的愤激之词，但那只是为了表达其对南宋朝廷的不满。如其诗《幽兰三伴使致兰二本感而赋诗》云：“不逢汨罗臣，又失长沙客。上官增青蝇，郑袖逞颜色。”[66]上官大夫靳尚、郑袖均为战国时楚国的佞臣，他们馋毁忠臣屈原，使楚王蔽于视听。郝经在此用来暗讽南宋忠臣缺失、奸佞当道的混乱朝纲。郝经在被滞留南宋期间，一心忠于元廷，处处以屈原的忠贞自比，正如其言“呼儿课楚辞，讽咏思比德”[67]。

郝经是元朝的鸿儒、理学大师，他所践行的是儒家的道德规范。他认为屈原过于怨怼，有违天理，不如陶渊明乐天、知命、达生。如其云“屈子重违天，陶公乃达道”[68]，“楚骚不必歌，仰卧看屋梁。行止有天运，得失理亦常。道能全始终，终得拜萱堂”[69]。郝经认为得失自在天理，“行止有天运”，自己只需持“道”于心，终能有成。郝经此种安于天命的思想，正是典型的儒家中庸之道。

从儒家安于天命的思想出发，郝经对屈原怨怼且自弃的行为异常反感。屈原愤天怨地、自投汨罗的行为，在郝经看来有失谦谦君子的风范。如其《秋风赋》云：

士不以一失自沮，一得自憙。金百炼而方精，节万折而逾厉。持此心之亢矫，奚外变之轩轾……何乃作楚囚对泣，竟不为鲁连、毛遂，而漫为宋玉之悲耶！子以秋风为悲，余独以秋风为乐。[70]

但是，对于屈原的作品，郝经从治世的角度，却有所肯定。如《原古录序》云：

战国之庄周、屈原、宋玉……鼓吹风雅，铺张篇什……作为文章皆有书有集有简有策，名家传后，于是大经之枝叶，蔽荫六合……众贤之书不可废也。[71]

郝经认为屈原的文章“鼓吹风雅，铺张篇什”[72]，但合乎“道德仁义、大中至正之理，皎然而不昧；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之伦，截然而不乱”[73]。总之，郝经对屈原的忠君思想极力推崇，而对其怨怼失志、自捐性命的行为则直言批判；对屈原文章的华采极为反感，但对其合乎经旨的内容则大力颂扬。

郝经提倡“清心不滞物”[74]的性情，即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达然处于世。故而，他对陶渊明异常推崇，对屈原不能超然于物外则多有批判。郝经在屈、陶比较的问题上，其立场是扬陶抑屈。他认为“陶渊明当晋宋革命之际，退归田里，浮沈杯酒，而天资高迈，思致清逸，任真委命，与物无竞。故其诗跌宕于性情之表，直与造物者游，超然属韵。《庄周》一篇，野而不俗，澹而不枯，华而不饰，放而不诞，优游而不迫切，委顺而不怨怼，忠厚岂弟，直出屈宋之上，庶几颜氏子之乐，曾点之适，无意于诗，而独得古诗之正，而古今莫及也”[75]。郝经将陶渊明置于屈原之上，更评陶氏为“无意于诗而独得古诗之正”，其扬陶抑屈之意显然。

郝经作为一介大儒、元朝重臣，他在评价屈原及《楚辞》时，不可避免地带有其自身不可去除的片面性。在陶渊明的乐天达生与屈原的忧思怨怼之间，郝经更推崇陶渊明。弘扬屈原忠贞之志，批判其怨君愤世，则是以郝经为代表的元代前期正统儒者的基本论调。

四、吴澄

据黄宗羲《宋元学案》载：“有元之学者，鲁斋（许衡）、静修（刘因）、草庐（吴澄）三人而已。”[76]吴澄会通宋代理学诸家，他是程朱理学的继承者，是元代的理学大家。

吴澄（1249—1333），字幼清，抚州崇仁（今江西）人，生于宋，成长于多灾多难的南宋末年。“尝举进士不中……至元十三年，民初附，盗贼所在蜂起，乐安郑松招澄居布水谷……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求贤江南，起澄至京师。”[77]27岁时，吴澄所在的抚州地区归顺于元朝，他躲进深山避祸。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抗元斗争，却与一些抗元分子交往密切。吴澄隐居布水谷，即是应抗元人士南宋贡士郑松之邀。38岁时，应好友程钜夫（时为江南御史）之邀北上游历，但未接受元廷的官职，归家以授徒为业。50岁时，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选力荐于朝廷，未成。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朝廷以国子监丞召他入京，负责教导国子生。吴澄提倡教学四法，即经学、行实、文艺、治事。经学之教法，主张学生以某一家之说为主，同时旁通诸家，此法源于朱熹。行实之教法，主张学习时要加强道德修养，此法来自程颢。治事之教法，主张培养学生实际办事的能力，此法源自胡瑗。吴澄的施教之法，不仅重实用，亦重经说。吴澄的教学四法未获得实行，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他便辞职归家。

元英宗即位后（1321），吴澄又被授予翰林学士，同时编修国史。泰定元年（1324）他又被选为讲官，专为皇帝讲经，宋代仅有程颐、朱熹有此殊荣。此时的吴澄可谓是达到了他一生的巅峰。此后，又奉命修《英宗实录》，修毕即辞官归家。元廷屡次征召，皆不就。晚年退居深山，著书论学，以授业为生。吴澄的门生众多，其中较为出众的有虞集、揭傒斯、危素等人。吴澄的思想大抵继承程朱之学，但又有所变化，既提倡经学，又重道德自修，兼容并蓄。吴澄问学的方法有别于许衡重实行、不重经说之法，他强调以谨言谨行为学，强调见诸实行、问学当反诸其心。

纵观其一生，吴澄大半时间以著述、教学为业。他的著作有经注数种、文集百卷，后人合订为《草庐吴文正公全集》。吴澄《学统》[78]中将《楚辞》及《后语》列为“支言”[79]，提倡学生应研修《楚辞》及朱熹《楚辞后语》。除此之外，吴澄对屈原及《楚辞》的评述亦散见于其他篇章中，如《约离骚》一篇，即是吴澄对屈原及《楚辞》的概括性评论。

吴澄的研究主要涉及《楚辞》的历史地位、实际功用等。此外，亦涉及屈、陶并举的问题。

1．吴澄对屈原及《楚辞》的评价

吴澄认为，屈原之忠亘古未有，屈原之文光照千古。其云：

君恩已矣无复望，缱绻恻怛臣所臧。《九歌》《天问》继《九章》，求仙问卜歌沧浪。谗入壅君恨不彰，临绝之音转琅琅。一经六传相颉颃，至今光焰亘天长。为千万世扶三纲，比经风雅伯仲行……赫赫官称亦大夫，大夫还是楚三闾。三闾当日沉湘意，臣仆于人不如死。鱼腹清魂招不回，悠悠千古何人哉？[80]

吴澄将屈骚视为增夫三纲五常、比拟风雅之篇、与“一经六传相颉颃”的经典之作，同时，又将屈原沉湘的原因归结为不愿“臣仆于人”。他认为屈原不忍见楚国之灭亡、不耻臣服于秦国，故而才化作湘江一缕清魂。吴澄此种理解比朱熹“怨怼”论、“忠而过”之论，明显褒奖的成分居多。这种理解与元代将屈原立为“忠节清烈公”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

吴澄对朱熹《楚辞集注》异常推崇，他认为“诗亡而楚骚作，骚亡而汉五言作”[81]，“《楚骚》二十五篇，解者莫能名其心，自朱子作集注，而原之心始得白于千载之下”[82]。在朱熹之前，注《楚辞》者主要有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王逸《楚辞章句》带有汉儒训诂名物、不重文意、牵强附会的习气，洪兴祖《楚辞补注》对王逸之说有所补正，但大体仍因袭王逸之旧，且纰漏很多。朱熹《楚辞集注》从《楚辞》文本出发，致力于探求屈原之性情、体察其义理，使“读者得以见古人于千载之上”[83]，使屈原“不恨于来者之不闻”[84]，不至于被繁琐的旁引曲证所“晦昧而不见白于后世”[85]。吴澄对《楚辞集注》的推崇源于朱熹探究文中义理之功，更源于朱熹的理学宗师的地位。然而，朱熹在注解《楚辞》时虽剔除了汉儒的陋习，但又不自觉地注入了道学家的气息。正如鲁迅曾言，一部《红楼梦》“一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86]。正因为朱熹站在道学家的立场上，所以他认为：

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虽其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而所天者幸而听之，则于彼此之间，天性民彝之善，岂不足以交有所发，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87]

