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文学领域里，《西厢记》在思想内容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比此前所有的爱情题材作品和“西厢”类故事，要丰富得多，深刻得多；而且在艺术水平上，也达到了元人杂剧的新高度。作者第一个用戏剧形式将这个美丽动人的故事展现在舞台上，其艺术成就是伟大的。贾仲明吊王实甫《凌波仙》说：“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见《录鬼簿》)王世贞《曲藻》说：“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近人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说：
中国的戏曲小说，写到两性的恋史，往往是两人一见面便相爱，便誓订终身，从不细写他们恋爱的经过与他们在恋爱时的心理。《西厢》的大成功便在它的全部都是婉曲细腻的在写张生与莺莺的恋爱心境。似这等曲折的恋爱故事，除《西厢》外，中国无第二部。董解元的弹词也是着力从这一点上写的，但没有王实甫写得腻婉。
这些评价是实事求是的。《西厢记》的艺术成就，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规模宏大，结构紧凑。元杂剧的体例多为一本四折，而《西厢记》则以五本二十一折的面目出现，这是一个空前的创举。在演唱形式上，元杂剧每个剧本，大都由一个主角唱到底，中间不更换别的角色来唱，而《西厢记》则由多个角色唱，如第五本，楔子由正末唱，第一折由旦唱，第二折由正末唱，第三折由红娘唱，第四折由正末、旦、红娘连唱。这也是很大的革新。这些改进，适应了规模宏大的戏剧要求。
《西厢记》规模扩大了，但结构安排仍很紧凑，不松散，不拖沓，不累赘，线索清晰，布局得当，合于戏剧的结构原理。总的来说，它的第一本是故事的开头，写张生与莺莺彼此留情，张生开始追求莺莺，交待了矛盾冲突的背景。第二本是故事的发展，矛盾双方冲突加剧；老夫人在贼兵退去后赖婚，引起了男女主人公和红娘的不满。第三本故事继续发展，主要矛盾深化，莺莺、张生与红娘解除误会，互相关心，联合起来，为实现幽会而努力。这就更加深了与老夫人的矛盾。以上三本，演绎张生和莺莺结合前的种种波折和障碍，一步紧一步地向矛盾高潮逼近。第四本戏剧到了矛盾的高潮，老夫人与红娘发生正面冲突，红娘代表正面一方，指责老夫人背信弃义，老夫人被迫应许女儿婚事，但又提出要张生应考。矛盾高潮中剧情突转，处于被动的一方已转化为主动方，老夫人的应许表示主要矛盾已近解决，应考只是反面势力的回光返照。长亭送别一折，是戏剧故事高潮后的情感高潮，更加深了张生和莺莺的恋情，加强了全剧的诗意。第五本是故事结尾，矛盾冲突解决。郑恒之死，与第一本楔子中老夫人的介绍相呼应，夫妻团圆，赋予了全剧喜剧性的结局。
《西厢记》故事并不复杂，但作者以其高超的艺术，将其铺设得山重水复，萦回曲折，从男女主角相识相爱、孙飞虎抢妻、白马将军解围、老夫人许婚赖婚、莺莺写简赖简、张生受斥得病、莺莺送药幽会、红娘遭打反抗、老夫人认错许婚、莺莺长亭送别、张生赴考中举，郑恒骗婚身亡，直到最后夫妻喜庆团圆；环环相扣，一气呵成。
作者善于运用“悬念”和“突转”的布局技巧，使全剧波澜起伏，有张有弛，具有了强烈的戏剧效果。观众关心着主人公的命运，一颗悬着的心，忽上忽下，非看到结局是不肯离开寸步的。例如，剧本开头，老夫人一上场就交待了把莺莺“许下老身之侄——乃郑尚书之长子郑恒为妻”，后在赖婚时又提到此事，观众自然关心如果莺莺与张生成婚，这事如何交待。到结尾时，郑恒出场骗婚，既交待了此事的解决，又照应了剧本开头，首尾呼应，悬念解除。又如“拷红”一折，代表反面势力的老夫人，以其绝对权威，拷问红娘，眼见事情将败露，张生等将倒大霉，孰料红娘一反常态，反守为攻，事情“突转”，主人公命运由不利转向有利，观众为之叫绝。在各折之间，也松紧有度，例如第二本的一、二折，写贼兵围寺，孙飞虎要抢莺莺为妻，风波突起，气氛极其紧张；到了第三折，老夫人准备设宴酬谢张生，剧场洋溢着轻松的气氛。第四折前部分老夫人宴请张生和莺莺，是前面轻松气氛的延续，但埋藏危机。聪明的红娘已预感到不妙：“敢着小姐和张生结亲呵！怎么不做大筵席，会亲戚朋友，安排小酌为何？”接着果然出现了老夫人赖婚的情况，剧场气氛又紧张起来。全剧就是这样一张一弛、跌宕多姿，按戏曲矛盾的进程——开始、发展、高潮、解决，围绕着主要线索，构成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整体。
