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文学史中的话本小说

第一节　话本小说

宋代文学万紫千红的繁荣景象，不仅表现在文人的创作和理论方面，还表现在民间通俗文学的领域里。这一时期，所谓雅文学与俗文学既对立，又互补。一些文人在理论上忌俗尚雅，反对俗气，但在实际创作中，无时无刻不在吸收着民间文学的新鲜成分，向俗文学倾斜。宋代文学的通俗化、市民化和平易朴质的审美情趣，无不深受民间文学的影响，作为宋代标志性文体的词，本身就来自民间。民间的说唱文学也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文坛，与雅文学同台献艺，促使我国文学主流由抒情向叙事转型。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说：“是的，中国文学史的路线南宋起便转向了，从此以后是小说戏剧的时代。”这一论断是符合我国文学实际的。

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直接促进了市民文学的繁荣，民间歌谣、曲子、杂技、歌舞、说话、戏剧等文艺形式，如雨后春笋，一派生机，遍及城乡，热闹非凡。其中说话和戏曲以更新的面貌呈现，最为盛行。

“说话”艺人表演时需要底本，称为“话本”，话本的内容多为叙事，与小说性质相同，又称“话本小说”，因用白话文写成，与文言小说相区别，所以也称“白话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然在市井间，则别有艺文兴起，即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话本是从民间“说话”艺术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话本在宋代的出现，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从文学语言、艺术形式到思想内容，都具备着传统的诗文辞赋等文学样式所不曾有的崭新的东西，标志着我国文学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话本小说是中国文学发展到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产物。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长期混战的局面。统治者采取了某些恢复生产以巩固统治的措施，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使得城市日益繁荣。北宋京城汴梁(开封)，在唐、五代时已很兴盛，到北宋末年，人口急剧增加。户数多达二十六万。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中，描绘了当时汴梁的繁荣景象：

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朱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巷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确实是一派歌舞升平的太平气象。到了南迁之后，宋王朝在相对稳定的偏安局面下，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城市更为扩大。南宋京城临安(杭州)在北宋初期为“参差十万人家”(柳永《望海潮》词)，宋至南渡后，则达“近百万余家”(见《梦粱录》)。城市的进一步繁荣，使市民阶层空前壮大，形成了一股新的社会力量，他们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意识，要求有表现自己、娱乐自己的文艺。于是，包括说话、戏剧等在内的各种瓦肆伎艺，便应运而生，并日益繁荣兴盛。《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说：

崇观以来，在京伎艺：张廷叟、孟子书主张。……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详，讲史。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小说。孔三传、耍秀才，诸宫调。毛洋、霍伯丑，商谜。吴八儿，合生。张山人，说诨话。……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其余不可胜数。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

记载了北宋汴梁城中的瓦肆伎艺。《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条载南宋临安市上知名的说话艺人有孙奇、朱修等百余人之多。《西湖老人繁胜录》“瓦市”条也记载了临安瓦子勾栏的兴盛情况。

南瓦、中瓦、大瓦、北瓦、蒲桥瓦。惟北瓦大，有勾栏一十三座。常是二座勾栏专说史书：乔万卷、许贡士、张解元。……说经：长啸和尚、彭道安、陆妙慧、陆妙静。小说：蔡和、李公佐，女流史惠英。小张四郎一世只在北瓦，占一座勾栏说话，不曾去别瓦作场，人叫做小张四郎勾栏。

在众多的瓦肆伎艺中，“说话”主要包括四个大科目：一、“小说”，又称“银字儿”，多街谈巷议的小故事，内容最丰繁；二、讲史，讲述历史和朝代兴废等事；三、讲经，讲说佛经及参禅等事；四、说铁骑儿，即讲士马金鼓之事，大约是指当时抗金和农民战争之类的故事。其中以“小说”和“讲史”最为重要。“小说”又分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等八类，其细目共有107种之多。

