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文学史：文论诗话与词话

第三节　文论、诗话和词话

宋代文学创作的繁荣局面，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较之前代，其在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形式的灵活多样性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具有更高的学术性、实用性和审美意识，成就颇为显著。

一、理论的纵深化。宋代文论与其文学创作一样，派别较多，可谓“百家争鸣”。各派间有同有异，相互对立而又相互渗透，按其主要观点，可分为三大派，即古文家文论、政治家文论和道学家文论。

古文家文论以欧阳修、苏轼的观点为代表。在文和道这个根本问题上，他们从文学本位出发，主张文道统一，文道并重。他们所说的道，既包括儒家的道统，也包括现实生活中的各类事理。他们注重文章本体特征和审美价值，并用自己丰富的创作实践证明了其理论的正确性。欧阳修的《答吴充秀才书》、苏洵的《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苏轼的《答谢民师书》、苏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等，是这一派观点的代表论著。

政治家文论以王安石、司马光、李觏的观点为代表。他们重道但不轻文，道就是指文章的政治内容，强调内容要为政治服务，经世致用，讲究事功，文要有为而作，有利于礼教政令，反对脱离政治内容的文辞，反对华藻雕饰之文风；但在政治内容充实的情况下，也主张讲究文采，如器物之有图饰。政治家文论讲究文章的教化作用是正确的，但有片面性，把文章看成为政治服务的手段，忽视了文章本身的审美功能。没有审美价值的文章，其社会效益必定薄弱，根本就不能视为文学。王安石的《上人书》、司马光的《答孔文仲司户书》、李觏的《上宋舍人书》等文，集中表述了他们的观点。

道学家文论以周敦颐、程颐、朱熹的观点为代表。他们主张“文以载道”，把文当作传道的工具，所谓道，就是他们唯心主义的义理、心性之类，与政治家所说的道不同，完全脱离了社会现实。他们把文辞只看成一种附属物和技艺，很明显带有重道轻文的倾向，以致后来把文和道对立起来，发展成“因文害道”的观点，认为写文章是玩物丧志。如果没有真实内容而单纯在语言技巧上做文章确实是玩物丧志，但道学家所说的内容是所谓的义理，而丰富的社会现实生活却不算道。他们的这种偏激狭隘的文学观，只会削弱文章的审美性质，把文章变成哲学讲义和传教语录。周敦颐的《通书·文辞》、程颐的《颜子所好何学论》、朱熹的《答杨宋卿》等文中，可以见到这些观点。

文道关系的实质是作品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三大派的论述各有所长，在重内容这点上有相同之处，而在对形式及其与内容的关系上却各有所持。在各派之中，也往往因人而异，新论叠出。总体来看，古文家的理论较为切合实际，有利于文学的发展。

宋代文论的内容，还涉及诸多方面，如作家修养、生活与文学的关系、文体特征、声律节奏、修辞语法等，几乎囊括了文学的各个方面，呈现出丰富多彩、全面系统的状况。

二、文章学的兴起。由于宋代科举考试地位的提高，加之古文运动的影响，作家审美自觉性的加强，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文章作法及其审美特征的论著，如陈睽的《文则》、吕祖谦的《古文关键》、李涂的《文章精义》、谢枋得的《文章轨范》、方颐孙的《太学新编黼藻文章百段锦》等，都是文章之学的代表作。

这些文章学论著大致有两种体例，一种是论述类，多就文章命题立意、作家素质、文体特征、语言运用等方面作理论探讨，如《文则》；另一种是评点类，即选出一些范文，加上圈点和批语，如《古文关键》。

这些著作，对文章的写作很有帮助，成为了一种专门学问，为文章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而广阔的基础。

