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文学史：高明与《琵琶记》

第二节　高明和《琵琶记》

高明，字则诚，号菜根道人，温州瑞安(今属浙江)人，瑞安属古永嘉郡，永嘉亦称东嘉，故后人称他为高东嘉，又称东嘉先生。他的生年不详，卒于元顺帝至正19年(1359)。高明出生于书香门第，他的长辈、兄弟皆能诗擅文。高明青年时期就以学识渊博著称，尤擅诗文词曲，学于理学家黄溍门下，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一时期，元统治者出于政治考虑，恢复了一度废止的科举，高明青年时期用世之心很盛，想通过科举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于至正四年(1344)中乡试，至正五年(1345)以《春秋》考中进士，历任处州录事、江浙行省丞相掾、福建行省都事等职。他为人正直耿介，为官清廉通达，深受治下百姓的爱戴，处州期满离任时，百姓曾为他立碑。至正八年(1348)，方国珍在浙东起义，高明被调往浙东参与镇压，后方国珍被朝廷“招抚”，高明也秩满告归。由于数忤权贵，目睹时政日非，高明晚年，退居于四明(宁波)栋社之沈氏楼，从此闭门谢客，以词曲自娱，专心于《琵琶记》等戏的创作。相传明初太祖朱元璋慕其名，遣使征召，他“佯狂不出”(《南词叙录》)，不久病卒。高明是一个有着儒家正统思想的封建知识分子，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忧民伤世的思想。除《琵琶记》外，他还有南戏《闵子骞单衣记》(已佚)，诗文《柔克斋集》二十卷(大都散佚)。

从高明的诗文中，可以看到他对仕途险恶的认识和对田园生活的留恋，以及对民间疾苦的了解和同情。另外，他还写了些表彰孝子节妇的诗文，通过宣扬儒家传统道德来纠正“恶化”的风俗、调和社会矛盾，这是高明的一种社会思想，也是他创作《琵琶记》的基础。在《琵琶记》的开场词中，作者批评一般的戏剧“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宣称“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表明他有意识地利用戏剧作为道德教化的工具。在这种前提下，他也触及了一些较为深刻的社会问题。

《琵琶记》是高明根据早在民间流传的各种有关赵贞女的故事改编而成的，早期南戏中就有《赵贞女蔡二郎》的名目，金院本有《蔡伯喈》，陆游诗中所提到有盲艺人演唱的鼓词《蔡中郎》。徐渭《南词叙录》记《赵贞女蔡二郎》“即旧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称其为“戏文之首”，可以推测出的是，在《赵贞女蔡二郎》中，赵五娘是被歌颂同情的对象，而蔡伯喈则是被谴责的反面人物。

《琵琶记》写的是书生蔡伯喈和赵五娘新婚两月，遵从父命进京赶考，得中状元，被皇帝赐官留在京师。蔡念及年迈的父母和新婚妻子，请求辞官回家，无奈皇帝不准，并下诏强令他娶牛丞相的小姐；蔡身不由己，只好重婚牛府。而赵五娘在家中含辛茹苦，奉养公婆，承担起家庭的全部负担。饥荒年间，她把救济粮全部留给公婆，自己却背着公婆吃糠。公婆死了无钱安葬，她剪下头上青丝，沿街叫卖，无钱请人挖坟，她麻裙包土，自筑坟墓，安葬二老。然后描容上路，身背琵琶沿街乞讨，进京寻夫。蔡伯喈被强迫成婚后，写信去家中，信被拐儿骗走，致使音讯不通。一日，他在书房弹琴寄托忧思，被牛小姐听见。牛小姐问出实情，告知父母，并说服父亲迎接伯喈的父亲、妻子来京。赵五娘来到京城，正遇弥陀寺法会，便往寺中募化求食，将公婆真容供于佛前。正逢伯喈也来寺中烧香，祈祷父母路上平安。见到父母真容，便拿回府中挂在书房内。五娘寻至牛府，被牛小姐请至府内弹唱。五娘见牛小姐贤淑，便将自己的身世告知她。牛小姐为让五娘与伯喈团聚，又怕伯喈不认，便让五娘来到书房，在公婆的真容上题诗暗喻。伯喈回府，见画上所题之诗，正欲问牛小姐，牛小姐便带五娘入内，夫妻遂得以团聚。五娘告知家中事情，伯喈悲痛至极，即刻上表辞官，回乡守孝。得到牛丞相的同意，伯喈遂携五娘、牛小姐同归故里，庐墓守孝。后皇帝下诏，旌表蔡氏一门。

