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元代是较为特殊的。它既是一个空前强大的封建帝国，又是一个充满矛盾和灾难的痛苦时代。元代是我国第一个由少数民族掌握政权的一统天下，此前，少数民族掌权称帝也曾有过，但他们从来没能统治全中国，最多也只是占据北中国的半壁江山，汉族总还保留着南中国的部分土地和人民，构成南北对峙的政治局面。而元代则不同了，它是由蒙古族建立起来的、把全部中国都纳入其统治之下的统一国家。
蒙古族原本散居于北方沙漠之地，强悍勇武，人高马大，精骑善射，居无定所，过着游牧生活。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成吉思汗并吞了大漠里的各部落，建立了蒙古国。接着便开始了领土扩张，举兵南下，夺取了金人黄河以北的地方，并乘胜挥戈西征，由中亚各国进入欧洲，铁骑劲弩，所向披靡。凯旋东归后，又把西夏灭了。到了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灭掉了金国，十多年后，又吞并了大理，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宣诏建国号曰“大元”，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都于大都(今北京)。宋帝昺祥兴二年(1279)，陆秀夫于厓山负帝昺投海，南宋灭亡，元统一了全中国。
元王朝依靠武力，横扫欧亚，征服了东西方辽阔的地域，成为了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幅员广大、多民族共居的封建统一大帝国。《元史·地理志序》云：
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
这样广阔的疆域和统一的政权，结束了我国三百多年的分裂局面，扩大和加强了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以及我国和西方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壮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藏族同胞居住的西藏，此时已正式成为我国的一个行政区域。
但是，这个空前广阔的蒙元大国为时却不长，从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算起，到朱元璋领导义军攻克大都(1368)止，只有97年；如从蒙古灭金占领北中国算起，到元朝覆没止，也只134年。在这百年之间，我国占人口和土地大多数的、经济和文化发达的汉族人民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元代统治者从始至终奉行着民族压迫政策，使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出现了一些自己的时代特点，在文学方面，也显示了较大的变化。
蒙古族在入主中原前，还处于奴隶社会阶段，尽管成吉思汗也实行了某些分封制，但却没有一整套管理国家的封建制度和经验，当他们以金戈铁马、强将劲弩夺取了中国帝王的宝座之后，面对着如此多娇的大好河山和文明昌盛的众多国民，真显得捉襟见肘，不知所措了。最初，他们带着“只识弯弓射大雕”的野蛮性，企图以游牧民族的习俗去改变中原的面貌，铁蹄所践之处，往往采取残酷的屠城政策，杀戮生民，焚烧城廓，大量废农田为牧场。蒙古统治者还圈占大片土地，分封给功臣、僧侣和贵族，对广大人民施行残酷的压迫和搜刮，逼得人民流离失所，许多人变为奴隶和农奴。《元史·耶律楚材传》载：
太祖之世，岁有事西域，未暇经理中原，官吏多聚敛自私，赀至巨万，而官无储偫。近臣别迭等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楚材曰：“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帝曰：“卿试为朕行之。”
蒙古统治者早就把汉族人民作为他们掠夺和搜刮的对象，《元史·食货志》也说：“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这种剥削到了元代中期，更是变本加厉，赋税比元初增加20多倍。蒙古贵族还以发放高利贷的方式，对人民加以盘剥。以皇帝为首，诸王、后妃、贵臣、僧侣、商人、地主、豪强等，无不放高利贷。这种方式非常苛毒，本银1锭，经过10年，就变为1024锭，称为“羊羔儿利”。到期债户还不起本利，其妻女牲畜多被抢走。这些经济上的黑暗现象在关汉卿、刘因、张养浩、马祖常、揭傒斯、萨都剌、王冕等人的作品中，都有所反映。散曲家张养浩是个清官，他的《潼关怀古》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就是在他去陕西赈灾的途中，见了灾民的惨状有感而作的。《元史·张养浩传》载：
