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第一辑）》揭示日本《文心雕龙》研究的新趋势

日本《文心雕龙》研究的新趋势

冯斯我^[1]

一、引　　言

成书于南齐末期的《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一部里程碑式巨著，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理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以至于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龙学”。日本自古以来非常重视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早在唐代，日本高僧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里就已提到《文心雕龙》，至镰仓、室町时代，书写本《五行大义》的附录中引用了《文心雕龙》里的一小段。而安土桃山、江户时代有学者藤原惺窝在其所著的《文章达德纲领》中引用了《文心雕龙》三个章节里的文字。^[2]可见当时日本学者已对《文心雕龙》有一定的认识。

18世纪初，日本便有了“尚古堂木活字本”和“冈白驹校正句读本”这两种《文心雕龙》版本。20世纪以来，以被称为日本近代“中国文学研究第一人”的铃木虎雄为开端^[3]，日本龙学研究进入繁盛时期，涌现出一批致力于《文心雕龙》研究的学者，如斯波六郎、户田浩晓、吉川幸次郎、目加田诚等，在对《文心雕龙》的版本校勘、注疏、理论、译注以及索引研究等方面均取得重大成果。作为海外龙学研究的核心国家，日本《文心雕龙》研究已受到全世界瞩目。关于日本龙学研究，国内外已有诸多探讨。从国内学者王元化所编集的《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中可以窥见我国对于日本龙学研究给予较多关注。然而，绝大多数论著探讨的是21世纪以前的日本龙学，至于21世纪初的则鲜有人研究。有些学者只是在论述其他问题时零星地提到相关问题，如门胁广文在《文心雕龙研究》末附有1882年至2004年间日本的《文心雕龙》相关著书论文目录。因此，严格来说，国内外缺乏对21世纪初日本龙学的研究。本论文立足新时期，试图从日本龙学发展史的角度，对21世纪初日本龙学，特别是对其新兴的比较文学、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等进行分析研究，以期有助于人们对海外龙学的认识。

二、研究内容上之于前人的显著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龙学研究更是全方位展开，既有专题性或相关性学术会议^[4]、研究课题，也有大量论著。这些成果广泛涉及《文心雕龙》版本校勘、译注、概念术语、文学理论、研究史等方方面面。以下，拟从版本校勘、概念阐释以及翻译论著这三个方面，分析十多年来日本龙学研究在内容上的基本面貌。

1.聚焦于历代版本中遗漏较多篇章的校勘

《文心雕龙》自产生以来，各种版本众多，有刊刻本和手抄本。人们在刊刻抄写的过程中，文字上的讹误、缺漏、增添、颠倒等情况在所难免，更何况在流传过程中，文字也可能有所不同。因此，校勘就成为《文心雕龙》研究中的一项最基础的工作。日本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很早而且成就显著。事实上，自20世纪初铃木虎雄的《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勘记》和《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诞生以来^[5]，《文心雕龙》版本的校勘已成为日本龙学研究的传统。这种校勘不是简单地比较异同、纠讹补正，而是伴随着对《文心雕龙》的注疏和索引等。21世纪初，一些龙学经典著作在日本国内或中国再版，其中包括斯波六郎《六朝文学的思索》，全书第二章“文心雕龙研究”里的绝大多数论题都是与校勘有关的，其中最突出的是“《文心雕龙范注补正》”。该《补正》对中国学者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的补充订正共四百余处，其中典故部分的补正进一步完善了范注，有些补注对《文心雕龙》语句的解读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文字校勘方面比范注更为精当。冈村繁是日本著名的龙学研究家，他的《文心雕龙索引》于2008年再版^[6]。该著作以清代学者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和纪昀的点评为底本，按字索引，分笔画和罗马字母两种检索方法检索，资料翔实、精细，对20世纪后半叶之前《文心雕龙》及其研究论著条分缕析，是研究者必不可少的一部工具书。

老一辈龙学者校勘著作的再版充分说明日本学者对这方面研究的重视。与20世纪铃木虎雄、斯波六郎和户田浩晓全面系统校勘《文心雕龙》不同，新时期以来，日本学者更注重对一些历代版本中遗漏较多篇章的校勘，如2009年6月14日，在日本六朝学术学会召开的“第13回六朝学术学会大会”上，日本筑波大学大学院的和久希和日本中部大学的竹泽英辉分别发表了题名为“刘勰隐秀论小考”与“《文心雕龙》关于‘术’和‘心’的探讨”的论文。两篇文章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或对《文心雕龙》里文字遗漏最多的篇章《隐秀》篇进行了再次补正，或对《文心雕龙》里两个重要概念“术”与“心”作了系统的梳理、校对。