朱熹认为屈原为人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但其有一颗“忠君爱国之诚心”；其书过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以致难于解释，但其表达的是“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若能将屈原忠君爱国的思想，用于教化民众，则可以“增夫三纲五典之重”。朱熹不欣赏屈原为人处世的态度，但对其忠君爱国的思想却极力推崇。吴澄是元代的理学名儒，是程朱理学的后继者，所以他对朱熹《楚辞集注》倍加推崇。但是，他对屈原的态度较朱熹缓和得多，并将屈原与陶渊明相提并论。

2．吴澄的屈陶比较观

元代人多将屈原与陶渊明相提并论，大致有三种观点：屈陶并举、扬屈抑陶、扬陶抑屈。吴澄是元代屈陶并举的核心人物，他认为：

楚之屈大夫、韩之张司徒、汉之诸葛丞相、晋之陶征士，是四君子者，其制行也不同，其遭时也不同，而其心一也。一者何？明君臣之义而已。欲为韩而毙吕殄秦者子房也，欲为汉而诛曹殄魏者孔明也，虽未能尽如其心，然亦略得伸其志愿矣。灵均逆睹说臣之丧国，渊明坐视强臣之移国，而俱末如之何也……末如之何者，将殁世而莫之知，则不得不托之空言以泄忠愤。此予所以每读屈辞、陶诗，而为之流涕太息也。屈子之辞非藉朱子之注，人亦未能洞识其心……屈子之不忍见楚之亡而先死，陶子不幸见晋之亡而后死，死之先后异尔，易地则皆然。其亦重可哀也矣！[88]

吴澄将屈原、张良、诸葛亮、陶渊明并称四君子，认为四人均能明君臣之义。虽然屈原与陶渊明遭时不同，但二人相通之处在于屈原目睹“谗臣之丧国”，陶渊明目睹“强臣之移国”，二人对残酷现实的反应也是一样的，即“俱末如之何”，万不得已之下均“托之空言以泄忠愤”，正所谓“一死一生同一哀，晋士一篇《归去来》”[89]。吴澄又认为屈、陶二人不同之处在于屈、陶二人死之先后不同，但屈子的不忍见国之将亡与陶子的不幸见国之败亡，都是极其悲哀的人生。相比之下，陶渊明比屈原更不幸，因为陶氏目睹了晋朝的灭亡。但是无论如何，屈、陶二人的忠贞之志是相同的，异时、异地亦依然。

关于屈、陶的比较，吴澄在其《陶诗注序》中亦有论及。其云：

楚三闾大夫竭其忠志欲强宗国，怀王信谗疏之，国事日非，竟客死于秦。襄王又信谗，放之江南。原不忍见宗国骎骎趍于亡，遂沉江而死。……晋陶渊明自其高祖长沙桓公为晋忠臣，及桓玄篡逆，刘裕起自布衣诛剿，又灭秦灭燕、挟镇主之威。晋祚将易，既无昭烈可辅以兴复，又无高皇可倚以报复。志愿莫伸，其愤闷之情，往往发见于诗。盖四贤者，其遇时不同，其为人不同，而君臣之义重则其心一也。子房、孔明得伸其志愿者，屈、陶二子抑郁无聊，因其情每托之空言。[90]

吴澄认为屈、陶二人之气节相同，都是忠于故国、不愿改志。屈原高洁但不肯离楚，陶渊明淡泊却心怀晋朝，正如吴澄《心远亭记》云：“夫以芳草而杂艾萧、以独清而汨泥泞，自迹而观，虽楚三闾大夫之洁，安能高飞远举不在人间邪？《远游》之作乃与世外飞仙者俱，而翱翔寥阔之上，其心之远何如也？君子之观为也，讵可于其迹不于其心哉。晋陶征士，犹楚屈大夫也。”[91]

吴澄将屈、陶并举的主张亦受到虞集的积极响应。虞集云：“临川吴伯清先生以为……留侯、武侯事业可见，而屈、陶托诸空言，而其心之明白天下，万世信之，何其伟欤！予尝以斯言也，想见四君子。”[92]吴澄以忠君爱国之道学家立场极力颂扬屈原，虞集步其后尘。虞集云：“天下莫大于君，一家莫严于亲，此臣道、子道之所以明乎理，而尽其心者也。《离骚》之作盖于忠爱之至，反复忧怨以致拳拳无穷之心，无一语之外至者也。”[93]

吴澄作为元代的理学大儒，其对当时学术思想的影响不言而喻。吴澄将屈原的思想折中于忠贞，并归之于三纲五常，他的楚辞观代表了元代中期正统儒者的主流观念。

五、祝尧

元代学者研究古赋者不少，如郝经《皇朝古赋》、虞延硕《古赋准绳》、吴莱《楚汉正声》等，但均已亡佚，现存唯有祝尧《古赋辩体》。祝尧《古赋辩体》涉及《楚辞》，是元代“楚辞”文体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关于祝尧的史料甚少，据《广信府志》载：

祝尧，字君泽，上饶人。博学能文，所著有《大易演义》《四书明辩》《策学提纲》《古赋辩体》。延祐进士，授城南丞，改江山令，升萍乡州同。存心抚字，狱平讼革，吏畏民怀。[94]

祝尧官阶不高，亦未有传世家谱，其学识渊源难以考定，现存著述有《古赋辩体》和《手植桧赋》两种。《手植桧赋》一篇，风格平淡雅正，收录于陈元龙所辑《历代赋汇》中。祝尧《古赋辩体》八卷，包括楚辞体、两汉体、三国六朝体各两卷，唐体、宋体各一卷；亦外录“历代祖述楚语者”[95]的后骚和“旁及他有赋之义者”[96]的辞、文、操、歌五体共二卷。它既是一部辞赋总集，又是一部辨析辞赋体制及其沿革的赋学专著，正如祝尧所云：“古今之赋甚多，愚于此编非敢有所去取，而妄谓赋之可取者止于此也，不过载常所诵者尔。其意实欲因时代之高下，而论其述作之不同；因体制之沿革，而要其指归之当一，庶几可以由今之体以复古之体云”[97]。此书对“楚辞”文体进行了正本溯源，对《楚辞》的辞章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祝尧《古赋辩体》有元刻本，今不存。现存有明成化二年（1466）金宗润刻本[98]、明嘉靖十一年（1532）刻本[99]、明嘉靖十六年（1537）刻本[100]和《四库全书》本[101]。祝尧《古赋辩体》卷一至卷二专列“楚辞体”，“楚辞体”收录屈原的作品有：《离骚》、九歌（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等9篇）、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共22篇，同时亦收录宋玉《九辩》，荀子《礼赋》《知赋》《云赋》《蚕赋》《箴赋》。“楚辞体”中除荀子的作品外，其余部分的体例是先引朱熹《楚辞集注》语，后列“愚按”，此部分是祝尧对朱熹《集注》的引申。《古赋辩体》中除单列“楚辞体”外，更于卷九列“后骚”体，录有《招魂》《惜誓》《哀时命》《招隐士》等篇。

1．祝尧对“楚辞体”的辨析

祝尧认为“楚辞体”是古赋，它的特征是赋、比、兴合用，比、赋尤多，且情、辞、理兼得。其云：

屈原为《骚》时，江汉皆楚地。盖自文王之化行乎南国，《汉广》《江有汜》诸诗已列于“二南”十五“国风”之先，其民被先王之泽也深。风雅既变，而楚狂“凤兮”之歌，沧浪、孺子“清兮浊兮”之歌，莫不发乎情，止乎礼义，而犹有诗人之六义，故动吾夫子之听。但其歌稍变于《诗》之本体，又以“兮”为读，楚声萌蘖久矣。原最后出，本《诗》之义以为骚。凡其寓情草木，托意男女以极游观之适者，变风之流也；其叙事陈情、感今怀古、不忘君臣之义者，变雅之类也；其语祀神歌舞之盛，则几乎颂矣。至其为赋，则如《骚经》之首章之云；比则如香草恶物之类；兴则托物兴辞，初不取义，如《九歌》沅芷、澧兰以兴“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属。但世号“楚辞”，初不正名曰“赋”，然赋之义实居多焉。[102]

祝尧认为楚地受文王教化，楚地的诗亦“莫不发乎情，止乎礼义，而犹有诗人之六义”[103]。但是，楚地的诗歌，体式上不同于《诗》之正体，且句中多有“兮”字，这些特色正是楚声的萌芽。屈原以“六义”为根本，以楚声为依托，创制了楚辞体。虽然“楚辞”不以赋取名，但赋体居多。“楚辞”本之于《诗》，亦合乎于“理”，意境高远、情理深长，是古赋之标杆、赋家之鼻祖。

“楚辞体”为何为赋体之祖？祝尧认为楚辞体中赋居多，且其内容合乎六义之旨。其云：

屈宋之辞，家传人诵，尚矣。删后遗音，莫此为古者，以兼六义焉尔。赋者诚能隽永于斯，则知其辞所以有无穷之意味者。诚以舒忧泄思，粲然出于情，故其忠君爱国，隐然出于理。自情而辞，自辞而理，真得诗人“发乎情、止乎礼义”之妙，岂徒以辞而已哉？[104]

