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探寻中华文脉与民族精神

中华文脉与民族精神——读余秋雨《中国文脉》

赵亦雅^[1]

“这是除《文化苦旅》之外，我最重要的作品”^[2]，余秋雨对其《中国文脉》一书如此评价。他所认为的中国文脉是指中国文学几千年发展中最高等级的生命潜流和审美潜流。在这本书中，他以自己的眼光和品味，对古代文学作品大作减法，重新梳理了中国古代文学精华的脉络。他强调古代典范，重启文脉之思，不仅是对现在鱼龙混杂的文化乱象深感忧虑，对“文化改写”、“文学民粹主义”的喧哗纷扰表示不满，更是为当下中华文化的复兴提供一种历史的参考。

全书共有23篇文章，其中位于开篇的《中国文脉》和《笔墨历史》两篇文章，分别从文学的内容和工具两个方面，对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中国书法艺术史进行了一次宏观性的梳理和概括，实为全书枢纽。接着以历史朝代为轴，从黄帝和神话传说讲起，伴随着先秦稷下学宫百家争鸣、魏晋乱世硝烟、唐代审美大爆发、宋代高雅的文明生态和明清文脉衰落一路走来，以独特的眼光讲述了一些与文脉相关的人物和事件。《十万进士》和《大地小人》作为全书结束的两篇，从中国文化的负面入手，反观文化的障碍、文脉的天敌，给人们以启迪和反思。

余秋雨的散文向来被称为文化散文，因其包含有浓厚的文化气息和人文情怀。在本书中，他一如既往地延续了这种风格。书中不乏学术研究和考证，却又丝毫没有说教，春雨润物般化入行文，融抒情与议论于一炉，兼浪漫感悟与理性思考于一体。他的写作对象是文学史上的精品，故而他的文笔，因援引经典而雍容，因描写唐宋而诗意，因概括历史而蕴藉。

开篇的《中国文脉》一文以历史为轴串联了历代的文学高峰，连成了一条文学的天际线：《诗经》、先秦诸子（其中首推庄子和孟子）、屈原、司马迁和《史记》、陶渊明、唐代诗文、李煜、苏东坡、曹雪芹。他由现代“文脉既隐，小丘称峰；健翅已远，残羽充鹏”^[3]的状况出发，认为文化等级的倒错和文脉的失落在当今已经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他欲为挽回文学等级的尊严做出自己的努力，从而重新建立人们对于文学精品的思考和认识。

在概括总结历代优秀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余秋雨表现了鲜明的取舍褒贬。他毫不吝惜，对司马迁给予了多次赞美，评其为古代“第一支笔”：“惊人的是，他在汉赋的包围中，居然不用整齐的形容、排比、对仗，更不用词藻的铺陈，而只以从容真切的朴素笔触、错落有致的自然文句，做到了这一切。于是，他也就告诉人们：能把千钧历史撬动起来浸润到万民心中的，只有最本色的文学力量”^[4]。他赞叹陶渊明“以自己的诗句展示了鲜明的文学主张，那就是戒色彩，戒夸饰，戒繁复，戒典故，戒精巧，戒黏滞。把他前前后后一切看上去‘最文学’的架势全推翻了，呈现出一种完整的审美系统”^[5]。

同时他对一些文体和风格进行了批评，他认为魏晋时的骈体文“以工整、华丽的‘假大空’为其基本特征”^[6]，唐代古文运动前，骈体文“藻荇蔓草，缠得中国文学步履蹒跚”。但同时“古文运动让文章重新载道，迎来了太多观念性因素。这些因素，与文学不亲”^[7]。他认为中国文学有“最能闻风而动、见隙而钻的骈俪、虚靡、炫学、装扮”的旧习^[8]。

他说现代兴起了一种不伦不类的新式骈文——“一味追求空洞套话的整齐排列，文采不及古代骈体，却也总是不怕重复地朗朗上口”。故而，他有点矫枉过正地认为今天人们在写作的时候，应当“少用成语、形容词、对偶句和排比句，回归质朴叙事”^[9]。

余秋雨从自己的文学观念出发，对文学史上的人物和作品给予了重新思考，这种思考是一种极具判断力的新思考，给读者以较大启发。如评论诸葛亮的《出师表》——“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遗漏了曹操是难于想象的，而加入了诸葛亮也是难于想象的”^[10]；“历来对中国文脉有一种最表面、最通俗的文体概括，叫做：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在这个概括中，最弱的是汉赋，原因是缺少第一流的人物和作品”^[11]。讲到明清小说，他这样评价四大名著——“我们中国人喜欢集体打包，其实这四部小说完全没有理由以相同的等级放在一起。真正的杰作只有一部；红楼梦。其他三部，完全不能望其项背”^[12]。