2.侧重对主要章节中的概念的阐释

《文心雕龙》是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方面的巨著，这一点是国内外学者的共识。然而，日本龙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与《文心雕龙》版本校勘、注疏以及索引研究相比，向来比较薄弱。二战后，以斯波六郎《文心雕龙札记》为标志，日本龙学研究开始注重研究刘勰及其《文心雕龙》里所体现的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思想。如兴膳宏的“溯源《文心雕龙》之自然关照”和“《文心雕龙》隐秀篇之于文学理论史的地位”等^[7]，主要探讨儒家思想对刘勰文学理论的影响，刘勰的创作理论和文学史观等。21世纪初，日本学者这方面的研究集中在对《文心雕龙》中“神思”、“心”、“术”、“情性”和“风骨”等重要概念的释义上。如竹泽英辉在“论《文心雕龙》总术篇与‘术’”^[8]一文里，以《总术》篇为核心对《文心雕龙》里所有“术”的概念进行详细释义。而安东谅历经数十载完成的“《文心雕龙》杂说”系列论文则是这方面研究的突出代表，其中撰写于21世纪初的有三篇，包括“杂说序志”、“杂说五”和“杂说六”^[9]。第一篇结合《序志》篇主要探讨了刘勰“原道”、“征圣”、“宗经”的内涵及其对刘勰创作《文心雕龙》的意义，另两篇则从《神思》篇出发，结合整部《文心雕龙》，深入阐释了“神思”的内涵，明确了它在刘勰创作论思想中的地位。

3.注重对中国学者研究论著的翻译

《文心雕龙》有三种全日译本，即1968年出版的兴膳宏译本、1974年出版的目加田诚译本以及1974年、1977年分上下两册出版的户田浩晓译本，均在世界龙学研究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心雕龙》日译不是一般的翻译而是一种研究。因为这些译本不仅把中文翻译成了日文，而是伴有详尽的注释、解说和评论。至于中日两国对有关《文心雕龙》研究论著的翻译更是龙学领域一种特殊的研究内容。中国学者在20世纪翻译出版了包括户田浩晓《文心雕龙研究》在内的不少论著。然而，日本龙学界却不翻译出版中国学者有关《文心雕龙》研究方面的论著。这种现象在21世纪初得到了根本改观。21世纪初，中日两国龙学界学术交流频繁。2000年4月5日至8日，冈村繁和兴膳宏参加了在中国镇江举办的《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其弟子甲斐胜二翻译了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两篇文章，即《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之〈情采篇〉情志说》和《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之〈比兴篇〉拟容取心说》，并被收录在冈村繁主编的龙学系列丛书《文心雕龙》第一卷里。^[10]

总之，在版本、概念释义和翻译方面，21世纪日本龙学较之以前都有比较明显的进展。这既与日本学者对《文心雕龙》文本和理论思想的深入理解以及中日两国学术交流频繁分不开，也与他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关。

三、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出现

从近代铃木虎雄开始，到20世纪的户田浩晓、目加田诚、斯波六郎，日本龙学研究聚焦于对《文心雕龙》文本的校勘，内容的训读、意译和注释以及刘勰身世的考证，因此，个案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广泛用于日本龙学研究中，从而形成了传统日本龙学研究精细、周详的特点。这种方法常按照定性定量的原则，对收集来的各种《文心雕龙》版本以及各种研究资料进行整理和考证，往往不对刘勰文学理论思想进行解读。20世纪后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龙学研究中开始大量运用“交叉研究法”，即把翻译学、历史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和语言学等分析或阐释方法引入《文心雕龙》研究，从整体上对它进行综合研究。下面，我们对其中人们使用最多的几种方法进行举例分析。