这些著作，密切结合写文章的实际，有的放矢，不尚空谈；论述内容完备，分析细致贴切。下面对《文则》和《古文关键》作简略介绍：

《文则》，陈骙(1128—1203)著。陈骙，字权进，台州临海人，绍兴二十四年举进士第一，先后任吏部侍郎、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等。《文则》分上下两卷，重在探研六经和诸子文章的修辞和句法，“准经立制”，多从语言文字上加以分析比较。在论述文章写作技巧时，强调简约、含蓄和形象性的原则。他说：“且事以简为上，言以简为当；言以载事，文以著言，则文贵其简也。”又说：“文之作也，以载事为难；事之载也，以蓄意为工。”主张写文章要含蓄有致，言有尽而意无穷。为了使文章具有形象性和审美价值，必须善于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他说：“《易》之有象，以尽其意；《诗》之有比，以达其情；文之作也，可无喻乎？”于是，他将比喻概括为直喻、隐喻、类喻、诘喻、对喻、博喻、简喻、详喻、引喻、虚喻十类，虽嫌繁琐，但不失借鉴价值。下面摘录书中几个片断以见一斑：

文之作也，以载事为难，事之载也，以蓄意为工。观《左氏传》载晋败于邲之事，但云：“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则攀舟乱刀断指之意自蓄其中。《公羊传》载秦败于殽之事，但云：“匹马只轮无反者。”则要击之意自蓄其中。

——《文则·甲五》

这里讲的是语言应该简洁含蓄，但意思要明白，如果简而意思难明，“读之疑若有阙焉，非简也，疏也”。

六曰“博喻”：取以为喻，不一而足。《书》曰：“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荀子》曰：“犹以指测河也，犹以戈舂黍也，犹以锥飱壶也。”此类是也。

——《文则·丙一》

这里对“博喻”进行释义，举两例以明，表示用多个喻体去比喻一件事物。

数人行事，其体有三：或先总而后数之。如孔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此类是也。或先数之而后总之，如子产数郑公孙黑曰：“尔有乱心无厌，国不女堪，专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争宝，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矫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此类是也。或先既总之而后复总之。如孔子言：“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此类是也。

——《文则·丁四》

这里讲的是阐述事物的行文方法，按这类方法去组织语言，条理清楚，逻辑严密。

《古文关键》，吕祖谦(1137—1181)撰。吕祖谦，字伯恭，婺州金华人，人称东莱先生。隆兴元年进士，历任太学博士、秘阁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他是南宋前期著名的古文家，道德文章均为人称道，他是把理学和文学合而为一的创新者，他既重道又重文，特别讲究文学辞章，这与道学家的观点是有差异的。他在古文理论和创作上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武王论》、《薛常州墓志铭》、《游赤松山记》、《白鹿洞书院记》等，都是他的古文佳作。

《古文关键》是为了给学习古文的人指示门径而编撰一部专著，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直接对文章进行评点的书籍，共两卷。其中辑录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张耒等人的文章六十余篇，每篇标明其命意布局用心之处，还有各种批语，使读者既了解文章的主题思想，又对其写作艺术、语言技巧有所领悟。卷首还载有《看古文要法》等理论性的著述。本书理论与实际结合，评点与实例结合，为学者读写古文提供了一部学术性、实用性兼备的优秀教材。所以此书一刊出，文坛为之轰动，风行一时，延及后世。如其谈作文之法，甚是精当，没有亲自创作的经历，恐难有如此认识：

文字一篇之中，须有数行齐整处，须有数行不齐整处。或缓或急，或显或晦，缓急显晦相间，使人不知其为缓急显晦，常使经纬相通，有一脉过接乎其间，然后可。盖有形者纲目，无形者血脉也。

有用文字，议论文是也；为文之妙，在叙事状情。笔健而不粗，意深而不晦，句新而不怪，语新而不狂。常中有变，正中有奇。题常则意新，意常则语新。辞源浩渺而不失之冗，意思新转处多则不缓。结前生后，曲折斡旋，转换有力，反复操纵。

