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的生平与思想-《宋元文学史》

第一节　辛弃疾的生平和思想

杰出的爱国词人辛弃疾，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的战乱年代里出现。他和卓越的爱国诗人陆游并立于世，标志着宋代的爱国主义诗词创作发展到了新的高峰。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宋高宗绍兴十年，他诞生在被金人占领的山东济南。辛弃疾早年丧父，由祖父辛赞抚育长大。辛赞虽然被迫做过金国的小官，但却从未忘怀过自己的祖国，他引导辛弃疾学文习武，还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江山”，习攻守之术，抒故国之情，盼望一旦时机成熟，即“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美芹十论·序》)。祖父的教育在辛弃疾幼小的心田里播下了民族反抗的火种，沦陷区人民的苦难使他对仇敌更加憎恨。

辛弃疾十五岁和十八岁时，在祖父的支持下，曾两次赴金国都城燕京参加进士考试，其目的是借应试之机，深入敌国心脏地区考察其政治军事情况，为日后制订恢复计划作准备。可惜的是恢复之计未遂，他的祖父辛赞就去世了。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北方人民不堪异族的暴虐统治，反抗的怒火遍地燃烧。辛弃疾当时才二十一岁，也毅然举起了抗金的大旗，在自己的家乡组织了一支两千多人的队伍，开展斗争。这时，济南农民耿京所领导的起义军已拥有二十五万人，斗争声势更为壮阔。辛弃疾就率领自己的队伍，主动投奔耿京，在军中任掌书记，这不仅增强了农民起义军的力量，也使他自己获得了锻炼和施展才干的机会。

金人南侵失败后，为了维护他们在北方的统治地位，一方面与南宋王朝议和，一方面集中力量镇压和招抚各路抗金义军。耿京义军为了更沉重地打击侵略者，接受了辛弃疾的建议，与南宋政府配合作战。绍兴三十二年(1162)，耿京派辛弃疾等十一名代表到建康(南京)去见宋高宗，商洽配合的有关事宜。义军的忠勇感动了高宗，他任命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并授予辛弃疾承务郎的官职。正当辛弃疾满怀欣喜踏上归途之时，不幸的事变发生了：义军叛徒张安国与金人勾结，里应外合，杀害了耿京，还裹胁了部分队伍投降敌人。辛弃疾闻讯后，悲愤交加，立即决定袭击济州城，活捉张安国，为耿京报仇。他带了五十余名勇士，冲入金营，此刻张安国宴饮庆功酒正酣，孰料飞军天降，俯首就擒。辛弃疾置叛徒于马上，当场又号召上万人反正，昼夜兼程，长驱渡淮，回归南宋。朝廷将张安国处以死刑，表彰了辛弃疾的这一壮举，从而使“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年轻的辛弃疾因此而名声大振。

辛弃疾南归之后，怯懦的南宋王朝并没有把恢复大计提到日程上来，因此他也未被重用，只当了职位低微的江阴(江苏江阴县)签判。

辛弃疾在江阴任职期满，被调到京城临安(杭州)，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他向皇帝多次力谏。乾道元年(1165)，他写了著名的《美芹十论》(又称《御戎十论》)，集中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文中就敌我形势和进取方略作了精辟的论述，从十个方面展开：前三个部分为《审势》、《察情》、《观衅》，主要是分析战争形势，指出“我有三不足虑，彼有三无能为”(《审势》)，肯定了北方人民的反抗力量，揭露了金国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后七部分为《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和《详战》，主要是就南宋应该如何充实国力、积极备战而提出的一些方针策略和具体措施，希望朝廷“以光复旧物而自期，不以六朝之势而自卑”(《自治》)，指出宋军的弊病，“在于儒臣不知兵而武臣有以要其上”(《致勇》)。这篇完整的“万字平戎策”，雄辩地论证了抗战的有利条件，批驳了投降论调，“笔势浩荡，智略辐奏”(刘克庄《辛稼轩集序》)，也显示了辛弃疾的经纶济世之才。

乾道六年(1170)，辛弃疾又给主持朝政的右丞相虞允文呈上了九篇关于恢复方略的论文，总名《九议》。其中重申了《美芹十论》中的主要观点，特别还引用了楚汉灭秦的历史事实来驳斥“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的悲观论调。他指出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能因符离一败而丧失信心，但也不能掉以轻心，侥幸求胜。《九议》再一次显示了辛弃疾的爱国热忱和卓越才能。

但是这些宝贵的见识并没有被南宋当局所采纳，辛弃疾也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在南归后的整整十年里，他只担任了江阴签判、建康府通判、司农主簿等无足轻重的官职。朝廷对他的态度是不能不用又不愿重用，随当权者的利益需要“呼而来，麾而去”。这种奴仆式的待遇给他带来了无限的抑郁和苦闷；政治上的风云变幻，使他深有“孤危忧惧”之感。