《楚辞》之所以意味深长、情理兼善，是因为它发乎“舒忧泄思”之情，且止乎“忠君爱国”之理。以情注于辞，辞中隐含理，这是作赋的根本之所在。艰涩之语、奇难之字，不是古赋的本质。

祝尧认为“楚辞体”不是《诗》之正体，而是属于变风变雅之流。变风变雅，原出自《诗·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105]变，指时事由盛变衰，即“王道衰、礼义废”[106]；变风变雅相当于“乱世之音”[107]“亡国之音”[108]。“正”与“变”的划分，不是以时间为界，而是以“政教得失”来区分。祝尧认为屈原身处楚国危亡之时，故其作品是变风变雅之作。

变风变雅之作与和平之音不同，悲哀、愤懑是变风变雅的特征。祝尧认为屈原的作品承继《国风》之传统，但已发展到悲而怨、哀而伤。其云：

《哀郢》，赋也，有风义。原怀故都，徘徊不忍去，有《黍离》之馀悲焉。但《黍离》章末曰：“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虽怨而发之和平，盖犹有先王之泽。此章之末则曰：“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虽言非我，深乃尤人。其出于愤激。固已与和平之音异矣。[109]

《诗经·黍离》中诗人虽怨但不愤，屈原《哀郢》则呈现出怨天尤人的愤激之态，已与“和平之音”有了差别。祝尧对“楚辞体”的辨析，多是建立在朱熹《楚辞集注》的基础上。如朱熹《楚辞集注·九歌》篇题下云：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今考其辞多直致无润色，而《惜往日》《悲回风》又其临绝之音，以故颠倒重复，倔强疏卤，尤愤懑而极悲哀，读之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已。[110]

祝尧《古赋辩体·九章》篇题下云：

原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其词多直致无润色。而《惜往日》《悲回风》又其临绝之音，尤愤懑而极悲哀，读之使人叹息流涕而不能已，比之《离骚》又其情哀伤之甚者也，盖风雅之变至此极矣。[111]

朱熹认为《惜往日》《悲回风》是屈原“临绝之音”，这两篇“尤愤懑而极悲哀”，祝尧则进一步认为这两篇是变风变雅的极致之作。祝尧对朱熹《楚辞集注》可谓是极力奉逢，不越雷池半步。祝尧以“六义”解《楚辞》，即是沿袭朱熹《楚辞集注》的体例。如《古赋辩体》“楚辞体”下《云中君》篇的小序云：“赋而比也。言神降而与人接，神去而人思不忘，以寄臣子慕君之情”[112]；《惜诵》篇的解小序云：“赋也。晦翁云：‘此篇全用赋体，无他寄托’，其言明切最为易晓”[113]。又如朱熹云：

按《周礼》：太师有掌六诗以教国子，曰风、曰雅、曰赋、曰比、曰兴、曰颂，而《毛诗大序》谓之六义，盖威信声诗条理，无出此者……不特《诗》也，楚人之词，亦以是而求之，则其寓情草木，托意男女，以极游观之适者，变风之流也；其叙事陈情，感今怀古，以不忘乎君臣之义者，变雅之类也。至于语冥婚而越礼，据怨愤而失中，则又风、雅之再变矣。其语祀神歌舞之盛，则几乎颂，而其变也，又有甚焉……然《诗》之兴多而比、赋少，《骚》则兴少而比、赋多。[114]

朱熹以“六义”强解《楚辞》之文意，祝尧则用此方法分析《楚辞》的文体特征。祝尧《古赋辩体》“楚辞体”下对屈原和宋玉的作品每章均标明赋、比、兴，具体情况现统计如下：通章用赋15，通章用比5，赋比合用26，赋兴合用1，赋比兴合用1，赋风合用2，赋颂合用1，合计共51章（其中《离骚》分十五章），前三项数字合计46，占90%之多。祝尧将朱熹的“《骚》则兴少而比、赋多”之语，应用于“楚辞体”的分析实践中。

祝尧《古赋辩体》中对“楚辞体”的评价大体本于朱熹，对于“后骚”部分的划分亦本之于朱熹。正如吴讷所云：“迨元祝氏辑纂《古赋辩体》，其曰《后骚》者，虽文辞增损不同，然大意则亦本乎晦翁之旧也。”[115]祝尧辨析古赋及尊奉朱熹之学的做法，与元代中期的学术风尚密切相关。吴讷云：“延祐设科，以古赋命题，律赋之体由是而变。”[116]元代中期独尊程朱理学，元仁宗时又恢复了科举，并在科举中废除律赋而设置古赋，古赋的创作因而兴盛起来，此正是祝尧作《古赋辩体》且极力遵循朱熹学说的直接原因。

2．祝尧的“祖骚”论与“骚人之赋”论

宋祁认为“《离骚》为词赋之祖”[117]，祝氏则提出“古赋者，诚当祖骚而宗汉”[118]。祝尧认为古赋与唐代徘赋不同，古赋的创作应当祖骚宗汉。其云：

唐一代古赋之所以不古者，律之盛而古之衰也。就有为古赋者，率以徐庾为宗，亦不过稍异于律尔。甚而或以五、七言之诗为古赋者，或以四六句之联为古赋者，不知五、七言之诗，四六句之联，果为古赋之体乎？[119]

汉代统治者好楚声且重经学，故而学者们普遍以经评《骚》。西汉刘安可谓是第一个评楚辞者，他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120]。司马迁亦认为诗赋同源，“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121]。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承袭旧论，而别为一说，他认为“赋者，古诗之流也”[122]。晋代挚虞亦认为“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之诗义。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楚辞之赋，赋之善者也。”[123]。从刘安的《骚》有国风、小雅之余绪，到司马迁的相如赋有诗之讽谏意味，再到班固的赋是古诗之支流，再到挚虞的《楚辞》是赋之善者，祝尧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以屈、宋之骚载之为正赋之祖”[124]。祝尧《古赋辩体》“楚辞体”下著录屈原、宋玉、荀卿三家赋共28篇，其原因就在于屈、宋、荀赋皆有古诗之义，即“本乎情，发乎礼义”。

祝尧虽然将宋玉、荀子之赋亦列为“楚辞体”，但又认为二人之赋远不如屈原之赋。他认为荀子之赋“终不能如《骚》章之渊永”[125]，而宋玉之赋则已属词人之赋，宋玉之后的赋家则更不能与屈赋相提并论了。其云：

玉，屈原弟子也，为楚大夫。悯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玉赋颇多，然其精者莫精于《九辩》。昔人以屈、宋并称，岂非于此乎得之？太史公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以赋见称。或问杨子云曰：“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善乎？”曰：“必也淫。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审此则宋赋已不如屈，而为词人之赋矣。[126]

祝尧认为“宋、唐以下则是词人之赋，多没其古诗之义，辞极丽而过淫伤，已非如骚人之赋矣，而况于诗人之赋乎？”[127]宋玉赋只有《九辩》可以追步屈原，宋玉的其他赋作则“莫精于《九辩》”。

祝尧将赋分为三种，即“诗人之赋”“骚人之赋”“词人之赋”。《诗经》有“诗人之赋”，屈赋为“骚人之赋”，宋玉以下为“词人之赋”。论及三种赋的区别时，他认为：

诗人所赋，因以吟咏情性也；骚人所赋，有古诗之义者，亦以其发乎情也。情不自知而形于辞，其辞不自知而合于理，情形于辞故丽而可观，辞合于理故则而可法……《三百篇》、二五篇之《骚》莫非发乎情者。为赋、为比、为兴而见于风、雅、颂之体，此情之形于辞者，然其辞莫不具是理。为风、为雅、为颂而兼于赋、比、兴之义，此辞之合乎理者。[128]

祝尧认为屈原“本诗之义以为《骚》”[129]，且屈赋情、理、辞兼备，又与古诗之教化功用一致。为了说明屈赋有“本诗之义”，祝尧将“楚辞体“的源头上溯到《接舆歌》《孺子歌》《汉广》《江有汜》诸篇。”楚辞体“上承《诗经》，下启后世赋体，故而为辞赋之祖。祝尧云：

《远游》其辞皆与庄周寓言同，有非复诗人托兴之义，大抵用赋体也。后来赋家为闳衍钜丽之词者，莫不祖此……《卜居》，赋也。中用比义。此原阳为不知善恶之所在，假托蓍龟以决之。非果未能审于所向而求之神也，居谓立身所安之地，非居处之居。洪景庐云：自屈原词赋假为渔父、日者问答之后，后人作者悉相规仿……愚观此言则知词赋之作莫不祖于屈原之骚矣。[130]