宋代“说话”的空前繁荣，在艺术方面也自有其渊源。我国自古以来本有说故事的传统，很早就有讲唱伎艺。20世纪50年代四川成都天回镇出土一批汉俑，其中就有说书俑，说书艺人扬桴击鼓，神态活现。这种讲唱伎艺是“说话”的最早渊源。而唐代流传的民间讲唱文学“变文”、“俗讲”，与“说话”的关系更为密切。像《王昭君变文》、《伍子胥变文》、《秋胡变文》等，都已经突破佛经的圈子，小说的成分已很多。现存话本《快嘴李翠莲记》，通篇以韵语说唱为主，其他话本也都穿插有少量韵文，这正是说唱的遗痕。“说话”是在“变文”、“俗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从现有材料看，唐代就已经有了“说话”。郭湜《高力士外传》中说：“上元元年(760年)七月，太上皇(玄宗)移仗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记载了宫廷中的“说话”。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两句下自注说：“乐天每与余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听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说：“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一枝花话”，就是指郑元和与李娃故事，即《一枝花》小说；“市人小说”，也就是街坊艺人“说话”。由此可知，唐代“说话”一般包括在“杂戏”之内，作为杂戏中较小的单位演出，但已有了讲说恋爱故事的专门科目。到了宋代，随着城市的进一步繁荣，“说话”也就更加发展成熟了。

宋代话本作品，仅据罗烨《醉翁谈录》记载，就存目117种，但现存作品不多。由于话本创作的确实年代难于判定，又有前人创作后人加工修改等情况，所以往往是宋元话本并述。现存宋元“小说”话本，散见于《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熊龙峰小说四种》以及冯梦龙编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书中，共40种。

话本的思想内容丰富而广阔。这种文艺形式是在工商业经济发达和市民阶层壮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们是市民创作、市民表演，市民欣赏的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较为真实、广阔。与唐代传奇相比，新兴的市民意识，具有反抗传统道德、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精神，在话本里有更鲜明的反映，表现得更加大胆、真切和显著。在人物和主题方面，它们把手工业者、妇女、商人、店伙等作为主人公，并以爱憎分明的态度赞扬了这些市井细民，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昏官恶吏的罪恶，因此就有了不同于过去时代的文学的新的特质。

“小说”是说话中影响最大的一家，从题材来说，现存“小说”话本以爱情、公案两类为最多。“小说”话本中的主人公，大都渴望美好的前途，大胆追求幸福的生活，因此对于封建制度、传统道德、黑暗政治、等级观念等都表现了强烈的不满和反抗。这些首先表现在爱情故事方面。作者肯定了青年男女对自由恋爱的渴慕和追求，赞扬了他们对爱情的忠实和坚贞。与以前的爱情作品相比，话本突出地表现了女性的坚决和勇敢，并且不是才子佳人式的恋爱，而是新兴市民所具有的那种大胆、热烈的爱情。

《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是个糊裱匠的女儿，咸安郡王的奴婢。她主动追求幸福的婚姻。当她爱上碾玉匠崔宁后，便大胆冲破封建礼教的樊篱，趁王府失火，与崔宁双双逃至潭州安家。后因郭排军告密，秀秀被郡王抓回处死。但死亡没能阻止她追求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她的鬼魂还去找崔宁做夫妻，并最后惩处了郭排军。秀秀的斗争精神在描写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这个柔弱女子对爱情的执著坚定令人敬佩。同时作品对咸安郡王的刻画，也揭露了封建统治者凶残的本性。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也写得非常出色。周胜仙在金明池游玩遇见了范二郎，她的智慧帮助她突破了未婚的难关，借和卖水人吵架向范二郎介绍了自己的身世，表示了自己对他的爱慕。她对范二郎的爱是那样坚决、执著，父母不能阻止，死亡也不能妨碍。为了范二郎，她死过两次，甚至做了鬼还要请三天假来和范二郎相聚，设法把范二郎救出监狱。璩秀秀和周胜仙的愿望都是死后才实现的，她们的共同特点是“多情”。作品通过这两个形象的描写，一方面揭露了封建势力的罪恶，一方面也表现了当时妇女为争取爱情幸福的反抗精神和民主意识的觉醒。