——《论作文法》

除这类系统性的文论专著外，在笔记、赠序、题跋、语录和诗话、词话中，也时有关于文论和文评的内容，甚为繁富，且表述方式也灵活多样，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许多有影响的诗文观点和论断，散见于其中。例如，王禹偁在《答张扶书》中，提出“传道明心”论，他说：“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宋祁尊崇韩愈文为“完然五法”的论断见于其《新唐书·文艺传序》，他说：“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正元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咏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欧阳修在《答吴充秀才书》中提出“道胜文至”的观点说：“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的著名论断。陈善在《扪虱新话·唐宋文章皆三变末流不免有弊条》中说：“本朝文章亦三变矣：荆公以经术，东坡以议论，程氏以性理，三者要各立门户，不相蹈袭。”这种文章三派的划分法，为许多文论家所认同。王安石的“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之论断，见于其《上人书》中。苏轼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见于其《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他的“胸有成竹”功底论和“兔起鹘落”灵感论，见于其《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文中。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文者气之所形”说。黄庭坚在《答洪驹父书》提出“点铁成金”说，而其“夺胎换骨”说则见于惠洪《冷斋夜话》和王若虚《滹南诗话》等引文中。朱熹是集宋道学之大成的人物，其文论也影响深远，许多观点是在其《语类》中提出的，如“理精然后文自典实”；“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说，而意自长”；“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乱世之文”等。沈括的《梦溪笔谈》、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洪迈的《容斋随笔》、吴曾的《能改斋漫录》、王应麟的《困学纪闻》等笔记文中，也有不少文论的内容。将这些散见于各处的零星论述加以全面整理，使之系统化，我们可以见到宋代文论的丰富性、创造性、深刻性和审美的个性特征。

三、诗话的盛行。诗话是我国诗歌评论的一种形式，其内容主要是评述诗人、诗作和讲述与诗有关的事类。首先以诗话命名的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此书前作者自题：“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可见，北宋前期的诗话，以闲话述事为主，并不重视诗歌理论的系统研究，但有时也做一些评论，虽只言片语，亦见功夫。如《六一诗话》对梅尧臣、苏舜钦不同诗风的评论：

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余尝于《水谷夜行》诗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气尤雄，万窍号一噫，有时肆颠狂，醉墨洒滂霈，譬如千里马，已发不可杀，盈前尽珠玑，一一难拣汰。梅翁事清切，石齿漱寒濑。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辈。文词愈精新，心意虽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又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苏豪以气轹，举世徒惊骇，梅穷独我知，古货今难卖。”

可谓一语中的，评语准确而生动。此后，这种活泼便捷的诗话形式大行其道。据今人郭绍虞考证，宋代诗话有139部，今流传42部，部分流传或由他人搜集成书的46部，已散佚而只存名的51部。早期诗话，多以记故事和寻章摘句、倡导平易自然和意新语工的诗风为主要内容，后作者增多，派别纷纭，逐渐重视了评析，加强了理论性、实用性和系统性，提高了自觉的审美意识。许《彦周诗话》自序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若含讥讽，著过恶，诮纰缪，皆所不取。”对诗话的内容和写作态度作了简要概述。在众多诗话中，内容是极其丰富多彩的，涉及范围也很广，包括诗的本质、与生活和感情的关系、诗品人品、诗的意境、修辞、句法、声律各个方面；不过，每部著作也各有所侧重。有的重在评论，理论性较强；有的重在记述，轶闻趣事多，可读性较强；也有二者兼重者。其中较著名者有：司马光的《续诗话》、刘攽的《中山诗话》、陈师道的《后山诗话》、惠洪的《冷斋诗话》、葛立方的《韵语阳秋》、杨万里的《诚斋诗话》、吕本中的《紫微诗话》、黄彻的《溪诗话》、叶梦得的《石林诗话》、周紫芝的《竹坡诗话》、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严羽的《沧浪诗话》、刘克庄的《后村诗话》等。除这些个人诗话外，还有几部诗话汇编的总集，著名的有：阮阅的《诗话总龟》、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和魏庆之的《诗人玉屑》，许多没有成专著的诗评均可从中查找。

这些诗话，不仅给后世研究诗歌者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也为广大诗歌爱好者指出了读诗和写诗的一些门径和方法，其中许多论述短小精悍，新鲜活泼，给人以启迪。如：

《韵语阳秋·卷一》讲情景关系、感物言志时说：

老杜寄身于兵戈骚屑之中，感时对物，则悲伤系之。如“感时花溅泪”是也。故作诗多用一自字。《田父泥饮》诗云：“步屧随春风，村村自花柳。”《遣怀》诗云：“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忆弟》诗云：“故园花自发，春日鸟还飞。”《日暮》诗云：“风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园。”《滕王亭子》云：“古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言人情对境，自有悲喜，而初不能累无情之物也。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讲诗的讽谏作用时，引了《龟山语录》的话：