乾道八年(1172)到淳煕八年(1181)的十余年时间里，宋金对峙的局面比较稳定。南宋当局利用辛弃疾的治理才干，先后委以各种地方官职。开始，他被派往邻近金国的滁州(安徽滁县)做知州，他采取了奖励经商，繁荣经济的政策，使“荡然成墟”、“市区寂然”的荒凉滁州很快兴复起来，“人情愉愉，上下绥泰”。淳熙元年(1174)，辛弃疾改任江东安抚司参议官，后经丞相叶衡力荐，迁为仓都郎官，不久又任江西提点刑狱。淳煕三年又调任京西转运判官，以后又升任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安抚使。在任这些地方官期间，辛弃疾为民办了一些好事。他打击过囤积居奇的豪绅巨富，救助过饥饿的农民，在湖南创立了有名的“飞虎军”，战斗在长江沿岸，“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宋史·辛弃疾传》)。由于他经常活动在地方，比较了解民情，他对官逼民反的道理有所认识，在《论盗贼札子》中指出：

田野之民，郡以聚敛害之，县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并害之，而又盗贼以剽杀攘夺害之，臣以谓不去为盗，将安之乎？(www.xing528.com)

将盗贼产生的根源归于社会政治的腐败和统治者的横征暴敛，这对一个封建官吏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但是，辛弃疾毕竟还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他摆脱不了自己阶级的局限，在他任江西提刑时，奉命镇压过茶商军的起义，其头领被诱杀，这给他光辉的历史涂上了暗淡的一笔。

淳熙八年，由于辛弃疾大刀阔斧地整顿改革，积极备战，引起了反动官僚们的不满，这年冬天，他终于因监察御史王蔺的弹劾，年仅四十一岁而去职。

辛弃疾“生平则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早有“意倦须还”、“骇浪船回”的打算，他曾在江西上饶带湖之畔营建过规模宏大的庄园。这次被免职后，他就栖身于此处，过了十年之久。年富力强的英雄被迫退隐，心情是矛盾的。他从山水田园中获得了一些新的感受，大自然给了他许多创作灵感。这时，他爱庄子之文和陶潜之诗，自号“稼轩居士”，取“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宋史·辛弃疾传》)之义。然而，田园毕竟禁锢不住他的爱国之心，他对家仇国耻不能忘怀。他和著名的理学家朱熹、政治家陈亮都有密切来往，讨论时事，在山水花鸟之余，常有“谁识稼轩心事”的孤愤。

绍熙二年(1191)，南宋王朝又起用辛弃疾为福建提点刑狱，后迁大理少卿，加集英殿修撰，又任福建安抚使等职。他虽然对朝廷昏瞆有所认识，对官场产生厌倦，但以国家之事为重，在任职期间，他仍然兢兢业业，忠于职守。他宽减苛税，休养民生，加强军备，整顿治安，这一系列的措施，深得民众拥护。他操劳了三年多，得罪了不少权臣，绍熙五年，又遭诬陷攻讦，再次被罢。这次被免是他意料之中的事，他把愤怒变成了自慰。他重新回到江西，在铅山瓢泉闲居，整整又被弃置八年。此后，除有两年在浙东任安抚使和在镇江任知府之外，就一直住在这里。

嘉泰二年(1202)，韩侘胄当权，多擢用主战将士，借以树立自己的威信。次年，辛弃疾再度出山任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这年冬，被召回临安。临行前，大诗人陆游写长诗送行，劝勉其以抗金事业为重，并慎重行事，情意切切。嘉泰四年正月，宋宁宗召见了辛弃疾，后改任镇江知府。这时他已是六十五岁高龄，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和当年一样，气吞万里，一面派人去金国侦察形势，一面招募将士操练，继续为实现夙愿而呕心沥血。

镇江是历史上孙权、刘裕活动的地方，辛弃疾在四十三年前，身负义军重托，也曾经过这里。这次出任此地，自然别有一番情绪。一天，他登上城北北固山，凭倚北固亭，面对滔滔江水，北望茫茫扬州，追怀往事，遥想未来，万感俱发，写下了感人至深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词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首词可说是辛弃疾爱国思想和坎坷经历的艺术概括。他倾慕历史上抗击强敌、收复国土的英雄们，憎恨对敌屈膝、不图恢复的当权者；对当时急于北伐、准备不足的将领予以劝诫。他以廉颇被谗而自喻，并表示了自己愿为国效力的忠心，写得何等深沉、悲壮！

开禧元年(1205)，辛弃疾的恢复措施方兴未艾，因缪举坐罪被降职，七月，罢官归里。韩侘胄北伐失利，朝廷又想到了起用辛弃疾，六十七岁的老英雄，排除了个人恩怨，以待病之身，再次以身许国。但长期的忧患生活使他的健康日损，开禧三年，他忍痛辞职，回到铅山。同年九月，伟大的爱国战士，在高呼“杀贼，杀贼”的口号声中，与世长辞，终年六十八岁，遗体葬于铅山县南的阳原山中。

辛弃疾的爱国思想，是建立在正统的儒家思想基础上的。他在南宋国破家亡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里，从儒家思想体系中吸取了救国济民，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成分，忠君报国，大义凛然，奋斗于仕途，转战于沙场，以实现统一祖国的宏图。当他受到挫折时，又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的封建士大夫的信条来勉励自己，洁身自好。在闲居的日子里，他虽然也言及禅佛，间涉老庄，但这只不过是失意后的一种解脱苦闷手段，借以自慰而已。

辛弃疾的一生，是壮烈的一生，是可歌可泣的一生；辛弃疾的思想，是热爱祖国、忠于民族的进步思想。这些经历和思想，正是他的光辉词作具有强大感染力的源泉。