《志诚张主管》写王招宣府的小夫人，“失了主人之心”，被嫁出来。她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年轻女子，却嫁给年已六十的白须老儿张员外。她对这种不合理的婚姻，理所当然地要进行反抗。于是她便主动追求主管张胜，生前没能达到目的，死后也要与张胜结合。这些都表现了封建社会中最受压迫的妇女，对爱情的大胆、主动和热烈的追求，是新的市民意识在话本中的反映。

公案类的作品虽然在六朝和唐代已经出现，但在话本中才特别发达。这类话本反映了当时复杂的阶级矛盾，有的还描写了人民对统治者的直接斗争。

《错斩崔宁》叙述两个善良无辜的青年崔宁和陈二姐被错斩的故事。作品对崔宁和陈二姐的冤死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对封建官吏的昏聩糊涂、草菅人命进行了严厉谴责。作者有这样一段议论：“看官听说，果然是小娘子与那崔宁谋财害命的时节，他两人须连夜逃走他方，怎的又去邻舍人家借宿一宵？明早又走到爹娘家去，却被人捉住了？这段冤枉，仔细可以推详出来，谁想问官糊涂，只求了事，不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作者当然不可能认识比“问官糊涂”更本质的东西，但却明白地指出了官吏的昏庸是造成冤案的直接原因。作者又说：“做官切不可率意断狱、任情用刑，也要求公平明允，道不得个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这也正反映了被压迫人民的愿望。这篇小说对后世影响很大，明代冯梦龙改题为《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收入《醒世恒言》。清代朱又把这故事改编成《十五贯》传奇，现代昆曲中的《十五贯》早已拍成电影，至今尚有现实意义。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描写了宋四公、赵正、侯兴、王秀等一伙侠盗在京城如入无人之境，惩罚了刻薄成家、为富不仁的张富，偷走了钱大王的玉带，当面剪走要捕捉他们的滕大尹的腰带挞尾，将统治者的爪牙王遵、马翰置于死地，闹得京师惶惶不安，不仅嘲笑了统治者的腐朽无能，也反映了人民是不可欺侮的。《万秀娘报仇山亭儿》中的尹宗，靠“偷盗”养活母亲。他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时才做贼的。他心地善良，见义勇为，在他人遇到困难时毫不犹豫地拔刀相助，终于为替万秀娘报仇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表现了下层人民舍己救人的高贵品质。

“小说”话本中还描写了一些头脑清醒、多少能考虑人民死活的清官，像《三现身包龙图断狱》、《合同文字》中的包公，《皂角林大王假形》中的赵知县等。

宋、元时代，还有个特殊问题，那就是民族矛盾。《杨思温燕山逢故人》通过杨思温与郑意娘的形象，反映了这一问题。杨思温在燕山元宵忆旧，郑意娘义不受辱自刎，都是民族意识的表现。

“小说”话本中的优秀作品虽然存在着消极因素，但基本上是人民大众的文学，其主流是富有现实性、人民性的。当然，由于话本作者思想复杂，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消极落后，甚至反动的东西。如《菩萨蛮》把陈可常的被迫害而死说成是“前生欠宿债，今生转来还”，开脱了统治阶级的罪恶，宣扬了因果报应和宿命论的思想。《西山一窟鬼》、《西湖三塔记》、《定州三怪》等，以神鬼故事来宣扬迷信思想。在《冯玉梅团圆》中，还借因果报应的说教歌颂了农民起义军中的叛徒。

话本在艺术上与以前的小说相比，也有很多发展。首先是塑造了一些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除了璩秀秀、周胜仙之外，如《快嘴李翠莲记》将李翠莲这样一个具有高度机智、敢作敢为、口齿伶俐、性格坚强的妇女形象塑造得相当动人。《碾玉观音》对崔宁热爱劳动、热爱生活而又忠厚善良的刻画也很生动。对反面人物，像咸安郡王的大气刚愎和凶横残酷的复杂性格，描写得也很逼真。下面是话本中写璩秀秀和崔宁在郡王府失火时相爱后出逃的一段：