高明在《琵琶记》中，对蔡伯喈的形象和故事的结局进行了重大改造，把“马踏赵五娘，雷轰蔡伯喈”的结局改为大团圆的结局，把蔡伯喈塑造成一个“全忠全孝”的人物，从主题上说，这是一部劝忠劝孝之作，把蔡伯喈的负心归咎于客观环境，并把牛相父女写得宽宏大量，以至最后获得皆大欢喜的结局，其中有许多细节都显出漏洞，这是作者为宣扬封建道德，给作品带来的消极影响。

但总的看来，《琵琶记》还是一部很优秀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当时社会上错综复杂的矛盾，通过赵五娘和蔡伯喈的家庭悲剧，抨击了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毒害和上层统治者的专横，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现实，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将谴责的对象指向科举和封建统治阶层，蔡伯喈新婚不久就在父亲的严命下赴京考试，这正是当时社会风尚的反映：以追求功名作为孝顺父母的标尺，蔡公要儿子立身扬名、光宗耀祖，也是出于这样一种世俗观念。但蔡公没有想到，这给全家带来的竟是一场灾难。高明在剧中借蔡伯喈之口抒发了这样的感慨：“可惜二亲饥寒死，博换得孩儿名利归”，“毕竟是文章误我，我误妻房”。剧中更抨击了封建统治者对读书人命运的摆布和对人性尊严的践踏，蔡伯喈高中状元，被皇帝授以官职，卖身朝廷，身不由己，并被告诫“毕竟事君事亲一般道，人生怎能得忠和孝？”皇帝不管蔡已婚的事实，强逼其入赘牛府，蔡虽然辞婚，但慑于皇帝和丞相的专横暴戾，有口难言。剧本对他给予了较多同情的成分，反映了他内心的痛苦、挣扎与反抗，但重婚的事实，又反映了他的软弱、动摇，蔡伯喈这一形象，是充满矛盾的，也是丰满的。

而赵五娘则是一个光彩照人的贤孝妇形象，在她身上，流露出多种中华民族所具有的传统美德。她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中，含辛茹苦、任劳任怨，不断做出自我牺牲，以柔弱的肩膀承担生活的重担。她那些十分感人的行动，体现了封建制度下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妇女舍己为人、恪尽孝道的可贵精神和善良勤奋的美好品质。正因为如此，赵五娘的形象才能长期活跃于舞台，流传至今。

《琵琶记》的难得之处，还在于它揭示出赵五娘的不幸。赵五娘的初愿，是“偕老夫妻，长侍奉暮年姑舅”，甘守清贫生活。但这位封建时代的小媳妇，无法把握自身的命运。像丈夫赴试这样的大事，她根本不能参与；她曾埋怨蔡公逼试，要拉伯喈去向蔡公劝说，但欲行又止，唯恐被责“不贤”，被说要将丈夫“迷恋”。伯喈被迫赴试后，照看公婆的责任全部落在她的身上，使她落到了不得不做孝贤媳妇的境地：“也不索气苦，也不索气苦，既受托了苹蘩，有甚推辞？索性做个孝妇贤妻，也得名书青史，省了些闲凄楚！”礼教的熏陶，家庭的责任，使她不得不咬紧牙关，只能干脆以做个“孝妇”自解，“索性”两字，充分说明了她的无奈。然而，她的尽心尽力、自食糟糠的行为，如果公婆能够理解，犹可忍受；最不堪的是还要受到婆母的猜忌。蔡婆说：“亲的到底只是亲，亲生孩儿不留在家，今日着这媳妇供养你呵，前番骨自有些鲑菜，这几番只得些淡饭，教我怎的捱？更过几日，和惚也没有。”并对赵五娘诸多责备，甚至怀疑她独自在背地里偷吃过好食。面对内外交困的悲剧命运，赵五娘心力交瘁，苦不堪言。徐文长评云：“吃糟吃糠不难，吃婆怨气更难。”(见《三先生合评本琵琶记》)因为礼法规定媳妇不得与婆母顶嘴，赵五娘纵然心中不平，“便埋冤杀了，也不敢分说”。她怨肠百结，只能对糟糠倾诉：