《龟山语录》云：“作诗不知《风》《雅》之意，不可以作诗，诗尚讽谏，唯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乃为有补；若谏而涉于毁谤，闻者怒之，何补之有。观苏东坡诗，只是讥诮朝廷，殊无温柔敦厚之气，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诗，则闻者自然感动矣。因举伯淳《和温公诸人禊饮》云：‘未必愁日暮，天际乍轻阴。’又《泛舟》云：‘只恐风花一片飞。’何其温厚也。”

《岁寒堂诗话·卷上》在讲述人的才气与诗的关系时说：

……退之诗，大抵才气有余，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放之则如长江大河，澜翻汹涌，滚滚不穷，收之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态横生，变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苏黄门子由有云：唐人诗当推韩、杜，韩诗豪，杜诗雄，然杜之雄亦可以兼韩之豪也。此论得之。诗文字画，大抵从胸臆中出。子美笃于忠义，深于经术，故其诗雄而正。李太白喜任侠，喜神仙，故其诗豪而逸。退之文章侍从，故其诗有廊庙气。退之诗正可与太白为敌，然二豪不并立，当屈退之第三。

《石林诗话·卷上》在讲诗的灵感妙悟时说：

禅宗论云间有三种语：其一为随波逐浪句，谓随物应机，不主故常；其二为截断众流句，谓超出言外，非情识所到；其三为函盖乾坤句，谓泯然皆契，无间可伺其深浅，以是为序。余尝戏谓学子言，老杜诗亦有此三种语，但先后不同：“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为函盖乾坤句；以“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为随波逐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门回，五月江深草阁寒”为截断众流句。若有解此，当与渠同参。

《白石道人诗话》讲诗用典故和诗贵含蓄时说：

僻事实用，熟事虚用。学有余而约以用之，善用事者也；意有余而约以尽之，善措词者也；乍叙事而间以理言，得活法者也。

同书讲诗格高妙时说：

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碍而实通，曰理高妙；出事意外，曰意高妙；写出幽微，如清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

意出于格，先得格也；格出于意，先得意也。吟咏情性，如印印泥，止乎礼义，贵涵养也。

意格欲高，句法欲响，只求工于句子，亦末矣。故始于意格，成于句字。句意欲深、欲远，句调欲清、欲古、欲和，是为作者。

《竹坡诗话》在谈到诗歌语言以平淡为贵时说：

有明上人者，作诗甚艰，求捷法于东坡，作两颂以与之。其一云：“字字觅奇险，节节累枝叶。咬嚼三十年，转更无交涉”。其一云：“冲口出常言，法度去前轨。人言非妙处，妙处在于是。”乃知作诗到平淡处，要似非力所能。东坡尝有书与其侄云：“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余以为不但为文，作诗尤当取法于此。

像这类精到的见解在诗话中不胜枚举，但总的看来，有失之琐碎而理论系统性不足和缺乏深度之弊。而能克服这些毛病，代表宋代诗话最高成就的应数严羽的《沧浪诗话》了。(www.xing528.com)

严羽(1192—？)，字仪卿，又字丹丘，自号沧浪逋客，福建邵武人，不入仕途，以布衣终身。戴复古在《祝二严》诗中说：“羽也天资高，不肯事科举，风雅与骚些，历历在肺腑。”他性格豪放，自恃才高，有诗集《沧浪吟卷》，收诗140余首，多怀才不遇、感时伤世之作，可谓江湖诗人，惜成就不高。

他的主要成就是较为系统地提出了独到的诗学理论，撰写了具有自觉审美意识的《沧浪诗话》。

《沧浪诗话》分为五部分：“诗辨”主要讲诗歌创作理论，“诗体”主要讲诗体式的流变，“诗法”讲做诗的一些具体法则，“诗评”主要对历代诗歌的风格、优劣进行品评，“诗证”是对诗歌作者、背景和缘由进行考证。书后附《答吴景仙书》，说明本诗话的主旨和特色：

