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文学史：杂剧南移及衰微

第一节　杂剧的南移和衰微

元世祖忽必烈逝世后，其孙铁木耳即位，为元成帝。在其大德(1297—1307)年间，杂剧渐向南方传播，杂剧创作中心由大都向临安(杭州)转移。临安旧为南宋京都，其繁荣的经济、高度的文化和秀丽的山水，吸引着大批文人南下。杂剧的作者也纷纷来到江南，如关汉卿、马致远、尚仲贤、戴善夫等名家，不仅带来了北方已经流传的优秀杂剧，还继续撰写新的作品，这种充满生气带有北方风格的文艺形式，给南方的剧坛带来了新鲜的景象。元武宗至大(1308—1311)年间后，关汉卿等著名的北方杂剧家陆续退出舞台，一批年轻的北方籍剧作家，如郑光祖、乔吉、宫大用、秦简夫等继承了前辈的事业，从事新的杂剧创作，也作出了一定的成绩。此时，南方籍的剧作家金仁杰、杨梓、朱凯、沈和、鲍天佑诸人，也登上了杂剧舞台，撰写了一些较优秀的作品；但总的看来，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都已是强弩之末，大大不如此前的鼎盛局面了。此期间，钟嗣成的《录鬼簿》，开始对杂剧的作家作品进行总结和评论，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则对元曲的艺术技巧和音韵系统作了规范性研究。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总结，表明了杂剧已走过了一段路程。到了元顺帝(1331)即位后，杂剧不仅在北方已成夕阳西下；在南方，也萎靡不振了。

元杂剧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第一，远离了本土人文环境。杂剧产生于北方，在以大都为中心的北方创作圈内，作家和演员，交往密切，形成了良好的创作环境。在民族杂居、文化融合的氛围中，杂剧吸收了北方民族质朴粗犷、豪放率直的风格，其简洁紧凑的结构、民俗和习惯、音乐和方言，都给杂剧以丰厚的滋养。徐渭《南词叙录》说：“北曲盖辽金北鄙杂伐之音，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逐为民间之日用。”当时杂剧的唱腔，也为北方民众所喜闻乐见；当杂剧南移后，远离了它赖以生存的土壤。南下之初，尚有一些名家乘其余威，南人亦怀新鲜之感，颇能传播。为时一久，其后劲就不足了，无法与南方本地的剧种抗衡了。(www.xing528.com)

第二，脱离了民众现实生活。元延祐元年(1314)，仁宗下诏开科取士，许多文人热心于仕途，他们大多有文才，这对杂剧创作力量无疑是一大损失，即使有人编写，也往往出于士大夫借以抒发私情的雅兴，或意在宣扬封建伦理，旨在教化。还有原来北方的一些杂剧作家，南来之后，客居他乡，寄意山水，生活不甚稳定，难有创作基地。南方本地的一些杂剧作家，受到南方人文的熏陶，较为重视文采，艺术上偏向于追求词藻典丽和形式工巧。这样一来，自然不能像杂剧前期那样，将创作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真实地反映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深刻地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和腐朽。这时的杂剧题材，多写历史故事，或劝善戒恶，宣扬神仙道化和隐逸避祸，很少为民呼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显得平庸浅薄。

第三，受到了朝廷思想禁锢。元朝统治者在全国统一后，加强了政权的巩固措施。他们借鉴历代王朝的统治经验，加强了思想控制。他们认识到儒家思想体系在巩固政权当中的作用，开始大力提倡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观，有意识地利用杂剧，宣扬封建的忠孝仁爱和中庸之道。如对巩固封建秩序有利的杂剧，他们就大力推广，鲍天佑的《史鱼尸谏卫灵公》就曾由朝廷下诏，“诸路都教唱此词”(明代朱有燉《元宫词》)。此剧今只见一段戏曲，内容不详，但从《左传》等史料可知，史鱼是卫国大夫，以正直敢谏著名，相传死前遗命谏卫灵公退奸小弥子瑕，用忠臣蘧伯玉，这类故事对巩固封建统治是有利的。对描写犯上作乱，巩固政权不利的杂剧，便加以严密控制，《元史·刑法志》明令禁止民间子弟“演唱词话，教唱杂戏”。元朝初期那种多元化的思潮、相对宽松的精神状况已不复存在了。

第四，艺术形式本身的局限。任何一种文体的兴盛和衰落，都有其内部原因。杂剧的艺术形式本身就有很多局限。它一本四折的结构，只由末、旦两主角独唱的样式，难以表现越来越广阔和丰富的社会生活。因而，即使在杂剧的鼎盛时期，也有一些作家突破了这些限制。如王实甫《西厢记》，写了五本二十一折，又有旦末对唱的场面；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写了五折；关汉卿的《望江亭》第三折，三个次要人物都有唱词，在一支曲子里有分唱，还有合唱。杂剧形式的限制，南戏中就没有，它的形式比较灵活，适合表现较丰富的社会内容。在戏曲的中心南移之后，南北戏曲交融，相比之下，南戏的优越性就逐渐凸显出来，最后在吸收了杂剧成就的基础上，得到了迅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