〔孝顺歌〕呕得我肚肠痛，珠泪垂，喉咙尚兀自牢嘎住。糠，遭砻被舂杵，筛你簸扬你，吃尽控持。俏似奴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历。苦人吃着苦味，两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吃吐介)

〔前腔〕糠和米，本是两倚依，谁人簸扬你作两处飞？一贵与一贱，好似奴家共夫婿，终无见期。(白)丈夫，你便是米么？(唱)米在他方没寻处。(白)奴便是糠么？(唱)怎的把糠救得人饥馁？好似儿夫出去，怎的教奴，供给得公婆甘旨？(不吃放碗介)(唱)

〔前腔〕思量我生无益，死又值甚的！不如忍饥为怨鬼。公婆老年纪，靠着奴家相依倚，只得苟活片时。片时苟活虽容易，到底日久也难相聚。谩把糠来相比，(白)这糠尚兀自有人吃，(唱)奴家骨头，知他埋在何处？

这撕肝裂肺的倾诉，道出了她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得的痛苦处境和心理。这是朝廷“皇榜招贤”和公公逼试，将她与夫婿“簸扬作两处飞”；是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和小媳妇的处境，使她“遭砻被舂杵”，“吃尽控持”。这两支曲子，把赵五娘的苦楚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在《琵琶记》里，作者歌颂了赵五娘的“有贞有烈”，守礼行孝，但以更多的笔墨，揭露了封建社会和伦理纲常给予女性的隐痛。这些也正是作者期待“知音君子另做眼儿看”的深刻内涵。

关于结局的处理，尽管作者竭力描写牛小姐的贤德、赵五娘的宽容和蔡伯喈的全忠全孝，但牛小姐温柔敦厚下的愁怨、赵五娘备受艰辛后的忧郁及蔡伯喈失去双亲的哀痛、陈留逢荒市的惨状，无不给全剧蒙上一层抹不掉的悲剧色彩，徐渭曾评价此剧：“《琵琶记》一书，纯是写怨：蔡母怨蔡公，蔡公怨儿子，赵氏怨夫婿，牛氏怨严亲，伯喈怨试、怨婚、怨及第，殆极乎怨之至也！”可见其悲剧涵怨之深。(www.xing528.com)

从结构上讲，《琵琶记》结构十分严整，分两条线索交替进行，一条线索是伯喈上京考试入赘牛府；一条是赵五娘在家奉养公婆苦苦挣扎。一边是荣华富贵，一边是饥寒交迫，两种境遇形成巨大反差和鲜明对比。作者既集中笔力写蔡伯喈在荣华富贵的罗网中辗转无奈，又酣畅地写赵五娘饥寒交迫，陷入绝境，比较广阔展示出生活画面。在情节安排上，让不同的生活场景对比衔接。前面写了蔡伯喈得中状元，杏园奉宴，志得意扬，后面接着写赵五娘典卖首饰，侍奉公婆；前面写了蔡伯喈洞房花烛，后面接着写赵五娘自食糟糠，公婆愧悔自己误责媳妇，一亡一病；前面写蔡伯喈中秋赏月，后面接着写赵五娘长街卖发、罗裙包土埋葬公婆后，背着琵琶上京寻夫。贫富悬殊的背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使观众加深了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认识，在深切地同情赵五娘苦难的同时，体悟到封建伦理纲常的荼毒。另一方面，写蔡伯喈在锦衣玉食荣华的时候，时常忧心忡忡，既挂念穷困的家乡，又感受到宦海生涯的不易，“我穿着兹罗襕到拘索我不自在”，“手里拿着个战钦钦怕犯法的愁酒杯”。优裕闲适的环境与人物苦闷沉重的心态，也形成了鲜明的反衬。这些巧妙的安排，有助于加强整部戏的悲剧气氛，使人物性格呈现得更加鲜明。