祝尧认为《远游》是游仙赋的肇始，《卜居》《渔父》是问答体的源头。祝尧对“楚辞体”的源流进行了深入探析，正本溯源之功颇大，但其沿袭朱熹以“六义”强解《楚辞》的弊端不可忽视。

六、杨维桢

元代郝经、吴澄的楚辞观，明显带有正统儒学、朱熹道学的守旧色彩，而身处元末乱世之中的杨维桢，他的楚辞观则带有发愤抒情、不平则鸣的求变色彩。

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东维子等，山阴人，元泰定四年（1327）进士。杨维桢为官期间“狷直忤物，十年不调”[131]，元亡后，杨维桢以“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邪”[132]，坚拒明朝征召，后赴朝廷百余日，乞归故里，宋濂赋诗赞其云：“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133]。

郝经是元初正统儒学的典范，杨维桢是元末易代文人的代表。郝经楚辞观崇尚“养气说”，杨维桢则主张“个性说”。郝经认为“文即道也。道非文不著，文非道不生，自有天地，即有斯文，所以为道之用，而经因以立也”[134]。郝经主张“道”自“内游”而生，而“内游”则需循乎“六经”、孔孟之道，即“身不离于衽席之上，是游于六合之外。生乎千古之下，而游于千古之上”[135]。“内游”最终达到的效果是养“浩然之气”，此“气”与“道”浑然一体，即“则吾之卓尔之道、浩然之气，厥乎与天地一，固不待于山川之助也”[136]。以“六经”充于内，以静心养气，达到体察万物之“道”。郝经所主张的“道”是严守三纲五常的道学，故而其楚辞观必然是中规中矩、不张扬个性的学说。

杨维桢既有儒者的风度，又有身处末世的忧愤之气，他的思想中理性与个性兼具。杨维桢认为“诗不可以学为也。诗本情性，有性此有情，有情此有诗也。上而言之，雅诗情纯，风诗情杂；下而言之，屈诗情骚，陶诗情靖，李诗情逸，杜诗情厚，诗之状未有不依情而出也……虽然不可学诗之所出者，不可以无学也”[137]。诗是情性的自然流露，不同情性者有不同的诗风，情性虽不可学，但作诗之道可学。杨维桢将屈诗的情性概括为“骚”，即骚乱之情；将陶诗的情性概括为“靖”，即平淡安逸之性。杨维桢主张诗出于“情性”，“发于言辞，止于礼义”[138]，即作性情文章，言礼义之语。虽然，他未尽脱儒者诗教气息，但已有倡导个性论的端倪。其云：

诗得于师，固不若得于资之为优也。诗者，人之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则人各有诗也。得于师者，其得为吾自家之诗哉？[139]

他认为出于情性之诗优于得于师之诗，但他并不否定学的功用。他认为只有学，才能去邪归正、去驳就纯，“声和平中正必由于情，情和平中正或矢于性，则学问之功得矣”[140]。杨维桢用此种诗学思想来评论《楚辞》，自然与郝经有所不同。杨维桢云：

评诗之品，无异人品也。人有面目骨骼、有情性神气，诗之丑好、高下亦然。风雅而降为《骚》，《骚》降为《十九首》，《十九首》而降为陶杜、为二李。其情性不野，神气不群，故其骨骼不痺，面目不鄙……诗之情性、神气古今无间也。得古之情性、神气，则古之诗在也。然而面目未识，而谓得其骨骼，妄矣；骨骼未得，而谓得其情性，妄矣；屈情性未得，而谓得其神气，益妄矣。[141]

杨维桢从诗品即人品的观念出发，将屈原置于陶渊明之上，显然已不同于吴澄、虞集的屈、陶并举论。杨氏又将屈骚置于仅次于孔孟文章的地位，认为“孔、孟而下，人乐传其文者屈原、荀况……其言皆高而当，其义皆奥而通也”[142]。孔子、孟子之文是儒家的经典教科书，杨维桢认为《屈骚》之文气节高而义理当，故而仅次于孔、孟之文。杨维桢多称屈原为“离骚子”，从中亦可窥见其尊崇之心。如“离骚子尝思得之”[143]“昔离骚子著书，天下香草以比有德之君子”[144]。

杨维桢对屈原及《楚辞》的研究，已有意识地跳脱出道学家“明君臣之义”的教化范畴，这正是他对楚辞学的一大贡献。

元代读《楚辞》、评屈原的人甚多，其中有汉人，亦有蒙古人。这些人的评论多散见于其诗、文、曲、绘画等作品中，其中尤以散曲最为繁多。如蒙古人阿鲁威，就曾写过许多拟骚之作。现存阿鲁威的散曲只有19首，包括《蟾宫曲》16首，《湘妃怨》2首，《寿阳曲》1首。《蟾宫曲》前9首系依《楚辞·九歌》品成，这九首散曲是《蟾宫曲·东皇太乙》《蟾宫曲·云中君》《蟾宫曲·湘君》《蟾宫曲·湘夫人》《蟾宫曲·大司命》《蟾宫曲·少司命》《蟾宫曲·东君》《蟾宫曲·河伯》《蟾宫曲·山鬼》。[145]

一、楚辞与元曲

元曲包括散曲、戏曲，戏曲又包括杂剧、南戏，其中元代戏曲取材于屈原的事迹有：睢舜臣的杂剧《楚大夫屈原投江》、吴仁卿的杂剧《楚大夫屈原投江》、无名氏的南戏《屈大夫江潭行吟》等，大致都以屈原失意为主要内容，可惜原作均已失传。元代散曲是元代文学的代表形式，散曲作者对屈原的态度，亦可代表元代人对屈原的评价。现存的元代散曲作品有4250多篇，据周建忠统计，“直接用屈作品59篇，从内容来看，直接否定屈原的占17篇”[146]。

屈原携其不朽之作《离骚》，以戴高冠、佩香草的形象，独立不迁的人格魅力，缱绻恻怛的千古愁思，征服了历代的文人骚客。屈原是忠君爱国的典范，是上下求索的挚诚之士，是亿万人心中悲泣、缅怀的卓异诗人。他的形象时而是高大、圣洁的，时而是愤懑、郁结的；时而是忠君不悔的，时而是轻生、无力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潮，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元代汉人面对报国无门、轻生不舍的困顿，他们一方面钦羡屈原忠君爱国的赤诚，一方面又嘲笑屈原不懂“转理”。

散曲因其文体风格所限，在内容上多是调笑、讥讽之语。元代散曲中嘲讽屈原之语，屡见不鲜，而且是评论屈原的主调。这些嘲屈之语是一些文人特殊心态的反映，而这些文人嘲屈的心态，也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既是其时代的反映，又是其上游文学思想的延续与发展。我们既要站在历时的角度上，分析元代散曲中嘲屈心态的来龙去脉；亦要立足于元代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去体会元代学者在解读屈原时的复杂心态。只有以思想史上所揭示的理性的发展脉络为参照，又具体地考察元曲的特性和元代的时代背景，才能真正厘清元曲中屈原形象的多层次性。

1．元代散曲中抑屈思潮上溯

历代对屈原的推崇、倾慕是评屈的主调；然而，元代文人却多以嘲讽为基调，他们嘲讽屈原的心态，既有其时代的原因，也有其文化渊源的因素。东汉班固、北齐颜之推、北魏刘献之、唐代裴度、宋代李觏等人，均对屈原有所贬损，如李觏《屈原》云：“何事灵均不知退，却将闲肉付江鱼。”[147]然而，最早直言批评屈原的人是渔父。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148]

渔父认为屈原可以“与世推移”，何必“自令见放”，此种思想开启了后世批评屈原不知“转理”的先河。同时，屈原“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之言词，亦引发了后世对屈原的讥讽。

屈原的人格、精神、辞赋构成解读屈原的三个维度，颂扬的人认为屈原论人格是独立不迁，论精神是忠君爱国，论辞赋则是古今无人能及。嘲讽的人亦从这三个维度评判屈原，且多集中在屈原为人处世的方式上。班固对屈原的处世态度极为反感，而对其辞赋文采则予以颂扬。班固《离骚序》云：

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149]

班固认为屈原在为人处世上“竞乎危国群小之间”“露才扬己”，不足取；在性格品行上是“狂狷景行之士”，不值学；论其辞赋，则“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当取其精华。班固对屈原的结语是“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继班固之后，北魏颜之推评价屈原是“露才扬己，显暴君过”[150]。北魏刘献之亦云：“观屈原《离骚》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151]人有生死祸福，事有斗转星移，屈原过激、过头的行为，超越了儒家“既明且哲，以保其身”[152]的中庸之道。屈原的“狂狷”“露才扬己”、自沉身死的另类行为，与世人日益追求当下的生命享受、极力“全身保命”的处世原则相背离。屈原在政治上执拗、处世上偏狂，必然很难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屈原以一己之高洁去对抗世俗之污浊，其悲剧性的殉道行为注定得不到世人的理解。