许多观点看似已成“定论”，但余秋雨却对这些已经传承多代的总结性观点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文化人独立思考的能力。当然，有些读来不免显得稍嫌武断，还值得商榷，比如他认为曹丕“就文笔论，在数千年中国帝王也能排到第二”^[13]，曹操“不太辛苦地成了文化巨人”^[14]，散文的“最高境界一定与历史有关”^[15]，等等。

《中国文脉》一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总结性的学术著作，而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作者创作的出发点和目的地，都是立足当下。无论是文脉的评定，优秀文学作品的标准、还是对于人格的褒扬，都有相对应的当代思索。这体现在余秋雨在书中各处不断地说到对今人今时文学文化现象的不满——“文化信号很多，而文化实绩很少；文化激情很多，而文化理性很少；文化言论很多，而文化思考很少；文化名人很多，而文化巨匠很少；文化破坏很多，而文化创造很少”^[16]，“从近代到现代，偌大中国，没出过一个近似于王阳明的哲学家，也没有出过一个近似于曹雪芹的小说家”^[17]。

他因为对文脉等级的失落、文化改写现象的不满，故有对历代文学的评论定位；因为对现代写作风气和流行文体的诸多不满，所以他指出优秀作品的特点和价值所在，饱含着对当代作品的期望；因为对现代评定结果现状的不满，故而他以自己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考；他更希望以人格的思考为文学史类的著作带入一种新鲜的血液。

显然，由其文学品味而决定的这部“余氏评文脉”，其立意与旁人大不相同。他十分推崇荣格“一切文化都会沉淀为人格”^[18]的观点，因此，他认为深刻意义上的文化史也就是集体人格史。“文学只从人格出发，不从理念出发；只以形式为终点，不以教化为目的”^[19]。所以他谈文学，不仅仅是从文学本身入手，视角反而很宽很大，以人格为高瞻，那么万物皆可收入眼中。

从这样的角度出发，他的选择点和切入点有时显得出人意料。

比如他居然用与谈论孔老相近的篇幅，极高地赞扬了历史文化中受到排挤的墨子。因他认为墨家有感人至深的精神力量，渗透民间从而形成了“任侠”精神，身处卑位却心忧天下，展现的精神高度是值得后世瞻仰学习的。

讲到元代，他不讲元好问，也不多提文脉上重要的杂剧，反而以极长的篇幅写了一个历史人物——耶律楚材。通过余秋雨的讲述，我们知晓了这个被历史剧、小说、野史层层包围下的一个辽人。至于为何要这么长篇幅地说一个非文学家，甚至连艺术家也称不上的人呢？从身份背景来看，“这位契丹皇族后裔，无论对于金国的女真人、成吉思汗的蒙古人，还是对于宋朝的汉人来说，都是陌生人。他好像完全没有我们历来重视的所谓‘民族气节’，可以为任何一个民族服务，包括曾经战胜过自己家族的民族，简直算得上是‘数典忘祖’了”，但从文化选择来看，“他在成吉思汗时代呼吁护生爱民，在窝阔台时代实施理性管理”，在历史风云中“展示了自己的文化良知而不是背景身份，以终极人性扭转历史的进程”^[20]，他闪耀的人性光辉比任何历史头衔都震动世人。

也是在元代，他又提到了一个画家，这个画家恐怕还只是因2011年两岸合璧展出的《富春山居图》才被世人广泛得知。为何又将一个画家列入讲述文脉的作品中？一生坎坷的黄公望孤独寂寥，他沉浸于自然山水中，以荒寒、天真、水墨的笔法求得“精神解放，这种被解放的自然山水，就是当时文人遗世而立的精神痕迹”^[21]，而他自由的人格，只能让后代画家仰望。

值得注意的是，与其说余秋雨是在梳理文脉，评定文苑精华，不如说他是在弘扬人格，赞颂人性的光辉。大多文学史类著作都是传承孟子“知人论世”的方法，由文及人，而他在行文中拨开文的外表，抒写人格和人性的光辉。这一系列的高尚人格风范之光照亮了中华大地，点点人格之美汇集，逐渐积累，进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伴随着文脉之旅仰观俯拾，我们其实是在欣赏和体悟中华民族精神的注脚。