(崔宁)奔到府中看时，已搬挈得罄尽，静悄悄地无一个人，且循着左手廊下入去，火光照得如同白日。去那左廊下，一个妇女摇摇摆摆从府堂里出来，自言自语，与崔宁打个胸厮撞。崔宁认得是秀秀养娘，倒退两步，低声唱个喏。原来郡王当日尝对崔宁许道：“待秀秀满日，把来嫁与你。”这些众人都撺掇道：“好对夫妻！”崔宁拜谢了不则一番。崔宁是个单身，却也痴心。秀秀见恁地个后生，却也指望。当日有这个遗漏，秀秀手中提着一帕子金珠富贵，从左廊下出来，撞见崔宁，便道：“崔大夫，我出来得迟了，府中养娘各自四散，管顾不得。你如今没奈何，只得将我去躲避则个。”

当下崔宁和秀秀出府门，沿着河走到石灰桥。秀秀道：“崔大夫，我脚疼了，走不得。”崔宁指着前面道：“更行几步，那里便是崔宁住处。小娘子到家中歇脚，却也不妨。”到得家中坐定，秀秀道：“我肚里饥，崔大夫与我买些点心来吃。我受了些惊，得杯酒吃更好。”当时崔宁买将酒来，三杯两盏，正是：

三杯竹叶穿心过，两朵桃花上脸来。

道不得个“春为花博士，酒是色媒人”。秀秀道：“你记得当时在月台上赏月，把我许你，你兀自拜谢，你记得也不记得？”崔宁叉着手，只应得喏。秀秀道：“当日众人都替你喝采：‘好对夫妻！’你怎地倒忘了？”崔宁又则应得喏。秀秀道：“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不知你意下何如？”崔宁道：“岂敢！”秀秀道：“你知道不敢，我叫将起来，教坏了你。你却如何将我到家中，我明日府上去说。”崔宁道：“告小娘子，要我崔宁做夫妻不妨，只一件，这里住不得了。要好趁这个遗漏人乱时，今夜就走开去，方才使得。”秀秀道：“我既和你做夫妻，凭你行。”当夜做了夫妻。

这段描写生动活泼，把机智勇敢的秀秀和老实憨厚的崔宁的不同性格，通过这一情节，形象地表现出来了。

其次，在塑造人物时，话本善于用人物的行动、对话来表现人物的个性。《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用一系列的行动，把张富贪婪刻薄、爱钱如命的性格表现得神情活现。《闹樊楼多情周胜仙》通过周胜仙故意和卖水人争吵的一段对话，既表现了她表达爱情时曲折、复杂而微妙的思想感情，又凸显了她聪明机智的性格。《错斩崔宁》中，陈二姐与刘贵的一段对话，则鲜明地展现了一个受尽压迫、习惯于逆来顺受的妇女的性格。(www.xing528.com)

再次，话本还有出色的心理描写，往往用三言两语，道出人们复杂的心情。如《志诚张主管》中张胜逃开追捕以后，忽然“见一轮明月，正照着当空。”短短十个字，就把张胜脱离险境后的轻松愉快的心情表达出来了。又如《错斩崔宁》中，刘贵诓骗陈二姐后，自去睡了。作者又细致地描写了陈二姐的言行和内心活动，进一步刻画了一个善良、驯顺、没有社会地位和人身自由的贫家女子的形象。下面是话本中的这段文字：

那小娘子(陈二姐)听了，欲待不信，又见十五贯钱堆在面前；欲待信来，他平白与我没半句言语，大娘子又过得好，怎么便下得这等狠心辣手？狐疑不决，只得再问道：“虽然如此，也须通知我爹娘一声。”刘官人道：“若是通知你爹娘，此事断然不成。你明日且到了人家，我慢慢央人与你爹娘说道，他也须怪我不得。”小娘子又问：“官人今日在何处吃酒来？”刘官人道：“便是把你典与人，写了文书，吃他的酒才来的。”小娘子又问：“大姐姐如何不来？”刘官人道：“他因不忍见你分离，待得你明日出了门才来。这也是我没计奈何，一言为定。”说罢，暗地忍不住笑。不脱衣裳，睡在床上，不觉睡去了。