继刘献之评屈原为“狂人”之后，唐代裴度更言“骚人之文，发愤之文也，雅多自贤，颇多狂态”[153]。唐代孟郊对屈原则有更多的微词，其云：

名参君子场，行为小人儒……三黜有愠色，即非贤哲模……死为不吊鬼，生作猜谤徒。吟泽洁其身，忠节宁见输。怀沙灭其性，孝行焉能俱？[154]

孟郊认为屈原虽名为君子，但其行为却像小人。被黜三次就愤慨难挡，出怨恨之辞、行放荡之为，有失君子行仪。宋代张镃亦云：“隘哉沉湘人，独以醒自名。”[155]

从“露才扬己”“狂狷”，到“显暴君过”，再到“狂人”，继而是“狂态”；从“不能与世推移”到“不知退”，再到“小人儒”“隘哉”，批评屈原之语屡见不鲜，且愈见犀利。我们研究文学现象，不光要重视具体的时代环境，还要重视历史序列的延续性。一种文学思潮的出现，是前代或前几代文学乃至文化因子的叠合、交叉、融汇、变异。过分强调特殊性，易出现偏颇；过分注重延续性，亦会抹杀独特性。元代人评价屈原的观点，是时代与历史相结合的产物。

2．元代散曲中屈原形象的多层次性

许多学者认为散曲中嘲屈之风，是元代特有的文学思潮，但元代散曲中不可能只有嘲讽一种论调。屈原的性格、思想均存在多层次性，绝不是单一的。笔者认为，元曲中对屈原的评价可分五类。

（1）嘲屈

对屈原的嘲讽包括两个层次：否定、取笑。持否定态度的有曾瑞《端正好·自序》（“不学举国独醒葬汨罗”[156]）、无名氏《水仙子》（“若要似贾谊般般正，如屈原件件醒，到了难行”[157]）、马致远《拨不断》（“屈原清死由他恁”[158]）、曾瑞《快活三过朝天子·警世》（“无转理楚三闾”[159]）等。持取笑态度的有无名氏《齐天乐过红衫儿·幽居》（“常笑屈原独醒，理论甚斜和正。浑清，争，一事无成。汨罗江倾送了残生，无能”[160]）、张可久《醉太平·无题》（“休呆波屈原”[161]）、张养浩《普天乐》（“空快活了湘江鱼虾蟹”[162]）等。

元代散曲中多以调笑的态度看待屈原，这与元代的社会现实有一定联系。“从元人大量的饮酒、叹世、隐逸词曲来看，饮酒是当时士子放浪隐逸生活的重要内容，是不求仕进、不与统治者合作的重要标志”[163]，饮酒是逃避现实、不理时事的一种生活态度。在受蒙古贵族统治的时代，许多文人选择以饮酒麻醉自己。此种麻醉自己的生活态度，与屈原“众人皆醉吾独醒”、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卢挚《殿前欢》云：“酒频沽，正花间山鸟唤提壶，一葫芦提在花深处，任意狂疏。一葫芦够也无，临时觑，不够时重沽去，任三闾笑我，我笑三闾。”[164]入世与出世是两种相反的选择，互为调笑则不足为奇。

屈原积极追求美政的入世态度，与许多元人避世的心态正好背道而驰，故而引发诸如“呆波”“楚累”等嘲讽之词的出现。如张养浩《折桂令》云：

功名百尺竿头。自古及今，有几个干休？一个悬首城门，一个和衣东市，一个抱恨湘流……仔细寻思，都不如一叶扁舟！[165]

功名利禄无穷尽，自古到今，有几人不为功名所动。悬首城门的伍子胥，朝衣东市的晁错，自沉汨罗的屈原，这些人都为功名而殒身，都不如功成身退的范蠡。张养浩将屈原的悲剧归结为对功名利禄的追逐，嘲屈意味溢于言表。

（2）解屈

屈原的不幸在于不遇明君、不遭明世，元代文人的不幸亦在于生不逢时、苦闷无出路。元代许多人从自身遭遇出发，深深地同情并理解屈原，企图以知音的身份来阐释屈原，进而引发情感的共鸣。

白朴《寄生草》云：“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166]仕路不顺时，便嘲笑屈原的执着，而将陶渊明视为知音。不同境遇中的人，对屈原和陶渊明的理解不同。身在其位时，用屈原的忠君爱国激励自己；不在其位时，用屈原的失意麻痹自己。屈原的精神及其遭遇，被配制成各种不同的精神食粮，给养着不同境况中的文人墨客。

面对不平的现实时，元代文人多认同屈原的悲凉。张养浩《沽美酒兼太平令》云：

在官时只说闲，得闲也又思官。直到教人做样看。从前的试观，那一个不遇灾难？楚大夫行吟泽畔，伍将军血污衣冠。[167]

张养浩认为人生有得意与失意两种境遇，得意时总奢望能清闲些，失意时又盼望能被重用，执意进取则会遇到灾难，正如其《沉醉东风》云：“班定远飘零玉关，楚灵均憔悴江干……因此上功名意懒。”[168]人生有太多不幸和苦楚，功名难求，更是一场空，不如不去追求。现实与理想间，元代文人大多选择放弃，或者说是对功名、理想的心灰意冷。官场本身就异常险恶，加之元代统治阶层多不重视文人，就更造成了文人求功名的艰辛。

（3）悲屈

屈原忠心耿耿，却被疏离、被放逐，遭受不公正待遇，留下千古遗恨。元代文人多由屈原的悲剧，想到功名利禄如浮云，继而看破世事，崇尚隐逸、放达的生活。正如沈和《赏花时·潇湘八景》云：

休说功名，皆是浪语，得失荣枯总是虚。便做道三公位待何如？如今得时务，尽荆棘是迷途。[169]

元代文人向往隐逸淡泊的闲居生活，多不赞成屈原迷于仕途、不知时务的处世态度。张鸣善《脱布衫过小梁州》云：

山林本是终焉计，用之行舍之藏兮。悼后世追前辈，对五月五日，歌楚些吊湘累。[170]

君子用则行，不用则隐。屈原被疏却不甘心离去，终成湘累。元代人常常用悲悯屈原来解脱自己，用屈原的悲剧来麻醉自己建功立业的热血，从而甘心于隐逸，并积极追求陶渊明淡泊的心境。

（4）吟屈

追念屈原，吟诵《离骚》，是许多元代文人闲居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如马致远《青哥儿》云：“榴花葵花争笑，先生醉读《离骚》。”[171]再如沈和《赏花时·潇湘八景》云：“每日家相伴陶朱，吊问三闾。我将这《离骚》和这《楚辞》，来便收续。”[172]又如汤式《集贤宾·客窗值雪》云：“调琴演《楚骚》，研硃点《周易》。”[173]在元代文人隐居生活中，文人往往将隐逸闲居与行吟泽畔联系在一起。面对不平遭遇时，元代文人多仿效“松菊晋陶潜，江湖越范蠡”[174]的生活方式，但胸中常常激荡着屈原式的悲歌。

吟诵《离骚》也是元代文人朋友聚会的一项内容。朋友间有无限惆怅时，便互相唱和《离骚》。如王恽《点绛唇·雨中故人相过》云：

春雨霏微，吹湿闲庭户。香如雾，约君少住，读了《离骚》去。[175]

朋友相聚，烟雨迷蒙时，万千愁肠涌动，共唱《离骚》以抒怀。把酒歌《离骚》，是元代文人的共同爱好。正如乔吉《满庭芳·渔夫词》云：“风月养吾老饕，江湖歌楚客《离骚》。”[176]

（5）赞屈

刘时中《殿前欢·道情》云：“醉颜酡，前贤不醉我今何，古来已错今犹错。世事从他。楚三闾葬汨罗，名犹播。谁在高唐卧，巫娥梦我，我梦巫娥。”[177]屈原身沉汨罗，但名留后世，其作品更是受历代人传诵。虽然刘时中此曲的本意在于说明前贤独醒已错，人生应该及时行乐，但仍称屈原为“前贤”，称赞其“名犹播”。此外，散曲作家阿鲁威，他把屈原《九歌》中的九篇作品谱成《双调·蟾宫曲》，明显地表现出他对屈原的热爱之情。

元代散曲中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解读是多元的，归隐时，嘲讽屈原不识时务；兴亡多变时，叹屈原命运之悲；买醉时，讥笑屈原的独醒；苦闷时，吟诵《离骚》以寻求心灵的共鸣。屈原为了理想上下求索、至死不渝；他在报国无门时，满腔愤懑；在混沌污浊的现实面前，仍能保持高洁不污之志。正是因为屈原形象本身的多面性，从而造成了后人的不同解读。