仆之《诗辨》，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其间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以禅喻诗，莫此亲切。是自家实证实悟者，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唾得来来者。李、杜复生，不易吾言矣！

此绝非自夸之辞。《沧浪诗话》继承了此前诗话的合理成分，结合宋代诗歌创作实际和自己的美学观，建构了一套自成系统的诗歌理论，揭示了诗歌的艺术特质和一些规律，摆脱了长期以来儒家功利主义诗教的观念，注重诗吟咏性情，强调言有尽而意无穷，提出形象思维和兴趣说。在《诗辨》中，他说：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基于对诗歌这种审美特征的认识，所以他对江西派以才学为诗，对苏轼嬉笑怒骂入诗，对永嘉四灵和江湖派诗人以晚唐诗为宗，对宋代诗风散文化和议论化的倾向，都极为不满。于是接着批评道：

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

在批评了当世不合于诗道的诗人、诗派和诗风之后，作者明确提出“以盛唐为法”，他说：

故予不自量度，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虽获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

严羽以敢犯众怒的无畏精神，独树一帜地提出了自己的诗学理论，有破有立，以立为主。为了阐述诗歌特殊的美学境界，他借禅说诗：

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

可见，所谓“妙悟”，不取决于学力，当然更不取决于权位，而是一种艺术思维和创作灵感，只有盛唐诗人可以领会。严羽并以妙悟的浅深，品评诗歌的等第，晚唐诸人，只如佛家小乘法，属二、三等，盛唐诸公如大乘法，为第一等。在妙悟说的基础上，书中还对诗歌的体制、风格、流派和写法作了具体而深入的论述。如：

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其用工有三：曰起结，曰句法，曰字眠。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诗之极至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焉，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

学诗有三节：其初不识好恶，连篇累牍，肆笔而成；既识羞愧，始生畏缩，成之极难；及其透彻，则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

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音韵忌散缓，亦忌迫促。

下字贵响，造语贵圆。意贵透彻，不可隔靴掻痒。语贵脱洒，不可拖泥带水。

——《诗法》

《沧浪诗话》对后世影响极深，后世诗论中的仿古说、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等，都是在其启迪下提出来的，在诗歌理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过，也有对它进行批判的，如清人冯班的《严氏纠谬》，指出其“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之论为“似是而非，惑人为最”。清代李重华《贞一斋诗说》指责它不遵诗教，堕入佛事。

《沧浪诗话》和宋代其他诗话，开辟了文学史上论诗的新天地，这对当时和后世诗歌的创作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使之有道可循；但其中也确有一些迂腐、偏激、玄虚、不切实际之论，一些繁琐僵化之法，是不可取的。

四、词话的出现。词话是以评述词作、词人、词派和有关词的事类为内容的一种著作。词是宋代标志性的文体，研究词的理论著述也在宋代产生。不过理论往往总是在实践之后才出现。词这种文体，在唐代就有文人染指，直到北宋，词人增多，但作为评词的专著却很少。最早的专著是北宋杨绘的《时贤本事曲子集》，其以纪事为主，兼收作品，全书已散失，所辑佚文见于唐圭璋所编《词话丛编》中。此外一些词论，有的是单篇文章，如李清照的《词论》，有的夹在诗话里面，如陈师道《后山诗话》中，就有评柳永词的记录(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还有的是在序跋、笔记和别的论著中，如黄庭坚的《小山词序》等。这些与词有关的评述，有些是很有见地的。如李清照的《词论》，对晚唐五代淫靡浮艳的词风和低沉颓丧的南唐词进行了批评，针对苏轼等“以诗为词”的倾向，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论断，区分了诗与词的艺术特征，强调了词协音律、宜歌唱、尚典重、显富贵的一些要求，进而对北宋诸著名词家加以评议；她说：“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则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非不妍丽，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这些论述，表现了作者超凡脱俗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对后世词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总的看来，北宋时期的词论和词评，与早期的诗话一样，以记事和录作品为主，其评论随文而发，缺乏理论深度和系统性。