在追忆黄帝和炎帝的同时，我们的民族身份获得了认定，那是由血统决定的华夏后裔；在补天、奔月的神话感受里，我们的民族气质由此奠定，那是鸿蒙而壮阔的诗意情怀。殷人的刀笔刻画出的甲骨文开始了民族精神的书写：孔子的朴实端庄的君子之风、老子铿锵有力的微言大义、孟子浩然慷慨的大丈夫格调、庄子周游无碍的自由精神、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的文化和谐、诗人屈原以心灵思考生命、司马迁开启的以人为本的历史观念以及如云似海的文笔气度、曹操抒发的天地洪荒的豪情、魏晋士人高洁傲岸的情操、陶渊明恬淡自若的安静、唐诗清醇又高迈的大美、苏轼“快乐而可爱的人格形象”^[22]、李清照韧如金石的贵族女性气质、曹雪芹具有哲学思考高度的浓厚诗情……他们作为文化的创造者，为民族精神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页篇章。

中国文脉，是我们祖先遗留给我们的精神血液，是一种内在的文化基因，余秋雨在《猜测皇帝》一文中，认为历史遗迹“决定了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23]。而从文化层面，正是因为文脉传承，那些不可磨灭的文化基因汇集形成的民族精神，从而决定了我们是中国人。他认为“无法选择的是血统，必须选择的是文化。正因为血统无法选择，也就加重了文化选择的责任。正因文化是自己选择的，当然也就比先天给予的血统更关及生命本质”^[24]。文脉不仅是一件件作品，作为精神食粮，它淬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从历史的长度改变了我们的思想、风格、动作、气质甚至眼神，正是这些文化遗迹，使中华民族以独立姿态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

在赞颂过中国文脉的辉煌美丽后，书的最后谈到了中国文脉的负面问题。《十万进士》、《大地小人》两篇，分别从科举症候群和小人症候群两个角度谈论中国文脉的天敌和中国文化的障碍。它们不光对文学、文化有极大的伤害，“使中国文脉渐渐失去魂魄”，它们“败坏了整个民族的集体文化人格”^[25]，在更深层次上，它们削弱、损害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余秋雨在本书中一再强调人格的培养和塑造。他从文学出发，最终却落脚在人格的领域内，对高尚人格大加赞颂，对小人人格入骨鞭挞，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学思考，而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思考。书中时时体现出的对现代问题的探索和批判，对于文脉的重建、人性的思考以及民族精神的弘扬，都是很有益处的。

章培恒先生在《中国文学史·序》中曾提出一个大命题：“文学发展过程实在是与人性发展的过程同步的”^[26]，“作品感动读者的程度。越是能在漫长的世代、广袤的地域，给予众多读者以巨大的感动的，其成就也就越高”^[27]，“作品越是能体现出人类本性，也就越能与读者的感情相通”^[28]。中国文脉，也就是中国民族精神之脉。文脉能与民族精神相关就是因为文脉的背后显现了高尚的人格影像。《中国文脉》体现出来的文学观点实与章先生观点一脉相通。

余秋雨在最后一篇文章《大地小人》中点明“文脉之根，在于魂魄，即人格之脉、精神之脉”^[29]。回顾我国壮阔灿烂的文脉高峰，它们以遗世独立的姿态闪现着动人的人格之光，一路蜿蜒而来，形成了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从文学的意义上，这本书意在重建文脉等级，在文风低靡的今天重温经典的光辉；在更深刻的层面，意在重温民族精神的光辉，呼吁文明人格的建立，给现代社会的精神文化建设以高度和生命。

【注释】

[1]作者简介：赵亦雅，女，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文艺学研究生。

[2]余秋雨：《古代至文，以汉为极》，读我网http://readmeok.com/2013 1/29_24023.html，2013。(www.xing528.com)

[3]余秋雨：《中国文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3页。

[4]余秋雨：《中国文脉》，第16页。

[5]余秋雨：《中国文脉》，第19页。

[6]余秋雨：《中国文脉》，第20页。

[7]余秋雨：《中国文脉》，第27—28页。

[8]余秋雨：《中国文脉》，第39页。

[9]余秋雨：《中国文脉》，第187页。

[10]余秋雨：《中国文脉》，第17页。

[11]余秋雨：《中国文脉》，第14页。

[12]余秋雨：《中国文脉》，第36页。

[13]余秋雨：《中国文脉》，第17页。

[14]余秋雨：《中国文脉》，第196页。

[15]余秋雨：《中国文脉》，第185页。

[16]余秋雨：《中国文脉》，第363页。

[17]余秋雨：《中国文脉》，第38页。

[18]余秋雨：《中国文脉》，第227页。

[19]余秋雨：《中国文脉》，第24页。

[20]余秋雨：《中国文脉》，第338—339页。

[21]余秋雨：《中国文脉》，第348页。

[22]余秋雨：《中国文脉》，第30页。

[23]余秋雨：《中国文脉》，第80页。

[24]余秋雨：《中国文脉》，第338页。

[25]余秋雨：《中国文脉》，第404页。

[26]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27]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第14页。

[28]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第26页。

[29]余秋雨：《中国文脉》，第4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