元代散曲作者嘲笑屈原时多侧重于屈原的行为，他们认为屈原自沉汨罗结束生命，实在是枉了。屈原“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处世态度以及屈原对楚国、对美政的执着，在许多散曲作者看来是迂腐、不识时务、自讨苦吃、不知与世推移的，因而是可悲可笑的。但是对于屈原的文学成就与地位，元代文人的态度大都是肯定的。总的来说，屈原在被三维解读时，辞赋向度上多受到肯定与颂扬，人格与精神向度上，因时代的不同多存异议。

二、元代文人之屈陶比较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者，他将自己的爱国热血倾注于诗歌中，以寄托自己对楚国的无限眷恋。陶渊明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归隐田园的高士，他气度飘逸，极富气节。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愤世型忠君爱国者的代表，陶渊明是消极对抗型出世者的典范。他们二人都曾有献身君国、建功立业的理想；面对污浊的现实时，都托空言以寄托自己对现实的不满。他们二人的精神实质、人生原则是相同的。后人在愤世嫉俗时必追念屈原，想要超脱尘嚣时必唱和陶渊明。

元初，郑思肖、谢翱首开楚辞研究之端，郝经则奠定了儒家楚辞观的根本。元代中期，吴澄、祝尧极力倡导以理学解读《楚辞》，元代晚期杨维桢以“情性”评定《楚辞》，下启一代新气象。每一个文人对《楚辞》的解读，因自身际遇、地位身份、社会环境等的不同，而存在不同的心态。在出世与入世的问题上，元代人常将屈、陶并论，这也是元代楚辞研究的一大特色。

汉代推崇儒教，强调“忠君”；宋代常受外来侵扰，故特别强调“爱国”。到了元代，汉人受到蒙古贵族歧视，汉族文人更是仕途艰辛。汉族知识分子意欲“忠君”，却不甘忠于蒙古贵族，亦不想奢谈“爱国”。故而，陶渊明式的“超脱”，成为时尚追求；屈原式的忠君思想、爱国浓情，成了元代人不可理解的另类，甚至成为他们嘲笑的对象。同时，也有一些人将屈陶并美，认为二者思想本质是相同的，都是对现实的抗争，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中国文人对屈原的解读会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即使同一时代的人，也因个人的境遇而相异。

1．元代人对陶渊明精神的接受

陶渊明是中国“古今隐逸诗人之宗”[178]，他是历代文人所津津乐道的高士。陶渊明的影响力是一步步积淀下来的，是几代人不断推崇的结果。沈约云：

（陶）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日，义熙以前，则书晋世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179]

沈约对陶渊明生平事迹的记载，奠定了后世评陶的基调。除沈约之外，萧统《陶渊明传》、佚名《莲社高贤传》《南史》、六臣注《文选》等，均对陶渊明有所颂扬，尤其是宋代苏轼更是对其大加推崇。此后，陶渊明“不仕二朝”、淡泊名利的形象便深入人心。

宋末元初的学者多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80]。遇圣世时，兼济天下；不遇圣世时，则独善自身，追求精神的解脱与自由。陶渊明固穷守节、安贫乐道，追求摆脱俗累、回归自我本真的隐逸生活，陶氏的生活态度成为元代许多文人效仿的榜样。这些学者中有生在南宋、入元不仕的郑思肖、于右、俞德邻、熊禾、柴望、刘辰翁、汪元量、罗荣祖等，又有南宋灭亡后出仕元朝的赵孟、方回等。无论出世者或入世者，他们都能从陶渊明身上汲取精神营养，陶冶自身的性情或寻求精神的知音。

后人对陶渊明精神的推崇主要有四方面：忠于晋朝、淡泊名利、优游放达、不畏权贵。宋末元初之际的文人多关注陶氏忠贞的一面，如：“我爱陶渊明，甲子题新诗”[181]，“寒英摇落渊明老，尚见遗编说义熙”[182]，“渊明只忆晋朝事，满眼黄花泪不干”[183]。元代中期的文人则多关注陶渊明优游放达、不畏权贵、淡泊名利的生活态度，如元代曹明善云：“星般大县儿难弃舍，晚入庐山社。比及眉未攒，腰曾折，迟了也去官陶靖节”[184]；又如元代释良琦云：“谢安却为苍生起，陶令何辞印绶回？若使生逢圣明世，青松老尽不归来”[185]。

2．赞陶者的心态(www.xing528.com)

元代文人社会地位低下，仕途多不顺达，因而对功名多心灰意冷。在进取无望时，文人多效仿陶渊明，以追寻隐逸后的放达。如关汉卿《碧玉箫》云：“官品极到底成何济？归，学取他渊明醉。”[186]面对祸福难料的无奈时，元代文人在心理上多追求陶渊明淡泊功名的洒脱。

元代文人对陶渊明的称颂，亦集中在其闲适中所隐含的忠贞气节。如贡师泰《题陶渊明小像》云：“乌帽青鞋白鹿裘，山中甲子自春秋。呼童检点门前柳，莫遣飞花过石头。”[187]又如黄公望《董北苑》云：“一片闲云出岫来，袈裟不染世间埃。独怜陶令门前柳，青眼偏逢惠远开。”[188]门前柳、云出岫等频频出现在元代文人的作品中，这些意象都被赋予了一定的内涵，是闲适、高远意境的衬托物。

面对祸福难测的人生，陶渊明多以豁达的态度处之。陶渊明达观的人生态度，受到元代文人的称颂。如赵孟《归去来图》云：

生世各有时，出处非偶然。渊明赋归来，佳处未易言。后人多慕之，效颦惑媸妍。终然不能去，俯仰尘埃间。斯人真有道，名与日月悬。青松卓然操，黄华霜中鲜。弃官亦易耳，忍穷北窗眠。抚卷常三叹，世久无此贤。[189]

人生各有命，世事最难料。仕与隐是许多文人面临的现实问题。但是，像陶渊明一样毅然放弃功名、远离尘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元代文人赞陶的原因即在于陶氏达观、坚贞、放逸的气度，他们赞陶多是为了寻求精神的慰藉。元代文人赞陶的心态中隐含了对现实的无奈与反抗，或是对功名利禄这种负累的厌烦。

3．抑屈者的心态

面对挫折时，屈原和陶渊明的处理方式不同，得到的评价亦不同。屈原的执着与陶渊明的达观相比，元代人多颂扬达观的陶渊明，而贬抑不知“转理”的屈原。如郑光祖《塞鸿秋》云：“门前五柳侵江路，庄儿紧靠白蘋渡。除彭泽县令无心做，渊明老子达时务。”[190]陶渊明是“达时务”的智者，是“识破兴亡数”[191]的贤人。与陶渊明达观的人生态度相比，屈原则显得不识时务，只落得“汨罗江空把三闾污”[192]。元代人认为屈原没有识透功名的虚无，陶渊明却深悟尘嚣的羁绊。正如曾瑞《快活三过朝天子·警世》云：“有见识越大夫，无转理楚三闾，正当权觅个脱身术，那的是高才处。”[193]范蠡功成身退，令人钦佩。屈原不善权术，更无急流勇退的机变之智，直落得个身死孤魂散。

元代人对功名的淡漠，是他们扬陶抑屈的主要原因。宋亡后，汉人无所依归，多以饮酒隐逸为乐，“元世祖初克江南，畸人逸士浮沉里闾间，多以诗酒玩世”[194]，这种隐逸纵酒的生活弥漫文坛，并形成一种饮酒文化。元代隐逸闲居的文人多以饮酒来求得麻木，从而暂时忘却丧国失家之痛。屈原积极以求、执着进取的精神，在元代汉人看来已显然不合时宜了，这也就催生了扬陶抑屈之风的盛行。元代文人多追求清悠、麻醉的生活，正如曾瑞《端正好》云：“也不学采薇自洁埋幽壑，不学举国独醒葬汨罗”[195]。

元代人虽然有许多抑屈的言辞，但很少在内心深处真正否定屈原。元代文人面对无法改变的残酷现实时，只能选择逃避，而其内心仍是有梦想、有抱负的。但是，为了保全性命，他们不得不用屈原悲惨的遭遇来压抑自己建功立业的热血。元代文人抑屈的心态中，包含着他们想要逃避现实时的挣扎。

4．屈陶并举者的心态

元初，由于受到蒙古贵族统治，汉人在政治上得不到重视，士人们多不愿屈节仕元。这些人中既有屈原式的守志者，又有陶渊明式的隐逸者，更有学陶氏归隐、读《离骚》以泄愤者。在易代之际，如宋末元初、元末明初、明末清初等朝代更替之时，士人们多将屈陶二人的忠贞并举，而在政局相对稳定的时期，士人们则多颂扬屈氏之忠君、赞美陶氏之闲适。