天历二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时斗米直十三缗，民持钞出籴，稍昏即不用，诣库换易，则豪猾党蔽，易十与五，累日不可得，民大困。……闻民间有杀子以奉母者，为之大恸，出私钱以济之。
又如王冕的《江南民》中，写人民所受的苦难，有“军旅屯驻数百万，米粟斗值三十千。去年奔走不种田，今年选丁差戍边”，“东海风起浪拍天，海中十载无渔船”，“淮南格斗血满川，淮北千里无人烟”等荒凉景象的描写。但由于元代统治者对汉人的高压政策，加之文人们明哲保身的人生观念，现实中的黑暗面在文学中似乎还没有得到直接的、充分的和深刻的揭露和描写，许多作者都采用了借古讽今的手法。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在元代统一中国后，对被破坏了的城乡经济，也实行了一些恢复和发展的政策。元世祖忽必烈听取了耶律楚材和一些汉族臣子的意见，越来越重视农业，特别对农业的命脉水利工程进行兴修，《元史·河渠志》记曰：“内立都水监，外设各处河渠司，以举兴水利，修理河堤为务。”水利的兴修，不仅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也带动了交通、漕运和工商业的繁荣。
在中原和江南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刺激下，蒙古贵族为自己的享乐需要，大力鼓励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从中央到地方，都专设工艺官府、局，役使大批工匠。大都等地，拘聚数万匠人，从事各类手工劳动。手工业的兴旺，工人的聚集，自然促进了市场的繁荣。由于国土的统一，交通的畅达，人口的集中，城市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多。当时的大都，既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商业中心，居民多至四五十万。在杭州，商业更是兴旺。《马可波罗游记》说：“这座城市的庄严和秀丽，堪为世界其他城市之冠。”关汉卿的散曲〔南吕·一枝花〕《杭州景》写道：(www.xing528.com)
普天下锦绣乡，寰海内风流地。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水秀山奇，一到处堪游戏。这答儿忒富贵。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凑集。
〔梁州〕百十里街衢整齐，万馀家楼阁参差，并无半答儿闲田地。松轩竹径，药圃花蹊。茶园稻陌，竹坞梅溪。一陀儿一句诗题，行一步扇面屏帏。西盐场便似一带琼瑶，吴山色千叠翡翠。兀良，望钱塘江万顷玻璃。更有清溪，绿水。画船儿来往闲游戏。浙江亭紧相对，相对着险岭高峰长怪石，堪羡堪题。
〔尾〕家家掩映渠流水，楼阁峥嵘出翠微。遥望西湖暮山势，看了这壁，觑了那壁，纵有丹青下不得笔。
这段文字不仅写了杭州自然风光的美丽，也写了街市和人文景观兴盛。当时的繁华城市，北方还有涿州、真定、大同、汴梁、济南、太原等，南方还有扬州、镇江、建康、平江等，东南沿海有上海、庆元、温州、福州、泉州、广州等。城市的发展、市场经济的繁荣，为戏曲和说唱文学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和人文基础。
为了维持元王朝的统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统治者在政治上实行了高压的奴化政策，对汉人特别苛刻。他们把国民分为蒙古、色目、汉、南四等，蒙古人最尊；色目人指西域、欧洲等外族人，次之；汉人指辽金时北方的汉人，又次之；南人指南宋统治区的南方汉人，最下等。地方官可由汉人担任，但必须有一个蒙古人或色目人做首领，汉人不得私藏武器。政府的军政大权，只能由蒙人独揽。汉人即使再有能耐，也只能做些没有实权的闲官。其《刑法》还规定：“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如有违犯之人，严行断罪。蒙人打死汉人，不必偿命，只罚出征。这种政治上的不平等，自始至终，都未有改变，从而造成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蒙古民族与汉民族之间的严重对立，反抗的怒火从未熄灭过，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元代杂剧和其他文学作品，对那些权豪政要和贪官污吏罪行的揭露，正是人民反抗精神的表现。如关汉卿笔下的鲁斋郎、葛彪、杨衙内、桃杌太守等，贪婪凶残的形象，就是这些丑类的艺术典型。元杂剧中的包公、关公、李逵、窦娥、王老汉、赵盼儿等正面形象，代表着不同类型的义士仁人，尽管他们有的是历史上的人物，但却体现了当时人民对恶势力的不满和反抗，是元代现实生活矛盾的缩影。