那小娘子好生摆脱不下：不知他卖我与甚色样人家？我须先去爹娘家里说知。就是他明日有人来要我，寻到我家，也须有个下落。沉吟了一会，却把这十五贯钱，一垛儿堆在刘官人脚后边。趁他酒醉，轻轻的收拾了随身衣服，款款的开了门出去，拽上了门，却去左边一个相熟的邻舍叫朱三老儿家里，与朱三妈借宿了一夜，说道：“丈夫今日无端卖我，我须先去与爹娘说知。烦你明日对他说一声，既有了主顾，可同我丈夫到爹娘家中来讨个分晓，也须有个下落。”那邻舍道：“小娘子说得有理。你只顾自去，我便与刘官人说知就里。”过了一宵，小娘子作别去了。

在形式方面，话本有自己的特征。第一，在正文之前，总是用一个引子作开场，叫“入话”或“得胜头回”。大概是说话人在叙述正文之前，为候客、垫场、引人入胜或点明本事而用的。这种引子有的用诗词，如《碾玉观音》、《西山一窟鬼》；有的是故事，如《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这种用一个相同或相反的故事作为引子，随后引入正文的方法，对明清一些文人的小说创作有一定影响。

第二，说话人每说一个故事，不是一次说完，逢到故事中的一个精彩场面或紧张情节，暂时停止，给观众留一个悬念，以吸引他们下次再来听。如《碾玉观音》分上、下两回，上回止于崔宁的被人识破，正是紧要关头，说话的偏在这里打住，用两句七言诗下场：

(崔宁)正行间，只见一个汉子，头上戴个竹丝笠儿。穿着一领白缎子两上领布衫，青白行缠扎着袴子口，着一双多耳麻鞋，挑着一个高肩担儿，正面来，把崔宁看了一看。崔宁却不见这汉面貌，这个人却见崔宁，从后大踏步尾着崔宁来，正是：谁家稚子鸣榔板，惊起鸳鸯两处分。

上回完了，讲下回时，另外再用词作入话，慢慢叙述以后的故事。后代章回小说的分章分回，亦源于这种形式。

第三，后代小说中的“有诗为证”，以及用骈文或长篇诗词来描写和铺叙美女、战争、婚礼以及其他特殊场面，也是话本小说遗留下来的。如《王魁》话本，写到王魁负心，被敫桂英冤魂报仇而死后，有如下文字：

王魁父母妻儿好不凄惨，寮友闻知，都来探丧吊奠。过了二七之期，方始收拾回归济宁安葬。正是：玉堂学士归山后，马迹车轮绝影无。至今相传负义王魁，骂名不朽。有诗为证。

忍负贫穷衣食时，山盟海誓鬼神知。东廊结发何时解，世世生生永唱随。

这些形式，其实都是从变文演化而来，到后来，便成为中国小说的民族形式。

第四，完整的一篇说话，前有序诗，后有结诗。序诗有引人入胜的定场作用，如《错斩崔宁》篇首诗云：

聪明伶俐自天生，懵懵痴呆未必真。嫉妒每因眉睫浅，戈矛时起笑谈深。九曲黄河心较险，十重铁甲面堪憎。时因酒色忘家国，几见诗书误好人。

结尾诗往往由说话人直接出面，总结全篇主旨，或对听众加以劝诫，如《错斩崔宁》结尾诗云：

善恶无分总丧躯，只因戏语酿灾危。劝君出语须诚实，口舌从来是祸基。

第五，白话文体的运用和成熟。在变文中，浅近的文言仍然是主要的表现手段。到了话本中的一些优秀作品，如《碾玉观音》、《错斩崔宁》等，则用纯粹的白话将故事叙述出来，其中对话的生动，描写的深刻，人物的活跃，心理活动的展现，都不是那种典雅的文言所能做到的。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有如下一段叙述：