处在不同阶段的人们，对于屈、陶二人精神的继承是不同的。元代将屈、陶并美的人，其关注点亦不相同。在忠与义的问题上，郑思肖认为屈、陶二人都是忠贞之君子，吴澄则认为他们都深明君臣之义，郑氏强调忠贞，吴氏强调道义，二人的出发点不同。在处世态度上，有人也将陶氏的淡泊与屈氏的高洁相媲美。如黄溍《龙潭山》诗云：“习隐未成陶令赋，行歌聊共屈原醒。碧潭光景无消息，坐看鱼儿点翠萍。”[196]黄溍在闲居归隐时，欲学陶渊明闲适却未能真正达观，因为心中仍存报国治世之热情，只得暂学屈原之高洁。元代文人普遍不受重用，空怀一腔兴国之热忱，此种心际与屈原志无所伸之烦闷极为接近。

屈原忠贞爱国但又有出言愤激的一面，陶渊明达观洒脱但又有逃避现实的一面，吴澄将二者并美，并努力弥合二者的间隙。吴澄认为屈原忠君而执着，陶渊明淡泊而有气节，二者并美可谓兼得。道学家倡导“三纲五常”，文人们奉行高风亮节。屈原与陶渊明二人或醉或醒，只是生活取向不同，但都志行合一，文章均万古留传。正如吴存在《沁园春·舟中九日次韵》中云：“出处虽殊，襟怀略似，光焰文章万古留。”[197]在屈陶并举者中，正统儒者关注屈陶二者的忠义思想，而下层文人则关注屈陶二者的仕与隐问题。

人生的失意、仕途的坎坷，常常给人无限的悲愁。身处逆境中的士人，常效仿陶氏归隐，悲苦中把酒吟屈骚。张养浩云：“陆龟蒙长散诞，陶元亮自耕耘。”[198]“醉眼遥观，北渚南山……共三闾歌楚些，同四皓访商颜。笑人间，无处不邯郸。”[199]元代许多文人总是在半醉半醒间矛盾、徘徊，在现实与理想间挣扎，“说着功名事，满怀都是愁”[200]。元代人将屈陶并举的心态，也是他们内心纠结、矛盾、挣扎的反映。

[1]邓绍基：《元代文学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2]同上，第3页。

[3]邓绍基：《元代文学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4]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585页。

[5]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585页。

[6]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585页。

[7]周建忠：《元代楚辞学论纲》，《南通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收录于《楚辞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90—200页。

[8]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二十，《紫山大全集》，三怡堂丛书本（癸亥十一月河南官纸印书局新栞），第25页（每卷重排页码）。

[9]王逢：《梧溪集》卷一，同治甲戌年（1874）思补楼印本，第40—41页（每卷重排页码）。

[10]郑思肖：《心史·自序》，《郑思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11]郑思肖：《先君菊山翁家传》，《郑思肖集》，第141—142页。

[12]郑元祐：《遂昌杂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郑元祐：《遂昌杂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郑思肖：《苏武牧羊假寐图》，《郑思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13页。

[15]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狷洁”条下，文灏点校，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页。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五，亦著录云：“郑思肖，字所南，福州人，工画墨兰。尝自画一卷，长丈馀，高可五寸许。天真烂漫，超出物表。题云‘纯是君子，绝无小人’。”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97页。

[16]郑思肖：《郑思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

[17]同上，第290页。亦见于王逢：《梧溪集》卷一，诗名为《题宋太学郑上舍墨兰》。

[18]吴澄：《吴文正公集》卷四五，《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54页。

[19]郑思肖：《自序》，《郑思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

[20]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0页。

[21]郑思肖：《自序》，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3页。

[22]郑思肖：《屈原餐菊图》，《郑思肖集》，第208页。

[23]洪兴祖：《楚辞补注》，第12页。

[24]郑思肖：《屈原九歌图》，《郑思肖集》，第208页。

[25]郑思肖：《郑思肖集·附录三》，《郑思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52页。

[26]郑思肖：《德祐二年岁旦二首》，《郑思肖集》，第23页。

[27]《郑思肖集·补遗》，《郑思肖集》，第290页。

[28]郑思肖：《心史·自序》，《郑思肖集》，第3—4页。

[29]郑思肖：《心史·自序》，《郑思肖集》，第3—4页。

[30]郑思肖：《对菊四首》，《郑思肖集》，第41页。

[31]郑思肖：《郑思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32]同上，第37页。

[33]同上，第41页。

[34]同上，第221页。

[35]同上，第221页。

[36]收录于嘉庆丙子年（1756）留香室刊《浦城遗书》本《晞发集》卷首“传”下，亦收录于方凤《存雅堂遗稿》卷三。

[37]收录于《浦城遗书》本《晞发集》卷首“传”下，亦收录于明宋濂《文宪集》卷一○。

[38]收录于《浦城遗书》本《晞发集》卷首“传”下，亦收录于明宋濂《文宪集》卷一○。

[39]收录于《浦城遗书》本《晞发集》卷首“名家评论”下，题篇名为《丹铅总录二则》。

[40]收录于《浦城遗书》本《晞发集》卷首“传”下。

[41]谢翱：《晞发集》卷一○，嘉庆丙子年（1756）留香室刊《浦城遗书》本。

[42]傅藻：《西台恸哭诗》，附录于张丁《西台恸哭记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3]谢翱：《晞发集》卷七，嘉庆丙子年（1756）留香室刊《浦城遗书》本。

[44]高启：《大全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5]收录于宣统元年（1909）国学扶轮社《香艳丛书》第五集卷二，第40—42页。

[46]谢翱：《楚辞芳草谱》，宣统元年（1909）国学扶轮社《香艳丛书》第五集，第40—42页（每集重排页码）。

[47]吴仁杰：《离骚草木疏》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8]谢翱：《楚辞芳草谱》，宣统元年（1909）国学扶轮社《香艳丛书》第五集，第40—42页（每集重排页码）。

[49]吴仁杰：《离骚草木疏》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0]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0页。

[51]谢翱：《楚辞芳草谱》，宣统元年（1909）国学扶轮社《香艳丛书》第五集，第40—42页（每集重排页码）。

[52]谢翱：《楚辞芳草谱》，宣统元年（1909）国学扶轮社《香艳丛书》第五集，第40—42页（每集重排页码）。

[53]谢翱：《晞发集》卷六，嘉庆丙子年（1756）留香室刊《浦城遗书》本。

[54]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698页。

[55]同上，第3709页。

[56]郝经：《志箴》，《郝文忠公全集》卷二一，清道光八年（1828）刊本。

[57]同上，第3709页。

[58]卢挚：《元故翰林侍读学士国信使郝公神道碑》，《郝文忠公全集》卷首，清道光八年（1828）刊本。

[59]郝经：《棣华堂记》，《郝文忠公全集》卷二六，清道光八年（1828）刊本。

[60]郝经：《郝文忠公全集》卷二六。

[61]郝经：《遗山先生墓铭》，《郝文忠公全集》卷三五。

[62]元好问：《赠答郝伯常》，贺新辉辑注：《元好问诗词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373页。

[63]陶自悦：《陵川集序》，《郝文忠公全集》卷首。

[64]宋濂等：《元史·赵复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314页。

[65]郝经：《郝文忠公全集》卷三○。

[66]郝经：《郝文忠公全集》卷四，清道光八年（1828）刊本。

[67]郝经：《幽兰三伴使致兰二本感而赋诗》，《郝文忠公全集》卷四。

[68]郝经：《饮酒》，《郝文忠公全集》卷七。

[69]郝经：《新馆秋怀赠正甫书状》，《郝文忠公全集》卷四。

[70]郝经：《郝文忠公全集》卷一。

[71]郝经：《郝文忠公全集》卷二九，清道光八年（1828）刊本。

[72]郝经：《文忠公全集》卷二九，清道光八年（1828）刊本。

[73]郝经：《原古录序》，《郝文忠公全集》卷二九。

[74]郝经：《和郭主簿》其二，《郝文忠公全集》卷六。

[75]郝经：《和陶诗序》，《郝文忠公全集》卷六。

[76]黄宗羲：《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21页。

[77]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011页。

[78]吴澄：《吴文正公外集》卷一，明成化二十年（1484）刊本，收录于《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14页。

[79]同上，第115页。

[80]吴澄：《楚语·约离骚》，《吴文正公集》卷四九，《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06页。

[81]吴澄：《楚语·约离骚》，《吴文正公集》卷四九，《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06页。

[82]吴澄：《陶诗注序》，《吴文正公集》卷一二《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3册，第244页。

[83]朱熹：《楚辞集注序》，《楚辞集注》，上海书店1979年版，第3页。

[84]朱熹：《楚辞集注序》，《楚辞集注》，上海书店1979年版，第3页。

[85]朱熹：《楚辞集注序》，楚集》上海书店1979年版，第3页。

[86]鲁迅：《〈绛洞花主〉小引》，《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419页。

[87]朱熹：《楚辞集注序》，《楚辞集注》，上海书店1979年版，第2页。

[88]吴澄：《陶渊明集补注序》，《吴文正公集》卷一二，《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44—245页。