第二，典型人物，性格鲜明。《西厢记》中的几个主要角色，都具有典型性，他们个性鲜明，形象生动，长期以来，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王实甫在刻画人物形象时，做到了恰如其分，真实可信。如：老夫人虽是反面人物，但并不丑陋可憎，她严厉庄重，但爱自己女儿；她背信弃义，但能弥补过错，这与她相国夫人的身份是吻合的。张生单纯热情，爱慕美色，疯狂追求着莺莺，但又非寻花问柳的纨袴子弟；他忠厚老实，近于迂腐，是个多情少年的形象。莺莺是美丽、娇柔，游移在爱情和礼教之间的名门闺秀，她对爱情忠贞不渝，经过内心矛盾，成了勇敢的反礼教的少女形象。红娘大胆机智，泼辣活泼，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她热情帮助张生和莺莺，但又常常调侃他们，充满了生活气息和喜剧性。王实甫把这些人物放在戏剧的矛盾中，让他们在一场婚姻始末的典型环境里各自展现着自己的典型性格，这也正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精神所在。
王实甫在塑造典型性格时，特别注重细节的描写和心理的刻画。例如第一本一折中，在僧房张生、莺莺、红娘初次相遇的情形：
(末唱)〔上马娇〕这的是兜率宫，休猜做了离恨天。呀，谁想着寺里遇神仙！我见他宜嗔宜喜春风满面，偏、宜贴翠花钿。
〔胜葫芦〕则见他宫样眉儿新月偃，斜侵入鬓云边。(旦云)红娘，你觑，寂寂僧房人不到，满阶苔衬落花红。(末云)我死也！未语人前先腼腆，樱桃红绽，玉粳白露，半晌恰方言。
〔么篇〕恰便似呖呖莺声花外啭，行一步可人怜。解舞腰肢娇又软，千般袅娜，万般旖旎，似垂柳晚风前。
(红云)那壁有人，咱家去来。(旦回顾觑末下)(末云)和尚，恰怎么观音现来？……
这里，张生初见莺莺，被她的美貌所吸引，失魂落魄的表现，跃然纸上。而莺莺则只“回顾觑末”，符合她内心既想看张生又害羞的心情。同本第三折，张生和莺莺隔墙联吟之后，张生大胆地“我撞出去，看他说什么？”正好相见之时，“不做美的红娘太浅情”，对莺莺说：“姐姐，有人，咱家去来，怕夫人嗔着。”莺莺只好“回顾下”。莺莺这两次看张生的动作，早被聪明的红娘看在眼里，她已能揣摩到自己的小姐对这个二十三岁的未婚男子产生了兴趣。再如张生考中状元，衣锦还乡，本来要与莺莺结婚，谁知郑恒插了进来，谎称张生“去卫尚书家做女婿去”，又惹起一场风波。在这场误会中，老夫人、红娘、张生、莺莺的态度，各有不同。特别是“三人对六面”的核实场面，各人的动作和心理，写得细腻精彩：老夫人满脸牢骚，当张生拜见她时，她挖苦张生说：“休拜，休拜，你是奉圣旨的女婿，我怎消受得你拜！”接着是红娘见张生：
〔乔木查〕妾前来拜复，省可里心头怒：间别来安乐否？你那新夫人何处居？比俺姐姐是何如？
(末云)和你也葫芦提了也。小生为小姐受过的苦，诸人不知，瞒不得你。不甫能成亲，焉有是理？
〔搅筝琶〕小生若求了媳妇，则目下便身殂。怎肯忘得待月回廊，难撇下吹箫伴侣。受了些活地狱，下了些死工夫。不甫能做得妻夫，现将着夫人诰敕，县君名称，怎生待欢天喜地，两只手儿分付与。你刬地倒把人赃诬。(www.xing528.com)
(红对夫人云)我道张生不是这般人，则唤小姐出来自问他。(叫旦科)姐姐快来问张生，我不信他直恁般薄情。我见他呵，怒气冲天，实有缘故。(旦见末科)(末云)小姐间别无恙？(旦云)先生万福！(红云)姐姐有的言语，和他说破。(旦长吁云)待说什么的是！
〔沉醉东风〕不见时准备着千言万语，得相逢都变做短叹长吁。他急攘攘却才来，我羞答答怎生觑。将腹中愁恰待申诉，及至相逢一句也无。只道个“先生万福”。
(旦云)张生，俺家何负足下？足下见弃妾身，去卫尚书家为婿，此理安在？(末云)谁说来？(旦云)郑恒在夫人行说来？(末云)小姐如何听这厮！张珙之心，惟天可表！
面对这场风波，各自都表现出自己的性格，无论信与不信，是真还是假，都体现了对美好爱情的关注，直到最后真相大白，误会消除。
第三，语言优美，声情并茂。《西厢记》的语言艺术，一向为人所称道。朱权《太和正音谱》说：“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甫。”从总的风格来看，可说是典雅富丽，文彩焕然，声情并茂，诗意浓郁，这与关汉卿“本色派”语言交相辉映，形成了“文彩派”的语言特色。脍炙人口的《长亭送别》中的套曲，便是这种风格的代表。下摘录数段：