1.实证与翻译学、语言学相结合

刘勰是僧人，因此，关于他的佛教思想以及《文心雕龙》与佛教的关系，历来都是日本龙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很多龙学大家对此都有精到的论述，如兴膳宏的《〈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等。新时期这方面的研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北村彰秀新近完成的论文《佛典汉译史上的刘勰与〈文心雕龙〉》。如果说兴膳宏从文本出发，主要采用实证方法，较为详尽地考察了《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之间的相同之处，以大量确凿证据证明两者在思路、内容及其语言表述方面的一致性的话，那么，北村彰秀则在逐字逐句考证《文心雕龙》文本的基础上，综合采用翻译学和语言学的方法，追溯了佛经进入中国翻译话语的整个历史，分析考察了中国佛经翻译历史上一个悠久的、基于语义翻译和文学翻译之间的论争，说明刘勰及其研究文学作品的著作《文心雕龙》在其中的巨大作用，阐释了刘勰《文心雕龙》对佛经《出三蔵记集》的出现有着显著影响。从方法论上来说，北村彰秀对《文心雕龙》与《出三蔵记集》的研究比兴膳宏更加多元化，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文学与佛经语言及其写作上的特性，加深对两部文本的解读，而且丰富了佛经翻译理论。

2.文献考据与历史文化相结合

日本龙学研究史历来为学者所关注。兴膳宏《日本对〈文学雕龙〉的接受与研究》、户田浩晓《文心雕龙小史》和门胁广文《日本〈文心雕龙〉研究史》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其中门胁广文另有三篇论述有关日本对《文心雕龙》的接受史方面的论文，均属21世纪之作。^[11]若把它们同兴膳宏、户田浩晓的论著比较一番，我们会发现两者的显著不同突出体现在研究方法上。前两人主要采用文献考据的方法，通过对考证整理出来的、有关刘勰及《文心雕龙》研究方面大量历史事实资料的梳理，描述出了特定时期日本龙学研究的历史，考证严谨，立论确凿有据。门胁广文的论文在这一点上与他们二人相同，所不同的是他在描述分析《文心雕龙》在日本某一历史时期的传播和影响的基础上，采用历史学、文化学的方法，结合日本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现状，以及人们文学创作上的风尚等，探讨了日本人接受、研究龙学的历史和文化因素，这种综合性研究方法对我们全方位把握《文心雕龙》在日本镰仓室町时代、安土桃山时代和江户时代的研究状况以及理解日本文化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3.比较文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

比较文学兴起于法国，19世纪后期广泛流行。日本龙学研究中也比较早地借鉴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对《文心雕龙》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文心雕龙》和中国其他文论著作相比较；二是把《文心雕龙》与日本文论或文学作品著作相比较。例如，青木正儿1943年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一书中把《文心雕龙》与钟嵘《诗品》作比较，指出它们是“文学评论之双璧”。

进入21世纪以来，学者往往把比较方法与历史学方法结合起来，先找出不同国家或是不同作者的作品之间有何相似之处，即在明确比较点的基础上，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结合作品的历史背景，探寻其思想主张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客观性。以门胁广文“论《文心雕龙》対《古今和歌集》真名序的影响”一文为例，既对两部作品从内容、表述形式上进行了对比分析，又追根溯源，考证探究了《文心雕龙》影响日本《古今和歌集》的历史事实，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如果说比较学使我们从跨文化、跨民族的广阔视角多方位地分析问题，那么历史学则是基于事件客观性的前提下，真实准确地把握问题的内涵。愈慰慈、陈秋萍“《文心雕龙》对日本近世汉学的影响”一文^[12]，主要通过对江户时代初期藤原惺窝和刘勰生平的历史考证，说明他们相似的经历和文学观点是导致他们著作，也即《文章达德纲领》与《文心雕龙》相似性的根本原因。总之，比较文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研究方法的自觉运用，在使得日本龙学研究具有历史客观性的同时，拥有了跨国度、跨文化、跨民族、跨语言的辽阔视野。

四、研究视角的多样化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艺理论的巅峰之作，更是一部文化巨著。除文学外，后人在哲学、文化、思想等领域频频论及它。尤其是21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化带来的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自觉从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视野重新审视《文心雕龙》是日本龙学研究领域里的一个突出动向。这突出体现在研究者研究视角的多样化上。下面，我们将对这一时期比较常见的一些研究视角进行分析。

1.思想史

研究刘勰及《文心雕龙》里言语思想的论文非常多，但筑波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的特別研究员和久希2010年完成的课题“从玄学到空海——六朝语言哲学的东方视野”别具一格。^[13]与单纯从《文心雕龙》文本出发，分析刘勰言语思想的一般研究思路不同，该课题从整个中国思想史的角度，视《文心雕龙》为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把以王弼的语言学思想、形而上学思想为代表的魏晋玄学和以沈约的语言学思想、刘勰《文心雕龙》为代表的六朝文论同以《文镜秘府论》为代表的空海的语言学思想进行历史对比，深入探讨了空海语言学思想的具体内涵。其中关于《文心雕龙》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对《隐秀》篇中“隐”的概念给予阐释，即论证所谓“隐”不单是指修辞上的隐喻，更是如同《周易》中交互操作的“互体”一般之于言语以外的体系性。^[14]