在语言的运用方面，《琵琶记》最突出的成就，是能配合人物不同的处境以及两条戏剧线索的开展，运用两种不同风格的语言。在一般情况下，赵五娘语言本色；蔡伯喈词藻华丽。如五娘在描绘死去公公的像时所唱：

〔三仙桥〕一从他每死后，要相逢不能够，除非梦里，暂时略聚首。若要描，描不就。暗想像，教我未写先泪流。写，写不得他苦心头，描，描不出他饥证候，画，画不出他望孩儿的睁睁两眸。只画得他发飕飕，和那衣衫敝垢。休休，若画做好容颜，须不是赵五娘的姑舅。

〔前腔〕我待画你个庞儿带厚，你可又饥荒消瘦。我待画你个庞儿展舒，你自来长恁皱。若写出来，真是丑，那更我心忧，也做不出他欢容笑口。……只见两月稍优游，他其余都是愁。……我只记得他形衰貌朽。这画呵，便做他孩儿收，也认不得是当初父母。休休，纵认不得是蔡伯喈当初爹娘，须认得是赵五娘近日来的姑舅。

这明白如话的本色语言，抒发了五娘对公婆的诚挚爱心，十分真切感人。

又如蔡伯喈考中状元后，被赐官留京，他思念双亲和妻子，唱道：

〔高阳台〕梦远亲闱，愁深旅邸，那更音信辽绝。凄楚情怀，怕逢凄楚时节。重门半掩黄昏雨，奈寸肠此际千结。守寒窗，一点孤灯，照人明灭。

〔前腔〕当时轻散轻别。叹玉箫声杳，小楼明月。一段愁烦，翻成两下悲切。枕边万点思亲泪，伴漏声到晓方彻。锁愁眉，慵临青镜，顿添华发。

这文采焕然的清丽唱词，十分符合这位年轻才子的身份，具有鲜明的个性。

同时，作为戏剧，《琵琶记》的语言也富于动作性。不少唱词、对白能与角色动作结合，成为蕴味深厚的潜台词。例如“琴诉荷池”一出，写蔡伯喈弹错了曲调，牛氏不悦，两人有对白如下：

(生)……这弦中不弹。(贴)这弦怎地不中？(生)当原是旧弦，俺弹得惯。这是新弦，俺弹不惯。(贴)旧弦在那里？(生)旧弦撇了多时。(贴)为甚撇了？(生)便是新弦难撇。(介)我心里只想着那旧弦。(贴)你撇又撇不得，罢罢！

新弦、旧弦，暗示旧妇与新妇。这段对白中，话里有话，一石二鸟，细腻地传达出他们的性格以及在规定情景中的神态。让观众领略到戏中人物在同一场境中对立的心境，使作品的戏剧性得到加强。

由于《琵琶记》强调戏曲的风化作用，相传在明初就得到明太祖的赏识，以之与《四书》、《五经》并提。后来的《五伦全备记》、《易鞋记》等作者都在第一出开宗明义，说：“若于伦理无关系，纵是新奇不足传。”这都表明他们是继承了高明的创作倾向的。与此相关联，《琵琶记》里部分情节，如以子女向父母祝寿开场，以一夫二妇和好团圆结局等，也为明初以来许多戏曲家所袭用。然而《琵琶记》中部分现实主义的描绘，以及排场、曲白等多方面的艺术成就，也为后来戏曲家所借鉴，起了有益的作用。自从《琵琶记》在民间流行之后，还先后出现题材类似而倾向不同的作品，如明代弋阳腔的《珍珠记》，清代花部的《赛琵琶》，有的惩办了窃威弄权的温太师，有的处斩了忘恩负义的陈驸马，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琵琶记》的思想影响。明代中叶以来，《琵琶记》还一直成为剧坛上争论最多的作品之一，这也说明它内容的复杂和影响的深远。

《琵琶记》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古典戏曲之一。早在19世纪，就先后有英文、法文、德文和拉丁文的选译和介绍，20世纪30年代，还进入百老汇演出，颇受观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