到了南宋，才出现了一些词话专著，其中以王灼的《碧鸡漫志》、吴曾的《能改斋词话》、胡仔的《苕溪渔隐词话》、张炎的《词源》、沈义父的《乐府指迷》最为著名。

《碧鸡漫志》是关于音乐、词曲方面的笔记文本，主要讲述了上古至唐代歌曲的演变概况，考证了唐乐曲源流、特色及其与宋词的关系。书中对宋代诗词名家和流派的得失及影响，大致作了些简评，如说王安石“雍容奇特”，晏殊、欧阳修“风流蕴藉”，贺铸、周邦彦“语意清新，用心甚苦”；对苏轼尤为推崇，说：

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或曰：“长短句中诗也。”为此论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

又说：

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虽可笑，亦毋用笑也。

这对当时一些学柳词婉约之风和贬苏词豪放之风的人是一尖锐的批判，观点十分鲜明，与李清照评苏词的观点针锋相对，并对李清照也有所批评：

易安居士，京东路提刑李格非文叔之女，建康守赵明诚德甫之妻。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词采第一。赵死，再嫁某氏，讼而离之，晚节流荡无归。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忌也。

既肯定了李清照才华出众，又批评了其词“无顾忌也”，其实，“肆意无忌”，恰好是李清照卓立于众词家之上的表现。

该书还保存了不少关于音乐和戏曲方面的珍贵史料，如宋代民间艺人张山人、孔三传的事迹，这对研究演唱文学有着重要价值。

《能改斋词话》和《苕溪渔隐词话》是分别由《能改斋漫录》和《苕溪渔隐丛话》的乐府部分组编成集的。前者介绍了宋代一些词人和词作，选评了一些名词佳句，如：

《黄鲁直词谓之著腔诗》条：晁无咎评本朝乐章，不具诸集，今载于此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真唐人语，不减高处矣。欧阳永叔浣溪沙云：‘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要皆绝妙，然只一出字，自是后人道不到处。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黄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是著腔子唱好诗。晏元献不蹈袭人语，而风调闲雅，如‘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张子野与柳耆卿齐名，而时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韵高是耆卿所乏处。近世以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语。”

后者体例与前者相似，而在内容上，还评述了宋代以前的一些词作，如《冯延巳乐章》、《唐初无长短句》条中，间或涉及词的作法，如：

《作词要善救首尾》：苕溪渔隐曰：“凡作诗词，要当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不可偏也。如晁无咎作中秋洞仙歌辞，其首云：‘青烟幕处，碧海飞金镜。永夜闲阶卧桂影。’固已佳矣。其后云：‘待都将许多明，付与金樽，投晓共流霞倾尽。更携取胡床上南楼，看玉做人间，素秋千顷。’若此可谓善救首尾者也。至朱希真作中秋念奴娇，则不知出此。其首云：‘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轮明月。照我籐床凉似水，飞入瑶台银阙。’亦已佳矣。其后云：‘洗尽凡心，满身清露，冷浸萧萧发。明朝尘世，记取休向人说。’此两句全无意味，收拾得不佳，遂并全篇气索然矣。”

宋代词话中，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是《词源》和《乐府指迷》。

《词源》的作者张炎自己就是词作家，又经国破家亡之痛，故其词学理论和实践，都具一定深度。《四库全书总目·山中白云词》提要云：“当宋邦沦复，年已三十有三，犹及见临安全盛之日，故所作往往苍凉凄楚，即景抒情，各写其身世盛衰之感，非徒以剪红刻翠为工。至其研究声律，尤得神解。以之接武姜夔，居然后劲，宋元之间，亦可谓江东独秀矣。”《词源》共上下二卷，上卷专论音律及唱法，下卷论词作法及评赏。

张炎论词，推崇婉约风而贬抑豪放派，但对周邦彦等格律派作品，亦表不满，最赞赏姜夔之词，并以姜词为准，权衡各家优劣，阐发作词要旨。他强调词必须合律，但又不能以音律束缚文辞。他在《杂论》中说：