2.文章学

《文心雕龙》里有关如何作文方面的论述很多，诸如《比兴》、《熔裁》、《丽辞》、《隐秀》等，因此，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文心雕龙》都被视为文章学巨著。然而，以往日本学者大都是从文学创作或文学理论角度探讨这方面的问题，专门从文章学角度研究的非常罕见。2000年，大阪市立大学文学部教授中村圭尔完成的名为“魏晋南北朝时代公文书と文书行政的研究”的课题填补了这一空白。^[15]该课题从文章学角度，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实用性的公文为专门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心雕龙》里有关“章”、“奏”、“表”、“启”等的论述，剖析魏晋南北朝公文书的种类及其体系关系，阐明了它的性质、构造和写作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公文书有了一个整体把握。这种对《文心雕龙》所做的文章学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好地总结传统公文的写作实践和阅读经验。(www.xing528.com)

3.文学

日本从事龙学研究的学者绝大多数都是汉学家。他们精通汉语，知识渊博，对中国文字、文学、文化有着深刻认识。新时期龙学研究者也如此。他们中不少是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或其他领域的学者，如门胁广文以对《二十四诗品》、《桃花源记》和唐诗的研究著称^[16]，清水凯夫对《文选》、《梁书》、《晋书》和《诗品》的研究令中国学者惊叹^[17]。但是，尽管《文心雕龙》是一部精美的骈文著作，从纯文学角度对它进行专题性研究的论著少之又少。21世纪初这种状况有了一定改善，不少学者在评论其他文学作品时涉及《文心雕龙》。例如柳川顺子在研究以班固和傅毅为代表的后汉前期文学中^[18]，借用《文心雕龙》《明诗》篇和《乐府》篇中有关后汉郊庙歌的文辞及音律的论述，得出后汉时期的郊庙歌固然言辞文雅，却在韵律上已接近俗乐这一推论。有些学者则直接从文学角度谈及《文心雕龙》，如古馆绫子所著《大伴家持自然咏的生成》^[19]，全书三章分别从《万叶集》仪礼歌与自然、后期万叶与自然以及大伴家持与自然三个方面论述了自然主义诗歌的产生背景及内在特性。而第二章集中论述《文心雕龙》，探讨了以家持的“兴”和《文心雕龙》中的“喻”为代表的自然主义诗歌的抒情性。从文学角度对《文心雕龙》的研究表明日本龙学研究开始探究《文心雕龙》自身存在的美学价值，这对我们更好地理解文本有重要意义。

4.语言哲学

从语言哲学角度研究《文心雕龙》是新时期日本龙学研究比较突出的特点。这与全球化语境下，研究者广博的知识领域有关。如甲斐胜二除研究文学、文论、翻译外，还致力于语言学和民俗学。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他先后对中国云南省白族的民间歌谣进行采集，并调查、整理了白族的语言汉字表记文献，进一步对汉语教育研究作了考察调研工作。新世纪研究者的这种广阔视域使得龙学研究的角度也趋于多元化，其中中岛隆博的著作《残留的中国哲学：语言和政治》即是语言哲学方面的典范。^[20]该作品结合《荀子》、《庄子》、朱子学以及胡适、鲁迅等人著作，探讨了语言的暴力、言尽意与言不尽意论、语言的透明度等方面，在第二章里，作者围绕《文心雕龙》，阐述了其作为文学言语的隐喻思想。

语言符号学也是21世纪的一大热门学科，日本龙学研究对于《文心雕龙》中所蕴含的语言符号学思想也颇有涉猎，京都外国语大学学者李正荣在其研究中对《文心雕龙》的语言符号体系作一初探^[21]，先考察了中国语言传统中关于“符”的阐释，又结合文本分析了刘勰提出的“因内而符外”的符号学思想的具体内涵，从而得出《文心雕龙》中“符”的概念与西方符号学中“符号”的概念惊人的相似这一推论。可以说，语言哲学、符号学领域的研究对于开阔日本龙学研究视野，不断发掘《文心雕龙》的深层次内涵具有很大参考价值。