如今再说一个富家，安分守己，并不惹事生非；只为一点悭吝未除，便弄出非常大事，变做一段有笑声的小说。这富家姓甚名谁？听我道来：这富家姓张名富，家住东京开封府，积祖开质库有名，唤做张员外。这员外有件毛病，要去那：

虱子背上抽筋，鹭鸶腿上割股，古佛脸上剥金，黑豆皮上刮漆，痰唾留着点灯，捋松将来炒菜。这个员外平日发下四条大愿：

一愿衣裳不破，二愿吃食不消，三愿拾得物事，四愿夜梦鬼交。是个一文不使的真苦人。他还地上拾得一文钱，把来磨做镜儿，捍做磬儿，掐做锯儿，叫声“我儿”，做个嘴儿，放入箧儿。人见他一文不使，起他一个异名，唤做“禁魂”张员外。

这段文字介绍张员外的吝啬性格，全是口语，还加上民间的“插科使砌”，调侃讽刺，把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念起来有板有眼，琅琅上口，充满了喜剧味。这种新的白话文体的出现，开始了我国文学语言的新阶段，此后它逐渐扩大自己的阵地，在小说戏曲中取代了文言。

“讲史”也是“说话”中重要的一家。讲史话本与“小说”话本的区别，正如鲁迅所说：“是知讲史之体，在历叙史实而杂以虚辞，小说之体，在说一故事而立知结局。”(《中国小说史略》)这里说的“小说”与后来的概念不同，主要是短篇，而讲史都是长篇。讲史大都是浅近的文言与不十分成熟的白话夹杂并用，文字上受古代史书的影响，但它们无论在内容上、结构上都为后来的长篇小说打下了基础。

现存宋元讲史话本有《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全相平话》五种等。

《新编五代史平话》概述梁、唐、晋、汉、周五代的历史，每代二卷，都以诗起诗结，中间用散文叙述史事，散文多为文言而偶有白话。作品中少数片段，描写颇为生动。所叙史事，重要者皆本正史，对个人性情杂事及战争场面，则加以夸张描写和铺叙。写了许多发迹变泰的故事，如对刘知远、郭威、柴荣，强调了他们的贫寒出身，甚至详细描写了他们未发迹时的无赖行为，表现了一定的民主思想，揭开了封建社会中至高无上的偶像皇帝的神圣外衣，但对黄巢起义则作了某些歪曲叙述。北宋“说话”艺人中，有尹常卖以讲五代史为业。这种话本，就是说五代史的底本。本书为清末曹元忠发现，后经影印行世。它的艺术价值不高，但由此可看出讲史话本的真实面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五代史平话》篇评：“全书叙述，繁简颇不同，大抵史上大事，即无发挥，一涉细故，便多增饰。”这成了讲史话本和后世历史小说的普遍现象。

《全相平话》五种：《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后集)》、《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续集)》、《三国志平话》，都是讲史话本，是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刊印的。这些平话大体根据正史，但其中颇多民间故事，文字比较简朴，对当时统治阶级的荒淫和社会的矛盾也作了一些反映。其中《三国志平话》成就较高，已具备了《三国演义》的主要情节和基本倾向。这些话本，对后代的《封神演义》、《前后七国志》、《东周列国志》、《西汉演义》及《三国演义》等长篇历史小说的形成，很有影响。

《大宋宣和遗事》同样带有讲史的性质，而更多地插进了社会故事。全书分元、亨、利、贞四集。首叙历代帝王的荒淫，接叙王安石变法，蔡京的当权，梁山泺宋江诸英雄的起义，徽宗与李师师的故事，林灵素道士的进用，京师的繁华，徽、钦二帝的被掳，结于高宗定都临安。此书系节抄旧籍而成，所以体例很不一致，有典雅的文言，有流利的白话，结构也不严密。但本书的编者是一位爱国者，他痛恨君主的荒淫，抨击奸臣的当权和道士的参政，同情除奸的英雄。这种观点在本书是始终一贯的。作者在书的末尾流露出这种真意，并代表当日苦于亡国的民众，发出了强烈的怨恨和责骂。