元代的最高统治者懂得，要维护自己的政权，单靠武力不行，经济上要改进，思想文化也要发展。他们很了解汉族文化的优越性，愿意在保证他们民族特权和祖宗成法的前提下，接受和学习汉文化。所以一方面是对思想文化进行严厉控制，另一方面也鼓励精神文明方面的建设。
控制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在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上。从隋代以来，读书人就以科举考试为进身之阶。元灭金后，仅在元太宗九年(1238)，举行过一次科考，此后废而不行七十余年，直到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才下诏恢复，而此后也时断时续，且在取用时极不公平。《读通考·选举考》一载：“延祐二年三月，始开科。分进士为左右榜：蒙古、色目人为右，汉人、南人为左。……凡蒙古由科举出身者，授从六品，色目、汉人，递降一级。”这种歧视和不公，断了汉族广大知识分子的前程，使其地位沦为下流。郑思肖《大义略序》云：“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而十等之中，官第一，儒第九。“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这是谢枋得在《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中说的。他俩的说法略有不同，但儒者排为“老九”是一致的，其地位之低贱可以想见。正因为如此，大量的读书人沦入社会底层。这就扩大了受压迫者的创作队伍，这些平民作家生活在人民之中，能为人民而呼吁；另一些人即使不能与民同甘共苦，但他们也不与统治者合作，皆独善其身，不屑仕进，乃嘲风异月，留连光景，或隐于林泉，或涌于市井，人身较为自由。元代文学的创作主体是这类作家特别是一些“书会才人”。这就与此前各朝作家多为官员大不相同了。所以元代文学的主流是戏曲，其思想内容比以前的文学更广泛、更深入、更具体，普通老百姓进入到作品中，成了正面主人公。艺术风格也向民众靠近，文学呈现了许多新的面目。
发展方面，较突出的是学校的兴办和思想的宽松。元代统治者深知自己文化落后，为了培养忠于他们的人才，对教育较为重视，并利用儒学进行思想统治。据《元史·选举志·学校》载：
至元二十八年，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考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
除国家和地方一般学校外，还有医学等专科学校。为了“用汉法、治汉民”，他们确立儒学在思想领域里的统治地位，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教科书，孔子被封为“大成之圣文宣王”。元世祖忽必烈在大都诸路府州县设立孔庙。一些著名的汉族理学家，如姚枢、窦默、许衡等，都享有很高的待遇。但是，由于蒙古贵族的游牧习惯、社会动荡不安和居民复杂等各种原因，元代的思想意识形态并没有真正统一过，而呈现着较为混乱的状态。各民族原有的宗教信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还有各教的不同门派，如道教在北方的全真教，在南方的正一教等，都得以传播。对这些不同的信仰，元统治者大多给予宽容。仁宗曾说：“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只要不危及其统治地位，一般不严禁。这种状况，给文学作品也带了一些新的因素，一些神仙度人、鬼魂妖怪、因果报应的内容也在文学作品中有所描写。如马致远的《荐福碑》、郑延玉的《看钱奴》等杂剧便是。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经济文化大交流，商业经济的大发展，使长期被封建礼教禁锢的爱情婚姻观念有了松动。下层人民、市井青年男女反对封建伦理的勇气越来越大，为婚姻自由而斗争的行为越来越多，轻视妇女的思想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歌颂忠贞爱情、反对封建婚姻的故事，成了许多作品的内容。王实甫的《西厢记》就是这一题材的代表作。
元代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特殊的社会环境，它与我国以往传统的封建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这就给它的文学输进了大量的新鲜血液，给了文学发展的良好机遇，使得文学能具有自己的时代特征。
元代文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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