[89]吴澄：《楚语·约离骚》，《吴文正公集》卷四九，《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07页。

[90]吴澄：《陶渊明集补注序》，《吴文正公集》卷一二，《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3册，第244—245页。

[91]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二四，《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3册，第422页。

[92]虞集：《跋吴兴公所画陶渊明像》，《道园类稿》卷三五，《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6册，第161页。

[93]虞集：《跋铅山吕万户作永感九思九哀等篇》，《道园类稿》卷三五，《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6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56页。

[94]蒋继朱：《同治广信府志》卷九之二，《中国地方志集成》本，与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刻《广信府志》卷二六略同。

[95]祝尧：《古赋辩体》，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6册，集部总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37页。

[96]祝尧：《古赋辩体》，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6册，集部总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版，第837页。

[97]同上，第711页。

[98]成化本现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是现存最佳版本。复旦藏本著为“宋祝尧君泽编，东京张鲲校”，共4册。半页9行，每行20字。北大图书馆厘此本为10册。成化本前有钱溥序。

[99]嘉靖十一年（1532）刻本是熊爵以成化本为底本，复刻于四川，共4册。半页9行，每行20字，小字双行，字数不等。白口，四周双边，仍题为张鲲校。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有“成都李氏收藏故籍”印章。

[100]嘉靖十六年（1537）本现藏于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有清代李荃等批校。4册一函，半页10行，每行18字。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有“翰林院”大方朱印及“江苏巡抚采备”诸字。后附康河跋。

[101]《四库全书》本为八卷，外集二卷，题为江苏巡抚采进本，收录于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6册，集部总集类。

[102]祝尧：《古赋辩体》，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6册，集部总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18页。

[103]祝尧：《古赋辩体》，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6册，集部总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18页。

[104]同上，第743页。

[105]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毛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106]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毛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107]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毛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108]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毛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0页。

[109]祝尧：《古赋辩体》，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6册，集部总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29页。

[110]朱熹：《楚辞集注》，上海书店1979年版，第73页。

[111]祝尧：《古赋辩体》，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6册，集部总集类，第727页。

[112]同上，第723页。

[113]祝尧：《古赋辩体》，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6册，集部总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27页。

[114]朱熹：《楚辞集注》，上海书店1979年版，第2页。

[115]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1页。

[116]同上，第23页。

[117]朱熹：《楚辞集注》，上海书店1979年版，第2页。

[118]祝尧：《古赋辩体》，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6册，集部总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47页。

[119]同上，第801—802页。

[120]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33页。洪兴祖《楚辞补注》曰：“始汉武帝命淮南王安为《离骚传》，其书今亡。按《屈原传》云：‘《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班孟坚、刘勰皆以为淮南王语，岂太史公取其语以作传乎？”洪氏认为此句为司马迁语。

[121]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339页。

[122]班固：《两都赋序》，引自曾国藩《广注经史百家杂钞》，国学整理社1936年版，第281页。

[123]挚虞：《文章流别论》，引自李昉等《太平御览》五八七，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44页。

[124]祝尧：《古赋辩体》，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6册，集部总集类，第837页。

[125]同上，第743页。

[126]祝尧：《古赋辩体》，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6册，集部总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39—740页。

[127]同上，第746页。

[128]同上，第746页。

[129]同上，第718页。

[130]祝尧：《古赋辩体》，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6册，集部总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36—738页。

[131]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08页。

[132]同上，第7309页。

[133]同上，第7309页。

[134]郝经：《原古录序》，《郝文忠公全集》卷二九，清道光八年（1828）刊本。

[135]郝经：《内游》，《郝文忠公全集》卷二○。

[136]郝经：《内游》，《郝文忠公全集》卷二○。

[137]杨维桢：《剡韶诗序》，《东维子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1册，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版，第438页。

[138]杨维桢：《剡韶诗序》，《东维子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1册，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版，第438页。

[139]杨维桢：《李仲虞诗序》，《东维子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1册，集部别集类，第437页。

[140]杨维桢：《剡韶诗序》，《东维子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1册，集部别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版，第438页。

[141]杨维桢：《赵氏诗录序》，《东维子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1册，集部别集类，第437页。

[142]杨维桢：《鹿皮子文集序》，《东维子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1册，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27页。

[143]杨维桢：《漱芳斋志》，《东维子集》卷二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1册，集部别集类，第607页。

[144]杨维桢：《桐香室记》，《东维子集》卷一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1册，集部别集类，第551页。

[145]隋树森：《全元散曲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62—265页。

[146]周建忠：《楚辞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页。

[147]李觏：《屈原》，温广义《历代诗人咏屈原》，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

[148]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36页。

[149]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50页。

[150]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引自颜之推撰、刘彦捷、刘石注评《颜氏家训注评》，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页。

[151]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49页。

[152]《诗经·大雅·烝民》，程俊英《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98页。

[153]裴度：《寄李翱书》，《全唐文》卷五三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419页。

[154]孟郊：《旅次湘沅有怀灵均》，彭定求等《全唐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7页。

[155]张镃：《杂兴》，《历代诗人咏屈原》，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8页。

[156]曾瑞：《端正好·自序》，隋树森《全元散曲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00页。

[157]无名氏：《水仙子》，隋树森《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753页。

[158]马致远：《拨不断》，隋树森《全元散曲简编》，第108页。

[159]曾瑞：《快活三过朝天子·警世》，隋树森《全元散曲简编》，第196页。

[160]无名氏：《齐天乐过红衫儿·幽居》，隋树森《全元散曲》，第1712页。

[161]张养浩：《醉太平·无题》，隋树森《全元散曲》，第844页。

[162]张养浩：《普天乐》，隋树森《全元散曲简编》，第170页。

[163]周建忠：《楚辞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

[164]卢挚：《殿前欢》，隋树森《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34页。

[165]张养浩：《折桂令》，隋树森《全元散曲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72页。

[166]白朴：《寄生草》，隋树森《全元散曲简编》，第81页。

[167]张养浩：《沽美酒兼太平令》，隋树森《全元散曲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页。

[168]张养浩：《沉醉东风》，隋树森《全元散曲简编》，第167页。

[169]沈和：《赏花时·潇湘八景》，隋树森《全元散曲简编》，第207页。

[170]张鸣善：《脱布衫过小梁州》，隋树森《全元散曲简编》，第429页。

[171]马致远：《青哥儿·十二月》，隋树森《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31页。

[172]沈和：《赏花时·潇湘八景》，隋树森《全元散曲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09页。

[173]汤式：《集贤宾·客窗值雪》，隋树森《全元散曲简编》，第493页。

[174]关汉卿：《乔牌儿》，隋树森《全元散曲简编》，第79页。

[175]王恽：《点绛唇·雨中故人相过》，《秋涧乐府》，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01页。

[176]乔吉：《满庭芳·渔夫词》，隋树森《全元散曲简编》，第230页。

[177]刘时中：《殿前欢·道情》，隋树森《全元散曲》，第668页。

[178]钟嵘：《诗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92页。

[179]沈约：《宋书·陶渊明传》，《宋书》卷九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88—2289页。

[180]孟子：《孟子·尽心上》，《孟子正义》，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593页。

[181]文天祥：《发彭城》，熊飞点校《文天祥全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0页。

[182]何梦桂：《题路菊岩诗稿》，《潜斋集》卷三，吴之振《宋诗钞初集》本。

[183]郑思肖：《绝句十首》之六，《郑思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

[184]曹明善：《三棒鼓声频·题〈渊明醉归图〉》，隋树森《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274页。

[185]释良琦：《松下渊明图》，隋树森《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276页。

[186]关汉卿：《碧玉箫》，隋树森《全元散曲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1页。

[187]贡师泰：《题陶渊明小像》，隋树森《全元散曲》，第1330页。

[188]黄公望：《董北苑》，隋树森《全元散曲》，第1035页。

[189]赵孟：《归去来图》，隋树森《全元散曲》，第1265页。

[190]郑光祖：《塞鸿秋》，隋树森《全元散曲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85—186页。

[191]郑光祖：《塞鸿秋》，隋树森《全元散曲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85—186页。

[192]郑光祖：《塞鸿秋》，隋树森《全元散曲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85—186页。

[193]曾瑞：《快活三过朝天子·警世》，隋树森《全元散曲简编》，第196页。

[194]邓绍基选注：《金元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页。

[195]曾瑞：《端正好》，隋树森《全元散曲简编》，第200页。

[196]黄溍：《文献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7]吴存：《沁园春·舟中九日次韵》，唐圭璋《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28页。

[198]张养浩：《寨儿令·春》，隋树森《全元散曲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73页。

[199]张养浩：《寨儿令·秋》，隋树森《全元散曲简编》，第174页。

[200]张养浩：《西番经》，隋树森《全元散曲简编》，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