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戏形成与发展：宋元文学史

第一节　南戏的形成与发展

南戏，又叫南曲戏文、南曲、戏文，是我国北宋末至元末明初，即12世纪到14世纪(约200年间)在中国南方流行的一种戏曲。南戏起源于浙江温州(旧名永嘉)，故又名“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

南戏萌芽于南方民间的村坊小曲，初为歌舞小戏。南戏形成的时间早于北曲杂剧，历史上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据明代祝允明《猥谈》记载：“南戏出于宣和(1119—1125)之后，南渡(1127)之际”，即北宋末年；另一说据明人徐渭的《南词叙录》所记：“南戏始于宋光宗朝(1190—1194)，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两说相去七十余年，这七十余年，也正是南戏由原始状态的村坊小戏逐渐成长演变为完整戏剧形式的过程。根据近代人考证，南戏当产生于北宋宣和年间，盛于南渡之后的南宋时代，这是比较可信的。可以确定的是，南戏在南宋前期已经发展成比较成熟的戏曲形式了。

南戏发源于温州，有其一定的历史条件。首先，在北宋末年，政治极为腐败，外部金国崛起，屡屡进犯中原；内部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不断。到处是兵荒马乱，人民流离失所，而温州地处东南沿海，比较偏僻，故而未遭兵戮，为南戏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其次，温州在当时是东南部重要的贸易口岸，“控山带海，利兼水陆”，各行业十分发达，物质基础十分丰厚；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不断繁荣和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普通民众对于文化娱乐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于是，当地的村坊小曲很快就吸收到城市，并得到发展。这些都为南戏提供了产生发展的土壤，使南戏在温州这个古文化之邦迅速成长起来。

南戏的发展还与南宋最繁华的城市临安(今杭州)有着密切的关系，宋氏南渡之后，建都临安，临安的游艺场所远较北宋都城东京为盛，市民文艺十分发达，仅瓦舍就有二十多处，每处又有十几所勾栏作为常年固定的演出场所，随着瓦舍伎艺的繁盛，出现了很多称为“社会”的组织，据宋周密《武林旧事·社会》载，有演杂剧的绯绿社、演唱赚的遏云社、演清乐的清音社、演影戏的绘革社等；还出现了一些“书会”组织，多由一些下层文人和略通文墨的艺人组成，专门为艺人编写话本、曲词和戏曲剧本，正由于这种组织的出现，南戏的剧目在临安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出现了许多新戏，推动了南戏的进一步成熟。

由于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临安和东南沿海地区，经济飞速发展，同时，大批北方杂剧作者和演员来到临安，南戏在临安吸收了北方杂剧的艺术成就，融合了宋杂剧、唱赚、大影戏、傀儡戏等艺术的形式，与诸宫调的关系则更为密切。所有宋代存在的民间技艺都是南戏吸收融合的对象，说唱文学则是其叙事方式的主要来源。南戏博采众长，故而后来居上，由于与其他剧种演员沟通，使其他演员也能熟悉掌握南戏的表演技巧，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南戏受大众欢迎时，改行成为南戏演员，这使南戏的演出队伍得到充实扩大，为南戏在东南各地的播衍做出了贡献，此阶段的南戏代表作为《张协状元》。(www.xing528.com)

元统一中国后，随着北方政治军事势力进入南方，北杂剧也扩展到长江以南，与南戏相汇于以临安为中心的南方戏剧圈，北杂剧的精练内容和形式，使南戏一度有衰落的趋向；但这种局面并未维持太久，从初期到中叶，南戏曲与北杂剧相互交流、相互吸收，使得南戏又有了较大的发展，有许多杂剧作家也开始关注和涉足南戏的创作。在音乐方面，沈和甫创造了“南北合套”的方式，使北曲的刚劲和南曲的柔美兼容并济，丰富了表现力。从形式上说，南戏比较自由，不像北杂剧受一人主唱和一本只能四折的限制，故而很容易改编和移植杂剧的一些作品，借鉴其文学手法。随着南戏的不断发展，其优越性逐渐显示出来，观众的兴趣也逐渐由北杂剧转移到南戏。今存《宦门子弟错立身》与《小孙屠》都是这个阶段的作品。

元末明初，南戏走向鼎盛，而北杂剧却在逐渐消亡。据《南词叙录》记，当时的情况是“亲南而疏北，作者猥兴”，南戏在杭州、温州、福州、泉州、潮州和北方大都流行，引起了上层文人士大夫的注意，一些文人参与了剧本的创作和唱腔的设计，把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注入到南戏中，使南戏在思想和艺术质量上得到很大提升。徐渭在《南词叙录》中赞扬元末高明创作的南戏《琵琶记》：“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琵琶记》与“荆、刘、拜、杀”等南戏名剧的相继出现，标志着南戏继杂剧之后走向鼎盛时期。