五、结　　语

日本龙学兴盛不衰。短短十几年来，日本龙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老一辈冈村繁、兴膳宏、清水凯夫、安东谅等虽已年近高龄，却仍活跃在龙学舞台上；后起的年轻之秀，如门胁广文、甲斐胜二、竹泽英辉、和久希等，成就卓著。无论是对《文心雕龙》版本的校勘、刘勰文学理论概念和思想的阐发，还是在对中国学者龙学研究论著的翻译上，21世纪初日本龙学都较之以前有不同程度的进展。而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自觉运用，则显示了日本龙学研究的走向多元化的一个趋势。思想史、文章学、文学和语言哲学等多种研究视角的开拓，都成为新时期日本龙学研究的显著特征。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逐步深入，这种跨学科、跨语言、多角度的龙学综合研究将会愈来愈完善，并得到长足的发展。

【注释】

[1]作者简介：冯斯我，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语系研究生。

[2]即《指瑕》篇、《定势》篇和《才略》篇。参见门胁广文：《鎌倉室町时代·江户时代前半における〈文心雕龍〉受容の歴史》，《人文研究》第5号，2000年3月31日。

[3]参见《日本汉文学大事典》，明治书院，1985年。

[4]例如：2005年4月4日至5日，日本福冈大学召开的“《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结束后集有《日本福冈大学〈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一书（台湾文史哲出版社，2007年）；2009年10月10日至11日，日本文教大学越谷校区举办了“日本中国学会第61回大会”。

[5]见《内藤博士还历支那学论丛》（1926）和《支那学研究》（1928）。

[6]参见《冈村繁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7]即《〈文心雕竜〉の自然観照——その源流を求めて》（《白川静博士古稀记念中国文史论丛》）和《〈文心雕龍〉隱秀篇の文学理論史上における位置》，参见兴膳宏《中国文学理論研究集成》，清文堂，2008年。

[8]《六朝学术学会报》第10集，第51—67页，2009年3月。

[9]分别即“《文心雕龙》雑说（序志）”（中国中世文学研究，2004）、“《文心雕龙》雑说五（神思）”（言语文化研究，2002）和“《文心雕龙》雑说六（神思）”（言语文化研究，2004）

[10]汲古书院2005年4月出版。

[11]三篇分别为《鎌倉室町時代·江户時代前半における〈文心雕龍〉受容の歴史》（大东文化大学“人文科学”第5号第39—61页，2000年3月31日）、《江户时代后半における〈文心雕龍〉受容の歴史》（第6号第53—76页，2001年3月31日）以及《日本安土·桃山·江户时代的〈文心雕龙〉研究》（中国语）（《文心雕龙研究》第4辑第254—273页，2000年）。

[12]愈慰慈、陈秋萍：《〈文心雕龙〉对日本近世汉学的影响》，《论刘勰及其文心雕龙》，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

[13]即“玄学から空海へ——六朝言語哲学の東方展開”（09J02731），和久希，2009—2010年。

[14]参考和久希的《隠：“文心雕龙”の言语思想》，《筑波中国文化论丛》（29），第1—19页，2010年。

[15]即“魏晋南北朝における公文書と文書行政の研究”（10610356），中村圭尔，1998—2000年。

[16]目前已发表相关论著如《二十四诗品》，明徳出版社“中国古典新书続编”（全230页）；陈尚君、汪涌豪《司空图〈二十四诗品〉の眞伪について》、《陶渊明〈桃花源记〉小考——“世俗”と“超俗”のあいだに―》、《李白〈静夜思〉小考——その诗的构成の分析を中心にして―》等。

[17]主要论著有《文选李善注的性质》（创文社“中国読书人の政治と文学”第213—235页，2002年）；《〈梁书〉“携少妹于华省、弃老母于下宅”考》，中国艺文研究会“学林”（艺文研究会20周年记念号）（36、37）第232—251页，2003年；《新文选学——“文选”の新研究ー》（研文出版，1999年）、《唐修“晋书”の性质について（下）——王羲之傅を中心として――》（“学林”，1996年）、《清水凯夫〈诗品〉〈文选〉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18]参见柳川顺子：《后汉前半期の文学的一侧面：班固の傅毅に対する対抗意识を通じて》第40页，九州岛大学中国文学会，2004年。

[19]古馆绫子：《大伴家持自然咏の生成》，笠间书院，2007年。

[20]中岛隆博：《响の中国哲学：言语と政治》，东京大学出版会，2007年。

[21]参见李正荣：《〈文心雕龙〉的语言符号思想研究初论》，《研究论丛》（学校法人京都外国语大学创立60周年记念号），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