另外，《宣和遗事》所写的“梁山泺聚义本末”一段，已经有杨志卖刀，晁盖等夺取礼物；宋江杀阎婆惜，题反诗而逃，在玄女庙看见题有三十六人姓名的天书；最后朝廷招降，命讨方腊，立军功而封节度使等情节。其中如夺取北京留守梁师宝十万贯珠宝的情形，这样写道：

是年，正是宣和二年五月，有北京留守梁师宝将十万贯金珠、珍宝、奇巧缎物，差县尉马安国一行人，担奔至京师，赶六月初一日为蔡太师上寿。其马县尉一行人，行列五花营堤上田地里，见路旁垂杨掩映，修竹萧森，未免在彼歇凉片时。撞着八个大汉，担着一对酒桶，也来堤上歇凉靠歇了。马县尉问那汉：“你酒是卖的？”那汉道：“我酒味清香滑辣，最能解暑荐凉。官人试置些饮。”马县尉口内饥渴瘦困，买了两瓶，令一行人都吃些个。未吃酒时万事俱休，才吃酒时便觉眼花头晕，看见天在下，地在上，都麻倒了，不知人事。笼内金珠、宝贝、缎匹等物，尽被那八个大汉劫去了。……

这就是《水浒传》的“智取生辰纲”的主要情节。故事的骨干已经大部分形成，而且很明显地表现了对宋江等三十六人的同情与称赞。因此，这一段可以看作《水浒传》的最初蓝本。本段中的白话文也写得较为精彩，由此可以推测，这可能是一本独立的书或是一部话本，由《宣和遗事》的编撰者把它抄录进去，成为书中的一节，或在文字上有所增删。这样看来，“水浒”故事不仅在宋末的民间已很流行，并已有人编写成书，或作为说话人的底本了。

还有一部属于讲经的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王国维将其定为南宋临安刊印，是《西游记》的雏形。其中有诗有话，诗与佛经的偈赞类似，白文也和佛经相近，可能来源于唐代的俗讲。全书分三卷，共十七章，可为中国章回小说之祖。全书叙述唐玄奘奉唐王之命去西天取经的故事，虽来源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但《大唐西域记》是游记，并无神怪成分，而本书则已经成为充满神怪和浪漫主义情调的小说了。本书第一章已缺，故事开始就是收猴行者为徒。猴行者是一个神通广大、文武双全的白衣秀才，已经成为取经的主角，他为《西游记》中的齐天大圣的形象打下了基础。如书中写猴行者入王母池，就演化成《西游记》中“大闹蟠桃会”和“偷吃人参果”的情节。话本中写道：

猴行者曰：“我师且行，前去五十里地，乃是西王母池。”法师曰：“汝曾到否？”行者曰：“我八百岁时，到此中偷桃吃了。至今二万七千岁，不曾来也。”法师曰：“愿今日蟠桃结实，可偷三五个各吃。”……七人才坐，正歇之次，举头遥望万丈石壁之中，有数株桃树，森森耸翠，上接青天，枝叶茂浓，下浸池水。……师曰：“你神通广大，去(偷)必无妨。”说由未了，撷下三个蟠桃入池中去。……猴行者即将金镮杖向盘石上敲三下，乃见一个孩儿，面带青色，爪似鹰鹞，开口露牙，从池中出。行者问：“汝年几多？”孩曰：“三千岁”……行者放下金镮杖，叫取孩儿入手中，问：“和尚，你吃否？”和尚闻语敬(惊)，便走，被行者手中旋数下，孩儿化成一颗乳枣，当时吞入口中。后归乐土唐朝，遂吐出于西川，至今此地中生人参是也。

宋元话本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大的影响，它不仅使文学更接近人民，而且开辟了中国小说的新纪元。明清短篇白话小说，就是在宋元“小说”话本的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长篇“讲史”话本，更是后来长篇小说的前驱。《三国志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我国和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流小说的创作，有直接而重大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话本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精神以及它的一些艺术特点，更成为中国小说的优良传统。另外，它也给戏剧提供了大量题材，在创作方法和语言运用等方面，都对戏剧有很深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