〔正宫·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滚绣球〕恨相见得迟，怨归去得疾。柳丝长玉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马儿迍迍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
……
〔四边静〕霎时间杯盘狼藉，车儿投东，马儿向西，两意徘徊，落日山横翠。知他今宵宿在哪里？有梦也难寻觅。
〔耍孩儿〕淋漓襟袖啼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伯劳东去燕西飞，未登程先问归期。虽然眼底人千里，且尽生前酒一杯。未饮心先醉，眼中流血，心内成灰。
曲子中莺莺倾诉了依依难舍的离别之情，流畅自然而又工丽，情景交融，意境极其凄美，音韵和谐，读之委婉动人。
此外，剧中的角色语言，体现了性格特征，各带不同的感情色彩。老夫人的言语庄重老道，张生的言语开朗诚实，莺莺的言语深沉优雅，红娘的言语泼辣爽快。如第二本中第三折老夫人赖婚宴席上，他们各自说了一句话：
(夫人云)小姐近前拜了哥哥者！(末背云)呀，声息不好了也！(旦云)呀，俺娘变了卦也！(红云)这相思又索害也。
每句话都确切而生动地表现了说话人当时的思想感情。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环境里，说话的色彩也有异。如“拷红”时，红娘指责老夫人的那番话，引经据典，不似一个小丫环的口吻。但这正符合她的性格，她聪明灵巧，虽不识字，但常伴莺莺，书香熏陶，表面文章她也是会做的。
声情和文情和谐统一，注重文辞的音韵美，注重唱词与乐曲的感情基调配合，也是《西厢记》的语言特色。如《长亭送别》用的〔正宫〕，又借入了〔中吕宫〕和〔般涉调〕，依曲调而写唱词，唱起来声情并茂，辞情洋溢，有着更感人的艺术感染力。
王实甫不愧为我国的戏曲语言大师。他的《西厢记》等作品，以当时活的口语为基础，又化用了成语、谚语、古典诗词和经史语句，组合成了一种既自然晓畅，又秀美雅丽的艺术语言，流传至今而不衰。
《西厢记》在我国戏曲发展史上，是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深受民众欢迎，流传久远而广泛。各剧种争相演出，现传的明、清刻本都不下100种。其中最著名的是清人金圣叹评点的《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书中对《西厢记》的思想和艺术作了细致的评议，值得研究者借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厢记》也有多种版本流传，较重要的，除前面提到的王季思校注本外，还有吴晓铃的校注本。此外，为了适应不同的需要，许多作家对《西厢记》进行了改编、加工或模仿。明代李日华的《南西厢》，保留《西厢记》的原文较多，适合于昆山腔等剧种演出。清末民初，《南西厢》又逐渐为京剧和其他地方戏中的《西厢记》所取代。越剧《西厢记》还到前苏联和东欧各国演出，受到当地观众的热烈欢迎。由于《西厢记》艺术成就卓著，许多后世作家向它学习，从郑光祖的《梅香翰林风月》(被称为《小西厢》)到高濂的《玉簪记》、李渔的《风筝误》，在情节安排、人物塑造等方面，都可见到《西厢记》的影响。特别是在汤显祖《牡丹亭》里，作者着意描写了杜丽娘怎样为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深深感动而自叹；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通过贾宝玉、林黛玉赞赏《西厢记》，加强了对他们叛逆性格的塑造。在说唱、剪纸、雕塑、年画等各种艺术形式中，《西厢记》的题材也被广泛采用，几乎构成了《西厢记》的艺术系列。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在残酷的礼教禁锢下，《西厢记》以生动的艺术形象，鼓舞着千百万青年为争取婚姻自由而斗争，其积极影响是永恒的，直至今日，这种影响还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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