词之作必须合律，然律非易学，得之指授方可。若词人方始作词，必欲合律，恐无是理，所谓千里之程，起于足下，当渐而进可也。正如方得离俗为僧，便要坐禅守律，未曾见道，而病已至，岂能进于道哉！音律所当参究，词章先宜精思，俟语句妥溜，然后正之音谱，二者得兼，则可造极玄之域。

这实际上是先作辞章，后则依音律修改，比较符合写作实际，有利于充分表达情意。他还提倡词要雅正，批评辛弃疾、刘过等豪放词说：“辛稼轩、刘改之作豪气词，非雅词也。于文章余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耳。”又指出周邦彦之词虽“浑厚和雅”，但“意趣不高远”，“失雅正之音”。他还提出词要“清空”的观点，说：

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此清空质实之说。梦窗《声声慢》云：“檀栾金碧，婀娜蓬莱，游云不蘸芳洲。”前八字恐亦太涩。如《唐多令》云：“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雨也飕飕。都道晚凉天气好，有明月，怕登楼。前世梦中休，花空烟水流。燕辞归、客尚淹留。垂柳不萦裙带住，谩长是，系行舟。”此词疎快，却不质实。如是者集中尚有，惜不多耳。白石词如《疎影》、《暗香》、《扬州慢》、《一萼红》、《琵琶仙》、《探春》、《八归》、《淡黄柳》等曲，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

用“清空”来评姜夔的词，是张炎的首创。此外，《词源》中还有许多精辟的论断，如“词以意趣为主，要不蹈袭前人语意”；“词用事最难，要体认著题，融化不涩”；“词中句法，要平妥精粹”；“句法中有字面，盖词中一个生硬字用不得”等，都对后世写词评词予以深刻影响。《词源》主要讲的是词的艺术形式和技巧问题，很少涉及词的思想内容，而且就艺术技巧而言，也只是他个人的经验和看法，但从词学史来看，确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有创意的著作。

《乐府指迷》，其体例与《词源》一样是笔记式片断，但没有《词源》系统地论述音律和唱法的内容，而侧重于文辞的写法。书一开头就是《论作词之法》，确立了四条标准：

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

用此标准，衡量宋代作家，作者最推崇周邦彦，他说：“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学者看词，当以周词集解为冠。”他指出姜夔词“清劲知音，亦未免有生硬处”；也指出吴文英词“深得清真之妙，其失在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可晓”；批评柳永词“有鄙俗语”。该书也重在艺术形式和语言方面的研究，与《词源》的审美观大同小异。在炼句炼字技巧上，见解精微。《四库全书·乐府指迷》提要云：

此本附刻陈耀文《花草粹编》中，凡二十八条。其论词以周邦彦为宗，持论多为中理。惟谓两人名不可对使，如“庾信愁多，江淹恨极”之类，颇失之拘。又谓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说书须用“银钩”等字，说泪须用“玉筯”等字，说发须用“绿云”等字，说簟须用“湘竹”等字，不可直说破，其意欲避鄙俗，而不知转成涂饰，亦非确论。至所谓去声字最要紧，及平声字可用入声字替，上声字不可用去声字替一条，则剖析微芒，最为精核。万树《词律》实祖其说。

这对《乐府指迷》的评价是中肯的。

宋代词的创作成就辉煌，但词的理论著述却不如诗话。近人吴梅在《词话丛编(唐圭璋编)·序》中说：“然北宋诸贤，多精律吕，依声下字，井然有法。而词论之书，寂寞无闻，知者不言，盖有由焉。南渡以还，音律之学日渐陵夷，作者既无准绳，歌者益乖矩。知音之士，乃详考声律，细究文辞。玉田《词源》，晦叔《漫志》，伯时《指迷》，一时并作，三者之外，犹罕专篇。元明以降，精言蔚起。”吴梅对宋代词论专著罕见的原因并未详说。依我们之见其因大致有四：一是某种文体的理论建树，需历史经验积累，有待时日，唐诗繁荣，而诗话宋代更盛行；二是士大夫的传统文学观视词为艳科，优游闲暇之事，未予足够关注；三是词与诗的原理有许多共同之处，诗话中已论及，无须赘述；四是词之特殊音律曲谱，知之者甚少，难以表述。所以，对词系统而深刻研究的理论大作，便有待于后世的行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