南戏剧本是我国流传得最早的戏曲文本。宋元南戏的剧目，据钱南扬《戏文概论》统计，共二百三十八本，但由于前后经历两个朝代的递变，社会动荡，故而流传下来的不到十分之一。其中完整保持原貌的只有五本，即1920年在伦敦发现的“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小孙屠》)及成化本《白兔记》、元本《琵琶记》。明人修改过的十二本，其中以《荆钗记》、《拜月亭》、《杀狗记》最为著名，此三本和《白兔记》(全名《刘知远白兔记》)合称“荆、刘、拜、杀”四大传奇或“古戏四大家”。

南戏剧本虽流传不多，但其本事大多可考。就题材说，有出于正史的《苏武》等，出于时事的《祖杰》、《黄孝子》等，出于唐宋传奇的《王仙客》、《李亚仙》等，出于民间故事的《祝英台》、《孟姜女》等，出于宋金杂剧的《裴少俊》、《刘盼盼》等，出于佛道故事的《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王母蟠桃会》等，还有与宋元话本同题材的，如《何推官错认尸》，与金元杂剧同题材的，如《关大王单刀会》、《拜月亭》、《诈妮子调风月》、《杀狗劝夫》等。南戏剧本取材广泛、内容丰富，从多方面反映出复杂、动荡的社会现实，多侧面地传达出宋元时期不同阶层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愿望、道德标准、审美准则。在南戏的一百多种戏文中，大半是爱情、婚姻、家庭的题材，有歌颂爱情婚姻自由的，在程朱理学盛行，提倡守节、殉夫的背景下，这些剧目显示了积极意义。也有描写婚变、谴责男子负心的，这是南戏早期作品中突出的主题，如《赵贞女蔡二郎》、《王魁》，虽然剧本原貌已失，但据《齐东野语》及《南词叙录》等书的记载，参考宋代话本和现在流传的地方戏，可以推测两戏的内容都是男子发迹后抛弃女子的故事。此外，南戏还有一部分剧目是对英雄、爱国者的歌颂，对反抗者的同情，还描写了在战事频繁的宋元年间，人民颠沛流离的情景和萧条的社会面貌，表达了人民渴望安定、企盼和平的深切愿望。还须注意的是，在南戏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一些作品掺杂了宣扬封建思想道德的内容，一些神仙教化戏，宣扬了消极的宿命论思想。

南戏用南方方言演唱，分平上去入四声，不像北曲分平(包括阴、阳)上去三声，用韵上也较为宽松，体制上与北曲杂剧不同。初期南戏的曲调配合，虽然有一定的惯例，但是还没有形成严密的宫调组织，可以根据剧情的需要作较为自由的选择。南曲轻柔宛转的音乐风格，适合于演唱情意缠绵的故事，与北曲的高亢激越，适于表现威武豪放的气概很不相同。器乐伴奏上，北杂剧以弦乐器为主，南戏则以管乐器为主。杂剧只能一人主唱，南戏则是场上任意角色都可以唱，而且有独唱、对唱、接唱、同唱之分，同时还有在后台用以渲染气氛的帮腔合唱。演唱形式的灵活多样，不仅可以调节演员的劳逸，活跃场上气氛，而且有利于表现各个角色的思想感情，有利于刻画身份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在结构方面，它以“出”为单位，人物上下场，出而复入，叫做一“出”。一本戏往往长达几十出，演出时间则需要一天甚至多日。宋元南戏的剧本形式，有着自己特定的体制。剧本开头设置“副末开场”(或称“家门大意”)，即让一个演员在开场时，向观众介绍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剧本的大概情节，帮观众充分理解这出戏所要宣扬的东西，这种开场的形式，在后来的明清传奇中依旧得到了保持。场次安排上，不受一本四折的限制，在开始的几场戏里，有意让男女主角和主要配角陆续上场与观众见面。剧本比较注意大小场和冷热场的调剂，运用歌唱、念白、科介等戏剧表现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与杂剧不同的是，杂剧一人主唱，南戏各角色都可以唱。剧本程式上，开头是“题目”，用韵语四句概括剧情，与杂剧相像；段落不叫“折”叫“出”，长短没有限制，一本中的出数也没有限制，一出中不限用同一宫调的曲牌，可以换韵；音乐风格上，用南方方言演唱，用韵宽松，十分轻柔宛转，与北曲的高亢大不相同，为后来四大声腔(昆山腔、海盐腔、弋阳腔、余姚腔)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伴奏上主要运用管乐器，行当共有7种，即生、旦、净、丑、外、末、贴。南戏自由灵活的体制和方式十分适合舞台演出，在当时以及其后的几个世纪中影响很大。明清戏曲的舞台艺术，直接继承了南戏和北方杂剧的传统，为中国戏曲舞台艺术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